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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3 0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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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克实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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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中国历代末帝

正说中国历代末帝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正说中国历代末帝

作者:丁克实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1-01

ISBN:9787501182022

本书由新华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末代皇帝的命运(代序)李国文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其中的末代皇帝,不让人待见的了。

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爱新觉罗·溥仪,他们在这里登基,称帝,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画上句号,予以终结。

三位末代皇帝中,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的命好,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

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肯定会敬谢不敏的。

然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历史上这个倒霉的不讨好的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估计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谁愿意吃饱了撑的,自讨苦吃,有今天没明天,做这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秋后蚂蚱式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短则数年,数十年,长则百年,数百年,气数尽了,国脉断了,天下乱了,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这就是“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能够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以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末代皇帝就这样一个一个退出舞台。中国之幸,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中国之不幸,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是势所必然的混乱、动乱、战乱,以及离乱。一部《二十四史》,凡标明为“末”的朝代,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四乱”时期,也是载于正史的“人食人”或“人相食”的恐怖年月。

所以,可想而知,凡末代皇帝,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丧钟敲响的日子,总是相当不好过的。可继而一想,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中国老百姓,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备受熬煎,如陷苦海,惨遭蹂躏,如坠深渊。那饥寒交迫、兵荒马乱、乌天黑日、水深火热的岁月,真不知伊于胡底?

尽管末代皇帝,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皇帝,却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所热衷、所眼红、所企慕、所艳羡的目标。因此,“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啸聚于田头、揭竿于沼泽、起事于乡野、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也是敢于罔顾一切、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推翻官府、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的战斗宣言书。

这些勇敢者把皇帝拉下马,并非从此再也不要皇帝了,而是干掉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以后,他接着坐在这张椅子上来做皇帝。椅子还是那张,屁股变了。中国之糟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就在于这些造反农民,当上了皇帝以后,总是和前一个皇帝基本一样,老调重弹,等着被下一个勇敢者推翻。这种周而复始、原地踏步、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遂构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毫无变化的封建社会。

看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大致上是正确的了。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在他心目中,落草为寇的“寇”,和大宋皇帝的“帝”,是画着等号的。他粗鲁,他浅薄,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你说他俩是“帝”呢,还是“寇”?既然如此,你做皇帝,我做皇帝,先做皇帝,后做皇帝,对谁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咸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它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

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妈妈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

但遗憾的是,任何王朝,皇帝只能一个人当,龙椅只能一个人坐,必须要厮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后,见了分晓,才能丢手。道理很简单,“秦失其鹿,天下争之”,刘邦得了,项羽没份,项羽若得了,刘邦自然也就没戏。假设陈胜、吴广,先坐到秦二世的龙椅上,那刘邦和项羽,拿不过来,抢不到手,只能没脾气。因此,所谓改朝换代,说白了,就是抢椅子,而且是许多人一齐来抢这把皇帝坐的椅子。既然抢,就没有客气可讲,就断不了要动手。既然不客气,既然动开手,那就要杀人、流血、掉脑袋。坐龙椅者与想坐龙椅者之间有一场殊死战,自不必说;想坐龙椅者,如刘邦、项籍,彼此间更是要决一死战。

那可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大动干戈,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啊!不杀到尸横遍地,血流漂杵,不能罢休;不杀到遍地烽火,神州陆沉,不能定输赢。所以,在《史记》中,楚汉之战,以及此后刘邦又与韩信战、与彭越战、与英布等各路诸侯之战,其烈度、强度、难度不知胜于攻秦多少倍。司马迁写到这里,肯定会对这些想当皇帝的农民,那股不可一世之气概,不胜感佩,所以,他将这些离开了土地的庄稼汉,写得是如何的有声有色啊!可是,他没有料想到,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种善良朴实的本性会被膨胀起来的欲望所抑制,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破坏能量,便冲决而出。以前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以前不敢想的事,他敢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每一次庄稼人造反,无论其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那玉石俱焚的彻底,那一劫不复的毁灭,都是以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屠夫的他,至少还是有选择的焚和坑,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载其货宝妇女而东”,关中遂成一片废墟。秦末的乱象,其实也是此后中国每一个末代王朝的写照。而这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起义者、革命者、造反者、痞子先锋们所制造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灾难,最后无一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

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戴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或沐猴而冠,或人五人六,或不似人君,或不上台盘,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整个封建社会,对全部封建制度,有所改变,有所触动,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看到来年开春以后,该做什么;三年五年以后,往哪个方向努力;十年八年以后,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没有,统统没有。但有一条,金银财宝、三宫六院的满足欲望,“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予取予求,却是不学自会。他还振振有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图个啥?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的,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

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柷,如宋末帝赵昺,这些童稚之辈,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算得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崇祯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桓,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被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中叶,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谢天谢地,对中国人来说,这所标志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时日的。周幽王姬宫□

周幽王,姓姬名宫湦(?—公元前771年),是贪财暴虐的周厉王姬胡之孙,号称“中兴贤王”的周宣王姬静(又作靖)之子,西周第十二个国王,公元前782年至公元前771年在位。其元年为公元前781年。

西周后期,国内政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842年,镐京(今西安市以西)城内的平民和奴隶手持武器,攻入王宫,将贪虐无道的周厉王赶到彘(今山西省霍县),政权由周公(是西周初期周公旦的后代)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病死于彘。其时太子姬静的年龄已长,可以继位为王了。经周、召二公商议,遂拥立姬静即位,这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给西周留下了祸患。公元前782年,周宣王驾崩,群臣奉太子宫湦即位,是为周幽王。

姬宫湦登上天子之位后,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又立长子宜臼为太子,进申伯为申侯。

周宣王死后不久,他的王后亦相继去世。周幽王对考妣之丧一点没有哀戚之心,反而更加沉湎声色,吃喝玩乐,对于国家大事,全不放在心上。申侯见此情景,甚为着急和担忧,不断进谏。一心享乐的幽王,哪里听得进忠耿之言。无奈,申侯只得返回申国。随着前朝老臣逐一去世,周幽王起用了“善谀好利”的虢公(名石父)、祭公和尹球为卿士,并列三公执政。这三个人,正经事不干,把功夫全下在逢迎幽王上。朝中只有司徒郑伯友为人正直,却得不到幽王的信任。幽王不理朝政,任凭虢公石父等人为非作歹,弄得周王朝政治大坏,民不聊生,国人怨愤,社会危机严重。周幽王·宫湦

太史伯阳父和大夫赵叔带私下议论说,天子幽王不恤朝政,任用佞臣胡作非为,过不了十年,国家将有大的变故发生。赵叔带说,他们应尽到作臣的职责,向幽王进谏,说明利害关系,促其改邪归正。伯阳父听了赵叔带的话忧虑地说,恐怕言而无益,不会有什么效果。

幽王这时想什么?他所想的,是宫内缺少年轻美女供他享乐。深知幽王心思的虢公石父为讨取天子欢心,花言巧语地向幽王奏道:“先王享国日久,春秋已高。所用侍女,都已年纪老大。君王登位,正应该另选美女,以供使唤。现在容臣下令各国访求美女,进贡前来。”石父一番话,正中幽王的下怀,当下,他即传下旨意,命虢公石父派人四出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见状,急忙上表进谏,劝他停止选美,注意求贤。一心想着美色的周幽王,根本听不进赵叔带的逆耳忠言,即刻传令免掉赵叔带官职,将之驱逐出朝。有位名褒珦的褒城大夫为叔带讲情,幽王火冒三丈,立刻将褒珦囚进狱中。从此,幽王堵死了忠谏之言路,贤臣志士为躲灾避祸纷纷离开了他。

虢公石父得到幽王挑选美色的指令后,派人四出寻访,强迫各地美女进宫,闹得天怒人怨。周幽王选美色的消息传到褒城,褒珦家里的人想,既然周天王这样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只有在这方面下工夫,才能救出已被关进监牢的褒珦。事情定下后,他们即出动人员到民间找寻美女。运气还真不错,找到了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乡下姑娘,即用重金买了下来。买回后,褒家把这位姑娘调教训练了一番,教她学了些歌舞,便送到镐京,献给幽王,请求赦免褒珦。这个姑娘,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人褒姒。

有一天,幽王退朝后,来到后宫游玩。把各国献来的美女看了一遍,没有一个中他心意的,很不高兴。幽王正闷闷不乐时,一位宫女捧上一杯美酒送给他。幽王接杯时,猛然看见捧酒杯的嫩手犹如剥掉外壳的鸡蛋似的洁白细腻,便贪婪地望了宫女一眼。这一望不打紧,幽王面对肤如凝脂、眼含秋波的褒姒,像被磁铁吸引一般愣住了。幽王问宫女是从何国贡来的,宫女随口奏道:妾乃褒国姒姓女子,去年进贡入宫。听到此话后,幽王甚为遗憾地说:你去年入宫,我怎么没见到过?话毕,也不通禀申后,即把褒姒带进寝宫,一番颠鸾倒凤,从此百般宠幸。在幽王看来,就是把宫中所有的美娇娥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褒姒的万分之一。褒姒这个尤物,是他在梦境中也不曾见到过的,自然欢喜无比。于是他传旨赦免了褒珦的罪,把他从监狱中放出,并恢复了官爵。从此以后,幽王夜以继日地陪着褒姒取乐,哪里还顾得上朝政呢,国家大事任凭虢公石父一班狐群狗党折腾,闹得臣民上下叫苦不迭。

周幽王为取悦褒姒,各种享用,尽数予以满足。所用之物,责令向各国征取。尽管各国源源不断向镐京贡送物品,但由于奢侈无度,仍满足不了幽王的贪淫无厌。老百姓被搜刮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镐京的一班佞臣群小,却衣着华贵,起居舒适阔绰,山珍海味,花天酒地。那些势利小人也乘机作弊,致使国政更加黑暗。上松一尺,下松一丈。一时间,镐京城内几乎人人醉生梦死,个个游手好闲,什么正经事也不去干,社会风气坏到了极点。

幽王既宠褒姒,便把申后忘在了一边。一日,申后在宫女引导下,来到琼台,恰遇幽王同褒姒叠股而坐。申后气不过,便把褒姒骂了一顿。幽王出面回护褒姒,申后怀恨而去。

申后回到宫中,心情抑郁。太子宜臼看到母亲精神不爽,便问何故,申后把他的父王宠幸褒姒的事述说一遍。太子听后,甚感不平,想替母后出气。有一天,幽王离开琼台上朝问事,太子利用这个机会,派出数十名宫人,将各种花卉乱摘一气。褒姒出面干涉,太子一见火冒三丈,开口便骂,抬手便打。幽王退朝回来,见褒姒如此狼狈,满脸泪痕,忙问情由。褒姒哭着诉说了发生的事情,请求幽王为她和腹中孩子的性命做主。幽王为此传下旨意,把太子送往申国,由申侯加以申斥管教。

光阴荏苒,身怀六甲的褒姒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取名伯服,幽王视为掌上明珠,溺爱无比。凡是褒姒喜欢的事儿,幽王都百依百顺,只要褒姒高兴就行。褒姒有个嗜好,就是特别爱听撕裂缯帛发出的声音。幽王为满足她的这个嗜好,专门下了一道命令,每天由各国进贡一百匹缯帛,并派那些力气大的宫女比拼拖拉,将之撕裂,以悦褒姒之耳。尽管周幽王如此卖力讨好褒姒,怎奈褒姒日久生厌,渐渐地,再没有什么新鲜的乐子让她开心,竟终日不得一笑。幽王对褒姒说,你长得赛过天仙,若能笑上一笑,定能增添无限娇媚。不管怎样,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笑起来。

这时的申后更加遭到冷遇。幽王对申后冷若冰霜,全不念结发之情;对庶子伯服爱如珍宝,对嫡子宜臼漠不关心。至公元前777年(周幽王五年),幽王产生了废嫡立庶之意。在褒姒的怂恿下,又有谄佞奉迎的虢公石父、尹球暗中密切配合,没多久,幽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废了申后,册立褒姒为王后,继而,又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庶子伯服为太子。对幽王这些作为,满朝公卿竟只有司徒郑桓公认为不合适,他便站出来劝谏幽王。但幽王主意已定,一点也听不进规劝。对此,太史伯阳父感叹地说:“周朝危在旦夕啦!”从那以后,一些有良知的公卿都放弃了官职,回归故里了。

褒姒夺得正宫位置后,按理应该高兴,然而,她却依然眉头紧锁。为了能博褒姒一笑,周幽王出了个赏格:不论宫内宫外,有谁能叫娘娘发笑,就可以得到一千两黄金。

周幽王的赏格一出,那些想乘机发财的人闻风而至。他们来到王宫,有的说笑话,有的装鬼脸,有的表演滑稽戏,各自拿出自己的绝技,却都没让褒姒笑起来。

虢公石父对幽王说:“从前的君王为着防备西戎(西方游牧部族的总称)的来攻,在骊山(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一带修造起二十多座烽火台,万一西戎打进来,把守关口的士兵就可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就会发兵来救。眼下天下太平无事,烽火台很长时间也没有用过了。我想请天王同娘娘一起上骊山去玩几天。待到晚上,把烽火点燃,让各路诸侯提兵前来,娘娘看到没个不发笑的。”幽王听了拍手称赞:“真是好极了,就这么办吧。”这样,周幽王便带着褒姒到骊山游玩去了。

骊山是离镐京比较近的一座名山,层峦叠嶂,风景优美,宫殿温泉坐落其间,犹如人间仙境。幽王和褒姒来到这里,观赏美景,饮酒作乐。到了夜里,幽王下令把烽燧尽数点燃。霎时间,狼烟滚滚,直冲霄汉。京畿附近的诸侯看见烽烟四起,以为镐京出了紧急事情,赶紧点齐人马,急驰而来。到了京城,听说天王在骊山,又快马加鞭赶奔骊山。各路诸侯衣帽不整,旗幡不扬,赶到骊山后一个个都现出了一副狼狈相。特别是当他们一瞧,这里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有的只是幽王和褒姒正在寻欢作乐的情景,诸侯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褒姒看见他们这副洋相,忍不住笑了起来。周幽王终于看到褒姒的一笑了。他在狂喜之中,把一千两黄金赏给了那个出馊主意的虢公石父。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兴高采烈地返回了镐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故事。

周幽王这时很难想象得到,自从他废掉申后并立褒姒为王后以后,申后之父申侯便召集其僚属商议对策。大家异口同声指出周幽王无道,决定联合西戎共同进攻镐京。

幽王得到申侯和西戎联兵杀奔镐京的消息后,一阵惊慌。他一面传旨点兵抵抗,一面派出使节到各国征调救兵。一切还没安排就绪,西戎兵马已攻到镐京近郊。郑桓公看到这般情形,一边派人速到自己的郑国催太子掘突发兵勤王,一边传令骊山守兵点起烽火,召集各国诸侯尽快派兵前来支援。哪知道,由于幽王前次点燃烽火戏耍诸侯,这次真的出了事情,诸侯还以为又是幽王为讨取褒姒欢心的伎俩,虽看到烽烟,却按兵不动。郑桓公焦急地等了多时,也见不到援兵到来。虢公石父等一班奸佞之辈,平时拍马屁甚是有方,如今国难临头,却吓得发抖,躲在家中想各自保命。

时间不长,申侯联络的西戎兵攻到镐京城下,从四面八方把城围困起来。西戎兵不断发动攻势,西周兵士都不愿为幽王卖命,镐京孤城难保。幽王和褒姒、伯服在郑桓公保护下,离开宫门,催动车马,从京城北门逃出,逃往骊山。

西戎兵马进入镐京之后,申侯将申后从冷宫中放了出来。西戎兵放火焚烧宫室。由于在城内找不到幽王,遂派兵出城追赶,至骊山下,把骊宫团团包围起来。郑桓公虽然英勇善战,但也难敌众多的西戎兵将,终于战死在乱箭之下。幽王这时和褒姒、伯服已瘫软在车上,围上来的西戎兵将幽王和伯服杀死,因见褒姒长得标致,免她一死,将她带回毡帐献给了西戎主,供其取乐。后来褒姒自缢而死。几个欺君误国的罪臣也于这时被杀。

此时,经过三百年经营的繁华镐京,已付之一炬。西周从周武王灭商时算起,共经十三传十二王,历时三百五十一年,到这时遂告结束。后来宜臼在申侯的辅佐下,继承王位,迁都洛邑(今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宜臼就是周平王。(吴鸿彦)

秦二世胡亥

公元前230年,在秦国,秦王嬴政的第十八位公子降生了,这就是后来的秦二世皇帝,取名胡亥。

嬴姓始封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五帝之一颛顼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名为大费的能人,佐助虞舜驯养鸟兽,深得虞舜器重,赐姓为嬴,其后不继。直至被周孝王赐封于赵城的造父其堂兄弟太几的孙子非子之后,迁于秦邑(即秦城、秦亭,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始称秦嬴,即为秦国祖先。而从秦孝公(前381——前338年)开始,秦国国力日盛,中经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秦国已成吞并韩、赵、魏、燕、齐、楚六国之势。后来的庄襄王以吕不韦的侍姬为夫人,据说她事先已有孕在身。她生下嬴政,后人因之也称其为吕政。如果真是这样,胡亥的血缘姓氏也就应该是吕姓,而不是嬴姓。

胡亥十岁时,六国之一的最后一国——齐国被消灭了,秦王政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遂称始皇帝,这年是公元前221年。胡亥从小就与跟随始皇左右的太监赵高厮混,赵高在学习上也常常给他以指点。胡亥十七岁时,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上下推行法治,焚书抑儒兴狱吏,以吏为师,就让胡亥跟随精于法律狱讼、工于刀笔的太监赵高学习决断狱讼之事。

次年,也就是胡亥十八岁那年,始皇开始遣发遭宫刑和被判有罪的各种刑徒七十余万人修建阿房宫,营造骊山陵。

到了胡亥二十岁时,正是始皇帝三十七年。他已长成一个地道的公子哥儿,不过也长了不少“学问”,《吕氏春秋》、《韩非子》都是他常读的书,虽不甚了了,也足够他搬来塞人口舌的了。秦二世·胡亥

这年十月(公元前211年),是秦王朝的端月,秦始皇要出游巡视天下。这是他第五次巡游,也是最后一次巡游。他留下右丞相冯去疾主持咸阳事务,令左丞相李斯、上卿大臣蒙毅、中车府令赵高及左右侍仆、卫士等随行,胡亥也在其中。

胡亥一路欢欢喜喜,跟随始皇从咸阳出发,踏上南行的驰道,十一月抵达云梦(今潜江县西南以至洞庭湖的地区)。虽说是初冬季节,江南天气尚未完全撤去十月小阳春的融融暖意。莽莽云梦泽,郁郁洞庭湖,天高地远,云蒸雾绕,冥幽幽笼着神秘,清冷冷透着灵气。荆楚之地,如此美丽动人!胡亥生平第一遭见到这样的奇妙美境,几乎不敢相信。听说往南不远的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又是一番风景。该山有秀峰九座,进得山中,只见山岚缭绕,峰与峰争相比高比秀,十分相似,难以辨识,因故得名九嶷。可是,始皇下令不去九嶷山,只举行祭礼,遥望九嶷山拜祭虞舜,然后启程往东。随后,他们上会稽山(在今浙江中部),祭夏禹,临高望海,立石刻辞,歌功颂德一番。再沿东海北上,直达琅邪(今山东琅邪台),登临芝罘(今山东烟台市东北)。

胡亥并不了解秦始皇巡游的目的。始皇自从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中央、郡、县三级的国家政体,由皇帝一人统摄一切,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可是六国贵族残余还在。而他依靠的是强兵诈力,用的是宝剑与鲜血才完成了统一大业,统一后,推行的是严刑峻法,以残酷的镇压来维护统一。他知道残余贵族不会甘心,百姓是否诚心归服,江山是否稳固,不容乐观。东南之地偏远,民心散漫,特别是荆楚之地常出豪杰之士,吏民悍勇,易于举事,一旦势成,将有鞭长莫及之患。事实上,自秦统一以来,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从未间断过。这就是始皇几次东游的真正目的——示威、弹压及察看形势。

胡亥跟随始皇西行,到达济北郡的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市南),不料始皇突然外感风寒,病倒了,且日益沉重,所投药石毫无效果,眼看没有多大指望了。

正是七月炎夏,百草树木都被骄阳烤出了焦味。秦始皇的行辕,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时,始皇已入弥留之际。他命令赵高代行符玺之事,立下遗嘱,诏令长子扶苏说:“将边塞军事全权交给蒙恬,你回咸阳主持我的丧事和葬礼。”

遗书封好后,留在中车府令赵高代行符玺事的办公处,尚未派使者去送。胡亥这时正在沙丘宫玩赏,却听得内侍来请:“公子速回,陛下晏驾了。”

这时,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及几个贴身内侍在始皇之侧。丞相李斯认为皇上是在巡游途中驾崩的,扶苏虽为长子,而太子的名分尚未封定,担心诸位公子闹事及国家内乱,所以就封锁消息,不传噩耗,不许举哀,将始皇遗体冠带装束如常,放置在一种特制的辒辌车中端坐好,让百官禀奏国事及给皇上进膳,一切如同活着时一样,照例进行,人们都被瞒过不知。胡亥此时又悲又愁,几欲大放悲声,可又不敢表现出来,表面上他还要显出风平浪静的样子。

唯独赵高不惊不慌。始皇生前对他深信不疑,让他教习爱子胡亥法事狱令,这是对内朝宦官最大的宠幸了。最让赵高感激涕零的是那次犯法,罪当死,蒙毅已下判决,始皇却赦免了他。若始皇不死,他依傍着胡亥,可以借着皇恩继续荣显下去。而今,始皇一死,长子扶苏就要袭位,这样一来,他将失去庇护。而所依靠的胡亥,既无大志,又无才具,就像一根长满荆棘的朽木,不仅不能依靠,反会因其受到伤害。那么,他这个曾有劣迹的隐宫卑贱之人,就命运难卜了。当今之世,治人者生,治于人者死;有权则威,无权则贱。胡亥虽说是根朽木,但可以利用,且易于拨弄。只要改立胡亥为太子,给他罩上皇权的光环,朽木也就化为神杖了。而赵高就是有功之臣,日后可以浸主分权,可以向皇权问鼎,一切就万事大吉了。现今下手,正是时候。赵高大计定妥,就去劝说胡亥。

赵高对胡亥说:“公子愿意恣睢于天下,还是以天下为桎梏?”胡亥莫名其妙,犹如在五里雾中云游。赵高告诉他,皇上临终前没有诏封诸公子,只给长子扶苏遗诏,扶苏一回咸阳就要即位,公子你怎么办?将没有立足之地。胡亥听明白后回答说:贤明的君主了解他的臣下,贤明的父亲了解他的儿子。父皇去世不封众庶子,没有什么可说的。

昔日,胡亥从赵高学习刑法,是个不坏的学生,记忆力强,但缺乏创见。对于诸子言论、《吕氏春秋》,他能够掉书袋,而关于其中的帝王之术、王霸之势、治国用兵方略等精义,却是怏怏不甚留意,也不得要领。他目前还是个老实人,对人有礼,语不惊人,就是贪图玩乐,不过是位平平庸庸的花花公子。朝中大臣根本没有在意他,看不出他有什么异志宏图,连胡亥自己也没有对自己寄予太大的希望。扶苏是胡亥的长兄,为人刚毅勇武,仁厚率直,交人以信,深得人心,又有蒙氏兄弟辅佐,他是太子最合适最公正的人选,皇位的继承人非他莫属。始皇在嗣君的选择上是英明的,他爱胡亥,是仅仅当做孩子来爱的,而不是一个储君。胡亥这一说,倒是大实话。

赵高逼劝不已,强调天下大权在胡亥、赵高和李斯之手,只要胡亥一句话就行,“让人家在你面前称臣与你对人家称臣”,治人与治于人,不可同日而语。胡亥沉吟道:“废长立庶,这是不义;不奉父诏而怕死,这是不孝;能薄才浅,勉为其难去承袭功业,这是无能。”违背这三条,将会“天下不服,生命危殆”。从这番话看起来,胡亥颇为识书达理。但他也的确害怕挑不起这个担子,害怕做不成君主还要赔上性命。这一点,他尚有自知之明。

赵高并不放松,为胡亥谋划了三利:始皇驾崩,扶苏、蒙恬戍边在外,蒙毅又在途中奉命祈祷山川去了,他们皆蒙在鼓里,这就少了一大障碍,其为一利。所封遗诏、国玺均在赵高之手,要做手脚改诏换令易如反掌,其为二利。改诏之事非丞相李斯参预不可,由他出面诈称受遗诏立胡亥为太子,顺理成章,朝廷上下即使怀疑也众口莫辩。所喜李斯也在同行中,便于举事,其为三利。有这三利,何愁大事不成?

胡亥又顾虑李斯,赵高分析是:李斯虽非等闲之辈,但也不难说动。他也出身陋巷布衣,地位卑贱,贪于爵禄名利。曾自比要做仓中鼠,如今,位尊爵显远胜仓中老鼠。人有一种习性,既富贵荣显就决不自愿放弃,而再安于贫贱,他李斯决不愿再去做那茅厕老鼠。当年他嫉杀同学韩非,就是害怕韩非之才胜过自己而得皇上重用,影响他的地位。此人实为急功趋利之人,只要给他晓以利害,许他甜头,不由他不就范。这事他赵高去解决,不用胡亥担心。胡亥点头称是。

赵高接着游说李斯:若扶苏即位,丞相之位将归蒙氏,李斯曾因做廷尉招怨颇多,一旦失去权势,必将难免祸害;而胡亥即位,李斯不仅继续做丞相,还可以封侯称孤,祸害化为福星。

经过一场争辩,李斯架不住赵高的威逼利诱,在利害关系面前妥协了。年轻时在本郡乡里当文书所见到的一幕恍现眼前:他上茅厕时,见许多老鼠像狗一样抢食池中粪便,令人惊恐恶心不已。后在粮仓中见到的老鼠,则与人一样吃五谷粮食,没有污秽不洁之虑。他自誓要做仓中鼠。如今若要尽忠尽节,就会有可能落到厕中鼠的境地!岂不羞辱煞人!别无他途,只有往前走下去。他仰天长叹,涕泣说道:“哎呀呀!独独遭逢乱世,既不能以死尽忠,又如何托附余生呢!”

就这样,胡亥、李斯、赵高三人立即篡改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假借始皇名义给扶苏一封诏书,大意为:扶苏与将军蒙恬率大军戍边,十余年来,没有立尺寸之功;还屡次上书诽谤朕的行为,因不能回来做太子而日夜怨望。蒙恬知其所为而不纠正他。二人不忠不孝,皆赐死。将兵权交给裨将王离。

扶苏得书,痛苦而泣,只因直言上谏而遭此命运!他拔剑欲刎,蒙恬连忙阻止,对使者送来的这封“诏书”甚觉有诈,建议不要轻信从命,待再请求弄清原委,然后做出决定。使者却催逼回命,扶苏为人仁义厚道,自己不使坏也就不防备别人使坏,说了句“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就自刎而死。这样,胡亥轻易地窃取了太子位,窃取了秦王朝的天下。

扶苏一死,蒙氏兄弟分别被囚(后双双被杀)。胡亥他们非常高兴,阴谋业已得逞,连忙将始皇的辒辌车启驾兼程回咸阳,取路从井陉关入(故址在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先往北行,仍然是一副皇帝巡游的气派。人们尚不知道,始皇早已死了多日。正是三伏盛暑季节,始皇尸体都已发臭。胡亥他们就命令将车上装载了不少鲍鱼,以混其臭,依然瞒过众人。然后经九原(今包头市西)从直道回到咸阳,才为始皇帝发丧。

发丧毕,始皇“遗诏”在朝廷中宣读过了,太子胡亥袭皇帝位,是为秦二世。这年是始皇三十七年炎夏,为公元前210年。

胡亥既已成为秦二世,于九月举行始皇丧典,葬始皇于骊山。

胡亥在安葬始皇时,想起咸阳宫、阿房宫中数以千计的嫔妃美女,有的没有孩子,还有不少人一辈子都未得到始皇亲幸,且都年纪轻轻,如将她们放出去嫁人,有辱始皇。于是,他降旨:“先帝后宫里没有生下子女的,出宫不宜,本是先帝之人,就随先帝去吧。”尽将这些薄命的红颜殉死,做了始皇的陪葬。一时哀哭之声愁云惨淡,天地失色。随后,又将所有营造陵墓机关的工匠全部封闭活埋在陵墓之中。

他将赵高提升为郎中令(掌管宫殿门户),国中要事也让赵高执掌,对其恩宠有加。

他还修建了一座兔园,放养各种兔子,然后,命令宫娥美女做逐兔游戏。她们你追我赶,你推我搡,乱做一团。胡亥却在笑呵呵地欣赏她们的扭捏娇喘之态。接着,他又亲手放箭,一只一只地射杀受惊奔跑的兔子,看它们流血、挣扎,听宫女们惊呼尖叫,目睹她们花容失色,二世觉得非常开心,非常痛快,很有刺激性,可以比得上商纣王与妲己之乐了。

转眼就到了二世元年春(公元前209年),胡亥决意仿效始皇,亲巡天下,也来显显二世皇帝的天威。于是,他带着李斯等人东行郡县,到碣石,沿海路南行抵达会稽,将始皇当年所立刻石再刻上一些歌颂之辞,以鸣得意。做完这番照葫芦画瓢的大事,取路返回咸阳。

二世完成这件“壮举”之后,好像没什么事可做了。时令正是孟夏四月,春色撩人。他觉得该是追求享乐的时候了。他可不能像尧舜夏禹那样,辛劳一世,鞠躬尽瘁,那是“以天下为桎梏”,他要“恣睢于天下”,享受天下。他把赵高找来,商量如何享乐。赵高告诉他,要想痛痛快快享乐,无后顾之忧,就得先铲除隐患。隐患者,朝中大臣及诸位宗室公子也。他们不除,沙丘之谋终究会被怀疑而败露,将会起祸乱。于是,胡亥命令赵高着手修改秦律,采取连坐法来收拾这些大臣和诸公子,使原本十分繁重刻薄的刑律更为苛酷,正像桓宽在《盐铁论》里所形容的:“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诸位公子和大臣们就这样掉在胡亥张开的大网里,被判有罪,交由赵高惩治。然后赵高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分掌要职。十二位公子被杀于咸阳市中,公子嬴高兄弟三人被逼自杀,十公主则被肢解而死,财物尽数没收,而受牵连被治罪的多得不可胜数。

隐患消除了,二世就把精力放在大兴土木营建阿房宫殿和重修直道、驰道上。阿房宫又名阿城,秦惠文王开始动工营建,开工不久他就死了。始皇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重新扩建,规模三百余里,统摄于上林苑中,没有等到完全竣工,始皇也死去了。这座雄伟建筑“端门四达,以制紫宫”,君临天下,实为人间上帝的居处。二世决心不惜一切要完成这份“遗业”,把阿房宫修建完工。

始皇在世时,因有“亡秦者胡也”的传言而派蒙恬戍边。二世对这话也很恐惧,除依然派出重兵把守边关要塞外,还将全国勇武有力的斗士搜罗殆尽,约五万余人征调咸阳屯卫。这样,人畜狗马所需粮草就更多了,咸阳粮仓供应不上。二世就下令额外征敛各郡县的粮草,而运送粮草的大队人马得自备粮食,不准动用所征之粮。

如此大规模地驱使民力徭役,赋敛更为繁重,农业经济遭到几乎是掠夺性的极大破坏,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秦时全国人口不过两千万,在经过统一兼并战争后,民力遭到很大的消耗。统一后有所好转,但不几年,就大兴土木,修驰道、直道,调几十万大军戍边,建阿房,构骊山,筑长城,征调了近百万人的劳役戍徭,增加赋税贡敛,并施用繁法重刑,以保证上述计划的实现。这样下来,二世面临着的是积重难返的民力匮乏、国力日弱的沉疴。但他不仅没有看到这些积弊和这种严重的局势,反而变本加厉地沿着这个死胡同走下去。而此时反抗暴秦的农民革命的烈焰就差一点火星了。

这年七月,胡亥下令征发原楚地的九百贫苦农民到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戍守,他们走到大泽乡时(今安徽宿县西南),赶上倾盆大雨,道路不通,延误了日期。而按秦律,误期就要被处斩,因此他们进退均是死路,被逼无奈,遂以屯长陈胜、吴广为首,揭竿举事,发动起义。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起义声势很快震撼全国。

使者把这个消息奏报给二世,二世并不引起重视,反而将使者下狱。他还召集博士、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兵攻破蕲县进入陈县,你们怎么看?”有三十多人答说:“做人臣的不能叛逆,叛逆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进剿。”二世大怒,勃然色变。儒生叔孙通进前说:“他们说得不对。如今天下一家,各郡县城墙早已毁弃,天下兵器俱已铄毁,铸成十二座巨大金人,天下从此不能再有兵器可用。况且我主圣明在上,法令推行于下,使得人人奉职守责,四方辐辏,岂有胆敢造反的?这不过是些鼠窃狗盗罢了,何足挂齿?郡守郡尉就可捕获治罪,哪里值得担忧!”二世听了喜形于色,说:“好极了!”一个一个询问儒生、博士,有说这是造反的,有说这是偷盗的。然后,二世令御史将那些说造反的人治罪,说偷盗的人不予追究。还大大赏赐了叔孙通,拜他为博士。原来二世喜欢报喜不报忧。

至九月,各郡县纷纷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六国贵族复立为国,宣布独立。到后来,起义军有三支最有影响,一是陈胜、吴广发起的这一支,二是项梁、项羽的一支,三是刘邦的一支。不久,起义军打到了戏水(今陕西临潼县东),二世这才慌忙派少府官章邯率大军镇压,起义军暂时受挫而退。

到二世二年夏,起义军声势愈来愈大,李斯长子李由所镇守的三川郡(治所在荥阳),眼看保不住了。李斯于是数次请谏,废止阿房宫土木工程,罢免淫乐。二世不听,并责备李斯说:“我听说韩非子曾这样讲过:‘尧舜做了天下之主,室堂高不过三尺……吃的是粟米饭,喝的是藜藿野菜羹,用的饭具、汤具都是土瓦器……大禹治水……大腿上的汗毛没有了,小腿上的汗毛没有了,手脚结着老趼,满鼻子满脸的都是黑,最终死在外面……’大凡尊贵而拥有天下的人,哪里有想要苦形劳神,似虞、夏的君主一样,亲处穷苦之中,以身殉职于百姓的?贵为天子,这有什么可以效法的?这是不肖之人所用来自勉的,而不是贤明人所追求的。那贤明人拥有天下,专让天下满足自己而已,这就是贵有天下。我今尊称万乘之主,就应名符其实。我愿望是能肆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请问丞相,怎样才能做到呢?”还责怪李斯没有尽责,居然让盗贼如此猖狂。李斯非常恐惧,二世的为君之道让他不寒而栗。为保住爵禄地位,李斯又选择了取媚以求苟安的做法,挥笔上书,其中说:“贤明的君主,必定能行使督责之术。督察罪过,责以刑罚,那么,臣下不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君主。所以,申不害说:‘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不能行使督责之术,专以天下自适,反而徒劳其形,徒苦其神,以身殉百姓,像尧、禹那样……所以叫做桎梏。”明主行使督责之术,独断于上,“则权力不在臣下,然后才能扫灭仁义之途,杜绝谏说之辩,卓然独行恣睢心,”无人敢来拂逆,群臣、百姓都忙于补救过失,也就不敢图谋不轨了。

二世看完,非常受用,正好搔在他的痒处。于是行使督责之术益发酷烈,以为课税百姓敲骨吸髓的是明吏,杀人杀得多的是忠臣。这样干的结果是,刑徒犯人充塞于路,死尸日益堆积于市。二世见了,居然拍手称庆:“像这样才称得上督责呀,像这样才称得上督责呀!”

二世的昏庸暴虐、贪欲肆志得到李斯的怂恿,越陷越深。他宠信赵高,对其言听计从。对赵高“天子之所以尊贵,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群臣不得轻见其面……不如深深地拱居禁宫之中”的话一拍即合,他正要躲开那些繁琐的听取大臣们频频奏事的朝见,好去后宫尽情取乐,赵高这一说,恰好给他找了一个借口。二世不知不觉就被赵高将国事大权包揽去了。

二世偏信赵高,将朝中大臣、诸公子除杀殆尽,就剩下李斯几个旧臣了。但李斯每每要干预二世的享乐,时时要上什么谏书,二世嫌他太累赘、太烦腻,并不可意这种忠诚。这正好被赵高利用。他主动找到李斯,要李斯劝谏二世,罢阿房,止声色。李斯不知有诈,跟赵高约好,待二世空闲时由赵高通知李斯去进谏。赵高回到宫中,等到二世正在行乐,美女在前歌舞醉人时,派人告诉李斯:“可以奏事了。”李斯上去谒见,结果被晾在一边。李斯退下,赵高再通知他,再去,又讨个没趣。如此三遍,二世大怒,说:“我常有空,丞相不来,我刚高兴行乐时,他偏偏要来奏事。前次上书还说:‘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塞聪掩明,内独视听’,今天却三番五次来烦扰我,丞相难道以为我年轻而小看我吗?以为我是庶出而粗陋无知吗?”在一旁的赵高趁机进谗:当年沙丘之谋,丞相是参与者,如今陛下早已即位,而他没有增加贵显之封,这意思是希望分封土地为王。还诽谤李斯长子李由与楚盗有书信来往,彼此通好,李斯权重压主,等等。二世认为赵高说的对,就下令追查李由,然后再给李斯治罪。

这天,二世在甘泉宫(旧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的甘泉山)避暑,观看角抵戏,收到李斯的上书,书中投诉赵高专权侵主,想要效法田常所为,弑主篡位;此人心地险恶,行为不轨,贪欲无度;窃取陛下威权,将会作乱,请宜早图。二世对于这番忠告不仅不听,反而感到刺耳,更为袒护赵高。他回答李斯时给赵高好夸了一番,说“朕的确认为他贤”,“朕不依靠赵君,应该依靠谁呢?”纵使李斯浑身是嘴,也说不动二世昏聩之心。在李斯再次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强谏时,二世不仅不听他们的劝谏,反而私下里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担忧的独我赵高,我一死,丞相就要立即效法田常所为了。”反咬了一口,就此置李斯于绝境。二世于是下令:“将李斯交由郎中令处治!”

一同进谏的冯去疾、冯劫也被治罪,二人不甘受辱,先行自杀了。二世将李斯下狱,由赵高审判,李斯被安上与长子李由通盗谋反的罪名,屈打成招。二世不辨口供的真假,就将李斯腰斩了,还灭其三族。

二世杀掉李斯后,任命赵高为中丞相,国中大小事宜皆交由赵高决断处理,他继续成天游乐无度。

又到了春暖花开季节,时为二世三年(前207年),日光融融,九嵕山上,绿叶红花;渭水河中,波光流盼。咸阳城负山临水,气势夺人。二世从阿房宫回驾咸阳,见此情景,浑身涨满了兴致。他忽发奇想,要把整个咸阳城全部油漆一遍。

一个叫优旃的倡伶,站出来笑嘻嘻地说:“太好了!主上若不说,臣本来就想请求的。老百姓虽然苦于漆城的经费,可这是好事呀!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要想很快漆好它,易如反掌。回头想想难为庇荫之室罢了。”二世一看,这是先帝喜欢的侏儒,因他滑稽逗乐,二世常带他在身边解闷。优旃极善于说反语,叫你不仅不恼,反会于开心处寻思理趣。二世听后大笑不已,然后挥手作罢,免了一次荒诞的灾难。

二世自从让赵高做了中丞相以后,很少过问政事。有一天,他偶然坐朝问政,赵高牵过一头鹿来献上,说:“献给陛下一匹宝马。”二世觉得赵高是在闹着玩儿,笑着说:“丞相错了,指着鹿却说是马。”赵高认真地说:“是马,不是鹿。”二世也认真了:“明明是鹿,怎么是马?”赵高指着文武官员说:“陛下不信,可问大臣。”二世看着文武官员问道:“这是鹿吧?”“是马。”人们回答,只有少数人说是鹿。二世简直不知道是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再问一遍,回答是马的人更多了。二世不知道这是赵高重演了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里的故事:齐国有人想作乱,又怕齐王知道,就故意将自己所宠信的人赶走,让他到齐王那里告密,看齐王的反应是什么。燕国的相子之,有一天坐在那里对左右虚指一下说:“跑出门的是什么?是不是一匹白马?”左右多数人说没看见,只有一人跑去追赶,回来说:“有。”子之以此了解手下人的诚实。二世不识这售奸欺主之计,以为是自己中邪迷惑了,因此鹿马难辨,就令太卜占卦,太卜分明也是受过指使的,就说二世因斋戒不明所致,应严守斋戒解惑。二世于是住进上林苑中斋戒去了。实际上,这是赵高玩的投石问路探听虚实伎俩。一来试探朝中大臣有多少不服从他的,有多少跟他走的,然后将那些说不是马的人安上莫须有的罪名,绳之以法,为他篡位夺权扫清障碍。二来试探二世的虚实,看看他对赵高的信任和他的昏庸到了什么程度。二世果然糊里糊涂地上了赵高的圈套。

这时,起义军已逼近咸阳城,官军大败,章邯已于七月投降了项羽,刘邦也进逼到了武关(在陕西丹凤东南),并派人与赵高偷偷联络,约做内应。赵高害怕这事被二世发觉,招来大祸,一面诈称有病不上朝,一面寻思谋反。

二世自到上林苑来,没有多久就腻味了,抛开斋戒之事,每天在上林苑游乐畋猎。一天,有一个过路人走到上林苑,二世拈弓搭箭,将那人射倒了。赵高逮住机会故做文章,让咸阳令阎乐向二世禀奏,不知是什么人杀了人把尸首移到上林苑中,要捉拿凶手。二世心中有鬼,晚上便做一梦,一只猛虎突然跳出来咬他车驾左侧的边马,他射杀了猛虎,醒来惊惶不已。太卜说这是泾水之神作怪,应禳泾水消祸。赵高也应时“提醒”二世:“作为天子无故杀害无辜,这是上帝所禁止的……上天将会降祸。应当避宫禳祸为妙。”二世就这样来到望夷宫避居。

望夷宫是一个行宫,临泾水而作,离咸阳城数里之远。二世在此没住几天,赵高和女婿阎乐、兄弟赵成就开始密谋策划。

此时正是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的八月。所谓“并汾乔木,望秋先殒,”到处呈现出秋的肃杀景象。二世看着落叶飘零,百草萎弃,想着起义军日益逼近咸阳的事,独自发愁。日前,已派人责问赵高,为何还未能禁盗,反而让其越闹越凶,心下很不痛快。突然他看见许多身着素色衣服的兵丁,横戈持戟朝着望夷宫冲来。二世吓得浑身发抖,恐惧得要命。只见郎中令赵成进来禀奏:“山东贼盗大军来到。”语未毕,阎乐带着人马,大叫捉拿贼寇,冲杀进入,指着二世说:“你骄奢恣肆,杀人无度,人人欲得而诛之。你自决吧”。二世提了四个要求:见见丞相赵高;做一郡之王;做个万户侯;做黎民百姓。但他的要求都一一被拒绝了,阎乐最后摊牌说,丞相的命令是要二世的人头,然后挥兵上去动手,二世慌忙伏剑自杀,享年二十三岁。他一生挥霍暴虐,只做了三年多皇帝,就连自己年轻的生命也一起给挥霍暴虐掉了。

二世一死,他兄长的儿子子婴接替他做了秦王,因皇帝之名已不被复立的六国所承认。子婴九月即位,在接受国玺的前夕,设计刺杀了赵高,诛灭其九族。子婴做秦王四十六天,刘邦率军攻破武关入秦,子婴投降。公元前206年,子婴又被项羽所杀,咸阳城并阿房宫均被项羽放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大火一直烧了三个月才熄灭,烧得虽然痛快,而破坏也是惨不忍睹的。之后,揭开了历史上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的序幕。刘邦终于消灭了项羽,建立了另一个封建集权制的帝国——大汉帝国。秦王朝就这样短命而亡了。

自秦始皇建国至二世身死国灭,仅仅十五年。这一段历史虽很短,却揭开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巨幅画卷,给予了后人许多借鉴、教训和感叹。而在胡亥二世统治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是政治、经济的黑暗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空白所充斥的历史。秦王朝力举推行法治,在历史上是应该值得称道的。但因这个法治的实质却仅仅是为了维护皇权的需要,以及贯彻实行的走样,使其变成了残酷镇压人民的恐怖机器,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捣毁这个国家机器。而整个封建社会,这种皇权政治的封建体制,总是免不了政治上的专制恐怖,农业经济的缓慢发展和掠夺破坏,商业经济的被抑制,从而使这个体制从兴盛走向衰败,以由毁弃到重建的方式来延续其生命力。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常常改变面目,一个又一个秦二世式的“末代皇帝”产生到灭亡的循环法则,正所谓“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吕利民)

西汉末帝与王莽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西汉外戚、“宰衡”大臣王莽,凭借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乘刘氏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废孺子婴为皇帝,夺取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改这月为始建国元年的岁首,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所谓“建国”而实行“改制”了。

母后干政,外戚擅权,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也是西汉王朝二百一十年历史的重要特色之一。到了平帝刘衎和孺子婴年代,他们已成了外戚权贵王莽手中任意摆弄的傀儡了。

在平帝刘衎来到人世间以前,大汉帝国的繁荣局面已变成当权者们神往的回忆。而现实提供给人们的,却是江河日下、黄昏届临的一片衰颓景象。土地兼并剧烈发展,封建剥削日益严重,刑罚苛暴与日俱增,劳动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统治阶级更加没落腐朽。汉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地主阶级把继续维护封建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一次改朝换代的“受天明命”,而王莽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被视为挽救社会秩序的救主。

农民负担十分繁重,除交付重额田租外,还负担徭役。按照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封建国家服役一个月,一生服兵役两年。由于贵族、官僚等势宦之家都享有免役的特权,而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又可以通过入粟、入钱买爵而得到免役的权力。即使一般中小地主也可以交纳更赋而逃脱徭役。这样汉代的徭役实际上就都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到哀帝时期,农民的痛苦更进一步加深了。以诸王、列侯、外戚、公卿官僚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凭借权势,竞相奢侈享受。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司隶校尉鲍宣在一篇上疏中描述了农民“七死”、“七亡”的苦难境遇:新帝·王莽“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死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错,诚难。”

面对着刘氏王朝的昏聩腐朽和劳动人民对它的深恶痛绝,一部分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家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帝位,以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是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王朝失去了信心,他们希望通过一次换马,以便以新王朝的形式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样,在汉代中期以后,统治阶级中便产生了“改朝换代”的思潮。正在这时,王莽引人注目地出现于历史舞台,这些人就很快把他当成重整社会秩序的救世主。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儿子。当王莽于公元前45年降生的时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经做了四年皇后。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汉成帝刘骜继帝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由此,汉朝的政权开始被王氏家族掌握,奠定了王莽日后代汉立新的基础。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王氏外戚集团的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此期间王太后的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和侄儿王莽相继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氏家族有十人封侯。他们左右皇帝,牢牢地控制了汉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汉成帝即位不久,因赏识刘歆渊博的学识与才华,决定任命他做中常侍,但因事先未征求王家兄弟的同意而被迫作罢。还有,成帝即位数年没有子嗣,因而特别亲近其庶母弟定陶恭王,希望他长留京师,学习做皇帝的经验和礼仪,以便将来做皇位的继承人。但在王氏兄弟的胁迫下,成帝只得让定陶王返回他的封地,兄弟“相对涕泣而诀”。事实上,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刘氏王朝也就在实质上变成了王氏王朝。

正当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兄弟们居位辅政、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时,唯独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得到什么荣宠。因此,少年时代的王莽,较之他的伯、叔父和兄弟辈争夺统治权势的条件就差得多。但是,王莽“倾其诸父”,成了王氏宗族中代汉的唯一人选,显然与王莽本人有着异乎寻常的机智与手段是分不开的。王莽十三岁的时候,他的伯父王凤已做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宗族中封侯获爵者已经十余人。这时,他的同宗兄弟皆“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莽却没有同流合污。他摈弃声色,拜当时的名儒、沛郡陈参做老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同时更小心翼翼地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王凤生病时,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莽的殷勤博得了王凤的好感,所以王凤在临死时还嘱托元后和汉成帝授王莽官职。就在这一年,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名、利、权三者曾是统治阶层中各种代表人物拼命追求的对象。王莽懂得名权利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有名就有利,名利又可转化为权,有了权又可以猎取更大的名和更多的利。为此,王莽外交儒学名士、内事诸父的做法,使他在宦途上稳步前进。公元前16年,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户邑以封王莽。恰在此时京都的一些儒学名士也纷呈成帝对王莽大加赞扬。于是汉成帝便在这一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官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便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颇有影响和权力的大臣。这次升迁,对王莽说来,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向前迈进的一个阶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这正是进一步求名的好机会。因此,他“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所以,朝中的王家党徒纷纷向成帝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在野的那些儒学名士也一齐鼓噪,吹捧王莽的德行为“世之楷模”。

在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王莽更时常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王莽的哥哥王永早逝,遗下一个儿子王光。王莽让王光拜一位儒学博士为师,登门求学。他也亲自跑到这位博士家里,送上酒肉,连王光的同学也一齐招待。这自然使那些学生和家长产生由衷的敬畏和感激。王光的年纪小于王莽的长子王宇,王莽使其二人同日娶妻。在宾客盈门、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有侍者告诉王莽他的母亲服药的时候到了,王莽于是数次离席到后堂服侍其母用药。借着这些宾客之口,王莽大孝的美名便不胫而走了。

王莽的声誉与日俱增,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也一天天地向他靠近。当时对这个要缺与他竞争最炽的是王莽的姑表兄弟淳于长。此人是元太后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他的贵幸,不仅因他是皇太后的外甥,而且更因为他同王莽一样工于心计,是与王莽在同一条路子上攀龙附凤的人物。少年时代,他与王莽一样首先做了黄门郎。在王凤病重时,他与王莽一起在旁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在王凤临死时,他与王莽一样是被推荐给皇太后和汉成帝要求授官的。王凤死后,他被任为校尉诸曹,不久迁水衡都尉侍中,再任卫尉,成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官位和权势超过了当时的王莽。后来,汉成帝要立他宠爱的妃子赵飞燕为皇后,元太后王政君因嫌赵氏出身卑微没有答应。淳于长看到这是获取晋身之阶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他的姨妈元后面前反复为赵飞燕说项。一年之后,元后终于答应了立赵妃为皇后。对此,汉成帝对淳于长十分感激,立即赐爵关内侯作为酬赏。不久,再封定陵侯。从此淳于长更是洋洋自得,肆无忌惮。他不仅娶寡居的侯夫人许孊为妾,而且还暗中与许后私通。淳于长的上述阴私,王莽在王政君太后面前一一告发,并将淳于长的骄逸之状着实渲染了一番。这样一来,淳于长不仅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连卫尉的官职也丢掉了。他被罚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过囚徒式的生活。淳于长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对他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大行贿赂,央求他为自己说情,以便成帝收回成命。谁知这一活动又被成帝发觉了。在王莽的积极参与下,淳于长终于落得“罪至大逆”、毙死狱中的下场。

王莽做了大司马大将军,作为仅次于皇帝的百臣之首,权、名、利三者齐备。但是王莽并不满足,他觊觎的是他表兄弟汉成帝占据的那个皇帝宝座。因此,他并不因高位而盛气凌人,而是“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吏”,广泛网罗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收买人心,扩大政治影响,拉拢和积聚自己的力量,不时搞出一些沽名钓誉之举。他的母亲生病时,满朝的公卿列侯达官贵人都让其夫人前往探视。王莽让其妻子短衣布裙恭迎宾客,以致这些贵夫人都把王莽的妻子当作他家的奴婢,待知道她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的夫人时,无不感到惊讶,从此“忠孝俭朴”之誉传播全国。

绥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就被提升为大司马执政了。正当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威权在逼近皇帝宝座的征途上踌躇满志地稳步前进时,一年之后,公元前7年三月,汉成帝病死。因其无子,他的侄儿定陶王继位,是为哀帝。这一事件在王莽的政治生涯中引出了巨大的曲折和波澜。哀帝上台后,其祖母家傅氏和母家丁氏也随着新皇帝的登基大量地涌进朝廷,元太后王政君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便下诏让王莽离职就第。两年后又被迫离开长安回到他的封国新都(今河南新野东),在那里闭门闲居了三年。当暴发的傅氏、丁氏迫不及待地追逐权位谋取富贵时,王莽却努力争取政治声望。在他执政后期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次年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王氏的田地除坟园外全部给予贫民,表示带头支持限田,反对兼并农民的土地,这同丁、傅等人的抵制恰成鲜明对比。所以王莽免官闲居,有成百的官吏上书为他鸣不平。蛰居南阳的王莽却静观局势,犹如一只双爪按地的猛兽随时做好搏击的准备。

以外藩继位的哀帝刘欣,是一位昏庸无能、愚蠢荒唐而又享祚不长的封建帝王。他虽然在即位之初给了王莽一个不小的打击,对王氏外戚集团有所削弱和抑制,但由于他的荒淫无耻和滥用小人所造成的政治昏乱,实际上给王莽重掌朝政创造了条件。哀帝所重用的丞相朱博等人,是专门对傅、丁外戚集团献媚讨好的阿谀之徒。朝廷的实权,先后掌握在哀帝舅父大司马大将军丁明以及傅太后的兄弟、后来代丁明做大司马的傅晏手里。这些人凭借傅、丁两后的势力作威作福,排斥忠正之士,结党营私,使朝政更加腐败。前凉州刺史杜邺在一次方正对策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腐败的状况:“诸外家昆弟无贤不肖,并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卫,或将军屯,宠意并于一家,积贵之势,世所希见所希闻也。至乃并置大司马将军之官。皇甫虽盛,三桓虽隆,鲁为作三军,无以甚此!”

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应举到京都考试的儒生都称颂王莽的功德,哀帝不得不以侍奉王太后的名义将王莽召回长安。他虽然未能恢复其官职也无实权,但却回到了权力角逐的中心,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至关紧要的。次年六月,荒唐的哀帝去世,又没有儿子。这时傅太后、丁太后已相继死去,年已七十的王政君太后,当天就赶到未央宫接管了皇帝的玉玺,立即传召王莽并任命他统领禁军主持政事。

王莽重掌朝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太后诏令的名义罢免了哀帝的宠臣大司马董贤,迫使董与其妻自杀。同时指令孔光奏议,罢免董贤引进推荐的全部官吏。又没收董贤家财,将其亲族统统流放合浦。王莽办的第二件事是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继位,是为平帝。王太后临朝称制主持政事,实际上大权归于王莽掌握。王莽办的第三件事,是以赵氏害皇子、傅氏骄奢的罪名,迫令孝成赵飞燕皇后、孝哀傅皇后自杀,并把丁、傅两家外戚及其亲族一律赶出京师。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反对派的同僚们几乎都被剪除净尽了。环顾宇内,王莽感到自己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伴随着孝平皇帝登基的鼓乐而开始了。

王莽以三朝元老、名儒孔光为丞相、太师,名义上成为群臣之首,圆滑世故的老官僚孔光实际上完全听从王莽的操纵。中山王刘衎奉太皇太后王政君诏命,前来登基称帝,时年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即由太皇太后临朝。“莽居首辅,百官总己以听”。有些吹捧王莽的人都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可和周公相比。他们说,公旦辅周有功,故称周公,今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应加称安汉公,增封食邑。他们吁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但是,王莽为了笼络人心,百般谦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后来经大臣们一再劝说,他只接受了封号,还是把封地退了。

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老百姓没法活下去,都骚动起来了。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太皇太后又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二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

王莽还派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宣扬,说王莽怎么虚心,如何谦让。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越是王莽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官吏,甚至于有些平民也上书请求,提议加封王莽的人共有四十八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三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在这期间,王莽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安定群众生活的进步措施。比如,宣布减免贫民和灾区中产之家以下的租税;撤销皇家猎场安定(今河北省深县西)呼池苑,新设安民县,官府建筑房屋街市,供给住宅用具,贷与口粮、种子和耕牛,安置迁去的贫民;规定妇女除非本人犯法,不得因家人有罪而牵连逮捕;在全国各级地方行政单位普遍设立学官,把博士的名额扩大五倍,并广泛搜罗古籍、天文、兵法、医药、文字等专门学术人才,由各地用公费送到首都长安,讲述自己的学说,前后有数千人应征。

为了讨取元后的欢心,王莽想方设法使元后猎取“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先让元后下一个“衣缯衣,颇损膳,以视天下”的诏令,紧接着他又第一个带头响应,献钱献田。为了安抚和团结旧臣,他还宣布增加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上大官年老退休后,终身发给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妇女判刑后,可以每月交三百钱代替服刑。大封刘姓诸王和周勃、樊哙、霍光等前代功臣的子孙百多人。当王莽把“福风惠雨”洒向社会各阶层时,他希望得到的是在万民欢腾中迈上皇帝的宝座。汉平帝·刘衎

王莽不断地通过种种手段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一中心目的。王莽是在王氏外戚集团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最清楚自己的权力与他作为皇后的姑母王政君的关系。而在哀帝当朝时他从大司马位子上被赶下台的挫折,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外戚的重要,因此,对于汉平帝刘衎选皇后事,他必须全力干预。

公元2年,王莽决定让自己十四岁的女儿做十一岁的汉平帝的皇后,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禄位和权力。为此,他向自己的姑母元后上了一篇堂而皇之的奏章,说是以前国家的灾难大都是因为皇帝没有继嗣,而配娶的皇后都没有为天下母的威仪和品德。现在应依五经经义定出选取皇后的标记和礼仪,在圣帝、名王、周公、孔子、列侯等在长安的后代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淑女做皇后。元后王政君首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选后活动就在京都开始了。

当宫廷大臣把准备选作皇后的众女名册送王莽审查时,他看到王氏宗族的许多女子都列名于上,很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竞争。于是,他立即上言元后,说王氏女“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元后没有窥透王莽的真实用意,还以为他谋国至诚,就下了一道“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的诏令。王莽不便明言反对,就唆使其爪牙向元后上书。于是儒生吏民守候在宫门外上书的每天有千余人,公卿大臣也纷纷到朝堂上表态,一致坚决要求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他们众口一词:“明诏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德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结果当然是王莽的女儿入选皇后。

且说王莽作了当今皇帝的岳父,权势更大,献媚邀宠的人更加络绎不绝,许多大臣建议加封王莽的田地。为了表示谦让,王莽却拒不收受。按规定,皇后的聘礼应当是黄金二万斤,王莽只受四千斤并以其中的三千三百斤分给十一家妃嫔。当王莽拒绝接受赏田时,先后有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以及王侯宗室多人面见口头申请,都说应当重赏王莽。有一位大臣还上书称:黎民百姓听说王莽不受大国的封地,辞退万金的巨款,散财施予成千上万,莫不感化,蜀郡男子路建等就自觉惭愧而撤销了争夺财产的诉讼,并说这完全可以媲美古代周文王平息虞、芮两国争讼的佳话,应当通告天下。

王莽的女儿作了平帝刘衎的妻子,当了皇后,王莽也受封于“宰衡”的称号,地位在王以上,并赏以“九锡”,即特制的衣帽、车马、旌旗、弓矢、用具等以象征其超越百官的突出地位。接下来便有人建议,从前周成王年少称“孺子”,周公居摄;现在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让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同周公那样。王莽的权势越来越膨胀,野心也愈来愈大,生怕别人侵犯他的权力,为了吸取哀帝时丁、傅外戚掌权的教训,他勒令平帝的母亲卫姬、帝舅卫宝、卫玄留在原中山封地,不准到京。为此,他上书元后说:“前哀帝立,背恩义,自贵外家丁、傅,扰乱国家,几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复奉大宗,为成帝后,宜明一统之义,以戒前事,为后代法。”

王莽对平帝的亲属如此冷酷绝情,不仅遭到一些臣僚暗中反对,就连他的儿子王宇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因怕平帝长大后怨恨王莽,危及王氏宗族,于是王宇派人偷偷送信给平帝的舅舅卫宝,示意让平帝母亲向元侯上书求入京师。王莽知道后当然不会答应她的要求。王宇见此法不通,便与他的老师吴章、妻兄吕宽密谋新途。吴章认为,王莽固执己见,从来不肯听逆耳之言,直接提出让卫姬入京他不会答应。但王莽迷信鬼神,可以造出变异使他惊惧,然后由吴章出面以推演灾异的名义委婉地劝说他容许平帝母亲及外戚入京。最后决定让吕宽在夜间把猪血洒在王莽的宅第的大门上。谁知吕宽办事不密,被守门者发觉。王莽知悉全部情况后,暴跳如雷。他毅然将吕宽、自己的儿子王宇及其妻和平帝外戚卫氏一并诛杀。接着穷追吕宽之案,从中央到地方,凡王莽认为异己者,一律指为吕宽党羽逮捕治罪。连元帝的妹妹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以及平阿侯王仁,也都胁迫自杀。牵连被处死者达数百人。全国为之震惊。

正当王莽向皇帝的宝座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他的女婿,十四岁的皇帝刘衎生了病。王莽看着病中的平帝,回想起他诛杀平帝外戚那些血淋淋的往事,蓦然感到,平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己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当他知道自己的亲族都是死于王莽之手时,难保他不会起来复仇、用王莽的鲜血来雪恨!现在为了夺取帝位,王莽认为已经无法顾及被自己拥为皇后的女儿,而决定要对平帝下毒手了。为了做得不露形迹,王莽一面对病中的平帝故作殷勤,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一面于十二月八日这一天,以进椒酒为名,置毒于酒中。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在喝了他岳父送来的寿酒后便呜呼哀哉了。真是悲哉,痛哉!

且说王莽毒死平帝之后,为了不露马脚,钳朝野之口,还假惺惺地捶胸顿足,呼天嚎地对着女儿和群臣大哭。两年前,王莽为了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搞了多少阴谋诡计!目的是为了巩固既得的权势;二年后,他又阴毒地杀死无辜的小皇帝刘衎,让十六岁的女儿守寡。用封建道德装饰起来的人伦关系上的温情面纱,在卑劣的权欲心支配下,已被王莽撕得粉碎!

王莽毒杀平帝以后,决定先立一个名义上的小皇帝作为自己登位的过渡。所以,他对新皇帝的选择就经过深思熟虑。平帝死后,元帝以下都已绝嗣。宣帝曾孙中有五个王、四十八个侯。依兄终弟及的古例,是可以从中选取皇位继承人的。但王莽看到这五十三个人年龄都较大,怕立为新君后不易驾驭,就以“兄弟不得相为后”为借口摈而不用,而在宣帝玄孙中选了一个年纪只有两岁的广戚侯孺子刘婴为帝位继承人。由王莽摄政,并逼元后王政君向全国下达:“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从而把王莽居摄说成既是现实需要,又有古例可援,有根有据,似乎天理昭然。

公元6年正月,王莽完全以皇帝的气派举行了祀天、迎春和大射的典礼。三月,立孺子婴为太子,王莽就开始做起摄皇帝来了。然而,走向极峰的王莽却低估了他面临的危险。就在他居摄元年的四月,汉宗室安众侯刘崇与侯相张绍首先在南阳起兵讨伐王莽,猛攻宛城。但因起事仓促,又缺乏群众基础,很快被王莽的官军扑灭。事后,王莽的党徒立即制造了这样一个舆论:刘崇等人所以敢于起兵反抗,就因为王莽的位太卑、权太小了。为了能够镇住全国,制服那些反叛者,必须使王莽的位更尊、权更大。刘崇起事后一个月,即公元6年五月,元后下诏,让王莽在朝见元后时称“假皇帝”。十二月,王莽的党徒们再次挟持元后下诏,增加王莽的官属和警卫人员,改王莽居住的地方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

王莽由“摄皇帝”进到“假皇帝”,更激起汉宗室王侯的反对。公元7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起兵讨伐王莽。他发布檄文,历数王莽的罪行,揭露他“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的阴谋,并号召各地起兵“共行天罚诛莽”。这次武装起事来势迅猛,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把王莽吓得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昼夜抱着四岁的孺子婴祷告郊庙,祈求神灵保佑。为了表示他对汉王朝的忠诚,他又模仿周公的《大诰》发表宣言,申明暂时摄位,等子婴长大成人后即将交还政权的本心,派官员到各地宣讲。同时调动大军进攻,京城宫殿也派大员领兵昼夜巡行。经过多次鏖战,从公元6年十二月到8年的一月,翟义等人的起事相继被镇压下去。当时的司威陈崇以监军使者的名义向王莽上书报捷,吹捧他是配天受命的英王,一纸诏书就打垮了翟义的十万之众,仿佛他真有旋乾转坤的神力,天下真的就从此太平无事了。

王莽的党徒也像他的主子一样昏昏然起来,促劝他尽早登极,代汉立新。正在这时,有一个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看见王莽做了居摄皇帝,并且把符瑞奉若神明,就决定来一次大的政治冒险。公元8年冬天,哀章穿上黄衣,捧着一个铜匣来到刘邦的神庙,铜匣中装着两卷图书,一卷标题为“天帝行玺金柜图”,一卷标题是“赤帝行玺邦传予皇帝莽金策书”。内容是刘邦传位给王莽为真天子,王太后应当照天命行事,还附有王莽的八位大臣和王兴、王盛以及哀章的姓名和官爵,这十一人就算是天赐王莽的辅佐。管理神庙的官员报告上来,王莽便亲到神庙拜领这称为“金柜”的铜匣,宣布遵照天意接受赤帝刘邦的禅让,即真天子位。

王莽在仓促之中下了代汉立新的诏书,就粉墨登场了。公元9年元旦,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他首先率领群臣朝拜元后,奉上“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玺绶,去掉了汉朝的封号。之后,王莽便立妻子为皇后,封儿子王临为太子,王安为新嘉辟,封他的孙子,即王宇的六个儿子皆为公。同时,又下诏策命孺子婴为“定安公”。策文中规定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等地,人万户,地百里,作为定安公国,在那里立刘氏的宗庙,以他守寡的女儿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来抚育这个被割去帝号的孩子。当时年仅五岁的孺子刘婴,当然无法理解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但在刘汉宗室贵族的眼里,他毕竟是汉王朝的象征。因此,王莽决不允许他在正常的条件下健康成长。王莽敕令孺子婴的乳母不得与他讲话,让他在四面围墙的深宅中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兽一样生活,及至长大以后,使他五谷不辨、牛羊不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废物。

在行登基大典之前,王莽对他那位八十岁的姑母、太皇太后还不放过,他想到元后还把持着那块古代传下来的汉传国玺,心里很不痛快。这块玺乃是秦朝遗物,由秦子婴献于汉高祖,汉高祖留与子孙。在王莽看来,这个宝物留在元后手里,那究竟是美中不足。因此,他先是用讽喻的办法想使元后交出玉玺,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便令王舜去强行索取。元后见到王舜,于是大骂说:“你们父子宗族,全仗着汉家天子的力量,才有世代的荣华富贵。今天,你们不但不报答恩义,反而在乘汉家以孤寡相托时夺取人家的天下,一丝一毫的廉耻都不顾了。人到了如此地步,是连猪狗都不如的!”说着愤然将玉玺摔到地下,接着又悲愤地对王舜说:“我反正是快要入土的人了,但你们弟兄们也不会有好下场,将来一定会遭到灭族的大祸!”

至此,由汉高祖刘邦开创的汉朝,历经十二主,共二百一十年,最后在元后王政君手里,王莽在“托孤摄政”的名义下,先毒死了十四岁的平帝刘衎,后又废黜了四岁的太子孺子婴,而把汉朝颠覆了。对此,撰写《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作家蔡东藩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战经营造汉朝,谁知一旦付鸱鸮?庸妪无术江山去,空使官僚著黑貂!

然而,王莽的政权也是短命的。他建立“新”朝后,利用推行所谓政治和经济上的“改制”,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貉。”因此,仅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打洛阳,王莽战败,十月三日逃避至渐台被乱刀砍死。起义军占领了长安,残酷专横的新莽政权被推翻了。王莽的脑袋被割下来运到南阳后,人们都来打它,最后连他的舌头也被人吃掉。这个残暴的统治者,竟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

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王莽政权,但却被地主大商人刘秀所利用。在赤眉军西入长安后,刘秀在河北已联系当地地主官僚武装,同时屠杀或收买利用河北的农民军建立了政权。赤眉军在西部无法安身,重新东返,被刘秀截住而败亡,刘秀就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恢复了汉朝的统治。(解力夫)

东汉末代皇帝刘协

东汉的末代皇帝刘协,于公元190年为豪强董卓所立,这年他才九岁,后被曹操挟持,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公元220年曹操病亡,他的儿子曹丕废汉献帝刘协而自立,改国号为魏。从此由汉光武帝刘秀所创立的东汉王朝灭亡。

汉光武帝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之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的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东汉后期,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着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展了他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它们给广大农民制造出不尽的灾难,农民被迫揭竿而起,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由于大起义的失败,豪强们各依自己的武力,公开割据称雄,统一的外壳破裂了,社会进入大混乱的分裂时期。

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育起来,不过,汉光武帝和他的继承人汉明帝还能掌握皇帝的权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作恶。他们在位的时候确实惩治不法官吏比较严,赋税徭役比较轻,对外战争比较少,史学家称汉明帝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王莽暴乱后,出现这个休养生息时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汉章帝改变汉光武帝、汉明帝的“严切”政治,被称为“宽厚长者”。外戚、宦官得到宽厚待遇,开始作起恶来,东汉政治的腐败也愈演愈烈。汉献帝·刘协

外戚与宦官的黑暗统治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东汉政权危机四起,部分官僚和士人深为忧虑。同时,宦官和贵戚的爪牙把持了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也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所以民间嘲讽这种选拔制度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还秽浊,当选“勇猛帅才”的竟胆小如鸡,以致当时人们愤激地写道:“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就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人物予以赞扬。

对于东汉的败亡,政治家诸葛亮曾向他的后主刘禅这样说过:“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东汉的败亡关键正在桓、灵时期。桓帝刘志,他在位的前期是外戚梁冀专政,后期则宦官单超等“五侯”擅权,政治极其腐败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他却只知道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地过日子。当时农民破产,灾荒频繁,每年收成减少一半以上,万民饥寒,称为“三空之厄”,即“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困难年头。而桓帝却仍然是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穷搜天下的美色,衣食华丽精致,极尽天下的佳品,浪费的钱财不计其数。

献帝的父亲灵帝刘宏继位之后,在政治上更加昏庸糊涂无所作为,完全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在生活上淫侈更超过了他的老子,国事越发不济了。当时的朝政为宦官侯览、曹节等人操纵,依附他们的便得升官,反对他们的就遭陷害。尤其是灵帝乳母赵娆所取得的尊贵地位更是骇人听闻,在世时她的资财比得上皇家的府库,死去后她的坟墓竟超过帝后的陵园,她的两个儿子都受封赏,弟兄尽得出任郡守。灵帝的生母董太后更为堕落腐败,她让灵帝卖官售爵,她来收钱,积累的金钱装满了她的宫室。当时民谣说:“河间妖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董太后是河间人,这是咒骂她精于聚敛、金钱充满房屋还不知满足。她还派宦官与地方官吏勾结,到各地掠夺珍宝,载回宫廷。对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景况,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蔡邕曾这样悲愤地写道: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

为了进一步捞钱,汉灵帝和宦官们为了彻底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囊,公然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定价一千万钱)做,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很为富有,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高十倍。又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倍还欠。又为尽快周转以广招徕,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疯狂搜刮民财。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任就拿到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捞得不够,又命令州郡送助军(当时黄巾已起义)修宫钱,大郡多至两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中用,只给价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十足价钱。有些材料根本不点收,让州郡再送。人们在这帮豺狼盗贼的吞噬下,逼得生路全绝,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大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农民仍到处起来反抗。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和地方势力,他们看到汉朝必亡,在镇压“黄巾叛乱”的名义下,纷纷组织武力,等待割据称雄的时机到来。

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社会下层出身的何进,企图依靠同是下层出身的大豪强董卓杀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董卓请帝升嘉德殿,大会文武。他手握利剑,对众宣布:天子暗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特宣读如下:“孝灵皇帝,早弃臣民;皇帝承嗣,海内侧望。而少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居丧慢惰,否德既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毋乃有阙?陈留王协,圣德伟懋,规矩肃然;居丧哀戚,言不以邪;休声美誉,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兹废少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请奉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应天顺人,以慰生灵之望。”

读策毕,董卓叱左右扶少帝下殿,解其玺绶,北面长跪,称臣听命。请陈留王刘协登殿称帝,群臣朝贺。就这样,可怜的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即被废。董卓所立陈留王刘协,是灵帝之中子,时年九岁。董卓为相国辅政,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从此,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已经成为傀儡和偶像。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战争,黑暗的东汉后期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

董卓原来是陇西临洮的土豪强,选为羽林郎。此人气力很大,凶横强暴,后来做了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郎将。他在镇压黄巾军时,被农民起义军打得大败。为了防范农民起义和控制州县,公元188年,东汉政权把一些重要地区的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而又可靠的宗族出任,授予他们一州的军政大权。但是,军政一体的州牧并没有起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反而把分散的割据力量按地区集中起来。每一州变成了国中之国,州牧就是独立王国的国王。地方割据势力更可以同中央政权抗衡了。公元189年,董卓做了并州牧后,也拥兵和中央抗衡。东汉中央政权曾下令董卓交出兵权。董卓却坚持抓住兵权,维持割据。

董卓所统率的凉州军是陇西一带汉、羌、胡各族豪强混合的武装集团,极端凶恶,野蛮性、掠夺性特别严重。董卓一到洛阳城外,就纵兵抢掠,屠杀人民。少帝吓得哭了起来,示意公卿大臣叫董卓退兵。董卓板着面孔厉声高叫:“列位公卿是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使得国家动荡混乱,还叫我撤什么兵!”随后就派军队从河南中部掾闵贡手中抢走了陈留王,把三千虎狼兵带进了洛阳城。

这位凉州的豪强、中国西部最大的军阀董卓,一进洛阳城就接过了何进的部队,随后又指使他的干儿子吕布杀死朝中武将丁原并把他的部队也并了过来。这样,京都的兵权就都在董卓手中了。接着董卓杀了少帝和何太后,立陈留王为汉献帝。董卓自封为相国,纵容其部队横抢竖夺,乱杀乱砍,无恶不作。蔡文姬在她的《悲愤诗》里描写了当时的情景: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董卓在洛阳京城的所作所为,清楚地暴露了他要称霸神州和做皇帝的野心,因此引起了士族和各方豪强的强烈反对。朝官以王允为首,外官以号召发兵讨贼的袁绍为首,结成广泛的讨卓联盟。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董卓拼命顽抗,同时从洛阳退避到长安。临行前,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头插白旗,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资。董部将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董卓还令军队四处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纵火于宗庙和宫殿。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殿尽为焦土。又差大将吕布挖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势掘官民坟冢殆尽。董卓装载金珠缎匹好物数千余车,劫了汉献帝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

却说卓将赵岑,见董卓已弃洛阳而去,便献了汜水关。孙坚驱兵先入。随后,刘备、曹操、袁绍等各路诸侯相继而入。作为反卓盟主,袁绍不愿西追,而按兵不动。为此,曹操对袁绍说:“今董贼西去,正可乘势追袭;本初按兵不动,何也?”绍曰:“诸兵疲困,进恐无益。”操曰:“董贼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诸公何疑而不进?”众诸侯皆言不可轻动。曹操怒斥道:“竖子不足与谋!”遂引兵万余,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星夜追袭董卓。

在各方势力的攻击下,董卓步步退却,先从洛阳退避到长安,又从长安退避到郿坞,筑城固守。但终因势孤力衰,公元192年为王允所杀。日后董卓部属李傕、郭汜等人大肆报复,兴师作乱,大杀王允和朝官,并屠长安城。这群野兽互相厮杀,关中人民叫苦连天,尸骨遍野。196年,汉献帝刘协带着一些残余的朝官,艰苦跋涉,从野兽群中逃出长安,回到洛阳。朝官很多饿死或被兵士杀死,汉献帝又失去了这些拥护者,皇帝的名号更空虚了。

在豪强厮杀相互争权的混战中,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和董卓的一伙同样是割据混斗的野心家,同样是残酷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董卓之乱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分裂割据局面就基本上形成了。袁绍家接连四代有五个人做三公,在士族中是最高级的望族。袁家门生故吏遍天下,结合成一个最大的私人团体。当袁绍号召起兵讨董卓的时候,各路大豪强就开始了割据混斗。袁绍弟袁术占南阳,刘表占荆州,公孙度占辽东,袁绍占冀州,公孙瓒占幽州,刘焉占益州,曹操占兖州。董卓被杀以前,这些所谓讨董卓的“义兵”,已经这样割据混斗起来或准备割据混斗。董卓被杀以后,袁绍凭借袁家势力,在多次残酷的战争中,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者。袁术也凭借袁家势力,据江淮间地,自称皇帝,建都寿春,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者。

公元190年到208年,前后凡十九年。这十九年里,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化成了大屠场。董卓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西地区,袁绍系统的豪强在洛阳以东地区,还有其他大豪强以至各地方无数小豪强,无时无地不在混斗相屠杀。刘表占荆州,用假仁假义骗来五十五个起义农民,把他们都杀了。公孙度占辽东,族灭了城中几百家。最繁华富庶的地方,往往也是军阀争夺杀戮最厉害的地方。如陈留原有十七万七千户,八十六万九千口;颍川原有二十六万三千户,四十三万六千口。经过混战,都被掠杀一空。豪强们烧杀抢掠、残害人民,造成了原本人口集中的中原地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景象。中原地区人民大部分被杀死、饿死了。人们为了逃避豪强的盘剥和军阀的屠杀,逃走四方。青徐人民百余万口流徙幽州。中原人民,一次就有十多万户东渡长江。还有成千成万人民避难辽东、交州。人民大众不能忍受这种混战,要求尽早结束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在数十名豪强郡首中,代表这个统一趋势的重要人物就是当时最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士族称为“乱世之奸雄”的曹操。

曹操是大官员曹嵩的儿子。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字孟德,小名叫阿瞒。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个宦官。曹腾年轻时,阉割后进入宫廷做“黄门从官”。公元120年,邓太后下诏令,从黄门从官中挑选小太监伺候皇太子读书,曹腾被选中了。他与太子关系较好。后来太子刘保登位做了皇帝(顺帝),曹腾逐渐被重用,以后又升为“中长侍”、“大长秋”。桓帝即位时,曹腾已经做了三十多年太监了。桓帝因为曹腾当年曾劝立他为帝,前后又服侍了四个皇帝,所以加位特进,封费亭侯。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关于曹嵩的出身,传说不一,无法查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嵩“莫能审其本末”,可见其出身是比较“微贱”的。当时,有的说,曹嵩是曹腾本家的侄子,也有的说是曹腾从亲戚夏侯氏家里领来的。所以即使曹嵩后来官位节节高升,由负责京畿警备的司隶校尉,到主管全国财政的大司马,甚至出钱一万万文,代理崔烈做三公之一的太尉,虽然名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仍然没有政治特权,不得不列于有市籍的寒族。

少年时代的曹操,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游荡无度”,喜欢爬山打猎,射箭比武,当时有地位的人对他这种“飞鹰走狗”的行为都看不惯,骂他“任侠放荡,不治世业”。他的叔父更担心这样下去,不但不能继承家业、争列名门,而且会给曹家带来祸害。但曹操却我行我素,不恤人言,胸怀大志。早年他在登华山时作的一组诗中就表明自己的志向。他写道: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通过交游,曹操渐渐对东汉的腐朽政治有所了解。由于看到士家豪族日趋腐化,他对士族名门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曹操怀着“忧世不治”的思想,博览群书,认真学习了申不害和商鞅等人的著作。他感到东汉末年正是用武之世,因此,特别爱读兵书,对《孙子兵法》刻苦钻研,为他后期治政、治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公元174元,曹操刚满二十岁,受州郡的推举,以“孝廉”为郎。不久,由于尚书选部梁鹄、京兆尹司马防的推举,曹操做了洛阳北部尉。尉是维持治安的官吏,比县令低一级。汉灵帝末年,曹操曾奉命镇压过颍川郡的黄巾军。董卓作乱,他发动曹、夏侯两家的几个兄弟和侄子作为骨干,招募了一些兵,参加了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卓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万余,谁也不敢和董卓作战,独曹操带着几千人进攻,虽然打了一个大败仗,曹操的见识和勇气却提高了,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愈战愈强,势力发展很快。

公元192年,曹操占兖州,击败青州黄巾军,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曹操从此成了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与袁绍分离。曹操刚得到兖州这个很不稳固的立足地,便规定“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两大方针。当时汉献帝已被杨奉、董承、韩暹从长安带回洛阳。由于战争的破坏,洛阳早已是一片焦土,汉王朝中央政府实际只有一个穷途末路的皇帝和几十个赤手空拳的公卿大臣,只是一个空名号了。但是,汉朝皇帝这个身份,在中小地主的心目中,还有不小的号召力,借助汉朝皇帝的名义去反对分裂,是能争取、团结地主阶级中的多数人的。因此,曹操在兖州的统治一巩固,就准备西迎汉献帝。部将都对此表示怀疑,唯独谋士荀彧进言支持。他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荀彧强调西迎汉献帝,以天子的名义行事,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劝曹操下决心及早行动。于是曹操派扬武中郎将曹洪领兵西行。

为了减少迎帝的阻力,曹操特写信给杨奉将军说:“将军可以在内主持朝政,我为外援。现在我有粮食,将军有兵,大家可以有无相通,取长补短。”表示愿与杨奉合作。杨奉觉得,如果要打硬仗,终究不是曹操的对手,就让献帝授曹操为建德将军,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这时,刘备和袁术在争夺徐州中,遭到吕布袭击,也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做豫州牧,驻屯小沛以防吕布。一切布置就绪,七月,曹操赶到洛阳,朝见献帝。曹操进言道:“臣向蒙国恩,刻思图报。今李傕、郭汜二贼,罪恶贯盈;臣有精兵二十余万。以顺讨逆,无不克捷。陛下善保龙体,以社稷为重。”汉献帝乃任命曹操为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并称:“曹将军真社稷臣也!”

曹操虽被汉献帝封要职,但要巩固在中央政权中的地位,阻力还是不小的。有一次曹操和董昭交谈时问:“现在我到了洛阳,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董昭就说:“将军兴义兵,为了消灭暴乱。现在又到洛阳来掌握中央政权,这是王霸之功。恐怕下面的将官,各有各的想法,未必服从。在洛阳做事,有许多不便。应该把皇帝迁到许昌去。”曹操一听,非常高兴,说:“这正是我的想法。”但是,杨奉的军队就在洛阳附近梁县驻屯。为了避免杨奉的阻挠,曹操派人前去对他说:“洛阳一片焦土,没有粮食,要暂时把献帝接到鲁阳去。”杨奉信以为真。于是曹操将献帝接到鲁阳后,很快转移到了许昌,并改年号为建安,那年是公元196年。从此,汉献帝就变成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政治工具。曹操用汉献帝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事,任命程昱为尚书。以后曹操又任命荀彧的侄子荀攸也担任尚书职,军队出征时,担任军师。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些中小地主、知识分子都来投奔曹操了。

却说曹操自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后,中央大权在握,朝廷国政,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自认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具备了。197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战争。他先使钟繇奉朝廷命到关中,稳定韩遂、马腾等十几股大割据者。曹操率军击败自称皇帝的袁术,袁术渡淮南逃。198年,曹操杀了骁勇善战的吕布,得徐州。200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此后连年进击,205年,袁绍全军溃灭,曹操得冀、青、幽、并四州。经十一年战争,北方大割据者或死或降,黄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了。208年,曹操进击刘表军,得荆州。能和曹操对抗的力量,只剩下占据吴、会稽等六郡的孙权与声望甚高拥精兵一万人的刘备了。

如今割据江南的豪强孙权,原是袁术系统的大将孙坚的次子。191年,孙坚为袁术攻荆州刘表,被刘表军射死。孙坚子孙策,年十七,是一个英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早年随母居寿春,就交结江淮间士人,与高级士族周瑜结成至交。周瑜与低级士族大富豪鲁肃也是好友,孙策得周瑜,江淮间士族形成了以孙策为首的一个团体。孙坚死后,孙策从袁术那里领回孙坚旧部兵将共千余人。这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猛将,孙策获得这些武人,军事上建立了坚固的基础。195年,孙策得袁术允许,率兵到江东,击破大小割据者,得吴、会稽等五郡,又袭破庐江郡,得袁术部属三万余人。孙策依周瑜所率士族为骨干,结合张昭为首的北方士族,在六郡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孙氏政权。200年,孙策死,弟孙权继位,到曹操夺得荆州时,孙氏政权已经是巩固难破的了。

称雄西川的刘备是汉皇帝的同族,号称刘皇叔。在豪强混斗中声望倍增,也结成了一个武士强、谋士弱的刘备集团。曹操承认自己和刘备是当今的天下英雄,因为刘备对士族的号召力要比曹操高一些。刘备被曹操追逐,逃到荆州依附刘表。杰出的谋士诸葛亮以及北方流亡士族加入刘备集团,刘备的势力因而空前大增。刘表死,刘表子刘琮投降曹操。宁愿追随刘备不愿投降曹操的刘表属官和荆州人多至十余万人,辎重车多至数千辆,足见在刘表割据多年的荆州,刘备比曹操处于有利的地位。刘备与孙权结合,形成了对抗曹操的强大力量。

为了巩固北方,根除袁家势力,曹操亲率大军,经过多次征战,终于一举占领袁氏割据的老巢邺城。后来曹操在这里设立了指挥全局作战的司令部。因为邺城是魏郡太守的治所,所以后来曹操就封为魏公、魏王,一直到曹丕称帝,国号也称魏。攻占邺城的确是一件大事,它不仅使曹操增加了军事装备,更重要的是曹操得以正式在河北立足。但是,曹操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忘记统一全中国的大业。后面的征途还很长,可是自己已经四十九岁了。他怀着这种“忧世不治”、“老之将至”的心情,巡视了邺城内外,激情之下写下了一首诗: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北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曹操清醒地看到,河北虽然军事上平定了,但豪强势力还十分强大。只有坚决打击豪强,实行改革,才能巩固在河北四州的统治。因此在攻占邺城后,就实施了一系列打击豪强的改革措施。首先在经济上反对兼并,颁布了“重豪强兼并之法”。这个法令向人民宣布了豪强兼并的罪状,并明令减轻群众的负担。规定:“河北遭受了袁氏统治的灾难,今年租税不要交了。”“今后每亩只收田租四升,每户交纳绢二匹、棉二斤就可以了。其他项目不得私自增发。郡国的守相必须认真检查,不许豪强有所隐藏,而让贫困的人代出租赋。”此外,曹操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袁氏恶政,整顿儒学歪风,移风易俗,这不仅加强和巩固了曹操地主阶级的集权统治,而且为曹操进一步平定乌丸,统一大半个中国,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检讨既往,展望将来,感慨万千,要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还要经历多少曲折的道路啊!环顾险峻的太行山,不禁吟出了一首《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曹操统一中国、图谋帝王的思想是路人皆知的。他的代汉自立的思想,早在许田打围中就暴露无遗了。那天,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军士排开围场,周广二百余里。曹操与献帝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之心腹将校。当日汉献帝驰马到许田,刘备前去问安。献帝说:“朕今欲看皇叔射猎。”刘备领命上马,忽草中赶起一兔。刘备一箭命中。皇帝喝彩。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曹操急忙将献帝宝雕弓、金秕箭抢到手,骄横地说:“卿射之。”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踊跃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皇帝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刘备背后关羽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刘备急忙制止。事后关羽问刘备:“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刘备说:“投鼠忌器。操与帝相隔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

却说献帝回宫,哭着对伏皇后说:“朕自即位以来,奸雄并起,先受董卓之殃,后遭李傕、郭汜之乱。常人未受之苦,吾与汝当之。后得曹操,以为社稷之臣;不意专国弄权,擅作威福。朕每见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围场上,身迎呼贺,无礼已极!早晚必有异谋,吾夫妇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悲叹道:“满朝公卿,俱食汉禄,竟无一人能救国解难?”言毕,伏皇后之父伏完进言道:“帝、后休忧。吾举一人可除国害。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可托也。”随后献计:陛下可制衣一领,取玉带一条,密赐董承,早除曹操。

献帝依计作一密诏,咬破指尖,以血书之,暗令伏皇后缝于玉带紫锦衬内,却自穿锦袍,自系此带,令内史宣董承入。献帝说:“汉高祖起自泗上亭长,提三尺剑,纵横四海,三载亡秦,五年灭楚,遂有天下,立万世之基业。祖宗如此英雄,子孙却如此懦弱,岂不可叹!”随后又对董承说道:“朕想卿西都长安救驾之功,未尝少忘,无可为赐,今将锦袍赠之。望卿当衣朕此袍,系朕此带,常如在朕左右也。”

董承谢后归家,夜深人静,将锦袍反复察看,并无一物。董承暗思道:“皇帝赐我袍带,命我细看,必非无意,今不见甚踪迹,不知如何?”随又取玉带细看,反复寻之,仍无他物。正欲伏几而寝,忽然灯花落于带上,烧着背衬,隐见血迹。急取刀拆开视之,乃献帝血字密诏。写道:“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珍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诏。”

董承阅毕,涕泪纵横,夜不成眠,事后,通过多种关系,联络四方“忠义之士”,欲除曹操。不料,事情败露,曹操派人直入董承卧房内,搜出衣带诏并义状。曹操看后怒火冲天,狞笑道:“鼠辈安敢如此!”遂命“将董承全家良贱,尽皆监禁,休叫走脱一个。”曹操回府后,以诏状示众,急召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立新君。程昱进谏道:“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帝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曹操纳之,只将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门处斩。死者共七百余人。城中官民见者,无不下泪。后人有诗叹董承:密诏传衣带,天言出禁门。当年曾救驾,此日更承恩。忧国成心疾,除奸入梦魂。忠贞千古在,成败复谁论。

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杀董承之妹董贵妃。董妃为皇帝所宠爱,已怀身孕五月。当日献帝刘协正在后宫与伏皇后私议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信。忽见曹操带剑入宫,面带怒容,刘协大惊失色。曹操怒斥道:“董承谋反,陛下知否?”献帝慑声说:“董卓已诛矣。”曹操横眉怒斥:“不是董卓!是董承!”献帝战栗,身如筛糠。“朕实不知。”皇帝怯懦,曹操更加放肆:“忘了破指修诏吗?”随又令武士擒拿董妃。皇帝连声哀求:“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伏皇后也说:“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曹操对帝、后请求不屑一顾,叱令武士将董妃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后人有诗叹董妃:春殿承恩亦枉然,伤哉龙种并时捐。堂堂帝主难相救,掩面徒看泪涌泉。

董承事件之后,曹操进一步加强了对皇室的控制,明令规定:“今后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辄入宫门者,斩。守御不严,与同罪。”又拨心腹人三千充御林军,令曹洪统领,以为防察。从此,汉献帝犹如笼中鸟,失去了行动自由。

曹操统一了北方,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大增。当时曹操有北方兵十五六万,荆州兵七八万,号称八十万,军力占绝对优势。曹操决心南进,平灭孙权、刘备。恰巧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不战大胜,滋长了骄慢心,以为自己强大必胜,孙权、至少是孙权的部属,一定会来投降,军事部署上暴露了可败的空隙。孙权地小兵寡,精兵不过三万人,更不能持久。刘备合刘琦兵不过两万,不力战就没有生路。在曹操大军的重压下,刘备和孙权两支力量联合起来了,形成了坚固的(自然是暂时的)联盟。

多年来,曹操为了统一全国,东征西讨,这次军事行动将要同孙权和刘备两个对手交锋,在顺江东下时,他作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自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在这首思潮起伏、心情复杂的诗中,虽然流露出一些低沉、消极的感叹,但对统一南方的信心还是坚定的,意志也是坚决的。诗的最后,他写下了这样四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表现了他急切希望实现全国统一,使全国的人才都集中在他的周围。然而,当时要统一南方,从曹操这一边来讲,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第一,北方虽然统一了,但还没有巩固。豪强的势力还很大,他们在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第二,曹操的主力部队,刚平定了乌丸三郡,尚未得到休整。北方的步兵、骑兵,善于陆地上作战,在水上作战很不习惯。第三,这时正值严冬,战马缺乏饲料。这些情况,孙权、刘备都很了解,所以他们敢以三万多联军,迎击曹操八十万大军。

恰好,曹操在战术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为了克服北方战士不习惯水上生活的弱点,下令用铁链把战船锁在一起,称为“连环船”,好像是水面上的营寨,以避免风浪颠簸,使步兵、骑兵可以在船上自由往来。可是这样一来,战船相互牵制,不能迅速灵活地行动。周瑜、诸葛亮看到了这一情况,决定用火攻。他们用黄盖假投降的计谋,使东吴战船接近曹军。这些战舰里面放满了柴草,还灌了膏油。外面用红布遮盖,再插上旌旗龙幡,伪装得像普通战舰一样。战舰后面又拖了小船,准备逃走时用。这几十只战舰开到长江中间,举帆前进。船上的士兵大声高喊:“来投降了!”曹操因为相信黄盖是真投降,没有准备。部下官兵,也跑出来观看。当相距只有二里时,这几十只战舰上突然都燃着了火。风烈火猛,船往北直冲过来。曹操的战船被火烧着了,又因铁链锁着,不能分开。顷刻之间,烈焰冲天,船队全部烧毁。人马烧死和溺水而死的很多。火焰从船上一直延烧到岸边大营。南岸的周瑜一见黄盖得手,立即指挥快船冲杀过来。这一仗曹操损失惨重,落荒而逃。

赤壁大战,决定了三国分立的形势。曹操所代表的统一趋势虽然受到阻碍,但此后三国统治者,各在自己的领土内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各国内部的统一。赤壁战后,孙权得荆州大部分,刘备得武陵、长沙等四郡。刘备获得立足地,专力向益州发展,214年得益州,以成都为中心,成为后来的汉国。孙权以建业(南京)为中心,扩展到广州、交州,成为后来的吴国。

曹操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又要南征。参军傅干上书谏操:“干闻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往者天下大乱,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耳。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待时而动。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倘贼凭险深藏,使我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天威屈矣。惟明公详察焉。”

曹操阅之,遂罢南征,兴设学校,延礼文士。于是侍中王粲、杜袭等人,欲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进言反对,说:“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曹操痛骂荀攸“不识世务,混蛋至极!”荀攸闻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亡年五十八岁。

事后曹操带剑入宫。当时,献帝正与伏后共坐。伏后见曹操进来,慌忙起身,献帝刘协战栗不已。曹说:“孙权、刘备各霸一方,不尊朝廷,当之如何?”刘协说:“一切由魏公裁处。”曹操对此回答甚为不满。怒斥道:“陛下出此言,外人闻之,只道吾欺君也。”说着怒目而视愤愤而出。

曹操走后,皇帝左右亲信,议论纷纷。大家说:“近闻魏公曹丞相欲自立为王,不久必将篡位。”帝与伏后大哭,皇后说:“妾父伏完常有杀操之心,妾今当修书一封,密与父图之。”献帝对此甚为害怕。他说:“昔董承为事不密,反遭大祸;今恐又泄漏,朕与汝皆休矣!”伏后说:“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义可托者,莫如穆顺,当令寄此书。”乃即召穆顺入屏后,退去左右近侍。帝、后边哭边对穆顺说:“操贼欲为‘魏王’,早晚必行篡夺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图此贼,而左右之人,俱贼心腹,无可托者。欲请你将密书寄与伏完。量你忠义,必不负朕。”穆顺慷慨陈词,决心以死报。遂将密书带好,潜出禁宫,径至伏完宅,将书呈上。皇丈见是伏后亲笔,遂对穆顺说:“操贼心腹甚多,不可遽图。除非江东孙权、西川刘备,二处起兵于外,操必自往。此时却求在朝忠义之臣,一同谋之。内外夹攻,庶可有济。”说罢,皇丈作书复帝后,求密诏。暗遣人往吴、蜀二处,令约会起兵,讨贼救主。不料,事情再次败露,密书在途中被曹操心腹搜出。当夜,曹操就点甲兵三千,围住伏完私宅,老幼并皆拿下;搜出伏后亲笔之书,随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次日,曹操将伏皇后捉拿到案,并骂道:“吾以诚待你等,你等反欲害于我!吾不杀你,你必杀我!”呵叱左右,乱棒将伏后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朝野之人,无不惊骇。后人有诗写道:曹操凶残世所无,伏完忠义欲何如。可怜帝后分离处,不及民间妇与夫!

且说献帝刘协,自伏后被曹操乱棒打死之后,连日不食。为了进一步挟持皇帝,曹操决定将自己的女儿许给刘协。为此,他对献帝说:“陛下无忧,臣无异心。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大贤大孝,宜居正宫。”献帝安敢不从?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庆贺正旦之节,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群下莫敢异言。

此时曹操声威日甚,216年,慑天子封自己为魏王,士族首领崔琰有讥讽表示,被曹操迫令自杀。又一首领毛玠表示不满,在众官援救下,曹操不敢杀毛玠,只是斥逐出朝廷。荀彧、崔琰、毛玠都是曹操最重要的谋士,曹操在代汉的步骤上,遭到这些人的阻力,意义是严重的。218年,汉官吉本等率千余人在许昌起事,谋挟天下攻魏国。魏官魏讽等人聚徒众攻邺城,这对曹操也是一种威胁。士族阻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的特权。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在孙权消灭了关羽后,曹操回军到洛阳。一天晚上,半夜觉得不舒服,头痛得要命,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众官皆忧。又派人求神医华佗诊治。经过诊脉视疾,华佗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根除。”操听后大怒:“汝要杀孤耶!”华佗说:“大王曾闻关云长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曹反疑道:“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然后急呼左右拿下狱中,拷打至死,并将其传世之作《青囊书》毁于狱中。后人有诗叹曰:华佗仙术比长桑,神识如窥垣一方。惆怅人亡书亦绝,后人无复其《青囊》!

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痛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就写了遗令。遗令中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可见曹操到生命的最后,还不忘统一事业,要部下继续他的持法精神,继续前进,不能复古倒退,要把他实行的屯田制度,节俭风尚,贯彻到底。

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正月庚子,曹操病死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后人在《邺中歌》中对曹操作了如下评论: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抵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却说曹操身亡,文武百官尽皆举哀,后由次子曹丕继王位。是年八月,由华歆、王朗等一般文武官僚,四十余人,直入内殿,来奏汉献帝,请求禅位于魏王曹丕。华歆上奏说:“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群臣会议,言汉祚已终,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与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来奏请。”

献帝刘协闻奏大惊,半晌无言,后对百官而哭道:“朕想高祖提三尺剑率众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统相传,四百年矣。朕虽不才,初无过恶,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汝百官再从公计议。”

前来逼宫的文武官员,见此情况,进一步向献帝施加压力。王朗说:“自古以来,有兴必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帝大哭,入后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第二天,这群逼宫文武官员,再次集中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这时曹后还蒙在鼓里,不知底细,反问刘协:“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哭道:“你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话未说完,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逼帝出殿。曹后大骂道:“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

曹洪、曹休不达目的誓不休,继续逼献帝退位,在武力胁迫下,献帝被逼不过,只得写下了如此卖身契:“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今王又光耀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

继之,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人,御林军三十余万,刘协皇帝亲捧玉玺奉曹丕。从此,魏王曹丕登了帝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大魏。丕即传旨,大赦天下。谥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丕降旨封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即日启程。华歆按剑对刘协怒训道:“立一帝,废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为山阳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许入朝!”献帝含泪拜谢,上马而去。至此,衍延四百多年的汉朝寿终正寝。后人有诗写道:两汉经营事颇难,一朝失却旧江山。黄初欲学唐虞事,司马将来作样看!(解力夫)

蜀汉后主刘禅

刘禅,字公嗣,乳名阿斗,是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蜀汉皇帝刘备的长子。公元223年刘备病故,刘禅遵嘱继位,历史上称他为刘后主,在位四十三年。刘禅在位的时候,天下混战不断,形势变幻于瞬息之间。当时的分野是,曹魏据有辽阔的中原,势力最为强大,蜀和吴只得采取联合抗曹的战略以图自保和发展。

刘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里,先有丞相诸葛亮尽心辅佐,继有蒋琬、费祎、姜维等为其筹措,后有宦官黄皓弄柄,以致误国害民。他的一生被周围的重臣权贵所淹没,在历史舞台上至多不过起着一件道具的作用。这样看来,作为蜀后主的刘禅,也就只能是庸常之主的命运了。

刘禅的父亲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因而,从刘备到刘禅,一直顶着皇族的名分。

刘备于群雄纷争的公元193年,带着军队转战到小沛(今江苏沛县东),在这里娶了一位姓甘的女子为妾,人称甘夫人。公元206年,甘夫人为刘备生一子,即刘禅,乳名阿斗。由于战乱,这时的甘夫人和小儿刘禅不得不随刘备之军辗转,过着紧张而又艰险的生活。公元208年,刘备遭到曹操精锐骑兵的追杀,两岁的刘禅由甘夫人怀抱着逃亡,与刘备失散,多亏猛将赵云拼死相救,母子俩才得以平安脱险。

后来,刘备用正统的名义网罗士人,得到诸葛亮、关羽等文臣武将的鼎力相助,取得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蜀地,与孙权、曹操两家三分天下。这时候,诸葛亮、法正等人根据当时的形势,尊刘备为汉中王。公元219年,刘禅十三岁,被刘备册封为王太子,费祎和董允为太子舍人,后都晋为黄门侍郎。蜀汉后主·刘禅

公元220年,洛阳传来曹操已死,其子曹丕代汉称帝的消息。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依照诸葛亮等人的劝谏,于公元221年4月在成都称帝,建立了蜀汉,建号章武,并下诏书立刘禅为皇太子。这一年,刘禅年仅十五岁。

不久,刘备和甘夫人为刘禅向车骑将军、刘备义弟张飞家提亲,让刘禅娶了张飞的长女为妻。

公元223年,刘备因伐东吴失败而病倒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差人去成都传诸葛亮等火速前来听取他对后事的安排。同诸葛亮同行的还有刘备的另两个儿子梁王刘永和鲁王刘理,刘备没让皇太子刘禅亲自来听取遗命,而要他担当起镇守成都的重任。

诸葛亮一行到成都后,见到病榻上的先主,不禁悲从中来,欷歔不已。刘备当面嘱托诸葛亮给刘禅以教育,能辅成为君即立君,不成即可取而代之。刘备又要两个儿子转告刘禅,他死后他们兄弟都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诸葛亮,和丞相共同治理好蜀汉,完成一统汉家天下大业。四月份,刘备到了弥留之际,他让诸葛亮根据自己的愿望,拟定一份给刘禅的诏书。诸葛亮沉吟良久,泼墨挥毫,代拟了一道诏书,要刘禅不因为坏事小就可以去做,不因为好事小就不去做,只有才能好、德行好、积极上进才能使人信服。

刘备死后,诸葛亮一面加强同吴、魏边境上关口要隘的军事力量,以防敌国乘虚进犯,一面派人飞马成都,把皇上驾崩的消息报告给留守的皇太子刘禅。

自诸葛丞相受命前往白帝城后,刘禅日夜惦念着父皇的病情、安危。后接父皇去世的消息,他忧伤万分。这一年他年仅十七岁。

这年的五月,刘备的灵柩到了成都,刘禅率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披麻挂孝。诸葛亮当众宣读刘禅继承皇位的先帝遗诏。从此,刘禅正式登基称帝,史称刘后主。他继位后就宣布改元建兴,大赦天下。又下诏尊称皇后吴氏为皇太后,夫人张氏为皇后,并根据诸葛亮的建议,追赠其生身母亲甘夫人为昭烈皇后,与父皇合葬。

刘禅成了皇帝,但他时刻不忘先皇的临终遗嘱,对丞相诸葛亮就像对父亲一样崇敬、听命。

刘禅继位不久,蜀汉领地的西南边庭告急,那里的少数民族首领得到东吴孙权的支持,聚众起兵,公开反叛。刘禅闻报,连忙请诸葛亮处置此事,他只希望能立即出兵平叛,稳住西南局势,保住蜀汉江山。诸葛亮自然理解年轻皇帝的焦虑心情,但他劝谏说:“我们伐吴新败,国力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一时还不可能取胜。今可再与东吴重修旧好,同时加紧整肃内部,扩充军力。到合适的时候再行出军征讨西南,定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那里的问题。”刘禅对诸葛亮的计策无有不允之理,诸葛亮向刘禅荐举尚书郎邓芝到东吴言和修好。

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225年的三月,刘禅接到诸葛亮的奏章,说现在蜀吴联盟已经恢复,蜀汉内部经整顿也已稳定,是出师平叛西南的时候了。刘禅便同意诸葛亮调拨军马,择日启程。到出征那天,刘禅率大臣亲自为诸葛亮送行。

两个月以后,刘禅接到诸葛亮从平叛前线发来的战报,上面写道:“开初我以为叛乱头领高定失掉了他盘踞的老巢,妻子、孩子也被俘虏,已走投无路,无计可施,一定会俯首投降乞求活命。不料边远的蛮族竟心怀叵测,敢再次杀人结盟,纠合爪牙两千多人,打算与我决一死战。”阅毕战报,刘禅没料到相父这次出征会遇到如此大的困难,不禁面有忧戚之色,坐在那里默然无语。诸葛亮临行前特意留在刘禅身边的步兵校尉向朗见状,上前奏道:“陛下不必为丞相担忧。丞相身经百战,自有妙计击破蛮敌。再过些时候就会有捷报传来的。”不出向朗所料,半年之后,诸葛亮运用软硬兼施、攻心为上的策略,完全平定叛乱,班师回朝了。刘禅从此以后,对相父料事如神、百战百胜的军事才能更是敬佩。

刘禅并不知道,诸葛亮虽然与他两心无猜,按君臣礼仪行事,但心情却是复杂的。诸葛亮明白,刘禅认真好学,行事不逾规矩,但却没有刘备那种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胸怀宽广的品质。每当夜阑人静,诸葛亮想起刘禅在自己面前战战兢兢的的样子,总有几分酸楚。他为刘备事业后继无人感到悲哀。他越来越明白,若自己有生之年尚不能辅佐刘禅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那先帝的遗愿很可能也就成了泡影。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亡,其子曹睿继位,政局变动,正是需要稳定内部的时期。诸葛亮就上表给刘禅,提出北伐中原,完成一统天下大业的计划。在这则题为《出师表》的奏章里,诸葛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尤其对自己离开成都后宫中、府中的事务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陈震、蒋琬、向宠等德才兼备的文武大臣,要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广开视听,采纳忠益之言,奋发自勉,不满足于暂时比较安定的局面。刘禅看完奏章,深为相父的赤诚所打动,但从相父对他婉言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之中,也体会到了蕴藏在这里面的分量。刘禅依相父之言,下诏讨伐魏国。他在诏书中说:“诸葛丞相坚定果敢,忠诚智慧,忘身为国,所以先帝临终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要他劝励我。现在,我把替天出征的指挥大权授给他,并给他自行决断事务的权力,命令他统率步兵、骑兵二十万人,督率全军进击,替天惩罚叛逆,平定祸乱,收复旧都洛阳。”

公元228年春天,诸葛亮奉旨率领赵云、邓芝、马谡等二十万将士出其不意地向魏国陇右地区发动攻势,魏国猝不及防,形势对蜀军非常有利。可就在这时,驻守街亭的马谡骄傲轻敌,指挥、调度失误,街亭这个进攻的有利据点很快落入前来增援的魏军手中,诸葛亮不得不后撤到汉中。

刘禅在成都闻报相父伐魏不利,兵回汉中后正在整肃军纪,检讨得失,并已按军法处死马谡,深以为然。但他对相父上表要求自贬三级,以示惩罚自己用人不当之罪责却疑惑不解,不知该怎样定夺。街亭失守,罪在马谡一人而已,相父是受蜀国朝野敬仰的人,自己视其如父,怎么能下诏追究他的责任呢?侍奉他的蒋琬、费祎告诉刘禅说,丞相之意在于严明法纪,正人先正己,用心实为良苦。刘禅这才下诏将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仍代行丞相职责。同时,刘禅会见了诸葛亮举荐的魏国降将姜维,下诏任命他为仓曹掾,授于奉义将军称号,并封他为当阳亭侯。

诸葛亮伐魏失败以后,刘禅的耳畔经常有了这样的议论,说眼下魏国比蜀国强盛,蜀国兴师动众讨伐魏国有如以卵击石,得不偿失,倘使蜀能自守边境,不去攻打魏国,这样双方相安无事,蜀国也就可以享有永久的太平啦。刘禅对诸葛亮伐魏计划也产生了动摇,他想,蜀汉既能偏安自保,享受太平,从此不用为劳民伤财的战争忧心忡忡,这何乐而不为呢?诸葛亮对朝野中一些人的偏安思想早有觉察,对刘禅遇事无主见、易为人言所左右尤其感到焦虑,但这也更坚定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北伐曹魏,完成一统天下大业的决心。

这一年,刘禅又接到诸葛亮的奏章,当中细叙汉贼不能两立的理由,告诫说,企图用益州这样的小地方去与占据广大中原的敌国长期相持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只有主动出击,方能死中求活,有所成就。诸葛亮最后对刘禅建议道,现在东吴孙权大败魏将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魏国派出大量部队东下救援,关中虚空,正是蜀起兵伐魏的好时机。刘禅曾为反对北伐的意见打动,但看过丞相的表章以后,又觉相父分析得精到有理,便准奏,让诸葛亮再次起兵进攻魏国。诸葛亮出奇兵很快占领了魏属的武都(今甘肃成县北)和阴平(今甘肃县西北)两郡。捷报传到宫中,刘禅高兴之余即下诏恢复了诸葛亮丞相官职。

这个时候,东吴孙权见魏蜀两国连年战争,无力他顾,便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正式称帝,国号仍为吴。孙权派使臣到蜀汉拜见刘禅,要求从此以后,蜀吴双方以平等的皇帝的名义相互交往。

刘禅对孙权称帝感到气愤,朝廷中许多大臣也都对孙权称帝深为恼怒,认为此举是同曹丕一样的“僭越”行为,只有立即与东吴断绝盟好,才能保护蜀汉自尊的正统地位,当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如何对策时,与东吴断交的呼声几乎就成了最后的定论。唯独诸葛亮与众不同,力排众议,他对刘禅说道:“孙权早有称帝的野心,我们没有过于计较这件事,是想求得他的支援,以牵制曹魏。现在,如果我们公开同他断绝盟好,必然会引起他们对我们的仇视。等到我们双方兵戎相见,长期相持,势必使曹贼得利。因此,陛下应放远目光,不因小而失大,继续联吴抗曹才是上策。我建议陛下立刻派使臣回访东吴,以表示蜀汉对孙权的祝贺。”刘禅听了诸葛亮一番话,也只好说:“就按丞相说的办吧。”

公元231年,刘禅批准了诸葛亮的又一次伐魏计划。诸葛亮领兵离开后,刘禅深居宫中,内外要事一应听凭蒋琬、费祎、董允斟酌处置,自己倒也觉得清闲、自在。这天忽听说正在前线作战的诸葛亮接到诏书正兵回汉中,却不明白其中缘由。几天以后,诸葛亮从汉中到了成都,这件事才弄得个水落石出。原来都护李严受命为诸葛亮的出征部队督办粮草,但督办不利,耽误了运往前线的时机,他害怕诸葛亮因此惩办自己渎职之罪,就一面假传后主圣旨要诸葛亮退兵,一面又谎奏后主说退兵是诱敌之计,企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刘禅不禁怒火中烧,他要严惩李严的欺君之罪。诸葛亮等大臣对李严乱军乱法,危害国家统一大业的行径也向刘禅上了奏章。刘禅便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到了梓潼郡。

公元234年,从北伐前线五丈原军中传来了诸葛丞相病卧不起,且病情日益恶化的消息。刘禅闻报急忙让尚书仆射李福赶到五丈原营中探询。不日,李福回成都禀告刘禅说:“丞相身体虚弱,病情日深一日,再为陛下效力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刘禅大惊失色,就像自己也要病倒一样,浑身无力,内心空茫。他命李福再度星夜赶往丞相处,询问丞相身后事宜的安排情况。诸葛亮见李福返回,已知其意,说道:“你要问的人,蒋公琰(即蒋琬)合适。”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费文伟(即费祎)可以接替他。”当李福还想再问下去的时候,诸葛亮却闭目不再作答。

刘禅知道了丞相对宫中、府中的人事安排,但仍为丞相的病情恶化日夜不安,他害怕失去自己视其为父、其视己如子的丞相。十一年来,他已完全习惯了让相父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有相父在,他就不用为江山的兴衰安危夙夜忧叹,寝食不安;有相父掌握朝政,发号施令,他就能静静地享受帝王之尊。而如今,这棵擎天大树就要倒下,头上这把坚强的保护伞就要失去,将来的岁月里自己还能如以往一样吗?刘禅生平第一次为自己、为蜀汉江山的命运忧心如焚。

这一年的秋八月,诸葛亮去世的噩耗终于传来,刘禅忍不住失声恸哭,几将昏厥过去。宫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到处弥漫着悲哀的气息。但就在这人心惶惶之时,前方征西大将军魏延传回的密表却更使朝廷上下惊骇万分,他密告长史杨仪趁丞相去世,正企图引魏兵入蜀,情况险急。刘禅慌忙找来蒋琬、董允等大臣商议。这时候,杨仪也传来表章,却是细述魏延企图劫取丞相灵柩,违背军令图谋不轨的罪责。魏延、杨仪各执一词,各自密告对方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来。刘禅还未从相父去世的哀伤中清醒过来,又遭逢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脑子里一片混沌,如坠云雾之中。蒋琬和董允细细思忖此事,最后对刘禅说:“魏延和杨仪旧日就有仇恨,两人各不相让。我们认为这次必是魏延趁丞相新亡,又不满于杨仪的调遣,便借故寻衅,起兵滋事。我们愿以全家人的性命担保杨仪不反,而反者必是魏延。”刘禅便问道:“魏延骁勇异常,何人才能制服他?”蒋琬、董允答道:“丞相知魏延勇猛过人,性情乖戾,必已料定其日后反事,做好了对付他的准备。陛下尽可宽心。”正如他们两人所说,诸葛亮对魏延早有戒心,只是惜其英武才留用身边。病危之中,他就密授费祎、姜维除魏计策。魏延自然不知丞相用心,所以举事不久就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

北伐大军在杨仪、费祎、姜维的率领下回到成都。刘禅为了纪念诸葛亮生前的丰功伟业,赐他忠武侯的谥号,并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将其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南)。诸葛亮选此墓址,意在让刘禅及后人永远不忘北伐曹魏、恢复汉家天下的先帝遗愿。

安排完丞相后事,刘禅根据丞相举荐,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管理汉中地方事务,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家军政要事,任命杨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征西姜维为右监军、辅汉将军。

诸葛亮去世不久,蜀中一带的百姓和官吏上书要求在各地建庙祭奠他,但朝廷认为只有皇帝亡灵才能建庙盖宇,丞相亡灵尚不可如此。百姓就只好在道路、田野上举行祭奠,寄托哀思。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刘禅,并劝他下诏为丞相建庙,但刘禅没有答应。直到公元263年,也就是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以后,步兵校尉羽隆、中书郎向充等大臣又一次上表请求为诸葛亮立庙时,刘禅才同意在沔阳(今陕西勉县南)修建一座祠堂,供百姓四时凭吊,追思丞相的功绩。

诸葛亮去世后一年,也就是公元235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兼任益州行政长官。此时新丧丞相,朝廷内外惊慌不安。蒋琬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能镇静自若,没有因为诸葛亮的去世而紧张失措,也没有因为得到高升而洋洋自得,神情举止就跟平常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人心很快安定,大家对他也逐渐信服了。

刘禅见蒋琬忠正可靠,继续执行诸葛亮生前制定的政策,对内保国安民,休养生息,对外和东吴维持盟好,共同抗击曹魏,一度存在于他心目中的愁云很快就消散了。他敬佩相父的知人之智,也庆幸自己的福分,他是一个不用为江山社稷操心的皇帝。

蒋琬得到刘禅的重用和信任,却引起了中军师杨仪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的资历和才能都在蒋琬之上,且又有诛杀魏延、保护丞相灵柩安然而返的功劳,升官晋爵理应在蒋琬之上。于是他怨天尤人,竟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抱怨当今皇上昏聩,蒋琬更是无能。一次,他对费祎扬言:“想丞相初亡之时,我若举师投奔魏国,也就不会落得现今这样的结果了。真是后悔不及啊。”费祎把这话密告了刘禅。刘禅一怒之下就把杨仪流放到了汉嘉郡(今四川雅安地区)。不久,刘禅又收到杨仪从流放地来的表章,其言词激切,态度傲慢。刘禅终于下令将他就地处死。杨仪闻知,羞愧万分,在狱中自杀身亡。

公元236年夏,刘禅见国家太平无事,自己久居宫中闷得发慌,就让宫人为他备好车马去湔郡(今四川灌县)游玩。他们一行轻车快马,很快就到了湔郡被当地人称为斗鸡台的小坪上,在这里观赏都江堰风光。岷江水势汹涌,从刘禅他们的脚下飞奔而过,经过都江堰水利工程分流、调节以后才平缓地流向远处,水尽其用,造福桑农。刘禅陶醉于这壮美的人间胜景之中,流连忘返,十多天以后才满意而归。

第二年夏,刘禅的皇后猝然病故,但刘禅并没有过多的悲痛。他迷恋的是皇后身旁的侍人王氏。王氏年轻貌美,刘禅就执意把她封为贵人,宠爱集于一身。王贵人后来为他生下一子,就是公元238年被刘禅立为皇太子的刘璇。但王贵人最终还是做了一辈子贵人,因为皇后刚一去世,大臣们就又替刘禅设计了一桩新的婚姻,把原来的贵人、皇后的妹妹扶为皇后。

蒋琬不忘诸葛亮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遗愿,但考虑到丞相几次出兵都走陆路,道路艰险,运粮困难,便想改从水道东下,直捣魏国的魏兴(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和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公元242年他向刘禅提出了这一主张。朝廷中的许多人都认为,汉水浅急、出兵容易退兵难,一旦兵败,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刘禅见有这么多人反对,自然也就不同意蒋琬的出兵计划了。下一年,刘禅又接到蒋琬的奏章。在这份奏章里,蒋琬根据尚书令费祎等人的意见提出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以备伐魏。蒋琬自己则率军作姜维的后盾,进驻到水陆交通便利的涪县(今四川绵阳市)。刘禅这次并无二话,当即准奏。当初,诸葛亮每出兵伐魏都兵屯汉中,而现在,蒋琬退而屯于涪县,只能期望衔持河右,这不能不说是蜀汉战略方针上的一个转变。

这时的刘禅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他感到自己长大了,能有自己的念头和欲望了。刘禅开始嫌自己的宫廷乐队不够气派,侍奉自己的宫女也不尽如人意。他下令在蜀地选拔优秀音乐人才扩大他的乐队,采择美女充实他的后宫。刘禅的计划遭到了学者兼太子老师谯周和老臣董允的坚决反对。董允为人方正直爽,不亢不卑,对上敢于犯颜,对下不徇私情,深得朝廷内外敬重。他和诸葛亮、蒋琬、费祎一起被蜀地百姓誉为朝中“四英”。董允直接掌管着皇帝日常生活安排大权,他不执行刘禅的命令,并和谯周一起上疏,劝谏刘禅说,历代帝王都是因为耽于声色而遭灭国之灾,只有居安思危,有卧薪尝胆之志,方能于艰险之中做出大事业,实现先主的愿望。刘禅对董允等直谏犯颜大为不快,但又无可奈何。就在他对一些老臣有忌恨之心的时候,宦官黄皓趁机闯进了他的生活。黄皓善于投人所好,玩弄权术。他在刘禅而前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刘禅很快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满足和快乐。他需要黄皓这样的人。董允知道黄皓为人奸诈,居心叵测,见刘禅日益与他亲近,不免有些担心。他便屡次当面斥责黄皓心术不正。黄皓对他怀恨在心,但也不得不假装有所收敛。所以,到公元246年,蒋琬和董允去世之前,黄皓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始终不过是个黄门侍郎而已。

蒋琬去世后,刘禅下诏赐他“恭侯”的谥号,把蜀汉军政大权交给费祎和姜维共同执掌。

姜维是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继承人,他出生在陇西地区,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很想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让那里的少数民族作为帮手,出兵攻占魏国的陇西地区。但费祎非常谨慎,他对姜维说:“你我的才能比起诸葛丞相来要差得很远,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何况你我这样的后辈呢?还是保国安民,敬守社稷,等来日有才能的人来完成一统汉家天下的愿望吧。把希望寄托在侥幸的成功上,失败了连后悔都来不及啊!”每当姜维想调兵攻打魏国时,费祎拨给他的军队最多也不超过一万人。公元253年正月,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获其信任的魏国投降过来的郭脩刺死,姜维这才开始总督蜀汉军事,按照自己的意志屡次大举兴兵攻打魏国。

公元255年,刘禅设朝议事,姜维提议由他率兵伐魏,但征西大将军张翼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对刘禅说:“蜀国伐魏多次,并未取得利益。蜀的力量本来就弱小,百姓负担又日见加重,这样下去,不仅不能战胜魏国,就是想保住目前天下三分的局面都会困难。”刘禅似乎正想说话,不料姜维怒气冲冲地指责张翼说:“未曾出师却先泯灭自己的斗志,这难道是蜀军将帅的应有之举吗?”他又对刘禅劝谏道:“丞相在世时,也曾有人指责出兵北伐是穷兵黩武,但丞相不因有人提出异议就偏废了大事。请陛下准许我再次兴兵伐魏,以报答陛下您对我的圣恩。”刘禅批准了姜维的计划。姜维兵出狄道,在洮西把魏国刺史王经打得大败,杀死魏军好几万人,取得了一次空前的胜利。刘禅高兴之余,即下诏提升姜维为大将军。但姜维在接下来的一次攻打魏国上邽(今甘肃天水市西南)战役中,由于蜀汉镇西大将军胡济未能与他按期会师,致使他被魏国大将邓艾打得大败而逃,损失惨重。

不久,刘禅收到姜维要求自贬的表章。这个时候,朝廷内外对姜维出兵失利、劳民伤财之举的议论沸沸扬扬。刘禅就下诏把姜维降为后大将军,仍行使大将军的职权。

到了公元257年,慑于董允压力而不敢过于肆虐的黄皓开始青云直升,得到刘禅的重用,公开干预朝政了。刘禅一开始只是把黄皓当作供自己玩笑取乐驱遣用的走卒,可是,天长日久,黄皓那一副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俯首听命的奴才相,黄皓对他的尊崇和歌颂,逐渐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黄皓在一起,他才觉轻松、自在、快活,才体会到一种帝王的荣耀和自尊。刘禅想起了自己的历任辅佐大臣诸葛亮、蒋琬、费祎以及姜维,在他们的簇拥、辅佐之下,刘禅始终感受到几分凛然的威压。有了黄皓,刘禅似乎才明白过去失去的太多太多。没过多久,刘禅就提升黄皓为奉车都尉,中常侍。

姜维再也不能容忍刘禅对黄皓日甚一日的信任了,他向刘禅秘密进言说:“历史上宦官权重以致亡国的事例并非罕见,陛下如此重用小人黄皓正是在冒着危险啊。不如把他杀了以正视听。”刘禅对姜维的话很反感,回答说:“黄皓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供人驱使的小臣罢了。过去董允恨他,当面怒斥他,我就感到奇怪。今天你又何必再介意他呢?”刘禅随后把姜维的不满透露给黄皓,并让他亲自拜访姜维以释前嫌。姜维不曾料到刘禅会这样做,考虑到黄皓在宫中、府中的党羽越来越多,自己在蜀汉内部又无根基,担心被害,便通过黄皓央求刘禅让他带兵进驻沓中(今甘肃甘南州曲县境)屯垦,干脆不回成都了。

姜维带兵回避于外,朝廷中对黄皓不满的人也都惧怕黄皓,黄皓就更加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开始的时候,他对刘禅言听计从,而现在已是刘禅对他言听计从了。刘禅的弟弟甘陵王刘永对黄皓向来反感,现在更是憎恶他的狐假虎威、阴险狡诈。黄皓的党羽很快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黄皓就屡次在刘禅面前说刘永的坏话,最后,刘禅有了对刘永的戒心,同他疏远关系,并在十年里都不允许他来成都拜见。

就在刘禅重用黄皓,朝廷里小人当道、乌烟瘴气的时候,魏国却整肃兵马,伺机吞蜀伐吴,一统天下。公元263年春,刘禅从姜维那里得到消息,说魏国即将发动大规模的攻打蜀国的战争,蜀应增兵把守各关口要隘,严阵以待。刘禅同黄皓商量这件事。黄皓早对姜维恨之入骨,正想找机会废其兵权,就对刘禅说:“姜维恃功自傲,总想在战争中显示才华,而不为陛下的江山着想。这次他又故伎重演,制造战争气氛,正是为了让您准许他备战出征啊。”刘禅若有所思,黄皓又带他去庙中求神问鬼,结果果真应验了黄皓的话:魏兵不会进攻蜀国。这下刘禅彻底宽了心,就没有把姜维的建议告诉朝廷其他大臣。于是,宫中照旧日夜笙管悠扬,歌舞升平。

这一年的冬季,魏国果然派出三支大军进攻蜀汉,征西将军邓艾带领三万多人,自狄道向沓中进攻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带领三万多人,自祁山向阴平附近桥头进攻,截断姜维后路;镇西将军钟会带领十万多主力人马自斜谷等地进取汉中。魏将邓艾足智多谋,身先士卒,率奇兵偷袭阴平小道,绕过剑阁天险,攻陷绵竹,一马当先直抵成都城下。

魏军似从天而降,刘禅方从梦中惊醒。此时兵临城下,蜀汉主力尚在远方作战,生死存于一旦。刘禅问计众臣,大家也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弃城南走,逃于山岭之中再借南夷之兵反攻;有人劝刘禅投奔东吴,以图来日。刘禅满脸愁容,一会儿摇头,一会儿闭眼,不置可否。太中大夫谯周慷慨激昂,站出来高声说道:“陛下,臣以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开门献城,投降魏国。”刘禅闻言,直看着谯周,就像一个孩子在看着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心中有几分惊异,又有几分紧张和茫然。谯周接着说:“按照古代的惯例,陛下降魏,可保全性命,又可得到分封,仍不失荣华富贵的地位。现在魏兵压境,时不待我,望陛下早做决断,以免城破人毁,悔之不及。”刘禅无言,仍坐在那儿发愣。投降魏国就意味着放弃属于自己的江山、土地、皇帝的宝座,归附于别人,向别人拱手称臣,刘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皇的遗愿,想起了相父的教诲,他感到一阵创痛。谯周又打断了他的思绪,说:“陛下投奔东吴,已是寄人篱下,而蜀亡东吴必不能久存,到时陛下又不得不第二次对魏称臣,陛下难道愿意两度受辱吗?至于逃难南中,更是荒唐之言。南夷向来不肯臣服蜀汉政权,近年来已有多起反事发生。现投奔南夷,谁能料到他们不会乘我之危,捆绑我们贡献给魏国呢?陛下,臣愿只身前往魏军营中接洽献纳之事,担保陛下的安全和日后的富贵。”刘禅此时也已无计可施,又被谯周一番话说得心动,就下令由秘书令郤正起草降书,谯周等准备投降献城。

刘禅有一个儿子叫刘谌,被分封为北地王,性情刚烈、忠勇,对谯周劝降十分愤恨,对父皇听从其计更是失望。他对刘禅说,“陛下理应号召大家背城一战,同死社稷,这样才有脸面去见先帝。怎么能听信腐儒的一派胡言,毁先帝创立的基业于一旦呢?”刘禅见儿子居然也当众反对自己的意见,勃然怒斥道:“你难道想让全城血流成河吗?赶快退下去,不要再多言了。”

谯周很快就接洽好蜀国开门献城、对魏称臣事宜。这天,刘禅由他和众臣陪同,抬着棺木,缚着绳索,前去城外魏将邓艾军中请降。邓艾见状急忙给刘禅解开绳子,当众焚烧棺木,然后和刘禅一起坐车进入城中。不久又授予刘禅骠骑将军的称号。刘禅依然住在宫中,供奉一律照旧。

就在刘禅献城迎魏军这天,北地王刘谌带着妻室儿女到昭烈皇帝庙宇内放声痛哭,悲伤欲绝。刘谌在这里亲手杀死妻子儿女后,也自刎而死,全家殉国。

刘禅又派人把蜀汉的士民簿交给邓艾,上面记载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将士十万两千,大小官吏四万,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刘禅还派太仆蒋显传他的命令,要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姜维等将士就地投降魏军。姜维等接到投降命令,悲愤不已,拔刀砍石。但事情至此也已无奈,姜维在得知刘禅确实还在成都后就投降了阵前的魏将钟会。

三月份,刘禅奉魏文帝诏举家东迁魏都洛阳,被封为安乐县公(今陕西平利县一带),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随刘禅一同迁到洛阳的刘永、刘理、谯周、郤正等也都被封官进爵,各有去向。晋公司马昭为此特设宴以示庆贺。宴席上,司马昭让舞女演唱蜀地风情的歌舞,在座的蜀汉降官见此无不伤感,唯独刘禅嘻笑自若,就如以前贵为天子时观赏歌舞一样的欢悦,一样的心境。司马昭看到刘禅如此的麻木、淡然,感慨地对身旁的大臣贾充说:“人之无情,竟然如此。即使诸葛亮在世,也不能辅佐他获得成功,更何况区区一姜维呢?”贾充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他若不如此,殿下您又怎能有今天的胜利呢?”司马昭沉默了半晌,问刘禅:“你是否很思念蜀国呢?”刘禅随口答道:“这里很开心,我并不思念蜀国。”一会儿,刘禅起身更衣,紧挨其侧的郤正也跟了出去,对他说:“假如司马文王问您是否思念蜀地,您可以流着泪告诉他,说祖先坟墓远在陇、蜀,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们的,心里也常感到悲伤。”刘禅重新就座不久,司马昭果然又提及同样的问题。刘禅就把郤正刚才教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完想挤出些眼泪,可又不成,最后只好闭起眼睛假装忧伤。司马昭听完后故作惊讶地叫道:“你说的话怎么竟像郤正说的一样啊!”刘禅大惊,睁开眼说道:“正是如您所说啊。”司马昭和魏国群臣见状大笑不止。

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照旧有笙管鼓乐取乐,可外出游览消遣,他深深地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劝谏他要砥砺意志、不忘先主一统天下遗愿,再也没有人干涉他纵情于声色之中了。刘禅很快习惯了这种为人臣的生活,把远在故国曾是他治下的黎民百姓、他曾经有过的为人君的生活、那里的山山水水一并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公元271年,刘禅死去,这是他降魏以后的第八年,享年六十五岁。(许新)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公元五世纪初叶,偏居我国东南一带的东晋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史称晋恭帝,叫司马德文。他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在他胞兄晋安帝司马德宗死后继位登基,只当了短短的两年半的傀儡皇帝,即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被操纵东晋军政实权的刘裕逼迫逊位。从此,东晋从元帝司马睿开国起,经十一帝、历时一百零三年而亡,我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晋到司马德文手里亡国,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一人之过,而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斗争的必然结果。东晋王朝到了司马德文手里,已经不堪一击了。

东晋是西晋司马氏政权的继续。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匈奴大将刘曜率军攻陷晋都长安,穷途末路的晋愍帝司马邺束手投降,历时五十二载的西晋王朝遂告灭亡。次年十二月,成了阶下囚的晋愍帝被害致死,噩耗传到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西晋丞相、晋王司马睿即位当了皇帝,成了东晋的开国之君。东晋是以黄河流域长期混战中南迁的豪族地主和长江流域的豪族地主为统治基础的政权,南方和北方豪族地主之间、豪族地主和王室之间以及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东晋政权一开始建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统治基础日益削弱。到司马德文的父亲晋武帝司马曜当权时,东晋王朝已衰败不堪、奄奄一息了。

晋武帝在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登上皇位时,只有十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由崇德太后临朝摄政。他十四岁亲理朝政后,又渐渐沉溺酒色,大权慢慢地落入武帝的同母弟琅琊王司马道子之手,皇权从此旁落,朝政益加黑暗。司马曜嗜酒如命,每天狂饮不止。皇宫里彻夜灯红酒绿,直喝得烂醉如泥,昏睡不醒,成为名副其实的“醉皇帝”。皇帝尚且如此,朝臣们更是以有幸陪皇帝饮宴为能事。一次著作郎伏滔应邀参加宫宴回府,车到门口尚未停稳就迫不及待、欣喜非常地对儿子高声喊道:“百把人的盛宴,天子先问伏滔在座没有,你父亲多么荣耀啊!”晋武帝久居深宫,不谙世事,还闹出过猪驴不辨的笑话。一次丞相谢安问:“陛下猜一下,驴子像什么?”武帝掩口而笑,信口答道:“它的头大约像猪吧?”昏庸无知到这种地步,使人啼笑皆非。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武帝的胞弟司马道子,十三岁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中军将军,十七岁升任司徒,二十岁录尚书事,手握生杀赏罚大权,成为权倾朝廷的实权人物。他结党营私,任用亲信,穷奢极欲,贿赂公行,做尽坏事。丞相府戏班子里善于献媚逢迎的赵牙,和在钱唐县当过差役、行贿有方的茹千秋,以钱铺路,投机钻营,成了司马道子的亲信,竟先后被封为魏郡太守和骠骑咨议参军。这俩人卖官鬻爵,搜括民财,成了拥有万贯家财的新贵。赵牙对司马道子感激涕零,花费数万巨款为之扩建府第。丞相府新宅湖山竞秀,百花争艳,翠竹婆娑,豪华异常,胜过皇家园林。司马道子令人在假山开设酒肆,勾引美貌的尼姑、小厮荡舟碧湖,醉酒作乐。这样阔气的相府连皇上也觉得太过了,一次武帝游览后说道:“你家中有湖有山,登山能高瞻远瞩,游湖能陶冶性情,可是修饰得似乎太奢侈了!”司马道子无言以对。武帝走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皇上要是知道这灵秀山是人工堆起来的,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赵牙毫不在意,胸有成竹地回答:“只要有你丞相在,我赵牙就死不了。”司马道子崇信佛教,僧尼成为相府的座上客。有一个尼姑叫支妙音,备受他的青睐。司马道子专为她盖了一座简静寺。因支妙音手能通天,简静寺面前车水马龙,趋炎附势的人来往频繁,有时还干预朝政,引起晋武帝的警觉。司马道子的亲信甚至还劝司马道子独揽朝政,此事也被告发,晋武帝愈加不满。这样,随着司马道子权势的膨胀,东晋皇族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晋武帝司马曜同他的弟弟丞相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晋武帝为了稳固自己皇帝的宝座,便重用外戚和亲信以抑制司马道子的权力。他任命国舅王恭都督兖、青、幽、并、徐等州诸军事,兼领兖、青二州刺史,坐镇京口;任命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晋武帝闷闷不乐,酒后到皇家园林散步,思绪万千。他想起和胞弟司马道子的矛盾日益紧张,皇权一步步被弟弟侵夺,而母后偏又宠爱和袒护弟弟,自己也不敢把弟弟强行罢免,越想越不是滋味。当他心事重重返回寝宫时,正好遇到张贵人。张贵人年约三十,在王皇后和爱妃、皇太子司马德宗和琅琊王司马德文的生母陈淑媛相继去世后很受武帝宠幸。此时,张贵人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再三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武帝不耐烦地随口说:“你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该隐退了。”张贵人听后大惊,信以为真,顿时恼恨异常,表面上又强颜欢笑,服侍武帝安睡。这个人生性心狠手辣,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后宫里人人都怕她三分。当天深夜,张贵人看武帝已经酣睡不醒,想到自己的荣华富贵即将成为泡影,陡生一计。她把宦官们一个个灌醉遣散,叫来几个宫女用被子蒙在武帝头上,使武帝窒息而死。因为怕毒计露馅,张贵人又贿赂侍从,串通一气,声称皇上是做噩梦惊吓、神志错乱而死。

晋武帝暴毙的消息传出后,凶手张贵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处。因为年已十六岁的皇太子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吃饭睡觉都要靠胞弟、后来的晋恭帝司马德文照料,他哪里明白父皇的死是一个阴谋而去追究呢?执掌朝政的司马道子觉得做皇帝的哥哥去世扫除了自己独揽大权的障碍,心里喜不自胜,更无意刨根问底、追究死因。这样,在忙乱而又平静的气氛中,第二天即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司马德宗登上皇位,史称晋安帝,第二年改元“隆安”。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晋武帝去世、晋安帝继位而缓和下来,反而由于傻子称帝、叔父专权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晋安帝说话咿咿唔唔,谁也听不清楚;天冷天热,也不知增减衣服;吃多吃少,也不懂得饥饱,生活上的一切全靠性情温和朴实的琅琊王司马德文料理安排。朝廷大权竟全落入他的叔父司马道子手里,大事小事都秉承司马道子的意志办理。司马道子的宠臣、臭名昭著的王国宝这时也升了官,成了手握大权的尚书左仆射,王国宝的堂弟王绪做了琅琊内史。他们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做尽坏事。还在晋武帝暴毙的当天夜里,身为中书令的王国宝兴奋已极,连夜闯宫,妄想乘混乱之机代写遗诏,捞取大权。拱卫宫门的侍中王爽(国舅王恭的弟弟),见他毫无悲痛之心,却面带奸笑,当即挡住他的去路,并严厉地说:“皇上才去世,太子还没到,谁敢进宫就要斩首。你来干什么?”王国宝被问得扫兴而返。现在,他手握重权,想起王爽坏了自己的大事,恨从心生,很快罢了王爽的官。这一切都引起王爽的哥哥、坐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王恭的不满。在王恭来建康参加武帝葬礼、祝贺安帝登基大典之后向司马道子辞行时,语重心长地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懂事,愿大王以国家为重,多听逆耳之言,疏远奸诈小人!”王国宝听说后又怕又恨,他多次向司马道子建议削减或解除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兵权。消息传开后,引起王恭和殷仲堪警觉,他们以北伐为名,日夜操练人马,修整兵器,企图进兵建康。以皇帝的叔父为一方、以皇帝舅父为另一方的激烈拼杀,从此展开。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晋安帝即位刚刚半年多时间,王恭即上表朝廷,历数王国宝乱政罪行,并从京口发兵讨伐。殷仲堪也在荆州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无力派兵镇压,就来了一个“舍车保帅”之计,把一切罪责推到王国宝身上,派人将他逮捕关押起来,随即下诏赐死。当了七年中书令和四个月仆射、有“人面狗心”之称的王国宝,眼下已无计可施,只得饮下毒酒,做了司马道子擅权的牺牲品。他的堂弟王绪,也同时被押往闹市,斩首示众。

这场剑拔弩张的斗争风波尽管以皇帝叔父的妥协平息下去了,但两派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仇恨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王恭势力的增大,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愤愤不平。当年,十六岁的司马元显官为侍中。一天,他对父亲说:“兖、青二州刺史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终将成为朝廷大患,我们应该早作准备,尽快将他们除掉。”司马道子看他胆识过人,就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积极进行征讨王恭的各项准备。他们还把谯王司马尚之拉在身边作心腹,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愉作江州刺史,以壮大力量。

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王恭果真第二次起兵,以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为名对抗中央朝廷。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今湖北襄阳)刺史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和豫州刺史庾楷等举兵呼应,对朝廷形成很大威胁。司马元显被任命为征讨都督,率军抵抗。他采用离间计,派人同王恭的司马兼先锋官刘牢之联系,劝他反戈一击,以原王恭的官职为诱饵。这一招马上奏效,刘牢之被收买叛变,回军进攻王恭,结果不善用兵的王恭一触即溃,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弟弟、侄子和一些亲信都被活捉斩首。司马道子看着在建康城东浮桥边示众的王恭头颅说:“你为什么老是和我过不去,一定要我的老命。瞧你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

在王恭兵败之后,殷仲堪、桓玄等人在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推举桓玄为盟主,继续与中央朝廷相对抗。由于盟军内部矛盾重重,不久桓玄火并了殷仲堪、杨佺期,占领了江陵和襄阳,朝廷别无良策,只得承认现实,任命他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军事,兼领荆州、江州刺史,还任命他哥哥桓伟为雍州刺史,侄子桓振为淮南太守。这样,桓氏家族就霸占了长江中上游一带,形成了一股同中央朝廷相抗衡的强大势力。

在中央朝廷内部,司马元显通过收买刘牢之,打垮王恭,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中书令,领十八州诸军事、持节都督,声威和权势大为提高。而且,在这段时间,他父亲司马道子有病,不理政事,司马元显乘机占有了他父亲扬州刺史的重要职务,并录尚书事。司马道子病好以后,很快知道了司马元显以阴谋手段从他手中夺权的事实真相,看透了儿子不孝的嘴脸,但面对既成事实,已无法挽回。这样,司马元显取代司马道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东晋朝廷中又一个独揽大权的人。

司马元显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掌握东晋的军政大权以后,大肆搜刮钱财,中饱私囊,成为国中数一数二的富豪。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中央到各地州郡,无官不贪,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盘剥百姓。因而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首领为孙恩、卢循。起义从399年11月攻占上虞起始,到411年四月卢循战败牺牲为止,持续十一年零五个月。他们北至连云港,南到广州湾,纵横驰骋东南半壁江山,两次进逼东晋京师建康,极大地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

当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震撼京师的时候,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霸占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刺史桓玄,利用农民起义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操纵中央朝廷实权的司马道子父子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东晋朝廷赖以生存的粮食供应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浙东一带。由于连年战乱,这些地区生产停滞,经济凋敝,中央朝廷遂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桓玄不仅坐视不管,而且截断长江航道,断绝漕运,下游粮荒更加严重,士兵只能以糠皮和橡树果实充饥。这种做法,引起司马元显的不满。他接受谋臣的建议,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一月一日,自任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殿后,发兵征伐桓玄。

对于司马元显兴师问罪,桓玄颇感意外。他原以为朝廷自顾不暇,哪有精力管别的事?因而朝廷下诏出兵的消息传来,不免心慌意乱,打算守住江陵就行了。长史卞范之却出谋献策说:“将军名震天下,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反复无常,不得人心。将军只要兵临京师,小丑们即可土崩瓦解。哪能拱手让人,被动挨打呢?”这番议论,总算多少坚定了桓玄的决心。于是,他安排其兄桓伟守江陵,自己率兵东下,并向京师发出历数司马元显罪状的檄文。这一招还真灵,吓得司马元显不敢出兵。晋安帝设宴饯行之后,司马元显登上兵船,可是十天过去了,船仍停泊在石头城边未动。朝廷另派齐王司马柔之到桓玄军中要求罢兵,被桓玄将士砍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也被活捉,前锋都督刘牢之临阵投降。这样,桓玄的大军一路顺利的到达新亭,司马元显的军队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桓玄长驱直入,进兵京师。曾经一度权倾朝廷的司马元显连同他的六个儿子,全都被斩首示众。其父司马道子被废为庶人,在流放地安成郡(治所在今江西安福)饮鸩酒而亡,时年三十九岁。桓玄在这场权力之争中得势后,被晋安帝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又兼扬州牧,领荆、江、徐三州刺史,独揽军政大权。

桓玄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权力。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十六日,他与其心腹现已升任散骑常侍的卞范之、侍中殷仲文密谋策划,逼迫晋安帝下诏,任命桓玄为相国,封楚王,领地十郡,加九锡。这年十一月,在桓玄授意下,卞范之又起草好禅位文稿,由临川王司马宝逼迫晋安帝亲笔抄写了正式的禅位诏书。司徒王谧从晋安帝手中接过国玺,宣布让位给楚王桓玄。十二月初三,桓玄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楚”。司马德宗被封为平固王,司马德文被封为石阳县令,与其兄共同迁居寻阳。东晋尚未灭亡,就这样先断了气。

桓玄称帝,把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东晋搞得一塌糊涂。他骄奢淫逸,游猎无度。刚建十四年的宏大的冶城寺,被他下令拆毁,在宫城近旁修建了满是亭台楼阁的别苑(即今南京朝天宫),作为私人游乐场所。他身体肥胖,乘马不便,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有两百人在前后左右抬着走的巨型抬轿;还设计了“徘徊舆”、“施转关”,坐在轿内可随意回转,浏览四方。他游猎成嗜,每次外出,五六十里范围内,旌旗漫野,猎骑如飞。凡随猎将士让猎物逃脱的,一律捆绑起来处置。所以,桓玄篡位不久,就引起广泛的不满。反桓玄势力以刘裕为核心集结起来。

原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的刘裕,是从北方南迁的世家子弟,因跟随刘牢之镇压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还充当桓玄从兄、坐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桓修的参军。桓玄认为他是长相不凡的英雄豪杰,能担当荡平中原的重任,所以对他很器重,蓄意笼络他。但是,桓玄却打错了算盘,刘裕对他不但不感恩戴德,而且暗地里拉拢了一批中下级将领,加紧进行推翻桓玄统治的活动。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也就是桓玄篡位三个月后一天清晨,刘裕一伙闯进京口,杀了桓修;同一天,刘裕弟弟刘道规、孟昶、刘毅等在广陵下手,砍死了桓修的胞弟、青州刺史桓弘,然后南渡长江在京口和刘裕等会合,共推刘裕为盟主,进军京师,同时向各地发出讨伐桓玄的檄文。

刘裕兴兵伐罪的消息传到京师,桓玄吓得夜不能寐、茶饭无进。他任命扬州刺史桓谦为征讨都督,率兵抗击,却溃不成军。桓玄随即丢弃建康,顺长江西逃。路经寻阳,他还裹胁废帝司马德宗,退到江陵。回到他的起家地之后,又任命文武百官,演出了“迁都”江陵的闹剧。

刘裕占领建康后,把桓氏亲属全部捕杀,还宣称受晋安帝密诏,任命武陵王司马遵为侍中、大将军,暂行皇帝的一切权力。之后,刘裕同桓玄在武昌(今湖北市鄂城)的峥嵘州展开决战,桓玄大败被杀。桓玄从403年十二月六日称帝,到404年五月二十六日身亡,只当了一百六十一天皇帝。东晋的历史就这样中断了五个多月。

当桓玄已死、刘裕的大军尚未进入江陵之时,“楚国”已名存实亡。桓玄的堂兄桓谦把国玺奉还晋安帝,请他正式复位,“还政于晋”。桓谦被任命为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桓玄的侄子桓振为荆州刺史。元兴四年(公元404年)正月,桓振挟持晋安帝至江津(故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南),提出以割江、荆二州为条件,奉还天子。刘裕不予理睬,将桓振打败。三月,晋安帝返回建康复位。其弟司马德文继续封为琅琊王,并领徐州刺史,拜大司马,领司徒。尽管东晋的香火接续下来,但是几十年间经过农民起义的千军万马的强烈震撼,统治集团内部你争我夺、连续火拼,这个政权犹如惊涛骇浪中随时都可能覆没的一叶扁舟了。

在晋代末年几大军阀势力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刘裕最终成为胜利者。消灭桓玄集团使他的实力大为增强,成为左右晋安帝的唯一力量。他被任命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稍后又领扬州刺史,完全控制了东晋大权,局势一度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刘裕于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四月,自建康出发,兴师北伐,相继消灭了雄居北方的南燕、后秦政权,并一度占领长安,使东晋版图大大扩充。同时,他还派兵先后剪除了刘毅、诸葛长民、谯纵等地方实力派,战功显赫,无与伦比,官级不断高升,由相国进封宋公、宋王,加九锡。

刘裕是一个野心包天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权势,而是要将司马氏政权取而代之。他首先采取的是“清君侧”的策略,一个一个清除司马氏皇室中有名望才气的人。皇室中的其他人,如司马文荣、司马道荣、司马顺明等,大都流亡河南地区,先后降魏。

傻子皇帝司马德宗是刘裕篡位的最大障碍。但是,他觉得要是从一个饥饱不知的白痴手里取得皇帝宝座,毕竟有失体面,就采取了阴谋暗害的手段。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二月,刘裕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私下派遣中书侍郎王韶之,勾结内宫侍从,打算用毒酒害死晋安帝。不巧的是,晋安帝的胞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每天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无从下手。有一天机会终于等到了,司马德文因病外出,王韶之乘机潜入内宫,凶残地将晋安帝活活勒死,时年三十七岁。刘裕同时宣遗诏,要琅琊王、司徒司马德文继位,史称晋恭帝。三十二岁的司马德文从胞兄手里接过皇位后,第二年改元“元熙”。

急欲篡位的刘裕在暗杀安帝后,为什么没有直接称帝、反而再立恭帝呢?据说,刘裕是个非常迷信的人。他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是晋武帝司马曜的字。不过,刘裕对晋恭帝是放心的,因为他深知司马德文是个恭谨厚实的人。半年过后,刘裕正式接受晋爵为宋公的诏令,以寿阳为王国的都城。

刘裕既然对皇位垂涎已久,怎肯安居于王侯的位置呢?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新春佳节,刘裕同臣僚们欢宴正酣,他突然说了这样一番以退为进的话:“桓玄篡位,我首倡大义,复兴晋室,又平定四海,蒙九锡恩典。俗语说,物忌盛满,非可久安。我欲奉还爵位,养老京城。”文武官员哪里知道他的苦心,只是歌颂他的功德和谦让,唯有中书令傅亮听出了这番话语的弦外之音。傅亮随即在筵席结束、众人告辞之后叩见宋王刘裕,诡秘地说:“小臣应当暂时回到建康去。”二人心照不宣,刘裕深知傅亮此去是为自己禅代的事作准备。

傅亮到了建康,上蹿下跳,四处活动,忠厚的晋恭帝被蒙在鼓里,元熙二年四月下达诏命,要刘裕入朝辅政。六月间刘裕来到建康时,傅亮早已写好了禅位诏书的草稿,一切准备就绪。六月十三日,建康的气氛格外紧张。上午,恭帝司马德文和褚皇后正在皇宫闲坐,突然间,几十个手持刀剑的人闯入寝宫,傅亮站到恭帝面前厉声说:“我奉宋王密旨,前来奉劝陛下禅位!”并把禅位诏书草稿送到恭帝跟前。恭帝知道迟早总要有这一天,立即拿起御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禅位诏书。他一边写一边对左右侍从和褚皇后说:“桓玄当政之时,晋室实际上已灭亡了。以后由于刘公鼎力扶持,晋室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天禅位于刘公,是我心甘情愿。”随后,逊位的司马德文和皇后褚氏离开皇宫,回到琅琊王府。

禅位诏书送给刘裕后,他表面上辞让一番。陈留王司马虔嗣带领文武官员二百七十人以及宋王的臣僚,再三上表劝进,司马德文逊位的第二天,即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十四日,刘裕如愿以偿,取代东晋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成为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史称宋武帝。东晋王朝从此灭亡。

东晋的季世之君司马德文禅位后,被刘裕封为零陵王,居住秣陵(今江苏省江宁县)。其实,刘裕对他并不放心,总想早日置之死地。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六月,他派遣曾在司马德文身边做过郎中令的张伟,带毒酒一坛,以暗害司马德文。可是,张伟对故主一往情深,不肯加害。他在前往秣陵途中仰天长叹:“毒害自己的主人而保全自己的生命,苟安偷生不如死去!”于是自饮毒酒而死,暂时保住了司马德文一条命。

晋恭帝皇后褚氏的哥哥、太常褚秀之和侍中褚淡之,都是刘裕的亲信。为了杜绝司马氏的后代,每当司马德文生了男孩,刘裕都安排这两个舅舅想方设法害死。司马德文退位后,为免遭毒手,每天和褚皇后朝夕相处,并由褚皇后亲自动手在床前烧饭做菜。这样,使刘裕等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九月初四日,刘裕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安排褚淡之等人去探望褚皇后,褚皇后不得不在别的房间接待。在这同时,预先埋伏好的武士们很快从墙头爬进司马德文的卧室,逼迫他喝下毒酒。司马德文苦苦哀求说:“我是信佛之人,按佛门规矩,自杀者来世不能再做人。”武士们成全了他的意愿,拿厚被盖住他的脸和身子,将他活活闷死。东晋的亡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时年三十六岁。

十九年后,即刘宋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建康出现了这样一件罕见的事:山间凤凰飞舞,众鸟群附。后人在这里筑起了一座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南隅,现已无存),以资纪念。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凤凰台吊古,回想起东晋世家豪族争权夺利、互相拼杀而覆灭,感慨万千,思潮起伏,写出传世七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邱永生)

北周宣帝宇文赟

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六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在云阳宫(今陕西淳化县西北)通往长安的官道上,一彪军马急匆匆地行进着。队伍中间,有八名军士抬着一张卧床,上面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于公元560年十七岁即位,到公元572年,亲手杀掉权臣宇文护,夺回了全部权力,进一步扩大了府兵兵源,北周进入强盛时期。当时南北分裂已近三百年,在“十六国时期”先后强盛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结束分裂割据,已经成为南北方人民的共同愿望。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宇文邕,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克己励精,勤政爱民,用法严整,赏罚分明。建德五年(公元576),率军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宣政元年三月又大破南陈,俘虏斩杀三万余人。当年五月,大集各路将士于云阳宫,准备先北平突厥,再南定江南。眼看着壮志将酬,不料人有旦夕福祸,突然一病不起。他深为自己的夙愿未竟而惋惜,更为后继乏人而焦虑。于是,急忙宣召太子的老师宇文孝伯来到云阳宫,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的病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身后之事就全交付于你了,你要多多操心。太子不肖,这是我最大的一件心事,请你尽力辅佐,一定不要辜负我的希望啊!”宇文孝伯涕泣受命。周主面授其为司卫上大夫,总掌宿卫兵马的指挥权,命他立即赶回京城,以防备特殊情况的发生。又过两日,周主病情更加沉重,不得不被人抬回京城。

临近长安,皇太子在道旁跪接。傍晚时分,天色昏暗,天空中乌云滚滚、雷声阵阵,一阵凉风吹来,周主稍觉清醒,勉强睁开双眼,看到了儿子宇文赟及其大臣,心中又是一紧:一座锦绣江山,将交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手中,以后不知会搞成什么样子。越想越急,顿时,眼前一黑,痰往上涌,喘息数声,便一命归天了,死时年仅三十六岁。北周宣帝·宇文赟

太子迎尸入都,在棺前嗣皇帝位。这位新皇帝就是北周第四位皇帝宇文赟,庙号为宣帝。宇文赟字乾伯,系宇文邕的长子,武成元年(公元559年)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母为李皇后。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封鲁国公,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三岁时,立为皇太子。

宇文赟与其父完全不同,年少时便性好淫僻,喜尚浮华,嬉游无度。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动辄殴打官宦,甚至杀人取乐。属下见其饮酒,便不寒而栗。他还未成年就十分荒淫,东宫的宫嫔,稍有姿色,就被逼着与他淫乱。他十三岁时,看上了一个为他执掌衣服的宫女朱满月。朱女因家属犯罪,被没入东宫,当时比他年长十多岁,貌美多姿。一向好色的宇文赟,凭其权势,逼朱女成奸,几度欢愉,便怀胎有孕,生下一男,这男孩就是后来的小皇帝宇文阐。武帝宇文邕对太子的不良行为早有察觉,深为不安,他解除了迎合太子做坏事的宫尹郑译的官职,并对太子严加管教。命令太子每日必须与群臣一起参加朝见,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都不能间断。他还下令禁止将酒类运进东宫,以断太子酒源。同时派遣亲信随侍在太子身边,将他的言语、行为记录下来,及时禀报武帝。太子每有过错,则痛责不贷,甚至重刑拷打,有时打得皮开肉绽。除此之外,武帝又精心选派宇文孝伯作太子的老师,进行多方面教养,想让他成才。孝伯虽然倾心尽力,但收效甚微。当武帝向孝伯了解太子的情况时,孝伯只好违心地敷衍说:“皇太子近来因惧怕您的威严,不敢贸然行动,还没有发现任何过失,表现尚可。”后来,当武帝得知太子恶习未改时,就当面指斥孝伯。孝伯无言以对,思忖半晌,只得如实禀告,并劝武帝以社稷为重,割情忍爱,废掉太子。武帝沉默良久,未当即回答。其实,武帝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事,而是思虑再三,但总是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武帝有一位弟弟齐王宇文宪,英武过人,“长于抚御、达于任使”,可以继承自己事业,是皇位的理想继承人。但是武帝怀有传子的私心,总想在亲生儿子中寻找继承人。他明知太子不堪承嗣,但是次子汉王宇文赞也不是智达之人,其余的孩子还都年幼无知。而且从历史的教训来看,废长立幼往往是致乱的根源。因此,匆忙废立并不是明智之举。想到自己春秋正富,事情还不急迫,于是就迁延过去。这些想法,武帝不好向别人透露,只有更严厉地督教太子。但有一次太子做事实在荒唐,武帝气到极点,便用废立相恐吓:“自古以来,太子被废的已不知几人,难道我就不能立你的弟兄们吗?”太子虽然荒暴,对于这种威胁,倒是认真看待,因此行为稍加收敛,并深自晦迹,竭尽矫情粉饰之能事。武帝突然病亡,使这个不肖之子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此,北周王朝很快走向衰亡。

宇文赟即位后,就像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松开了身上的绳索,固有的恶习,如久壅的污水,喷泻而出。大丧期间,他为了应付礼仪场面,在众人面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干号几声,但一入后宫,便嬉笑如常,恣意取乐,毫无居丧的样子。他借守灵为名,整日整夜在宫中游狎,将随侍父亲的宫嫔尽情宣淫。他曾经来到父亲的梓宫前,一边用手摸着身上被打的杖痕,一边狠狠地骂道:“你死得已经太晚了!”殡灵仅存放二十三天,他就下令移葬到陵墓中去。刚刚葬毕,宇文赟就换上了新装,做起了自在天子。

这位宣帝好矜夸,妄自尊崇,即位还不到一个月,为了独揽大权,便大开杀戒。在当时的周室勋亲中,其叔父齐王宇文宪,以武略超群著称,名望很高。宣帝深为忌妒,他先收夺了齐王的兵权,又派近臣于智暗中观察齐王的行动。于智对宣帝的用意心领神会,便诬告齐王有异谋,请严加防范。宣帝秘密召见宇文孝伯,让他设法谋杀齐王,并应允事成后,孝伯可以立即代替齐王的职位。宇文孝伯听完后,非常吃惊,连忙跪下,叩头不止,抗声说道:“先帝曾有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属近亲,且功勋卓著,是社稷的重臣,国家的栋梁,陛下若非杀他不可,臣只好屈从,但这是臣的不忠行为,恐怕陛下也将落个不孝之名吧!”宣帝听罢,脸上虽不露声色,但怨恨之心,已埋心底。从那以后,他对宇文孝伯渐渐疏远,暗地里更加紧策划谋害齐王的阴谋。

一天,宣帝又传召宇文孝伯,让他到齐王那里,告诉他宣帝将把三公的位置安排给自己的近亲,授齐王为太师,九叔为太傅,十一叔为太保。孝伯来到齐王府,向齐王说明了宣帝的安排,齐王当即婉言谢绝,并表示三公重任,应选择先帝勋臣功将,如果专用近亲宗室,恐遭非议。宇文孝伯原原本本地将齐王的态度和意见,回报给宣帝。宣帝本意是诱齐王进宫谢恩,乘机杀掉。至此,只得再命孝伯去齐王府,说当晚将召诸王到宫中议事,嘱其务必前来。

齐王对此坦然不疑,到了晚上,遵嘱准时来到宫内。不料,刚进殿门,便被预先埋伏好的几个彪形卫士擒拿,连推带搡地带到宣帝面前,听候宣帝的训斥。当听到自己被诬为造反的罪名时,齐王怒不可遏,大声喊冤。宣帝板着面孔,虽然表面冷静,但心里没底,颇有些发慌,赶忙唤出于智,与齐王当面对质。于智为讨好主子,不顾事实,信口雌黄,捏造罪名。齐王据理力争,说得于智理屈词穷,支支吾吾,最后无可奈何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你(齐王)何必多说呢。”齐王将笏向地下一扔,连声叹息道:“罢、罢、罢,死生有命,随它去吧!只是老母在堂,这是我的遗恨。”说完,即被当堂缢死。齐王的所有儿子均被株连,许多和齐王亲近的大臣,也被诬为同谋,一并处死。齐王侍奉母亲甚孝,其母闻爱子惨死,日夜啼哭,不久也染病身亡。

初即位时,宣帝嫌武帝制订的《刑书要制》过于苛刻,而予废除,并随意宣布实行宽宥。结果法无定制,奸宄肆虐。于是又重新制订《刑经圣制》,在正武殿举行大醮告天仪式,郑重颁布实行。新法比旧法在严苛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百姓不堪忍受。同时,宣帝对群臣也多有猜忌,派出了大批侍从,暗中探察大臣们的举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记录在案,只要发现稍有过失,就立即治罪,轻者被鞭打、被免官,重者被关押,甚至被杀害。由于宣帝的暴虐,国无宁日,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宣帝在露门举行了盛典,正式戴上通天冠,穿上绛纱袍,接受百官朝贺,颁诏大赦,改元大成。为表示庆贺,在殿前大演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异杂戏。他夜以继日地与宫嫔、僚属观戏取乐。后来,他又在全国各地广搜美女,充实后宫,并大兴土木,增修离宫别馆。自己整日游玩宴乐,常常十天半月不上朝议事,群臣有紧急事情,也只得由宦官代奏。有几个直臣,见此深表忧虑,恳切上书谏劝。宣帝不但不听任何意见,反而更加肆虐。于是惹动了一位大臣,即京兆郡郡丞乐运。他连夜写好奏章,第二天清早便在车上装一副棺材,拉到宫殿之外,以示死谏的决心。他向宣帝面呈谏书,上面写着周主的八大过失:①事多独断,不令宰辅参议。②采女实宫,终不许嫁。③所有奏闻,统归阉人出纳。④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⑤高祖崩未逾年,剧违遗训,妄图奢丽。⑥劳役下民,供奉俳优角触(杂戏)。⑦上书字误,辄令致罪,杜绝言路。⑧天象屡现,不能谘诹善道,修布德政。结尾几句竟直言不讳地说:“八过未改,臣见周庙将不血食(绝祠,即周将灭亡)了!”对于这道字字见血的谏书,宣帝勃然大怒,立即将乐运下入死囚牢中。群臣见宣帝暴怒,虽为乐运的生命担忧,但没有一个人敢出面营救。只有内史中大夫元岩冒死入谏,对宣帝讲:“乐运不惜一死,实在是想借此沽名钓誉,您要将他杀掉,岂不正好成全了他?陛下不如好言劝慰,放其回家,不是正显示了您宽宏纳谏的圣主风度吗?”一番话,说得宣帝怒意少解。第二天,他召见乐运说:“朕昨夜静思,卿实为忠臣。”还赏给御食,以示褒奖。乐运拜谢归家。朝臣都为乐运庆幸,说是虎口逃生,在鬼门关里转了一圈。

宣帝虽然放了乐运,但恶习不改,淫暴如故。不久,又兴起了几件冤狱。

一天,宣帝召问重新受到重用的亲信大臣郑译:“我脚上的杖痕是因谁而致的呢?”郑译回答:“事情都由王轨、宇文孝伯所起。”并讲述大将军王轨先时曾与武帝共饮,酒至半酣,离座上前捋着武帝的胡子说:“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暗弱。”说得武帝当时面色非常难看,匆匆离席而去。来到东宫,便痛责太子。宣帝听到这里,恨恨说道:“我誓杀此辈!”

说起大将军王轨来,士庶无不知晓,他战功卓著,是诛杀宇文护的定谋人之一,忠勇廉直,为先朝重臣,时任徐州总管。当有人暗暗把将有不利于他的事情发生的消息通报他时,他并没有惊慌,只是私下和亲属说:“我在先朝,总讲太子失德,旨在为社稷的存亡大计着想。今事已至此,祸事将临。凭借徐州地近南陈的地理条件,如果为自身利益着想,保全自己,真是易如反掌。但考虑到忠义大节,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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