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亚生,王丹,张世伟（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试读：
各方赞誉
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创新的创新》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较之科技创新，社会创新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挑战更大，是创新中的创新。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中，很多看似多年难解的问题，换一种思路、改一种技术，往往能有所突破。黄亚生教授、王丹博士和张世伟博士的这本新书从组织、方式、过程和方法上对中外社会创新的前沿进行了梳理，很值得一读。国务院参事 汤敏
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提出的社会创新范式，是对万众创新的最科学诠释，是互联网时代发挥群体智慧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最佳选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知名创新学者 陈劲
从西方到东方的一系列经验表明，唯有真正开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创新，商业领域的创业和创新才有可能持续。对社会创新问题的探讨与研究，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做了很多功课，无疑具有相当的发言权。他们的思考和建议，尤其适合当下中国社会。创业与创新需要市场个体与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何刚《创新的创新》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让每个人的潜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网络连接、开放、共享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人人因此都能参与创业创新，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就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 唐彬
很高兴看到黄亚生教授和王丹、张世伟两位博士的新作：在“碎片”和“干货”充斥的信息荒漠中，创新是什么？创新是科学家、实验室高冷神秘的产物吗？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激励、一次鼓动：创新的力量在于每个社会成员，“你”就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在信息技术普及和Web2.0的环境下，原有的创新方法注定要创新。我们做早期投资的，投的是创新、帮的是创业，大家一起来推动创新的创新吧！德丰杰龙脉基金执行合伙人，老鹰天使基金创始人 刘小鹰
黄亚生教授的上一本书告诉我们，从经济发展规律而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从发展创新的机制而言，中国还有很多差距，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环境，机制本身也需要创新。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煜全推荐序一众创时代，我们更需要对创新思维的创新钱颖一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不过，什么驱动创新，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而他们的背后是政府的力量、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但是，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更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全国上下拥抱创新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对创新思维的创新。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的新书《创新的创新》，正是这样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创新思维的书。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事例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创新的创新趋势。几位作者定义的“社会创新”是“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创新范式。这种创新范式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创业来创新是它最自然的一种形式，微软、苹果、Facebook等都是我们熟悉的通过创业成功创新的例子。即使是大公司，除了直接组织研究开发外，还会进行不太为人所知的社会创新，比如这本书中列举的思科“I-Prize”和IBM的“创新Jam”。政府也是一样，不仅是直接参加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书中介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超级挑战赛（Grand Challenge）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都是政府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范例。
当然，社会创新不仅只发生在国外，也不仅仅只是在技术和产品领域。本书特别介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1978年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并把它列为中国社会创新的第一例，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小岗村的农民那样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所推动的。2014年在全球风靡的“冰桶挑战”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它不仅是一种筹款形式，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患有某种特殊疾病的群体。本书也把2015年年初柴静的《穹顶之下》作为社会创新的例子，它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肆传播，对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暴露，获得了空前的震撼效果。
20世纪的市场与计划之争，产生了哈耶克有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著名理论。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决策可以充分利用分散信息，而计划经济从上到下的决策过程无法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分散信息。21世纪不再争论计划与市场，全球都认同创新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预见，终于获得了人们的共识。不过，创新究竟是自上而下的，由专家、精英、政府驱动的封闭式过程，还是自下而上的，由大众、草根发起的开放式过程，却还没有共识。熊彼特一开始就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并把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体制看作是创新的制度障碍。如果我们把哈耶克关于市场可以充分使用分散信息的洞见运用于创新，就自然会得出“自下而上、开放式的创新，一定是可以最好地利用分散信息的创新”这一结论。有趣的是，哈耶克与熊彼特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成型，但当时并未成为主流。不过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被其他经济学家广为接受。
在中国，尽管从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2013年被写入权威文件，但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依然随处可见。在创新领域，那种对政府主导创新和政府支持创新的渴望，不仅在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而且在企业中也十分强烈。国有部门在向政府索取资源和特殊政策时更加便利，特别是如果创新能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相关时。
值得庆幸的是，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创新思想在中国开始替代自上而下的、封闭式的传统创新思想。2015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入官方语言的第一年。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创新的创新》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推荐序二众创是一群人的浪漫唐彬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
我和黄亚生先生相识是在2015年5月的“湛庐文化·未来创客”的论坛上。当时受湛庐之邀，我和亚生及其他嘉宾一起探讨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创新经济，分析中国创新经济的路径选择。
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创新创业典范讨论的两所大学，正是我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和亚生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在创新和创业的问题上，相似的教育背景、同有横亘中西方的商业理论和实践，让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共鸣。
在亚生参与创作的新作《创新的创新》中，我首先注意到其中一个论题——15年内，美国将有一半大学破产。这真是一个大胆而有颠覆性的预言！
这个预言不经意看有些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不过细读下去，深刻理解社会创新的内涵，就可以知道作者们所言非虚。恰如书中所言，“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人人参与的创新。创新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其中，以一种‘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积极地发挥着作用”。这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互联网发展已经将我们推入了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代”的精髓之一。
20多年前我来到硅谷，见证了互联网走向大众，令人激动的第一波。这一波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娱乐以及购物的方式。20余年后，在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走向成熟，互联网步入深水区，开始波澜壮阔的第二波。在这一波里，互联网从比特回归原子，开始深入改造传统商业和社会，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
互联网带来了开放、分享、透明、去中心化的新思维，从底层改造了我们的世界观。互联网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如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并通过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把人们和服务紧密联系起来，改变了商业活动和我们的生活。
单就创新创业而言，人们获取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更加快速便捷，同时用凯文·凯利的视野来审视，互联网让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排列组合可能性无限增加，由此推动创新的极大繁荣。
此外，互联网还改变了面向创新的组织形式，传统公司呈金字塔架构，等级森严、边界明显。在今天，公司已不再是推动创新诞生的唯一组织形式，各有所长的创新者可以通过网络便利地组合起来，自下而上、灵活高效地推动创新的诞生。而3D打印等推动互联网浪潮从比特向原子回归的技术兴起，则更缩短了从创新创意到实体产品的路径。此外，互联网金融，如第三方支付、众筹、P2P等的崛起，都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兴形式还可以再一次创新组合，比如3D打印和众筹结合起来，就改变了传统工业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路径，从而推动了创客的兴起。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们每个人的潜能都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也在不断降低，网络连接、开放、共享的精髓也在互联网时代演绎得淋漓尽致，人人因此都能参与创业创新。从此开始，创新创业的史册所记载的不再只是少数几个天才精英，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就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所以在我看来，众创是互联网时代一群人的浪漫！前言不仅仅是创新，而是创新的创新
这本书从创作到现在，已经耗费近两年时光。选择“社会创新”作为我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关于创新的著作，即《MIT创新课》中发现，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创新创业的过人之处在于其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诸多意义重大的创新均具有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的特点。在团队多次的碰撞与思考中，“社会创新”这一主题逐渐浮出水面。
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社会创新是对如何创新的创新，是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的新范式。社会创新并非新生事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欧洲的经度之战。但是，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创新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进入社会创新2.0版：其创新的可能性、创新领域、创新参与者和成功概率都将呈现指数性增长。
创新就是一切。数千年来，放牧与耕种、战争与帝国、哲学和宗教都没有对人类的福祉产生质的影响。但是，在200多年前，蒸汽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社会人口和社会发展都增长了90倍。前两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均持续了100多年。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被人类寄予厚望，但其发展在90年代达到高峰后，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已经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总结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我们至少在唾手可得的果实中生活了300年……然而，在最近的50年中，那些唾手可得的果实已经开始逐渐消失，但我们还在假装它们依然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一片技术荒漠中，而且那里的树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稀少。”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是技术性失业，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取代，就如同马曾经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来被拖拉机取代了一样；其次是“大峡谷”式的贫富差距，信息时代“赢者通吃”的竞争法则与技术性失业交织在一起加速着贫富分化；再次是由“MOOC革命”引发的大学破产潮，成本危机、劳动力市场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将会颠覆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学将迎来一场“地震”；最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出生在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将很难通过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和职业，难以进入较好的社会阶层。
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大挑战”呼唤着“大智慧”。如何迎接大挑战？或许，社会创新的案例能够给我们新的激励和启发。传奇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航海精密计时器，解决了经度定位这一世界性难题，奠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地位；退休的无线电频率工程师布鲁斯·克拉金（Bruce Cragin）解决了NASA预测太阳耀斑的难题；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危机时刻的自发式创新改变了中国人受饥挨饿的历史，创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奇迹。
普遍的观点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出全新的、重大的东西。事实上，创新并不完全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所说的0和1的概念，也不完全是创造出全新的和历史断绝的重大的东西。创新的本质实际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再组合。我们获取的知识越多、征服能力越强，发现“再组合”的创新本质观就越正确。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创新这一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在社会创新模式下，将会有大量的积木块产生，它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更加有效的方式组合创新。为什么社会创新能够有效解决重大挑战和难题？“猜重量比赛”和“糖豆试验”（见第1章）为我们解开了谜团，把我们带入了群体智慧的浩瀚海洋中。
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DARPA的超级挑战赛是政府机构主动进行社会创新的代表性项目；思科的“I-Prize”、IBM的“创新Jam”、海尔的“人人创客”战略是大企业打破封闭边界，寻求社会创新的表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哈佛催化剂”项目（Harvard Catalyst）、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建的网络在线免费教学计划edX等，是大学打破传统科研创新体制，进行自我革命的尝试。除此之外，最近十多年来，私人科学在美国的兴起为社会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无疑，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此次变革需要我们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即对创新的创新。
科学无国界，创业有国度。科学是全球性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可以使全人类受益；但创业是自主的、有国度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通过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并在不断的竞争中获得能力的全方位提升。社会创新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行为。“需求是发明之母”，社会创新是有意愿、有能力的创新者基于社会的需要和需求，自觉地参与其中、乐于其中的自然过程。
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着“科学执迷情结”，这使得美国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亦有所不同。降低创新创业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新创业者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The struggle of China is the struggle of the world.）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那些形色匆忙、精神迷惘之人“驻足思考”的欲望，在碎片信息严重过剩、系统知识极度匮乏的信息荒漠中，提供一片系统、深入、全面思考如何改变世界的“创新绿洲”。黄亚生 王丹 张世伟01中国发展与社会创新作为创新组织范式的社会创新模式
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其本质是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是对创新人员和活动的新型组织形式。当今中国需要社会创新。当人类文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和服务社会转型时，社会文化、组织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都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新旧更替随处可见，创新领域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创新范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的，是对“创新的创新”（innovation in innovation）——一种被称为“后熊彼特创新机制”（post-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regime）的创新范式正在悄然兴起，那就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众人参与的创新。创新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也能参与其中。社会创新同时是人的世界观的一场认知革命。我们在本书会用不少篇幅来讲社会创新参与者的动机，他们不再受狭隘的“天下为我”经济理性人假设的限制，而是以一种“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积极地发挥着作用。社会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本书所提倡的社会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区别。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考
鼓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创业与创新，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需要更深入的逻辑分析。
首先，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大众创业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发动大众进行创业，就会给就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衡量就业和创业哪一个对经济影响更大。同时，还需要厘清创新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创业不一定有创新支持，创新成果也不一定会促成创业。没有创新支撑的创业，对社会就业有带动效应，对国家发展有活跃经济的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待考证。尤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创业与就业哪个对经济影响更大？关键看创业是否有创新依托。一般情况下，大公司在创新方面活跃度不高，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十分鼓励发展中小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鼓励创新。也就是说，除非创业是有创新基础的，否则很难断言创业优于就业；如果创业是有创新支撑的，创新创业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如果社会就业不充分，提倡创业是有空间的，但此时失业者或对就业不满意者会自发性地创业。在这种状况下，政府除了倡导大众创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降低创业的成本，放松城市管制，清除创业创新的人为壁垒，为有意愿、有能力的创新创业者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不充分就业情况下，创业与创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们在意的是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可能是他人给与的，也可能是自己创造的。本书作者之前对“创新创业”的问题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MIT创新课》一书中详细描写了MIT的创新与创业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何从创意到创新，并转化为创业，MIT有一整套成熟完善、可供借鉴的做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社会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创新创业的社会行为，都提倡让创新和创业走出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书所倡导的社会创新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创新是有科技需求、有平台、有组织的创新模式，平台和组织能够发挥聚集创新要素的作用。随着社会创新模式逐步兴起，一些专门从事开放创新服务的平台或网络也随之快速成长，其中比较知名的平台有InnoCentive、X大奖、TopCoder、“哈佛催化剂”等。这些平台虽然服务领域各有侧重，但其基本运作方式是相同的，即为有解决具体科技问题的需求部门（科技需求方），和愿意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科技供给方）搭建一个平台和空间，提供专业的组织和中介服务。社会创新有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一点是社会创新是有平台、有组织、较完善的评估系统。目前，国内的众创空间更多的是为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提供一个可以共享的物理空间，并没有具体的创新需求，也没有专业的平台和组织者，更没有为解决具体的科技挑战将供需双方组织在一起。
其次，社会创新模式下政府是创新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比如，在社会创新模式下，美国的政府机构部门都会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向公众“发包”科技难题，鼓励社会人士参与“科技挑战赛”，大赛的奖励和规则公开、简单、明确，通过挑战赛来推动科技进步。比如，NASA的开放式创新工程，是寻求开发一些研究和技术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往往是在短期或是长期内持续影响载人航天领域中人的健康和工作的挑战。NASA会将这些挑战通过第三方开放创新平台（比如InnoCentive、Yet2.com和TopCoder）发布给国内外的参与者。这些试点项目已经证明，社会创新模式能够有效解决NASA所面临的研究和技术问题。再如，具有浓郁军方背景的政府机构DARPA，其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和机器人项目都采用了社会创新的方式向全球发起“超级挑战赛”。目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鼓励大众投入其中，推动创新创业的供给，而没有与之对应的需求。如果供给多于需求或者相对盲目地供给，都有可能引发泡沫或是过剩的风险。
再次，社会创新需要社会信任作支撑，如果没有社会信任，社会创新不会持久发展。开放性是社会创新模式的显著特点，在开放的氛围中如何保证参与者的智力和技术成果不被盗用和窃取，参与者的利益保障和参与过程的公正透明除了需要专业的平台具有很高的组织能力之外，更需要社会信任的支撑。社会创新模式之所以在美国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之上。中国和全球资源配置法则
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均是一次世界经济结构的洗牌，而中国曾三次与工业革命大潮失之交臂。1793年，当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时，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通商请求，从而错过了融入全球分工的机遇。1871年，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西方一日千里，清朝北洋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出访法国，却对电力的应用置若罔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又蹉跎于意识形态斗争，使得中国大陆再次被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远远甩在后面。中国改革开放的“赶超战略”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呼啸而至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欧国家和地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与人才优势，通过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小型化、人性化技术演进，正力求颠覆“集中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从而夺回制造业中心的位置。而在技术、管理、制度环境均相对落后的中国，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均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单一价格法则”（the law of one price），这意味着生产者会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企业家可以在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寻找和雇用能满足其技术要求的员工，如果中国工人能够做与美国工人一样的工作，那么企业家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中国工人。这样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的，并且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生产要素的单一价格法则印证了这样的预测：美国制造商将会从本土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确，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持续下降。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等人做过估算，美国制造业员工人数减少的1/4是由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引起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数据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自1996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在下降，大概下降了25%。也就是说，中国工人并没有真正替代美国工人，而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都在被更加有效率的自动化所取代。其结果就是，两个国家都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SOCIALINNOVATION社会创新洞见
长期来看，自动化对就业的最大影响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在目前依靠低成本劳动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通过安装机器人或是其他自动化设备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则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便会荡然无存。而这一趋势已然开始了：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在通过大规模安装和使用机器人来代替雇用工人，并且未来几年将会购买和安装上百万台机器人，而最先受到冲击的可能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工厂。创新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如果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都实现了自动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对企业的吸引力便会随之下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系统比较强大，能够更容易获取供应商、合作者和顾客，那么这个地方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持续存在。但从长远来看，企业的选址标准可能会被其他标准取代：更短的产品流转时间，更加贴近消费者、工程师、设计师和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更加规范的法制环境等。如同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心（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CSAIL）的罗德·布鲁克斯教授（Rod Brooks）所言，这种变化将使制造业重新回流到美国。
由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不仅停留在制造业领域，在一些服务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例如，由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开发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interactive voice-response systems）正在将呼叫中心的业务自动化，这将会对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做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业务的印度和菲律宾产生较大影响。当然，中国也有大量的呼叫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一带个别城市。将来，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不仅限于呼叫业务，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很多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都是相对程序化和结构化的业务，而这类业务是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离岸外包业务已经处在被自动化取代的路上了。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无论从本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机制还是其影响程度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无疑，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当今中国不再如清朝时期一般拒斥经济国际化和技术创新，但中国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创造孕育技术革命的土壤问题。这需要在中国发生一次技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全面变革，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一次内生的，与科技革命同样深刻的管理革命。
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互为因果，二者的协同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跨越发展、多种社会形态并存以及后发、叠加、渐进、自主等特征，在实体、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都面临着特有的难题，问题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当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时，对社会创新能力的投资应当具有优先权。
此次变革对中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创新出多少新科技或是创新出多少新产品，因为这些都属于创新的结果。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的创新，即对创新的创新。以政府主导的各个领域专家团队构成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创新模式在迎接前所未有挑战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诚如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所言：“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但世界的奋斗也会影响中国的奋斗。如何充分调动和有效组织社会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社会创新模式”在新的环境和挑战下已经呼之欲出。社会创新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悄然兴起，并会在未来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对国内外社会创新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将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式。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范式
自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和解释人的行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可以说，“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工业文明时期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这个基本假设的解释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受到挑战。比如维基百科、“人肉搜索”等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的。在知识社会中，人的动机和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人假设”，他们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有强烈参与其中和奉献其中的意愿，哪怕这个行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他们参与其中时，多数并不是基于追求利益的考虑，更多地是以一种兴趣爱好或为了得到认可和尊重，甚至是成就感而参与其中的。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那么知识社会中的“创新”也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成为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和权利。社会创新的内涵
前面做了很多铺垫，这一部分我们将给“社会创新”一个明确的界定，并且讨论与其他类型创新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创新”概念的使用和讨论
随着人们对社会创新的重要性程度认识的不断提升，“社会创新”一词的使用领域和频率也随之扩大和攀升，其中包括商业、市场领域，同时也包括公共部门和大众都将一些创新称为“社会创新”。
目前，对于什么是社会创新、该如何界定社会创新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论。在已有的定义中，一些比较狭窄的界定将很多社会创新活动都排除在外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市场中的社会创新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定义过于宽泛，将一些不属于创新的项目和组织也列在其中，尽管这些项目或组织为它们服务的社区带来了好处。“社会创新”难以界定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使用该词汇形容的事物既不属于“社会”范畴，也不属于“创新”范畴。很多时候，人们都将诸如“改革”“改善”“现代化”和“节能增效”等词与社会创新一词交替使用。
与人们对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相比，社会创新属于一个新兴领域，所以人们对其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甚至会存在被误解或是曲解的可能。另外，社会创新属于交叉学科领域，研究者们分别从自身的专业背景进行研究：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共财政进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在美国进行；商业和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尤其关注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的过程；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运动和权力。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展开研究，部分原因是，社会创新没有固定的边界，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社会创新可以跨越所有的部门，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方中介、家庭和个人；社会创新还跨越了所有的领域，从能源、健康到房地产等。
社会创新的新兴领域丰富多彩，从学习和护理老人的新模型，到减少浪费、改善社区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方法。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创新的研究和实践中，图1-1显示了一些正在兴起的社会创新组织和活动。
就如创新在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表现不同一样，社会创新与“改善”“变化”以及与“创意”“发明”也是不同的。虽然“创意”和“发明”在创新领域中非常关键，但它们却忽视了使之起作用的实施和扩散阶段的重要性。因此，从过程角度来看，社会创新比“创意”和“发明”所覆盖的过程更长。尽管如此，这种界定依然无法将“创新”与“改善”“变化”“发明”截然分开，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并会相互作用和影响。例如，其中一些社会创新是渐进的，是在之前的基础上的提升；还有一些社会创新是突发的，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行事。创新可以是破坏性的（disruptive），也可以是建设性的（generative）。破坏性创新能够破坏原有的生产、消费和渠道模式，并且生成新的思想和创新。图1-1 社会创新举例资料来源：European Union/The Young Foundation，2010；http://young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2/10/Study-on-Social-Innovation-for-the-Bureau-of-European-Policy-Advisors-March-2010.pdf。关键词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OCIALINNOVATION又叫颠覆式创新，是一种与主流市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创新活动，它的破坏性极为强大，一般成果的企业都难以适应这类创新带来的挑战。
社会创新一词还经常与“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和“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起使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交叉，但绝不等同。“社会创业”一词是用来描述某些人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问题而进行的投资和创业。社会创新比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概念都更广泛，可以说，社会创新包含了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从过程角度来看，社会创新可以被描述为新的服务、组织模式、技术或产品的发明、扩散和使用的过程，不管它们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非营利导向，也不管它们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领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发动群众的聪明才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中曾有文章描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社会创业的关系：与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不同，社会创新突破了部门之间的界限，超出了现有的分析水平，也超越了现有的、产生持久影响的战略、策略和理论。社会创新可能确实包括发现和培训更多的社会创业者，并且也很有必要为社会创业者创办的社会企业或组织提供支持。
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研究和实践社会创新的个人和团体尝试着界定社会创新的概念。或许是因为社会创新领域太新了，即使我们对它的认识在逐渐深入，但在对社会创新概念的界定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里列举影响力比较大的几个。
Phills，Deiglmeier和Miller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的文章中将社会创新界定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与原有方案相比，该方案具有效果好、效率高、可持续的特点，该方案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为目标，而不是针对个人。具体的社会创新成果可以是一个产品、生产过程或是技术，还可以是一项原则、一个思想、一则法规、一个社会活动、一次介入，或是它们的组合。”
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The UK’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Arts，NESTA）以相似的方式定义了社会创新，但更加强调社会创新的资源和目的。根据Harris和Albury的观点，社会创新是一种为了明确的社会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新，是一种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这种社会需求在市场经济中经常被忽视，并且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通常也无法解决。社会创新既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之内，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之外。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可以开发社会创新，用户和社区也可以进行社会创新。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上述定义的不同了，进行界定的人或组织都依托着各自的背景，由于所在学科和领域的局限，他们对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开发和使用社会创新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但大多数定义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强调社会创新应该以解决“社会挑战”（social challenges）为导向和以非营利性为目的。这样的定义基本上自然而然地把私营市场部门排除在外，这样的理解似乎把我们的视角拉到了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一个市场经济和公共部门都无效的领域，这是社会创新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的领域。
再看看社会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吧：经济停滞、失业持续、资源枯竭、环境危机、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固化……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需要社会企业、社会创业、慈善机构的参与，更加需要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的参与。而且，实际上，企业集团、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也是在通过社会创新的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活跃在迎接社会挑战的最前线（详见第2章中的社会创新案例）。因此，社会创新与其他创新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参与主体的不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或其他部门），而是这些部门都在分别，甚至是合作进行社会创新；它们的本质区别也不是创新内容的不同（技术创新还是非技术创新），实际上社会创新既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也可以推动非技术上的创新；它们的本质区别更不是是否以盈利为导向，在以市场经济规则为主导的社会中，没有私营部门的参与，单靠其他组织和个人去迎接挑战是不现实的，更多的情况是需要这些部门之间进行紧密合作。正如《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社会创新突破了部门之间的界限，超出了现有的分析水平，也超越了现有的、能产生持久影响的战略、策略和理论。SOCIALINNOVATION社会创新洞见
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创新模式最早源自软件领域的“开源创新”（或叫“开放式创新”），随后在信息产业被广泛接受和推行，之后这种开放性的创新方式被医药、航空等多个高新科技行业采用。社会创新的内涵界定
社会创新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所以，社会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是对创新人员和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说过，组织创新应该在先，然后，技术创新的成果会逐渐证明这种创新的组织模式是否有效，而不是反向的。可见，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范式，可以称得上是对创新的创新。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社会创新的外延比较丰富：社会创新的内容可以是技术的、非技术的，可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产生新思想的；社会创新的目的可以是经济导向的，也可以是非经济导向的；社会创新的领域可以是制造业、服务业或是其他行业；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可以是经济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校，甚至个人。该创新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创新组织形式相比，具有显著的开放性（openness）和分权性（decentralization）两大特点。
社会创新是一种新的创新范式，有别于工业社会时期封闭和集中式的创新范式，社会创新以开放性和分权性为特点，是信息和知识社会的产物。社会创新不局限于每个具体的创新领域、创新过程或是创新成果，而是对“创新的创新”，是“后熊彼特时代的创新机制”。
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涉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公共政策和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一些想当然的基本假设都将发生变化。比如，“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但在社会创新模式中，该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社会创新模式将开启人类认识问题的全新视角，同时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可能性。
社会创新作为未来社会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已经被逐渐认识和证实。克里斯汀·布鲁兰德（Kristine Bruland）和大卫·莫厄里（David Mowery）认为，创新体制的基本结构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分别被描述为不同的名称，当一个新的创新体制出现并取代原有体制时，它会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深远影响。他们再次强调：“这种变化会给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带来影响，而不是人们通常强调的某个战略产业或某项战略科技”。而这种新的创新方式会在一些高新产业或组织部门发生，然后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和组织，最终成为一种创新模式而被社会广泛接受。社会创新的本质特点开放性
将创新的过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社会创新最关键的特点之一。科技公司、技术院校、研究组织不是创新的专属，公民、消费者不再只是提供需求信息的个人（这是传统创新模式对他们的定位），他们将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能够反映社会创新开放性的词汇和概念有“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客户一体化”（customer integration）、“众包”（crowdsourcing）等。只有组织或部门把问题开放，社会上的个人或团体才能够参与进去，因此，开放性是获得社会参与的根本前提。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认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包括私有市场、公共部门、第三方机构或是家庭和个人。那么，社会创新的目的也包含多个方面，有的解决社会问题，有的解决企业问题，有的解决其他组织的问题，也有的解决个人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能有些是营利性的，有些是非营利性的，还有些是公益性的，也可能是介于这几者之间的。
开放性也是社会创新模式区别于传统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创新模式。在该模式下，少数被称为科学家或是专家的人通过独享专利的形式将科学创新“封闭”在很小的社会范围内。而诞生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创新模式则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都拥有创新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这种开放式创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以实验室为边界的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和创新活动的边界都在社会人员的广泛参与中变得模糊和泛化，创新形式也更加多变和富有弹性。在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作为拉动力的应用创新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科技创新。只有当技术和应用的激烈碰撞达到一定的融合程度时，才会诞生出引人入胜的模式创新和行业发展的新热点，这种技术创新的推拉式双螺旋互动带动了创新多主体、多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创新涌现的新生态。
开放整个创新过程是社会创新开放性特点的主要表现，在创新的整个过程中，公司、科技院校和研究机构不再是专属的创新参与者，大众消费者和公司的顾客不再局限于为商家提供需求信息（这是传统创新模式中顾客和消费者被赋予的功能），他们会与创新机构一样，共同参与到创新和开发过程中。最近比较热门的词汇和概念，比如“开放创新”“顾客创新”“创新2.0”和“创新网络”等都显示出创新体系在逐渐向更多的社会人士、团体和组织开放。实际上，出于经济增长的考虑，创新已经演变成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将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创新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将已有的知识汇集起来，依靠多样化研究主体的共同智慧，探索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价值。如同沃尔克·沃尔克兹（Volker Volkholz）所言，在社会创新模式主导下，成功的创新过程不再是哪个科学家或科研机构采取行动的成果，最终将会是“群体智慧”（collective achievement）的结晶。分权性
分权性是社会创新模式的另一个本质特征。传统创新模式中，创新方向的选择以及创新资源的分配都是由上至下集中决策的，掌握或者影响决策权的人非常少，所以容易滋生垄断和腐败。简·法格贝格（Jan Fagerberg）在《牛津创新手册》中描述了国际创新研究的发展轨迹，指出创新模式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集中”（cluster）只是在一定的部门、一定的区域和一定的时间段内的创新特征。以“集中”为特点的创新方式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在该模式下，行业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创新被分割在各个体系森严的组织中，相互之间很少沟通。另外，“集中”还表现在整个创新体系的决策方式上，创新方向、选题和资源由行业内的几个专家集中决策、集中选定。
知识经济时代的网络化特征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成为知识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也在随之经历这一个民主化的进程。埃里克·冯·希贝尔教授（Eric von Hippel）从客户参与创新的角度诠释了创新的民主化历程，并指出，不管喜欢与否，企业都应该转变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
在管理学中，所谓的分权就是为了发挥低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把决策权分给下属组织，最高领导层只集中少数关系全局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社会创新模式中的开放性，决定了创新参与者的多样性。分权决策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各方参与者的创新积极性，还能够充分激励他们合作创新出更好的成果。因此，分权性不仅是社会创新模式的本质特点，也是推行该模式的必要前提条件。
越是基础的科学领域，越需要分权。政府作为出资人代表资助基础科学研究，但其身份也只能是出资人，不能决定或是干涉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因为“计划好的发现是不可能的”（Planned discovery is impossible）。SOCIALINNOVATION社会创新洞见
约翰·卡多根（John Cadogan）从影响人类历史的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发现，没有一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创新是来自完全设置好的科研项目的。激光、X射线、核裂变、DNA、干细胞等这些颠覆式创新都是科学家偶然发现的结果，科学家们往往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正是这种偶然性带来了颠覆式创新，也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基础科学研究正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话：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因此，在科学和创新领域，如果决策过于集中，则没有“插柳”的机会和空间，最终反而不利于重大创新成果出现。创新政策制定者的最大贡献不是制定专利和发明的目标，而是给科学家和创新者提供近乎绝对的思想和研究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偶然，没有偶然就没有发明。
世界知名学科交叉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聚集了多个领域出色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他们在获得资助时，出资人并不会要求他们提交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可行性和可能的研究成果。出资人只要看重这个科学家的研究能力，并对他的研究感兴趣，便会资助其研究。这种由研究者自我决定研究方向和领域的模式能给科学家最大的自由空间，才能获得更多意外的收获。这样自由的环境也吸引着更多的科学家聚集于此，因为在这里不会有人指着你说：“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我们原定的计划。”出资人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待科学研究，不管出资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他们并不关心科学家在做什么，只要他们与其培养的学生一起对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创新即可，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这些科学家，给科学家以支持，让他们有一个开始创新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分子结构中心实验室主任张曙光博士总结了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7项关键成功要素，其中前两项都是关于科学自由的：第一项是“科学研究不能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干预”，第二项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原创思想”。
可以说，今天社会上的所有创新都是相关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创新都将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不管这里的社会具体指的是社会大众、公共组织，还是专业机构。一些学者十分赞同社会创新的关联性，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社会创新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项社会创新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组合或再组合，这些社会活动是由具体领域和环境下的推动者或是杰出人士倡导和组织的，目的是改善现有实践，或是提供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社会创新的概念和模式虽然已经在很多领域开始推行，但受到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目前，多数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创新方式，投入巨资进行创新，以顾客现实的或潜在的需求为导向，而对社会创新的投入仍然较少，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意识到社会创新模式的存在和影响；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创新方面的投入更少，它们依然坚信只有传统的专业和系统科研机构，才能胜任这一重大使命。这种思维模式太保守了、太落后了。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与技术创新相比，社会创新可以分别是技术创新的前提、伴随状况或是结果。如果说技术创新的生产力功能是建立在运用能源和资源的基础上，而社会创新的生产力功能则更加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象征性的“软资源”；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而社会创新的导向则是多元化的，这是由社会创新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所决定的。科技创新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科研工作者，而社会创新的参与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的科研工作者之外，还有更多来自专业之外的人士，因此社会创新具有更为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在交叉与合作的社会网络中形成。
虽然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社会创新对技术创新有三点根本性作用：一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组织模式，通过发动社会资源，为科技领域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二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社会支持系统，消除不利于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三是克服和减少技术发展中产生的负面问题，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社会创新是一种综合性创新，不仅涉及科技领域，还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例如，体制、制度的创新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领域，而市场化、民主化是最为根本的制度创新。社会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
社会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之间虽有本质区别，但却相辅相成，这是两种模式之间的基本关系。目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主导的创新方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且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统创新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深化了专业分工，提高了创新效率。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该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首先，创新参与者资质受限，创新被封闭在一些专业研究机构中，不具备一定资质要求，没有相关研究积累的社会人士很难参与其中。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