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端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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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试读：
前言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做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吗？这是否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观”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大历史观”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的“玩物”。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文版。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荐文章。《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中国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著，其作品被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读。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黄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功底之扎实。
中国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含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第一卷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第一章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
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听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历史，在脑海中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就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很虚无缥缈，没有办法讲得清、道得明。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大凡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有自己对整个历史的看法，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和看法，又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黄仁宇先生也是如此，只有真正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史学思想。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坎坷的历史学家。他出身戎马，早年四处奔波的军旅生活，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底层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其后赴美求学，除了获得不少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黄仁宇先生也自称，他的历史观是与众不同的。正是由于有了开阔的视野，其文章才能经常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慧眼独具，发人深思。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所反复指出的“大历史观”。即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
黄仁宇先生所关心的，是那些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他欲通过历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将会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因素。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虽然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下面将要论述的几个方面。地理条件促使中国走向统一
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关注和思考这种影响，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古代形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非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等。以研究文明形态而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影响的文明划分为26种。面对众多的文明形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将其归结到地理条件上。比如，有的学者分析，由于希腊半岛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各个部落，难以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同时，由于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顺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非洲人之所以个性独特，乃是由于非洲地处热带，不仅当地土著居民的皮肤被晒黑，高温也改变了他们的血液成分，使得他们疏懒而不愿意工作！这可就带上了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是前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来自西域，即“文化外来说”。针对这种会影响民族自尊心的观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中国文明完全是本土产生的。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大量出土，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强大的中央集权道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其中影响最大，也能自圆其说的，当属魏复古（Karl A.Wittfogel）博士的观点。在研究中国史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黄仁宇先生提到，当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魏复古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书中，魏复古说，这些“东方文明”都隶属于他所设计的“水力社会”范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水力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黄仁宇先生指出，魏复古创造出的这套东西，无非是为了避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魏复古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将“东方”包括了印加帝国（今日秘鲁共和国地区），却把日本排除在外。在魏复古看来，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所以日本社会是“水利农业”，而非完全的“水力”，由于缺乏集权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日本都“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历史，魏复古说“不”。他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相当活跃。他还认为，苏联是俄国“在亚细亚的复活”，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货真价实”的亚细亚复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头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玄语”唬住有心求得神灵保佑的信客，信之则灵，看你怎么理解。魏复古的理论看似深刻，但由于他的“理论”实在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很难有太大的说服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曾在《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对魏复古的理论进行过集中批判。黄仁宇先生也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提到，由于魏复古的“东方专制”理论过于花里胡哨，引起本来是好朋友的李约瑟先生的批评，认为魏复古“否定事实”。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对魏复古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呢？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的力量。”黄仁宇认为，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整治黄河。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两千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黄河流经黄土地带，而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疏松，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30-100米之间，黄河河水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只有一个能控制所有资源、公平分配国内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解除人们面临的威胁，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可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类似于现在的阿拉伯联盟会议，除了讨论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断水流）。
季风与农业的密切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于统一。亚洲是大陆型气候，中国农产区的雨水量，80%出现于夏季的3个月内，其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季风由菲律宾海沿着西北方向吹来，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吹来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两者相遇后，其中的水分凝结为雨。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么时候下雨，全靠这两种气流了。要是它们交汇在某些特定的地区，那里就会产生洪水；如果气流没有交汇，就会产生极度的干旱。可以理解，这两种天灾常常会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有人估计，在《二十四史》里记载，每6年农作物就会严重歉收，每12年就会出现大饥荒，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除了季风，还有所谓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相当充足，使得农业兴盛、人口繁多。而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大都是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的地区。
正是由于降雨量的作用，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现象，并直接因争夺资源而留下了很多争斗记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3世纪，这种情况已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才会有长城的修建。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也是回应这种挑战的结果。
救饥救荒是历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很早就能达到统一的另一个原因。在秦完成统一前的500年里，中国长时期处于互相争斗阶段，原先的100多个诸侯国，逐渐减少到十三个；到最后的200年里，还剩下七个：韩、赵、魏、楚、燕、齐和秦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国七雄”。7个大国互相争伐，后来由秦国吞并其余6国，完成了统一。文化凝聚力为统一锦上添花
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黄仁宇《秦始皇》
前一段时间，史学界曾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究竟是统一还是分裂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经过仔细地统计和分析，他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竟超过了统一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分裂是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主旋律。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研究生课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周良霄先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长，但有谁能否认，即使是在分裂的时候，人们也是渴望着统一的？”
周先生的观点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以后以统一为常态，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于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也仍以统一为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无可逆转的统一趋势。中国虽有时处于分裂状态，有一次甚至长达三百多年，但统一帝国的观念、秦代的统一文字，这些观念却仍然不绝如缕，并到最后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影响中国统一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具体地说，包括哪些方面呢？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当然是诸如统一的观念、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需求，而其核心所在，则是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安宁；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对于这些想法的支持证据，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乏浩如烟海的材料。黄仁宇先生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凝聚力是中国帝制统一最重要因素的说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文化的力量必须通过很多因素才能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地理方面。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初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的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并就在所难免。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所以能统一，归根结底是因为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是相衔接的，但“我们不把它当做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的“禅让”未曾中断，而北朝的东魏与西魏，也同样“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一个正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消失。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量，它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因素，当然是在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观念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
同样，由于中国在公元前统一是政治上的早熟，以至于不能区分清楚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吞枣的情形之下，凡事靠中央随时摆布，上面说了的就是真理，生杀予夺全由他们掌握，下面的再怎么弄也是白搭；施政的名义是道德，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任意伸缩，只能引起朝中官员的不安和恐惧。
第一帝国的存在及其过分早熟，导致它的很多毛病无可修正，只能重起炉灶。但问题不仅在于朝廷的上层领导机构，民间的低层机构也有问题。过去以小自耕农为基础而形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问题也不至于很复杂。可是一到社会进步，官僚们就手忙脚乱，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用道德名义来压制豪强对贫民土地的兼并，失去土地后的流民，遇到饥荒，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救济，就会产生事端。
东汉灭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从而开始了最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关于这一点，不仅乱世枭雄曹操不可能预测，即是历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等人也没有看到。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在这次大分裂的时候，人口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移动，尽管汉族人数占优势，却无法“违抗天命”，不能与这自然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也无法越过淮水及汉水等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推广到全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才有所解决。后来，“均田令”发展为“租庸调”，更构成了第二帝国存在的基础。孝文帝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因为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又形成了中国再统一的局面。
隋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唐玄宗时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掌权的都是军阀，他们能够注重实际，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事务，因地制宜，针对各处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结果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又由于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完备的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是军人，却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拼凑起来，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重新返回到官僚主义的体制上来。
宋朝灭亡后，经过短暂元朝的破坏，明朝的朱元璋让制度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一。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中国才再次出现分裂。但此时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了。均田制推动中国社会演变
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黄仁宇《北魏拓跋氏》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两千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有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黄仁宇先生非常强调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几乎是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存在，成为黄仁宇先生区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最主要的标准之一。
欲了解均田制的作用，得先从它的源流“井田制”说起。古文献上记载，我国周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意思是，井田制大约以900亩为一个单元面积，中间一块为100亩，是公家所有的土地；公田的四周则是8块私人的土地，各100亩的样子。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现在大伙儿玩的游戏“扫雷”，以被翻开的数字（公田）为中心，在周围有8个空格（私田）。
这里所说的公田，属于领主；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土地。务农时，所有的人先把公家的那100亩土地上的农活做完，然后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这种分地会按照领主的意愿，任意和农奴交换。由于当时的施肥技术比较差，土地的地力跟不上，所以领主们也经常带着全部的农奴，寻找新的地方，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总之，所谓井田制，实质就是劳役地租制。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却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
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无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树、榆树、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
各地区的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土地不足的地方，百姓可以向空荒处迁移，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的地方迁到赋役轻的地方。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原有的土地收归国家，重新授给别人。
均田令推行后不久，北魏政府又进行了三长的创设。“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实际上就是隋唐时期“租庸调”的模样。
李冲的这个建议，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无疑是从数字上可以管理的公式，有“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它完全类似战国时期李悝的办法，“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区分开来。他认为，秦汉虽称中央集权，但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和均田制，可谓整个社会，重新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了下层机构的情况。
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于他为随后的大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奠定，也是以均田制为出发点的。隋文帝在推行“租庸调”时，将其重点放在如何让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让它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经过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均田制达到它的发展顶峰。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先生才会说，这既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也使得“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它的相当高度，而到了宋代，也就是它的重要转型时期，由于国家在财政问题上的困境，出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不外是要突破均田制的局限，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是先用政府资本刺激商品生产，即使税率不变，但随着经济流通量的扩大，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黄仁宇先生指出，这种观念，无疑是现代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共同原则，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推行这种理想的土壤，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宋朝将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发挥到极致，国内和国际间的商品交流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由于在管理体制上，无法突破均田制的限制，无法采用新型的管理模式，只能走入死胡同。尽管有的日本学者称宋代的转型为“东洋的近世”，但由于这种转型的不成功，所以国内史学界并不很以这种称谓为然。
第二帝国结束后，随后的元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朝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性，由于无法处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明白他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只能匆忙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以农民身份夺取帝位的朱元璋，所实施的全部财政措施，正是对以上困境的一种历史反映。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以后的清朝，也是以此背景而存在的。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
中国由于很早就统一，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佃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两千多年。——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先生多次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看出历史背后的强制性因素。然而，由于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的过渡，使得中国古代的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极其浓厚，政治模式也易沉湎于伪装。黄仁宇先生强调指出：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很有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那么，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又表现为哪几方面呢？
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大约可以称之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简而言之，有两点：间架性结构（无法从数字上进行管理）和以礼仪为制度工具（以道德代替法律）。黄仁宇先生对此主义作了一些分析。
官僚主义认为自己的一套东西，已经包罗万象。即以写记录历史而论，他们相信历史可以盖棺定论，所以才会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焉”的自欺欺人的心态，其实，做“贼”者依然做“贼”，身后之名哪里用得着去管？况且，即使是被后人提起，也有重新翻案的可能性，试想，像秦桧、吴三桂、洪承畴这样的人，都会有人为他们摇旗呐喊，更何况是其他的人？
官僚主义和君主专制是孪生姐妹。中国的君主制度带有神秘的宗教主义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长相为“天颜”，说话为“玉音”。这样一来，他简直就是至美至善在人间的体现，理所当然地是人间的主宰。而君主以一己之身，又无法管理全国，因此必须依赖于官僚制度，而官僚制度也需要有君主权威的保护。
由于以上的原因，制度就必须借助于“理想”的旗号。如果是几岁的儿童做了皇帝，七八十岁的大臣仍得称他为“君父”；皇帝再蠢再笨，大臣也得说他是“天生圣人”；皇帝再残暴，大臣也得说他“恩泽四海”。这也就是说，有时宁可在实质上大打折扣，也不能放弃形式上的要求。这样一级一级下来，整个中国就很有可能生活在形式化的东西之中了。
官僚主义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它的特点又决定了它必须会独占这种利益，绝不容他人沾染，所谓“天无二日”，正是此意。他们容不得其他人的竞争，其行政效率也不愿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所以，他们总是希望闭关自守、不愿意看到新鲜的面孔、禁止人民出国等现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黄仁宇先生说，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到以后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工具，都有其特定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公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6000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13万名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造纸术，官员必须通过写在竹简上的文字进行沟通。中国的整套官僚哲学可以说是环境压力的产物。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由于无法对百姓进行清晰有效的管理，所以政府只能对所有人进行伦理呼吁，要求大家降低自我要求，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百姓能达到生活的最低限度，而不是去追求较高的生活水平。舍己利人，对同胞的责任要比自己的权利更为重要，不管在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在原则上却是这么确定了。
这种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将社会习俗当成法律来执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尊敬长者、敬重读书人等都被纳入法规，而“三纲五常”更是成为历代法律审判的最高标准，儿子揭发犯法的父亲，不仅得不到表扬，反而会挨上一顿板子。这样一来，地位有别的观念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在这种的情况下，治理起来当然会更加容易。
由于历代的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的数字登记，而是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好比穿着统一设计的衣服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中国官僚不必讲究精确，他们面对问题时，总是以抽象的方式来思考庞大的数字，只需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官员最讨厌的就是有的人“遇事慌张”、“沉不住气”。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到第一历史档案馆翻翻档案，官员们对同事和下级的评定，十有八九都会出现这样意思相近或相反的字眼，并能由此决定这些人的官场命运。
黄仁宇先生还说，中国的古代官僚哲学，还有一个善于伪装的特点。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很多，但由于没有竞争对手，他们几乎可以高枕无忧。所以，一旦碰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可以把它提高到虚无缥缈的高度，不再把它当成是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这样一来，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因此，为了满足这种理论的需要，仪式、神话等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就全都会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样的环境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阻止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正如传教士利玛窦在16世纪所说的：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
基于以上考虑，黄仁宇先生认为，严格来说，我们无法简单直接比较中国官僚制度和西方政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今日的眼光来要求古代的中国。因为前者实施已经超过两千年，后者的现代化才几百年。7世纪初期的盛唐是中国历史最辉煌璀璨的时代，而欧洲仍然处在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阶段。如果只是作这种肤浅的比较，就很可能沉醉其中、不知天高地厚了。结语
此章是对黄仁宇先生整体史观的鸟瞰，集中勾勒了黄仁宇“大历史观”里面关于中国文明的源流、统一与分裂、均田制以及古代官僚体制的特征等理论问题。这些观点是黄仁宇先生思想的精华，也是用来了解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知识认识的钥匙。第二章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
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解放以前就开始了自觉地运用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套用和分析中国历史，于是中国社会也被确认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时期。但由于中国历史的纷繁复杂性，在运用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学者们在对中国每个阶段的具体起始时间，尤其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界线，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关于封建社会说，就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说、魏晋说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封建”，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封建庄园的模式而套用的。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黄仁宇先生完全抛开了这五种历史阶段的区分法。比如，他坚决反对将中国的皇帝专制称为“封建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封建”仍是中国传统的“封土建邦”的意思。
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阶段的区分，是按照他的历史观，按照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从数字上进行管理”的不同能力进行划分的。大致而言，第一帝国（秦汉）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在长期的分裂之后，第二帝国（隋唐宋）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三帝国（元明清）则又重新回到传统的模式。而在此之前，是确定中国文化基调的夏商周；在此之后，是长期的革命。
关于为什么这样进行分析，黄仁宇先生自己曾经有过非常真诚的回答：“我觉得对一般读者而言，从头到尾详述朝代史或只呈现罐装的抽象概念，都没有太大的帮助。读者需要知道中国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先秦时期：制度与文化的奠基
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黄仁宇《李悝》
关于先秦的历史，黄仁宇先生讲得很少。但是根据黄仁宇先生散见于各处的议论，我们仍可以大致把握黄仁宇先生对此段历史的分析。
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在所谓的“精英文化”中，还是所谓的“民间文化”里，周公和孔子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两人，在后世享受了崇高的地位，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由于几千年前的时候，这里的土地还相当肥沃，不需要灌溉也会有收获，所以在当时，即使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上面耕作。在公元前一千多年，这片土地上同时出现了无数的原始农业部落。将他们进行系统组织的，正是周朝创业之主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
提到周公，就不能不提到《周礼》，因为传说周公是《周礼》一书的作者，而他的设计，乃是以“礼”为根据。据黄仁宇先生分析，《周礼》很早以前就被人视为伪书。黄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铜钱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始于东周，比周公迟了好几百年，而《周礼》却已经提到了铸铜钱的衙门。书里还说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有几千里，此外每500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根据与王都距离的远近，向中央政府承担大小不等的义务。但实际上，周朝的王都镐京，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从地图上看，并没有可能向周边等距离地拓地5000里。况且，以当时技术的简陋，又怎么能在地图上精密地算出有5000里呢？《周礼》提到了井田制度，这是秦汉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每8家各有土地800亩，是私田，另外还有100亩是公田。又有些学者认为井田制的“井”，是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还有人干脆说井田制整个就是臆测，是没有的事儿。
面对以“周公”为舆论导向的《周礼》，黄仁宇先生说，如果按他的“大历史观”对此段公案进行观察，则《周礼》确实有很多地方表现了当时行政的精髓，而它实际的作者是谁反倒无关紧要。至于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观念，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黄仁宇先生曾考察过唐朝均田制度的史料，也看到了宋朝财政的数字，对于明朝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过头来对井田制进行反思，认为假如井田制是在宽阔的大平原上分割土地，有如切豆腐干一样，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官僚机构肯定会“照章办事”，可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是将假设的方案按实际情形打折扣：正方形的“井田”摇身一变，成为长方形的模样，甚至百亩土地变成70亩以至于50亩，8家以7家或6家顶着算，也都无不可。理想终归是理想，不是实际的尺度，活人不会被尿憋死，真正实施起来，肯定会发生变形，这是中国历来施政过程的原则。
周朝人之所谓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不同，前者有一种更广泛的解释。历史上有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的说法，就是说，礼就是道理，也需要实行。两国之间，不管平时关系如何，就算是仇敌，一旦对方发生了饥荒，自己却小气得要命，一粒粮食也不肯拿出来加以救济，就是违反了“礼”，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黄仁宇先生认为，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原则上周王室不直接统治全民，财政收入也是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方式，间接交纳、层层节制，土地当然也不能买卖，通过这个金字塔，整个封建制度也就稳定下来了。由此可见，周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乃是由于他的“井田制”和“宗法制”，并因此而确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
那么孔子呢？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在春秋时代，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个国家独霸一方，各自为政，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办事，也就是说，尽管不一定做每件事都会按照“礼”的原则进行，但总会以道德的名义，披上正义的招牌。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他虽然称赞管仲对当时的政治有贡献，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攻击他的日常生活过于讲排场，超过了人臣应有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伤心，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坚决反对用厚葬的方式以表达哀思。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虽不耻于跟阳货这样的小人打交道，但因为阳货曾经找过他，仅仅是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
另外，黄仁宇先生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就好比参加体育比赛，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要有公认的原则，仍离不开“礼”的约束。根据原则，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追击敌人，也不能向敌人的主帅射击，不能故意设下圈套等对方去钻；碰到头发斑白的老人，不能把他当做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很相仿，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交战时间很短，参战的人数也受车数的限制，这都是无疑的。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表明过去的社会秩序仍有可能恢复。他有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若有人要问他社会该向何方发展，他肯定会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了东周社会的满腔复古热情。第一帝国（秦汉）：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
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黄仁宇《西汉与东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汉代灭亡（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这段时期被黄仁宇先生称为“第一帝国”。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过多年的混战，小国无法生存，统一的趋势得到加强。秦始皇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
秦始皇还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修建者。在他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30万，收河南（内蒙古河套一带）、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从而构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筑。
当然，由于秦始皇的成就是在急风暴雨中迅速完成的，所以他的王朝不可避免地具有暴政和严刑峻法的特点，所以很快就被推翻了。经秦末农民起义，刘邦获得政权，又经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汉文帝、汉景帝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历史学家称羡的时期：“文景之治”。
但黄仁宇先生指出，“文景之治”，表面上是人民得到好处，但实际上“文景之治”无非是“开明专制”而已。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不管怎么说，就算是它做得再好，按美国总统林肯的说法，也不过是“民享”（for the people），而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更谈不上“民有”（of the people），长期如此，政府的权力必然会凝固成官僚主义。
随后的汉武帝，是第一帝国的巅峰时期，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因为他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由地理位置要求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动力，到西汉中期获得了很大满足。全部人民隶属于帝国的治理之下，整个国家也毫不留情地行使权力，并且创造出国家崇拜，认为儒家伦理合乎“天理人心”。汉代就这样替中国创造出一个永久的机制，人数庞大的农民开始由数目众多的官僚进行管理。
但是，由于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5000-6000万的人口，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央机构，则会一事无成。太守是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的“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央的意旨，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
汉代实施“察举”制度，要求每2万人中选出一名“孝廉”。被提名的人和高官的子弟组成实习军团，先当宫廷守卫，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学习后，再分配到各政府单位任职。这样一来，大批地主最后集结成党派，透过“察举”等制度，和中央保持强有力的联系，并扩大在乡间的影响，侵蚀地方政府，逐渐动摇中央政府的基础。在东汉前的权力真空期，这个现象更是严重。东汉末期，学问成为获取权力的公开手段，私人讲学吸引了很多门徒，常常达数千人之众；朝廷办的太学，更多达3万人。显然，对国家而言，这并非什么好事儿。
汉武帝之后，经过霍光与王莽两位著名外戚的统治，西汉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从霍光到王莽，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
恰巧昭、成、哀、平四位皇帝都没有儿子，而按习惯法，又必须从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入选约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按出生顺序选年纪大的，反倒是选小孩子，因为这样可以很方便地加以操纵，这无疑增加了女人的重要性。汉朝皇后平日没有任何实权，皇帝在位时，要说废掉她们，就可以废掉她们，并不像后代手续那么复杂。但只要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对择嗣就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安排，无疑会使她的娘家人（外戚），从中大得好处。
王莽篡位改革失败，由刘秀建立东汉。但此时的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黄仁宇先生说，西汉帝国仍是草创时代，不管是“文景之治”，还是武帝之用董仲舒，也不管是霍光的专权，还是宣帝的各种理论，都离不开一种试验的性质，所以能让读史者有好奇心。但东汉的君主，却没有进行这样创作的机会，其主要的原因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法制却不能确立。所以，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在东汉的12个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登基，其他的要不是弱冠享位，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活了54岁外，其余的没有一个活到40岁。因此，东汉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纵。
除了宦官和外戚的原因外，黄仁宇先生还为东汉的灭亡找出了两个重要背景：
东汉的学术很有成效，但是由于仕途受限，有的人终身为布衣，有的则为“宾客”，还有很多的自命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了一种轻狂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狭窄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也按自己的观念从事，从而成为东汉党争的根源。
东汉的法制毫无规章，也是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是根据《秦律》演变而来，条文复杂、内容简单，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社会局面。
公元200年，发生了官渡之战，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无疑是开启了长期无政府状态和军人冲突的大战争。大战的其中一方是袁绍，企图以新兴的州郡力量称霸。他的祖先袁良以经学起家，大大赚了一笔钱。袁良曾在朝廷任太子舍人，后来将这种“传男不传女”的知识交给孙子袁安。袁安则从县的地方官升到郡太守，后来担任朝廷大臣。从此以后，袁家没有一代不在朝中任官，“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起兵时，据说门客和属下有近10万人。
大战的另一方是曹操，他以东汉王朝的保护者自居。曹操出身“孝廉”，养父显然是宦官，曾担任皇帝的中常侍。在这场战役中，袁绍的杂牌军溃败，但朝廷的秩序并没有恢复，反而瓦解。当时的组织和辅助单位也无法使地方自治正当化。无论如何，当时的问题包括大规模的天灾，以及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疆防御线，由地方崛起、从学阀转成军阀的人士，并没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
总之，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纵使军阀再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晋代曾打算稳定中国，但为期甚短，中国自此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之中，时间长达369年。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新整合
秦汉大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且在民间的低层机构。——黄仁宇《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前面已经说过，统一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分裂是其变态。但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次长达369年的分裂，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亡之后的369年，中国无法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期最长的分裂。
最先开始的是三国时代。由于浪漫的《三国演义》的生花妙笔，三国显得格外绚烂多彩、引人注目。的确，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就算是翻开《三国志》这样的正史，其间的悲欢离合，也不会让人感到有丝毫的逊色。黄仁宇先生对于三国的历史评价就是，“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绵不断，皇帝威信又名存实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赴炎附势。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
说到三国，必然离不开曹操。曹操能够出类拔萃，取得在三国鼎立中最重要的角色，乃是由于他不拘小节、眼光远大。为了安抚流亡农民，他开始推行“屯田制”，既安定社会，也解决了军粮问题。为了打击东汉时期为害最烈的豪强势力，他大力加以整顿，并推行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唯才是举”的命令。他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的名声好不好，孝顺不孝顺，只要懂得治国用兵之术，就要将他拉拢过来，加以使用。与传统的儒家经典理论相对比，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然而，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又可以知道，在这分裂的369年中，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也正因为此故，黄仁宇先生对于曹操等人的评价并不算高。
曹丕篡夺汉位，开启了东吴和蜀汉称帝的序幕。至此，三国鼎立才最终确立。不过，曹氏家族的篡位，原以为可“永享国祚”，不料没几年就失去皇帝宝座。
这也难怪，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旦做了皇帝，传之子孙，皇帝又会变成宫中的傀儡。
篡位的司马炎在位25年，重新造就了中国的统一。但由于西晋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无法满足整个社会体制的需要，所以很快就引发“八王之乱”，西晋中央权威一败涂地，最终导致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就是后来汉族知识分子所无法释怀的“五胡乱中华”。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按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这是因为秦汉大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且在民间的低层机构。
由于社会上的大动乱，当时人口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迁徙，汉人是多数民族，却无法对抗这种潮流，随之而动，结果是为我国南部经济的开发，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使得到了第二帝国时期，我国的南方经济全面超过北方。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也无法越过淮水和汉江等处地区，况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无法在全国推广，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生活方式。
双方在淮河流域一带，产生了“拉锯战”。
第一帝国是以数量较少的官僚机构统治大量的自耕农，但分裂时期，汉族的巨家大室和少数民族首领都自起炉灶，各干一套，结果妨碍了中央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不通，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当然，此间也有统一的尝试，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由于前秦的苻坚内部问题实在太多，而南方的东晋政权又拼死一搏，所以结果是苻坚大败，统一进程延迟。这也可以说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方的汉人擅长水战，不仅可以用船运兵，争取主动，而且将士也无行军之劳，兵粮有速达之效，不过，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
最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北魏的拓跋氏。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他们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就是推行“太和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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