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猎奇怪癖的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詹姆斯·法隆,[英]弗朗西斯·拉尔森,马克·P·唐纳利,丹尼尔·迪尔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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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味猎奇怪癖的心试读：

人类砍头小史

VICE:你为什么要写关于砍头的东西？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英国牛津的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工作，那里以“干缩人头”藏品闻名。那些来博物馆的参观者都一脸惊奇的样子，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会说什么“哇哦，看起来好原始，好野蛮哦”！但是实际上，19到20世纪的科学家们都会去猎取人头，他们得到人头的手段也是相当具有争议性。所以我就想，我们不如换个视角，好好看看我们自己的头颅文化史。

在历史上，人头曾经被用作一种货币，这让我很感兴趣。

真正值得惊叹的是，像人头这样的工艺品——好吧，你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定义，毕竟它还是人体残骸——竟然也可以从残忍可怖的尸骸变成如此世俗的东西。人们已经习惯了，完全不受影响。它成为了一种日用品、一种通货，被渴望、被追求。如果你对砍头这一行为的看法能足够超然，你会发现头颅确实是一种非常宝贵，也象征着权力的东西。

VICE:现在还存在人头交易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这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人发邮件跟我说，“我就有一套人头收藏”，也确实有人会去收藏干缩人头。人头确实是一种有趣又骇人的工艺品，至今也还有人深深着迷，想要拥有它们。在博物馆里，它们也是最受欢迎的展品。

VICE:将革命者斩下的首级公开示众，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是历史上很常见的做法。但随着这种行为渐渐增多，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变了？

弗朗西斯·拉尔森：是的。如果当权者总是去使用这种手段，反而会变成一声鼓舞人心的呐喊，不但无法平息反叛情绪，反而会激起人们对被砍头者的崇拜。16世纪的英国就算是个典例：当时的宗教审判非常严酷，但那些被处死的牧师都被奉为了殉道者。

VICE:你书里写到了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和他的头部移植试验。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尝试这件事的人之一吧。但至今为止，很多人还是把头颅看作一种神圣的东西，这种想法是不是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弗朗西斯·拉尔森：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这样想。因为对于这种极端的移植试验，我个人会觉得，它在伦理上令人担忧。人们对这种极端移植试验可能性的看法，以及这背后关于人类身份的争议，都亟待被公开、坦诚地讨论。而现在的情况是，做这种试验还有很多经济和实践上的困难要去克服，更毋论伦理和科技上的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一切能够发生，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也应该去思考它、讨论它。

VICE:你会把自己的头冷冻起来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不，不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有些文化中的人相信，如果在刚死的时候就把头砍下并冷冻起来，就有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起死回生。这种想法很特别，因为它将砍头这种象征着残酷、统治与暴政的符号，变成了一种充满爱意的举动。

VICE:在书中，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断头台比我们现在用的死刑执行方式更人性化。

弗朗西斯·拉尔森：对。要杀人，断头台是最人性的工具之一。首先它很快，而且几乎不会出错。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被砍的人也不会太痛苦，比注射死刑和绞刑都要人道。虽然看起来很恐怖，场面也很残忍，但实际上这才是最仁慈的做法。

VICE:这就是现在不用断头台的原因吗？因为场面不好看？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觉得是这样的。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在使用断头台，所以很显然，几十年以前，这还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处决方式。我认为这与文化认同也有关系，很多人觉得人不该这样死。如今，为尸体保留尊严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几百年前，人们对断头台还是司空见惯的。显然，观念完全变了。而且断头台处决是一种直观的杀戮，被砍下的头颅可以看作一种战利品，这是大张旗鼓的征服，存在着它固有的戏剧性。

VICE:你下一本书还会写这么可怕的主题吗？

弗朗西斯·拉尔森：我希望不会了。写了这么一本书，让我的社交生活有点尴尬，因为别人会问我：“哎呀，你是个作家啊，那你都写了什么呀？”我就只能回答：“啊，就是砍头啊、人头展览啊那点事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脸色变了，脸一沉说：“哎，还以为她是个正经姑娘呢。”所以我觉着下次写书，就不要再写这么血腥的东西了。序言 Prologue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

约西亚·威尔金森喜欢带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去赴早餐会。160年前在泰伯恩刑场上洞穿克伦威尔颅骨的那根已经断掉的金属长钉，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把手，让客人们可以抓着这个把手，一边吃着芥末腰子，一边查看这个坚韧的遗物。1822年，他的一位客人写道：“它是一个吓人的骷髅，像其他任何木乃伊一样，被它那张干皱的黄皮所覆盖，连同它那红棕色的头发、睫毛和胡子，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它是威尔金森视若珍宝的私藏，他把这件宝物保存在一个专门为此定做的橡木盒子里。当朋友们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时，他就指指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与众不同的疣子。

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力量，威尔金森在聚光灯下得意洋洋，大谈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自1661年被砍下以来所经历的漫漫长旅，以此款待他的听众。它确实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而且，在一长串利用其魅力赚钱的展览经理人中，威尔金森是最后的一个。他深知，人们总是想更贴近地观看：他们被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恐怖、新奇、恶名、私密和结局所吸引。

像所有被砍下的头颅一样，克伦威尔的头也是打算用来展示的。克伦威尔本人1658年9月3日死于热病。两年半后，在复辟王朝政府大肆报复“杀死国王的凶手”期间，这位护国公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陵墓里被挖了出来，放在囚笼里拖着走遍伦敦的大街小巷，随后被吊在泰伯恩刑场的绞刑架上，并被斩首。几天后，他的首级被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旗杆上，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好让全伦敦人都能看到。那颗金属长钉在敲进他的脑袋时由于用力过猛，以至穿透了颅骨的顶部，钉子和颅骨从此再也不会分开了：克伦威尔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回到了公共舞台，变成了国王的傀儡。

伊夫林和佩皮斯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伟大的日报作者，他们都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感到震惊。佩皮斯写道：“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一个像他这样大胆无畏的人竟然也要蒙受这样的羞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可能罪有应得。”而伊夫林则惊讶于这一“令人吃惊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的裁决！”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位先前被葬在“国王们中间”的护国公，如今在泰伯恩刑场“那个重大而耻辱的时刻”，被扔进了一个土坑里。这两位作者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它一直装饰着威斯敏斯特宫：只是在1681年，屋顶例行维修期间，它才被短暂地取下来过。

对于这样一种公开展示来说，威斯敏斯特宫倒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场所。皇家高等法院曾在威斯敏斯特宫里三次开庭，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为加冕典礼、国葬和礼仪性的致辞提供了场所。威斯敏斯特宫象征着权力的合法转移，君主和议会的权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盟在内战之后出现的致命的脆弱性。查理一世1649年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接受审判；四年后，克伦威尔就是在这里端坐于市长大人面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1657年，因为授职仪式，他再次走进这座大厅，国王的全部荣耀都出现在他的加冕礼上。如今，他那颗阒然无声、残缺不全的头颅茫然地注视着宾客们纷至沓来。出席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那是在1661年4月；现在它将继续俯瞰国王政府的活动几十年。克伦威尔，这个终极叛国者，在死后遭到了罢黜。他那颗被砍下的头颅，就像他的共和理想一样空洞，一样已然死去。只要它依旧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屋顶上扮演它作为傀儡的角色，就不会有一个人把它遗忘。

据说，在17世纪末的一个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颅刮了下来。不久之后，它出现在一家博物馆的陈列柜里。在18世纪，它开始在私人之间流通，成了一件古董、一件珍贵的遗物和一个商机。

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拿出来展示。最早是瑞士印花布商克劳迪亚斯·迪皮伊，他在自己的伦敦博物馆里展示了这颗头颅，摆在旁边的是外国药草和珍稀钱币。1710年，一位德国参观者看后惊叹不已：“这颗可恶的头颅对英国人来说依然是如此珍贵而有价值。”接下来的有塞缪尔·拉塞尔，此人是一个常喝醉酒的演员，他把这颗头颅挂在克莱尔集市一家屠夫摊位的摇摇摇摇的挂肉钩上，以此娱乐公众。他总是把这颗头交给顾客，好让他们更贴近地观看。后来，拉塞尔把这颗头卖给了詹姆斯·科克斯，他也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博物馆，并且他一眼就能认出一件纪念品是否有价值。科克斯私下里向那些经过挑选的客人展示这颗头颅，并且赚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12年后，科克斯决定把它卖给休兄弟，正是他们使得这颗头颅成了他们在老邦德街上开设的克伦威尔博物馆里吸人眼球的明星展品。

整个18世纪，克伦威尔的头颅在不同展览经理人的手里流转，每一次都能赚钱。唯一的问题是损耗。在某个时刻，大概早在泰伯恩刑场的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就丢失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齿。他的鼻子被压碎了，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他的肉已经脱水并收缩，他的皮成了黄褐色，并被拉伸，变得十分坚韧。这个又干又硬的物体那很不协调的外表使得它成为一件有效的死亡警示物（拉丁语：memento mori），因为凡是把玩过克伦威尔这颗头颅的人，很少有不思考自己终有一死的宿命的。这就是死亡看上去的样子。克伦威尔，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如今也不过是一块物质，听凭付了钱的公众任意摆布，还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伤害。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人士断定，这颗头颅不过是一件古董，对有些人来说，它明显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人工制品。约瑟夫·班克斯是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曾参加过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澳洲发现之旅，他在1813年被邀请来观看这颗头颅，但他以政治理由拒绝了。他说，他不可能下决心去观看“这个邪恶的老共和分子”的遗骸，“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威廉·布洛克是个古董收藏家，他的收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埃及馆展出，同一年，他考虑为自己的博物馆弄到这颗人头，以作为“一件纯粹的古董”，但首相非正式地对他提出忠告——他认为向付费公众展示人的遗骸很不得体。

这个结论发出了改变的信号。当约西亚·威尔金森在1814年买下它的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便转到了私人手里。如今，它被专门保留给那些更高级的观众，只有这些人才能在受到控制的条件下对它评头品足。威尔金森可能忍不住在餐桌上向兴高采烈的客人展示他的这件著名遗物，但它再也不会流落到伦敦的街市上了。

当围绕这颗人头的过去产生了大量的故事时，便有人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比如大量的人头开始流通：另一颗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威尔金森确信，他手里的这颗头才是真的，但别人并不这样肯定。比方说作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的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克伦威尔热。卡莱尔认为，威尔金森的这件古董是“欺骗性的臆想”，并拒绝亲自对它进行查验。▲坎农·霍勒斯·威尔金森1949年拿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由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校友会提供。

如今这是一个难题，需要科学的方法来找到证据。我了解过一份专业学者的长名单，他们都检查过这颗发黄的人头：一位徽章专家、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钱币专家、颅相学学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一位著名雕塑家、牛津大学一位生理学家、皇家考古学会的若干成员，以及两位医学统计学家。他们都把自己接受过的专业训练用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中，如今所有人都表示支持威尔金森的主张。

到1930年代，数不清的测径器测量过它，大量的显微镜聚焦过它，关于克伦威尔的头颅，人们撰写过成百上千页的文章。这个“有点令人厌恶”的物体上每一个肿块、每一个针脚、每一道擦痕，都得到过检查和描述。然而，研究过克伦威尔头颅的科学家们也被它迷住了，他们紧张热烈的凝视，反映了这个正在朽烂的人工制品在落入私人之手200年后依然拥有的魔力。如今，威尔金森家族拥有这颗头颅已历四代，他们更愿意回避公众的关注，却三番四次被记者们拉回到聚光灯下。这些记者偶然听说了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打算写写它那非同寻常的过去。

在20世纪中叶，约西亚的重孙霍勒斯·威尔金森博士开始觉得，照料这颗臭名昭著的人头的负担太过繁重。他决定，应该让克伦威尔入土为安。因此，在1960年一个小规模的私人仪式上，克伦威尔的头颅被装进了古老的橡木盒子，埋在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教堂门厅地板下的某个地方。剑桥大学对确切的位置守口如瓶。头颅入土时有一块牌匾，上面是这样写的："1960年3月25日，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本学院1616~1917年的校友奥利弗·克伦威尔被葬于此地附近。”

再也不会有法医鉴定和DNA测试了：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上，科学并没有得到一锤定音的最终决定权。当然，这并不能阻止观光客来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颅或许终于长眠地下，但它依旧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群。导言 Introduction诱人的头颅

这是一本关于砍头的书。人类历史上塞满了砍下的头颅。“猎取人头”（headhunting）这个词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远离文明并奇异、古怪且危险的世界，但实际情况是，人头长期以来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们炫示。说到猎取人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独特传统，而且，千百年来，人头就几乎一直装饰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断头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画廊。我们的斩首传统源远流长，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尽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非同寻常，这不仅仅因为它完好无损地存在了三个世纪，而且还因为许多年来它以那么多不同的外观被重新塑造。在断头台上被砍下，作为一个叛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火刑柱上示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克伦威尔的头颅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藏品。人们对它的看法五花八门：一件纪念品、一件宝贵的遗物，一件死亡警示物，以及一组材料。它的价值随着不断变化的时代观念而与时俱变，它是千万颗人头的象征，千百年来，这些人头装点了世界的正义、科学和消遣。它就是以这种方式，仅仅凭借它的出身和它的长寿，把本书中的很多故事巧妙地联系起来。

然而，克伦威尔的头颅只是一颗年代久远的特殊头颅。它证实了我们今天关于被砍之头的两个最常见的假说：它们是不同寻常的，它们是古老的。时不时地，一颗漂泊无依的名人头颅的故事登上了头版头条：最近，奈德·凯利的颅骨和经防腐处理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头颅经受了科学测试，而且，在他辞世周年纪念日，记者们详细讲述了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那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在1942年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头颅捐献给了皇家外科医学院。诸如此类的故事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观念：人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历史标本，但情况并非如此。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讶，乃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自己的文化结构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大概还揭示了我们人性中某个不为人知的部分。

被砍下的头颅长期以来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席之地；纵然这一价值遭到质疑，或者令人烦恼。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士兵们把人头当作战利品，此事并非年代久远，而就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最近这些年，恐怖分子和杀人犯把斩首的视频传到网上，数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自己家里下载观看。医学生必须面对解剖被砍之头的任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发现，这是一次颇有教益的经历。朝圣者们千里跋涉，去仔细端详欧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圣徒头颅。艺术家们在解剖室和太平间里寻找灵感，面对别人的尸体和被切下的头颅陷入沉思。有人请求死后把自己的头颅切下并封冻保存，他们相信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围绕一个人的头脑重新生长出第二个躯体，从而起死回生。在现代文明的神殿——博物馆里，有数不清的经过防腐保存、干瘪皱缩、装在瓶子里、剥皮去肉的头颅，被向满怀热情的参观者展示。

有人取下别人的头，有人捐献自己的头；有人展示头颅，有人观看头颅：当你动身前去观看的时候，被砍下的头颅随处可见，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最大的收藏拥有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偶尔有经过防腐保存、连皮带肉的头颅——它们被陈设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储藏架子上。在这里，这阴暗的隐蔽之处，摆放着一排排人头，成为无声的证词，见证着我们祖先的猎头传统。庞大的国家收藏，像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保存着数以千计的人类颅骨，而大多数地方性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有考古学或科学职责的博物馆，都有少量的收藏。我自己这种不大讨人喜欢的对人头的痴迷，开始于我在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时期，那里有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董收藏，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曾经藏身于牛津大学各个不同的科研机构。[1]

皮特河博物馆小有名气。当我告诉别人我在那里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说：“哦，你说的是那个藏有干缩人头的地方吗？”这是因为有六个南美人的干缩人头在这家博物馆里展示，尽管在塞满陈列柜的大量珍贵藏品当中，它们并不显眼。然而，它们却成了标志性展品。几年前，一位美国出生的艺术家特德·戴温提出把自己的头捐献给皮特河博物馆（当然是在他死后）。他担心的是，如果工作人员把那些干缩人头寄回南美的话，牛津大学就一个人头也不剩了。戴温承诺，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于其头颅的风干和养护。馆长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补充道，他希望继续看到戴温活得好好的，经常来博物馆走走。

当时，我正在研究这座博物馆的历史，特别是它在19世纪晚期与牛津大学解剖系的联系——这倒是把我带向了博物馆的300颗人类颅骨收藏。我很快得知，牛津大学的人体解剖系也积累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类头盖骨收藏。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需要相当大的仓库来容纳这批收藏：“大约有3000件颅骨，排列开来的面积达158平方英尺，占用118英尺长的陈列架，陈列柜占地面积144平方英尺，高6英尺。总共350平方英尺，但为了方便舒适的存取等等，需要三倍于此的面积，即1000平方英尺。”当我翻阅牛津大学那些古老的用皮革装订的藏品入库登记册时——每一件新增藏品都用手写体勤勉不懈地登记在册——我被为收集这些藏品所作的不懈努力而深深吸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些正派体面的科学人士把别人的颅骨寄给牛津大学：有时一两个，有时一两百个。

这些排列成行的骷髅，还有那些眼睛、耳朵、头发都完好无损的干缩人头，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并非一目了然，但在我所工作的这家博物馆，其藏品都以颇为独特的方式进行了归类，这多亏了其创建者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将军的苛刻要求。皮特·里弗斯将军作为英国考古学之父而被人们所铭记，他是一个痴迷的收藏者，收藏各种考古学和人类学物品。当他在1883年同意把自己的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的时候，他规定了一个条件：藏品都要根据类型，或者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类整理——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组织人类学收藏的方法，而皮特·里弗斯使之名扬天下。我们期望一个人类学博物馆的展览按照地理学的方法来安排，使得我们能够在仔细审视非洲文化之后，再转向亚洲、太平洋以及诸如此类。按照年代学的方向走也很正常，这样一来，比方说英国的收藏，就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史前器物开始，然后再经过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人时期，直至今日。这样的方法符合并强化了一项原则：社会是彼此分离的实体，或多或少被它们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所界定。

然而，皮特河博物馆是依据每件物品的形态和功能来组织收藏。于是，篮筐被归在一起，鼓被归在一起，枪炮被归在一起；博物馆里有个箱子，里面只装舞蹈面具，另一个箱子只装船模，还有一个箱子只装纹身工具。每一组都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年代的标本，这并不是说忽视了文化的差异，而仅仅是文化比较的起始点稍有不同。起初，这一类型学方法似乎是反直觉的，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接受训练成一名人类学者，把每一个文化群体看作是一个自治的实体，其本身就值得研究；但是，在皮特河博物馆工作期间，我开始认识到用类型学方法看待事物所带来的力量。

用这种方式来整理世界，几乎就像是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它迫使我们自问：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大家造就成人，尽管我们有着无穷的多样性。比方说，我们全都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一个人可以伸手去拿一盒火柴，而另一个人则把两根木棍互相摩擦几秒钟，来点燃一小股引火绒，但我们全都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温暖、照亮和养育我们的生活之路。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找到了理由在地上挖洞，猎取其他动物，装饰他们的躯体，储藏他们的财产，演奏音乐，分享食物。

那么，在我看来，每一种文化似乎都找到了一个理由来把人头拿出展示。我们至今还在这么做。皮特河博物馆尽管有一些十分优秀的成果，却以此而闻名于世。那个地方有干缩人头……似乎有些讽刺的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指出，就在南美人的祖先猎取的这些人头依然在接待着牛津大学的访客时，而那些南美人，像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却不再践行猎头的习俗了。展示人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远离21世纪的城市生活。不能简单地把砍下的人头放逐到野蛮的过去，或原始的“他者”。相反，猎头的历史也在此处，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其全部的历史让我仔细思考这样一个让人很不舒服、却十分基本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共同人性，关于不人道的终极想象，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什么？

动手写这本关于人头本身（作为物的人头）的书时，我正置身于保存在博物馆收藏区那一排排整齐的颅骨中，以一个博物馆管理员的眼光，探寻它们在我们社会中储藏、观看和利用的方式，但在很多这样的颅骨背后，是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始终是人），他砍下了一个人的头，并着手清除那些皮肉。这座博物馆里的人头都被“收拾”过，收拾人头是一件脏活。对外行来说，一个干缩的人头，一个作为战利品的骷髅，或者一颗为了科学研究而被解剖的人头，是一件令人惊讶、常常也令人恐惧的人工制品，它证实了那个制作它的人确实大胆。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这些“标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斩首行为本身，以至于我发现自己所探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砍下一个人的头需要怎样的残忍，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这种残忍得以发泄。

接下来的几章，既有关于斩首的内容，也有关于被砍之头在我们社会中的文化力量——特别是讨论战利品人头那一章，研究了士兵在战斗中砍下的人头，还有论述被解剖的人头那一章，它打开了医学解剖室的大门。不消说，斩下一个活人的首级今天极少发生，但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某些环境下，一般人有时也会发现，自己正在以不被普遍承认的方式，处理和肢解人的躯体，而且经常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砍下一个人的头究竟需要多么残忍，这取决于被砍掉的那颗头。通过斩首杀人是一种暴行，通过砍头执行死刑判决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为了猎取可怕的战利品而肢解一个刚刚战死沙场的士兵是非法的和可耻的，为了科学研究而偷窃人体器官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死于几百年前的人，或者是一个以书面形式同意死后为医学研究而解剖其尸体的人，切下其头颅在社会上则是可以接受的了。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有能力参与、接受、观看、甚至是欣赏斩首的壮观场面。斩首仪式在我们社会中的威力至今依然回响在一些日常的成语、姿态和笑话中。你可能一直在试图保住你的头（译者注：keep one's head，意思是保持冷静）或者不丢掉你的头（译者注：lose one's head，意思是失去理智）；在口头上咬掉某人的头（译者注：bite someone's head off，意思是严厉斥责某人）或者在身体上敲掉他们的脑袋（译者注：knock someone's block off，意思是痛打某人）；笑掉了脑袋（译者注：laugh one's head off，意思是狂笑）或者继续把脑袋安上（译者注：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悬赏要别人的头或者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头放在砧板上（译者注：put one's head on the block，意思是遭受指责，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人受过）；想让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人头滚滚。这些短语把我们的历史带到了当下，把恐怖变成了幽默，赋予这一奇观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语言学上的普世性。

千百年来，各种公开处决一直是深受社会“各个阶层”欢迎的娱乐消遣，正如萨克雷在1840年库瓦西耶被绞死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偷和贵族，同样都被此情此景逗得乐不可支，他们同样都有着对血的隐秘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影响着我们人类。”直至20世纪，很多科学人士依然为了他们的智力事业，沉湎于收获人头的肮脏勾当中。今天，外科医生习以为常地打开人的颅骨，插入探针或切除肿瘤，有时候还一边跟那个脑袋被探查的患者谈着话。医学博物馆的管理员悉心照料被砍下的人头，它们漂浮在装满防腐剂的容器里，偶尔更换新鲜溶液，必要的时候调整储藏条件。何种行为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因时而异，因地不同。

即使当一颗人头被完全合法地砍下，这一行为也有着令人恐怖的力量，恐怖的部分原因在于：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是如此地有魔力。死人的脸是一个迷人的女妖：危险，却诱人。我曾在医学博物馆里看过那些被切下的婴儿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孩子，大概是一百年前，如今为了教学目的被保存在防腐溶液里，悬浮而扭曲。我读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杀婴、堕胎、疾病或畸形——带着一种麻木的却心照不宣的谦恭和顺从，对它们的谦恭，对我自己阴暗欲望的顺从。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推着自己走得太远，会不会做噩梦，但我无法抵制它们那令人窒息的凝视。它们是时间的旅行者，从19世纪来到21世纪；它们居住在活人和死者的国度；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正是他们的脸——那张脸的外形有着平生所见过的最富有表情的皮肤和肌肉——让我不由自主努力去联想，并成功地让它们更坚定地寄住于活人的世界，而不是在博物馆其他任何的“标本”中。在排列成墙的所有人体部件——肾和肺、头和脚——当中，正是脸把参观者吸引过来，探索他们自己的震惊感。

我们只要面对另一个人的头，就不能不产生这样一种理解：脸对脸，我们是在凝视自己。我们像被强行通了电一样，对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反应，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作出反应。看到一张悲伤、快乐、愤怒或痛苦的脸，我们便经历一种自发且迅速的神经反应，这导致我们会无意识地模仿它的表情。如果那是一张没有身体的头脸，我们身体上的本能反应——那是一种本能的移情作用——与这样一个认识相冲突：这个人必定已经死了。毕竟，缺失的东西就像留下的东西一样重要，这个人已丢失的躯体在它缺失的时候就像身体在但头不在一样让人无法抵抗。

从一个阵亡敌人的骷髅，到一个捐献者的人头，前者被描彩上色，在军队的兵营里用作烛台，后者经过防腐处理，从两眼的中间锯开，用薄纱包着，贴上标签，放在医学解剖室的架子上。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打乱了我们的轻松分类，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人和一样东西。每一种状态都重申另一者，并否定另一者。它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然而却完全陌生。被砍下的人头是不可抵抗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否认了我们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二分法之一——人和物品的界定彼此针锋相对。它提出了一种明显不可能的二元性。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可以是很多种东西：一个惹人喜爱的东西，一件战利品、科学材料、犯罪证据、一件教具、一件宗教遗物、一个艺术灵感之源，一个恶作剧。它可以是一宗生意、一个交流助手、一件政治抵押物，或者一件传家宝；它可以同时是很多这样的东西。它的定义很不稳定，这些定义戏剧性地摇摆变动，这正是人的遗存为什么拥有让我们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它们把自己强加给我们，挑战我们的假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人头更加如此，它们的目光与我们自己的目光相遇。

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是保存完好，还是变成了一具骷髅，它都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去那里。它让死亡对生命施加压力。用一句经典格言来说，这具颅骨是在宣布：“尔之今日，正像我之从前；我之现在，恰如尔之将来。”它那张了无生气、已经骨化的脸，永远在笑，却不能发出笑声，这张脸强化了这一启示。约里克是舞台上最著名的骷髅（译者注：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五幕），它露齿而笑，却再也笑不出声：“下颚凹陷”，它让死亡揭示了自己的个性。

由于地面上冒出的每一具骷髅，在哈姆雷特看来都是一样的——“多么绝对”——他只能思考这样一些可能性：一个政治家，一个朝臣，还是一个律师——死亡把所有大人物都拉平了，在这一幕，丹麦王子发现自己跟掘墓人平起平坐。哈姆雷特被一场关于分解速度和腐烂的讨论带回了人间。这里没有人谈论天堂和地狱，只有腐烂的肉体、坚韧的皮肤和糟糕的气味。正如死亡似乎是不可救药地任意而为，哈姆雷特冲动地复活了他的朋友约里克：他的嘴唇，他“短暂的欢乐”，这是一个在这部戏剧开始很久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他在哈姆雷特的手里起死回生。约里克曾是一个好赌的喜剧演员，短时间内再次登台表演，给他配戏的是唱歌的小丑和飞翔的骷髅。

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墓地里，与那些几乎可以互换角色的骷髅面对面，哈姆雷特面对的是时间和死亡，正如每一个人必定会面对那样。死亡并不区分；然而，约里克却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把约里克从一个传统的死亡象征，变成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个人工制品再次成为一个喜剧演员。或许，短暂的欢乐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强调哈姆雷特手里的骷髅并无生命，但那也是一个关键点。物体和个人互相强化。对约里克活泼顽皮的记忆，强化了他的无生命性，反之亦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一个骷髅是一个活人脸的对立面。

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然而，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也只好试着给人的颅骨填充血肉，仿佛让它们起死回生。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这样一具骷髅。我们被迫试着让残余的东西复活，因为一个被砍下的人头看上去的样子像一个人，而它的行为却像一个物品，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协调。一个人的生命力，似乎存在于他的头部，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考虑到人头那些令人吃惊的物质属性，这似乎没什么可奇怪的。

有大量合理的生理学理由可以说明人们为什么觉得人头如此迷人、如此有力，让人忍不住把它取下。人头是生物体的动力源，是一种视觉愉悦。它容纳了我们五种感官能力的四种：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它装着大脑，这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核心。它吸入我们呼吸的空气，传达我们说出的话语。正如进化生物学家丹尼尔·利伯曼所写的那样：“几乎每一个进入你身体中的微粒，要么养育你，要么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这都是通过头部进入的，而且，几乎每一种活动，都涉及你的头部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成分都被塞进了我们的头颅里。人头包含20多块骨头，多达32颗牙齿，当然，还有大脑，以及几种感觉器官，还有许许多多的肌肉，以及数不清的腺体、神经、血管、动脉和韧带。它们全都紧密地集中整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头看上去太好了。人头自吹拥有生物体中最具表现力的肌肉。它装饰着各种不同的特征，帮助我们修饰自己：头发、耳朵、鼻子和嘴唇。多亏了末梢神经令人深刻印象的集中，以及无与伦比的表达运动的能力，我们的头颅比我们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加紧密地把我们内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这个非同寻常的发动机房——如此与众不同，充满活力又十分拥挤——被置于最高处，好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两足直立行走的姿态，意味着我们在炫耀那瘦长的、几乎是垂直的脖子上那颗相对滚圆、粗短而宽阔的头颅。其他大多数动物的脖子都更粗、更短、肌肉更发达，因为它们不得不以一种向前的姿势来保持脑袋在身体的前方。人头因为坐落在脊柱的顶部，脖子的后面不需要太多的肌肉组织。我们脖子上的肌肉如此之少，以至于你透过皮肤，很容易就感觉到主血管、淋巴腺和椎骨的存在。简言之，砍下一颗人头，远比砍下一头鹿、一头狮子或其他任何动物的头颅都更加容易，人们更多地把这些动物与猎获战利品联系起来。

这倒不是说砍头很容易。跟其他动物比起来，人的脖子可能十分脆弱，但要把头跟身体分开依然很难做到。有数不清的故事讲到断头台上有人笨手笨脚把砍头这件事情搞砸了，因此也证明了砍头并非易事，特别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砍头相对少见，刽子手经验不足。迅速砍下一个活人的脑袋，需要有力而精准的行动，以及一把锋利而厚重的刀。难怪，被砍下的头颅是武士的终极战利品。即使杀手经验丰富、受害人也被捆绑起来，也要砍很多下才能砍下一个人的头。1766年对德·拉利伯爵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跪在那里，纹丝不动，眼睛也被蒙住了，刽子手的斧头还是没能砍下他的头。他向前栽倒下去，不得不重新调整位置，即使这样，还是砍了五六下，才砍下了他的头。十分有名的是，1587年，刽子手砍了三下，才砍断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头。第一下砍在了脑袋的后面，而第二下留下了一小段肌腱，不得不用斧头刃把它锯断。即使受害人死了，砍头也并不容易。当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在泰伯恩刑场被斩首的时候，刀斧手用了八下，才割开好几层裹尸布，完成了任务。

尽管结果不可预测，但如果刽子手技术娴熟，受害人温顺服从，砍头还是一种速度很快的方式，虽说究竟有多快谁也没有把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清醒的意识，以便提供一个答案。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大脑迅速失去血压，意识维持不了两秒钟。另外一些人认为，当大脑耗尽了血液中所有可用的氧气时，意识便不复存在，在人的身上，这大概要花7秒钟左右，如果你是一颗最近砍下的头颅的话，这7秒钟实在是太过漫长的7秒钟了。砍头可能是痛苦最小的死亡方式之一，但它依然被认为是痛苦的。很多科学家相信这一点，不管实施得多么快，砍头也必定导致一两秒钟的剧痛。

刀起头落，一击而中，这样的绝技由于其绝对的速度而获得了它的文化力量，这一身体技艺的力量挑战了不可捉摸的死亡瞬间，因为死亡被认为是瞬间发生的，即使砍头对于科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拉斯曾描述过断头机——它把砍头变成了一种效率模式——如何“架设在我们的眼前，却不能在死亡发生的瞬间看见死亡，它准确，却无法分辨。”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思考死亡的神秘时，我们很容易忘掉，斩首是根本看不见的。斩首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这就是西方国家不再用它执行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使它是我们可以用到的最人道的技术之一。跟绞刑、注射、电击或毒气比起来，斩首更快，也更加可以预期，但这样的场面太过残酷，我们敏感的神经受不了。

斩首说起来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它既残忍，又高效。斩首是一项凶残而挑衅的野蛮行径，与此同时，可能有很好的生物学理由，来说明人头为什么成为一件颇有吸引力的奖品：砍头的威力部分程度上源自于我们没有能力背过脸去。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城市化的社会中，总是会有人想去观看这样的展示。同样，砍下的头颅本身常常让人们聚到一起，在强烈情绪化的状态中让他们兴奋起来，而不是——或者说同时也是——让他们反感。砍头是终极的暴虐；但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尽管它很残忍，但它产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制品，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就连刽子手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带来惊奇，因为有时候，有一种古怪的亲密互动，偶尔还掺进了幽默以及彻头彻尾的残忍。每一次在不同的场合遭遇一颗被砍下的人头——不管它的语境是战争、犯罪、医学，还是宗教——都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行为本身的理解。人们已经发展出了数不清的方法，来证明被砍之头有着可怕的吸引力并非没有道理。其对活着的人所发挥的威力很可能是普遍的。尽管它们具有令人憎恶的特性，但那些被砍下的头颅也很有启发性：它们驱使人们去研究，去祈祷、玩笑、书写、背过脸去或更贴近地观看，去反思人性的局限。被砍之头这种无法抗拒的特性或许不难解释，但忽视这一特性也是危险的。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但它终归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注释】

[1] Pitt Rivers Museum也译作“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第一章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的“重头戏”，是人们注意力的中心。这些干缩人头帮助我们打破成见，挑战人们关于所谓原始习俗的假设，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来与南美文化接触中的错综复杂性。

当我孤身独处，当我去皮特河博物馆观看那些干缩人头（tsantsa）时，便琢磨着写这本书。我的孤独给我提供了沉思的时刻。那些人头吊在玻璃柜的绳子上：它们的面容是凝固的，它们的眼睛紧闭着，它们的头发长长地垂下来，一直披到头的下面。在那里必须安静。它们拒绝透露它们的秘密。凝视它们就像是一次粗暴的打扰。但我依旧凝视着。我试着让它们血腥的过去和它们没有生命的存在在我的面前协调一致。

参观者在我身边来来去去，当他们跟家人和朋友一起站在展示柜前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反应。孩子们公然地说，这些人头“很吓人”，“很酷”；而很多成人则说，它们“令人作呕”、“十分可怕”。每个人都想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的？它们是怎么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试着去理解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产生的。任何物品，如果无视其自身创造的实用性，都会获得一点点魔力，而正是能把人变成物的这一特性，让我们为之着迷。

皮特河博物馆里的干缩人头是舒阿尔人大约一百年前制作的，他们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舒阿尔人制作干缩人头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它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对舒阿尔人来说，这些人头的实用性就是为了利用受害人的灵魂那异乎寻常的力量，这是持续多年的复杂仪式的组成部分，但对那些如今在牛津大学面对玻璃柜里的干缩人头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实用性常常就是故事本身的结尾。

探访牛津的游客看到了这些干缩人头，悬挂在一家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人们制作和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博物馆里。周围的环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它们的物质性上，但当它们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其物质性却是它们最不重要的特征之一。舒阿尔人一旦成功利用了干缩人头中的威力，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社群后，人头本身可能就被埋起来，被扔掉，或者被卖给商人。如今，它们在牛津，也不可能被扔掉。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成了注意力的中心。

干缩人头从很有礼仪感的刀子、悬锤和环锯工具当中产生出来，它们对博物馆的参观者发挥了比其他任何展览都要大的吸引力。我在那里的时候，展厅的一名服务生自豪地说服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女人，告诉她：“这是博物馆里最迷人的人工制品之一。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观看干缩人头。”在媒体上，皮特河博物馆索性被称作“干缩人头博物馆”，博物馆的新闻官费了很大的劲，来阻止每个参观的摄影者冲向那些干缩人头拍一张吸引眼球的照片，同时还要制止诸如“令人憎恶的”、“异国情调的”和“离奇怪诞的”之类的形容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报纸“周末何处去”的特写总是提到这家博物馆。

因为展示人体部件而名扬八方，这把皮特河博物馆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关于如何对待这些干缩人头，工作人员中有过持续不断的讨论。有人认为，应当把它们从展览中撤下来，因为，把人头当作古董对待，让陌生人直勾勾地盯着看，这很是无礼。尽管标签上解释了它们如何制作，以及为什么制作，但无济于事，参观者还是经常用“怪诞”和“野蛮”这些词来描述这些干缩人头。

干缩人头是一项被称作“对待死去之敌”的专题展览的组成部分，这次展览包括经过装饰的骷髅和仪式服装，它们来自印度、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文字展板上解释，很多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展示敌人的头颅；有一幅雕刻版画强调了这一点，画面是“火药阴谋”中几个主犯的头颅，它们1606年被挂在伦敦的旗杆上示众。南美干缩人头的呈现，都被置于他们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它们的仪式意义，以及它们受到欧洲收藏者的欢迎，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解释的。

即便如此，舒阿尔人技术成就的力量几乎不容怀疑。我们跟它们制作时的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着一段遥不可测的距离，使得这些人头在局外人看来很不真实。参观者看着这些人头，有时候提到了电影——例如，他们宣称：“那是来自《哈利·波特》中的一颗人头”（当然，它并不是）——仿佛它们属于我们自己正在创造的一个幻想世界。

博物馆的管理员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原本存有疑义的民族风俗变成外界眼中的刻板印象。舒阿尔人开始被外部世界称作“那些猎取人头的南美人”。如果说，皮特河博物馆的身份已经跟它的干缩人头收藏融为一体，相比整个民族被这样一些博物馆展览塑造成型的方式，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访客们说：“真正的干缩人头呀！哇噻！怎么制作的？通过撕开头皮，取出颅骨和脑浆，然后放在滚烫的沙子上蒸干么？真粗野！”▲皮特河博物馆“对待死去之敌”展览柜中展示的干缩人头。由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提供。

但是没有一个人问：它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它们凭什么悬挂在英国南部一所大学的博物馆里？一旦你开始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会意识到，像这样一些干缩人头，既是欧洲人的好奇心、欧洲人的品味和欧洲人购买力的产物，也是一种古老的部落习俗。现在应该把聚光灯转过来了，把它对准像你我这样的人，对准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把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头带进了博物馆，带回了私人家里，他们像那些最早制作它们的人一样喜欢或者说更喜欢这些人头。毕竟，那些把自己的鼻子紧贴着牛津大学博物馆展示柜玻璃的，并不是舒阿尔人。

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全盛时期是在19世纪晚期。当时，猎头袭击被繁荣的国际干缩人头贸易所推动，大约一个月发生一次，数百人卷入其中。回到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来自南美的干缩人头可以在商店和拍卖行里找到，也可以在博物馆和私人家里找到。它们一直卖得很好，为了满足需求，供给逐步增长。这很简单：欧洲人想要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舒阿尔人想要欧洲人的刀枪大炮。这些干缩人头，与其说是某种未受外界影响的野蛮生活方式的遗存，不如说是殖民扩张的经济和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的产物。一些最著名的猎头文化，非但没有“沉陷在时间里”，相反他们正在对外国人的品味作出回应。

在1880年代，随着橡胶和金鸡纳皮（这个东西为抗疟药奎宁提供了活性成分）的贸易传播到厄瓜多尔，更多的欧洲移民社群来到这一地区。移民者拿布匹、弯刀、钢质长矛头和猎枪，跟土著舒阿尔人交换本地出产的猪、鹿、盐和干缩人头。但是，当移民者开始饲养他们自己的牲畜，吃它们自己出产的牛肉时，对舒阿尔人的猪和鹿的需求就下降了，最后，剩下的只有干缩人头，要不然就是舒阿尔人自己的劳动，移民者对这个感兴趣。舒阿尔人想要得到诸如布匹和弯刀之类的商品，可以跟当地的传教士们做交易，他们的出价比商人更便宜，但传教士们绝不会卖枪。这意味着，要想得到一杆枪，唯一的方式就是卖掉一颗人头，于是，“人头换枪”的生意在南美得以确立。

当游客们来到皮特河博物馆观看干缩人头时，他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白人火枪的故事。火枪不仅为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者提供了经济激励，而且还被证明是抢先拿到人头的最佳手段。对于猎头，火枪和钢刀是远比用木棍和石头做成的长矛更有效率的武器，而且，它们让舒阿尔人在猎头突袭期间获得了明显的优势。欧洲人和美国人购买人头，也给舒阿尔人提供了机会迅速猎取更多数量人头所需要的装备。火枪被用来猎取人头，反过来，人头可以换取更多的火枪。直至20世纪，人们普遍公认，一颗人头的价格等于一杆火枪。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舒阿尔人的酋长用几颗人头换到了几杆火枪，然后迅速使用这些火枪去伏击另一伙舒阿尔人，再用那些人的头去换取更多的火枪。

情况并非一直这样。舒阿尔人的猎头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我们对舒阿尔人猎头习俗的了解，大多数停留在19世纪晚期。当时，干缩人头在传统上是作为复杂的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制作的，这些仪式利用了舒阿尔人死后灵魂那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些人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利品”，因为，猎取人头的舒阿尔人和阿丘雅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彼此和平相处，他们更看重的，不是物理的人头，而是寄居于人头里面的神奇力量。人头并不是在战争中猎取的。相反，他们为猎取人头而专门组织部落突袭，因为干缩人头是有力量的东西，一个拥有干缩人头的人也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在这种程度上，对舒阿尔人来说，猎取人头是一种社会上可以接受的暴力形式。

一次成功的突袭之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猎头者得胜归来。这些宴会是这一年最重要的庆祝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寄居在干缩人头中的神奇力量被转移给家里的女人，确保了家庭粮食生产的丰收。在若干年时间里，总共要举办三次这样的庆祝宴会，但在这些庆祝仪式之后，干缩人头便没有多少公共价值了，因为——不像那些购买它们的商人——一旦灵魂的力量被成功转移给了猎头者的族群，舒阿尔人便对人头本身不再有兴趣。有些舒阿尔人把他们的干缩人头当作纪念品保存下来，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丢弃，或者卖给游客和移民者。事实上，并非因为它们很神圣，舒阿尔人才不展示它们——正相反，是因为它们毫无价值，就像一个里面曾经装着重要信件的信封。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干缩人头不再涉及力量的传播，而只是商品的积存。干缩人头失去了它们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商品；如今，有些舒阿尔人杀人只是为了卖他们的人头。就这样，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随着需求的增长，舒阿尔人猎头者也变得更加不问青红皂白了。从历史上看，只有男人的头才被猎取，因为只有男人，才拥有能够从他的头中捕获到的复仇力量，但现在，舒阿尔人开始为了生意而猎取女人和孩子的头，即使它们没有宗教仪式的意义。

就这样，女人的头和孩子的头，被欧洲人的刀子割下来，最后在南美城镇的大街小巷作为纪念品被兜售。对于旅行者来说，它们无异于一种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观光艺术品，他们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所购买的，是来自一个原始武士国度真正的干缩人头，而不是为了市场制作的干缩人头。更不货真价实的，是移民者和一辈子多半生活在城市里的南美人的头，他们跟猎头者毫无关系，最终却落入了标本剥制师的刀锯之下，这样一来，他们的头也可以为了销售而进行干缩处理。标本剥制师常常对“假冒”干缩人头负有责任，他们知道，这项工作将会让他们挣到一点外快，于是跟本地医院太平间的某个人约定好，后者为他们提供“原材料”。这些都是无人认领的死者，是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沦为欧美人渴求异国奇物的牺牲品。

干缩人头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没有尸体可用时，一些机会主义者便转向了干缩猴子和树懒的头，只要在尺寸上进行缩小并加以“改造”，常常能骗过那些猎奇者。正如美国工程师和旅行家弗朗茨·阿普·德·格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巴拿马，旅行者制造出了对这些粗野珍玩的需求，人们按照订单制作干缩头，或者按每个25美元出售，要么是人头，要么是猴子头。”假冒人头是用山羊皮、木头、树脂或橡胶制作的。即使立法禁止干缩人头贸易，在20世纪中叶，依然有很多干缩人头被偷偷摸摸地卖给旅行者。

这意味着，博物馆里收藏的舒阿尔人的干缩人头，实际上大多数可能都是假的。其中很多根本不是人头，那些确实是人头的也跟舒尔人没多大关系，制造不受时间影响的舒尔人猎头者的概念更多地是欧美人的建构。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在皮特河博物馆里展示的十个干缩人头当中，两个是树獭的头，两个是吼猴的头，剩下的六个头当中，三个是为了售卖而“伪造的”。因此，皮特河博物馆里有三个人头——地地道道的人头——讲述了一个有点微妙的谋杀故事，这一行为被当地社会所容忍，有着深刻的精神意义，在几代人的生命轮回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另外伪造的三个人头则讲述了无名死者的故事，他们是一贫如洗的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死后成了异域收藏品国际贸易的受害者，它们和亚马逊丛林居民的本土信仰没有什么关系。

当你深入研究其他著名猎头文化的历史时，类似的模式便浮现了出来，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不像那些搞突然袭击的舒阿尔人，传统上，毛利人是在部落间交战时候猎取人头的。毛利人的战利品人头没有经过干缩处理，而是让颅骨依然在头皮之内加以保存。专门的行家常常是部落的酋长，他们取出脑髓，用亚麻填充鼻孔和颅骨，然后用滚烫的石头埋起来，以便逐渐把它蒸干或腌干。这些toi moko（毛利语：干头）通常就挂在部落酋长宅邸周围的短木杆上展示，但1770年代跟随詹姆斯·库克船长抵达的第一批英国游客几乎没有见到任何战利品人头。

第一个获得毛利人头颅的欧洲人是约瑟夫·班克斯，他是詹姆斯·库克第一次航行南太平洋时随行的博物学家，许多年后，他拒绝在伦敦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进行检查。在新西兰的时候，班克斯设法说服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万分不情愿的毛利人，用他的一颗腌制人头交换一条白色亚麻布裤子。起初，这个老人收下了裤子，但拒绝交出人头，但当班克斯用步枪“威胁他”时，这笔交易才做成。库克在1770年代两次回到新西兰，但在新西兰度过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只见过一颗腌制人头。

尽管如此，随着与欧洲捕鲸人和海豹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扩大，以及毛利人之于火枪的热情不断升温。19世纪初，人头贸易也不断扩大。很快，专门的代理人被派往澳洲，搜集最好的人头，悉尼海关署开始把这些进口品列在“烘制人头”的名目之下。在库克船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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