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迪·皮考特（著）林淑娟（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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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皮考特作品集(套装共4册)试读：
姐姐的守护者
给库朗恩一家：
虽然没有法定关系，你们仍然是我们的亲密家人。
谢谢你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致 谢
身为一个三年内开过十次刀的孩子的母亲，我首先要感谢医生们和护士们，他们经常陪伴病人的家属度过最难熬的时刻，缓和家属们的情绪。谢谢罗蓝·伊韦医生和麻省眼耳医院的小儿科护理人员——谢谢你们为我们的真实人生创造快乐的结局。在我写《姐姐的守护者》时，我和平常一样，发现自己智识浅薄，必须仰赖别人的经验和智慧。他们让我借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职业，或提供具有写作才华的建议：谢谢你们，詹妮弗·斯特尼克、雪莉·弗利切、吉安卡洛·奇科迪、格雷戈·卡切吉恩、文森特·瓜莱拉医生、理查德·斯通医生、法里德·布莱德医生、埃里克·特曼医生、詹姆斯·乌姆拉斯医生、怀亚特·福克斯、安德烈·格林、迈克尔·戈德曼、罗瑞·汤普森、辛西娅·弗兰斯比、罗宾·卡尔、玛丽·安·麦肯尼、哈丽特·圣·洛朗、爱波尔·默多克、艾丹·科伦，珍·皮考特和乔-安·曼普森。感谢以下几位真正的消防队[1]员，他们得以使我在晚上成为计算机前的“破拆手”：迈克尔·克拉克、戴夫·哈特内米、“波奇”理查德·勒夫和吉姆·贝格朗（他更正我的错误，我要给他颁发一颗金星）。还有那些在背后支持我的人们，谢谢卡罗琳·里迪、朱迪斯·卡尔、卡米尔·麦克达菲、劳拉·马伦、莎拉·伯兰汉姆、凯伦·曼德尔、莎侬·麦肯纳、保罗·佩佩、希尔·贝格朗、安妮·哈里斯和不屈不挠的阿特里亚图书公司的销售团队。非常感谢劳拉·格罗斯信任我。我诚挚地感谢艾米莉·贝斯勒杰出的领导并让我自由地展开双翼。斯科特和阿曼达·麦克莱伦、戴夫·克兰默——他们让我洞悉那些遭受致命疾病威胁的家庭里日常生活中的悲与喜——感谢你们的大方，祝福你们有健康长远的未来。
序 曲
没有人会发动战争——或者该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该那么做——在没有先理清他的想法、他预备在那个战争中达成的目标和他打算如何指挥之前。——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三岁的时候，我想杀死我姐姐，这是我最早的记忆。那个记忆如此鲜明，我如今还不时想起当时她的鼻尖隔着枕头套抵着我的手掌的感觉。她不可能抵抗得了我，不过，我还是没能成功。爸爸走进我们的房间，他要送我们上床，跟我们道晚安，这刚好救了她。他领我回我床上，对我说：“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等我们大一点，我似乎是个不存在的女儿，除非和她有关。我们的两张单人床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阴影，我每每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睡觉，都会细数有哪些死法：在她的谷片食物里下毒；到海边被退潮的水流卷走；被闪电击中。
最后，我虽然没有杀死我姐姐，但她自己想杀死自己。
或至少，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
星期一
兄弟，我是火，
在海底波涛汹涌，
我将永远不会遇见你，兄弟——
总之，许多年也不会；
或许千万年，兄弟。
然后我会警告你，
拥你靠近，缠着你转圈圈，
利用你并改变你——
或许千万年，兄弟。——卡尔·桑德堡，《家族》安娜
小时候，我觉得最神秘的事情不是“娃娃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是“为什么要生小孩”。制造娃娃的技术性问题我懂——我哥哥杰西曾提供过那方面的资料——不过那时我就确定他听来的有一半是错的。当老师转身，班上其他跟我一样大的小孩都忙着在教室里的字典上找“阴茎”和“阴道”的解释时，我则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不同的细节上。例如，为什么有些妈妈只生一个小孩，而有些家庭的繁殖力似乎特别强。或者像学校里新来的女同学席多娜，她会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她的名字是以她父母度假时制造出她的地方来命名。（我爸爸以前常说：“幸好他们不是去泽西城度假。”）
现在我十三岁了，这种情况更加复杂：一个八年级学生因为惹出麻烦而退学；一个邻居故意受孕，希望能因此阻止她丈夫诉请离婚。我告诉你，如果今天外星人登陆地球，研究地球人为什么生小孩，他们的结论会是：大部分人的小孩都是在无意中制造出来的，或因为他们在某个晚上喝多了，或因为避孕措施并非百分之百可靠，或因为其他一千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的出生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我不是大量廉价酒的结果，也不是由于满月或头脑发热。我之所以会出世，是因为一个科学家设法将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特别宝贵的基因原料。事实上，当杰西告诉我娃娃是怎么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相信他。我决定问我爸妈事实的真相，我得知的比我预期的多。他们要我坐下，告诉我正常小孩是怎么来的那一套，他们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选择我这个小胚胎，因为我可以拯救我姐姐凯特。“我们因此更加爱你。”我妈很肯定地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孩子。”
不过，我仍然存疑，如果凯特的身体健康，情况又会是怎样？我很可能还在天堂飘浮，或者在某个地点等候附着到另一个身体上，预备被发配到地球一段时间。当然，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你懂了吗？我和其他自然受孕的孩子不一样，我不是因为意外而来到人间。如果你的父母为了一个理由孕育你，那么，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因为，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你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当铺里可能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那里仍然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必须典当一个闪亮如新的钻石饰品？谁这么急需用钱，连一个少了一只眼睛的玩具熊也要卖？走向柜台的时候，我怀疑老板会不会看一眼我要典当的项链，然后问我同样的问题。
站在收银台前的人，他的鼻子形状像颗芜菁甘蓝，眼睛深凹，我无法想象他能看得够清楚，可以执行他的业务。“你需要什么吗？”他问。
我拼命稳定心神，才不至于转身走出门，假装我是搞错了才走进来的。唯一能使我安心的是，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站在这个柜台前，拿着从来没想过会与自己分离的东西的人。“我有东西要卖。”我告诉他。“你难道要我猜是什么吗？”“喔。”我吞下口水，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个小盒子链坠的项链。“这是14K金的。”我竭力推销，“几乎没有戴过。”这句是谎言，直到今天早上，我戴了七年没有拿下来。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在一次抽取骨髓后，爸爸给我的。他说，我给了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值得拥有自己的。看到搁在柜台上的项链，我感到脖子轻颤了一下，觉得赤裸裸的。
当铺的老板戴上眼镜，那使得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了正常的大小。“我可以给你二十块。”“美金？”“不是美金是比索吗？你以为是什么？”“它值那五倍的价钱呢！”我猜的。
老板耸耸肩。“需要钱的人不是我。”
我拿起项链，打算完成交易，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指像救生爪那样，紧紧钳住项链。我努力用意志力扳开手指，满脸发热通红。仿佛过了一个钟头那么久，项链才落进老板摊开的手掌里。他看着我的脸，语调温柔多了：“就说你搞丢了。”他送给我一个免费的建议。
如果韦先生决定把“怪人”这个名词放进他的大字典里，安娜·费兹杰罗一定是他找得到的最好的定义。不只是长相：她瘦得像难民，胸部平得像飞机场，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像泥巴，点点相连的雀斑散布在两颊。让我告诉你，别用柠檬汁或防晒霜淡化雀斑，或者更可悲的方法，用磨砂纸。没用的，上帝显然在我出生那天情绪不佳，因为他把这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身体密码，混进了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需要的基因里。
我爸妈试着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那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个正常的小孩。老实说，凯特和杰西也都不是。我想或许我哥哥在他四岁之前，凯特还没被诊断出毛病的时候，曾在阳光下享受过他的童年，可是自从凯特发病，我们都忙着迅速长大，没有余力去回顾过去。你知道大部分小孩对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是怎么想的吗？如果一块铁砧掉下来打到他们的头，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人行道继续走。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事。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会在晚餐桌边给死神保留一个座位。
凯特是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事实上，那并不完全属实——现在她没发病，不过那种病仍潜伏在她身体里，就像熊在冬眠，不知何时会苏醒，发出怒吼。她两岁时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病，现在她十六岁。分子复发、粒细胞和静脉插管，这些是我常翻查字典的字眼，即使我从来不曾在任何学力测验的试题中看到它们。我是个同种异体的捐赠者——兄弟姐妹间的完美配对。当凯特需要白细胞或干细胞或骨髓，来欺骗她的身体以为她是健康的时候，我就是这些东西的来源。几乎每次凯特住院，我也要去报到。
那些都不算什么，除了我自己告诉你的，其他你听来的有关我的一切都不必相信。
我正要上楼的时候，我妈从她的房间出来，又穿着一件新的晚礼服。“喔，”她转身背对我说，“你正是我想找的女孩。”
我帮她把背后的拉链拉上，看着她转身。我妈妈如果过的是别人的人生，她会更漂亮。她有一头深色的长发，锁骨优美得像公主，可是她的嘴角老是下垂，好似她吞下的尽是苦涩的消息。她没有多少自由的时间，要是我姐姐身上出现淤青或流鼻血，我妈的行程表就得大幅度地修改。她有时间的话就花在蓝飞服装网站上，荒谬地订购一些她根本没有场合可以穿出门的华丽晚礼服。“你觉得怎样？”她问。
晚礼服集合了晚霞的所有颜色，它的质料使她移动身体时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无肩带的，就是那种明星会穿着走红地毯的礼服——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罗得岛上达比市郊区的房子里。我妈妈把她的长发在脑后盘起挽成髻。她床上还有三件晚礼服——一件是黑色紧身的，一件缀着椭圆形的玻璃珠，另一件似乎太小了。“你看起来……”
很疲惫。这个回答卡在我的嘴巴里冒泡。
妈妈僵直地站着，我怀疑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她伸出一根手指，对我轻嘘，然后耳朵歪向敞开的门口。“你听到了吗？”“听到什么？”“凯特。”“我没听到声音。”
可是她不相信我的话，因为只要有关凯特的事，她谁的话都不听。她快步上楼，打开我跟凯特的房门，发现我姐姐歇斯底里地躺在床上，就像她的世界又崩溃了。我爸爸是个业余天文学家，他曾试着对我解释宇宙的黑洞，他说黑洞具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甚至连光线也会被吸进它的中心。像现在这种时候就仿佛出现黑洞，不管你抓住什么，你终究会被吸进去。“凯特！”妈妈扑跪到床边的地上，那件愚蠢的晚礼服下摆在她周围堆挤成一团，“凯特，甜心，你哪里痛？”
凯特抱着一个枕头，泪如雨下。她淡色的头发濡湿了，一条条黏在脸上，她的呼吸过于急促。我仿佛被冻住了，呆立在房门口，等候指示：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给911，打电话给钱斯医生。妈妈还没发号施令，紧张地等待凯特吐露她的情况。“是裴斯顿，”她抽泣道，“他永远离开瑟琳娜了。”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电视，屏幕上一位金发帅哥注视着一个哭得像我姐姐那么凄惨的女人，然后走出房间摔上门。“你到底哪里痛？”妈妈问，她仍然确信凯特不只是为了剧情哭。“喔！我的天！”凯特吸吸鼻子说，“你知道瑟琳娜和裴斯顿经历过多少波折吗？你知道吗？”
我放松下来，知道现在没事了。在我们家，“正常”像一条太短、盖不住整张床的毯子——有时候可以刚好盖住你，其他时候可能会害你冷得发抖。更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两种情况会发生哪一种。我坐到凯特床边。我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已经比她高，经常有人误认为我是姐姐，而她是妹妹。在这个夏天的不同时段，她已经先后迷恋上了这出肥皂剧里的主要男性角色——卡拉汉、怀尔特和莱姆。现在，我猜她又迷恋上了裴斯顿。我自告奋勇地说：“还有遭绑架的惊吓。”我对情节知之甚详，凯特要我在她去透析的时候，录下这个节目。“她差点错嫁给他的孪生兄弟。”凯特补充。“别忘了他还曾因为船难昏迷了两个月。”妈妈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想起她以前在医院里也会陪凯特看这个节目。凯特似乎终于注意到妈妈的装扮。“你穿的是什么？”“喔。我想把它退回去。”妈妈站到我面前，让我帮她拉开拉链。看精美的邮购目录会引发其他母亲难以抑制的购买冲动，但对我妈而言，她可能把它当成一种健康的休闲活动。我怀疑她要么是喜欢她试穿过的衣服再穿到别人身上，要么是喜欢不适合能退回的机制。她认真地看着凯特问：“你确定你没有不舒服吗？”
妈妈离开我们的房间后，凯特躺低了一点。我只能这么形容——血色自她脸上迅速消失，她的脸色与枕头一样白。每次她的病重一点，她的脸色就更苍白一点，我害怕有一天醒来会完全看不到她。“走开，”凯特命令道，“你挡住电视了。”
我走开坐在我的床上。“只不过是下集精彩预告。”“如果我今天晚上死掉，我想知道我会错过什么。”
我拍松我的枕头，将它立起来枕着我的头。凯特和平常一样换了个枕头，那样她的枕头就不会硬得像石头，不时有松软的枕头可以枕。她应该有较舒服的享受，因为她比我大三岁，因为她是病人，因为月亮在水瓶座——总是有理由。我斜眼看电视，希望可以转台看其他节目，但我知道希望渺茫。“裴斯顿看起来像是塑料做的。”“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听到你对着你的枕头低声叫他的名字？”“闭嘴。”我说。“你才闭嘴。”然后凯特对我微笑，“他可能是个同性恋。真浪费，枉费我们费兹杰罗姐妹都……”她突然顿住话，整个人痛苦地缩了一下，我翻身转向她。“凯特？”
她揉揉她的腰背。“没什么。”是她的肾在折磨她。“要我叫妈妈来吗？”“不用。”她把手伸向我们的床之间，我们的床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两只手臂长，我们两个都伸出手来就可以碰到对方。我也伸出手。我们比较小的时候会握手搭桥，看看我们的手臂上可以放几个芭比娃娃，还能保持平衡。
最近我常做噩梦，在梦里我被切成好多块，我想把自己拼回去，却少了几块。
我爸爸说火会自己烧完，除非你开窗给它燃料。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差不多就是那样。可是，我爸爸也说，当火烧到你的脚后跟了，你如果想逃的话，就必须打破一两道墙。所以当凯特吃过药睡着了，我便拿出藏在床垫和封闭式弹簧之间的皮夹，走进私密的浴室里。我知道凯特会偷看我的东西，因此在拉链的链齿间夹了一根红线，那样就能知道是否有人没经过我的允许偷翻我的皮夹。不过，红线虽然已经拉断了，皮夹里的钱并没有减少。我转开浴缸的水龙头，那个声音为我制造了进浴室的理由，然后我坐到地上数钱。
加上我从当铺换到的二十元，我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还不够，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杰西买他的旧吉普车时也没有两千九百元，银行贷了一些钱给他。当然，我爸妈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我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为我担保吗？我再数一次钱，以期钞票奇迹似的繁殖滋生，可是数学就是数学，总数仍然一样。然后我阅读报纸的剪报。
坎贝尔·亚历山大。我觉得这个名字逊毙了。听起来像是很贵的酒吧调配出来的酒名，或是经纪公司的名字。可是你无法否认这家伙过去的辉煌记录。
要去我哥哥的房间，得先走出我家，他就喜欢这样另类。杰西一满十六岁就搬进了车库的阁楼——那是完美的安排，因为他不希望我爸妈看到他在干吗，而我爸妈也不是真的想看。他用四个雪地防滑的深沟轮胎挡住通往他小窝的楼梯，那里有个用纸箱围成的小墙，一张橡木桌倾斜地靠在墙上。我有时候会想，杰西弄的这些障碍物只是为了给他自己更多挑战。
我爬过障碍物走上楼梯，感觉楼梯因为杰西的音响太大声而震动。我大概敲了整整五分钟的门，杰西才终于听到。“干吗？”他只把门打开一道缝。“我可以进去吗？”
他想了一下，才退后让我进去。他的房间是脏衣服、杂志和吃过的中国菜外带餐盒的堆积场，闻起来像汗湿的冰球鞋的鞋舌。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杰西放他的特殊收藏品的展示柜——捷豹的银色吉祥物、奔驰的标志、福特野马跑车的马图腾——他告诉我，这些车盖上的装饰品都是他捡来的。我又不是笨蛋，当然不会天真到会相信他的鬼话。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爸妈不是不关心杰西，杰西也不是个经常闯祸、不可救药的问题少年。我爸妈实在没时间管他，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杰西不在他们的优先名单里。
杰西不理我，回他的杂物堆另一头，去做他本来在做的事情。我的注意力被一个炖锅吸引了——那是几个月前从我们的厨房消失的东西——现在它就放在杰西的电视机上，有条铜管穿出它的盖子，再向下伸进一个装满冰块的塑料牛奶罐，然后钻入一个广口玻璃罐。杰西或许是个处于违法边缘的问题少年，可是他很聪明。我正要碰那个奇怪的玩意儿，杰西转过身来。“嘿！”他简直像飞过沙发，打开我的手，“你会把冷凝的线圈搞坏的。”“这是我想的东西吗？”
他脸上浮现不怀好意的笑容。“那要看你想的是什么。”他撬开玻璃罐，里头的液体滴到了地毯上，“你尝尝看。”
这一锅还在冒泡的黏稠东西，变成了相当浓厚的私酿威士忌。一团热火在我的肚子和双腿之间迅速流窜，我倒到沙发上。“好恶心。”我喘着气说。
杰西也笑着喝了一大口，不过他好像没什么反应。“你要找我要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做什么？”“因为没有人会爬来这里做社交性的拜访。”他说着坐到沙发的扶手上，“如果是跟凯特有关，你一进来就会告诉我了。”“是跟凯特有关。可以算有点关系。”我把剪报塞到我哥哥手里，它可以比我解释得更清楚。他的眼睛扫瞄过剪报后，转过来看着我。他的眼睛是最淡的银色，有时候当他看着你时，你会讶异得完全忘记你本来想讲什么。“安娜，别去惹那种麻烦。”他苦涩地说，“我们都恰如其分地扮演我们各自的角色。凯特是受难者。我是注定会失败的人。而你，你是和平制造者。”
他以为他了解我，可是那得分两方面来说——说到找麻烦，杰西正是个麻烦上瘾者。我直视着他：“谁说的？”
杰西同意在停车场等我。这是我所记得他愿意帮我忙的少数几次。我绕到建筑物前面，那里有两只奇形怪兽守护着大门。
坎贝尔·亚历山大这号人物的办公室在三楼。墙壁镶嵌着像牝马皮的栗色木板，当我踏上地板上铺的东方厚地毯时，我的运动鞋往地毯里陷了一英寸。秘书小姐穿的黑色高跟鞋，鞋面亮得可以看到我的脸映在上面。我瞄向自膝盖以下剪掉的牛仔裤和我上礼拜无聊时用神奇彩色笔在上面作画的科迪斯牌布鞋。
秘书拥有完美的肌肤、完美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她正在用那两片唇对电话那头的听众尖叫，简直像发生了凶杀案：“你不能指望我对法官那样说。你不想听克里曼大叫大嚷，并不表示我就必须……不，真的，加薪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还有我每天必须忍受一些鸟事，事实上，当我们在……”她将话筒拿离她的耳朵远一点。我可以听到电话已断线的嗡嗡声。“混账。”她低声咒骂，然后似乎才发现我站在离她三英尺远的地方。“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她把我从头看到脚，正在用一般人的眼光对我评鉴，给我打第一印象的分数。无疑，她给我的分数不高。我抬起下巴，假装我是个很酷的女孩。“我和亚历山大先生约好了。四点。”“你的声音，”她说，“在电话里，你听起来没这么……”
年轻？
她不自在地微笑。“我们不接青少年的案子，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可以介绍你去见别的执业律师，他们……”
我做了个深呼吸。“事实上，”我插嘴，“你错了。史密斯对惠特利、埃德蒙兹对妇幼医院、杰洛米对天主教区团体，这些案子都牵扯到十八岁以下的当事人。这三个案件的陪审团都裁定亚历山大先生的客户胜诉。而那只不过是去年的事。”
秘书对我眨眨眼。一抹赞赏的微笑慢慢在她脸上延展开来，好似她决定她有可能喜欢我。“我想起来你跟他约好了，你为何不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呢？”她起身带路。
即使这辈子每一分钟都花在看书上，我也不相信我能够看完坎贝尔·亚历山大先生高高低低摆满他办公室墙壁的所有书籍。我算了一下——如果一页书大约有四百字，每本法律书籍有四百页，书柜每层有二十本书，一个书柜有六层——哇！那就有一千九百万字，而那只不过是办公室里的其中一部分书。
我单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了好一会儿，注意到他的桌子很干净，你可以在他的吸墨纸上玩中国古代的足球——蹴鞠。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他妻子或小孩的照片，连他自己的照片都没有，不过这个房间虽然十分整洁，地上却有一个装满水的小钵。
我发现我自己在给那钵水找存在的理由：那是蚂蚁军团的游泳池，那是简易的空气加湿器，那是海市蜃楼。
我几乎要说服自己相信最后一个理由，正倾下身想去触摸它，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门突然打开。我尴尬地从椅子上跌了下去，那使得我眼睛对眼睛，平视一只走进来的德国牧羊犬，它瞥了我一眼，便走到小钵前喝水。
坎贝尔·亚历山大也走了进来。他黑发，至少和我爸爸一样有六英尺高。他有个直角般的下巴，眼神像冰冻过了。他耸肩脱下西装外套，挂到门后，然后从档案柜里拉出一个档案夹，再走向他的办公桌。他一直没有正视我，不过他开始讲话。“我不会买女童军饼干。”坎贝尔·亚历山大说，“不过，你们推销布朗尼蛋糕时的执著劲还是挺加分的。”他说完，微笑。“我不是来卖东西的。”
他好奇地瞟我一眼，然后按下他电话上的一个键。“凯丽，”他在秘书回答后问，“我的办公室里是怎么回事？”“我是来雇用你的。”我说。
律师先生放开内线按键：“我可不这么想。”“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案子要给你办。”
我上前一步，狗也上前一步。我第一次发现它穿着背心，上面印着红十字架，就像是可以背着莱姆酒上高山雪地的圣伯纳犬。我不自觉地伸手去爱抚它。“别那样，”亚历山大说，“‘法官’是一只看护犬。”
我缩回手：“可你不是瞎子。”“谢谢你告诉我。”“那你有什么毛病？”
我一出口就想把话收回来。我不是已经看过凯特被几百个粗鲁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吗？“我有个铁肺。”坎贝尔·亚历山大简短地说，“这只狗能帮助我远离磁铁。现在请你帮我一个大忙，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会帮你找别的律师……”
我还不能走。“你真的控告过上帝吗？”我拿出剪报，把它抚平，放在光洁的桌子上。
他脸颊上的一束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拿起那张剪报。“我是控告普罗维顿斯的天主教教区。我代表那里一家孤儿院的小孩提出控告。他需要涉及胎儿细胞组织的实验性治疗，但教区方面觉得那违反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总之，新闻标题写九岁小孩控告上帝视他的生命如草芥比较耸人听闻。”我盯着他瞧。律师承认：“迪伦·杰洛米想控告上帝对他照顾不周。”
彩虹也可能从中间断裂，掉在他那张桃花心木桌上。“亚历山大先生，”我说，“我姐姐罹患白血病。”“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即使这次我还愿意控告上帝——我先澄清我不愿意——你也不能代表别人提出诉讼。”
要解释清楚得大费周章——我的血必须不时输进我姐姐的血管；护士必须压着我抽取我的白细胞以备借给凯特；医生说他们第一次抽取的量还不够。我捐出骨髓后饱受淤青与严重的骨头疼痛之苦；他们得打更多针，抽取我更多的干细胞，他们宁可多抽些让我姐姐有多余的干细胞可用。事实是我没生病，可是我可能也病了；事实是我生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做凯特的药；事实是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决定，可是没人问过我这个最该表达意见的人一声。
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言简意赅。“我不是要控告上帝。我是要控告我父母。”我说，“我要控告他们夺走我的身体使用权。”坎贝尔
当你只有一把铁锤，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
这是我爸爸，坎贝尔·亚历山大一世说过的话。我也认为那是美国为了公平制度而发动内战的基本理念。简单地说，被逼到墙角的人，会为了生路而不惜一切地奋战。有些人会选择出拳还击，有些人会提出诉讼。我尤其感谢后者。
在我的桌子周围，凯丽按我喜欢的方式排列给我的留言——紧急的写在绿色的便利贴上，次要的写在黄色的便利贴上，整齐地排列成纵队，仿佛用两副牌玩单人纸牌游戏。一个电话号码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蹙眉，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移到黄色那一列。凯丽在那上面写：你妈妈打过四次电话！！！我想了一下，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撕成两半，让它飘落进垃圾桶。
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等着我回答，我故意不回答。她说她要控告她父母，就像这个地球上的每个青少年所想的一样。可是她想为她自己身体的权利打官司。这种案件有如避之犹恐不及的黑死病——那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并且需要做小客户的保姆。我叹气，站起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没说。”她坐直了一点，“我叫安娜·费兹杰罗。”
我开门，对我的秘书吼叫：“凯丽！请你找出家庭计划推广中心的电话号码给费兹杰罗小姐。”“什么？”我转身，小女孩站起来尖叫，“家庭计划？”“安娜，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因为你爸妈没给你吃避孕药，或不带你去诊所堕胎，你就要对他们提出控告，犹如拿大铁锤杀苍蝇。你可以省下零用钱，去家庭计划推广中心，他们远比我有能力处理你的问题。”
从进办公室后，我第一次拿正眼瞧她。女孩浑身胀满怒气，仿佛通了电。“我姐姐快死了，我妈要我捐一个肾给她，”她激动地说，“我不认为一个免费的保险套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你知道人生不时会面临抉择，某些时刻，好像你的整个人生分出岔路，铺展在你眼前，即使你勇敢地选择了一条路，你的眼睛还是会一直望着另一条路，想确定是否选错了。凯丽接近我，手里拿着一张纸，那上面有我叫她查的电话号码，可是我没有接过那张纸，而选择关上门，回到我的桌子后面：“如果你不愿意，没有人能逼你捐器官。”“哦？真的吗？”女孩倾身向前，伸出手指来数，“我第一次捐给我姐姐的东西是脐带血，那时我刚出生。她有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我的细胞能缓解她的病。下一次她旧病复发时，我五岁，医生抽取了我的淋巴细胞给她，抽了三次，因为医生一次又一次觉得不够用。等到那也阻止不了我姐姐发病，他们又抽取我的骨髓去移植。当凯特受到感染，我必须捐粒细胞。在凯特又发病的时候，我必须捐外周血干细胞。”
女孩对医学名词之熟悉，可以令我花钱请来的专家都汗颜。我从抽屉里拿出黄色的横格拍纸簿：“你以前显然都同意做你姐姐的捐赠者。”
她迟疑了一下，再摇摇头：“没人问过我的意见。”“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父母，你不想捐出肾脏？”“他们不会听的。”“如果你说了，他们可能会听。”
她往下看，头发垂下来覆盖了她的脸：“他们很少真的注意到我，除非他们需要我的血或我身体的其他东西。要不是因为凯特生病，我根本不会存在。”
我的英格兰祖先有个惯例：要生一个继承人和一个备用人。听起来冷酷无情——万一长子死掉，有次子可以顶替——那其实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作为一个犹如补给品的人，可能令这个小孩不满。可是事实是，这个小孩每天都要活在这些令人难过的现实中：为了维系一桩可能有问题的婚姻，为了使一个家庭完整，她必须把自己嵌在父母为她塑造的模子里。女孩解释说：“他们生下我是为了拯救凯特。他们去找医生，运用医学科技，选择能够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的胚胎。”
法学院里有伦理课，但大家通常要么认为这最容易过关，要么就是把这当成矛盾修饰法，我通常都逃课。然而，任何人如果定期看CNN的话，会知道干细胞的研究仍具有争议性。生来作为零件的小孩，被设计出来的婴儿，利用明日的医学科技来拯救今日的病童。
我拿笔在桌上轻敲，法官——我的狗——悄悄走近我。“如果你不捐肾给你姐姐会怎样？”“她会死。”“那你觉得没问题吗？”
安娜的唇抿成一条细线：“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不是吗？”“是的，你来了。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在捐赠那么多次后，你这次要坚决反对？”
她看向书架。“因为，”她简单地说，“没完没了。”
她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抓出一团皱皱的钞票和硬币，放到我的桌上。“你不必担心收不到钱。这里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我知道这不够，我会想办法付你更多钱。”“我一小时收费二百。”“美金？”“除了美金之外，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不接受别的货币。”我说。“或许我可以帮你遛狗，或做别的事。”“看护狗只会跟着它们的主人走。”我耸耸肩，“我们可以再想想。”“你不能免费做我的律师。”她坚持。“好吧，那么，你可以帮我擦门把。”我不是个特别爱做善事的人，不过就法理来说，这个案件稳操胜券：她不想捐出肾脏，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法官会强迫她出让肾脏；我不必查任何法律资料；在审判之前她的父母就会认输和解。再者，这个案件会引发社会大众的讨论，在未来的十年内，大家都会记得我是个慈善律师，为弱势的可怜女孩义务辩护。“我会代表你向家事法庭递交诉状，要求解除你的法定医疗决定权。”我说。“然后呢？”“举行一个听证会，法官会指派一个诉讼监护人，那是……”
安娜接口：“……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会在家事法庭的要求下协助诉讼案件里的小孩，决定怎么做对小孩最有利。”她背诵道，“或者换句话说，只是找另一个大人来决定我的命运。”“法律就是这么运作的，你不能逃避这个制度。法庭委派监护人理论上只是为了照顾你，而不是你姐姐或你父母。”
她看着我在拍纸簿上写下几行字。“你介意你的名字颠倒吗？”“什么？”我停止写字，凝视她。“坎贝尔·亚历山大。你的姓通常是名字，而你的名字是某些人的[2]姓氏。”她顿了一下，继续说，“或是汤的名字。”“那跟你的案件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安娜承认，“只不过我觉得你父母为你做了一个挺糟糕的决定。”
我的手越过桌子递给她一张名片。“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她接下名片，手指抚过印着我的名字的凸字。我颠倒的名字。上帝之爱。然后她靠向桌子，把我的拍纸簿抓过去，撕下底下的一小截纸。她借用我的笔，写了几个字，再把那张小纸条递给我。我瞄向我手上的纸条：
安娜：5553211 “你有问题也可以打给我。”她说。
当我走出办公室到接待区，安娜已经走了，凯丽坐在她的桌前，桌上摊着一本目录。“你知道他们以前用这些L. L. Bean公司的帆布袋搬运冰块吗？”“我知道。”还有伏特加和血腥玛丽鸡尾酒。每个星期六早上从小屋内搬到海滩上。那提醒了我，我妈妈打过电话来。
凯丽有个能够通灵的姑姑，她使得凯丽活像个灵媒，这种遗传的异能会不时侵袭她的脑子。也或许只是她为我工作够久了，知道我的大部分秘密。不管怎么说，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你爸爸在泡十七岁的小妞，他的字典里没有‘判断力’这个词。还有，如果你不打电话给她，她要自己住进松树乡村俱乐部……”凯丽瞄向她的手表，“啊喔。”“这个礼拜她威胁她要住进去多少次？”“只有三次。”凯丽说。“低于平均值。”我倾身靠向桌子，把目录合上，“多娜泰利小姐，该是你工作赚薪水的时候了。”“有什么事？”“那个女孩，安娜·费兹杰罗……”“家庭计划？”“不完全是，”我说，“我们要接受她的委托。我要口述诉状，你明天去家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她父母对她的医疗决定权。”“真的吗？你要接受她的委托？”
我一手按住胸口。“你看扁我，令我很受伤。”“我是为你的荷包着想。她父母知道吗？”“他们明天就会知道。”“你是个无药可救的白痴吗？”“你说什么？”
凯丽摇摇头：“她之后要住在哪里？”
这个问题考倒我了。我还没想到那么多。可是，一个女孩要控告她父母，一旦诉讼成立，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她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法官突然来到我身边，用鼻子推我的大腿。我烦躁地摇摇头。时机是关键点。“给我十五分钟，”我对凯丽说，“我准备好就打电话给你。”“坎贝尔，”凯丽毫不留情地逼迫我，“你不能指望一个小孩自己承担所有的压力。”
我走向我的办公室。法官跟在我后面，我在进门时停步说：“那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关上门，牢牢地锁上，等待。莎拉1990年
淤青的大小和形状像一朵幸运草，位于凯特的肩胛骨。是两个孩子泡在浴缸里时杰西发现的。“妈咪，”他问，“那表示她很幸运吗？”
我一开始想把它搓掉，以为是她弄脏的，但搓不掉。我仔细地检查两岁的凯特，她睁大浅天蓝色的眼珠子仰头凝视我。我问她：“会痛吗？”她摇摇头。
在我背后的走廊某处，布莱恩正在告诉我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闻起来有淡淡的烟味。“那家伙买了一盒昂贵的雪茄，”他说，“还为它们保了一万五千元的火险。过没多久，保险公司收到索赔单，那家伙说所有的雪茄在一连串的小火中烧光了。”“是他抽掉的吗？”我一边问，一边把杰西头上的肥皂泡冲掉。
布莱恩靠在门口说：“是呀！可是法官裁定保险公司接受雪茄保火险时，并没有明确规定雪茄哪一种烧法不理赔。”“嘿，凯特，这样会痛吗？”杰西的大拇指用力按他妹妹淤青的肩胛骨。
凯特哀叫，踉跄地跌进水里，浴缸里的水溅到我身上。我把她从水里捞起来，她滑溜得像条鱼。然后我越过她去抓杰西。两颗淡金色的头颅俯着碰在一起，他们是一对很相配的兄妹。杰西长得比较像我——清瘦、黝黑、理智。布莱恩说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是完整的：我们有各自的翻版。“你现在就自己爬出浴缸。”我对杰西说。
他站起来，四岁男孩当自己是在水道里，他在航行至浴缸的边缘时跌倒了，撞得膝盖砰然作响，他爆发出哭声。
我用浴巾把杰西包起来，一边安抚着他，一边跟我老公讲话。这是婚姻生活的语言：像在打摩斯密码，填满了洗澡、晚餐和床边故事的间隔。“是谁传唤你出庭的？”我问布莱恩，“被告？”“原告律师。保险公司付保险金给他，然后报警拘捕他，因为他犯了二十四件纵火案。我是他们请去咨询的专家。”
布莱恩是个职业消防队员，他可以走进一间黑漆漆的建筑物，靠一截烧焦的烟蒂或一条裸露的电线，找出起火点在哪里。每一次浩劫的源头都会留下线索。只不过你得知道该找什么。“法官驳回诉讼，对不对？”“法官判处被告二十四个一年有期徒刑，连续执行。”布莱恩说。他把凯特放到地板上，然后把她的睡衣套过她的头。
在我以前的人生里，我是个民事律师。我一度真的相信自己想做律师——可是那是在我收到学步的孩子递给我一把压坏的紫罗兰之前；在我了解一个小孩的微笑宛如刺青，是擦不掉的艺术之前。
那使得我姐姐苏珊抓狂。她是个理财高手，在波士顿银行里位高权重，她认为我浪费了自己的高智商。可是我认为那得看工作对你而言有何意义，我想我做妈妈会比做律师称职。我有时候怀疑，只有我这样，还是其他女人也一样？她们是想通了哪里才是她们的位置，还是因为她们没有别处可去？
我把杰西擦干，抬头看到布莱恩正盯着我瞧。“你会怀念你的律师生涯吗，莎拉？”他平静地问。
我把儿子包在浴巾里，亲吻他的头顶。“就像怀念我的牙根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布莱恩已经离家去上班。他要值勤两天两夜，然后放四天假，如此周期循环。我瞄一下钟，发现已过了九点。我相当讶异我的孩子怎么没有来把我吵醒。我套上睡衣下楼，看到杰西坐在地板上玩积木。“我吃过早餐了。”他说，“我也帮你做了早餐。”
是喔，泡牛奶吃的早餐麦片洒满了厨房的桌子，流理台的储物柜下面，一张没站稳、令人担心随时有倾倒危险的椅子上，摆着一盒玉米片。牛奶的踪迹可以一路从冰箱追查到桌上的碗旁边。“凯特在哪里？”“睡觉。”杰西说，“我推她也不醒。”
我的孩子平常有天生的生物钟。凯特睡到这么晚让我想起她最近会鼻塞，或许她感冒了，所以昨晚才会看起来那么累。我上楼，大声叫她的名字。在她的房间里，她翻身转向我，刚睡醒的眼睛对着我的脸聚焦。“该起床啰。”我把她的百叶窗拉起来，让阳光照到她的毯子上。我扶她坐起来，轻抚她的背。“我们来给你穿衣服。”我把她的睡衣拉高过头脱下。
一条小小的蓝色珠宝串般的暗痕沿着她的脊椎蔓延，那其实是一道淤青。“她贫血，对吗？”我问小儿科医生，“这个年纪的小孩不会得单核细胞增多症，对吗？”
威尼医生将他的听诊器从凯特小小的胸部拿开，然后把她粉红色的衣服拉好：“可能是病毒感染。我要抽一点她的血做些检验。”
在一旁耐心地和他没有头的玩具阿兵哥乔依玩的杰西，听到这个消息振奋起来：“凯特，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抽血的吗？”“用蜡笔？”“用针。用很大很长的针，像打针一样……”“杰西。”我出声警告。“打针？”凯特尖叫起来，“疼吗？”
我的女儿，她相信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过马路才安全，不会被车撞成肉块，她相信我会保护她，不会让可怕的东西——大狗或是黑暗，或是炮竹的爆炸声吓到她。她期待地凝视着我。“只是小小的针。”我对她保证。
当小儿科护士端着盘子走进来，上面有注射器、药水瓶、橡皮止血带，凯特开始放声大哭。我做了个深呼吸。“凯特，看着我。”她的哭声减弱成抽噎，“只是像捏一下而已。”“骗人。”杰西低声呢喃。
凯特放松下来，但也只是放松了一点点。护士扶她躺到诊疗台上，要求我抓住她的肩膀。我眼看着针头插进她手臂的白色肌肤里。我听到哭叫声突然响起来——可是没有血流进针筒里。“对不起，小宝贝，”护士说，“我们得再来一次。”她拔出针头，再刺进凯特的身体，这次她哭得更响亮了。
凯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扎针时都奋力挣扎。到了第三次，她已经软绵绵没有力气了。我不知道是希望她挣扎，还是希望她就范。
我们在等待抽血的结果。杰西趴在等候室的地毯上，不知道会不会感染所有来过这里的病童遗留的各种细菌。我只希望小儿科医生赶快出来，告诉我可以带她回家喝柳橙汁，在我面前挥舞处方笺，像挥舞着魔杖，要我去买希刻劳抗生素。
等了一个钟头，威尼医生才叫我们进他的办公室。“凯特的检验出了一点问题，”他说，“尤其是她白细胞的数量，比正常人低。”“那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诅咒自己念的是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我试着回想白细胞有什么功用。“她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不足。或者只是实验室出错。”他抚摸凯特的头发，“我想，为了安全起见，我要介绍你去找大医院的血液病专家，再做一次检验。”
我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不过我没说出口，我看着我的手开始移动，它仿佛有独立意识，接过威尼医生递给我的纸条。纸条不是我希望的处方笺，上面只有一个名字：伊莲娜·法奎德，天佑医院，血液科／肿瘤科。“肿瘤科。”我摇摇头，“肿瘤不就是癌症吗？”我等待威尼医生向我保证那只是那位医生服务的单位，我等待他向我解释检验血液和癌症病房只是共享同一个地点，没什么。
可是他什么都没说。
消防队里的调度员告诉我，布莱恩出勤执行救护任务了。他二十分钟前离开了救援车。我迟疑着，往下望着凯特，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医院等候室的塑料椅上。救护任务。
我想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一些十字路口，我们对问题还不了解就必须做非常重大的决定。就像在等红灯的时候瞄一眼报纸的头条新闻，因此没看到越线冲撞而来的面包车而酿成车祸。或者你在一念之间进入一家咖啡店，遇到你后来嫁给他的那个男人，那时他正在柜台前掏口袋找零钱。再或是像这样：在你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重要的，在你已经说服自己几个小时后，你却吩咐你老公来见你。“用无线电呼叫他，”我说，“告诉他我们在医院里。”
有布莱恩在身旁令我稍感安慰，好似我们现在是一队站岗的警卫，好似我们是同一阵线的被告和辩护律师。我们在天佑医院已经待了三个钟头，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难欺骗自己相信威尼医生弄错了。杰西在一张塑料椅上睡着了。凯特又经历一次让她痛苦哀嚎的抽血，也照过胸部X光，因为我提到她的感冒。“五个月。”布莱恩小心地回答坐在他面前拿着一个夹板在做记录的住院医生。然后他看着我问：“她是不是五个月大的时候会翻身？”“应该是。”医生已经问了我们许多问题，从我们怀凯特那天晚上穿什么衣服，到她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用汤匙。“她的第一句话？”他问。
布莱恩微笑：“趴趴。”“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喔。”他皱眉，“我想是她快满一岁的时候。”“对不起，”我说，“可以请你告诉我，这些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吗？”“费兹杰罗太太，这些只是病历。我们想尽可能知道每一样有关你女儿的事情，才能了解她出了什么问题。”“费兹杰罗先生和太太，”一个穿着白袍的年轻小姐走过来，“我是负责静脉抽血的医生。法奎德医生要我来为凯特做凝血功能检查。”
凯特听到有人说她的名字，在我腿上坐直，眨眨眼。她看了白袍一眼，悄悄地把手臂藏进她自己的衣服里。“你可以在她的手指上刺吗？”“不行，这真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忽然想起，当我怀凯特的时候，她会打嗝。有一次长达好几个钟头，令我难受得胃痉挛。她每次在我的肚子里动一下，即使只是蠕动一下，都会迫使我做出我控制不了的事。“你以为，”我平静地说，“那是我想听到的回答吗？当你去自助餐厅点一杯咖啡，可是他给你可乐，因为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你会高兴吗？当你要用信用卡付账，可是店员告诉你太麻烦了，要你准备现金，你会高兴吗？”“莎拉。”布莱恩的声音像远处的风。“你想，我坐在这里抱着我的孩子，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验，你以为我不希望用简单的方法吗？你以为这个已经受到惊吓的孩子不希望赶快简单地结束这一切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医护人员是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对待病人的？”“莎拉。”布莱恩的手按到我肩上，我才发现自己颤抖得厉害。
下一瞬间，那个女人气冲冲地走开，她的木屐“叩叩叩”地打在瓷砖地上。她一走开，我就垂头丧气。“莎拉，”布莱恩说，“你怎么了？”“我怎么了？我不知道，布莱恩，因为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夹在我们两个之间的凯特在喘息。“嘘。”他低语。他告诉我不会有事的，不要太担心，我生平第一次不相信他的话。
几个钟头不见人影的法奎德医生突然出现。“我听说做凝血检测出了点状况。”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我们对面，“凯特的各种血细胞的计数出现了不正常的结果。她的白细胞计数很低——一点三。她的血红素是七点五，她的血细胞比容是十八点四，她的血小板是八万一千，她的中性粒细胞是零点六。像这样的数字有时候表明是自身免疫疾病。可是凯特也出现百分之十二的早幼粒细胞，和百分之五的胚细胞，这表明是白血病病征。”“白血病。”我傻眼。这个名词像一颗水水滑滑的白煮蛋滚出我的嘴巴。
法奎德医生点点头：“就是血癌。”
布莱恩瞪着她，眼珠子一动也不动：“那是什么意思？”“想象骨髓是细胞的儿童保育中心。健康的身体会制造血细胞，这些血细胞住在骨髓里，等到它们发育成熟了才出去对抗疾病，或凝结、运送氧气，做些它们该做的事。罹患白血病的人就像儿童保育中心的门太早开。不成熟的血细胞终止循环，无法做它们该做的工作。在检查血细胞数值时发现早幼粒细胞，也就是未成熟的白细胞，并不奇怪，可是当我们在显微镜下检查凯特的早幼粒细胞时，我们可以看出它是畸形的。”她轮流看我们夫妻俩，“我会抽取凯特的骨髓来确定，但看起来凯特似乎罹患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我的舌头被问题的重量压得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布莱恩自他的喉咙发出不正常的声音：“她……她会死吗？”
我想摇摇法奎德医生。我想告诉她，如果她能收回她刚刚说的话，我愿意自己帮凯特抽血做凝血检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骨髓性白血病中很少见的子群。一年只有一千两百个人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病。APL的病人如果一发现就马上开始治疗，存活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我把那个数字推出我的脑袋，只记住我想听的。“是可以治愈的。”我说。“是的。经过积极的治疗，骨髓性白血病患者存活的时间是九个月到三年。”
上礼拜，我站在凯特房间的门口，看到她睡觉的时候抓着一条柔软的毯子，那条毯子她抓惯了，能给她熟悉的安全感，她睡觉之前几乎不能没有那条毯子。那时我对布莱恩耳语：你记住我的话，她绝不会放弃那条毯子，我会把它缝进她结婚礼服的里衬里。“我们必须抽取骨髓。我们会给她注射少量的全身麻醉剂让她安静。我们也会趁她在睡觉的时候给她抽血，做凝血检查。”医生同情地倾身向前，“你们要知道，每一天都有小孩战胜病魔的奇迹出现。”“好。”布莱恩说。他握紧双手，好似他准备要打一场橄榄球，“好。”
凯特的头从我的衬衫上移开。她的双颊红红的，表情充满防备。
这是个误会。医生检验的是别人不幸的血液玻璃管。看看我的孩子，她光泽的卷发飘动，微笑好似蝴蝶飞行——这绝对不是一张死期已近的脸。
我只认识她两年。但是如果把每一个记忆、每一个时刻都首尾相接地铺展开来——它们会延伸到永远。
他们卷起一条薄被，塞在凯特的肚子下。他们用两条长带子把凯特缚在诊疗台上。即使麻醉已经生效，她睡着了，一位护士还是拍拍她的手看她是否有反应。她的下背光裸着，以备让长针插入她的肠骨脊，抽取骨髓。
当他们轻柔地将凯特的脸翻到另一边，她脸颊下的棉纸湿了。我从女儿那里学到，你不必清醒也可以哭。
开车回家，我忽然想到这个世界是可充气的——树、草和房子只要用一根针戳下去就会萎缩倒塌。我有个感觉，如果我改变车子的方向往左开，撞过栅栏和儿童游乐场，它会像装了橡皮保险杆一样，把我们弹回来。
我们经过一辆卡车，车身漆有明显的“贝其德棺材公司”字样，旁边的小字则漆着“小心驾驶”。那岂不是有利益冲突？
凯特坐在她的儿童安全椅上吃动物饼干。“玩。”她要求。
从后视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实体比从后视镜里看到的感觉来得近。我看着她举高第一块饼干。“老虎怎么叫？”我尽可能轻松地问。“吼。”她咬掉它的头，然后挥舞另一块饼干。“大象怎么叫？”
凯特咯咯笑，然后用鼻子发出大象的吼声。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在她的睡梦中。她在梦中会不会哭？梦中的护士会不会给她什么，帮她止痛？当我的小孩在我两英尺后面的地方快乐地笑着时，我却想着她快死了。“长颈鹿怎么叫？”凯特问，“长颈鹿？”
她的声音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长颈鹿不叫。”我回答。“为什么？”“因为它们生下来就不会叫。”说完，我喉咙发紧，无法再发出声音。
我刚从邻居家回来时，听到电话铃声，我把杰西托给邻居照顾，这样我们才能全心全力照顾凯特。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这样安排。我们平常雇用的保姆还在念高中，我们夫妻的爸妈都过世了，我们从来没接触过日托保姆——照顾小孩是我的工作。
我走进厨房，布莱恩正在听电话。电话线卷绕在他的膝盖上，形成一个漩涡。“是呀，”他说，“很难相信。我这赛季连一场球赛都没能看完……没有得分，现在他们把他卖给别的球队了。”他的目光与我接触，我把茶壶放到炉上，准备烧水泡茶。“喔，莎拉很好。孩子们，呃——嗯，他们很好。对。帮我问候露西。谢谢你打电话来，唐。”他挂断电话。“唐·舒曼。”他解释，“我消防学院的同学，记得吗？他是个好人。”
他凝视着我，刚才讲电话时温暖的笑容消逝了。茶壶发出水煮开了的哨音，但我们两个都没动，没去关火。我双手在胸前交叉，望着布莱恩。“我说不出口，”他幽幽地说，“莎拉，我就是说不出口。”
晚上在床上，幽暗中的布莱恩呈方尖塔的形状。我们几个小时没说话了，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清醒。
我们之间的这种情形在我上个礼拜对杰西吼叫后发生过，昨天也有，不久前还有过一次。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在杂货店里我没有买凯特要的M&M巧克力豆。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有一两个瞬间，我怀疑，如果没有小孩，我的人生会是怎样。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你觉得是我们害她的吗？”布莱恩问。“我们害她？”我转向他，“我们怎么害她？”“或许是我们的基因什么的。”
我没有回答。“天佑医院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满地说，“你记得大队长的儿子摔断左手，结果他们给他的右手上石膏那件事吗？”
我看回天花板。“你该知道，”我说得比我预期的还大声，“我不会让凯特死掉。”
我的身边传来可怕的声音——一种动物受伤的哀嚎，一种溺毙之前的喘息。然后布莱恩把脸埋到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肌肤呜咽。他伸手拥抱我，持续地抱紧我，仿佛不那样他就会失去平衡。“我不会让凯特死掉。”我重复，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我期望过高了。布莱恩
每一场火灾温度提高十九摄氏度，它的规模就会增大两倍。当我看着焚化炉的烟囱冒出火星时，我想，就像一千颗新星。布朗大学医学院的院长绞着他的手站在我旁边。我穿着厚重的防火衣，在冒汗。
我们开来一辆消防车、一辆云梯车和一辆救援卡车。我们评估过建筑物的四周，确定里头没有人，除了那具在焚化炉里的尸体，是他引起这场火灾。“是个大块头。”院长说，“我们上完解剖学后都会这么处理尸体。”“嘿，队长。”鲍立叫道，他今天是我的消防泵操作员，“瑞德已经把水带接上了。你要我将水带充水吗？”
我还不确定要不要拿水带往上冲。这个焚化炉的设计是可以焚烧到一千六百华氏度。尸体的上下部都有火。“怎么样？”院长问，“你不做点什么吗？”
新手消防员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为救火就是匆匆忙忙地冲水。有时候那样反而更糟。以目前这场火为例，那会将生物危害性物质散布得到处都是。我想我们需要保持焚化炉关闭，确保火不会冲出烟囱外。火不可能永远烧不完。最后它终究会自己熄灭。“还不用做任何事，”我回答他，“我要稍等观察一下。”
轮晚班时，我会吃两次晚餐。第一次比较早，我和家人一起围桌享用我们的晚餐时光。今晚，莎拉做的主菜是烤牛肉。她叫我们吃饭时，我看着放在桌上的那块牛肉，觉得它像沉睡的婴儿。
凯特是第一个入座的。“嗨，宝贝。”我捏捏她的手。她对我微笑，可是她的眼睛没有笑意：“你最近在做什么？”
她用汤匙轻推她盘子上的豆子。“拯救第三世界，分解几个原子，看完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当然，是在透析之余做的。”“喔。”
莎拉转身，挥舞一把刀子。“不管我做了什么，”我故作畏缩状，“我道歉。”
她不理会我的玩笑。“请你切牛肉好吗？”
我接过刀子，把烤牛肉切片，这时杰西才像踩在烂泥巴里似的走进厨房。我们让他住在车库那边，但是要求他跟我们一起吃晚餐，这点是协议的条件。他两眼通红，衣服有掩饰过的烟味。“你看看，”莎拉叹气，我转头，看到她注视着牛肉块，“太生了。”她光着手拿烤盘，仿佛她的肌肤镀着一层隔热的石棉。她把牛肉放回烤箱里。
杰西伸手拿了一钵马铃薯泥，舀一些到他的盘子上。一大匙、两大匙、三大匙，越拿越多。“你好臭。”凯特说着在她面前用手掌扇了扇。
杰西不理她，吃了一大口马铃薯。我怀疑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个做爸爸的，我发现他酿私酒时其实蛮兴奋的，相较于一些很难查出的迷幻药、海洛因，上帝知道还有什么，他只不过爱喝酒而已。“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古龙水的味道。”凯特抱怨。“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用静脉插管来吃药。”杰西回嘴。
莎拉举起双手调停。“拜托。可不可以不要吵了？”“安娜呢？”凯特问。“她不在你们房间里吗？”“她从早上就看不到人影了。”
莎拉把头转向厨房的门：“安娜！吃饭了！”“看看我今天买了什么，”凯特说着拉拉她的运动衫，那是迷幻[3]感的手工扎染，胸前有一只螃蟹，旁边印着巨蟹座的字样，“看懂了没？”“你是狮子座。”莎拉看起来快掉泪了。“肉烤好了吗？”我企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就在这个时候，安娜走进厨房。她把自己丢进椅子里，低下头。“你去哪里了？”凯特问。“附近。”安娜看着她的盘子，可是她似乎毫无食欲。
这不像安娜。我和杰西常常逗心情沉重的凯特开心，而安娜则是我们家情绪最稳定的人。安娜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她会告诉我们她发现一只脸红红的折翼知更鸟，说她在沃尔玛连锁超市看到一个带着双胞胎的妈妈，稀奇的是她不止带一对双胞胎，而是两对。安娜平常给我们的节奏是稳定响亮的，看到她坐在那里低头不语，让我了解到沉默也有它的声音。“今天出了什么事吗？”我问。
她看向凯特，以为我是在问她姐姐，当她发现我是在问她时，她吓了一跳。“没有。”“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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