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成本控制与财务风险防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长青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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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成本控制与财务风险防范试读：

据中国网报道，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在高校经费来源及使用市场行为逐渐增多的背景下，校园经济腐败和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势头，学校财权部门成“重灾区”，全国各地大学屡屡爆出腐败案件。另据《新京报》报道，仅2014年全国就有18位高校领导被查，其中11名正职领导中，担任校长（或院长）的有6人，担任学校党委书记的有5人。近年来发生腐败和职务犯罪案件的高校既有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等教育部直属高校，也有东华理工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地方院校，还有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高专院校，基本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层级，显示出高校腐败的严重程度。这些教书育人的管理者和实施者成为阶下囚或被立案调查，落马官员人数之多，腐败金额之大，违法违纪情节之恶劣，都前所未见。全国各地高校腐败案件频发，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高校监督空白，社会对高校领导监督尚处于真空地带。一些高校师生虽敢怒敢言但起不到什么效果。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提高高校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建立高校领导约束机制与监督机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2]【案例二】高校债务危机为何难以破解？

2009年7月3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陕西高校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债台高筑。2009年年底，陕西40所省属公办高校共负债102.68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近一两年，陕西各高校还债高峰陆续到来，再加上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银行多次加息，陕西高校还本付息压力急剧加大、财务风险不断增高，有的高校收来的学费基本上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债务问题已成为各高校校长最为头疼的问题，制约着陕西高校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以及追求“高、大、全”的豪华办学模式，不少高校利用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将自己的定位定得太高，片面理解“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普遍怀有学校贷款、政府“埋单”的思想，大胆举债，大胆投资。高校普遍对偿还负债责任较为模糊，存在“债多不愁”的现象，几乎不考虑学校偿还本金的问题。银行贷款使公办高校看似强大，实则却是在经费不足的窘境中负重前行，这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质量提升都将带来不利影响。陕西40所省属公办高校负债超过100亿元，警钟再度敲响。事实上，高校负债累累绝非陕西一地之困，全国各地高校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国到底有多少所高校债台高筑？这可以在审计署披露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数据中寻到答案。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年底，全国1164所高校负债超2600亿元。如此巨大的债务，完全由高校来面对，可谓是天方夜谭。必须指出的是高校不是企业，不能完全推向市场，教育过度市场化的浪潮已经贻害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不是义务教育，政府不能完全包办，更不可能为高校债务完全埋单。事实上，在“穷国办大教育”的事实面前，政府以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能力承担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办高等教育，既显吃力，又无必要。高校债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地方政府、高校和银行三者利益共谋的结果。地方政府通过默许、强制及补助方式促使高校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以减轻财政支出压力。高校在政府担保下获取“难得的发展机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债台高筑”的业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政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政府理应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防范和化解高校债务风险，保证高校财务正常运转，实现高校持续健康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债务进行可持续性的评估。眼下较为紧迫的是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增加投资力度，提高高校拨款定额，并根据财务情况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助高校基本建设和支持高校发展，增强高校还贷能力，帮助高校化解债务风险，从而建立起高校贷款的有效监管机制和运行机制。在政府采取各种途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高校应该积极做好自筹资金工作，积极争取各种资助和捐款，提高资产使用率，并根据预计的现金流入量合理安排还贷计划。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是一个既可行又必要的途径。在这里除了强调政府责任外，吸引社会捐赠，也是高校尚未充分发掘的经费来源渠道。社会捐赠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一些名校接受的捐赠与捐赠基金会投资收入，已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0%～40%。而在这方面，我国高校才刚刚起步，应借鉴发达国家之经验，制定相应的税收等政策，支持和引导社会资金向高等学校捐赠，特别是要积极开发校友资源，努力化解高校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新举措以帮助高校化解债务。高校债务问题受到各地重视，纷纷出台政策细则，切实保证化解债务。安徽省教育厅专门召开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工作会议，部署系列措施保证高校化解债务工作落到实处。据安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安徽省凡是已经达到核定规模的高校，原则上不再审批新建项目；确有必要新上基建项目的，省教育厅将会同省财政厅在基本建设立项前对建设资金来源情况共同进行审核。同时严格执行高校贷款审批制度。高校向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各类银行贷款都要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未经审批同意，高校一律不得向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也不得以其他方式举债。各高校要制定严格的贷款资金管理制度与办法，确保贷款资金专款专用。对不落实还贷主体责任及银行贷款本金余额不减反增的高校，省财政将停止安排化债专项资金，并停止或减少安排其他有关专项经费。从2011年9月起，安徽省教育厅还着手建立高校债务项目库，实行债务化解销号制、债务月报制等。无独有偶，湖北省出台政策意见，计划从2011年起用5～8年的时间，逐步化解2009年8月经审计认定的全省地方高校贷款余额133亿元。今后对未经批准擅自新建项目而举债的高校以及化债不积极、贷款本金余额不减反增的高校，湖北省政府都将依规依纪惩处，并追究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河南大学则成立中国首个地方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河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揭牌当日就收到校友及社会各界捐款1.2亿元，为公立高校聚集社会力量办学蹚出一条新路。黑龙江省建立起最严格的高校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贷款审批制度、贷款约束机制。教育专家普遍认为，各地采取严控措施将有利于高校尽快化解高额债务，促使高等教育稳定、健康、良性发展。[3]【案例三】高校成本核算到底该由谁说了算？

教育部曾表示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出台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不允许出台新的收费项目，也不允许收取国家已明令禁止的各种费用。大批网友对此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谁来主导高校生均成本核定的价值走向？如何控制高校生均成本核定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高校生均成本核定是否要接受民意论证？民众通常认为高收费下掩盖的是低成本，高校一般都抱怨学费与成本相比是杯水车薪，双方巨大的分歧不仅在于感性认识和计算方式的区别，更在于左右各自态度的利益立场。教育部作为众多高校的“婆婆”，它对高校生均成本核定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还是想为高校高收费作“合理化论证”，这个价值走向相当关键。如果是采取后一种思维，则高校生均成本核定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堆云山雾罩的数字，反证了如今的高收费是多么符合成本预算。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即使依照以上程序制定出来，也必须经过民意检验。无论本意多么良好的政策，其间经历过内部多少次严密的论证，它的见光都应符合更公开透明的民意测量。曾经有教育部官员宣布：“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高校生均年日常运行经费，高在何处，低为何因？都测算了什么指标？“综合一下”是经验推断，还是随意拍板？对此，没有人进行过详细解释。另外，虽然只测定了25%的标准，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收费却让许多人不堪重负。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我国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与以往生均成本核定不实也有着重要关系。国家财政不能不明不白地投入，百姓更不能糊里糊涂地交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台高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的消息就很值得期待。同时，另一个问题更值得考虑：虽然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颁布的生均成本核定办法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是，行政的权威性并不能代表核定办法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教育部作为“利益关系”的行政中枢，是否能拿出公正、科学的生均成本核定办法，非常值得关注。“成本”由谁算，怎么算？公布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是不是能有效治理乱收费，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无论怎么讲，这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学生“培养成本”该怎么算、由谁算，值得商榷。由谁去算比较合适呢？审计部门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该是比较适合的。它们与各个高校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利益关联，而且，它们也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和监督职责。实在不行，也可以筹建“成本委员会”或“研究会”之类的民间学术组织。总之，切忌教育主管部门关起门来核算。那么，大学生“培养成本”又该怎么算？是把教学、教辅人员的工资性费用，教学业务费用，学生事务费用以及固定资产建设费、折旧费等加一块就是了吗？以往高校自己的成本核算就是这样的，把所有的支出加总，然后平摊到学生头上。这样的成本，只是一种“软成本”，是一种没有“硬约束”的成本。这种成本核算的结果是高校冗员越来越多，校园建设越建越奢侈，学生的学费则越来越高。最后，许多高校虽然收了那么高的学费，却依然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因此，大学生的“培养成本”更应该根据社会平均职业收入和人均GDP，并参考现行物价水平来确定。只有有了这样的成本约束机制，才能使高校做到“节流”，从而防止夸大高等教育成本，避免教育经费被无关费用的“无底洞”所吞噬。“生均成本”应交人大审议。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影响下，即使由独立机构研究核定“生均成本”，其标准也可能偏向教育部门、偏向高校，而不利于学生。如此，“生均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来核定？我们认为应由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研究，但具体标准应交由人大审议。现在的“两会”，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代表们对民生现象的重视。“生均成本”交由人大审核，不仅能保证生均成本的客观公正，而且可以以此为契机，让人大全面介入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涉及民生领域问题的监督。高校“生均成本”由人大审议，以后各地各学校的收费标准也交由人大审议。这样，人大审议过的收费项目学生交；人大没有审议的收费项目，学生则不交。如此，解决教育高收费、乱收费就有望了。[4]【案例四】英国高校债务问题引起关注

据英国《卫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等媒体近日报道，当前英国不少高校负债累累，引发了社会关注。一些专家认为，高校负债存在风险，也有人认为高校不必为此担忧。英国分析家指出，目前英国大学的外债金额达到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尽管一些大学已经出现数百万英镑的赤字，但是他们依旧计划斥巨资进行学校建设和改造。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波动，借款将变得更加昂贵。2006年7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现300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到2007年7月，该校外债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为1240万英镑。曼彻斯特大学的负责人说，学校的财政赤字是由2003年曼彻斯特大学和曼彻斯特科技学院合并引发的。每年学校须支付4亿英镑的账单，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学校每年要多支付3000万英镑。英国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副执行官斯蒂夫·艾甘指出：“与大学的总收入相比，2005～2006学年的借款金额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英国大学财政理事会主席、威斯敏斯特大学财务处处长菲尔·哈丁确认了这一事实。据分析，工资上涨、养老金、通货膨胀以及学生对学校的过高期望导致了此番大学财政危机，并可能使英国大学财政预算更加困难。自从2006年工资标准确定以来，英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已经上涨了4.1%。从2008年10月起，教师工资的增长将会与零售价格指数膨胀数字相匹配。改革之后，8.6%的大学教师和15%的学校行政人员工资将会提高。养老金也是大学财务危机的潜在原因。近日，大学养老金项目处将对养老金基金重新评估。如果被鉴定为赤字，现在雇主支付在养老金中占14%的比例将会提高。同时，地方养老金计划要求大学为职员和体力劳动者做出更多贡献，已有一些大学把工资的20%作为养老金支付给学校聘请的工人。埃克塞特大学副校长斯蒂夫·史密斯认为，这意味着雇主为员工所交的养老金比例将增加5%。朴次茅斯大学副校长约翰·科瑞文说：“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说，2008～2009学年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高校贷款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近年来英国大学学费提高，支付学费后，学生对大学的要求和期望也随之提高。学校不能再有简陋的礼堂、墙壁斑驳的阅览室，或是荒芜的空地。学生为学校支付学费，他们可以选择去何处就读。此外，让学生给学校评分并将结果公布于众，也给学校带来竞争压力。

大学负债是否会引发危机？对此，英国大学财政理事会主席、威斯敏斯特大学财务处处长菲尔·哈丁表示乐观，他说：“如果看看大多数大学的资产状况，我们就会觉得学校不必为债务担忧。相反，那些没有外债的大学具有很高的风险。最终，这些大学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副执行官斯蒂夫·艾甘也认为高校不必为此担忧。他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高校无力支付增加的外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大学的借款利率非常低。他说：“高校目前仍有借款的空间，因此将继续提高其外债水平以改善大学的基础设施。”由于风险低，英国银行对大学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同时，英国大学受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严密监督。该委员会设置了防止高校贷款过多的监控措施。如果有高校的外债增加到一定水平，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将会介入。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掌握着各大学的财政清单。该委员会表示，目前只有少数大学被列入“风险极高”的名单。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赞同这种乐观论调。分析指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英国出生率下降，2010～2019年18岁人口会急剧减少，因此大学可能无法依赖不断增长的本科生学费获得发展。尽管当前国际学生的费用约占英国大学总收入的8%，但是欧洲大学协会前副主席罗德里克·弗洛德预测，随着中国等国家本国的高等教育不断发展，英国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会有所下降。伦敦大学教授杰弗里·科若斯科警告说，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对大学的资金保护作用也有所减弱，未来大学不能再依赖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来筹措资金。

通过对以上四个案例的分析解读，我们发现高校办学成本与债务风险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高校财务风险问题越来越凸显，不但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如此。总结四个案例，我们发现高校成本核算与控制及财务风险防范问题有两个深层次的内涵：第一，高校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问题关系到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公平正义，推动高校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第二，高校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符合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积极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对未来高等教育经营发展具有预测和引领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 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关注和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首先表现为教育产出增幅迅速，集中体现为高校学生数量，包括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大幅增加。相关资料表明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0%，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生数达250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不仅表现在本科生教育方面，高级别的教育产出增长趋势也很明显，即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增长趋势明显。这说明在高等教育产出中，我国高等教育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出数量增长迅速，高等教育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已初具规模。从一定程度上说，研究生教育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研究生教育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和1980年建立国家学位制度至今，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积极进展，成绩显著，目前，研究生培养规模已居世界前列。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在国内人均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然而，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15～64岁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4.81%。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该比重为6.94%。而该比重1999年在OECD国家平均为22%，其中美国达35%，日本和韩国分别为31%和23%。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平均每10万人中在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也只有8930人。尽管到201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6.9%，但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80%，日本和韩国也均超过50%，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中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水平也已达40%。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大众化的起步阶段，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能裹足不前，而要不断改革前行。高等教育是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高等教育投资效益，以尽可能低的教育投入生产出更多的教育产品。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高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资金短缺问题成为困扰高校发展的瓶颈。目前全球高等教育都面临着资金匮乏问题，各国都在探索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途径，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高校依据国际形势，一改财政全额支付高校经费的做法，转而探索多方筹措资金的方式。十几年过去了，我国高校依然未能走出计划经济的圈子，财政拨款依然是高校主[5]要的资金来源。这就直接导致了高校快速发展与资金缺乏的矛盾。二 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效率的关注和思考

为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阶段。许多高校纷纷扩大招生规模，高校合并、新建大学园区随之展开。高校规模的扩张，必然要求人、财、物等资源的大量投入，即表现在教职员工、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高校固定资产增加等方面。尽管如此，人们对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的日益膨胀与高等教育供给相对短缺的矛盾仍然突出。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提高高校的投入产出效率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关键。从宏观来说，通过对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可以发现高等教育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找到资源利用低效率的原因，为高等教育决策者和管理者推动高等教育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从微观来讲，通过高校内部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的成本投入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产出效益的分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获得高校“生产”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果，通过对效率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高等院校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高校管理，达到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增加高校产出的目的。

高校规模是指高校办学的总投入（如人、财、物资源）和办学的总产出（如学生数、科研产出），有时直接从外延上将其理解为在校[6]生数。高校规模经济的研究实质就是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高校规[7]模的变动与单位产出成本之间的关系。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生产的初始阶段，厂商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使经济效益提高，称为规模经济；当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水平，即在这个生产水平，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经济效益不再提高而是下降，此时，产生了[8]规模不经济”。实质上规模经济考察的是平均成本随着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变动的趋势。图1-1 规模经济变化

从图1-1可以看到，在厂商将产量从Q1扩大到Q2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是单调递减的，该阶段属于规模经济阶段。在Q2点，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不变，属于规模经济不变阶段；若继续将产量由Q2阶段扩大到Q3阶段，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导致平均成本递增，因此该阶段属于规模不经济阶段。如果从成本角度来考虑，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间的相对变动关系是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主要原因。在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时，由于增加产出可减小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此时平均成本下降；随着规模的扩大，管理协调等成本增加，使得多增加一单位产品的成本也增加，即边际成本增加，此时，平均成本处于上升阶段，导致规模不经济。假定生产函数是Q=f（x，y），n是任意大于1的常数，那么f（nx，ny）表示投入要素是原来的n倍，nf（x，y）表示产出是原来的n倍。如果产出大于nf（x，y），则规模报酬递增；产出等于nf（x，y），则规模报酬不变；产出小于nf（x，y），则规模报酬递减。当生产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时，投入增加并不改变单位投入要素的价格，规模报酬递增必然产生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减必然导致规模不经济。高校办学规模扩大的经济效益降低了单位产出成本，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与传播，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然而，通过对规模经济理论的分析可知，当单位产出成本随学校规模扩大不降反升时，将产生高校规模不经济现象，主要表现为如下三方面。（1）管理成本提高，效率下降。随着规模扩张，组织人员数量急剧上升，人际关系变得复杂，降低了沟通的有效性，造成了高校管理的低效率。厉以宁概括了学校规模过大可能衍生的管理问题。首先，中间机构过多，导致人员成本上升。其次，内部联系费用增加，比如多校区大学，教师可能需要在地理距离很远的两个校区上课，这无疑增加了交通成本。再次，随着规模的扩大和机构数的增加，组织内部冲突可能增加，人事纠纷也可能增多，降低了学校的凝聚力，增加了管理协调的难度，提高了管理的成本。最后，规模过大，也可能降低[9]学校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丁小浩、闵维方指出，新分支机构的建立和管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规模扩大的产物，这增加了学校组织协调的难度。如果学校规模扩大的方式是通过院校合并实现的，出现管理不经济的现象会更多、更明显。比如在一个时期内衍生职务重叠、职权不清、结构臃肿、冗员过多，造成学校管理的低效率等。这对学校的高层管理者提出了很高要求，如学校管理者应具备妥善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驾驭好群体动力系统的能力。否则，就会因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而浪费时间，部门关系、人际关系协调处理不当，还[10]会挫伤教职员工的积极性，造成学校管理的低效率。（2）生师比居高面临两难选择。校舍、教室等是固定资产，如果增加学生数量，就可以减少生均成本，同时，教师上课具有外溢效应，多增加一个学生并不增加成本。但是，当学生数量过多，高校教师数量有限、生师比过高时，会导致规模不经济。一个班级的学生容量过大，会导致教师无法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当然通常会关注成绩好的学生）而实施因材施教。另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将减少，无法形成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探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无法保证教育质量。此外，大班级里学生之间的交流不如小班级密切，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助可形成友谊、提高学习效果。因此，大规模的班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确保教育参与率，给所有学生同等参与教学的机会；二是增强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11]的联系。”要解决生师比过高问题，又要维持班级适度规模，从教师方面来说，可以增加其重复上课的次数，但是这就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并且含有许多重复劳动，减少了教师继续学习和科研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影响了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过来也会影响教学质量。因此，随着在校生人数的增加，专职教师数量应增加。但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要培养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需要大量投入，[12]聘用一名高校教师需要大量的支出。高校生师比高的问题实质就是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问题。为减少人力投入，可以聘请不完全具备教师资格的人任教，但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无法保证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是高校办学效益的体现，为提高社会性办学效益，学校可以高薪引进优秀教师或加大对在职教师再学习和培训的投入，但人力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高校规模扩张客观上要求在规模效益和教育质量之间找到平衡。（3）资源负荷过重引发新增成本压力。高校规模经济的来源，一是校舍建筑、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等物力资源因规模扩大，利用率得以提高；二是教职工等人力资源的利用率的提高，从而使得生均培养成本降低。然而，规模扩大应考虑资源的最大承载量，以免资源负荷过重产生不经济现象。例如，由于实验室和实验器材不够，将本应由学生独立动手完成的实验，改为小组完成；人均借书量减少和借书时长缩短；人数过多的教室不仅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也影响学生的听课质量。高校要保证办学质量，在规模扩张超过资源最大承载量时，必须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在人力投入方面，培养、引进优秀师资，增加学校管理者、教辅类人员等。在财力投入上，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学校需努力争取更多的外界捐赠等。在物力投入方面，基础建设、新购仪器设备，增订各种书刊物等，都增加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当新增成本增加到生均成本比以前高时，规模扩张不仅没有带来效益，还违背了增加教育投资的初衷。

综上所述，根据规模经济原理，高校在扩张初期，生均成本降低，存在规模效益。但规模过大，则可能产生诸多的不经济现象，且高等教育需要面临保证教育质量与提高办学效益的两难问题。因此，对高等教育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的评价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这个评价要能回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何时具有规模效益，何时规模不变，何时规模不经济；要能区分效率的成因，即效率是规模效率的贡献还是技术效率的贡献，从而为高校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三 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资金运转财务风险的关注和思考

在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扩张形势下，大多数高校原有的教育资源无法承载急剧增多的学生人数，教学和后勤技术设施如校园面积、教学楼、宿舍楼、实验和科研设备等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需要。同时，连续的急剧增长的招生规模并没有伴随财政投入的同比例增加。高校规模快速扩张的10年间，全国高校规模增长了约5倍，而国家财政投入仅增长不到2倍。因此，资金短缺成了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扩大规模的瓶颈。如此大的资金缺口仅靠国家财政拨款来填补是不可能的，必须开辟其他筹集资金渠道。我国大多数高校放弃了沿用几十年的“量入为出”的平衡办学指针，开辟了负债办学的新局面。但是负债毕竟不同于财政拨款，“还本付息”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必须履行[13]的义务，财务危机困扰高校发展已经成为现实。与此同时，非理性的财务管理加大了高校经营风险。在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下，能否有效地使用既有资源成为决定高校运行效率的关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高校的财务管理工作十分薄弱，具体表现为财务决策不理性、浪费严重、腐败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尽管这些仅是局部现象，但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形象。中国高校财务管理非理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不计风险”的负债运行。高校资金来源中社会捐赠少、融资渠道单一，在国家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扩大银行信贷几乎是唯一选择。高校扩招以来，各高校为抓住发展时机，都在想方设法铺摊子，新建[14]校区和大学城蔚然成风，根本不考虑还本付息的压力问题。四 基于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指出：“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是国家级政策文件首次对现代学校制度概念的认定。其具体表述为：“继续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学校法人制度。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进依法办学、民主治校、科学决策，健全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中小学要实行校长负责、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教代会参与管理与监督的制度。职业学校可建立由行业、企业代表组成的理（董）事会制度，积极推动社区、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管理的参与和监督。遵循从严治教、规范管理的原则，加强学校制度建设，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建设‘精简、高效’的学校管理机构，完善校务公开制度，深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明确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可见，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政校分离、产权清晰、利益共享、学校自治”。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构建现代的大学资产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高等教育成本控制与风险防范问题必然会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二节 研究的历史进展和基本概况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者对高等教育成本控制与财务风险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研究、高等教育资金运转风险问题研究、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与控制问题研究等。一 关于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研究

国外研究概述。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就是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比，国外研究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由来已久。舒尔茨[15]（T.W.Sohultz）在其著作《教育的经济价值》（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中采用有关研究方法，估算了教育资本在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这一研究首次对教育经济效益进行了量化，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对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问题，科尔曼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回归分析[16]方法探讨教师投入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杜威（John Dewey）对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率其实就是教育浪费，这不仅是金钱或物力的浪费，更是人类生命的浪费，并提出了解决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变教育[17]制度和明晰教育产权问题。美国运筹学家查理斯和库珀创立了数据包络分析（DEA）并将其应用到技术和生产力进步、成本收益利润、[18]资源配置、绩效评价等各方面。20世纪90年代，这一方法开始应用于教育评价领域。莫雷诺等认为，应关注政府投资对公立院校的教育财政资源利用效率问题，他们选取数据包络分析法进行评价，并认为该方法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找出资源利用低效率的原因，据此提出提高效率的方法并提倡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学术部门的效率，可以对[19]教育投入产出进行有效评价。鲁杰罗等在对纽约州立学校各教学区的产出进行比较时，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获得各教学区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值，并以此调整各教学区的财政投资，从而有效控制教育[20]资源利用效率非有效的因素。比斯利在研究影响大学教学和科研[21]绩效的因素时，应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彼得和约瑟夫汇集了207所学校的指标数据，用于研究影响教育部门公共政策的因素，但数据庞大、模型建立烦琐，为克服这一难题，他们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方[22]法评估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斯托伊尔选取了30个决策单元并收集了它们科研产出、教师产出、外部服务、内部服务和成本五个指标[23]三年的数据，评价其数据包络分析的有效性。盖理在进行教育产出预测时，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其研究目的不在于综合评价，而[24]在于提高学生的技能。

国内研究概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学校效率评价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的过程。在我国，大多数学校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其本身没有成本核算与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力。其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效益最大化，加上学校一般是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下运行，最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不足，这往往导致学校的低效问题。从技术层面看，学校资源配置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资源配置决策的原则，往往以效益最大化为决策原则，而很少考虑获得效益的成本问题，这样的决策原则使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成效很好的决策，但如果考虑到成本问题，则其潜在的浪费非常严重。关于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计量，靳希斌采用定义模式即以“投入产出法”的计量模式，分别求出教育投入量和教育直接产出量，最后由教育直接产出量与教育投入量之比得出效益结果。靳希斌进一步建议使用教育成果数量指标、人才费用指标、教育投资人力资源利用指标、毕业率、升学率等[25]指标来度量教育效率的提升程度和改善途径。厉以宁提出“能力[26]工资”“知识与技能标准分”“专业改变率”“培养周期”等指标体系作为计量依据，对宏观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计量进行理论性尝试。刘亚荣、张兴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效率进行评价，这是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我国教育评估领域较早的应用。陈艳通过对广东省部分高校资金经营状况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高校存在资金不足和资金闲置、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黄朝峰、沈永平讨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应用于高教评估领域的适用性，并指出在应用过程中要注意考虑教育质量因素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反映教育质量的具体指标。査勇和梁樑建立用于评估高等院校各院系投入产出效率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价各个院系的经营效益：进行数据包络有效性分析和规模效益分析，对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松弛变量、各投入产出的权重系数等多项分析参数进行测算。根据评价结果，为院系之间的资源配置、院系内的资源利用提供建议。侯光明和晋琳琳选取了9所“985”工程重点建设的研究型大学指标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这些大学的办学绩效进行评价，并认为选取样本院校建设的投入产出已基本达[27]到最优。王亚雄、王红悦和李洋波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以教育部部属高校为决策单元，根据投入产出指标收集了2001年和2004年的数据，计算得到各高校的效率值。梁权森和彭新一通过收集我国28所高校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构建了人、财、物学术投入和人才培养、科研产出、学校声誉的产出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CCR模型和CCGSS模型，评价了高校整体效益、教学效益和科研效益，并得出了相关结论，建议为激励各高校切实提高办学效率，应[28]实行绩效拨款。徐滨、张大伟等则通过建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从7个指标上评价了国内29所“985”高校的办学效率，测算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通过规模收益分析，预测高校的发展趋势；运用投影分析，指出部分高校效率改进的方向和改进值。[29]韩海彬和李全生指出，在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高校投入产出效率时，建立了AHP和DEA相结合的两阶段评价模型，先对定性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作为DEA的输出项，并结合其他定量指标进行DEA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定性指标，如学生质量无法纳入DEA评价指标体系的难题。迟淑贤、刘青松从高校筹资战略角度，提出了多元化筹资模式对加快高校资金运转，提高高校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许长青研究了规模扩张下高校教育财政投入效益问题，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存在效率缺陷，体制机制尚待完善。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办学效率评价方面，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法。该方法在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大学之间整体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比较；大学的某项职能，如科研绩效的衡量；大学内部各个院系的效率评价。与DEA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相比，其在高等教育评价领域的应用依然缺乏深度和广度，目前仅局限于方法介绍和模型的简单应用。DEA评价所采用的指标数量很少，对指标体系建立缺少客观的论证，而且对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应用于高等教育效率评价中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如教育质量、学校声誉等定性信息的注意不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在深入研究DEA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高校投入产出特点，并结合其他评价方法，提高高校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评价的科学性。二 关于高等教育资金运转风险问题的研究

高校扩招以来，各校规模得到快速扩大，办学经费与以前相比，一方面在总量上有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资金来源渠道增多，尤其是学校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学校发展资金“瓶颈”问题，但也造成了学校财务收支结构发生变化，在一些高校出现较为严重的财务风险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有的高校在资金使用决策、校办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学校正常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何保证高校资金运转安全是当前高校管理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爱红提出了高校资金运转过程中资金安全隐患并提出了应对策略。邓芳兰提出要保证高等学校货币资金安全，有必要引进企业的一些管理方式，有必要借鉴国外内部控制理论，重新设计高校财务管理内容与管理手段，运用市场机制对学校货币资源进行风险分析，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实现中国高校货币资金的良性积累和有序运用、良性增值。白海泉撰文列举了高校管理中的资金安全问题并提出了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王小军阐述了规模扩招下高校资金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三 关于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与控制问题的研究

早在1776年，英国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人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的观点。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首次提出“精神资本”的概念。20世纪初苏联的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Gustarovich Strumilin）率先提出了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开创了教育投资定量计算的先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其核心是社会物质财富是由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劳动[30]创造价值，应该等价交换，按劳取酬等。这些理论中包含许多关于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是研究教育投资、教育成本的理论基础。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尔什（J.R.Walsh）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为教育成本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活动视为一种特殊性生产活动，把教育部门视为一种特殊智力生产培育部门，它与经济学观点相联系，是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观点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生产性投资，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但对人的投资更为重要。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途径和形式，但[31]核心内容是教育投资。教育是一种提升人的劳动能力的活动，而人的劳动能力，尤其是劳动者的智力和技能，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和价值创造的源泉。所以，教育是一种生产服务性劳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投资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里具有生产性的投资，是人的能力的生产。既然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那么，与企业一样，教育部门必然存在着“投入产出”的经济活动。它既要耗费一定的教育成本，又能带来相当的经济收益，[32]成本与收益之间必然存在某种量的比价关系。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泽（John Vaizy）最早提出“教育成本”一词，分析了20世纪初到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给出教育成本的定义，而是把教育经费看作是教育成本。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对教育成本、收益、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教育系统内部最优资源配置和效率、教师的工资及其决定因素、教育财政以及教育计划等作了深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经济学专家布鲁斯·约翰斯通，将高等教育成本分为三类：教学成本、学生生活成本、机会成本。

我国学术界对教育成本核算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潘序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了《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一文，提出可以将学校看作生产人才的工厂，采用工厂成本会计核算的方法核算某一科系、某一班级、某一学生的培训费用。王耕、阎达五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教育成本核算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庆成、王善迈、袁连生等一大批学者对教育成本核算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涉及了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教育成本核算的程序、教育成本的账务处理、教育成本报表编制等内容。王善迈指出，教育成本是用于培养学生所耗费的教育资源的价值，或者说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培养学生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这一概念规定了只有用于培养学生所耗费的资源才能构成教育成本，投入教育的各种资源，如果不是用于培养学[33]生，而是用于其他目的，则不能构成教育成本。袁连生指出，教育成本的概念体系由两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对实际发生或支付的教育资源耗费进行计量分类而形成的成本概念，主要包括财务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总成本和单位成本、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经常性成本和资本性成本等概念；第二个层次是根据教育决策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需要对教育资源的耗费进行计量分类而形成的成本概念，主要包括机会成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标准成本和责任成本以及[34]边际成本等概念。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框架设计一 研究的主要方法（1）定性的研究方法。定性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包括国内外DEA方法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价中运用的文献研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路径、高校规模效益分析的文献研究，DEA原理及相关模型的文献研究，高校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的文献研究，高校成本控制的文献研究，高校风险防范的文献研究等。比较研究法主要包括国内外DEA法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成本控制比较研究，国内外高等教育财务风险防范措施的比较研究等。（2）定量的研究方法。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数理统计法和数学模型法。数理统计法是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分析1996～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概况，投入包括劳动投入、财力投入、物力投入，产出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分析了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变动趋势。数学模型法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统一可靠的指标数据，运用DEA的CCR/BCC模型，计算1996～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计算样本高校2002年、2007年、2008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研究还采用数学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高校财务风险状况，为我国高校财务风险规避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及政策建议。二 研究的框架设计

本研究在教育经济学、财务管理学理论框架下，运用SPSS、Eviews等现代分析技术对教育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规范性、可靠性和对未来的可预测性。具体的研究框架设计如图1-2所示。图1-2 研究框架设计第四节 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假设一 研究的逻辑起点

受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对高等学校实行“供给制”，高校所有经费由财政包下来，高校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由国家财政平衡各单位预算。高等学校财务核算体系以预算管理为中心，实行“大收入，大支出”的管理模式和“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搞赤字预算。在这种状况下，整个国民经济是一本大账，一个会计主体，国家包办教育，高等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所需经费完全由国家财政无偿拨款解决，至于经费投入不足，那是政府职责范围应思考解决的问题，无须高校自身解决。高校只需想办法把教育经费花掉，将“拨入经费”转化为“经费支出”，至于开支是否必要和合理，则无人过问。在组织教育经费支出核算过程中，侧重教育经费开支的合法性，偏废经费支出的合理性和效益性，无须考虑如何节省经费开支，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问题。高校既无筹措经费的压力，也不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实际上成了经济核算的从动者。成本核算与控制对高校没有实际意义，高校失去了优化资源配置、合理使用教育经费的内在动力，淡化了降低成本费用的意识。因此，现行的以排斥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为特征的会计核算模式滞后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自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以来，导致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量、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生均体育设施等大幅下降，再加上师资力量不能同步增长，教师满负荷工作，知识得不到更新和提高，从而使教育教学质量下降、科研能力减弱，甚至导致培养的学生名不副实，毕业生就业困难，招生生源受到影响，办学效益低下。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严重的高校财务危机。因此，客观现实倒逼高校必须实行财务制度改革。为规范高校财务制度，国家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高等学校的成本意识不断加强。1998年财政部、教育部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规范高等学校的会计行为、提高高等学校的理财水平、促进高等学校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制度并没有设置有关教育成本核算原则和核算科目，不能为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和管理提供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措施。2001年起试行的财政部《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规定：内部会计控制应当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单位应当建立成本费用控制系统，做好成本费用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制定成本费用标准，分解成本费用指标，控制成本费用差异，考核成本费用指标的完成情况，落实奖惩措施，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益。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规定：加强高校经费保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培养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和调整学费标准。2012年4月1日起实行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提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实施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资金效益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体现了强化成本、注重效益的主体精神。该规则还规定：事业单位应加强经济核算，可以根据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的实际需要，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办法。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为了规范高等学校会计核算，保障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结合《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制定了新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新会计制度”对高校会计科目、会计报表格式、会计报表编制进行了说明和规定。

随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实体地位的确立，高等学校如何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办学成本、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谋求自身发展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改革高等学校现行的会计核算模式，建立新的高等学校会计核算模式日益紧迫。因此，高等学校规避高校资金运转风险，提高办学效率和效益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高校进行教育成本核算和控制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二 研究的基本假设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事业单位会计准则》都明确将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期间和记账本位币作为我国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其中会计主体规范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规范会计核算的时间界限，货币计量规范会计核算的基础和手段，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核算和控制不但受上述四个会计基本前提的制约，而且有自[35]己的特点。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假设之一：资源的稀缺性。从逻辑上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对于人类来说，资源是重要的，也是稀缺的。正因为这种稀缺性，节约才成为必要，才产生了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这个问题。当然，资源的稀缺性，一般指相对稀缺，即相对于人们现时的或潜在的需要而言是稀缺的。与人们的需要相比较，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要求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更是一种稀缺资源，产权经济学甚至将“制度”本身纳入“稀缺物品”的范畴之中。因此，资源的稀缺性及由此决定的人们要以最少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愿望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也是高校成本控制的基本假设。

假设之二：经济人假设。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受到个人利益或利己动机的驱动，并且在做出经济决策时，总是理智地、深思熟虑地对各种可能的选择机会进行权衡，力图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这被称为行为目标最优化准则，即决策目标的最大化或最小化原则。

假设之三：交易教育学假设。布坎南接受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交换的科学，主要研究交换的过程及交换过程中次序的产生，研究独立个体在自由交换中自发产生秩序。教育领域中的基本活动也可以看成交换，当然这种交换是一种教育服务产品的交换，它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教育规律。

假设之四：会计主体的明确性。会计主体是会计反映和控制的空间范围或特定单位。明确会计主体是进行成本核算的基本前提。从成本产生的原因分析，成本是为了获取或生产一定的产品而发生的耗费，因此，成本核算的主体必须是从产品提供者或产品生产者的角度考虑，高校教育产品即是学生、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高校服务产品的提供者是学校，高等学校教育成本的核算主体显然是高校本身。由于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层次较多，财务核算层次亦多，既有事业财务核算机构，又有企业财务核算机构，财务关系复杂。事业财务核算机构包括校级财务核算机构、院系财务核算机构、后勤财务核算机构。笔者以为把二级院系作为成本核算主体是不恰当的。首先，院系不能独立提供教育产品，它需要学校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教学辅助服务，如图书馆、计算中心、网络中心等各项服务，才能开展正常的教学服务，因此，院系的教学成本只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院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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