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民国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北洋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国学大师吴宓苦恋一生的女人，民国风云才女毛彦文九十高龄之自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彦文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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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民国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北洋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国学大师吴宓苦恋一生的女人，民国风云才女毛彦文九十高龄之自传试读：

导　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多数妇女深处闺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留传下来的女性传记或回忆录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才逐渐起了变化。毛彦文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北京发生戊戌政变，最后虽因康梁亡命海外、七君子菜市口斩首而宣告失败，但四面八方要求改革的浪潮已如排山倒海一般涌向清廷。两年后的八国联军重挫大清锐气，朝廷被迫加快改革脚步。就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氛围下，20世纪中国妇女传记的数量迅速增加，不仅留下许多妇女自己的声音，也见证了一个波澜壮阔时代的转变。

作者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然而如果把这段话放在上一个世纪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就知道这无非是自谦之辞。事实上，本书呈现的剧烈变动令人目不暇给，虽然这种情形并非只发生在中国一地，但无可讳言，西方列强挟船坚炮利之优势，有如天摇地旋般撼动了身陷重围的中国社会。年轻的毛彦文就站在一波波此起彼落的浪头上，迎风向前挺进。

毛彦文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一个乡绅家庭。祖父经营布店，父亲毛华东原本有志举业，与两个弟弟均考中秀才。后因家庭因素，弃举从商，开设布庄与酱园，然先盛后衰，不久家道中落，从此抑郁以终。

虽然中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对列强开放沿海通商口岸，但江山民风保守，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现代改革风潮才吹到这个偏处内陆的小城。县里一些比较开明的家庭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由于彼时江山没有专为女子设置的学校，毛华东便和当地许多士绅家庭一样，在家里开设私塾，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毛彦文和几位附近人家的小女孩，一同接受启蒙教育。

1911年10月，孙中山历经九次革命失败，终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不意这场因为革命造成的动乱，却为落后的江山县城注入一股清流，也改变了毛彦文一生的命运。受全国各地学校停课的影响，先前被父母送到外地读书的男学生纷纷返回家乡。这群出外见过世面、受现代化教育洗礼的年轻人兴冲冲地倡议在家乡开办女学，他们的计划得到县城西河毛氏宗祠支持，愿意提供校舍，西河女校于焉成立。毛彦文也被父亲送进这所学校就读，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礼。翌年春天，全国政局渐趋稳定，男学生们相继返校，接续中断的学业，西河女校改由毛彦文的舅母负责维持。毛彦文与本文作者罗久华

民国肇始，公私立男女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各级政府为了推广小学教育，积极培育师资人才，女子师范学校成为许多年轻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条途径。1913年，未满16岁的毛彦文虚报年龄，报考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因表现优异，荣获浙江省教育厅保送免费入学。两年后毕业，顺利取得小学教员资格，前往永康县县立女子讲习所执教。一年后，她考取了浙江吴兴湖郡女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发动大中小学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中列强无视中国主权，径自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五四”运动的诉求很快从新文化运动、劳工运动、抵制日货，扩散到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等社会议题，运动范围也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当时就读三年级的毛彦文和同学们深受冲击，但因湖郡女校是教会学校，校方禁止女学生游行抗议。她们向学校抗议，积极争取加入其它学校罢课、游行、街头演讲运动的行列，校长最后不得不让步。

1920年，毛彦文从湖郡女校毕业，准备报考大学。正在此时，受“五四”运动影响，中国大学教育兴起一项重大变革；是年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决定开放女生参加入学考试，其它大学随即跟进。毛彦文本来很有机会成为这波教育改革运动下的开风气之先者；刚从湖郡女校毕业的她兴致勃勃地准备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谁知校方以湖郡女校为教会学校，未向政府立案，不得报考国立大学为由，拒绝她的申请。失望之余，她转而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旋以浙省第一名成绩，获奖学金保送入学。两年后，她转学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修教育，辅修社会学。1925年，位在南京的江苏第一中学开始招收女生，这是全国第一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毛彦文应聘为初中部教员兼女生指导员。1929年，她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Barbour奖学金赴美深造，主修中等教育行政，辅修社会学，翌年获得硕士学位。返国后，她先后在大学执教，负责教育行政工作。1935年与熊希龄完婚，不久熊氏过世，她毅然肩负起香山孤儿院有关教育、技职推广与师资培训等各项重任。晚年定居台湾，她继续在教育界服务，直到七十多岁退休。毛彦文这位中国近代女子新式教育的先行者，无怨无悔地把一生岁月奉献给了社会教育事业。

毛彦文也亲身参与了近代中国妇女身体解放的艰辛过程。19世纪末，妇女缠足成为中国落后与野蛮的耻辱象征，在康有为以及西方传教士等开风气人士积极鼓吹之下，全国各地掀起一波又一波反缠足运动。1913年，14岁的毛彦文获选在江山县天足运动会发表演说，谁知上台后因为过于紧张，把事先准备好的讲词给忘了，不过她临危不乱的镇定、机智与巧妙应对，却让在场的姚姓县知事大为赞叹。姚知事慧眼识英雄，对她日后求学、婚姻，甚至就业，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1920年，缠足在各大城市中几乎已经完全绝迹。1927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立法禁止妇女缠足，只是乡下陋习短期难以根除，一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缠足才真正走入历史。从忍痛缠足的痛苦到反对缠足运动，毛彦文和同时代许多妇女一样，用她们的生命记录下中国妇女史上最黯淡也最光辉的一页。

婚姻是毛彦文用生命缔造的另一个现代传奇。传统中国的婚姻多半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情相悦可以说是一个偏近代西方的概念。依照传统中国男外女内的性别空间配置，如果夫妻不幸失和，男性在外活动空间宽广，大可以纳妾或其它方式寻找慰藉，可大多数女性受礼教限制，只能默默含悲、忍气吞声。16岁那年，毛彦文面对父亲一手包办的婚姻，断然做出自己的抉择，在母亲、亲友、同学，以及江山县姚知事协助下，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逃婚记。不仅江山县城为之震动，消息很快传遍全浙江省，她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性。

在毛彦文一生经历的几个重大转折之中，令人动容与印象深刻的，不止是民初社会制度的弹性空间，还包括其他当事人面对变化时所展现的同情与宽容，特别因为这些变化终将削弱他们自身的权威。例如，父亲毛华东后来不但接受她逃婚的事实，且从此不再干涉三个女儿的婚姻。当毛彦文在亲友、同学和姚知事热心协助下，成功地挣脱了包办婚姻的枷锁，这些人几乎都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大时代的变迁。我们看到的不是食古不化的坚持，而是顺时应势的柔软，仿佛每一个人都知道时代的脚步正在加速前进，负隅顽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毛彦文的自传显示，当传统受到挑战的时候，只要突破一面，骨牌效应会立刻导致整个结构的松动瓦解。因此不过短短数十年，许多从小被教导以充当贤妻良母为天职的闺阁仕女纷纷走出家门，她们或进教会学校读书，或出国留学进修，足迹遍历欧美各国。对这些女性而言，追求事业成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边彩虹。她们要求独立自主，不再甘愿做男子的附属品，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实生活中能够真正超越性别限制、发挥女性潜能的人仍然只占少数。

毛彦文以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典雅的文笔，带领读者走入动荡不安的民国时代，细数当时一些重大政治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她本人以及周遭亲友的生活。在她笔下，亲情、爱情、友情交织成动人的画面。她不讳言父母不睦，夫妻感情因为母亲连生六个女儿而出现裂痕，婆媳龃龉更成为母亲心中永难抚平的伤痛，读来字字血泪。除了逃婚事件，她也坦陈自己一生经历的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包括与表哥朱君毅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解除婚约，最后形同陌路的曲折过程。有关她与北洋前国务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之间短短不到三年的老少夫妻恩爱生活，她也留下了不只一篇动人的回忆。1937年熊希龄在香港猝逝之后，她强忍悲痛，奔走四方，继承夫婿未竟的志业，努力维持北平香山慈幼院总院，芷江、桂林等分院及附属小学，苦苦撑过八年抗战岁月。

1949年4月底，毛彦文匆匆赴台，几乎所有家当都留在上海。在台停留近一年后，她决定赴美谋职，自力更生。此后12年，她在美国换了好几个工作，遍尝人情冷暖。1962年，她决定结束在美国的流浪生活，返台定居，并重拾教鞭。平日除了教书、参加“国大”代表会议、与亲友聚会，她一直和北平香山慈幼院的来台校友们保持联系，这些与门生故旧的亲切互动成为她晚年一大精神支柱。1999年，繁华阅尽后的她终于踏上人生归途，享年102岁。《往事》乃作者生前自印并限量流通，只有少数亲友获赠此书。我很幸运得到作者本人同意，将此书译成英文。

作者与家母张维桢从湖郡女校同学开始，七十多年情谊深重。1919年“五四”运动时，她们分别参加了游行、演讲、撰稿等抗议活动，和家父罗家伦一样，都是那个大时代的热血青年。父亲在留学期间，曾为了上海“五卅”惨案，在英国游说国会议员时经费不足，专函向熊希龄、黄郛、李石曾等元老求援。回国后对熊老更是敬爱有加，佩服他学识渊博、才气纵横以及对救济孤儿事业的热诚。作者和母亲后来又都曾获得密歇根大学同一项奖学金，成为前后同学。虽然我早就从父母以及其他长辈口中听说过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和她的故事，但一直到1962年以后，才有机会亲炙她的风采。

1978年秋天，我利用大学七年一次的休假机会，到台北拜访她，她拿出一份手写书稿给我看，内容主要回忆她早年经历的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她正在写自传。1987年，我再度造访，这次她给我看的是一份已经完成的手稿。她告诉我，她正在请老友、台大中文系毛子水教授帮忙校阅、提意见。不久，我在英国留学的堂妹罗久蓉乘返台之便，协助她把文稿稍加编辑、校对，并找到一家民间印刷厂，将书付梓，题名《往事》。《往事》出版后，作者寄了一本到西雅图给家母。我征得母亲的同意，先睹为快。1992年，我计划与同事合编一本世界史史料集，题为Lives and Times,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West Educational Publishing，1995），名人传记与自传也在搜集之列。我有意把《往事》有关作者早年受教育和参加反缠足运动的部分译成英文，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是年夏天，我去台北时，找了个时间专程登门求见。她立刻同意我的请求，并答应帮忙看译稿。我先选择其中一段，翻成英文，给我东密歇根大学“亚洲文明”选修课的学生读，结果大家都被作者生动活泼的回忆吸引住了，认为十分感人。学生的反应让我大受鼓舞。于是第二年我再度造访熊府时，便向她提出翻译以及出版全书的请求。她先说会好好考虑，谁知第二天早上，她就打电话到我下榻的旅馆，同意我把《往事》翻成英文出版，令我惊喜万分！不过，她非常客气，无论当时或后来，她都一再谦称，这本小书不值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和精神翻译出版。

这以后，我多次通过邮寄或当面请益的方式，请她帮忙看英文译稿，希望得到她的指点，让译文能够更生动地捕捉并传达作者的原意。她每次都耐心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对于我针对文章内容与章节调整所做增删，也无不欣然接受。

毛彦文女士堪称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外界对她的爱情与婚姻，也始终充满好奇。当年这些故事就是文化界瞩目议论的焦点。即使现在，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或台湾，报章杂志上仍不时出现一些夹杂着街谈巷议的文章，加上胡适等人当年不断鼓励作者写回忆录，最后终于促成了这本自传的诞生。至于作者生前不愿广为流传，一来考虑距离事情发生时间相距不远，二来也可能出于自谦。我对自己能够说服她由我把书稿译成英文并公之于世，始终觉得与有荣焉！

最后，作者在自序中说，《往事》所书皆平凡之事，即使偶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事过境迁之后，也变得平凡无奇了，指的应是反缠足运动、接受新式教育、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这几件事情。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妇女早已把这些先人奋斗争取来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乐享成果的同时，大家也当饮水思源；正因为有毛彦文这些前辈们披荆斩棘、开创新猷，后人方得享庇荫，受惠无穷。【注释】

(1)本文作者罗久华，1937年生于南京，澳洲悉尼大学学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东密歇根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本文系为《往事》英文译本写成，书名：Memories of Helen Yenwen Mao,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iu-Hua Lo,New York,Outer Sky Press,2008.由罗久蓉译成中文。

自　序

人是有惰性的，而我的惰性或许较任何人都厉害。远在二十多年前，便想写点往事，作为此生鸿爪雪印的纪念，把历年来经过的事对我有影响的写下来。之所以迟迟未写，一则想写的都是平生经历的事迹，是否值得留下？写出来给谁看？谁关心我的平生？二则杂务猬集，忙于谋生。但是耳际常响起二十余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声音，有一天他对我说：“彦文，你应该写自传了。”我说：“我的自传写给谁看？”“给我看。”胡先生这样回答。他认为任何人都应该写自传，写下在世上走一趟的记录，因之我决定写自己认为值得留下的已往事迹，命名《往事》。

我于1985年2月12日开始执笔，乃写了两页便搁置。嗣后虽陆陆续续写点，总是一曝十寒。集会频繁、家事琐屑及人来人往都令我静不下来写。这一年匆匆过去，“往事”还没有写成四分之一。翌年数度有远客来访，且相继寄寓家中，我因忙于招待及导游，几乎一字未写，直到1987年初始克继续，但仍时断时续，未能一气呵成。只觉精神日就涣散，注意力难以集中，目力益差，写字困难，遂于是年八月间搁笔。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乃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往事》前半部是按事情发生的次序写的，到了我定居台北后，便写点有纪念价值的事。这似乎是一本流水账，谈不上格局，也没有文采的，故本书将仅赠少数亲友作为纪念。书于1987年8月20日

我的母亲

母亲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63岁。在此悠长的岁月中，我脑际常响起她的声音，清晰而哀怨，这是她的叮嘱，也是她的愿望。母亲说：“月仙（我的小名），你要把我在你们毛家所受的痛苦折磨，详详细细地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的一身病全是气出来的。我嫁到毛家没享过福，只有苦痛与折磨，我识字不多不会写，只有靠你了。你务必把它写出来，替我出出怨气，千万不要忘记，只有这一件事是我要求你做的。”她说时声泪俱下，我也饮泣不已，点头默允。

江山美人

母亲于民前四十年（1872年）阴历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长台乡朱家，作逑公是她的父亲，她名环佩，是外祖父母的幼女。作逑公元配夫人有一男一女，继配夫人有三男一女，母亲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朱氏家道小康，在长台乡为乡绅阶级。朱姓在此乡则为大族，好像尚出了几位游宦人物。故母亲自幼受了良好家教，虽未正式入学，对于三从四德，深信不疑，偶从兄长口头上也学会背诵几首《千家诗》及唐诗等。

母亲仪表大方，容貌娟秀，性情温柔，智慧过人，年轻时有江山美人之称，以善于刺绣及剪各色纸花，扬名乡里。外祖父母视如掌上珠，乃是一位娇嫡闺女，凡事家人无不让她几分。母亲20岁来归我家，父亲长她三岁，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她孝顺公婆，和睦妯娌，勤于家务，恪守妇道，为一好媳妇及贤妻。

我家在浙江省江山县城内，是个大家庭，祖父母（祖父于我出生后三个月去世）育有三男二女，父亲名华东，字乐山，居长，二叔华芳，三叔华春。父亲与二叔均为秀才。父亲原本有志于功名，不幸祖父去世，他是长子，须负起家计的责任。祖父生前经营之“裕昌布店”由父亲继续经营，从此不能专心科举。彼时年轻气盛，既不能遂其追求功名志愿，便拟在商业上有所表现，于是相继开业“道生仁布庄”及“庆福酱园”，一时声名大噪，亲友都以为毛家大少爷大有作为，定能成富翁了。乃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没有经商经验，所有店务均交账房管理，这些店务都假手于人，不数年次第倒闭。各店账房都发了小财。父亲却因之抑郁终身，他从未当过学徒，对于做生意是门外汉，同时仍念念不忘科举，为环境所迫，牺牲抱负，负起家累，内心痛苦，无法解除，故终其一生牢骚满腹，不满现实。

母亲22岁时生一男孩，取名乾，25岁时生我，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阴历十一月初一，此间为她婚后黄金时代。不幸乾于五岁时夭折，遂令母亲陷入悲痛深渊。此时她又临盆在即，惟一希望，腹中为男孩。乾于是年十一月夭折，二妹宗文于十二月出生。母亲丧子之痛未戢，生下竟为女儿，失望与愤恨交并，因之对新生婴儿有了反感，且无奶水喂哺，旧式家庭，重男轻女，雇用奶妈为不可能的事，于是忍痛将婴儿给一乡下杨家领养，作为童养媳。二妹一生命运便这样决定，其实二妹智慧甚高，如予以受教育机会，其成就当远胜于我，不幸被无谓牺牲，其命也夫？

夫妻失和

过几年母亲又要生产，临盆前，父亲表示如果生下仍为女儿，他将纳妾，祖母知道了，甚为焦急，不是卫护母亲，乃是此时父亲当家，怕添一人，增加开支。于是祖母出了主意，倘生下仍是女儿，便瞒着父亲及部分家人调回一男孩，不幸生下的又是女儿，乃告诉父亲是男的。祖母将三妹辅文（小名寿仙）偷偷抱至一乡下何姓人家，此家刚死了一男婴，何妇有奶水，但不愿做奶妈，说妥倘她下胎生的是男孩，三妹将为何家媳妇始肯收养，祖母接受了这项条件。

二叔华芳与二婶结婚九年，不曾生育，祖母对外扬言，他们抱领一女儿寄养乡间，实则便是三妹辅文。辅文断奶后，被接回二叔家，二婶未生子时，夫妻俩对她钟爱异常，迨生下堂弟镇权，辅文便被冷落。在此同时，辅文奶妈何家妇于同年亦产一女婴，名双亭。何家要求二叔、二婶俟彼此儿女长大时结为夫妻，此事遂成定局。（详见第八章，三妹辅文一节）

后来这调包的秘密为父亲所知，乃于辅文五岁时将其领回自己家中养育。可是这种一再的变换环境令小孩心理上有了不安全的感觉，因之影响她的一生。辅文性情怪僻，或由于此。母亲在此夹缝中，精神上的痛苦，向谁诉说？祖母抱来的男婴有遗传性梅毒，周岁后死亡。于是母亲更陷入不可言喻的痛苦，父亲随时有纳妾的企图，夫妻感情破裂，祖母肆意谩骂，视母亲为不会生子的废物。几年后母亲再度怀妊，可是生下的又是女婴，未周岁而夭折，她痛哭时，只有我在旁陪哭，无一家人前来劝慰。再过几年，母亲生下第六胎，又是女的，这便是五妹同文。江山人迷信，说产五个女儿，将会产七个，所谓七姐妹是也，为了避免再生两个女儿，五妹满月时，邀了六个女孩和她拜七姐妹，行七，故叫她七妹，“七妹”也变成她的小名了。

此时父亲已与祖母、二叔华芳、三叔华春分家，我们迁出老家另住，母亲较为自由，但仍不愿留养五妹，已托人物色到愿领养的人家。婴儿十分可爱，我坚持要留下，偷偷地去到那人家，说是父母命我去索回婴儿八字，不给他们领养了。母亲知道此事，表面上虽责骂我几句，其实她内心也舍不得让人领去，故立即雇用奶妈，全家欢悦。

母亲的第七胎仍为女孩，几个月大便夭折了。总之母亲一生有一子六女，一子两女夭折，剩下四女，我居长，宗文次之，辅文行三，同文行五。

母亲产过六女后，自知没有生男的把握，自动为父亲物色侧室，终于选到一乡下姑娘名金凤者，娶来家中，她便是弟弟长庚的生母。父亲并不满意金凤，在外另行租屋藏娇。在这一段时间里，父母时时争闹，父亲经常借酒醉为名，一言不合，便殴打母亲，捣毁什物，母亲忍无可忍，提议分居——实际上父亲早已不在家过宿，仅有时日间回家逗留一下，聊以敷衍而已。分居条件系由父亲给母亲若干田亩，每年可收租谷约四十担。从此父亲完全不管家中一切，母亲负起抚养六口之家（母亲、金凤母子、辅文、同文及我，共六人）的责任。记得当父亲把家中什物分去一半运走时，母亲痛哭失声，我们姐妹等也涕泗交流，这种凄惨景象，犹历历在目，如昨日事。

母亲生平非常节俭，尤善理财，她手中有些微积蓄，均由过新年时我们小孩的压岁钱储积而来，与父亲感情好时，也有点零用钱。她用这些钱托人收买租谷（朱如兴表兄常是她的经纪人），俟价高时出售，以博微利，年年如此。积久有笔整数，请四舅父（朱筱村公，朱君毅的父亲）在长台乡买进一批田亩，每年可收四十担左右租谷。我们家的生活便靠这些额外收入维持下去。

父亲搬出去三四年，有一天与他同居的女子乘其外出，竟收拾细软卷逃无踪。至此父亲觉悟，究竟发妻可靠，几经要求，仍迁回同住。但二人感情破裂，无法恢复，虽同住一屋檐下，犹如宾客。

逆来顺受

母亲既受夫妻失和的痛苦，复备受婆婆的虐待。祖母是典型宗法社会的婆婆，又没有受过教育。她视儿媳如奴婢，颐指气使，任意谩骂，如对儿子有不满意之处，所有儿子的不是，都要媳妇承担。她喜怒无常，母亲却温顺有礼，逆来顺受，祖母认为可欺，时加压迫。同样一件事，祖母对母亲可以谩骂，对三叔母便不敢，因为三叔母会针锋相对地顶嘴，并不以为她是婆婆而容忍，祖母对她反而退让几分。祖母每次破口大骂母亲时，总以她没有生儿子为不可恕的罪过，常说二房、三房都有子嗣，只有长房绝后（那时长庚尚未出生），所有母亲生的女儿都不会成器。有一次母亲哀求祖母，不要骂她连带咒骂我们姐妹四人，母亲说：“我的女儿还年幼，您怎么料到她们长大不成器？做长辈的不可以这样咒骂小辈。”同时母亲指着我的脸说：“月仙（我的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这个印象永刻心版！为了祖母不喜欢孙女，所以我幼时常被送至外家，由外祖母抚养。

祖母对母亲之横蛮及凶狠，从以下数例亦可见一斑：

三叔华春系祖父母的幺儿，自小被宠坏，长大不务正业，且染上不良嗜好，在他穷极无赖时，与当地流氓商议，某一夜间来家中仓库偷谷，消息走漏，有人向父亲告密，彼时系他当家，他急急与祖母商(1)量对策，当时祖母同意是夜加雇工人看守仓库，当父亲外出着工人时，三婶向祖母挑拨说：“大伯说我的丈夫要偷谷，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是贼，我是贼婆，您是贼妈，您甘心受此侮辱吗？我看多半是大伯嫉妒弟弟，有意诬造的。”这几句话，使祖母大为震怒，立即破口大骂父亲，三婶又哭又闹，全家陷入哭骂声中。其时父亲尚未回来，祖母乃转移目标，指骂母亲，那时我大约六七岁，母亲抱了我躲在卧房内，把门锁上。祖母拿菜刀守在门外，扬言要把我母女宰掉，此时约夜间九十点钟，如此僵持到第二天下午五六时，才由父亲陪同族长前来，把我们母女由房中放出来，于是父母亲及我三人跪在祖母面前认罪，任她痛骂一番，同时还要向三婶赔不是，总算满天乌云吹散了。我和母亲整整一天没有饮食，我在饥渴交迫时，几乎昏厥。这个印象烙我太深，至今记忆犹新。

又三叔因行为不检，患上重症，29岁即病逝，遗下二子一女，均在稚龄，其幼子周岁左右夭折，那时我们已分家，但为近邻。有一冬天深夜，我在睡梦中忽被大喊大哭声惊醒，父亲很机警，匆匆由后门溜走，母亲披上衣服，外出应门，一听系祖母及三婶的声音，不敢开门，原来她们抱了死孩子来我们家捣乱，说是母亲命不好，自己没有儿子，却时时咒诅侄儿，三婶的幼子是母亲暗地里咒诅死的，所以要把死孩放在我们家神位前，让我们全家大小一齐陪他死去，这样哭闹直到天亮，父亲又把族长请来讲情才平息，当然我们又一次地跪在祖母前认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祖母这种近似疯狂的无理取闹，不知给母亲精神上带来多少痛苦与虐待。

还有一事至今我仍耿耿在心。那是每年阴历年底，母亲娘家总着工人挑两箩筐年货来，其中有一份最好的是送给祖母，另有两只小红灯笼，上面有“恭贺新禧”四个金字，这是送给我的，可是祖母把所有礼物放在她卧房里，由她随便分点给母亲，那两个小灯笼也高高地挂在墙壁上不肯给我，我又不敢向她要，只有借机会到她房门口偷看几眼。这两个灯笼要到正月十五才给我一个，到那时我已全无兴趣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不可磨灭的愤恨。

以上所举例证都是我垂老仍记忆清晰的祖母的荒谬举动，此外因细故而大闹的事情简直不可胜数。母亲一生受尽婆婆虐待、丈夫冷落，其惟一的罪名是没有儿子，如果乾不夭折，或我们姐妹中有一个男儿，她的处境也许不至于如此的惨！

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与母亲见最后一面系在民国二十四年冬，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教书，因熊氏向我提婚，我不知如何决定，特请假回家与父母商量，母亲此时病已很沉重，惟神志甚清楚，她认为人选不错，只是年龄大了。我临别时交她六张十元崭新钞票，请她随便花用。两个多月以后，母亲逝世，我奔丧回家，发现六张钞票仍放在抽屉内，当时心酸不已，深深地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如今，我凭记忆所及写下她不幸的遭遇，然此仅是她所受折磨的十分之一而已，虽属陈迹，记忆犹新。走笔至此，又有余痛。【注释】

(1)着：意为吩咐，作者家乡土语。以下同。

求学与就业

江山县属衢州府，地当浙、闽、赣三省之交，县境内有仙霞岭，万山环列，一望无际。须江发源于县之石鼓，流经鹿溪，与常山县同江汇于钱塘，东流入海，以上二者为本县最突出的名胜。至于全县境内山明水秀，风景甚佳，尤以仙霞岭为著名险要、浙东屏障。只是在清末民初之时，本县仍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风气未开，教育落后，对女子教育，更不注重，故我幼时无机会受当时的新式这校教育。

蒙馆受教

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徐老先生来家教蒙馆，这是我初次启蒙，教读《三字经》，学描写“上大人，孔乙己”红字，同时父亲邀来附近小女孩共读。蔡一锷夫人李馥梅女士便是那时蒙馆同学，至今还有书信往来（蔡全家移居美国）。大约在一年后的夏天，有一次我背不出书，老师用竹片做的板子打我的背，致背上有两条红印，我向祖母哭诉，她大怒说：“女孩子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命父亲辞退徐老师，停办家塾，于是我失学了。

西河女校

辛亥年革命军起，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当时全国学校停课。江山有少数在杭州、北京等地求学的男学生纷纷回乡，如：毛常（夷庚）、毛准（子水）、毛咸（子正）、毛应麟、朱斌魁（君毅，我的中表兄，详见第三章“逃婚记”）、胡维鹏、胡之德等。这些青年从各大都市都得了不少新知识，眼看本县尚无女校，女孩无处求学，故商议办一女校。乃经费无着，校舍及设备无从筹办，束手无策。幸江山县城内，西河毛氏宗祠是一个有钱的机构，且有余屋。这批青年以毛咸为首，向宗祠主事者磋商借用空屋，开办女校，得其应允并协助，便因陋就简，居然办成，命名“西河女校”。那些发起的青年都是教师，公推毛咸为校长，当时仅有二十几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民国二年初，全国各校复课，我们的青年教师各回原校求学，西河女校由朱叶氏（我的舅母，她的名字好像是叶德桔）接办。

这个女校既非完全小学，也非正规中学，没有学制，只靠教师能教的便教，课程中有国文、算学、地理、历史、体操、唱歌、女红等。女生多半在家学过方块字，或读过《三字经》、《千家诗》，多多少少有点国文根底，故校方对国文特别重视，有《论语》、《孟子》及选读《古文观止》的文章，并背诵《诗经》等功课。

杭州女师

清朝推翻，民国起始，但百废待举，尤以教育未普及，民智未开为大问题。各县急于添办小学，无奈小学教员奇缺，因之各省教育厅共谋补救办法。浙江省教育厅令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加办讲习科二班，两年毕业，由各县县政府在县内女校中选择一名女生保送入学，完全免费，以年龄20岁至35岁为合格，毕业后回各县做小学教员。我幸而被选上，可是虚岁16，冒填20岁。

我被选上是有原因的：一是我能勉强写点通顺的文字。二是民国二年春全县发起天足运动，定期在城隍庙开大会。事先徐光国先生（朱君毅的舅父）写了一篇演说稿，要我背熟，上台演说。我费好几天工夫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光国先生及我自己都以为没有问题了。不料那天城隍庙挤满了人，姚应泰县知事和地方士绅一排坐在台上，我一进庙门就被吓倒！等到上台演讲时，讲词完全忘了，只向台后、台前一鞠躬，说：“今天是开天足会”，以下便说不下去了，忽然想起捐一枚银元做天足会基金是事先预备好的。急忙从衣袋取出银元一枚，放在台上，说：“我先捐一元。”便鞠躬下台了。此时姚知事问旁边的人：“这女孩是谁家的女儿？她背不出讲词而没有哭，知道怎样下台，真是聪敏。”因之姚知事对我有了好印象。（姚前后做了两任江山县知事，在他第二任时又帮了我大忙，详见第三章“逃婚记”第二节：家庭革命。）所以选拔女生保送去杭州女师，我便被选中了。

我被保送去杭女师，在那时是一件大事。衢州府没有女生入选，该府认为失面子，有些县份也没有女生可选，赶不上江山。衢州周石华女士于半年后自费赴杭求学，各县风起云涌争将女儿送往杭州受教育，本县女生亦相继前往，这对于女子教育是好现象。

那时我虚岁16岁，身体还没有十分发育，矮矮小小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女孩。从未离开过家，满口江山方言，骤然离乡背井，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教我怎样适应呢？我一向男装，发多而长，拖了一条长及膝的辫子。入校第二天早晨便要把发向前面梳成一个大圆饼的样子顶在头上，我愈梳愈梳不起来，于是哭了。在旁边的蔡任玉（叔慎）同学看见了（女师的盥洗室是大家住在一起共同用的），帮我把长发剪短并剪少，方才梳成。以后好久都是她帮我梳的，我们成了好友，出了校门交往也未中断。后来她与蒋志澄先生结婚，伉俪情深，有一子。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蔡任玉偕儿子、媳妇在上海搭机赴港，因飞机出事，三人丧生。蒋志澄先生在上海服毒自杀，真是惨绝人寰！

在校约一星期，有一天学监沈兆芝女士叫我去问话，她问：“毛彦文，你今年几岁？”等了好久，我答不出，反而流下泪来，勉强说：“20岁。”沈说：“20岁就20岁，为什么要哭？”这叫做贼心虚，自己知道是虚报说谎。

经过测验，这新开办的讲习科分甲、乙两班。乙班因程度太差，改为三年毕业，甲班二年毕业。我被分在甲班。这班有三十余人，我年纪最小，同班同学叫我“小姥”。最年长者为孙朗玉，已三十多岁，杭州人。次之应品仙，永康人，及谢镐，她们已二十五六岁。我们四人因常名列前茅，很快便成为好友。第一个月，月考成绩发表：应品仙第一名，谢镐第二名，我第三名，孙朗玉第四名。孙大起恐慌，私下跟我商量，把第三名让给她，因我年轻，名次低点不要紧，她不能落在“小姥”后面。我答应她的要求，好几门功课代她做枪手。可是到了毕业发榜时（榜是贴在学校大门外的），孙还是第四名，我依然第三。

民国四年夏，我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秋间应永康县女子讲习所之聘，教了一年书。杭女师的二年讲习科是专为训练小学教员而设，不是为升学。我志在读大学，故非另择校肄业不可。这个讲习科是专门为栽培小学教员而设的，所有功课都要配合这个目标。学生毕业只能做小学教师，如果想投考大学，程度是不够的。

湖郡女校

民国五年夏，朱君毅从清华学堂毕业，秋间赴美留学。暑假回家，我们有五年不见了。他住在我家，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最重要的是选学校，（当时两方家长都主张我们先结婚，然后君毅赴美，我去升学。我们二人均不同意，因为时间太匆促，在新婚期间便赋骊歌，对二人的心理上、精神上都不好，宁愿忍痛久别。）最后选了浙江吴兴的湖郡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选此校是为了想多读点英文。君毅将于七月放洋，我们于六月中旬由江山乘帆船去杭州转上海。君毅与一批同学在上海候轮出发，湖郡于七月初先开学，他送我去由上海开往吴兴县的船码头，当两人握别时，我几乎放声大哭，君毅则黯然呆立岸上，频频挥手。这一别便是六年！

湖郡女校在海岛（地名），为吴兴县有名学校，当地人称它为贵族学校，规模不大，风景甚佳。有男女两校，中间隔一礼拜堂，校长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这是中学（四年）及小学混合的学校，没有向我政府立案，课程由学校自由编排，与立案的中小学课程不一样。学生约一百五十人左右，中学生住宿。我从未接触过教会式教育，对于《圣经》一无所知，做礼拜更为茫然。刚听讲道及唱赞美诗，以为前者是天方夜谭，后者好像一群人在哭喊，非常不习惯。同学多半是教徒，她们称我为“外教人”。幸而一个月后朱曦来了，（后为朱庭祺夫人，她系熊秉三先生夫人朱其慧女士的内侄女，民国二十年朱夫人逝世，二十四年我与熊先生缔姻，完全是朱曦促成的，详见第四章“奇缘此生”）她也是“外教人”，对于教会一切也一无所知。我们年龄相若，教育背景相似，很快便成知己。

朱曦好像没有进过小学，她的耽误入学是为了要在家侍奉年高的外祖母马太夫人，马太夫人无子，仅育一女，那就是朱曦的母亲。传闻朱曦的父亲因暴病逝世，当时瞒了即将临盆的太太，不知为了什么，朱太太甫生产不久，便知道了丧夫的消息，以致一恸而亡。遗下一群子女均由外祖母抚养长大，迨哥哥姐妹相继离家远道求学，只有朱曦自愿失学在家陪奉外祖母，直至马太夫人逝世后，才由长沙去北京姑母家。

朱曦所以去湖郡女校，也许因为其堂妹朱（字君允）及同乡刘菊淡在该校肄业的缘故。她初去校时完全是闺阁式美人，举一例证明，她穿的是平底绣花缎鞋及白竹布短袜，在那时女学生已没有人穿那种鞋和袜了。她与我都是由A、B、C、D开始学英语的。教员是本校前一年毕业生邱丽英女士，吴兴人。

第一学年朱曦、俞雅琴（后为陈鹤琴夫人）、高英凤及我四人同一寝室。民国七年秋，即第二学年，我与朱曦二人得了一间仅容两人的寝室，于是我们朝夕相处，交情又进一步。二人都没有家及任何亲友在吴兴，故周末及假日仍住校内。闲时我们在寝室内话家常，朱曦和我谈她的家世甚详，尤其常谈及她的姑父（秉三公）及五姑母（朱其慧夫人），她对他们的感情好像和自己的父母一样。那时其姑父五旬生日将近，她一有空便在房中绣花，绣的系两个黑缎子靠垫，一绣黄菊花，一绣红梅花，都非常雅美。

民国七年，秋季开学时，来了两位新同学，都是上海人。一是张维桢（后为罗家伦夫人），一是张佩英（后为邵雨湘夫人），她们两人原是好友，和我及朱曦很谈得来，于是我们四人便成为好友了。1920年湖郡女校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维桢、王会悟、陈达人，后排左起张佩英（蓓衡）、毛彦文

当时，礼拜堂的牧师是江长川先生，（后成名牧师，据说他是为蒋公介石施洗礼的人）我入学约一星期，他邀我晤谈，问我懂不懂“道理”，我说不懂，他便讲上帝如何如何地爱世人，信上帝的人将来会上天堂等等，要我多听道，多读《圣经》。从此隔些时就要我去他办公室，考问懂了多少道理，读了多少《圣经》，渐渐地他要我领洗礼，我总以让我多读点《圣经》，多听点讲道再说。直到最后一学年，有一天江牧师又要我去见他，他一开口便说：“毛彦文，你到底领不领洗？如果不领洗，你上不了天堂，将来会下地狱……”我冲口而出：“我还年轻不想死，不要上天堂。”江气极了，说：“你这女孩子真调皮，你的灵魂不会得救的！”（因为江牧师这句话，我终身没有入教。）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学生运动，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平会议对于我国不公平的待遇，即将以前德国人在我国青岛取得的特权让与日本。初则北大学生联络北京其它学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逐渐扩展到全国工商界罢课罢工，这便是“五四”运动。

那时吴兴县中小学也联合起来响应罢课游行。湖郡女校系教会学校，非常保守，洋校长是不许我们参加的。有一天，一群男学生在我们校门外大喊：“有胆量的洋奴滚出来！”我们听了非常激动，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立即要求洋校长让我们参加游行，终被拒绝。校长说：“你们这些女孩子，如果要出去游行，那么全体离开学校，我把校门关起来。”于是全校骚然，不顾一切，立刻召集全校紧急会议，为首的学生是朱曦、张维桢、张佩英、陈达人、毛忆春、毛彦文六人。同学推我们六人为代表，向吴兴县学生联合会求援，请他们协助我们全校一百五十余人迁出学校。他们替我们找到一所会馆（忘其名），我们六人即引导全校同学离开湖郡女校。洋校长此时无法阻止，自悔说错了话。大约离校一星期光景，校长觉得无处世经验的年轻女孩，如果在外出了差错，她得负很大责任，故派人来与我们商量，要我们搬回学校，照常上课，倘学生会通知游行、演讲等事，允许我们参加。校长已让步，我们在外不舒适，乐得答应回校。于是，我们忙着写标语、演讲、游行，还办了一份《吴兴妇女周刊》，由我编辑，这些活动对于功课当然有妨碍。

校长在我们搬出学校时，去信通知我们六个代表的家长，要他们把我们接回家。去信后只有朱曦的姑母熊夫人朱其慧女士采取行动，立即来电报，说她的三姑母病危，要她速回北京。朱曦信以为真，匆匆北上，到家才知道被骗，但家人已不许她回湖郡。因此她改进天津中西女校。彼此友情，并不因分离而中断，我们仍不断地书信往返。

北京女高师

我于民国九年夏在湖郡女校毕业，是年秋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也许是国内第一所男女兼收的高等学校），我很兴奋，有此机会，即去报名。但不数日报名证件（文凭等）被退回，理由是：湖郡女校系教会学校，未向政府立案，没有资格参加国立学校入学考试。我非常失望，正在一筹莫展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招生，并且每省考生中有免费名额，即去报名。考试是在杭州省教育会举行，考试结果，我是浙江省第一名录取。这使我想起同是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为什么南京的高师，我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而北女高师竟录取我第一名？当时南高师的教务长是陶知行（后改为陶行知），我气愤不平，写封公开信登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质问他为何南、北高等师范有如此不同的标准？此信一发表，引起好多同情者，年轻学生（男的居多）纷纷投稿责问。陶寄一私人信，略谓他是限于法令，不是有意拒绝我，如果我向往南高师，可先去北女高师读一学期，然后以北女高师学生资格申请转学，他一定欢迎我。我认为既被拒绝入学考试于前，绝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入学。

因去北京太早，学校尚未开学，故暂寄住表妹朱豪夫家，即叶华伯先生家中（叶家于我到北京一个月后即迁回南方）。我初到北京，对它非常陌生，加之语言（纯北京话）有些隔阂，大有飘零异乡的感觉，于是写信与在天津中西女校肄业的朱曦，告诉她我已来北京，她接信后即来看我，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欣悦。朱曦带我去她姑丈家，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姑丈熊希龄先生、姑母朱其慧夫人，承他们以长辈之礼招待，这是我初次认识熊氏伉俪。同时朱曦又介绍她的胞妹朱嶷（后为董时进夫人）及堂姊妹朱畹（朱经农胞妹，后为饶毓泰夫人），她们两人都在女高师肄业，这样我不寂寞了，进校后她们便是同学兼朋友。尤其朱嶷照顾周到，她代我买了一小本子，刻了一枚父亲名字的图章，每逢周末，她和我拿了小本子去教务处，打上家长的图章，便去熊府度周末了。（朱家的子侄辈在北京没有家，以熊府为家。）

朱其慧夫人的兄弟辈都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孤女都由姑母教养成人，他们全住在熊家，故我有机会认识朱家的姊妹兄弟。

我在北女高师进的是英文系，系主任吴贻芳，名教授如：毛子水、陈钟凡、李大钊、刘廷芳、张耀翔、徐亦蓁等都是本校的教授。北女高师造就不少人才，现在在台湾知名度较高的有江学珠、苏雪林，前者为教育家，后者为文学家，她们都与我同时（苏与我同学一年即毕业，江同学两年）。当年在北洋军阀时代，教育经费不充裕，教育部常发不出薪水，国立大学、高等师范等学校欠薪数月是常有的事，所以教授不得已，曾一度全体罢教。

记得在校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教授罢教，我在十分无奈的情形下，去学校对面教会办的培华女校补习英文。有一天早晨刚走到会客室门口，（女高师的会客室设在学校大门前中间，出入必须经过。）有一人站起来行一鞠躬礼，等我走到他面前，阻我前进，要我坐下谈谈。我说不认识他，他说不要紧，既然见到苏梅女士，就是朋友了。（苏雪林在女高师是用苏梅为学名，后改用今名。）我很生气，一冲而出校门，两小时课上完后回校时，径去质问苏梅为什么有这样鲁莽的男友，在旁的同学哄然大笑说：“原来是你冒充苏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谢姓男生登报说将出版白话诗（那时白话诗是很时髦的），可以预约购买，苏梅预约印了一本，迨书出版寄来后，苏梅看完写了一篇批评文章，登在《晨报》上，于是笔战开始，谢写了辩驳文登在《京报》上，连日你来我往，热闹非常。有一男高师学生读了苏梅文章，着了迷，迭次去信苏梅，要求面谈，她置之不理，此人有些精神恍惚起来，亲来女高师求见，不巧碰错了人。当时我离开会客室，这位仁兄也离去，在路边摊上喝了汽水，因付不出钱，跟摆摊的人冲突起来，摔倒受伤，送进医院，一时传为趣谈。后来此男生登报向某女士，即本人，道歉。同时苏与谢的笔战越来越凶，加入笔战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京报》忽然登出一篇标题为“呜呼苏梅”的文章，内容不堪入目，不是论诗，而是谩骂。至此胡适之先生出来说话了，要双方停止笔战，此事方告结束。这在当时是轰动学界的新闻，也是我在女高师经历的一段小插曲。

金陵女大

民国十一年秋季，我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那时称大学，在教育部立案后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转学，我在女高师两年选修的功课当中，有几门功课的学分金女大不承认，所以我成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未分班学生，有些功课分在一年级上，有些分在二年级上，读完一年后才正式为三年级学生。

英文课我被分在二年级，第二次上课即碰上每月一次的English Club Meeting，那是上课时用英语学习开会程序，临时选一位主席。忽听有人提名“毛彦文”，立刻有人附议，而且全体通过。提名的人是章—即“展”字古写——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女儿，附议的是刘蓉士。我当时几乎哭出来，这种用英语进行的开会方式，我从来没有经验过，当然不肯上讲台做主席，当时英文老师Miss Union（也许不是这个字，记不起怎样拼的了）很慈祥地说：“你上去，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我含泪被迫上讲台，糊糊涂涂地过了一小时。可是心中非常愤怒！这是老生欺侮新生的陋习，非报复不可。于是跑到章寝室门口（金女大校规，不能进入他人寝室）大叫，要她出来论理，彼此争吵一番，出出气。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我这举动引起章的好奇心，认为这个新生有胆量。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1921年三姐妹摄于南京。坐者大姐彦文，站立者左五妹同文，右三妹辅文

民国十四年，我在金陵女大毕业之后，便受聘于南京江苏第一中学，为初中部教员兼女生指导（是年该校初次收女生，男女同校）。在该校两年，北伐军兴，民国十六年春，南京被围，学校停课。我偕三妹辅文（在东南大学肄业）和五妹同文（在金女大附中肄业），冒险逃到杭州。原拟回江山家中，乃道路不通，只得暂且在杭州住下。先拟住女青年会，有人说女青年会系帝国主义机构，在被打倒之列，不能住，乃改住城站旅馆。三人挤在一间房内，正一筹莫展时，有一晚我已就寝，忽有人敲门说要看毛彦文，同文请他明天来，那在门外的人说：“我是毛彦文的老师，叫她起来。”相见之下，始知他是前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教教育课的张葆灵先生。他看见我们的狼狈情形，便说：“明天你们去省政府司法科（后改为司法厅）看我，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

浙江省政府

张老师那时任省政府委员兼司法科主管，经他安排，我在司法科当科员，辅文、同文则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如此有一个月。有一天省政府被包围，自上午八时起至下午五时止，禁止员工进出，我被困在办公室内一天。傍晚解围后出来，才知道是逮捕共产党员，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省政府主席宣中华被押去上海枪决。省政府改组，我们姊妹三人依然留下蝉联。同文年幼，不愿继续在图书馆工作，回江山家中，我与辅文留下。

浙江省政府内部大幅改组，约半个月后各厅才正式成立，开始办公。省党部之改组先行完成。我与辅文因省府改组，暂停办公，是否留职，不得而知，十分焦急。适此时同乡姜绍谟需由江西到达杭州，接收省党部，需人孔急，他要我去党部妇女部为秘书，部长是葛武启（妇女部由男人做部长，足见当时妇女人才之短缺）。我告诉姜，我不是国民党员，他说没关系，于是我便做起妇女部秘书来了。不久葛武启他调，杭州名律师沈尔乔接任部长，他特去女青年会看我，面邀继续秘书职，不知何故，没有多时沈又离职了，许宝驹到任，仍留我为秘书，我成了三朝元老。那时省党部对外活动频繁，经常开这个会那个会，妇女部便由我代表出席这些集会，每次都要讲话，所谓部长，其实是挂名的。因之好多人对我的印象很深，这也说明女界人才不多。

不久省政府各厅正式成立，发表职员名单中我为司法厅科员。但我已任职省党部妇女部，能否兼职成问题，于是去见司法厅厅长阮荀伯先生，这位长官非常慈祥，恳切地告诉我，他早知道我在妇女部，所以仍要我为科员，是想栽培一位懂法律的女性。他把两处办公时间替我分配了一下：上午八时至十时及下午二时至三时在司法厅，余时去妇女部。我又告诉他，不懂“等因奉此”的公文程序，他立刻请章绶谦科长来，随时教我拟稿并代为修改。这样像慈父和老师的长官，令我感服莫名。我在司法厅约有半年，有一天阮厅长要我去见他，他说：“昨天民政厅马厅长（马叙伦）来说，查你的履历，在金女大主修教育，辅修社会学，不适宜在司法厅，应调去民政厅。”我听了非常惊惶，好容易把公文程序学得有点头绪，忽然又要他调，冲口而出说不愿去民政厅。阮厅长说，他也不愿我调厅，但我是女的，马厅长既然指名要调，他不便强留，好在两厅都在一幢房屋内（那时各厅都在一处），倘我有疑问，仍旧可以请章科长帮忙解决。

事后才知道，马叙伦厅长调我去民政厅系抵制当时杭州名人王碧华。王指责马不够开明，他厅内连一个女职员也没有，故毛遂自荐，要马任用她。马把我调过去，表示民政厅有女职员了，王便无话可说。

初进省政府时，主席是张静江，当时政局动荡不稳，五日京兆，时时调动。后来蒋伯诚为省府主席（也许代理），有一次总理纪念周，台上坐着全体省府委员，台下站着各厅职员。蒋主席忽然指名“毛彦文同志上台演讲”。事先并未通知，听了愕然！不肯上去，蒋连叫三次，同事劝我赶快上去，不然主席太没面子了。我深感这是对女职员的一种戏弄，非常生气，勉强上台说：“承蒙主席抬举，命令说话，想系临时考试彦文是否合格作省府职员，希望及格，谢谢主席。”鞠躬下台。回到办公厅，刚坐下，有一工友来说：“马寅初委员请。”这是我初次认识马委员，他说：“你刚才表现得很得体，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工作，为什么不出国深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吗？”我告诉他已向美国

密歇根大学

民国十八年秋，我因得到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的Barbour Scholarship赴美。这个奖学金系由美人Levi Lewis Barbour设立。1912年，他偕夫人周游世界各国，到了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发现当地女子教育落后，而且医药情形更差，回国后拨出一笔现金在密歇根大学设立奖学金，专为远东女生而设。该大学设一奖学金委员会管理之，名“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tee”。这个奖学金的委员会经营捐款得法，为东南亚各国造就不少女界人才。最初要学医的女生方可申请，后放宽标准，只要该女生在本国大学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分以上，有两位教授的介绍信，经该奖学金委员会审查合格便给予。在20年代这是很优厚的奖学金，每月80美元，学杂费由委员会缴付，有些节省的女生，每月还有余钱。1920年除普通奖学金外，又加Fellowship，每名每年2000美元，得此种奖学金的人，须在本国学术界已有成就，由该国学术团体或大学推荐。

半世纪以前，我国女子高等教育已较任何东南亚国家为进步，所以被选中的女生较多。国人得是项奖学金，最早的有丁懋英和吴贻芳，丁学医回国后在天津开妇科医院，吴回国后为金女大校长。我那年各国得奖学金的女生共有二十二人，中国即占七人。与我同时得奖学金的，有郭美德（沪江大学）、刘菊淡（南开大学）、张肖松（金女大）、吴鼎（由日本去美，其母为日本人）。稍早几年去的而仍与我同在密大的，还有朱滶、包自立、丁懋英、高君珊。葛成慧于1929年得到，与我同时在密大，彼此过从甚密，成为好友。

我于民国十八年七月乘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S.S.President Cleveland）赴美。船上有一百五十余名男女学生，几乎全是清华毕业的官费留学生，约二十余名来自其它学校，女生不到十名。那时邮轮规定学生须坐头等舱，头等有两种，第一种是真头等，每人一房；第二种系头等中的两等，两人一房。我们全体学生都是两人一房，我与王粲芝（秋瑾的女儿）共一房。上船第一晚上有Captain Dinner（船长请宴），很是隆重，乘客须穿礼服，王粲芝上身穿短圆角衣，下身穿长裙，一出现便引起男生哄然大笑，因为那种衣服已过时，旗袍为当令衣着。自从那晚以后，王即不出房门，每餐都由仆役送至房中。我因同船有金女大同学，日间便与她们混在一起，晚上才回房中，王粲芝常跟我闲谈，说了好多当时的掌故，很为有趣，举一例：她问我认识张默君及邵元冲吗？我说认识前者，不认识后者。她告诉我她因找邵元冲担保两千美元保证金（当时美移民局要留学生付两千元保证金），连去他家三次，门房都说邵先生不在家，最后一次她火了，说要坐在邵家等邵回来才走，门房这才偷偷告诉她，应说拜访邵先生及夫人，不能只说要见邵先生一人，依言通报进去，邵氏夫妻果然接见了。

船行二十多天到了西雅图，梅贻琦先生那时为清华留学生监督来接船，第二天大家便各奔前程。我到校已迟，女生宿舍没有空位，租了一间校外住处，不能举炊，三餐都要在外觅食，很不习惯。安娜堡冷得非常早，九月初便飘雪。初次下雪时，我打电话给朱滶，告诉她不出去赴约共进晚餐了，朱坚持要我去她处，我打了伞去，她见状大笑，说这儿没人下雪打伞的，要我赶快把伞收起来。雪自九月下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地上全是冰，一不小心就滑倒，树上结的冰柱，十分美观，用“冰天雪地”来形容此大学城，最为恰当。第二学期搬进女生宿舍Helen Newberry Hall，一人一房，非常舒适。每天除三餐外，下午还有茶点，晚上九时后有点心，每月付膳宿费三十元。安娜堡是一个以学校为重心的小镇，几乎所有商店都为学生而营业。

当时我国男女学生在密大的约有四五十人，有学生会之组织，每学期开会一次，餐叙、跳舞、聊天，大家心情欢乐，但也仅此而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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