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著,吴刚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战时灯火试读：
第一卷
满桌的陌生人
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父亲离去后，母亲的存在感变强了。以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话都在讲大人的事情，可现在她开始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萨福克郡乡村的成长轶事。我们特别喜欢“屋顶之家”的故事。我们的外公外婆住在萨福克郡一个名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生活安静无扰，平日里只闻河水潺湲，间或从邻村飘来一声教堂的钟鸣。但某个月里，有一家人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屋顶上，把东西到处乱扔，相互间大呼小叫，声音响到钻透了天花板，打扰到了母亲家里的生活。那是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从不吵吵，很多时候都是他爬梯子把一桶桶的水拎去给屋顶上的那几个。不过每次母亲从屋子里走去鸡窝捡鸡蛋，或是上汽车，都看见那个小儿子在盯着他们看。这一家子是搭茅屋的匠人，干修补屋顶的活计，整天都很忙。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放好梯子离开。可后来有一天，一阵强风猛地刮来，把小儿子刮得失去平衡，从屋顶上栽了下来，砸破了欧椴树形成的凉篷，摔在厨房旁边的石板地上。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屋里。那个名叫马什的孩子跌破了髋部，赶过来的医生给他一条腿打上了石膏，跟他家人说不能随便动他。他必须待在厨房后部的一张两用沙发上，直到屋顶上的活儿干完。母亲要做的——她当时八岁——就是给他送饭。偶尔，她也会给他送去一本书，但男孩非常害羞，很少开口说话。那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一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母亲告诉我们。最后，他们的活儿干完了，一家人带上那孩子一起走了。
每当我和姐姐回忆起这个故事，总感觉它像一个我们不很能理解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母亲讲得一点儿都不带戏剧性，男孩从屋顶掉落也一点不可怕，就像听第二遍的故事。我们肯定央求过她再讲一点那个从屋顶掉下来的男孩的故事，可听到的就只有这一个——在那个突然刮起狂风的下午，她听到他砸穿了欧椴树凉篷的枝叶后落到石板路上，发出重重的、湿漉漉的“嘭”的一声。只是母亲生活的朦胧线条中一个片段而已。
蛾子，我们的三楼房客，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不过有时候也会回来得挺早，赶上吃晚饭。现在我们会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吃，他总要装模作样地摆手推拒一番才会坐下来，跟我们一桌吃饭。不过大多数晚上，蛾子都会逛到比格斯街上去买一份晚餐。周围这片地区大部分都在德国大空袭的时候给毁了，那儿只有一些临时性的街边小吃摊。我们早就注意到他行踪不定，忽而出现，忽而消失，一直没弄明白他这样子是算不好意思，还是算吊儿郎当。当然，情况是会变的。有时我透过卧室窗口，会发现他正在黑黢黢的花园里跟母亲低声说话，或是一起喝茶。开学前，她花了不少时间想说服他帮我补习数学，此前这门课我在学校里老不及格，而在蛾子好久不给我补课后我又会重新不及格。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我对我们这位监护人唯一弄不明白的，还只是他为了让我深入理解几何定理而画的几乎立体的图画。
每次一说到战争的话题，我和姐姐就千方百计要从他那儿套出一些故事来，好知道他当时在哪儿，在干些什么。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真假并存，蕾切尔和我都很好奇。蛾子和母亲会提到一些自战时起他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很显然，早在他来和我们同住前母亲就已经认识他了，但他居然也介入过战争让我们很感意外，因为从行为举止来看，他丝毫不像是个与战争有染的人。每回我们知道他在房子里，都是因为从他的收音机里传出宁静的钢琴曲，他现在的职业貌似跟一家管记账发薪水的机构有关。不过在我们几番撺掇后，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些东西。我们得知，他们俩在战时从事的是“火警瞭望员”的工作，他们管工作的地点叫鸟巢，位置在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们俩穿着睡衣，喝着好立克牛奶，坐听他们俩回忆往事。一段轶事会打破表面，然后便消散了。一天晚上，就在我们不得不各自奔赴新学校前不久，母亲正在起居室的屋角熨烫我们的衬衫，蛾子犹犹豫豫地站在楼梯口，随时要走的样子，仿佛只有半个人在陪着我们。但就在那时，他非但没走，反倒跟我们说起了母亲一次夜间驾驶时的高超技巧。那时在实施宵禁，路上一片漆黑，母亲就要在这一片漆黑中把一批人员送去海岸地区的某个“伯克郡单位”。当时能让她硬撑着不睡过去的“只有几小块巧克力和车窗里吹进来的冷风”。蛾子在那儿不停地讲着，母亲听得好专注，只见她右手把熨斗悬空举着，不让它落到衬衫上把领子烧坏，全然陷入到了蛾子站在阴影中讲述的故事里。
我其实当时就应该知道的。
他们说的话会在无意中泄露出时间。有一次我们听说母亲曾截获过德国人的信息，并从贝德福德郡一个名叫奇克桑兹女修道院的地方把情报发过了英吉利海峡，母亲双耳紧贴着无线电的耳机，听着里面复杂的频率，又是从格罗夫纳屋酒店的顶上，到这时我和蕾切尔已经开始怀疑她干的根本不是什么“火警瞭望”了。我们慢慢意识到，母亲掌握的技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那美丽白皙的臂膊和纤细灵活的手指有没有带着明确的意图射杀过一个男人呢？从她跑上楼梯的优雅步态中我看出她有运动才能。这可不是我们之前注意到过的东西。在父亲离去后的那个月里，直到我们新学期开学她离去为止，我们渐渐发现了她身上更出乎我们意料却也更让我们感到亲近的一面。她手拿熨斗悬在空中，看着蛾子回忆他们早先岁月的那短暂瞬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父亲不在家，我们的房子开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宽敞了。我们跟母亲待在一起总也没个够。我们听收音机里的惊悚广播剧，家里的灯故意不关，因为想要看看彼此脸上的表情。毫无疑问，她听这些肯定觉得没劲，可当我们听到大雾中吹响的号角、狼嚎般的风声掠过沼泽、罪犯慢慢靠近的脚步声或是玻璃窗碎裂的声音时，都非要她陪着不可，这些时候我会想起她在没有路灯的暗夜里开车前往海岸地区的那个讲得有点潦草的故事。不过说到收听电台节目，她更感惬意的是在星期六下午，瘫坐在躺椅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博物学家时间》，把手上拿着的书撇在一边。她说那档节目让她想起萨福克。我们无意中会听到收音机里的男人不停地讲着河流、昆虫，以及他去钓过鱼的白垩溪。这些东西听在耳朵里就像是一个微小而又遥远的世界，尤其是我和蕾切尔那会儿正趴在地毯上玩拼图游戏，把一块块小碎片拼到一起，拼成一片蓝色的天空。
有一次我们三个从利物浦街乘火车去母亲童年时在萨福克郡的家。那年早些时候，外公外婆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所以我们当时默不作声地看着母亲在房中漫步。记得我们总是得小心翼翼地贴着前厅的墙根走，要不然那已有百年历史的木地板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是一块会唱歌的夜莺地板，”外婆曾这样告诉过我们，“夜里要是有贼它会发出警告。”我和蕾切尔每次都会跳上去，故意弄出声响来。
不过我们最高兴的，还是和母亲一起待在伦敦自家的地板上。我们想得到她那种随意的、带点朦胧睡意的亲情，比我们之前得到过的更多。这就仿佛她回复成了更早前的自己。在父亲离开前，她就是个雷厉风行、行事干练的母亲，我们出门上学她就去上班，她下班回家则通常能赶上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这个新的她的出现，难道是因为摆脱了丈夫的束缚吗？或者想得更多点的话，这是不是她在为离开我们而作准备，现在的她是她希望自己被记住的样子呢？她帮我补习法语和我要读的《恺撒之高卢战记》——她的拉丁语和法语好到令人惊奇——帮我准备上寄宿学校的东西。尤其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我们这个冷冷清清的家里，她居然鼓励各种戏剧表演，我们可以装扮成神父，或是踮起脚学水手和恶棍的样子走路。
其他的母亲也会这样吗？她们会背上插着把飞刀倒吸一口凉气跌倒在沙发上吗？蛾子在的话她当然绝不会这样做，但为什么她好歹这样做过呢？是她厌倦了日复一日用一成不变的方式来照顾我们？还是把戏服换上换下能让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只是我们的母亲？而最棒的是，当第一缕晨光悄悄洒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会像犹犹豫豫的两只小狗那样进到她的房间，凝视着她没有化妆的脸，闭着的双眼，而她那白皙的臂膀却已经伸了出来，将我们揽入怀中。因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她总是醒着的，总是在等着我们了。我们从来都没能惊到过她。“过来，斯蒂奇。过来，瑞恩。”她会轻轻道出私下里给我们起的小名。我想，每当此时，我和蕾切尔才会觉得我们是有妈的孩子。
九月头上，大皮箱从地下室里拿了出来，我们在一旁看着，母亲往里装连衣裙、皮鞋、项链、英文小说、地图，还有各种她觉得东方不会有的物品和用具，甚至看着根本用不上的毛料衣物，因为她跟我们说过，新加坡的夜晚经常是“清凉的”。她让蕾切尔照着一本旅行指南大声读出那里的地形和公交线路，还有当地话里的“够了!”“再来点”和“有多远？”。我们大声背诵着那些词语，用的是我们想当然的东方人的腔调。
也许她认为，目睹收拾大箱子的细节，和她收拾时的平静，可以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她的旅程，而不是感受到更多的离别之苦。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在期待着她会爬进那种黑色的木头箱子(皮箱角的包铜让它真的很像一口棺材)，然后从我们身边被遣送走。装箱花了几天时间，让人觉得其中的活动缓慢而又命运攸关，仿佛一个老也讲不完的鬼故事。母亲就要发生变化了。她将要演变成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也许蕾切尔对此的感觉会有所不同。她比我大一岁多。这在她眼里也许颇有戏剧性。但对我来说，不停地考虑来考虑去，装好了再拿出来，然后再装进去，这一行为意味着永久性的消失。从母亲离去前开始，这所房子就成了我们与世隔绝的洞穴。只有寥寥几次，我们曾沿着堤岸到河边走过一走。母亲说，接下来的几周，旅行会是她只嫌太多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她就必须得动身了，出于某种原因比预期的时间提早了。姐姐跑到盥洗室里，给自己涂了张大白脸，然后就戴着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跪在楼梯顶上，胳膊箍着栏杆，怎么也不肯撒手。在前门边我加入了母亲和蕾切尔的争吵，都想把她劝下楼来。整件事仿佛是母亲刻意的安排，为的是不出现含泪告别的场面。
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面目几乎全被挡住了。我只是从姿态，即某种肢体上的姿势认出她来，尽管这张照片拍在我出生前。上面的她十七八岁，是她父母在家乡萨福克河的河岸上抓拍的。她之前在河里游泳，拍照时已经换好了衣服，正单脚站立，另一条腿朝旁边弯着在穿鞋。她的头朝下倾斜，因此一头金发挡住了她的脸。这张照片是母亲离去几年后我在空下来的卧室里找到的，那里还有寥寥几件她决定留着不扔的东西，照片就在其中。直到现在我都还留着。照片上的这个人几乎看不出任何特征，她笨拙地保持着平衡，守护着自己的安全。已然失去了身份。***
九月中我们来到各自的学校。之前我们一直走读，所以对寄宿学校的生活颇不习惯，那里的每一个人早就知道，他们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我们可忍受不了这个，刚到没一天就通过一个新加坡的代转邮箱地址给父母写信，求他们放我们出去。我算了算，我们的信先得搭一辆小货车到南安普顿的码头，然后一路坐船，到达并离开沿途的一个个港口，一点儿也没有着急的意思。等过了六星期，走了那么长的距离后，我已经知道我们这张抱怨的清单会显得毫无意义了。就说说我晚上得摸黑往下走三段楼梯才能找到厕所上这件事吧。大多数老寄宿生通常就尿在我们这层一个挑定的盥洗槽里，旁边就是别人刷牙漱口的地方。这已经是好几代学生形成的传统了——几十年尿下来，那个搪瓷脸盆已经蚀出了一条清晰的尿路。不过一天晚上，正当我睡眼惺忪地对着脸盆畅快时，舍监正好溜达到这里，把我在干的事觑了个正着。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他针对自己撞见的这一卑劣行径发表了一番义愤填膺的演讲，还称即便在他参战的四年里也从来没目睹过如此下流的勾当。大厅里的男孩们震惊得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不过他们震惊的其实是舍监居然能对这样一个传统装作不知道，这可是自打薛克顿和P. G.伍德豪斯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起就有的传统(尽管他们之中一个据传被开除了，而另一个在经历了许多争议后被册封了爵士)。我也满心希望能被开除，不料有个级长笑得停不下来，结果坏了我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我是没指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深思熟虑的答复，即便我在匆匆写就的第二封信的附言里加进了我的罪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读寄宿学校更多是父亲的意思，而不是母亲的，那样她或许能成为我们获得解脱的机会所在。
姐姐和我的学校相距半英里，要想有联络只能借上一辆自行车，在两校之间的公共草地上碰头。蕾切尔和我决定凡事都要同进共退。于是在第二周周中，也就是我们的恳求信还没到欧洲大陆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下课后混在那些走读的学生里溜了出来，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逛到晚上，想着蛾子也该到家了，这才回到卢维涅花园。我们都知道，蛾子是唯一一个会像母亲那样听得进我们说话的大人。“这么说，你们连周末都等不到了，对吧？”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家里面有个瘦子坐在我父亲平时一直坐的扶手椅里。“这位是诺曼·马歇尔先生，他曾经是泰晤士河以北最棒的次中量级拳击手，都管他叫‘皮姆利科镖手’。你们听说过吗？”
我们摇了摇头。我们更在意的是蛾子把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请到了父母家中。我们从来没想过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还为逃离寄宿学校的事感到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位尚未经受过考验的监护人会怎样看待此事。不过不知怎的，我们的周中逃亡并没有让蛾子感到担忧。“你们肯定饿了，我给你们热点烤豆子吧。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火车，再转公车。”“很好。”说着他走进厨房去了，把我们留给了皮姆利科镖手。“你是他朋友吗？”蕾切尔问。“不是。”“那你怎么会在这儿？”“那是我父亲的椅子。”我说。
他根本没理我，转向了蕾切尔：“是他要我来的，宝贝儿，他计划本周末在怀特查普尔搞一场赛狗。去过那儿吗？”
蕾切尔没作声，就好像人家不是在跟她说话一样。他甚至连我们房客的朋友都算不上。“叫猫叼了舌头了？”他朝姐姐问了句，接着就把浅蓝色的眼睛望向了我。“看过赛狗吗？”我摇了摇头，这时蛾子回来了。“喏，两盘豆子。”“他们从来没去过赛狗，沃尔特。”
沃尔特？“周六我会带他们去的。比赛是几点？”“奥米拉杯一直都是下午三点。”“这些孩子有时候能在周末出来，如果我写个条子的话。”“其实……”蕾切尔开口道。蛾子转向她，等着听她的下文。“我们不想回去了。”“沃尔特，我走了，看来你有麻烦事了。”“哦，没什么麻烦的。”蛾子轻松地说道，“我们能搞定的。别忘了那个信号，我可不想把钱投到一条没用的狗上。”“好的，好的……”镖手站起身来，手上做着“请放心”的动作，却相当奇怪地落到了我姐姐的肩膀上，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吃着豆子，我们的监护人在旁边看着，丝毫没有要批评我们的意思。“我会给学校打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会儿肯定都已经手忙脚乱了。”“我明天一早应该有一场数学考试的。”我老老实实地交代道。“他朝盥洗盆里撒尿，差点给开除了!”蕾切尔说。
我不知道蛾子能有多大面子，反正他马上开始施展手腕加以运用了。第二天一早，他陪着我们回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校长是个个子矮小、令人生畏的家伙，平日里总是穿着绉纱底的鞋子在楼厅里无声地走来走去。蛾子跟他一聊就聊了三十分钟。我看到那个经常在比格斯街吃路边摊的家伙居然有这么大的面子，真是给震到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我回到班里的时候已经是走读生了，而蛾子则带着蕾切尔继续顺路而下，去她学校谈判解决另一半问题。就这样，第二个星期我们就重新变回了走读生。我们甚至没想过，我俩的生活出现如此剧烈的重新调整，父母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在蛾子的照顾下，我们开始大多数晚餐都改吃路边摊了。自大规模空袭以来，比格斯街就成了一条没人去走的街道。早几年，在我和蕾切尔被疏散到萨福克去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之后，一颗也许意在普特尼桥的炸弹落到了大马路上，就在离卢维涅花园才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黑与白”奶品铺和灰姑娘舞蹈俱乐部给炸毁了，差不多有一百个人被炸死。那个晚上有外婆说的“轰炸机月亮”——城镇和乡村都实施了灯火管制，但地面却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哪怕是在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卢维涅花园后，我们这片儿的许多街道依然有部分是碎石瓦砾。当时沿着比格斯街有三四辆装着吃食的手推车，食物是从市中心拉过来的——都是西区的旅馆饭店用不完的。把富余的部分农产品给拉到泰晤士河南边来这件事儿，据传还多少跟蛾子有些干系。
我们俩之前从来没吃过路边摊，不过现在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我们的监护人没兴趣做饭，甚至连别人做给他吃也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按他的说法，“一唿噜就得的生活”。所以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是跟他一起站着吃晚饭的，他身边要么是一位歌剧女歌手，要么是本地的裁缝和搞室内装潢的，裤腰带上还挂着皮尺，边吃还边就当天的新闻聊着，吵着。蛾子一到街头就浑身充满活力，身边的一切都逃不过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比格斯街就像是他真正的家，是他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他一到那儿就如蛟龙入海，而姐姐和我则像是走错了地方。
虽说露天吃饭的时候能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可蛾子其实还是个内向的人。他很少向我们袒露感情。除了偶尔问些奇怪的问题外——他一直轻描淡写地跟我打听我们学校画廊的事儿，还问我能不能给他画个平面图——他对自己的战时经历和兴趣爱好都只字不提。他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小紧张。“听这个……”他的眼睛倏地从摊开在我们餐厅桌上的报纸上抬起来，“有人曾听到拉提根先生说过，‘英国人的毛病不在于鸡奸或鞭挞，而在于他们无法表达感情。’”他停了下来，等着我们给点反应。
青春期的孩子总会有点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觉得像蛾子这样的，肯定不会招女人喜欢。姐姐曾把他的特征列了一张表：两道平展展的又浓又黑的眉毛；大大的、不过看着很友好的肚子；大鼻子。对于一个不爱搭理别人、喜欢古典音乐、在屋子里走动时大都轻手轻脚的人来说，他却能打出惊天大喷嚏。气流似乎并不仅仅是从他脸上喷薄而出，而是源自他那大而友好的肚子的深处。一个喷嚏过后，还会有三四个随后就到，轰然落地。夜阑人静之时，他的喷嚏从他待的阁楼一路向下，清楚囫囵地落到我们耳朵里，就仿佛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连舞台上的轻声絮语都能直抵最远的一排。
许多个夜晚，他都坐在那里，像羊吃草那般悠闲地啃他的《乡村生活》，凝视着那些宏伟阔气的乡村豪宅，嘴巴一直从一个顶针箍一样的蓝色矮杯里啜饮看着像牛奶的东西。别看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每在言语中颇多不忿，可他对贵族那套玩意儿却有着烈焰熊熊的好奇心。他最感好奇的地方是奥尔巴尼，从皮卡迪利大街岔出来，经过一个幽僻的庭院就能进入了。有一次他自言自语道：“真想去那儿转转啊。”他一般很少会像这样袒露自己心中的犯罪欲望。
每天太阳一出来，他往往就离开我们跑没影儿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节礼日那天，他知道我无事可做，就带着我一起去皮卡迪利广场。早上七点的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了标准剧院宴会厅铺着厚厚地毯的大堂里。他在这儿负责监督主要由外国移民构成的员工们工作。随着战争的结束，兴起了一波庆祝的热潮。不到半个小时，蛾子已经为员工们派好了各自的活儿——给走廊吸尘，用肥皂水擦洗台阶上的地毯并弄干，给楼梯扶手上清漆，把一百条用过的桌布换下来送到设在地下室的洗衣间去洗。然后根据那天晚上将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为一位新当选的上议院议员举办的招待会，一场成人礼庆祝仪式，一场元媛舞会，或者某位贵族遗孀有生之年里的最后一场生日派对——他设计编排着那些员工把一个个空旷的宴会厅一点点地改变着，直到最后放进了一百张桌子和六百把椅子，为夜晚的欢宴做好了准备。
有时候蛾子不得不在晚间的那些活动中到场，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那明暗参半的边缘，像蛾子一般站在暗影里。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清早的时光，那些晚上的宾客永远都看不到的员工们在大宴会厅里像大型壁画一般工作着，只见三十码长的房间里人头济济，巨大的吸尘器发出愤怒的咆哮，有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三十英尺长的掸子从枝形大吊灯上往下掸蛛网，擦亮木器的人在遮盖着隔夜的气味。没有比这里更不像父亲那些被荒弃的办公室了。这里更像一个火车站，每个乘客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我爬到一段窄窄的金属楼梯上，那里挂着灯泡构成的拱门，等着到跳舞的时候打开，我从那里俯瞰下面，可以看到房间里所有的人。在这片巨大的人海中，蛾子独自坐在一百张圆餐桌中某一张的旁边，被混乱带来的欢乐包围着，填写着工作表。在这栋五层楼的建筑里，他总有办法知道每个人在哪儿，或应该在哪儿。整个上午，他组织起人去擦银器，去给蛋糕裱花，去给手推车的轮子和电梯的门上油，去清除棉球和呕吐物，去更换每个盥洗脸盆上的肥皂，去更换小便池里的樟脑球，去拿水管给大门外边的人行道浇水，叫那些外国来的移民把他们从来没有拼过的英国名字裱到生日蛋糕上，把洋葱切成丁，用可怕的刀具把猪劈开，或者准备好任何十二个小时之后在伊沃·诺韦洛厅或米盖尔·因弗尼奥厅会有人想要的东西。
那天下午一到三点，我们就溜出了那栋建筑。蛾子转头就不见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有时候他会在晚上回到标准剧院，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过不管我的监护人从下午三点到回卢维涅花园之间做了什么，他是不会让人知道的。他是个有许多扇门的人。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职业瞒着我们呢，哪怕只干上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是某种高尚的慈善之举，还是某种颠覆秩序之举？我们遇到的一个人向我们暗示说，一周有两个下午他在和闪族人和激进的国际裁缝、机工和技工联盟一起工作。不过那很可能纯属虚构，就像他战争时在地方志愿军干火警瞭望员一样。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后来发现，只是一个向欧洲敌后盟军队伍发送清晰的无线电广播的最佳场所。那里是蛾子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们曾经有一次揪着他们俩战时那些一鳞半爪的故事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是在母亲离去之后，然而蛾子缩了回去，再也不随便跟我们讲这些轶事了。
地狱之火
那之后第一个冬天结束，就是我们跟蛾子住在一起的时候，蕾切尔硬要我跟着她一起下到地下室里。那里，在她推开的几只盒子和一块防水帆布下面，居然放着母亲那只旅行大皮箱。它根本没去新加坡，而是在这儿。这看着像一场魔术表演，就好像皮箱在经历了旅程之后又回到了房子里。我什么话也没说。我沿着楼梯走出了地下室。我想，我是害怕我们会在箱子里发现她的尸体，紧紧地压着所有那些仔细叠好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蕾切尔离开房子的时候，“砰”地摔上了门。
蛾子很晚回来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他说那天标准饭店度过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夜晚。通常我们要是在房间里的话，他是不会来搭理我们的，可这次他敲了敲门，走了进来。“你没吃晚饭。”“吃了。”我说。“你没吃。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给你做点。”“不用，谢谢。”“我来……”“不用，谢谢。”
我不想朝他看。他待在原地，什么也没说。后来，“纳撒尼尔，”他平静地喊了我一声，就不说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蕾切尔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们找到她的箱子了。”“啊，”他答得很平静，“就在这儿，是吧，纳撒尼尔。”我记得他当时的原话，重复了一下我的名字。接着是更长的沉默。我的耳朵也许对任何声音都聋了，哪怕有什么声音出现过的话。我保持着弯腰弓背的姿势。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他把我给弄到楼下，我们走进地下室，蛾子开始动手打开皮箱。
箱子里，紧紧叠在一起，仿如经历了永恒的，是所有那些我们看着她如此富有戏剧性地放进去的衣物，每一件都讲出过一番道理，为什么她会需要这一条及小腿的裙子或是那条披肩。她必须带上那条披肩，她说过，因为那是我们送她的生日礼物。那个茶叶罐，她在那儿会用得着的。还有那些便鞋。每一样东西都有其目的和用处。而每一样东西都留在了这里。“如果她不在那儿，那他也不在那儿吗？”“他在那儿。”“如果她不在那儿，他为什么在那儿呢？”
沉默。“她在哪儿？”“不知道。”“你肯定知道。学校的事都是你们搞定的。”“那是我自己搞定的。”“你跟她有联系。你说过。”“对，我是说过。可我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在哪儿。”
在冰冷的地下室里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后来我甩开了他，回到楼上，坐在了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煤气暖炉的旁边。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上来了，到了我的房门口也没停，径直走上阁楼去了。每当我回想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要我马上只回想起一件事，那就是那天晚上蕾切尔消失之后我独自坐在黑漆漆的房子里。以后当我碰到那个奇怪的词——“地狱之火”，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标签，可以贴到那个时刻上面，那时我和蛾子一起留在房子里，凑在煤气暖炉跟前，几乎一动不动。
他想劝我跟他一起吃点，在我拒绝后，他开了两听沙丁鱼罐头。两个盘子——他一个，我一个。我们坐在暖炉边上。他跟我一起坐到了黑暗里，屋子里只有暖炉发出的一小团红光。我记得当时我们说的话有点乱，前言不搭后语的。那感觉就像是他想解释，或者揭破某样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父亲在哪儿？”“我跟他没联系。”“可我母亲是要去跟他会合的。”“不是。”他停了一会儿，思忖着该如何继续，“你得相信我，她没跟他在一起。”“可她是他妻子。”“这我知道，纳撒尼尔。”“她死了吗？”“没。”“她有危险吗？蕾切尔去哪儿了？”“我会去找她的，这会儿先不管她。”“我觉得不安全。”“我在这儿陪着你呢。”“一直到母亲回来吗？”“对。”
沉默。我想起身走开。“你记得那只猫吗？”“不记得。”“你以前有过一只猫。”“不，我没有过。”“你有过。”
我不出声了，出于礼貌。我从来没有过猫。我不喜欢猫。“我见了猫就躲。”我说。“我知道。”蛾子说，“为什么会这样，你想过没有？见了猫就躲？”
煤气暖炉发出噼啪的声响，蛾子跪到地上，朝煤气表里塞了枚硬币，煤气又续上了。暖炉的火焰照亮了他左侧脸颊。他待在原地，仿佛他知道，只要朝后一靠，他又会陷入到黑暗中，仿佛他想要让我看到他，好让我们的交流保持亲密。“你有过一只猫，”他又开口说话了，“你很喜欢它。那是你小孩子时唯一养过的宠物。它很小，会等着你回家。人不会每样事情都记得的。你记得自己上过的第一所学校吗？在你搬到卢维涅花园来之前？”我摇了摇头，望着他的眼睛。“你很喜欢那只猫。到了晚上，等你睡着后，它好像就会唱歌给自己听。不过那其实就是猫叫，不是什么悦耳的声音，可它就是喜欢叫。这让你父亲很生气。他睡觉睡得很浅。在刚结束的那场战争里他染上了一种毛病，非常害怕突然冒出来的吵闹声。你那只猫的叫声让他抓狂。你们当时都住在伦敦的近郊。塔尔斯山，我记得是，就在那附近。”“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就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对，塔尔斯山。那是什么意思？塔尔斯？你父亲警告过你。你还记得吗？他会跑进你房间，你的房间在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当中，把猫抱走，放到外面，直到第二天天亮。但是这样一来事情更糟糕了。那猫反倒唱得更响了。你父亲当然不觉得它是在唱歌。只有你那么觉得。你就是那么跟他说的。问题是，那只猫还非得等到你睡着了之后才开始叫，就像你开始入睡时它不想打搅你一样。所以有天晚上你父亲把它给杀了。”
我没有把眼睛从炉火上移开。蛾子往炉火的光亮里又凑近了一些，叫我不可能看不见他的脸。这的确是人的脸，尽管看上去好像在燃烧一样。“到了第二天早上，你找不到猫了，他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他说他很抱歉，不过他实在受不了猫叫。”“我干什么了？”“你从家里跑掉了。”“去哪里？我跑去哪里了？”“你去了父母的一个朋友那儿。你跟那位朋友说你想要住到他那里去。”
沉默。“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你父亲，不过他不稳定。你必须要理解，战争对他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他还不只是害怕突然响起的声音。他身上有要守的秘密，他必须得一个人待着。你母亲是知道的。也许她应该告诉你。战争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事。”“这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人告诉我的。”他说。“谁告诉你的？谁……”说到这里我突然打住了。“我就是你跑来住到一起的那个人。你告诉我的。”
我们两个都不说话了。蛾子站起身来，从炉火跟前退开，直到我几乎看不到他黑暗中的脸为止。于是谈话变得放松些了。“我跟你在一起住了多久？”“不算很久。最后我只好把你送回家。记得吗？”“不记得了。”“你有一段时间不肯说话。你觉得那样安全一些。”
姐姐那天晚上很晚才回来，都过了半夜好久了。露面的时候一副漠然的样子，见了我们爱理不理的。蛾子没有因为离家的事情跟她发生争吵，只是问了她是不是在喝酒。她耸了耸肩，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胳膊和腿上都很脏。自这天晚上之后，蛾子会有意对她多亲近些。但我的感觉却是，她已经渡过了一条河，现在离我更远了，置身在了别处。毕竟她是那个发现箱子的人，那口母亲登上飞机展开前往新加坡的两天半旅程时就那么“忘了拿”的箱子。没有披肩，没有茶叶罐，没有及小腿的裙子可以让她在某块跳舞的地板上旋转着打开，在一场下午的舞会，和我们的父亲，或者随便她跟谁，随便她在哪里。但蕾切尔拒绝说起此事。
马勒曾在音乐总谱的某些段落旁边写下“schwer”一词，意思是“艰难的”“沉重的”。我们是在某个时候从蛾子那里听说此事的，他告诉我们的时候隐隐然带着些警告的意味。他说人生中难保不发生突然事件，需要我们控制自我，不迷失心智，我们需要为这样的时刻做好准备，才能在它万一出现时有效地加以应对。他又说，那样的时刻每个人都会遇到，就像没有哪本乐谱只有一个音高，交响乐团里的乐手们也不会只按一种强度来演奏。有时候无声也能胜有声。这可真是一种奇怪的警告，它要我们接受的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schwer’”，他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比着引号的动作，然后我们有口无心地跟着说一遍，然后再说出这个词的英语意思，或者索性只是疲惫地点点头，表示我们知道。姐姐和我后来都渐渐习惯了一个人先说一遍，另一个人就机械地重复一遍——“schwer”。***
经过了这几年，在我把所有这些事都写下来的时候，有几次竟生出了自己像是在烛光下写的感觉。就好像除了这支铅笔在移动，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黑暗之中，我看不见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些感觉像是没有上下文的凌乱瞬间。我听说，毕加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只在烛光下画画，为的是让影子能瞬息万变。但我在孩子的时候，喜欢坐在书桌边，画能四面八方通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很详细的地图。所有的孩子都画地图，但我在画的时候会竭尽精准之能事：我们那马蹄形的街道、下里奇蒙德街上的店铺、泰晤士河边的人行小径，普特尼桥的确切长度(七百英尺)，布朗普顿公墓砖墙的高度(二十英尺)，最后是富勒姆路拐角的高蒙电影院。我每周都要画一幅，确保任何新的变化能得到反映，仿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会危在旦夕。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区域。我知道，如果我把两幅这种手绘的地图并排摆在一起，会很像报纸上的那种小考题，就是让你找出两幅看上去一模一样的画面中有哪十处不同——钟面上的时间，夹克上没扣好的纽扣，这边有只猫，那边没有猫。
有些夜晚，当我置身带围墙的自家花园，遭遇十月的大风，会在黑暗中感觉到围墙在颤动，那是因为它们抵挡着来自东海岸的风，将它引到我头顶的空中。在这片相对更温暖的黑暗中，我感到没有任何东西能侵入或打破我在此间找到的幽静。仿佛我受到了保护，可以不再接触过去，那里有我依旧害怕唤起的回忆：炉火映照着蛾子的脸，我一个接一个地问着问题，想要用力把一扇未知的门打开一条缝来；又抑或是怕无意间唤醒一位懵懂青春中曾经爱慕过的人，即便那段岁月是我很少造访的地方。
以前有段时间，建筑师不仅管造房子，也管疏浚河道的事儿。克里斯托弗·雷恩不仅修建了圣保罗大教堂，也改变了弗利特湖下游的走向，拓宽了水道，使其能用于运煤。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弗利特湖结束了其排污通道的生涯。等到那些地下污水管道也干涸之后，那些宏伟的雷恩风格的穹顶和拱廊就成了城市下面的非法聚会场所。人们到了晚间会聚集在早已不再有水的水道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即便是文学或艺术的声名也无法保全得了我们身边的世俗之物。画家康斯塔布尔画过的湖水干涸了，被汉普斯特德荒原给掩埋。靠近赫恩山的一条细细的埃弗拉河支流曾被拉斯金描述为“一条蝌蚪满布的清渠”，景色在他的素描中显得十分清丽，而它现如今可能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某幅存档的图画之上。古老的泰伯恩行刑场不见了，甚至在地理学家和史学家那里也未留下踪迹。因而我相信，我费尽心思记录下来的下里奇蒙德路两边的建筑也大有可能危在旦夕，以大致相仿的方式湮灭，就像战争期间失去的那些伟大建筑，就像我们许多人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对父母不在了这件事能显得如此无动于衷呢？父亲，我们亲眼看到他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阿弗罗都铎飞机，我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到底去哪儿了？我曾经坐到一辆懒洋洋开着的双层巴士的上层，一路俯瞰空荡荡的街道。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个人都见不到，只有寥寥几个小孩子，孤零零地走着，了无生气，像是些小幽灵。那是战争的幽魂尚未散尽的年代，那些没有灯火的灰色建筑，即便到了晚间，其破碎的窗户在原先是玻璃的地方依然覆着黑色的东西。城市依然感受到伤痛，彷徨无依，城中的人自然也就不理会规矩和法度。能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过了，不是吗？
我得承认，有时候我觉得蛾子很危险。他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倒不是他对我们有哪里不好，不过他是个单身汉，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说出真相——经常的感觉是，蛾子打破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原本应当安全地存在于我们房子之中的。如果一个孩子听到了只该讲给大人听的笑话，你就能看到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原先以为安静而又害羞的男人，现在却因为身上的秘密而显得危险起来。所以，即便我不愿相信那天晚上他在煤气暖炉边讲到的东西，也还是把那些信息收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母亲走后我们与蛾子单独相处的最初几周里，家里只有过两位访客，一位是皮姆利科镖手，还有一位是来自比格斯街的歌剧演员。从学校回到家里后，我有几次注意到她和蛾子一起坐在我家的餐桌边，翻着活页乐谱，用铅笔勾勒出乐曲的主旋律。不过那是在我们家变得熙熙攘攘之前。圣诞假期过后，我家的房子里就塞满了蛾子认识的人，他们之中大多数都会待到很晚，我们睡觉时说话声还能传到卧室里来。半夜的时候我会看见楼梯井和客厅里灯火通明。就算是到了那个点儿，谈话的内容也从来没变得随便。话题始终让人紧张，是急切需要得到建议的咨询。“给赛狗打什么药是最检测不出来的？”这是我有一次听到的一个问题。出于某种原因，姐姐和我觉得这样的谈话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它们听着耳熟，就像蛾子和母亲有一次谈起过的他们在战争年代做的事情。
可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在战争中跟蛾子一起工作过的人吗？那个讲话啰里吧唆的养蜂人弗洛伦斯先生就明显很可疑，应该在过去犯下过某些难以启齿的罪行。我们曾经无意中听到他说起，自己是如何在意大利战役期间学到了那套可疑的麻醉本事。镖手说，现在的泰晤士河上有那么多非法的声呐活动，格林尼治市议会都怀疑有一条鲸鱼顺着河口游了进来。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蛾子那班朋友的政治立场都比新的工党还要左一点——左了有约摸三英里吧。我们家有父母住着的时候是那么秩序井然，显得那么空阔，现在来了这么些个忙忙碌碌、吵吵嚷嚷的家伙，顿时像蜂巢般充满了活力。这些家伙在战时曾一度合法地跨越了某种边界，到了和平时期却突然被告知再也不能越界了。
就拿一个“裁缝师”来说吧，他的名字从来没听谁提过，只知道外号叫“香茅”。他最早做男装，事业非常成功，战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政府工作的间谍。现在他解甲归田，重新操起了裁缝的营生，专门伺候那些不太重要的王室成员。我们放学回家，坐在煤气暖炉旁边烤着小圆烤饼，一点儿都弄不明白这些人凑在蛾子身边到底在干些什么。这一屋子人似乎都是和外面的世界不对付的。
那些夜晚会以所有人突然同时离去而告终，接着便是安静。如果蕾切尔和我还醒着，我们到这时就能知道蛾子准备要做什么。我们有几次看见他用手指优雅地拿着张唱片，先把浮尘吹去，再用袖子轻轻拂拭。随后一阵渐渐响起的声音开始填满楼下的空间。这已经不再是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过的，自他房间里传出的那种平和的音乐。现在的这种感觉更暴力，更摒弃了秩序，不再彬彬有礼。他选择晚上在我们父母的留声机上播放的，更像是一场风暴，是某种东西从很高的高度崩塌而下，发出巨响。只有等到那种不祥的音乐放完以后蛾子才会换上另一张唱片——一个恬静的声音在独自吟唱——放了一分多钟后我几乎想象出有一个女人加入了进来，某个我确信是我母亲的女人。那是我期盼已久的，就在那时我堕入了梦乡。
期中假前，蛾子向我提出，如果我想要挣点儿小钱，他也许可以在接下来的假期中帮我安排一份工作。我小心翼翼地点头答应了。
“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
标准饭店的地下室里，九个巨大的洗衣筒漫无止尽地旋转着。这里是一个灰色的宇宙，没有窗子，不见天日。我跟汤姆·康福德和一个叫托尔罗伊的人搭档，把桌布扔进去，等机器停下后，把那些桌布拽出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放到其他的机器上，那些机器会用蒸汽把桌布一下下地拍平。无论我们穿什么，到头来都会湿答答地粘在身上，等到要把那些烫过的桌布放上推车，一路推去宴会厅之前，我们总要先脱个光溜溜，把衣服放到绞水机里拧干。
第一天来上工，我想着回家以后要把工作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说给蕾切尔听。可到最后我全都憋在了肚子里——刚开始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为肩膀和双腿的酸痛而感到的尴尬，以及我从给晚上准备的甜点推车上偷吃了一块蛋糕而涌起的窃喜。回家后我所做的只是把自己还没干的衣服晾到栏杆上，随后便爬上了床。现在我的生活就像一只天天累到精疲力竭的井底之蛙，连我的监护人也难得见到了，因为他是在一千根辐条汇集的枢纽之处忙碌的人。在家里，我哪怕只有一点点想抱怨的苗头他都拒绝听下去。我在上班的时候干得怎么样，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一点都不关心。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加份晚班，拿一点五倍的工资，我欣然接受了。我成了电梯操作员，无趣至极，隐形在天鹅绒衬里的轿厢内，隔天晚上我又换上白色外套来到盥洗室，假装自己对客人们很重要，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用我帮什么忙。小费当然多多益善，可我当班那几晚什么小费也没挣到，回到家总得过半夜了，接着还得六点起来。不，我更喜欢洗衣间的活儿。有一次，午夜都已经过了，某个派对结束后，有人告诉我，要我去帮忙从地窖往外搬艺术品。重要的雕塑和画作显然在战时都搬出了伦敦，藏到了威尔士的页岩矿里。略逊一筹的作品则藏在旅馆饭店的地下室里，暂时被人们遗忘了，不过现在正陆陆续续地拿出来重见天日。
我们当中没有谁真正知道标准剧院下面的隧道究竟延伸到多远，它们有可能绕遍了整个皮卡迪利广场，不过那下面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晚班员工跑来干活儿的几乎全都脱光了，然后费力把那些一样脱得光光的雕像从黑暗中搬出去。我的工作是手动操作电梯，把那些男男女女的雕像——有的缺了胳膊少了腿，有的很庄严地躺着，脚边趴着几条狗，有的正在和牡鹿搏斗——从地下隧道的迷宫里往上运到前厅。有那么一阵，整个大堂看着就像客人抵达高峰时一样。蒙着灰尘的圣徒们，有的腋下还挎着箭盒，彬彬有礼地排成一长队，就像是在等着登记入住。我挨着一位女神伸手去转动铜把手，好让我们能往上一层，由于货梯空间有限，移动不便，都轻轻顶到了她的上腹部。然后我拉开电梯的格栅，它们全都上了滑道，散开到大厅中去了。居然有那么多圣徒和英雄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拂晓之际，它们各自踏上旅程，去往伦敦城中各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所。
那个短暂的假期过后，我在学校的盥洗室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想看看有没有变化，或是学到了什么东西。随后，我就回去上课，继续学我的数学和巴西地理去了。
蕾切尔和我常常会比赛，看谁学镖手学得像。比如说他走路有点鬼鬼祟祟，好像在为接下来的某一刻积蓄力量(也许他在等待“schwer”，蕾切尔说)。姐姐总是学得比我像，她能演得就像踩着小碎步在躲避探照灯一样。镖手跟蛾子不一样，他是能快就快的。在有限的空间里他特别如鱼得水。毕竟，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成功，为自己赢得了皮姆利科镖手的名号，习惯了在小小一方拳击台上屈膝低头的姿态。我们都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他在生活中的某个阶段在一个同样有限的、九英尺乘六英尺的空间中待过几个月——监狱的牢房。
我们对监狱怀有浓厚的好奇。母亲离开前的一两个星期，蕾切尔和我学着《最后的莫西干人》中的追踪者的样子，决定要尾随她去伦敦城的另一头。我们换了两次巴士，然后惊恐万分地看到母亲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说了几句，那人握着她的手肘，引着她进入了温华德·斯克监狱的高墙内。我们俩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想着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便坐在空落落的客厅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结果等母亲踩着点儿回家做晚饭的时候，我们俩简直更发蒙了。其实在那只箱子被发现后，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根本就没有去远东，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那些监狱的大门里，为自己曾犯下的某种罪行，去服她推迟了的刑期。不管怎么说，要是我们的母亲都能进监狱的话，那么样子明显更无法无天的镖手就怎么着也得是蹲过大牢的。我们觉得他是那种可以轻轻松松地从让人幽闭恐怖的隧道中越狱成功的人。
在下一个假期我在标准剧院又找到了一份活儿，洗盘子。这次，我的身边有了许多伙伴，最棒的是能听到很多很多讲出来或编出来的故事。有个人讲他怎么搭一艘波兰船，跟鸡待在一起偷渡进了英国，然后又怎么身上粘满鸡毛，跳进了南安普顿那儿的海里；又有个人讲他是一位英国板球选手的私生子，这名板球手在安提瓜和西班牙港超越了边界，把他母亲给弄上了床——所有这些自白都是以很戏剧性的方式大声喊出来的，讲的时候身边三百六十度都被盘子叉子相互碰撞的声音和自来水像时间一样从龙头里流出来的声音给包围着。我现在十五岁了，很喜欢这个。
在彼此错开的午饭休息时间，洗碗声停了下来，这里也就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一两个人坐在一张硬椅子上享用三十分钟的午餐，其他的人就席地而坐。这时候关于性的趣闻轶事就登场了，会用到“屄”之类的字眼——有涉及姐妹之间的，有兄弟之间的，有最好朋友的母亲如何诱惑和调教少男少女，其出手大方和事后毫不纠缠都是大部分听故事的人在真实生活中见都没见过的。这其中要说谁能把性交这事儿讲得长久，讲得仔细，讲出各种花样，那还得数恩科玛先生。恩科玛先生脸颊上有一道疤，这让他颇引人注目。只要是他一开讲，就能占据整个午餐休息的时间。在休息结束后继续洗盘子洗锅的整个下午，我都依然被听到的故事弄得心旌荡漾，久久不能平复。要是运气好，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恩科玛先生就在我旁边的一号洗碗槽洗碗，那么他的故事——像是关于我这位新朋友青春时代的一部漫长而又错综复杂的连续剧——就会继续下去，又冒出充满情色的一集来。他的故事营造了一个魅力无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的是时间，丈夫似乎总是不在家，也不会有孩子来搅局。年轻时的恩科玛先生曾经从一位拉弗蒂太太那儿学过钢琴课，仿佛要为他所有那些貌似虚构的故事添加一个高潮，某天下午当我们十二三个人正在为晚上要搞的活动装饰某个宴会厅中的舞台时，恩科玛先生拖过一把椅子来在钢琴前坐下，接着就当着各自忙活的我们，弹了一首很华丽的曲子。一曲弹罢用了十分钟，我们全都呆立当堂。他没有跟着唱，只是用训练有素的双手拂弄着琴键，姿态那样煽情，那样充满智慧，由不得我们不充满震惊地发现，之前以为是他编出来的那些故事居然全都是真的。弹完之后，他在钢琴前面又坐了半分钟，这才轻轻地合上琴盖，仿佛这行为本身才是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真相或证明真相的证据，证明了在距离皮卡迪利广场四千英里之遥的蒂罗歇小镇上那位拉弗蒂太太教会过他的东西。
那短短一段讲故事的时光对我当时这么一个孩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每当我想到那一段段故事，脑子里浮现的并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四十六岁的恩科玛先生，而是哈利·恩科玛，一个孩子，跟我听故事时一样大，就是那时拉弗蒂太太给了他一大杯刺果番荔枝，叫他坐下，问了他一些很平常的问题，问他这辈子想做什么。我相信，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编出来的，就只能是他随便向那一小撮午餐时间听众加以生动描述的和性有关的段落，有了点年纪的人总是会把从后半段生活中得来的知识覆盖到相对更纯真的年轻时代上去。要看真相得看那个男孩，脸上长着疤或者也许当时还没疤，跟另两个送货的男孩一起来到拉弗蒂太太家那会儿。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她问他：“你跟我儿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对吧？”哈利·恩科玛说：“是的，夫人。”“你这辈子想做什么呢？”他当时眼睛看着窗外，没在认真听她说话。“我想进乐队，打鼓。”“哦，”她说，“打鼓谁都会。不，你应该学钢琴。”“她是那么美。”我依然记得恩科玛如此说道，他用小说般的技巧向我们大家描述了她彩色的裙子，她纤细的裸足，她有点黑瘦的脚趾，和那些脚趾上涂着的淡彩。这么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她手臂上清晰的肌肉线条。因此，就像哈利·恩科玛一样，我不加任何怀疑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她就是懂得该如何跟一个少年说话，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认真考虑他说的话；又或者，根据哈利长大以后的讲述，她接下来要讲的话，她的停顿，她从冰箱里拿来一些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后来将发生的那些关于性的故事作准备。我们坐在标准剧院的洗碗槽边的地板上，恩科玛先生高高地坐在仅有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跟我们讲起这些故事，我们之中既没有人能想象这样的故事，也没有人做好听这种故事的思想准备。
他说，她的双手像树叶一般落到他身上。在他进入她的身体后——这奇妙而又令人惊奇的魔法——她的手掌将他的头发从脸那里开始轻轻向后抚摸，直到他的心跳不再加速。这种感觉就像每一根神经都终于安静了下来。他渐渐意识到她大部分衣物都还穿在身上。到最后感觉变得急促起来，既没有不安，也没有痛苦。然后她慢慢地脱去了衣服，斜向一边侧过身子，把他的最后一滴也从他身上舔走。他们在一个室外的龙头下洗澡。她把三四桶水替他兜头浇下，清水顺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