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　体验与交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布鲁斯.布朗,理查德.布坎南,卡尔.迪桑沃,丹尼斯.当丹,维克多.马格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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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　体验与交互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共由十一篇文章组成，全部译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出版的《设计问题》（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是国际设计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主要刊载设计的历史、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研究论文和案例，在设计领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书所收入的文章主要涉及体验的多维度研究以及设计的多元化研究，旨在为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领域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发，适合设计院校教师、研究生、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企业管理人员阅读。

译者序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一是设计中的体验的多维度研究；二是反映设计研究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下面为您做一个简略的介绍。一、体验的多维度研究

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述《艺术与体验》中开创了对体验的研究。几年前，我们的研究重点还在造型和功能上，但是近年来，我们所关注的是设计对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设计不仅仅是要解决问题，其终极目标当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些设计不仅包括物体，而且包括系统和环境。有关体验的研究并不否定外观和功能的研究，而是把它们整合到生活研究的更大框架之中。“体验”如今已经成为设计研究的核心问题。体验研究已经发展到对体验的不同维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本书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绿色环保：酒店、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悖论”中，大卫·布罗迪研究了酒店业的“绿色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了给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多家酒店实施了绿色环保计划，但是在改善客人体验的同时，这些计划却给酒店雇员带来了负面效应。布罗迪介绍了喜达屋酒店的“绿色之选”计划，客人可以选择免除天天换洗床单等客房服务，因此可以获得酒店提供的相应奖励，但这却导致了酒店员工工资福利和客房卫生状况下降等负面影响。在工会的介入和员工的努力下，酒店最终不得不中止该计划。布罗迪最后表示，在我们的设计决策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所涉及的当事人的利益，理想的目标可能会因不同当事人的利益而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

威灵顿·戈麦斯·德·梅德罗斯在他的文章“与产品有意义的交互”中，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体验研究。德·梅德罗斯认为，以往产品研究中使用了符号学和语义学等不同理论，但是存在将两者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现象，因而无法深入探讨人与产品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意义。据此，他提出了“有意义的互动”的概念。

在“设计和科学共有的价值及规范”一文中，罗伯特·法雷尔和克里夫·胡克尔揭开了赫伯特·西蒙逻辑实证主义的面纱。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设计是规定性的，承载着价值和规范，而科学是描述性的，是价值中立的，非规范性的。法雷尔和胡克尔指出，设计和科学都追求价值和规范。他们驳斥了科学与设计的二分法，即科学所追求的是知识，而设计所追求的是客户满意度。相反，他们提出了科学家和设计师可以共享的获取知识的策略。

加斯帕·L．延森在“深层体验设计”一文中，认为民族志方法并没有能够深入揭示产品可以提供的体验可能性。他超越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从“使用体验”发展到“深层体验”，提出了新的体验概念。深层体验的概念与心理学家齐克森米哈里的“心流”存在一定联系。为了帮助设计师理解深层体验的概念，他提出了体验范围框架（ESF），并通过实际案例说明了该框架的作用机制。

丹尼尔·尼伦等运用理查德·布坎南的“设计的四阶”模型，通过数字杂志设计案例，在“振荡于设计四阶之间：以数字杂志为例”一文中指出，数字为设计师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四阶在数字设计流程中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因而不再存在平面设计、工业设计、交互设计和环境设计活动之间的切分。

基思·拉塞尔的“巧克力面包、神圣的大米：欧洲大陆的看事方式”一文应用欧洲大陆哲学的描写潜能，提出了更加深入的“事物感”，将人与拉塞尔所言的“仅限于我们之间”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自我和他者和对象”的体验。拉塞尔认为，“仅限于我们之间”有助于我们发现设计所失去的生命力。二、设计的多元化研究《设计问题》作为研究设计的历史、理论和批评的专业性刊物，见证了设计实践和设计研究的长足发展和多元化进程。设计研究不乏对设计史的传统的人文研究，也不乏对公众科学对新问题的探索。本书所收入的《设计问题》杂志2014年第4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想象力在设计中的鲜为人知的作用”一文中，麦兹·尼加德·福尔克曼指出，尽管想象力是设计的基础，但是我们却缺乏描述想象力的方法。许多理论家强调设计中的聚合性活动和结果，但是福尔克曼指出，混沌的一面也很重要。想象力与知识有关，在认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它创造了经验的条件。福尔克曼同时运用现象学，分析了想象力对设计中意义建构的影响。最后，福尔克曼提出了由四个阶段构成的意义形成过程。

在“从普通电源出线盒到智能电源出线盒：智能电网的设计视角”一文中，马达莱娜·莫梅蒂从历史的视角，介绍了电源出线盒随着技术发展的变化历程，从爱迪生的实验，到哈贝尔的专利，再到意大利的相关设计。她认为，智能物体和物联网的发展将电源出线盒重新概念化为“智能”物体，这种转型使得电源出线盒成为交互设计师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成为物理世界（需要能量供给的世界）与非物质世界（需要创建意义和逻辑联系的世界）之间的接口。

玛丽娜·艾玛努埃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希腊‘现代’平面设计”一文中指出，希腊平面设计中的历史方法与现代方法之间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希腊的战后重建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艺术、排印和版面风格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但在希腊，这些风格起初却被认为与希腊的民族身份格格不入。然而，平面设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希腊独裁政府期间，人们对平面设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正如艾玛努埃尔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平面设计在希腊任何时期的地位都可以用其对强加的或外来的设计理念的反应程度和依附度来衡量。”如果我们认识到一部设计史就是文化身份的发展史，我们就会进一步认识到20世纪设计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在“公众科学与开放式设计：基于工作坊研究的新发现”一文中，罗伯特·菲利普斯等通过案例研究探索了设计中的新实践和新背景。他们研究了公众科学背景下的开放式设计和数字化制造。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与社会、科学技术和大众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最后一篇文章“商业模式的建模研究”中，莉安·西蒙斯探讨了建立商业模式的一系列方法。她首先介绍了商业模式，继而讨论如何从设计的视角研究商业模式的建模问题。西蒙斯借鉴了克洛斯、舍恩和西蒙等学者的观点，总结了建模与设计活动之间的异同之处。

总之，译者真诚地期待您能陶醉在这些大餐之中，在您回味无穷之余，让我们聆听到您的感受和收获。

最后，由于译者的时间和水平有限，翻译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您不吝赐教。译者2016年7月于江南大学

一、绿色环保：酒店、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悖论　Go Green: Hotels, Desig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Paradox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4年（第30卷）第3期。

（一）引言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题为“让人类和非人类融合相处：闭门器的社会学”的论“物”的社会学文章如今已是声名远扬。在这篇文章中，拉图尔简单而不失幽默地指出，说起训导人从事劳动，酒店世界就是一个“畸形儿”。拉图尔以笔名吉姆·约翰逊（Jim Johnson）撰文指出，让人干低贱的工作并非易事儿。事实上，“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如何让人“可靠地履行其无趣味低薪水的职责”。为了破解劳动原动力的问题，拉图尔提到种族难题以及长期不公平的经济可达性如何继续玷污我们对劳动和公平工资的认知。换言之，人和体力劳动让生活成了难题。不过，在拉图尔看来，酒店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破解了这一乱局。在结束让一名“男仆”充当门童的讨论的时候，他声称：“训导男仆是只有希尔顿酒店才能应对的既巨大又昂贵的任务，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与把门关好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因。”这是拉图尔在文中唯一提到酒店的地方，但这却提出了一些问题：酒店所做的什么是别人没有掌握的呢？我们为什么工作？让人完成工作，为何就这么困难？

在拉图尔宣称非人类行为者——这些设计的对象——影响人类的交互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答案。拉图尔要求社会学家——事实上，以及任何研究人的人——重视无生命的物的世界。门是最常见的设计对象，通过空间定义和控制，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拉图尔以门为例，称我们现在“有此相对较新的选择：要么训导人，要么把不可靠的人替换为特定的非人类角色，其唯一职能就是开门和关门”。那么，希尔顿等酒店是如何设法避开这一问题，如此泰然自若地“解决”了训导“活生生的”门童这样的社会复杂问题的呢？我们可以把拉图尔的论点做一个合乎逻辑的延伸，并在拉图尔文中提到的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对于温纳来说，技术世界提供了“在我们的世界建立秩序的途径”。在创造、实施和使用这些技术方面，社会作出了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些选择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位置，不仅意识程度不同，而且具有不同程度的权力。”简而言之，设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该过程或许给自己戴上了民主化的面具，但是，它事实上有助于巩固“划分”社会的差别特征和等级体系。温纳称，“特别注意”我们在设计的世界所推进的这些系统、事物和关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拉图尔一样，温纳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迷恋技术无辜的本性，但这种意识形态立场——这一非政治化的梦想——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质疑设计的非政治性假象。事实上，让对象完成任务往往并不困难，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设计与我们的关系。回到拉图尔的酒店门童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开其中的一些症结。

假设酒店的门童刚刚得知，他工作的酒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环保计划。该计划的一些细节已经公布在一份精心设计的公关书之中。展望未来，客人可以示意客房服务毛巾和床单不必每天清洗；每个房间都放置了回收箱；许多房间都将重新设计，配上节能照明系统和新的装饰，包括大量的玻璃和“有品位”的木材，所有这些都象征着酒店“绿色环保”的承诺。由于酒店营销部在接待处旁边的大堂悬挂了新方案的标志，门童和酒店的客人都满腔热情。这家酒店所做的是世界上数千家酒店在过去十年里所开展的工作。客人现在希望旅游业能够开展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做法。

虽然或许不是一目了然，该门童所在的酒店还是在物业直接或间接地引入了一些新的、非人类的设计元素。这些“绿色”的决定会影响到对物业进行维护保养的雇员的工作的设计决策。此外，回到温纳的论点，这些决策使得新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体制涌现出来。门童、客人、客房服务员，甚至是酒店的管理人员可能都不理解所实施变化的艰巨性，但是所有设计决策都很重要——特别是那些让构想中的、不成熟的事项困扰意愿和现实的设计决策。

由于设计处于核心地位，而其重要性又常常被忽视，因此本文对酒店业就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一些具体选择提出质疑。笔者从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视角研究这种设计决策。首先，笔者感兴趣的是实际的材料设计选择，这是绿色空间不可或缺的。其次，笔者感兴趣的是，如果采纳具有生态意识的设计，会如何影响、妨碍，有时改善工作流程系统的设计——现在许多人称之为服务设计。为了领会这一点，笔者首先考察了阿斯本（Aspen）滑雪公司在其著名奢华酒店小内尔所实施的计划。然后，笔者转而讨论夏威夷的酒店，在这里，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的生态友好做法引起了员工的特别强烈的抗议。这些员工不得不应对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工资减少、福利下降，以及更加繁重的工作。从酒店一线员工发出的这些声音暴露了拉图尔和温纳的理论推测所暗示的另一系列问题。工作在旅游业第一线的这些工人就是笔者更重要的论题的背景。也就是说，如果不假思索就仓促作出特定的设计选择，可能会对劳工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探索设计与人及社会关系的联系，以及设计可能会妨碍工作并降低工资的方式，本文提出了酒店业中一些令人不安的伦理难题。

（二）制订绿色行动计划

对于绿色行动计划与酒店劳工之间出现的矛盾，阿斯本滑雪公司可持续发展副总裁奥登·山德勒（Auden Schendler）非常坦诚。阿斯本公司旗下拥有三家酒店，但是山德勒特别喜欢谈论小内尔，这家世界知名酒店毗邻阿斯本山的缆车基地。小内尔拥有90间客房，可以说是阿斯本最奢华的酒店。阿斯本小镇的街道两边都是高端精品店和美食餐厅。2000年，小内尔的工程师克里斯·娄恩（Kris Loan）提出了若干建议，帮助酒店节省能源和资金。酒店安装了一台更高效的新锅炉，降低了保持某些客房天井清洁的融雪水系统的温度，同时，暑期关闭了屋顶的电加热器（使降雪不积在屋顶的神奇设备）。从不影响小内尔员工竭力提供客户服务的逻辑思维角度来看，这当中的每一个变化似乎都是明智的决定，但是，由于许多酒店员工发现这些决定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

山德勒所讨论的冲突让我们又回到了拉图尔的概念，即行为人并不总是能够与非人类行为者完美啮合，尤其是当人类作出的决定根本改变我们与非人类事物的互动方式的时候。在本案例中，酒店的维修人员并不希望这些新的指令侵占他们的权限。小内尔的其他员工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改动。后来，纯粹出于对生态的狂热追求，小内尔的经理参观了爱达荷州太阳谷的一家酒店，在那里他看到游泳池热气腾腾。他想在小内尔创造同样的效果，但这需要把泳池的温度提高到华氏103度——“创造‘阿斯本最大的热水浴池’，但是要消耗掉节省下来的大多数天然气”，而且是其他举措节省下来的天然气。尽管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环境影响方面，这些决定动用的是巨大的能源支出而不是人，但是人们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抗拒这些决定，认为这些决定有损于酒店所提供的奢华体验。

如今，小内尔仍在努力为客人提供生态友好的奢华享受。它的网站列举了一些“绿色行动计划”，例如，酒店节能照明、使用环境友好型清洁产品、车库荧光灯照明和酒店全面循环再用计划。此外，客人可以选择参与酒店的生态奢华方案。如果向帮助保护未开发土地的组织阿斯本山谷土地信托每晚额外捐赠2美元，这种具有环保意识的客人就会得到以下服务：使用酒店的自行车，保证在夜床服务期间给水罐加水，在房间放置回收箱，免除每天清洗床单和毛巾的选择权。正如该网站详细说明的那样，“床单和毛巾每三天洗一次”，这不同于大多数奢华酒店每天换洗的标准服务。

据山德勒介绍，酒店有钱的顾客并不总是热烈响应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做法。虽然很多客人接受这些观念，但是一些客人并不希望未留意可持续发展的内疚感妨碍他们的度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酒店所面临的部分挑战就是既要让客人看到这些计划，又不给那些付了溢价入住五星级酒店的客人带来负担。山德勒一直在阿斯本和小内尔努力工作，强调在保持独特的服务水平的同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投入资金的重要性。此外，阿斯本的工作一直很细致，不让其生态奢华计划介入其他酒店产生的劳资纠纷问题。例如，小内尔并不因为一些客人不要求每天清洗床单等用品而要求客房服务员打扫更多的房间，酒店的客房服务总监吉欧安娜·维拉布里尔（Gioanna Villabrille）解释说，“不管客人是否参与生态奢华计划”，他们的期望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些有关废弃物、能源、产品和建筑的决定都是设计决策。从设计出能够成功地实施这些绿色行为准则的酒店物业角度来看，这些计划带来了挑战。可持续发展的做法还迫使人们关注新型服务设计，这种设计使得工作流程及劳工能够迅速完成这些做法。许多业内人士都对这些计划大加赞赏，但是因为许多人因绿色行动计划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工会和科学家等其他方面都对这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做法不仅虚伪，而且对公平劳动产生负面影响。通过重点关注夏威夷喜达屋酒店是如何执行这些绿色环保计划的，笔者下面讨论较大的争论——不是基于许多研究依赖的经济模型，而是通过评估员工的意见。在这些绿色环保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他们常常都被忽视了。事实上，那些不得不与许多绿色设计的物理和财政现实相抗衡的员工们已经被忽视太久了。

（三）天堂里的绿色环保

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是一家大型酒店管理公司。2009年，该公司在瓦胡、考艾和毛伊等几个夏威夷岛制定了一个名为“绿色之选”的计划。喜达屋在酒店管理行业涉猎广泛，经营了众多品牌，其中包括喜来登、威斯汀和W酒店。喜达屋酒店在精选的物业推出了“绿色之选”计划，客人可以选择免除客房服务一至三天，作为回报，客人每参与计划一天就收到5美元的餐券或500喜达屋优先顾客积分。据该公司网站介绍，该计划有助于节约水、电、天然气和化学制品。喜达屋公开宣传这些节约的优点，宣称“瞧，一晚的作用有多大！”通过色彩（浅绿色）和视觉比喻（动物）——这是顾客作出“绿色”决定时寻找的标记——公司网站把这种“作用”明确标记为亲绿之选，这可能对喜达屋和客人都有好处。但正如笔者在夏威夷实地调查所发现的那样，这些节约决定对服务设计具有戏剧性的影响，显著改变了客房服务员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影响，就不得不思考拉图尔的主张，研究关于非人类世界的决策是如何通过削减薪水、减少工时、解除福利等形式改变员工的生活的。

据西雅图喜来登总经理马修·范·德尔·皮特（Matthieu Van Der Peet）介绍，喜达屋的许多“客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具有环保意识”。该计划“给我们的客人选择在喜来登继续他们的绿色生活提供了机会……”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想客人之所想，喜达屋向其雇员也是这样介绍该计划的。在夏威夷，许多与笔者交谈的客房服务员解释说，她们的经理在宣介该计划的时候声称，客人希望发生这些变化；“善待客人，让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对业务是有好处的。在夏威夷，一些喜达屋的客人帮助酒店推进该计划，在网站上对酒店的绿色环保工作进行评论。一位客人在热门网站Tripadvisor．com上写道，考艾岛的喜来登酒店已经“率先实施了值得称道的绿色环保计划，如果客人哪天免除女仆服务，就可以获得酒店提供的餐厅优惠。我们发现这个计划在经济上很有吸引力，同时也认为这是环保方面的一个创举——想想不用每天换床单，能节省多少能源和资源啊”。行至考艾岛这样的地方，看到一家大型酒店企业努力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许多客人都受之鼓舞。客人们还获得了免费食物和奖励积分的激励。

然而，这些“绿色”客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选择加入该计划显著影响了酒店员工的生活。在夏威夷与11位客房服务员（8位在檀香山工作，3位在考艾岛工作）的访谈反映出绿色环保的人力成本。虽然该计划减轻了化学制品、洗涤剂和电力对环境的影响，但是房间的卫生条件、客房服务员的工作流程，以及因没有房间打扫而导致无事可做，是与笔者交谈的所有女性提到的关键问题。从事这种性别化的工作往往有巨大的自豪感，但这些女性在夏威夷遇到的困难让她们太费心了。如喜达屋在檀香山的莫阿娜冲浪者酒店的莉迪亚·奥古斯丁（Lydia Agustin）所解释的那样，“客房服务员（是）酒店业的中坚力量。”她指出，“是我们让客人成为酒店的回头客的……我们服侍他们。”对她来说，她和其他客房服务员心目中的绿色环保计划妨碍了她们的“服侍”工作。如果她们不能打扫房间，据她们估计房间就变得不卫生，她们对自己工作的正面看法很快就负面化了。此外，如果她们和她们的同事都被扣了工资，她们对自己本职工作的价值评价也只会恶化。

绿色环保计划降低了房间物理设计的完整性，使得客房服务员的保洁工作更加困难。与我交谈的一位女性在威基基喜来登酒店从事了17年的客房服务工作，她谈到防晒霜和油总是被倒入了浴缸。由于该酒店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海滩之一，客人会去海滩，使用晒黑油或防晒用品，然后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再把身上的油洗掉。房间免服务一天，就意味着在浴缸堆积的油和其他乳液就越多。有几位客房服务员还谈到了霉变的问题。鉴于这些酒店地处海滩，霉变已经是一个问题，几天免服务意味着更多的污垢，以及霉变更有可能渗入瓷砖和布面。威基基喜来登酒店的利里贝斯·赫里尔（Lilibeth Herrell）解释说，“很脏，到处都发霉了。”因为没有打扫导致异味儿，“特别是如果他们（客人）有孩子的话”。在孩子方面，比较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是该计划当中有关客人的尿布处理问题。如果客房服务员每隔三天才能进房间，那垃圾就会堆积成一堆烂摊子。考艾岛喜来登酒店的卡罗来纳·卡凯尔（Carolina Cacal）说，客人往往把脏尿布要么放在房间的阳台上，要么放在房间门外的走廊上。额外的臭味和杂乱加重了客房服务员的保洁责任。

绿色环保计划还影响并干扰工作流程系统的设计，而客房服务依靠工作流程系统提高效率。因为客人选择加入或选择退出绿色环保计划，因此不再能够提前预约房间打扫。在酒店，房间打扫安排表，或者通常所说的“板子”，发挥了工作计划的作用，详细说明了客房服务员需要打扫的房间。通过板子还能识别哪些房间是退房，哪些房间是续住。客房服务员往往每天在同一客房区段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移动加载服务推车，这些房间通常彼此相邻。但是，按照喜达屋绿色行动计划，客房服务员必须服务的15间客房的分布如今更具随机性。客房服务员不再服务于同一楼层的15间客房（檀香山），或同一建筑内的15间客房（考艾岛）。卡罗来纳·卡凯尔解释说，“我不得不在其他楼房内找房间，在不同的楼层找房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太紧张了。”考艾岛喜来登酒店八幢独立的建筑布局比较分散，由于卡凯尔需要打扫的房间位于不同的地点，因此对她来说，推着她的推车和供应用品就变得更加困难了。换言之，本来高度协调的客房服务工作流程现在变得杂乱无章了，这使得卡凯尔的工作更加复杂了。即使是在檀香山的高层建筑中，很多客房服务员都说她们不得不把推车从一层楼推到另一层楼。“比方说，（在）我的工作站点，我有15间客房，比方说5间客房因为所谓的‘绿色环保’无须服务，我就得颠簸到另一个站点，凑足我的15间客房，这并不容易”，罗斯玛丽·埃斯佩兰萨（Rosemary Esperanza）如是指出。

绿色环保计划还以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严重破坏了酒店精心策划的服务设计策略。客房服务员无法进入选择参与该计划的客人的房间，但是如果该客人要求提供其他的客房服务，又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如果客房服务员打扫了参与绿色环保计划的客房，也不会得到什么工分，但客人仍然会叫她们送新的毛巾，或者倒垃圾，这加大了客房服务员的工作量。

这种额外的工作，再加上保洁需求下降减少了工时，使得夏威夷的客房服务员的生活非常困难。拉图尔有关非人类行为者改变人类生活的警告如今用在考艾岛喜来登酒店的两名客房服务员卡里迪德·罗德里格斯（Caridid Rodrigues）和里扎林·巴里萨坎（Rizalyn Balisacan）的身上就很恰当了。她们解释了生态旅游会减少她们的休假时间和病休时间的原因，这两种假期都是按照一年工作一定天数后累积的。换言之，由于绿色环保计划，她们很多天都处于“待命”状态，最后没有累积的带薪休假时间。此外，虽然待命，但是她们并没有挣得小时工资。除了丧失工资和福利以外，她们并没有因为收拾三天没打扫的房间而得到额外的工分。罗德里格斯只好向夏威夷州申请医疗保险，“但他们说不行，因为我的丈夫，他拿了养老金，所以我没有资格申请。然后，他们什么都问，就好像你去要救济似的；只要是（写下来的）他们都问”。她不得不到工作场所之外去申请救助，那种耻辱感真是溢于言表。巴里萨坎指出，由于她收入下降，无力给菲律宾的家人寄钱，这给依赖她提供经济援助的家人带来了困难。

夏威夷酒店的大多数客房服务员都是菲律宾人；事实上，所有在夏威夷接受采访的女性都出生在菲律宾。一位客房服务员解释说，如果要研究夏威夷岛的劳工，岛上菲律宾人的历史就很值得研究。檀香山凯悦酒店的莉利亚·奥尔森（Lilia Olsen）谈到了夏威夷的种植园生活史。她指出，一代又一代的菲律宾人一直在为公平的工作条件而斗争，“老前辈……传下来的，我们要坚强”。在解释这些世代议题的时候，她说，“我们必须考虑未来……为孙子孙女……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原因。”劳工问题是从甘蔗种植园中凸显出来的：“老的资深公民，以及所有退休的人……他们发起了（战斗），我们必须继续战斗。”20世纪初，菲律宾人开始移民到夏威夷，在甘蔗种植园工作。在1900年至1910年的移民浪潮期间，移民人数达到18,144人，但是夏威夷糖业农场主协会（HSPA）对菲律宾工人并不怎么友好。然而，到1920年，菲律宾人开始积极组织起来，发起了大罢工，抗议不公平的工资和凄惨的工作条件。由于夏威夷警察动用步枪试图控制抗议者，其中一些变成了暴力行为。这种紧张关系最终确实带来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并促进了既有工会的发展，但是菲律宾工人在夏威夷殖民地遭到虐待，已经造成了奥尔森试图解释的劳工不和谐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也许部分导致了这场强烈抗议，最终结束了喜达屋在夏威夷的绿色环保计划。客房服务员及其“联合起来”（UNITE HERE）的工会代表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们的极大关切，在2011年初的合同谈判中，喜达屋酒店取消了在夏威夷的“绿色之选”计划。罢工和活动让该计划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团结起来”工会成功地通过谈判中止了该计划。

虽然该计划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但是夏威夷客房服务员成功地反击了对“绿色之选”的常规看法。该计划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工时减少了，维持客房设计完整性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工作流程的微妙平衡被打乱了，这些后果变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由于客房服务员意见统一，夏威夷喜达屋不再要求客人放弃客房服务。传统智慧时常把环境决策等同于伦理标准，而这些客房服务员对此提出了重大疑问，从而成为设计行动主义者。

喜达屋没有理会布鲁诺·拉图尔的智慧，没有注重设计决策的人力成本问题。所以，在“团结起来”工会的领导下，客房服务员要求喜达屋注意其决策对人所造成的后果。许多客人获得了餐券和奖励积分，明确接受该计划；由于运营费用下降节省了成本，总经理可能也很高兴，但是客房服务员的不满和艰辛让喜达屋的短视成为了焦点。没有客房服务员对该计划的生态效应感到自豪。相反，她们有组织的行动所承载的讯息强调了日常工作以人为中心的一面，喜达屋在实施所谓的一套伦理做法的过程中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喜达屋的案例应该外推到其他领域，那些无可争议的“绿色”实践大旗其实值得怀疑。

（四）绿色悖论

如果酒店推出大秀环境敏感性的计划，许多入住的客人对此都会很着迷，旅游业最近对这一充满政治色彩的话题非常重视。喜达屋为使用其酒店的会议策划者提供可持续的选择方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订下大片客房的会议策划者希望找到像喜达屋所实施的计划，这样他们就能够向与会者宣传他们减少碳足迹的做法，而所呈现的专业会议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老式”的会议。然而，在酒店绿色化的过程中，业内人士常常忽视的是劳工：在宣传推广这些可持续做法的过程中，一直掩饰了对劳工所造成的后果。

如果支持这些绿色计划，政治上进步的客人就无意中纵容了一些他们会很厌恶的做法，这种矛盾需要我们去应对。如檀香山的一位客房服务员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在受苦，员工们在受苦，客人们也将受苦。”她对喜达屋在此方向的行动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她就该计划对客房的设计完整性的影响所提供的细节，都使可持续发展的悖论暴露无遗。尽管这里的焦点是因企业努力推进生态思维而给人带来的问题，但是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可以做些什么呢？在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态观和工作现实之间，我们该如何协商呢？

通过进一步组织工会，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解决这种“漂绿”困境的方法。如地理学家史蒂芬·塔夫茨（Steven Tufts）所解释的那样，“像‘团结起来’这样的酒店工会有机会介入绿色认证过程。具体来说，工会本身可以对其雇主进行评级，并出具一份工会‘评级’，类似于旅游供应商所使用的著名的钻石评级和星级评级系统。”按照这样的思路，“团结起来”独创了其信息会议交换（INMEX）系统。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资源，借助于它会议策划者能够看到不同的酒店对待其员工的方式。塔夫茨希望出台一个类似的系统，帮助游客了解某某企业在绿色环保做法方面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如果劳工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就可以改变这种对话，帮助酒店业主和管理人员了解这些决策的关键性。这些计划可能存在局限性，但它们无疑将促进可能会改变有关计划大讨论的对话，如喜达屋的“绿色之选”。事实上，这种计划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拉图尔的忠告，即必须充分认识到设计所带来的后果。

酒店业需要进一步意识到设计与劳工的关系。许多对可持续发展实践大加赞赏的酒店客人或许不会考虑到额外的工作要求和潜在的裁员对员工所带来的痛苦。拉图尔告诉我们，酒店业已经驯服了门童，并且让人们看不到他的窘境——但是，其中的代价是什么呢？夏威夷客房服务员的集体愤怒带来了变化，增强了意识感，应该让其他酒店也听到她们的意见。该行业应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举措，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其给人带来的代价——这些选择对劳工的影响。

致谢

笔者感谢夏娜·阿基德（Shana Agid）、詹姆斯·卡斯蒂略（James Castillo）、维多利亚·哈太姆（Victoria Hattam）、维克多·马戈林（Victor Margolin）、本杰明·萨多斯基（Benjamin Sadoski）、约书亚·斯里布尼克（Joshua Srebnick）和卡梅伦·托恩金维斯（Cameron Tonkinwise）对本文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波士顿大学的一个团队曾在2012年听到笔者陈述本文的一个版本，并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意见，特此感谢。

二、与产品有意义的交互　Meaningful Interaction with Products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4年（第30卷）第3期。

（一）引言

本研究探讨当下设计中的三个主要概念：语义、情感和交互。设计师需要把产品视为建立有意义的情感交互的手段，这一点已经变得彰明较著了。本文是笔者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进一步理解产品的表征（产品符号学）和非表征（产品语义学）属性，以及设计中的意义的这两个维度与交互在情感及语用方面的联系。本研究受到以下问题的启发：如何结合产品和用户理解的语义属性，系统地探讨表达语用和情感交互的意义。为了研究产品的语义维度以及交互中的用户理解和行为，笔者提出了“有意义的交互”（MI）的概念。MI的基本思想是，造物的语义及象征性特征以及交互的背景是设计创新的关键问题。MI还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造物在整个交互中所触发的意义激活了人们在语用和情感层面的反应。

（二）研究依据

本研究的动机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设计流程而言，设计师应该同样重视功能性、可用性、语义和情感。这种广义上的理解表明了一种认识上的转变，即从主要为了完成实际任务而创造器物，到造物能够向用户传达其属性并建立情感联系。从这一意义来讲，设计流程应该使得产品的语用及情感维度和交互处于同一层次。

一般认为，语义是指导设计师和设计行业的一项重要原则。很久以来，操控旨在确立意义的造物属性一直是设计师关注的对象。然而，在提出“产品语义学”这一术语时，才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自此，“产品语义学”已经把设计师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设计成功与否与人们对产品意义的认识具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联系意味着，用户并不仅仅感知产品的物理属性，而且往往被他们所识别和理解的意义所打动。然而，在“产品语义学”的创始人看来，我们不应该认为“产品语义”和产品的内在属性及意义是独立存在的。因此，产品语义学研究意义的非表征概念。从本质上讲，产品语义不是符号——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一些研究者相信，产品的象征属性和价值是其内在属性之外的东西的表征，因而是符号。

本研究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两种观点——产品意义的表征属性和非表征属性，而且这两种观点都需要实施系统研究的方法。在此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把意义的这两种可能性（表征和非表征）整合到对产品语义和用户反应进行聚类分析的综合工具之中，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些问题。

伴随着语义学的崛起，“情感”研究也呈较好的发展态势并获得了更多的学术支持，设计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已经迅速蔓延全球。除了对产品语义和用户情感反应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之外，设计行业和设计师还纷纷要求厘清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本文提出了MI的命题，旨在促进设计中围绕语义、情感和交互之间的联系的讨论。本文认为，理解交互的语义方面以及人与产品的情感联系，区分作为主动角色的主要因素——人、产品和背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因素在建立创造情感及其他类型的关系的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人们可能会赋予与可用性和非可用性相关的术语以意义，因此MI探讨在交互（语用和情感）的两个维度和四种类型的语义值（实用的、批评的、意识形态的和随性的）范围内描绘意义的可能性。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人为因素及其与设计交互的语义和情感维度的联系。传统上，对人与造物的交互的人为因素研究主要是从用户的实用需求的物理意义的角度进行的。我们对舒适、雅致和友情等属性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它们与产品的功能性和可用性的关系。相反，我们忽视了对造物的语义维度及其与用户对造物意义和交互情感体验的认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另外，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运行良好的产品具有吸引力，并可能带来快乐，而现在设计师则相信，因为诱人的产品能够激起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它们会运行得更好。然而，一般仍然认为，情感上的满足与可用性有关。这种分歧引发了有关设计吸引力以及产品配置如何引出可能会激起可用性、吸引力和快乐的意义的讨论。在此意义上，因为某物引发了被其功能所体现的意义激活的积极感觉，所以它具有吸引力。当然，意义可以对不同的人或对处于不同背景的同一个人激起积极的或消极的感觉。这些问题说明需要研究一种方法，帮助设计师确定产品的意义潜势及其与交互的语用及情感特征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人体工程学和技术的判断忽视了这些问题。

同样，包括当代社会行为、性别角色、人际关系以及产品消费在内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已经对设计研究及产业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用户的情感诉求正成为公司创新要求的首要考虑因素，所以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对设计流程意义重大。因此，设计师需要了解用户的情感体验以及除可用性以外的产品满意度。他们应该能够根据公司和人们的需求，建构创造产品意义的方法论。在考虑产品交互的时候，设计师应该把人、产品和环境之间的交互视为一种敏感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关键是要了解造物是如何引出人们有意义的反应的。基于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这种方法要求把产品特征理解为中介，它们建构在语用和情感层面引发形形色色反应的意义。本研究强调把设计视为一项活动，它主要通过把产品特征构思为中介来塑造意义。它响应了对重新审视当前设计中的方法论和实证问题的呼吁，试图更深入地理解用户的语用和情感诉求的寓意，以及造物和交互的语义维度。

根据现存文献，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产品的表征（产品符号学）和非表征（产品语义学）属性，进一步厘清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与交互中出现的用户理解的情感和语用维度的联系。这些方面通常是被单独研究的，甚至是被割裂开来的。因此，除了对产品的有形属性的既有认识以外，“人类的产品体验体现了许多目前尚未全面充分认识的新功能和属性”。产品的语义属性和交互的情感维度是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产品的新特征和属性。本研究旨在帮助厘清这些问题。

（四）MI的定义

MI是在人、产品和背景之间关系的语义层面观测到的积极过程。它以这三个要素之间通过行动组合在语义层沟通的对话性过程为基础。它提供了理解设计和交互中明晰的和模糊的意义和联想的方法，这些意义包括与产品的内在属性和产品所代表的外部照应相关的象征性和非象征性意义。它确定了交互的两个维度——语用和情感，以及聚类分析交互语义维度信息的四种语义值——实用、批评、意识形态和随性。我们提出以MI为框架，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系统分析在交互观测过程中收集的形容词、联想、语句和行为。

MI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1）确认发生在语义层的交互过程中的问题的理论基础；（2）框架形式的实用解决方案，以便探索设计研究和设计流程中的MI。在此意义上，把MI视为一个过程意味着MI有利于从理论上理解交互要素（人、产品和背景）的动态关系。这一关系暗指表现为这三要素之间的对话形式的一系列行为和可交换的意义。

MI问题包括七个独立的主题：（1）MI作为对话性过程；（2）MI作为行为组合；（3）MI作为理解“难于辨认的”途径；（4）MI作为理解“象征的”途径；（5）MI的两个交互维度：语用和情感；（6）MI的四种交互语义值：实用、批评、意识形态和随性；（7）MI作为框架。

在MI中，人、产品和背景之间的关系的语义维度是主要的方面。因而，意义被视为激活交互的主要刺激，而问题集中于：产品是如何引出意义的；人们可以如何理解和体现产品的意义；以及背景如何参与这种关系。下面分别讨论以上所述的MI问题中的七个主题。

（五）MI作为对话性过程

MI是人、产品及背景之间沟通／协作的对话性过程，是一个发生在语义层面的动态关系。在此意义上，MI的要素（即人、产品和背景）应当被理解——并被处理——为运行于建构／交换意义的循环过程之中。由于MI发生在语义层面，因此这些要素应被理解为能够建构意义的主动角色。

对话性过程是指交互要素之间作为刺激的信息交换。在此意义上，产品是两个层次的讯息中介：由设计师所体现的讯息和由人自己所体现的讯息。由设计师体现在产品属性中的讯息旨在触发特定的意义。建构这些意义是为了“代表某样东西”，然后激起预期的用户反应。然而，设计师无法预见产品能够产生的全部可能意义。交互可能存在的不可预见性为人们的诠释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表达产品属性以便建立对话。

交互中的人、产品和背景之间的对话性过程是设计必须理解的一个方面。在MI中，人是主要角色，并建立了对话流。即使在产品触发交互的情况下，也只有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能够与造物和背景进行有效的对话。然而，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产品和背景承担用户反应的角色。此外，用户对同一产品的反应可能会因交互时间和环境而变。在此对话性过程中被激活的是要素所触发的意义，用户是意义的主要行为者、发出者、接收者和反应者；我们必须考虑这种交互性和用户的主要角色。

在此意义上，就形成了沟通／协作的情景。因为存在对话性过程，所以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任何沟通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共享的意义。因此，建立沟通的过程就是建立联系和共享意义的过程。在传播研究中，人们之间的联系可能是直接的——面对面的——或者通过广告之类的中介建立的。在MI中，联系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用户和产品之间，以及用户和设计师／利益相关者之间。由于产品理应具有意欲指涉的意义，因此与设计师体现在产品中的意义的联系可以先行发生。这种意图通常建立或出现在可用性作为主要需求的阶段。第二个时刻是在交互过程中构建的，通常是对情感需求的响应。这两个时刻把对话性过程带到了MI三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层面。在产品与人沟通的过程中，MI认为两者在沟通手段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该共享过程是循环性的，产品和背景的象征性是MI对话性过程和沟通中的决定因素。

（六）MI作为行为组合

因为MI本质上首先表现为具有可交换意义的对话性过程，所以它是通过交互三要素（人、产品和背景）间的行为组合完成的。这些要素施行不同性质的行为。产品和背景在物理上通常是静态的，它们不会自行移向用户或者对用户做出有意的行为，除非它们被设计和激活这样做。它们通常被理解为交互中的被动角色。随着技术和人工智能给产品带来能动的可能性，甚至赋予它们某种级别的智力（例如，机器人），这种情况将来可能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技术产品已不再像数十年前一样静态了，形式和运动的语义研究正在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

在MI中，“行为”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指抬手臂这样的基本动作或者指身体本身的姿势。相反，它指的是意义发挥作用的交互点。因此，我们应该从语义层面理解“行为”这一术语，三要素在该层面都参与了交互过程，其中每个要素中的意义在交互过程中都是可交换的。意义的这种循环运动发生在两个层次：内部意义和外部意义。因此，尽管产品和背景在物理上是静态的，但是它们通过其语义属性以及响应与用户的交互，表现了它们的活力。例如，如果产品的外形设计给人“易开”或“阳刚”的意思，那么该产品就具有作为内在沟通手段的这些具身意义。然而，用户最终是在商店、家中或工作中等不同背景下与该产品进行交互。作为这种动态关系的核心要素，用户可能会因背景的不同而在产品上看到不同的意义。

研究MI要素的动态特征需要探索其意义的自然属性和象征属性。自然属性指的是对产品语义最重要的属性——建构仅代表其内在属性的意义的产品属性。象征属性是产品作为表征和符号的属性。MI中的意义是在交互过程中激活的，因此，研究一个产品可能触发的意义需要面对真实的交互。

（七）MI作为理解“难于辨认的”途径

MI命题意味着，因为用户或许不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或许并不能直接观察到或发现交互作为传达意义或含义的属性。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所说的话可以作为传递超出指示对象（它们所指的事物）以外的意义的手段。人际交往中的两种不同功能分别是“再现”功能（讯息的语义和象征性方面）和“呈现”功能（讯息的语用方面）。因此，除了使用和描述对象的有形属性之外，人们还以对象为参照表达别的东西（如他们自己）。

在对设计交互的语义、语用和情感维度进行分析的时候，同时考虑人们响应中的显性意义和不能立即识别的意义（如通过暗喻表达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意义是语义现象。也就是说，诸如词和句等语言元素，除了具有字面意义之外，还具有隐喻意义。”虽然隐喻的识别和隐喻的根源存在争论，但是这种传统观符合MI的基础。本研究中的隐喻的概念是与交互中自发产生的表达联系在一起的，交互的体验者并没有太多关注或阐述。因此，在识别和探索MI中的隐喻表达的时候，需要考虑人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看法的，以及他们的行为和背景是如何反映隐喻意义的。

在语言和交际中，隐喻的使用可以作为文字表达的一种补充，或者使用隐喻强化文字表达形式。分析与手势和行为关联的言语表达也是评价MI中难于辨认的意义的一种有效策略。即兴自发的语句贯穿整个MI研究过程，这些语句包括意向性讯息、非意向性讯息、隐喻性讯息，以及交互过程中的言语化表达，但是交互中的意义并不能立刻识别出来。系统地识别这些领域的意义类型是理解设计交互的语义维度的有价值信息的一种途径。通过把隐喻表达和对产品的不明确联想转化为反映用户认识的可理解信息，MI提供了一个识别难于辨认的意义的系统框架。

（八）MI作为理解“象征的”途径

MI承认产品和交互给个人生活增添作为价值（重要性、意义或目的）的意义的属性。三要素（人、产品和背景）的象征属性在循环确立造物的价值（即意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造物影响着用户的身份建构，包括他们的品位和生活方式。

象征性符号是作为常规的价值而确立的。作为常规，象征具有静态语义值，因此不同于动态的隐喻。我们应该区分作为产品内在属性的参照的产品意义，以及那些构成社会文化习俗的意义。当对象是代表人的地位和素质的符号，是社会融合的象征，那么对象就是象征。因此，象征性符号是作为把人转移到象征性现实的一种手段而创建的符号。象征性现实是在造物的“外部”构建的，并被个人及其同辈群体吸收为价值。同样，造物本身是建构象征性现实的手段。

象征意义的识别是MI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MI三要素是建构象征性现实的主动角色。识别用户响应的象征维度可以揭示一个产品对一个特定的人以及对更大的群体而言，它所代表的内容。

（九）MI的两个维度：语用和情感

MI区分了交互的两个维度：语用和情感。在这两个维度的下面是交互中的四种语义值：实用的、批评的、意识形态的和随性的。我们在本节中研究这两个维度以及语义值与它们的关系。下面我们单独讨论这四种语义值。1．MI的语用维度

MI的语用维度是指交互的一个维度，其中用户对产品属性的认识深深植根于基于产品的价值。在此维度，MI用户的联想及其对产品的认识都受制于他们对产品属性本身的看法。因此，MI的语用维度涵盖了与物理属性、可用性和功能性等与实际问题相关的语义值。由于语义值都与关系到物质性和使用的产品的直接意义相关，所以人们在语用维度传递的语义值都是基于外延的价值。

狭义上讲，MI的语用维度处理实用问题。在设计文献中，“语用”一词也可以指从审美使用和趣味使用的角度对产品进行分析。这种对“语用”和“使用”这两个术语之间的联系的看法似乎过于宽泛而且显得模糊不清。如果采取不同的路径，那么MI的语用维度主要是指产品的物理属性，以及与产品使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评估过程。其他类型的使用（即审美使用和趣味使用）属于MI的情感维度，这将在下一节讨论。语用维度主要关注两点：用户对产品的物质性和属性的反应，以及用户使用产品的体验。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MI研究意指过程：它分析交互中的联想的语义属性。如下一节将要解释的那样，语用维度包括两种类型的语义值：实用的和批评的。以这两种语义值所表达的产品意义受制于理解产品创造所要激发的内容这一认知过程。在此意义上，“意向性”是语用维度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此，意向性是指设计师通过产品属性有意传递的意义。设计师通过把产品的类型、功能、可用性、技术及其他属性传达为产品的最终结果，从而表达产品的意义。然而，这只是MI的语用维度所涵盖的交互的一个侧面。

语用维度的语义值并不限于设计师分配给产品的意义。尽管一些意义是由产品的实用属性引起的，但是一些意义可能会触发与特意想引发的那些反应不一定有联系的反应。例如，一个包装的设计本来希望理解为易于打开，或许会触发反映用户特定观点的反应，如不舒服，可使用的，或无法使用的。这些反应是对产品属性的判断，但不一定基于实际操作。例如，一个人看到一件产品，然后做出评估性判断，却没有触及该产品。2．MI的情感维度

MI的情感维度是指用户对产品的理解暴露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交互维度，这些价值观包括审美偏好，与产品的象征性联系，以及其他心理和主观问题。因此，情感维度植根于设计交互的情绪、情感和象征的一面。该维度的语义联想包括除了可用性、功能性以及与实用问题有关的价值观以外的意义。在情感维度，交互带来审美经验、社会范式、社会习俗和趣味性。

MI的情感维度的两个语义值（意识形态的和随性的）有助于系统地识别用户反应的内涵。在包装的例子中，用户体验的成败可能会引发情感维度而不是语用维度的反应和语义联想。例如，兴奋和吸引等反应是联想反应，尽管它们与产品的使用有关，但与语用维度并没有原始联系。相反，它们表明了内涵域的理解，内涵是情感维度的基础。

（十）MI的四种语义值：实用、批评、意识形态和随性

四种语义值可以在交互的两个维度下面进行分类。如前所示，实用和批评语义值属于语用维度，意识形态和随性属于情感维度。下面分别解释每一个语义值。

MI语用维度的实用语义值

MI意义的实用语义值覆盖了用户与物理属性有关的语义联想，包括产品有形的和可感知的属性。在实用语义值中，用户对材质、形状、比例、质地和其他特征的认识触发对比例、轻巧、平滑、均衡、符合人体工程学、稳定、牢固等特征的理解。这些联想反映了用户对产品的有形属性的语用反应。

MI语用维度的批评语义值

如在实用语义值一样，产品的物理特性也产生批评语义值。然而，在此层面的用户联想和意义显露了用户的判断，反映了他或她对产品使用可能会有的感觉。诸如舒适、有用且简便等意义反映了用户在特定背景下使用产品的感觉（和通常的想法）。

MI情感维度的意识形态语义值

意识形态语义值属于MI的情感维度。这些语义值意味着被分配到产品的象征性范式所支撑的语义联想。代表社会范式、地位、身份、生活方式和个性的产品具有象征性属性，这些属性是用户的主要参照，因此，它们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语义值。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产品的使用并不一定是指其实际操作，拥有和展示本身就是它们所生成意义的线索，如入时的、男性的／女性的和传统的，等等。“政治上正确的”意义也可能赋予产品以意识形态语义值的属性。生态的或可循环再用的等评价会高估意识形态的语义值，刺激用户自我认同据称是呵护社会和环境的产品。

MI情感维度的随性语义值

与意识形态语义值一样，随性语义值是指用户的情感语义联想。然而，与意识形态语义值不同，随性语义值包括个体本位喜好，而不是基于社会的／象征性的语义值或行为模式。随性语义值披露了与趣味性有关的用户反应中的意义。随性联想暴露出交互过程中投射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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