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力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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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试读：
总前言
◎刘国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
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
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
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
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
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总序肩负起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李捷《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主编刘国新同志要我为丛书写篇序。要说的很多，想来想去，还是从国史的地位和国史研究的意义说起。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党史、国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提到很高的地位。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近七十年的光辉历程。这个光辉历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大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什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他政党来领导？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这些本需要从理论上用许多笔墨来阐释的道理，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不难得到解答。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理论的逻辑根植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脉络之中。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抱有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得出历史的结论。因此，国史同党史一样，都是认清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和发展史。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理论创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和运用，更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根源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科学总结党和国家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认识产生新飞跃的结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不断概括总结，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接力发展得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这一探索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开放以前成功的探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是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前严重失误的探索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同样是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形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党的治国理论是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因此，国史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更加自觉地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界限，增强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然而，这些曾经给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误，都依靠党和国家自身得到了彻底纠正。不仅如此，从这些失误中得到的教训，还转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功开辟新路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我们把这些作为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看，既看到党和国家在艰辛探索中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到党和国家自觉纠正错误探寻新路的历史，更看到党和国家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就不难认清新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什么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一部共和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就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这就是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在这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历史反复证明，把握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但不会妨碍对自身所犯错误的反思与纠正，而且正是彻底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科学前提。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国史是启迪人们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还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这些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坚持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精神与道德的楷模。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中国共产党用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的事实，用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感召了全中国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因此，国史是继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优良传统，坚持近代170多年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研究国史是神圣的事业，一定要投入真感情。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项工作，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更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份神圣的事业，一份值得投入精力、倾注感情的事业。有了这份深厚的感情，才能有研究的动力和出发点，也才能取得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专业背景，曾承担过国家级重大课题，也都有个人的研究著述，形成学风严谨、功力扎实的品格。我相信这套丛书是他们用心写就的。
如今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质疑国史和党史的倾向，这种质疑恰恰是对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一方面，极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想要刻意否定这段历史，因此就把历史上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另一方面，有些人以“历史解密”“历史内幕曝光”为噱头，在网上抛出许多没有依据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误导。这套丛书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它所选取的12个年份，是有影响和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该丛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分别立传，既不歪曲历史也不误导读者。创作理念上以平实为要，不求新奇，不发空论。古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都讲的是论从史出的道理。该丛书秉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传统。在行文上力求鲜活、生动、明快。内容铺陈上又能做到严谨而不失于呆板，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范式，特别注意对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每一本书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知识增量。
站在今天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在感知共和国脉搏律动的同时，也在书写共和国不同凡响的篇章。一位老同志曾经说过，共和国千秋万代，国史研究也千秋万代。让我们在千秋万代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点一滴。引言
从1955年跨入1956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怀着一种解脱和兴奋心情的，1955年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前夜的紧张、沉闷空气，被突然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扫而光。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摆脱了落后的小生产者形象；资本家则庆幸可以摘掉“剥削阶级”的帽子了；“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知识分子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心情舒畅。党的领导阶层，也因为八大的民主、和谐备受鼓舞。
总之，1956年的“意气风发”，既是由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和建设热情。1956年的主流可以说是热烈、欢快、振奋、舒畅。一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终于到来但是并不可怕，反而是“争先恐后”，形成“一日数变”“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二是“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向科学进军”“扫盲”运动鼓起了人们求强求富、追求现代生活的迫切心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运动；三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八大表现的党内民主化，使得政治空气和社会生活空前宽松，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是知识分子待遇提高、工人工资普遍增加、资本家拿到超过预期的“定息”、农民也得到国家大量贷款，基本上都还满意和高兴（只有部分农民秋收以后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收入，不满意）。上述四个方面的浪潮融汇成中国大陆1956年的主旋律。
但是，1956年也潜伏着危机：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已经埋下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问题；而“冒进”造成的经济紧运行和“反冒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给宏观经济综合平衡造成较大困难；此外，对于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也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以后难以奏效。另外，从国际来看，195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苏共二十大引发了“去斯大林化”的浪潮，并影响了国内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阶层，中苏关系也由亲密无间转向求同存异状态。这些问题都对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章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特别是全国财经会议的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关系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开始从以“共同纲领”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制度，以逐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列入1953年至197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中国几乎不停顿地再次进入一个经济体制剧烈变动时期。一、“鸡毛上天”
◎毛泽东认识的转变
◎“下马”与“上马”之争
◎“小脚女人”一词的由来
◎毛泽东夺了农村工作部的权
◎六中全会一锤定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编的唯一一本书
◎毛泽东说：1949年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鸡毛”真的上天了
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1955年初中央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本来毛泽东是同意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的，“停、缩、发”方针就是他在1955年3月上旬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汇报时总结提出的。当谈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地区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1]解放区）适当发展一些。邓子恢5月6日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还谈到毛泽东在春天时关于合作社发展方针问题的意见，邓子恢说：“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毛主席说，干脆（现[2]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天再看，停止一年半。”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邓子恢当时还坚持50%的设想，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因此，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到1957年）的合作社发展定为占农户的1/3。
四五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开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对合作化是积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农业生产形势也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严重。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不够真实。与此同时，1954年水灾和粮食统购较多造成的农村粮食紧张，也被地方证明为许多喊缺粮的农民并不是真缺粮——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上述毛泽东对农村形势估计的变化，使他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合作化方针及整顿工作都产生了不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在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预言：“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在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合作化方针和实践结果后，对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及有些人低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力量，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邓子恢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也发言，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3]
8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5月17日（毛泽东主持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改变了农业合作化发展方针和进程。8月26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4]样。”于是，毛泽东开始亲自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批语，连续批转了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浙江等十个省委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部署合作社发展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等方面的报告。
8月31日，毛泽东在批转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5]完全必要的。”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撰写《通知》，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请他们印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农村支部。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意见，但毕竟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将自己的农业合作化主张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
1955年10月4～11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6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80人作了大会发言，167人作了书面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析和主张。
邓子恢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邓子恢的检讨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一）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的主持下，曾于1953年春至1955年春先后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1953年春将农村的“五多”与合作化运动的“急躁冒进”混在一起，片面强调“稳步前进”，结果变成“宁缓勿急”“稳步不前”。第二次是1955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我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对于某些地方因受“适当收缩”方针影响造成的错误行为和损失，应该完全由我负责任。（二）产生上述错误方针的主要原因是我思想上的右倾，即对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三）此次错误除上述右倾思想外，还由于我长期存在两个错误的机械论点：第一是过分强调土改可以大胆迅速，而合作化则必须谨慎小心；第二是过分强调合作社“发展容易巩固难”“建设容易办社难”。（四）为什么我会产生上述右倾思想并长期存在不能改变？其根源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动摇抵触情绪在我思想上的反映。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五）我此次错误之所以形成，还由于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如浙江省合作社收缩的方针，未请示中央，即发出电报；5月以后，毛泽东几次批评，思想仍未通，总以为自己只是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同中央存在不同意见，而未认识到这是方针路线的不同。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也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从骨子里看，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会后，杜润生又于10月25日，再次向中央提交了检讨报告。
10月11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会议总结发言。毛泽东说：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呢！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
……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除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外，还对合作化速度作了如下大致规划：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到1957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即农民基本上都加入初级社；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在1958年春季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既落下了半年来关于合作化速度争论的定音锤，也敲响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战鼓。
农业合作化高潮骤然而起，许多人，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是缺乏知识和经验准备的，国家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直到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才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给各级干部和农民提供一部发展合作社的参考书，毛泽东亲自主编并出版了一本书，即当时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早在1955年9月，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主义”之后，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即着手编辑一本农业合作化经验的书，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先请廖鲁言和农村工作部的人从各种刊物上的1000多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挑选了121篇比较好的报告，然后自己用了11天工夫，杜绝各种打扰，关起门仔细阅读了这121篇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修改，撰写了按语。毛泽东说：“因为这些刊物是零零碎碎发下去的。它不是集中比较好的典型。现在农村刊物又叫党内刊物，秘密不外传，其实毫无秘密。这些刊物有什么秘密呀！现在我们的书准备公[6]开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出，民主人士也要卖给他一本。”
毛泽东着手编辑该书时，他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到农村的党支部，各地已经开展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农业合作化指标正在层层加码。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意，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一）中说：“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于9月份编好后，印了400本作为样本，发给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的负责人。
七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们对此书称赞不已。但是不少人提出：有些材料过时，需要补充新材料，于是毛泽东嘱咐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回去后尽快将新材料送来。另外，参加全会的教育部的同志还要求把一条涉及学龄儿童入学比例的数字加以更正，毛泽东也采纳了这条意见。
到10月25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11月份，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约了一些具有特点的稿件。例如，11月2日，中办致电黑龙江省委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在土地特多、人口特少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中挑选一篇，修改好文字，注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
12月份毛泽东重新编这本书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形成，不仅农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速度问题也已经解决。于是，毛泽东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焦点就从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到各个领域。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经过抽掉过时材料、补充新材料，毛泽东保留了样本121篇报告中的91篇，又补充了新报告85篇，总共176篇，并将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12月20日，毛泽东看完该书最后一部分稿子后，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张批条：“书名叫《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那一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未改，仍然维持了原书名。
据当时与田家英一起协助毛泽东编辑该书的逄先知回忆：
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三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了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7]
1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写的第二个序言脱稿，30日他在上海写信，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审阅。同时，毛泽东还指示田家英，将排出的该书清样送上述四人审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本书是非常看重的。
1956年1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式出版发行。尽管报纸、电台没有发消息，该书还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争相购买。据逄先知回忆，该书出版时，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从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开展了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这就给农业合作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党内外各级干部不甘也不敢落后，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农业合作化高潮，其势头之猛、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七届六中全会的规划。到1955年年底，全国初级社的数量即由年中的65万个增加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左右。1956年1月，毛泽东编辑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公开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3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到年底，则达到97%。农业合作化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
初级社发展的辉煌成果，又诱发人们加快向高级社的发展速度。本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大力提倡高级社和办大社，于是1956年春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建立高级社的高潮。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时宣传舆论工具也大造声势，使得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争先恐后地将初级社转变成高级社。在1955年7月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民仅4万户，到1956年3月，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已达6000万户，到年底则达到10742.2万户，已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至此，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事情，现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重要变化。因为初级社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人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分红，社员入社退社自由，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和积累归公，初级社的规模也不大，1956年以前平均每社20余户农民。这种股份制形式的经济组织，虽然在当时被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但它与当时农村的部分经济发展要求还能适应，这也是1951年至1954年初级社能够不断增加并巩固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使是初级社，它的普及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而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不仅公有化程度高了，即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产权模糊了；而且规模也扩大了，平均每社拥有200户农民，相当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这种公有化程度高和组织规模过大的情况，对于基本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水平的农村和农民来说，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二、《农业发展纲要》和“浮夸”的苗头
◎《农业发展纲要》的出台
◎毛泽东过于乐观
◎麻雀被列入“四害”
◎“纲要”的粮食产量目标太高了
◎双轮双铧犁走入误区
◎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
◎阳谷县的“养猪经验”
◎急于求成的“扫盲运动”
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使毛泽东非常兴奋，也激发了他由此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念头，以解决所谓“农业拖工业化后腿”问题。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毛泽东将会议讨论的农村发展设想归纳为《农业十七条》。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通知，于1955年12月21日，将《农业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他们在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并准备好意见。
1956年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会议将农业十七条扩大为农业发展纲要，正式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并将其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56年1月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和杭州会议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发展纲要》作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文件之三印发给到会的代表。并在会议期间，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专家、民主党派、文化教育界的人士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经过广泛讨论和采纳意见，1956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正式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并将其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毛泽东在会上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毛泽东还说：
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办到了。《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在这个高潮基础上提出的。“农业以外的各[8]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
1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要点、《农业发展纲要》以及廖鲁言的说明。从此，《农业发展纲要》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在1956年至1967年间起到了规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它的许多指标没有实现，在十年“文革”期间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农业发展纲要》在当时并对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内容主要有：（一）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二）农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和残疾军人，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少年儿童）、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三）粮食平均亩产在12年内，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在12年内，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四）兴修水利、发展水电。在7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凡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在12年内，基本上做到每个乡或者几个乡建设起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五）发展新式农具。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和相应数量的播种机、中耕机、喷雾器、喷粉器、收割机、脱粒机、铡草机等。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化。（六）多种高产作物。首先是扩大稻谷种植面积。在12年内，增加3.1亿亩水稻、1.5亿亩玉米和1亿亩薯类。（七）发展国营农场。12年内，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36万亩增加到1.4亿亩。（八）开展绿化。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九）防治兽疫和消灭农作物病虫害。分别在7至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十）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在7年内，做到农村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个工作日；女子全劳动力至少做120个工作日。（十一）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分别在7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性病。（十二）“除四害”。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十三）扫盲运动。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每个乡设立业余文化学校；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此外，还有关于储备粮食，发展农业科技、交通、通信、广播、文化体育、商业、金融等许多内容。《农业发展纲要》对1956年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主要有三项：一是单纯追求提高粮食产量；二是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三是盲目推广双轮双铧犁。后面两项在1956年6月20日的“反冒进”社论中被批评；关于第一项，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也承认：“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发展纲要》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有“除四害”，粮食过黄河、跨长江，实现农业机械化等。
由于当时粮食和棉花的严重不足是农业中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制定《农业发展纲要》过程中比较强调提高粮食、棉花的产量问题。1956年初，毛泽东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即提出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9]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1956年1月25日，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则说：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要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粮食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棉花比1955年产量增加两倍），就是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指标显然是太高了，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
1956年农业生产热潮中一个影响颇大的事是推广双轮双铧犁问题。《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然不能满足各地需要，以至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说明因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上述对双轮双铧犁的需求完全是政府和干部行为，并不是农民的真正需求，换句话说，并不是有效需求。特别是南方的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完成指标，大多数采用农业贷款的方式将双轮双铧犁贷给农业合作社，即使这样，农民仍然不愿意购买，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强迫命令。结果到1956年10月底，虽然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售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破烂犁”。
1958年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及此事时，不得不承认：“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10]对？现在看起来不对。”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尽快实现“纲要”目标，1956年开始出现忽视科学规律和客观条件、对农业发展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195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吗》，同时发表延边水稻丰产经验考察组的文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稻丰产经验》。社论指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水稻总归是南方的农作物。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少数地区，也开始种植水稻，像天津附近的‘小站稻’，便是全国著名的。北方可以种水稻，大家已经这样相信了。但是，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毕竟不大，总产量也还不多，因此，许多人还有怀疑：这些地方所以能种水稻，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优越的条件呢？本报今天发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水稻丰产经验》，最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这样说，在我国，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到处都能种水稻。”“现在黄河以北的水稻种植面积却只相当于耕地面积的1.65%左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农民能够把水稻种得很好，别的地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社论还说：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在12年内，我国水稻的种植面积将要从现有的4.3亿亩扩大到7.4亿亩。“这几亿亩水稻种植面积，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开辟出来？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早已是我国水稻的主要产区；这些地区可能继续扩大水稻面积，但数量是不会多的。因此，将来大量发展稻田的地区，将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文章发表后，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即组织了参观团到延边去学习其种植水稻的经验。195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说参观的结果确实证明了“在北方不但可以普遍种植水稻，而且也能够提高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再刊登这样的文章，可以看出，1956年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大跃进”的苗头。只是因为主管经济工作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冲昏头脑”。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以后，农民养猪减少，据当时统计，全国生猪生产数量为：1951年是7000万头，1952年为8000万头，1953年是9000万头，1954年是1亿[11]头，1955年是8700万头，1956年是8400万头。而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的增加，城市猪肉的消费量却不断增加，从而使猪肉的供求矛盾自1953年以后日趋紧张。由于当时吃到猪肉往往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也是人民满足消费愿望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对于一般农民和工薪阶层来说，吃上一顿猪肉，是非常大的满足，几乎是别的食品无法替代的消费。因此猪肉的短缺引起了许多人不满意，“过去是没有钱吃不起肉，现在是有了钱却吃不到肉”，其心情可想而知。陈云在1956年11月11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12]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
由于养猪不仅费粮食，而且在当时是一个需要精心伺候的细活，因此一般合作社不愿也没有能力大力发展养猪业。这是农业合作化以后，毛泽东大力发展农业所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1956年11月9日，毛泽东将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写的《我们一个社要养两万头猪》批转给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毛泽东说：“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毛泽东写道：“请各位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给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
据宋保恩说，他那个合作社1955年8月养猪308头，按当时计算，每户平均5头猪，每人平均1头猪，因此当时合作社的规模大概是62户农民，300多口人。到1956年下半年写该文章的时候，由于合作社扩大了，共有2740户，故计划1956年养猪2万头。怎样实现这个巨大的飞跃性目标呢？据宋保恩说，几乎各种各样的树叶、野菜以及农作物的叶蔓都可以直接或通过发酵变成饲料。按照当时的饲养水平，按照文章自己的说法，都是很难达到养猪2万头的，尽管阳谷县委肯定了宋保恩的计划。这种猪既长得好，猪又少吃粮食，又能够生产大量有机肥使粮食增产的好办法，大得毛泽东的欢心，别人也就不敢再去论证其是否可行了。退一步说，即使在阳谷县宋保恩社可以办到的事，由于种种条件不同，在别的地方也不一定能做到。
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和宋保恩、阳谷县委的文章都于1956年12月23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面。好在毛泽东只是这样号召一下，并没有下指令性计划，因此1956年也就没有发生“养猪”方面的“大跃进”。
由于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要求再次开展扫盲运动。并将其列入《农业十七条》和后来扩充的《农业发展纲要》，从1955年底，全国农村再次掀起扫盲运动。
195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次扫盲运动与1953年扫盲工作的“冒进”是不同的，那次扫盲时农村中没有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然而现在扫除文盲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冒进的问题，而是许多干部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保守倾向的问题了。”
社论说：“全国要在七年之内扫除大约两亿左右的文盲。其中绝大多数文盲是在农村。因此，农村的扫除文盲任务更加艰巨，需要花费更大的力量。但是，即使在农村，我们也有条件来完成这个任务。”“有些什么有利的条件呢？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农业合作社的大量发展，使得统一地安排农民的生产和学习时间成为可能，这就使农民的学习时间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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