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乔治·格罗特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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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套装共2册)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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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
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下）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
目录
CONTENTS译者序言
格罗特小传
编者序
省略部分的摘要
第一章 早期阿提卡（编者）
第二章［XI］ 梭伦的法律与政制
第三章［XXX］ 庇西特拉图父子统治雅典时期的希腊事务
第四章［XXXI］ 庇西特拉图家族被逐后的希腊事务—克里斯提尼的革命与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第五章［XVII，XXXII-XXXIV］ 伊奥尼亚的希腊人——波斯
帝国的崛起第六章 伊奥尼亚起义第七章 从伊奥尼亚起义到马拉松战役第八章 从马拉松战役到薛西斯进军希腊第九章 从马拉松战役到温泉关战役期间希腊的行动第十章 温泉关和阿尔泰米西翁战役第十一章 萨拉米斯战役与薛西斯的退却第十二章 普拉提亚与米卡莱战役——波斯人被最终击退第十三章 盖罗家族被逐和民众统治在全岛建立前的西西里
事务第十四章 从普拉提亚和米卡莱战役到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
斯提泰戴斯之死第十五章 以雅典为首脑的同盟的事务：帝国初建第十六章 伯里克利时代的政制和司法变革1第十七章 从“30年和约”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14年到伯罗
奔尼撒战争前一年波提戴亚之围第十八章 从波提戴亚之围到战争第一年结束返回总目录译者序言19世纪英国的社会变革与希腊主义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希腊主义逐渐在西欧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的世界霸权，也让英国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工业资产阶级掌握着英国的大部分财富，却没有资格参与政权；工人阶级是劳动的主力军，却只能居住在贫民窟中，受到残酷的剥削，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人生活状况恶劣，几乎没有政治权利可言；手工业者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气息奄奄，掀起了反抗工厂的运动；环境污染严重。吉尔伯特·海埃特如此抨击当时英国自然环境的恶劣：“空中黑烟笼罩；空气中夹杂着工厂喷出的浓雾，以及机器的咆哮与刺耳的噪声；不到几年光景，迷人的山谷变成了庞大的贫民窟；清静的荒野被开发；葱绿的草地被埋在了裸露的矿渣下……那时建造的成千上万的、让人恶心的城镇和建筑，砖质教堂，以及魔鬼般的黑糊糊的工厂，至今仍在伤害着我们的眼睛。”
但工业革命深刻影响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构造。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殖民扩张的成功，以及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让英国成为19世纪欧洲最有条件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资产阶级不断发出要求改革国会、参与政权的呼声。经过1832年、1867年和1884—1885年的三次国会改革，资产阶级参政的愿望逐步得到实现。工人阶级通过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连续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反抗，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到19世纪末，这些要求至少得到了部分实现，其政治影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让英国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奠定了普选权的基础。妇女的选举权，至少从密尔开始，不断被人提起。总体上看，英国政治虽然缓慢但稳步地迈向民主。
正是在这种进步和问题并存的时代，希腊主义逐渐在英国兴起。18世纪中后期斯图尔特和内维特两人的雅典之行，还有他们对希腊的考察和随后出版的《雅典的古迹》，让英国人第一次领略到了真正的希腊风格。他们对爱奥尼亚式和多利亚式建筑的推崇，在英国设计的希腊式建筑，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9世纪初厄尔金勋爵将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运回希腊，后辗转成为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让人们见识到古典希腊的真正雕刻，在英国掀起一阵希腊热。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拜伦、雪莱等英国诗人的参与，他们对希腊独立战争的报道和关注，也刺激了人们对希腊的热情。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的英国，兴起了一股前往希腊参观和考察的热潮。“希腊的吸引力在于新奇；它近得足以让人们到达，但远得又足以让人们感到是异乡，某种程度的危险，还给冒险增加了调料。对业余爱好者协会来说，它还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虽然辉格党的寡头制政治上无法攻击，但它们在美学上容易遭到抨击。只要人们知道希腊的艺术是怎么回事，就可以用其来推翻寡头们青睐的巴拉丁风格。”于是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不管是诗歌，还是艺术、建筑、历史，都纷纷转向希腊，甚至英国的服装和妇女的发型，都受到希腊风气的影响。
促使人们转向希腊的第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当时英国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有诸多相似之处。当时的著名学者阿诺德评论道，“与较早的古代比较，两个时代都是‘现代的’。战争的消失、生活舒适度的增加，闲暇时追求高雅的大量机会，是两个‘现代’的共同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现代’都表现出‘人类理智上的成熟；以批判精神观察事实的倾向；寻找规律而非随意浏览；根据理性规则而不是任性或偏见进行判断’。”但是，与雅典比较，“现代的”英国有许多不足，“政治改革、宗教宽容、商业繁荣本身变成了目的，付出的代价是忽视了其他方面——人性中比较高尚的方面”，雅典人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医治在我看来智力上的严重缺陷”。即当时英国人各方面的粗俗。因此，他相当欣赏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认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生活和思想的丰满。雪莱、拜伦等诗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希腊理想美的爱戴，尽管他们心目中的希腊，像阿诺德的希腊一样，很大程度上来自18世纪末德国思想家和诗人的描绘，“革命的年代里，希腊和意大利以及希腊罗马世界让人们感到是一个逃避地。它们是美丽的国度，是音乐、热情、充满温暖的南方。那里有太阳、山脉、蔚蓝的大海、湛蓝的天空，还有果树和爱笑的姑娘。它们意味着对阴冷的北方的逃避。”海埃特这话虽然针对的是革命年代，但从历史实际来说，似乎更适合19世纪。
促使希腊主义在英国兴起的另一因素，是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不断民主化。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当时的英国人已经认识到，斯巴达和罗马都并非真正的民主政治，古代的民主政治模板只能是雅典。因此，保守派如米特福德等人，总是把雅典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是，也正是他们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引起了希望在英国推进民主的激进派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关注，并迫使他们认真研究古代历史。
19世纪20年代，马考莱、格罗特、密尔等人在《爱丁堡评论》《骑士季刊》等刊物上对保守派的希腊史解释发起批评。马考莱抱怨说，以前的人写希腊史时，完全忽视了那个时代人性的特点，或者把人描写为神灵，或者描写为魔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发现真相，而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方式发现错误”。把修昔底德、色诺芬、普鲁塔克等一众古典作家的描写当成了真相，可是，这些人中，有些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有些根本不知自由为何物。但是，他们的故事非常生动，由此误导了近代学者。马考莱认为，米特福德的著作有自己的长处，就是相信当时人的记述，对于后人的记述，凡与同时代人记载矛盾的，一律抛弃。可是这种合理的怀疑，却受到其政治偏见的破坏，“米特福德先生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们证实，它（民主政治）是一种罪恶。事实上，一个良好的政府，就像一件好的外套一样，适合它为之设计的身体。一个基于抽象的原则，宣称某种政府是好的，却对那种政府治理的人民缺乏准确的知识，其判断之荒谬，犹如一个裁缝总是根据贝尔维多的阿波罗来给他所有顾客裁衣一样。”
19世纪英国思想文化界中，功利主义学派影响巨大。该学派以边沁、密尔父子、格罗特等为代表，强调人们自己的利益只有自己最为清楚，因此，最好的政治，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最大多数人能够获益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因其包容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推崇，爱屋及乌之余，古代的民主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也得到功利主义者的肯定，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密尔。他受过非常好的古典学教育，3岁开始学习希腊语，8岁学习拉丁语，12岁时阅读古典文献，翻译过柏拉图的若干重要对话集，并写有评论；格罗特《希腊史》出版后，他曾撰写长篇评论，开头的一段话至今仍经常被人们征引：
对希腊史的兴趣没有枯竭，也不会枯竭。作为纯粹的故事，真正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与之竞争。它的人物、它的形势以及那些事件的进程本身，都是史诗般的。那是一篇英雄的史诗，其人物是那些民族。对我们了解如此之多的历史，那也是对如今仍活着的我们而言具有最深远影响的。欧洲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他们因之获得血肉之躯的那些人，而是他们因之获得最丰富遗产的那些人。马拉松战役，即使作为英国历史上的事件，甚至都比哈斯丁斯战役重要。如果那天的结果不同的话，布雷顿人和撒克逊人或许还在丛林中游荡。
希腊文明所以重要，是因为雅典重要：
虽然希腊历史充满让人感兴趣的事物，但都为雅典笼罩。无论希腊人拥有多少后人应当感激的最大优点，雅典人都将之推到极致。如果历史上的希腊民族是进步的主要来源和最突出的代表，雅典可以在希腊享有同样尊严的地位，因为希腊所有的进步因素，就其最高成就而言，都集
中在那个神奇的城市。为雅典民主辩护
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格罗特是最有资格撰写新风格希腊史的人选。他的祖父本是德国新教徒，1731年移居伦敦，后开办银行，其父接续祖父事业，继续扩大业务，家资丰厚。格罗特在当时伦敦最好的学校之一查特豪斯公学接受基础教育。像当时英国大多数此类学校一样，课程除英文外，基本为古典学占据。格罗特在那里接触到维吉尔、贺拉斯和荷马等古典作家。不过在完成基础教育后，格罗特就承父命在银行开始工作。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学习，坚持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同时研读詹姆斯·密尔、西斯蒙第、莱辛、贝克莱、康德、休谟、亚当·斯密、萨伊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哲学著述。老密尔关于批判地处理资料的主张，格罗特肯定印象深刻。在古典语言之外，他自学了法语和德语。德国学者的史料批判方法、神话研究，他都非常熟悉。格罗特曾与詹姆斯·密尔有长期交往，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边沁等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参与当时英国激进派发起的议会改革运动，直接促成了1832年英国国会的第一次改革。1833年，格罗特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并且和密尔等一道，继续为推进国会改革努力。对实际政治的参与，让格罗特对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转有了深切体会。
格罗特的《希腊史》出版之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对18世纪以来希腊史领域中的保守倾向进行批评，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瑟尔沃尔。他的《希腊史》为8卷，1835年开始出版。他有意为雅典民主辩护，承认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民领袖的作用，并且认为雅典人不乏怜悯和仁慈。他是第一个将德国古典学术的巨大成就引入希腊史领域的英国史学家，广泛阅读过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有高度的批判标准。
格罗特从20年代初开始为撰写《希腊史》做准备，写有若干篇笔记。这些笔记的基本看法，是反击对古代民主的不利评论，认为雅典民主政治并未压迫富人，如果民主政治存在不足，那是它不够激进，没有废除所有的财产和家庭地位的差别。1826年，他借评论克林顿《希腊史编年》的机会，亮出了自己关于希腊史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希腊人在古典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给个人才能的发展创造的机会，是后来两千年中很少达到的。“它的制度给予个人才能的发展以无与伦比的刺激，是既不容否认、也不容怀疑的事实。”可能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准备重写古代希腊历史。19世纪40年代他陆续退出政治和银行业务，全力以赴撰写《希腊史》。1846年，该书第1卷出版。在之后的10年中，他陆续出版了之后的11卷，对希腊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雅典民主政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
格罗特的第一个贡献，是重新确定了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分期，将克里斯提尼改革作为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标志，并详细追溯了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其次，他逐一反驳了对雅典民主政治不够稳定、政治领袖都是煽动分子、雅典民众朝令夕改、对领袖薄德寡恩、民众法庭不遵守法律等指控。第三，为雅典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雅典帝国辩护，对雅典的对外政策提出一系列新的解释。最后，是对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问题的新解释。
格罗特之前，几乎所有希腊史著作都沿用亚里士多德或者普鲁塔克等的看法，认为梭伦改革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导致了僭主政治，并以此为基准评价梭伦的改革，抨击民主政治。但是，格罗特肯定梭伦将第四等级公民吸收入公民大会和创立400人议事会的措施，但对他将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并据此分配政治权利、扩大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梭伦创立的是希腊人称之为荣誉政体的政府（timocracy）；他否认梭伦创立陪审法庭的传统，认为那是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时代改革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考察有关事实，我们会发现，与伯里克利时代比较，梭伦所创立的，不过是雅典民主政治一个赤裸的基础。”国家权力很大程度上仍留在少数寡头分子手中。正因为梭伦政体没有让人民充分参与政治，才导致了其政体的不稳定和后来的僭主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剥夺梭伦创立民主政治的资格，格罗特把雅典僭主政治兴起的责任推给了寡头政治。
克里斯提尼改革则得到他的高度肯定，“他（克里斯提尼）与人民的联合催生了雅典民主，那是一场真正且重要的革命。”经过改革，雅典全体自由民都被登记成为公民；梭伦原有的大部分制度被保存，但组成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将军创立，削弱了军事执政官的权威；陪审法庭形成，开始掌管雅典司法；陶片放逐法则以温和手段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形成。通过新生的公民大会，雅典人“习惯于既做演说者，也做听众。每个人，因为感到他对决定施加了影响，将他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与多数人的决定相认同，并熟悉了他既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主权的观念。这是个对雅典人新奇的观念。与它同时产生的，是对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神圣化……以及全共同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情感，这种情感尽管不能取代地方性的和地区性的特殊，但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全体人民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之后，他们与国家之间再无任何阻隔，爱国情感油然而生，成为雅典后来政治稳定与强大的基础。他的主张，正与其1831年呼吁进行英国议会改革、以树立英国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小册子如出一辙。随后，格罗特对新生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性进行了归纳：
这就是最初的雅典民主政治。它的产生，既是作为对希皮亚斯及其王朝的反应，也是克里斯提尼和无公民权的大众之间值得纪念的合作——不管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它既与此前梭伦确立的温和型寡头政治有别，也不同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以后到伯里克利生涯结束时流行的充分成熟的、对称的民主政治。它确实是一场显著的革命；它给其所诉诸的对象——公民的感情——留下的印象，不亚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变化……但最新奇的地方，是10个新部落，包括原来特殊的胞族和氏族成员，都被真正承认为雅典的主权德摩斯或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除梭伦财产中的四个等级以及分层的任职资格外，再无其他区别。对相当数量的公民来说，这个创新因下述事实变得更加亲切：它已经让他们脱离了外邦人和奴隶的低下地位。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它提供了一个辉煌的政治理想，一个对希腊思想来说深刻的理想：能够呼唤起最热烈的归属感和积极义务与服从的忠诚感。
由于资料的限制，格罗特将某些公元前5世纪才发生的改革都归到了克里斯提尼改革中。同时，为论证民主政治激发的爱国热情，他将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间似乎也略微提前：提前到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干涉雅典政治、流放克里斯提尼之前，从而将雅典人自发地驱逐斯巴达人与伊萨戈拉斯一党，与后来反击斯巴达和比奥提亚等的干涉的胜利视为前后相继的事件，大大增强了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即时效果。尽管存在这些因为资料限制造成的不准确，格罗特对雅典民主政治诞生时间的重新界定，特别是他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各项措施及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分析，仍然成为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之一。不仅19世纪的众多史学家，包括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内，都接受了格罗特的结论。就是20世纪的大多数史学家，也都服膺他的基本论点。1992年西方所谓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活动，正是以格罗特的断限为基础的。时至新世纪，雅典民主研究的权威奥伯等人，也都承认克里斯提尼改革是一场革命，虽然具体的解释有所不同。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格罗特笔下有浓墨重彩的描绘。他指出，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政治中，战神山议事会、执政官和将军的手中仍然集中了太多的权力，富人仍垄断着官职。伯里克利时代的变革，首先是执政官的抽签选举制（随着《雅典政制》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抽签选举实际始于公元前488/487年，与伯里克利无关）；接着是陪审法庭的津贴制及其权力的增强和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被剥夺；最后是非法提案诉讼法的引入。这些变革的实现，完成了自克里斯提尼以来雅典民主制度的转变。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的最大优势，按照格罗特的看法，正在于自由给个人性格创造的巨大空间，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对格罗特的功利主义哲学来说，雅典民主的自由，保证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对雅典民主政治历来备受诟病的某些特点，格罗特一一予以回击。对伯里克利以后人民领袖的作用，尤其是克莱翁之类演说家的功能，他指出，由于雅典的政治领袖都是贵族出身。他们因其出身、家世和财富，受到良好的教育，并通过贿赂、家庭关系、朋友等形成庞大势力，而雅典人民对贵族的尊重，经常让领袖们把个人私利变成国家政策，某些情况下，贵族甚至可能联合起来推翻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克莱翁这样的演说家通过不断指出贵族的错误，把人民从贵族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克莱翁之类的政治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犹如现代政治中忠诚的反对派。他们所有的活动都符合宪法，并且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其次，格罗特详细对比了人民领袖的政策与尼奇亚斯、伯里克利之类一直得到好评的政治家的政策和作为，认为克莱翁是个很有能力和责任心的政治家，其政策与伯里克利等人的主张并无根本区别。至于克莱翁的作为，格罗特认为，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等人出于自己的私心，对他进行了丑化。在分析米提莱奈辩论、斯法克泰利亚战役、安菲波利斯战役等众多重大事件中克列昂的作为后，格罗特认为，修昔底德对他的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分析雅典人错误发动西西里远征时，格罗特写道：
在做出继续增兵西西里，并延续尼奇亚斯指挥权的那个伤心决定的公共集会上，如果雅典此时有个克莱翁在场，或者任何一个权力相当的其他人民领袖在场，雅典该是多么幸福！当时是一个极其需要人民领袖控告性雄辩并揭露尼奇亚斯过去真正的错误的时候，并证明他已经犯下了多少错误，以及如果延续的话，他会继续更多的错误，从而打碎人们对尼奇亚斯能力和谨慎的不恰当信任——这种信任已经变成一种情感或常规了。
在这个意义上，“雅典人民为他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民领袖——他们是那些制度活跃的器官——所保护”，而人民领袖的公益精神捍卫着人民的权利，并揭露寡头派的阴谋，让民主政治稳定运转。格罗特对人民领袖作用的分析，让密尔对格罗特的评价有了合理性：“格罗特先生深入的历史批判并不只是让人怀疑地限定在大家认为他的政治观点感兴趣的领域。虽然这个结论听来有点夸张，但在对格罗特先生的著作进行大量研究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在他重新考察之前，希腊历史上重要的史实，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完美的理解。”密尔随后指出，对雅典人民领袖作用的分析，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雅典民主政治和提洛同盟以及后来的所谓雅典帝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雅典对盟邦的压迫，是保守派抨击民主政治的另一重要领域。格罗特对此也进行了清理，他区分了提洛同盟初建和后来雅典帝国之间的关系，指出雅典当初建立提洛同盟，乃是顺应盟邦的要求，同盟与雅典之间的关系最初也是平等的。一些盟邦后来主动放弃服役改纳贡金，并不能归罪于雅典。至于雅典后来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往雅典，也是同盟大会的决定。对于部分退盟者的镇压，乃古代世界的惯例。在很多情况下，雅典并不干涉盟邦政治，让它们继续保持原有政体，或者它们自己选择的政体。如果说盟邦偶有遭遇残暴待遇的情况，那也并非雅典人民，而是具体负责的军事统帅所为。同时，在雅典海军的保护下，盟邦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所以，格罗特指责近代史学家们由于受到修昔底德等的影响，夸大了雅典在盟邦中不受欢迎的程度。通过分析米洛斯、米提莱奈、开俄斯等邦暴动的史实，格罗特发现，煽起暴动的主要是那些有野心的上层分子，或者希望靠波斯支持登上僭主地位的人。“贵族党派总是愿意摆脱雅典的统治，但有证据表明，它们几乎没有得到人民多少支持。”
格罗特的辩护，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雅典的立场上发言，犹如一个辩护律师：因为雅典的统治在盟邦中并未遭到反对，而且给盟邦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好处，所以雅典的统治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看法，很有点有益的帝国主义的韵味，我们仿佛听到了大英帝国在19世纪给世界“传播文明”的声音。作为统治着世界广大殖民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和文化发展的推崇者，格罗特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并不奇怪。
格罗特还对智者运动与苏格拉底问题进行了清理。自柏拉图以来，智者历来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下不问真理，只管教人诡辩，破坏雅典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恶棍，因此智者的兴起，既是民主政治衰落的标志，也加快了民主政治的堕落。至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更成为民主政治暴政的一个经典案例。格罗特首先指出，智者乃是对当时职业教师的一种普通称呼，他们是一批知识的自由探索者，也为那些有志从事政治的人提供教育和训练，他们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无共同的主张。除了收费授徒，并拥有更大的声望、教授技术更高外，与其先驱者并无本质区别。其次，格罗特指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都属于当时的智者学派，尽管他们对智者进行猛烈的抨击。而柏拉图的抨击，是对当时所有的人，不仅有智者，还有当时的政治家、诗人、手艺人，总之，只要是没有达到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标准，都会遭到他的攻击。因此，如果我们全盘接受柏拉图的判断，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根据欧文和傅里叶的评论，判断当时欧洲状况的政治家。实际上，即使在柏拉图笔下，智者一般也都表现得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更像“令人尊敬的传统道德的支持者”。
他们公开声明，他们会让雅典（或任何其他某个城市）的年轻人有资格从事积极而体面的生活，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生活。他们教雅典的年轻人“思考、说话和行动”；当然，其教学的基础是他们接受某种性格的人——表现得令人尊敬，并为雅典公众赞同，但并不重新塑造他们，而是让他们具有某些新的能力，用新的成就来装饰他们。他们直接关心的是道德信条，而非道德理论；他们要求于后者的，是他们的理论足够合理，从而导向那种被雅典令人尊敬的社会的人视为美德的信条。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教导从事积极生活的人，由于他们职业的条件，注定要让他们自己适应当时的地区和社会。
也就是说，智者的出现，只是适应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为了能在雅典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雅典社会的要求。他们的出现，有助于培养雅典固有的政体文化。因为在教导他人说服的技艺时，“他们只会让他感到，他对他希望说服的那些人的依赖。”即增强公民之间相互友好的道德情绪。格罗特还否认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和社会道德不断下降的说法。他对雅典从马拉松战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道德水平进行了比较，认为总体而言，雅典人的政治和道德都在进步：
那么，如果我们对从马拉松战役到三十僭主后民主改革之间87年的历史做一鸟瞰，会发现人们常说的政治腐败增加且一直增长的说法毫无根据。我相信的是人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好，他们的民主政治改进了他们……无可争议的是，与马拉松战役时比较，它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远为多样的思想和能力。
格罗特史学方法上的修养，以及他对古代资料的解读，让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成为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主流观点。毫无疑问，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论述，有些地方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总体上说，格罗特忠于历史事实，而且从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具有反民主倾向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笔下，拯救了雅典民主政治。“无论格罗特对希腊的解释是否可以接受，但他作品的价值仍是无可否认的。他对民主政治的同情，并没有歪曲他对事实的展示。它们是深厚的学养与精明的常识相结合的产物。学术的进步和新资料的发现，已经在某些点上订正了他的观点，但今天的历史学家仍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无论他是对是错，我们仍然钦佩他清晰的安排；他对古代资料的把握；他对人物和事件的生动描绘；他坚定而独立的判断，以及他不懈的思想上的努力。”简写本的选择和翻译问题
简写本的作者分别是米切尔和卡斯帕里，两人当时都是牛津的学者，古典学家沃克（E. M. Walker）的学生。米切尔后来似乎名气不大，但卡斯帕里很有成就，他后来改名卡里（Max Cary），先后任教于伯明翰大学和伦敦大学，1946年晋升为教授。中国古史学家可能更熟悉他和斯卡拉德合著的《罗马史》、他独著的《公元前323—前146年的希腊世界史》以及他主编的《希腊罗马史的地理背景》。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他为《剑桥古代史》第1版贡献的章节，很受西方学界认可。他去世时，著名学者埃伦伯格把他与拉斯特和塔恩等并提，足见其影响。不过做这个简本的时候，他还不到30岁。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简写格罗特著作的原则，对此他们在前言中有清楚的交代：选择格罗特最有贡献的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部分，主要是从梭伦改革到公元前403年之间，即雅典民主从开始萌生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鼎盛时期，以及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末遭遇的波折和复兴。的确，格罗特这些部分写得非常精彩，有很多非常有启发的看法，有些看法到今天看仍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他们认为，格罗特关于早期希腊史部分因考古学的发展基本过时，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部分写得缺乏生气，特别是对马其顿统一希腊的看法过于负面，因此都被他们略去了。
然而正如卡特利奇在本书罗特利奇版本的导言中所说，两边的省略都有讨论余地。格罗特关于早期希腊历史某些问题，尤其是他关于古希腊的信史只能从公元前776年古代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算起的观点，随着谢里曼轰动的考古发现以及20世纪以来的研究，肯定不再能够成立。关于早期希腊史的许多认识，随着《雅典政制》等资料的积累，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引入，也早已不是格罗特时代的样子。但是，他当时提出的严格依据资料并且需要对资料进行适当批判的观点，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守则，在当时的希腊史研究中更具有革命性意义。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例如他对荷马社会政治性质及其与古典时代希腊历史关系的判断，仍然有很大的真理性；他对马其顿的批评，虽然不是完全合理，也不是毫无道理。当然今天对公元前4世纪的认识，不仅与格罗特不同，也与两位简写作者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特别是所谓希腊世界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进入衰落的说法，基本被放弃，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自琼斯以来，早已不是如格罗特所说了无生气，而是活力十足。芬利、罗兹、奥斯瓦尔德、汉森和奥伯等人的研究，给人们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图景。因此100年后再看简写本对公元前4世纪的省略，倒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它的合理性，这或许是两位当年还非常年轻的简写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实上，简写本还略去了格罗特有关雅典智者和苏格拉底等的章节，而那些部分，甚至今天也仍被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推崇。这些章节的删减，才是最令人遗憾的。
本书的翻译任务由我和陈思伟承担。我承担的是前面12章，以及序言、小传和索引等，并补充书目，其余都由陈思伟完成。本书能够翻译，他是真正的主力。在翻译完成后，由我通读一遍，订正了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一些不够统一的译名，也尽力进行统一。读者或许会发现，有些译名可能与传统译名相当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希腊语人名地名的读音相当复杂，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除雅典、斯巴达等特别约定的外，其他尽量依照徐晓旭教授编制的希腊语译音表，这样便于两人取得一致，避免“百花齐放”，因而有时不免出现一些与流行译名相当不一致的情况。但在通读过程中，我发现仍有译名不太一致的情况，虽然尽最大努力做了改正，但漏网之鱼恐怕仍然难免。好在绝大多数译名都曾出现在索引的词条中（索引中都保留了英文），而今天的读者大多具备英文阅读能力，可以方便地翻查。另外，格罗特的语言典雅纯正，有些句子和用词绝非我等能够充分把握并通过中文译文传达出来的，理解错误的，大约也难以避免，诚挚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是应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顾学云女士邀请进行的。翻译过程中，她从版本的选择到译文的编辑，都付出了大量心血。承她帮忙，注释中的几段法文引文，系请马莎莎女士完成。她的译文典雅流畅，体现了非常好的中外语文能力。没有她们两位大力相助，本书的翻译不可能完成。
格罗特在注释中还引用了不少古希腊语史料，这部分引文都请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枝鹰博士校阅过一遍。他极其细心认真，改正了许多明显的错误。至于相关译文，因笔者古希腊语能力有限，基本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文翻译，肯定也难逃不准确的嫌疑。
简写本根据20世纪初年的学术提供了相应的参考书目，主要是英文和德文著作。除少数外，这些书目大多数已经过时，或者读者不太方便得到和阅读，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书目基本替换。书目以中文为主，辅之以少量英文书，以方便读者了解最近的学术进展。格罗特的希腊史主要是民主政治的历史，但今天的希腊绝不仅仅意味着民主政治，因此这里也补充了一些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书目。因个人识见所限，不免挂一漏万，存在偏颇和不足，只能求其大概。有兴趣的读者，自可顺着这些著述，寻求更近更权威的文献。一、通史
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傅洁莹、龚萍、周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伯里：《希腊史》，上、中、下册，陈思伟译，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
哈蒙德：《希腊史》，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黄洋：《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保罗·卡特里奇，主编：《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伊恩·莫里斯，巴里·鲍威尔：《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
易宁、祝宏俊、王大庆等著：《古代希腊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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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sman, Joseph, Ancient Greece from Homer to Alexander: The Evidence, translated by J. C. Yardle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Wilson, Nigel,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二、断代史
1.爱琴文明
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商务印书馆，2006年。
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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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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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伯克特：《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唐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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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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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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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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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 5-6, second 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4.三、政制史
邦纳，史密斯：《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司法裁判》，刘会军、邱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
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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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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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ndell, Sue,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BritishMuseum Press, 1995.五、思想文化史
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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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
费弗尔：《大地与人类的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胡钟达：《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
廖学盛：《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林国华、王恒主编：《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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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旭：《腓利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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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格罗特小传
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1794年11月17日出生于肯特郡贝肯汉姆（Beckenham）附近的克雷希尔（Clay Hill），祖父安德莱亚斯·格罗特（Andreas Grote）本为布雷默（Bremen）商人，后移居伦敦，是格罗特-普莱斯科特及其公司的创建者之一（1766年1月）。他的长子乔治（为其第二次婚姻所生）成了赛琳娜·佩克威尔（Selina Peckwell）的丈夫，此人母亲一方出自德布洛赛（De Blossets）这个古老的胡格诺教徒家族。南特敕令被取消后，他们离开了自己在图赖讷（Touraine）的家。
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乔治·格罗特与赛琳娜·佩克威尔的长子，他不仅继承了这位布雷默银行家的判断力和商业才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胡格诺精神的男性气质。在英国思想和商业活动的各个领域，这种气质被注入英国家庭后，经常产生辉煌的结果。赛琳娜·格罗特是一个性格倔强、雄心勃勃的女性，格罗特最初的训练正得自于她。在他6岁前往塞文奥克斯语法学校（Sevenoaks Grammar-school）前，他不仅已经在阅读和写作上受教于她，还学习了拉丁语基础。在塞文奥克斯，他的知识积累稳步增长，10岁被送往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当时的校长是雷纳博士（Dr. Raine）。有趣的巧合是，在那之后成名的诸多同行学者中，他应该在那里遇到过康诺普·瑟尔沃尔（Connop Thirwall），后者的《希腊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被他本人的著作最终取代的。在查特豪斯公学的六年，培养了格罗特对希腊和罗马文学浓厚的兴趣，终其丰富多彩的漫长一生中，他从未失去那种兴趣。因怀疑大学教育的益处，他的父亲让他16岁时离开学校进入银行。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仅仅强化了他对知识的热情，于是他稳步走上了自学的道路。为避免学习限于母语文献，他学会了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在此期间，他不仅研读他喜爱的古典作家，而且热情学习历史、政治和哲学。
1814—1815年冬，他首次结识了哈利雅特·卢因（Harriet Lewin）小姐，她后来成了他妻子。后者的父亲托马斯·卢因（Thomas Lewin）出自肯特的贝克斯利（Bexley），为世家子弟，且衣食无忧。1820年二人举行了婚礼。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桩理想的联姻，并因相互尊重的纽带和思想上的共情而得到强化。
在婚前的三年中，他继续自己的研读，并且首次尝试写文艺作品，那是一篇论卢克莱修（Lucretius）—他非常崇敬的作家—的论文（手稿至今仍存）。1817年，他结识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通过李嘉图认识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穆勒当时正在撰写《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格罗特以穆勒为师，十分欣赏他的观点。他本人经验主义理论的形成，大约也可追溯到这个时期。格罗特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这种态度，因为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哲学得到强化，他本人强烈的民主政治原则以及对所有教条式宗教的不容忍，正来自边沁。后来的事件证明，他与这些人—他们后以“哲学激进派”知名—的早期联系，对他的政治生涯及《希腊史》的影响，会是多么巨大。
他早年的婚姻生活在附属于斯利奈德尔街上银行的一幢房子中度过。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一周后夭折，并且使格罗特夫人身染恶疾。正是在她缓慢康复过程中，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议会改革》。这篇文章的大部分随后以《议会改革大纲》再度发表（1831）。它是对詹姆斯·麦肯托什爵士的强力回击，后者在《爱丁堡评论》上主张按阶层代表的制度，格罗特的文章则宣布赞成民众代表、经常性选举和秘密投票。1822年，他安排发表了杰雷米·边沁的手稿，使其以《菲利普·博尚（Philip Beauchamp）所做的自然宗教对人类世俗幸福影响的分析》的书名面世。
1822—1830年是一个安静地准备以及与挚友交流的时期，朋友中最知名的或许是小穆勒。一个学者的小圈子经常性地在斯利奈德尔街聚会，从事阅读和交流，主要讨论的是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在这些会议上，格罗特夫人会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努力让自己成为丈夫工作中一个合格的伙伴。1822年，格罗特开始对希腊历史从事一项专门研究，在一封落款1月14日的书信中，他写道，“目前我正研究希腊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我发现需要……大量其他早期历史的资料加以说明，以证明这些故事之完全不可靠和无价值，这些东西都是早先的古典学者们早已熟悉了的。我相当惊奇地发现，人们极其肤浅和乐意地宣讲、相信、再宣讲和被相信。”在其丈夫的传记中，格罗特夫人声称，是她本人1823年首次向他提出建议，把他的结论变成一本书。但是，如G.克罗姆·罗伯逊（G. Croom Robertson）在《国民传记辞典》的文章指出的，几乎可以肯定，他1822年已经着手这项工作。特别幸运的是，他因专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拖到将近20年后才开始实际撰写。此时他有关希腊史的唯一作品，是一篇对米特福德（Mitford）《希腊史》的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1826年4月号）。
大约此时，格罗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创建位于高尔街的伦敦大学（1825—1827）。1830年，他父亲因糟糕的健康状况，被迫将其在银行的工作交给他。在银行的新工作使格罗特能够支付访问革命前夜的巴黎的费用。旅行过程中，他结识了主要的自由派政治家（见格罗特夫人的《阿利·谢菲尔传》，1860年版）。当年6月，其父去世，享年70岁，格罗特因此成为林肯郡和牛津郡地产的主人，拥有约40 000英镑的现金。1831年的改革运动，他因作为父亲遗嘱执行人的工作而未能积极参与。由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作为该城市的候选人，但他《议会改革大纲》的论文已经表明了他的看法。1833年2月，他终于成为代表伦敦城的国会议员，两个月后，他支持秘密投票选举的动议得到讨论。他的主要观点在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为《次要著述》所写的导言中有介绍。他演说的特征是推理周密、绝无旁枝末节，与他作为《希腊史》作者的身份完全相配。
在连续三届国会的八年半中，他持续代表着自己的选区，看到改革运动后保守主义逐渐复兴。他慢慢地发现，“哲学激进派”的观点，无论对他本人多么有说服力，也代表不了他的党派的看法。在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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