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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大卫·格罗斯曼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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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地尽头试读：

以色列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评论文集《死亡：生活的一种方式》（Death as a Way of Life）的引言里写道：“我每天经历的现实超乎我任何可能的想象，它渗透到我内心最深处。”在灰暗而令人难忘的长篇新作《到大地尽头》的后记中，格罗斯曼说明，他于二〇〇三年五月——约莫写下那篇引言的同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六个月后，他的大儿子服完兵役，一年半后，他的小儿子乌里应征入伍。“那时，”他写道，“我觉得——或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会保佑他。”“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二日，”格罗斯曼继续写道，“离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停火还有数小时，乌里在黎巴嫩南部身亡。”当时，“这本书基本已经完成。在写下最后一稿之际，改变的，首先是现实发出的回响”。《到大地尽头》成功创造了一个充分兼顾现实和回响的世界，并将之戏剧化，体现出格罗斯曼的小说才华，甚至可说是他的天赋。他以从容巧妙的手法，将个体生命的存在编织进历史的画卷中，创造了一系列震撼人心、富有感染力的场景，通过生动、不寻常的细节刻画人物命运，无论在节奏还是深情的叙事上，本书都堪称杰作。这本小说虽然弥漫着不折不扣的悲剧色彩，但时而也有俏皮之处，分外引人入胜；书中细致地描绘了家庭生活，描绘了爱和回忆的表现及阴影，还有失去与恐惧带给人的刺痛和绝望，故事新颖独特，出人意料。

从一方面讲，这部小说是对特吕弗的电影《朱尔与吉姆》的重述，两个互为好友的小伙子，爱上同一个女孩。小说里的女孩奥拉，感情丰富，性喜自省，懂得观察，懂得爱。至于两个男孩：伊兰理智、脆弱、敏感，出奇的又穷又木；阿夫拉姆冲动、才华横溢、智慧过人、超群出众。两个都爱的奥拉，最终选择嫁给伊兰，他们育有一子亚当；几年后，奥拉怀上阿夫拉姆的骨肉，生下第二个儿子奥弗，他被当作伊兰的孩子抚养长大。

换作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这可能会成为喜剧的素材，可在以色列，在故事发生的一九六七年至二〇〇〇年之间，公共生活轻易地侵蚀了最隐私的时刻和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令之深受毒害。阿夫拉姆在一九七三年的战争中被俘，遭严刑拷打，此后，这个自由不羁、有几分傻气的天才变成了一个废人。他不想和以前的朋友有任何联系，不想见自己的儿子。

与战争的痛苦和恐怖并行的，是日复一日的如常生活。格罗斯曼对奥拉养育两个儿子的描述精彩、几近离奇。他善于让平凡普通的瞬间绽放光芒，挑选的每个细节，旨在显示人们有多古怪可爱，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多不简单、多么耐人寻味。和全书别的部分一样，儿子一入伍，奥拉为儿子和丈夫搭建的爱与关怀的避风港，便浸淫在恐惧、不幸和某种粗鄙之中，路障、伏击、监禁，儿子迈入的世界，她只能惊骇地想象。

奥拉的丈夫和大儿子远在南美，她计划等奥弗退伍后，和他去徒步旅行。可结果，奥弗重又应征入伍。奥拉不得不再度活在担心部队“通知官”出现的惶恐中，那人说不定会深夜造访，敲门带来噩耗。

然而，奥拉没有选择留在家里等待，而是决定用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儿子平安无事：即使通知官来访，也找不到她。她将去以色列北部，不带手机，无人可以通知她任何事。她将徒步南行，不听新闻。她要找到男孩的父亲阿夫拉姆，让他跟自己一块儿走。

小说描绘了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谈话时发生的事。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叙述手法。奥拉告诉阿夫拉姆有关儿子的事，所有她能想到的点点滴滴，让他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生父面前。可是，当她以这样的热忱描述他，其实，她已把他置于过去。这给他们的跋涉投下阴影，为他们的对话注入一股黑暗的张力。奥拉的自觉意识，她对外界喜怒哀乐的警觉，她细腻的内省，不时赋予故事一种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尤其是《婚姻生活》——的深邃和隐微。奥拉讲述的故事穿梭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一边是战争和苦难，另一边是中产阶级生活的重重焦虑。

和其他以冲突时期的爱与忠诚为题材的小说，如纳丁·戈迪默的《伯格的女儿》、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雪莉·哈泽德的《大火》一样，在《到大地尽头》里也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对肉体和异性的迫切渴求。小说把奥拉塑造成一个富有七情六欲的女性，这是格罗斯曼此书的一大成功之处。

此外，格罗斯曼成功把平凡的人和事放在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展现出他卓越的控制力，让小说的情感起伏维持在一触即发的状态，然后将叙事推向几乎不堪承受的顶点。例如，有一次，奥拉和阿夫拉姆在途中遇见一个男人，这个人说：“远离新闻一阵子是件好事，特别在经过了昨天以后。”读到这儿，读者简直不得不放下书，为奥拉的儿子忧心不已。还有一回，作者以倒叙的方式，讲述战争结束后，阿夫拉姆从俘虏营获释，神智错乱，住在医院里，他误以为以色列已彻底落败，问奥拉：“有……有个叫以色列的地方吗？”紧张的氛围又一次强烈到令人屏息。

把这本书划归为反战小说未免太不痛不痒，无论如何，这样的标签都不足以真正反映出其磅礴的气势和悲悯的情怀。书中有大量让人感同身受的人生世事，有小说家鞭辟入里的观察，错综复杂的不仅是人物，还有伤痛和纷争遗留下的影响，还有奥拉和阿夫拉姆走过的那片沧桑美丽的土地。故事本身的展开，精心真诚，风趣缠绵，体察入微。这是一部难得的长篇佳作，让人觉得世界似乎因它而有所不同。（张芸　译）序二　作家与慈父钟志清

二〇一一年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科德角玛莎葡萄园岛度假时专门携带了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当代以色列著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二〇一〇年在北美出版的英文版长篇小说《到大地尽头》。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当代以色列家庭生活、男女之爱、父母与子女关系以及令人省思的某些社会和道德问题，让人感受到一个普通以色列父亲的拳拳父爱与一个伟大人道主义者的普世关怀。一

大卫·格罗斯曼是与奥兹、耶霍舒亚比肩的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他于一九五四年生于耶路撒冷，父亲在一九三六年从波兰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格罗斯曼从八岁起便开始阅读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等作品，开始了解迷人的东欧犹太世界。从九岁起就为以色列广播电台做少年记者，成年后在以色列电台做过多年编辑和新闻评论员，一九八八年辞职。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二〇〇八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大卫·格罗斯曼初具记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和经历了二战的犹太难民从欧洲来到以色列。格罗斯曼本人虽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也不是“第二代”，但是他的许多亲戚在战时丧生，许多邻居是幸存者。周围的人在谈到大屠杀时说“那边发生的事”，大人们常说“纳粹野兽”，但不告诉他那是什么意思。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在沉重的集体沉默中。格罗斯曼逐渐意识到，大屠杀镌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深处，只有描写未曾经历过在“那边”——大屠杀中的生活，他才会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而阿莱汉姆的作品有助于他理解“那边”的世界。他主张人们应该用更为人性的方式来面对大屠杀，因为这并非只是犹太作家要探讨的问题，它留给人们很大的道德悖论，每个人都应该追问自己两个问题：身为刽子手或身为受难者时，你该怎么办。

一九八六年，大卫·格罗斯曼发表长篇小说《证之于：爱》。《纽约时报书评》立即将其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格拉斯《铁皮鼓》等经典作品相提并论。《证之于：爱》使用了几条高度交叉的情节线索，把现实、想象、神话、隐喻、荒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打破了只有大屠杀幸存者才能描写大屠杀、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传统，在主题意义与创作技巧方面均有本质性的创新，并为以色列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开了先河。

格罗斯曼的许多作品，显示出与奥兹、耶霍舒亚等作家一样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笔触探及当代以色列社会诸如占领地问题、巴以关系等某些敏感话题。《羔羊的微笑》是格罗斯曼的首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三年问世，这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率先涉猎约旦河西岸问题并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心内容是由内心独白构成的三个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悬念。一是心理医生绍什、绍什的丈夫乌里和乌里最好的朋友卡特兹曼之间的三角恋；二是乌里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尔米之间互为依傍的关系；三是绍什和一位年轻病人的暧昧关系。小说的中心冲突并非巴以冲突，而是人物性格冲突，只是人物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

一九八七年，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完成随笔集《黄色的风》，如实描绘出难民营贫困破败的生存状况。该书发表后，舆论界哗然，以色列读者受到强烈震撼。美国《洛杉矶书评》称之为“一个以色列作家所做的最诚实的灵魂探索”。以色列右翼势力攻击格罗斯曼忽视了以色列人所面临的生存危险，格罗斯曼回应说，他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勿忘人性与道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的另一部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内遭到忽略的问题。在巴以问题上，大卫·格罗斯曼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以色列人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与平等的权利，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认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两个民族求同存异，有国界而无战争。

与许多普普通通的以色列父母一样，生活中的格罗斯曼对子女充满关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带有“母性色彩的父亲”，对子女的成长充满关注，甚至像母亲那样关注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冲突使他的孩子不能幸福、平和地生活，甚至从孩子出生之际起，格罗斯曼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平安地长大。记得一九九七年夏天，我第一次在特拉维夫哈雅康河畔美丽的绿色角对大卫·格罗斯曼进行访谈时，他便对我说，他们只生活在现在时中，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为子孙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可谓朝不保夕，每写下一句话都认为是自己留在世界上的最后文字。

二〇〇一年，当我在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再次与他相逢时，格罗斯曼在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更加忧心忡忡。当时，他的长子约拿坦依照以色列兵役法，正在服兵役，当坦克手，危险性很大。格罗斯曼和妻子终日为长子的命运牵挂，同时为一对正在学校读书的年幼子女乌里和米哈的安全担心。两个孩子虽然在同一个学校读书，但是格罗斯曼夫妇从来不让他们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上学。中国的父母马上想到这是在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目的则截然不同，这是以防万一。万一孩子们乘坐在同一辆车上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每天，格罗斯曼最关心的就是新闻广播，想了解是否有什么新的意外发生。一向文思敏捷的他竟然将按计划三周内完成的小说拖了四个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目前很困难。我们不是生活，而是活着。我周围的人没有人能够愉快地生活。对动荡的现实你不可能闭上眼睛袖手旁观。要听新闻，要了解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是否遭遇到什么危险。要同政治家们会谈，要写政治文章，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本来不止这些。”但作为人，作为犹太人，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他又别无选择。

二〇〇三年五月，格罗斯曼提笔创作《到大地尽头》，当时，他的长子约拿坦还有六个月就要结束服役期，次子乌里则要在一年半之后应征入伍，他们都在装甲军团服役。乌里十分熟悉《到大地尽头》中的情节和人物。每次父子在电话中聊天，还有乌里回家休假时，乌里都会问父亲创作这本书的最新进展。乌里大部分时间在占领区服役，偶尔会将在巡逻队、监视哨和检查站执勤的经历与父亲分享。格罗斯曼希望自己正在创作的这本书能够保护自己的儿子。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二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就在格罗斯曼与奥兹、耶霍舒亚呼吁停火两天后，乌里于停火前几个小时在黎巴嫩阵亡。当时，他的坦克试图营救另一辆坦克中的以色列士兵，被火箭弹击中。他所在坦克上的所有战友与他一起遇难……二《到大地尽头》堪称格罗斯曼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出版后立即在以色列名列畅销书榜。很快便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中国等二十几个国家售出版权。二〇一〇年九月英译本问世后，立刻名列《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榜。同年十月，格罗斯曼在德国获得书业和平奖。《到大地尽头》希伯来文首版问世于二〇〇八年，其希伯来文书名原为“逃离消息的女人”。在作品中，格罗斯曼从女性视角讲述故事，展开情节，叙述视角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转换，涉及一九四八年以来以色列经历的几场战争，人的生命在战争面前变得非常渺小，不可预料。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五十多岁的以色列女子奥拉，与丈夫伊兰分居多年。奥拉生有二子：亚当和奥弗。亚当是她和丈夫所生，而奥弗则是她与情人兼好友阿夫拉姆的骨肉。身为以色列公民，亚当和奥弗都要服兵役。为庆祝次子奥弗结束兵役期平安归来，奥拉计划母子一起到以色列北方加利利旅行。不料奥弗自作主张，报名参加志愿者，去参加新的军事行动。奥拉极度愤怒与悲伤，为“躲避”随时可能降临的奥弗殉职噩耗，奥拉选择离家，按照原计划北行。此时，前夫伊兰与长子亚当在南美旅行，陪同她的是昔日好友和恋人阿夫拉姆，即奥弗的生父。许多读者与评论家把奥拉当作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进而追问格罗斯曼为何将女性作为主人公。但在格罗斯曼看来，小说中除奥拉以外还有许多主要人物。

乍看之下，三角恋情构成作品国族叙事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层面。小说序幕的背景置于一九六七年，少女奥拉与阿夫拉姆、伊兰两个男孩在医院相识，自此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数年后，阿夫拉姆与伊兰一起服兵役，在某次玩笑中要奥拉抽签决定谁将在休假期间与之共度时光，谁则继续留守。但这次无意识的安排却改变了三人的命运。奥拉与伊兰结婚生子。阿夫拉姆则在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被俘，在战俘营遭受刑讯逼供、忍饥挨饿、在阳光下曝晒、被掀开指甲，甚至性侵犯等非人折磨，性格发生极大改变，一度长期远离奥拉夫妇。但是，对阿夫拉姆的友谊与忠诚既导致了伊兰与奥拉的结合，又造成他们的分手。最后奥拉再度与阿夫拉姆聚首，而伊兰却与他们疏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拉的远游既是逃离以色列现实世界，也是回归旧日恋情、回归非现实的自我世界之旅。旅途中，她不断向老友和昔日恋人述说自己多年来的经历，描绘奥弗如何长大成人。似乎通过讲述奥弗的故事，通过重新审视奥弗亲生父母的关系，来保护战场上的奥弗，让他能安全活下来。就像台湾博客来书店所言，这是以色列的人生之书，一段生命的回顾之旅，透过爱与交流，记忆与再述，那些即将失去的，已经失去的，都将长存于心中，永不磨灭。

这部作品完成于格罗斯曼夫妇为儿子乌里守丧之后。作品不仅流露出格罗斯曼作为普通以色列父母一贯存在的内在焦虑，对子女的爱、牵挂与担心，而且表现出他本人对未来以色列人生存境况的担忧。小说所展示的不仅是一个母亲的伤痛，一个家庭可能遭受的灾难，而且透视出当代以色列人令人担忧的命运：违背个人意愿去为所谓的民族命运献身。奥弗虽然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当代青年，但是仅从他的名字上看，便带有献出、给予之意。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格罗斯曼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坦言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曾为主人公改过名字，但究竟什么时候改的，自己则记不清了。这种回避似乎会使人展开更为丰富的联想：在国族命运与个人情感的冲突中，当代以色列人似乎再次沦为牺牲，续写着亚伯拉罕将自己唯一儿子奉献给上帝的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古老神话。

在《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二章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听从上帝之命，带以撒到神所指示的地方，筑坛摆柴，而后，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创世纪：22：11-13》）

亚伯拉罕于是用羊代替儿子，作为燔祭。“密德拉希”在对《圣经》进行诠释与理解时又加进了新的内容，写以撒死在祭坛上而后又得以复活。在传统犹太思想中，以撒走向祭坛往往被视作犹太人朝着殉难目标行进的朝觐过程。犹太人随时准备在神明的召唤下献出生命。但在当代以色列社会中，犹太国家，或者说以色列国家成了上帝的替代物，召唤自己的儿女为之战斗、牺牲。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希伯来诗歌重复古老母题，古代担负献祭羔羊使命的“以撒”，到以色列建国之后已经发展成响应国家号召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国家利益献身的民族英雄。在他们身上，国家利益与个人安危又一次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在这种情况下，“以撒受缚”这一故事原型帮助当代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创造出了新的受难者。从这个意义上，《到大地尽头》续写了犹太民族神话。只是，新一代的献祭者已经不再是以撒，其父母也不再是远古时代的亚伯拉罕。他们有现代意识和批评眼光，除少数狂热分子外，大多人希望能够将子女或国族从受难中拯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格罗斯曼的《到大地尽头》则具有强烈的反战思想，是一位经历丧子之痛的人道主义者在呼唤和解与和平的一种方式。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末写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

献给米海尔

献给约纳坦和鲁蒂

献给乌里（1985—2006）序幂，一九六七年

嘿，姑娘，安静点！

是谁？

安静！你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可我刚才正搂着她

搂着谁？

我们一起坐在巨石上

巨石？你在说什么啊？咱们还是睡吧

后来她掉下去了

难怪你又喊又唱的

可我在睡觉

你刚才在大喊大叫！

她松开我的手，掉了下去

别说了，去睡吧

把灯打开

你疯啦？要是咱们打开灯，会被他们干掉的

等等

怎么？

我刚才唱歌来着？

又是唱，又是叫，总之不安分。现在安静点吧

我唱的是什么歌？

你唱的是什么歌？

我睡觉时唱的是什么歌？

我哪儿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歌？你瞎嚷嚷了一通，这就是你唱的歌。她还想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歌……

你没记住我唱的是什么歌？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连命都快保不住了

那你是什么人？

三号病房的

你也被隔离啦？

我得回去了

别走……你走啦？等等，喂……走了……我唱的是什么歌？

第二天晚上，他又一次把她叫醒，又一次为她引吭高歌吵醒全院的人而恼火。她央求他努力回想一下，她今晚跟昨晚唱的是不是同一首歌。她之所以迫切想要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近几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做同一个梦。那是个纯白一片的梦。梦里的一切，街道、房舍、树木、猫狗、悬崖边的巨石，全都是白色的。还有阿达，她那位长着一头红发的朋友，在梦里也是全身纯白一片，身上脸上没有半分血色，头发上也没有丝毫色彩。但这一回，他还是想不起她唱的是哪首歌。他全身哆嗦着，她也在自己的床上簌簌发抖。咱们俩就像一对响板，他说。让她惊讶的是，她爽朗地纵声大笑，这笑声逗得他心痒痒的。他从自己的病房走到她的病房，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这段路要走三十五步，每走一步，他都得扶着墙、门框，还有运送食物的空手推车休息一阵儿。现在，他步履沉重，踏上了她门外那块黏黏的油地毡。有好几分钟，两人都气喘如牛。他想再次逗她发笑，却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准是昏睡了过去，后来她的声音唤醒了他。

跟我说说

什么？是谁在说话？

是我

是你……

告诉我，这间病房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我哪儿知道？

你也在打哆嗦吗？

是啊，也在哆嗦

你烧得有多高？

今晚有四十度

我有四十点三度。你什么时候死？

四十二岁的时候

这么说，快了

不，不，还有不少时间呢

别走，我害怕

你能听到声音吗？

什么？

突然之间，怎么变得这样安静了？

之前有过爆炸声？

有炮声来着

我一直在睡觉，突然，就又变成晚上了

因为有灯火管制

我觉得他们要打赢了

谁？

阿拉伯人

不可能

他们已经占领了特拉维夫

你说什么……谁告诉你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听说的

是你做梦梦到的吧

才不是，之前有人说过，我听到声音了

是发烧的关系。我也做噩梦来着

做梦……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也许你知道

知道什么？

我是打哪儿来的

我对这儿的事一无所知

你来多久了？

不知道

我来四天了。也许一星期了

等等，护士呢？

晚上她在内科A室。她是阿拉伯人

你怎么知道？

从她的口音能听出来

你在打哆嗦

我的嘴，我的整张脸都在哆嗦

可是……大家都去哪儿了？

他们不会带咱们去避难所躲避轰炸的

为什么？

怕咱们传染他们

等等，这么说，这里只剩咱们——

还有护士

我刚才想

什么？

你能不能唱歌给我听？

你说的还是那首歌？

你就哼一哼嘛

我要走了

换作我是你，我就唱给你听

我得回去了

去哪儿？

哪儿，哪儿，跟我的先辈们躺在一起，悲怆地倒毙在坟茔里，那儿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什么？你说什么？等等，我认识你吗？嘿，回来

次日上半夜，他又到她的病房门口数落她，抱怨她在睡觉时唱歌，把他和全世界的人都吵醒了，她笑了。她问他，他的病房是不是真有那么远，这时他从她的声音判断出，她不在昨天和前天晚上待的地方了。

因为我现在是坐着，她解释说。他小心地问，可你为什么要坐着？因为我睡不着，她说，我也没有唱歌。我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你。

他们都觉得此刻天色更暗了。一股新的热度从奥拉的脚趾升了上来，在她的脖子和脸上烧出红斑，这股热度跟她的病情或许并没有什么关系。幸好这里黑咕隆咚的，她想，一边把松松垮垮的睡衣领口拽到脖子上。他终于吭声了，他在门口轻轻清了清嗓子，说，好了，我得回去了。为什么？她问。他说他得赶紧给自己涂上柏油，粘上羽1毛 。她一开始没听懂，但旋即明白过来，哈哈大笑。过来吧，傻瓜，别装蒜了，我在身边给你放了一把椅子。

他摸索着门框、金属柜、床，最后在远处站定，扶着一张空床气喘吁吁。我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挨我近一点儿，她说。等等，我先顺顺气。黑暗使她充满了勇气，她用健康时的大嗓门，用自己在沙滩上玩耍、打板手球和往静滩的浮台游去时的嗓门嚷嚷道：你怕什么？我又不咬人。他咕哝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都快奄奄一息了。他那副抱怨的腔调和笨重的脚步牵动了她的心。我们就跟老夫老妻似的，她想。

唉哟！

怎么了？

刚才有张床想要……该死！你有没有听说过居心不良的——

你说什么？《居心不良的家具法》——听过没有？

你过不过来？

他们一直哆嗦着，有时一阵颤抖会持续好长时间，他们交谈时说出的话变得支离破碎，颤抖袭来时，他们常常要等它暂时平复下去，让脸和嘴巴的肌肉稍事休息，然后才用高亢、紧张的调门，结结巴巴地吐出只言片语。你多大了？十六，你呢？还多四分之一岁。我得的是黄疸，你呢？我？他说，我觉得是卵巢感染。

一阵沉默。他哆嗦着，喘着粗气。顺便说一句，我开玩笑呢，他说。不好笑，她说。他呻吟着说：我想逗她笑，但她太没幽默感了——她打起精神问他，他在跟谁说话。他回答说，我在跟给我编笑话的人说话，我看我得炒他的鱿鱼。要是你不马上过来坐下，我就要开始唱歌了，她威胁道。一阵颤抖掠过他的身体，他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就像驴叫一样尖厉，是种自给自足的笑，她暗暗将这阵笑声当成褒奖，当成良药吞进肚里。

她说的这句好笑的傻话让他笑得那么厉害，她忍不住告诉他，最近，她不如从前那么擅长让人们大笑不止了。“说到幽默，她可不怎2么会逗乐。”今年他们在普林节 晚会上唱出了这样的歌，来消遣她。这可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缺点。对她来说，这可是一项重大缺陷，这项新的缺陷可能会日益恶化，变得愈发难以解决。她意识到，这项缺陷与她近年日趋衰退的某些能力，有着莫名的关系。比如直觉。这样一种禀赋，怎么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还有这项本领——在恰当的场合说出恰当的话。她原本有这项本领来着，可如今它也不复存在了。还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她以前反应很机敏的。总之那股机灵劲儿就是从她身上消失了。（尽管如此，她这样安慰自己：那不过是一3首普林节的歌，也许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韵脚来给“以斯帖” 押韵，才那样唱的）。再就是对爱情的感觉，她突然想到，也许自己在这一方面的能力，也在日渐衰退——她失去了真正去爱一个人的能力，那种为姑娘们津津乐道的、电影里演的那种在爱情中备感煎熬的能力。她为阿舍·法因布拉特深感难过，她的这位朋友去了军校，如今成了一名战士，他曾在佩夫斯纳街和优素福街中间的台阶上对她说，她是自己的灵魂伴侣，但那时，他还没有碰过她的身子。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未把手或手指放到她的身上，也许阿舍从来不碰她，也跟欠缺爱的能力有关，在内心深处，她感到，所有的事都是息息相关的，形势会日趋明朗，不管未来等待她的是何种命运，她都会不断发现这一未知命运的细小碎片。

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自己五十岁时的样子：又高又瘦，容颜枯槁，有如芳香不再的花朵，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脑袋向前弓着，头上戴着遮挡面容的宽檐草帽。笑声像驴叫的男孩不断摸索着朝她走来，稍稍靠近便即刻远离——她意识到，他好像是故意这样做，对他来说，这似乎是种游戏——他咯咯笑着，拿自己的笨拙打趣，在屋里兜着圈子，他时不时地让她说点什么，好辨明她的方位。她就像灯塔，他解释说，不过是有声音的。真是个机灵鬼，她想。他终于来到她的床边，四处摸索着，找到她放的椅子，猛地倒在椅子上，像老人一样气喘吁吁。她闻到他身上有股病人的汗味。她拽下自己身上的一床毯子，递给他，他用毯子裹住身子，什么也没说。他们都感到筋疲力尽，蜷着身子，打着哆嗦，呻吟不止。

后来她在毯子下面说，你的声音听着耳熟。你是从哪儿来的？耶路撒冷，他说。我是从海法来的，她稍加强调地说，因为我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他们用救护车，把我从兰巴姆医院送到这儿来了。我也有并发症，他笑着说，我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堆并发症。他们静静地坐着。他挠着肚子和胸口，嘴里嘟嘟囔囔，她也嘟囔着。这种感觉才是最难受的，不是吗？她说。她也用双手的指甲抓挠着自己的身体。有时，我真想把自己全身的皮都剥下来，结束这种刺痒的感觉。每次她一开口，他都能听到她双唇分开时的黏软声响，他的手指和脚趾尖儿都会为之悸动。

奥拉说：开救护车的司机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救护车应该用在更要紧的地方。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儿的每个人都在生咱们的气？就好像咱们是故意生病似的……

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感染疫症的病号啊。

他们把每个感觉稍有好转的人都打发回家了。尤其是当兵的。嘣——啪，他们把这些当兵的踢回了部队，好让他们尽快重返战场。

这么说战争真的打起来了？

你开玩笑吗？起码已经开战两天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小声问。

我想是前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我记不清了，我已经分不清哪天是哪天了。

对，你是说过……奥拉愕然无语。之前她做了那么多恐怖离奇的梦。

你怎么会听不到呢？他咕哝着，空袭警报和炮声一直在响，我还听到直升机降落的声音。也许伤亡人数已经有一百万啦。

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这儿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她们都顾不上照顾咱们。

那么是谁照顾咱们呢？

眼下只有那个身材瘦小的阿拉伯女人，就是哭的那个。你有没有听到她哭？

那是人的哭声吗？奥拉感到惊讶。我还以为是动物哀嚎呢。你能肯定吗？

当然，那是人的声音。

可为什么我从没看到过她？

她总是来一会儿就走了。她总是来检查一下，把药物和食品留在托盘里，然后就走了。现在白天晚上都只有她一个人留守。他嘬着双颊，若有所思地说，他们留下来照顾咱们的唯一一个人，竟然是个阿拉伯人，真有意思，不是吗？也许他们不会让阿拉伯人照看伤员。

可她为什么哭？她遇上什么事了？

我哪儿知道？

奥拉僵硬地坐直身子，用平静而冷淡的语气说，告诉你吧，他们45已经占领了特拉维夫。纳赛尔 和侯赛因 已经在迪曾戈夫街的咖啡馆里喝上咖啡了。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惶恐。

我是昨天听说的，要不就是今天，我差不多能肯定就是这两天，也许是从她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听到了，他们占领了贝尔谢巴、阿什凯隆和特拉维夫。

不，不，这不可能。也许是因为发烧吧，是发烧产生的错觉，这根本就不可能！你疯了，他们不可能打胜仗。

有可能，有可能，她喃喃自语，旋即又自忖道：什么事有可能，什么事没可能，你又知道些什么呢。

过了一阵儿，她打了个小盹儿，醒转过来，环顾四周寻找那个男孩。你还在吗？什么，是啊。她叹了口气。原先这间病房里，有九个女孩跟我在一起，如今只有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是不是很让人恼火？男孩很为此高兴：自己跟她相处了三个晚上，仍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他喜欢这样的小神秘；他在家里编写短剧，录在自己的盘式录音机上，他独自包揽了剧中的全部角色——孩子、老人、女人、幽灵、国王、野鹅、会说话的水壶等一干角色——剧中常会出现一些类似这样的机灵小把戏：人物出现之后，又凭空消失，一些人物幻想出另外一些人物。与此同时，他还用种种猜想来自娱自乐：里娜？耶尔？也许是里奥拉？她看起来像是里奥拉，他想。她的笑容充满光彩，所以她的名字里一定有个奥（or）字。

这儿跟他的病房没有什么不同，他告诉她。三号病房的病号，包括士兵们在内，几乎全部离开了。有些士兵甚至都还不能走路，但他们还是被送回了部队。现在只剩一个家伙跟他做伴，这个家伙不是当兵的，其实是他的同班同学，他是两天前来的，发烧四十一点二度，高烧不退，整天做梦，自说自话地讲一些天方夜谭般的故事——等6等，奥拉打断他的话头。你有没有在温盖特 受过训练？你打排球吗？阿夫拉姆发出一声惊骇的低呼。奥拉忍住笑容，露出严肃的表情：怎么，你没有什么擅长的体育运动吗？阿夫拉姆想了一会儿。我差不多就像沙袋一样，他说。那你参加了什么青年团体？她生气地问。我不参加任何团体，他笑着说。不参加任何团体？奥拉吃了一惊。那你是什么团体的成员？可别告诉我你参加了哪个团体，阿夫拉姆说，笑容仍然挂在他脸上。为什么不能参加？奥拉觉得受了侮辱。因为团体会毁了我们的一切，他说着，颇为夸张地长叹一声，因为我刚开始觉得，你是个十全十美的姑娘。哈！她嚷道，我刚好参加了移民营青年团。他昂首噘嘴，像狗一样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号，把她吓了一跳。你告诉我的这件事可真够糟的，他说，我只希望你的痛苦有药可救。她兴冲冲地用一只脚打着拍子。慢着，我知道了！难道你没跟朋友一起去过耶索德哈玛莱赫露营区？难道你们没在那儿的森林里露营过？

亲爱的日记啊，阿夫拉姆操着一口浓重的俄国腔叹息道，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寒冷的午夜时分，我这个苦命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姑娘，她确信她认识我——奥拉发出轻蔑的哼声。长话短说，阿夫拉姆继续说，我们分析了每一种可能性，在否决了她所有的可怕想法之后，我得出结论：也许我们是在未来结识的。

奥拉发出一声尖叫，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出什么事了？阿夫拉姆小声问，她的痛苦似乎传到了他的身上。没什么，她说，没什么。她偷偷地端详着他，试图看穿眼前的黑暗，看清他的样子。

不知怎的，他用比鸟更灵活的身姿飞向三号病房，落在同班同学床边，后者酣眠未醒，也在打着哆嗦，唉声叹气，挠着痒痒。这里真静啊，阿夫拉姆咕哝道，你注意到今晚有多安静了吗？有一段长长的沉默。然后另一个男孩用嘶哑、断断续续的声音说：这里就像坟墓，也许咱们已经死了。阿夫拉姆陷入了沉思。听我说，他说，我觉得咱们生前在同一个班级上过课。那个男孩什么也没说。他费力地抬头，想看看阿夫拉姆，却做不到。几分钟后，他呻吟着说，我活着的时候，基本上从不在任何课堂上学习任何东西。这倒是真的，阿夫拉姆露出一丝钦佩的笑容，说道，我活着的时候，班上确实有个家伙，基本上不学任何东西。这家伙叫伊兰。自命不凡得要命，不跟任何人说话。

他跟你们这帮家伙能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就是一群稀里糊涂的小屁孩和小傻妞。

为什么这么说？阿夫拉姆不为所动，尖锐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们稀里糊涂？

伊兰发出一声短促的嗤笑，他们静静地坐着，陷入躁动不安的睡眠。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在七号病房，奥拉躺在床上，试图弄清自己的经历是否真实。她记得不久前，几天前，她在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球场训练完毕，往回走时，昏倒在街头。她记得，兰巴姆医院的医生马上问她，她是不是去过哪个准备作战的新兵营，是不是吃过什么东西，或者用过营房内的公厕。她很快被人从家里带了出来，然后送到一个陌生城市，被医生们全面隔离，隔离在一座她闻所未闻的城市，一家惨兮兮、不起眼的小医院三楼上。她弄不清，自己的父母和朋友是否被禁止前来探望，还是他们已经来过，当时自己睡着了？他们无助地站在她的床边，试图唤醒她，叫着她的名字，然后转身走了，还扭头多看了自己一眼：真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但无计可施，生活还得继续，人人必须向前看，如今战争打响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我就要死了，伊兰惊愕地咕哝道。

胡说，阿夫拉姆说，他哆嗦着醒了过来。你会活下去，再过一两天，你就会——

我知道自己会死，伊兰轻声说，从一开始就明摆着。

不，不，阿夫拉姆说。现在他有些害怕了。你说什么呢，别这样想。

我甚至还没吻过一个女孩。

你会有机会的，阿夫拉姆说，别怕，没事的，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会儿——也许过了一个小时。伊兰说，我活着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孩子，跟我一样狂妄。

是我，阿夫拉姆笑了。

他什么时候都不肯闭嘴。

是我。

总是嘈吵不休。

是我，是我！

我常常看着他，心想，这家伙小时候，他爹肯定经常把他揍出屎来。

谁告诉你的？阿夫拉姆警惕地问。

我会看人，伊兰说着，睡了过去。

阿夫拉姆不安地展开翅膀，飞过弯曲的走廊，几次撞在墙上，最后终于落在奥拉床边的椅子上。他闭上眼睛，时睡时醒。奥拉正在做梦，阿达在梦里出现了。在梦里，她和阿达两人在一片广阔无垠的白色草原上，她们俩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默默地手牵着手，在这里漫步。在最初的梦里，她们一直聊个没完。她俩从远处望见，那块巨石横陈在深渊上方。当奥拉鼓起勇气从侧面看着她时，她看到阿达已经没有了形体，只剩下一个声音，像从前一样语速飞快，声音尖利而活泼。两人牵手的感觉还在，她们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奥拉脑袋里的血液怦怦地搏动着：别松手，别松手，别松开阿达，一刻也别松开——

不，奥拉低声说，蓦然惊醒，出了一身冷汗，我真蠢——

她望着阿夫拉姆的位置，只见他摊手摊脚地躺在黑暗里。她脖子上的血管悸动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他醒了，努力在椅子上稳住身体。他不断地往地面上滑，有一股强横的力量在拖曳着他，让他躺下，放下他那颗沉重无比的头颅。

我以前有个朋友，她说话跟你挺像的，她喃喃地说，你还在吗？我在，我觉得刚才我睡着了。从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现在不是了？奥拉的双手突然抖得很厉害，她想控制住，却没有成功。她有两年不曾向别人说起阿达了。她甚至从未大声说出阿达这个名字。阿夫拉姆将身子稍稍前倾。你怎么了？你为什么那样？

听着——

什么？

她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飞快地说：在一年级，开学头一天，我走进教室时，她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女孩。

为什么？

嗯，奥拉咯咯地笑了，她也长了一头红发。

哦。慢着，你长了一头红发？

她放声大笑，她的笑声又变得健康爽朗，富有音乐感。她感到惊讶：有人陪自己聊了这么长的时间，三个晚上，却不知道自己长了一头红发。但我没有雀斑，她很快澄清，阿达有雀斑，满脸都是，胳膊和腿上也有。你有没有觉得这挺有意思？

她腿上也有？

身上到处都有。

你为什么不说了？

我不知道。没有多少可说的。

给我讲讲那时候的事吧。

这有点……她犹豫片刻，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告诉他，彼此相似的人之间的秘密。你应该知道，红头发的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周围有没有其他红头发的孩子。

好跟他们交朋友？哦，不对，恰恰相反。对吧？

她在黑暗中露出赞许的微笑。他比她想的要聪明。没错，她说，这样，她们就从不会站在一起，诸如此类的。

我就是这样的——我先看看有没有矮个子。

为什么？

就这样呗。

你是不是……慢着，你是个矮个子？

我愿意打赌，我还没你的脚踝高。

哈！

真的，你想不到，马戏团的人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活儿。

告诉我。

什么？

你得说实话。

说吧。

你昨天和今天为什么来找我？

不知道。我就是来了。

好吧。

他清了清嗓子，说：“我想在你入睡之后，唱歌之前，把你叫醒，阿夫拉姆谎称。”

你刚才说什么？“我想在你入睡后，再次开始唱歌之前，把你叫醒，一向诡计多端的阿夫拉姆谎称。”

哦，你——

没错。

你在话里加上了——

就是这样。

一阵沉默。一阵窃笑。两人都在迅速开动脑筋。

你叫阿夫拉姆？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是我爹妈能买得起的最便宜的名字。

这样的话，我会这样说：“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个戏子什么的，奥拉心想。”“你明白了，阿夫拉姆表扬奥拉，然后心想，亲爱的灵魂哟，我相信咱们找到了——”“现在给我安静一会儿，天才奥拉说，随后她陷入了比大海更深沉的思绪之中。”“我想知道她那比大海更深沉的思绪是什么，阿夫拉姆不安地想。”“她暗想，她确实很想一睹他的真容，一分钟也好——这时像狐狸一样狡黠的奥拉向他透露，除了提前准备好椅子，她今天还准备了这个。”

响起一声刮擦声，又是一声，亮起一团火焰，屋里一片光明。一只又长又白的纤细手臂伸在光圈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火光在墙壁上摇曳着，就像花瓶里的水一样。火光照亮了大屋里许多光秃秃的空床位，照出了颤抖的阴影、墙壁和门框，阿夫拉姆身处光亮的中心，火光照得他看不清东西，他把身子往后缩了缩。

她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本能地把它放低，仿佛怕他感到困窘。火苗照亮了一个年轻人穿着蓝色宽松裤的、粗壮结实的双腿。在大腿位置，一双小得令人吃惊的手紧张不安地扭在一起，火光上移，照亮了一副粗短的身形，从黑暗中剪出了一张圆圆的脸庞。尽管这张脸上带有病容，但也带着令人窘迫的、古怪而强烈的求生欲望，圆鼓鼓的鼻子，肿胀的眼睑，上面是一头凌乱的黑发，有如野生灌木丛。

最让她吃惊的，是他呈现给她，让她端详审视的那副尊容：双眼紧闭，五官使劲地挤出一道道褶子。有那么一瞬间，他那副样子，活像刚把一件易碎的东西抛到空中，正惊恐不安地等它摔个粉碎的一个人。

奥拉痛呼着，舔了舔自己灼痛的指尖。犹豫片刻之后，她划着了另一根火柴，以不偏不倚的公平态度把它移到自己的额头前方。她闭上眼睛，让火光在面孔前方快速上下移动。她的睫毛扑闪着，嘴唇稍稍噘了起来。阴影避开了她那长长的、高高的颧骨，环绕在她的嘴巴和下巴组成的那个挑衅的、圆鼓鼓的球形周围。某种阴暗、充满睡意的东西，在这张可爱的面孔上方盘旋着，这是一种不为人知、尚未根绝的东西，但也许，让她显露出这般模样的，只是疾病而已。她的短发熠熠生辉，宛如擦亮的铜器，甚至在火柴熄灭，黑暗将她再次包围之后，头发的光彩依然驻留在阿夫拉姆眼中。

嘿——

什么，什么？！

阿夫拉姆？

什么事？

你刚才睡着了吗？

我？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你真的认为咱们会好起来吗？

当然。

当初我来的时候，在这儿隔离的病号有一百多人。也许他们治不好咱们的病？

你是说——咱们俩的病？

不管谁留在这儿，不都是这样吗。

只有咱们俩，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个家伙。

但为什么咱们留在这儿了？

因为咱们有肝炎并发症。

就是。但为什么让咱们摊上了？

不知道。

我又要睡过去了——

我守在这儿。

为什么我老是陷入昏睡？

身体虚弱呗。

你别睡，守着我。

那你跟我说说话。讲给我听。

讲什么？

跟你有关的事。7

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她告诉他。人们管她们叫“暹罗双生 姑娘”，但她们的相貌并不像。她们从六岁到十四岁，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上学期，八年间她们一直同桌。毕业之后，她们也没有分开，总是粘在一起，不是在这个家，就是在那个家，一起参加移民营青年团，一起远足，一起参加夏令营——你在听吗？

什么……？是的，我在听……有件事我没听明白——为什么你们现在不是朋友了？

为什么？

是啊。

她不——

不怎么了？

不在了。

阿达吗？

她听出他声音里的惊惧，就像有人打了他一下似的。她把腿蜷起来并拢，用胳膊环抱着双膝，开始来来回回地前后摇晃身子。阿达死了，已经死了两年了，她暗自思忖，这没什么，这没什么，人人都知道她死了。她死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还在继续。但她觉得，她刚刚告诉阿夫拉姆的好像是一桩秘密，一件原本只有她和阿达知道的事。

随后，不知怎的，她放松下来，停止摇晃。她缓慢而小心地恢复了呼吸，仿佛肺里有些棘刺在扎她，她有种特别的感觉：这个男孩可以把这些棘刺小心翼翼地逐一摘除。

她是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你知道吗——

车祸？

你们有同样的幽默感。

谁？

你和她，一模一样。

所以你才——

什么？

所以你听了我讲的笑话，才没有笑，是吗？

阿夫拉姆——

嗯？

把你的手给我。

什么？

把你的手给我，快点。

医院允许咱们这么做吗？

别傻了，快给我。

别，我是说，因为咱们都在隔离。

反正咱们都已经染上病了。

但也许——

快把手给我！

瞧咱们出了这么多汗。

这是好事。

为什么？

你想想看，假如咱们两个人中只有一个出汗的。

或者只有一个人打哆嗦。

或者只有一个人挠痒痒。

或者只有一个人有——

什么？

你知道的。

你真不正经。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吗？

那你说，有什么。

好：有大便——

颜色像石灰水一样——

还带血，很多血。

她喃喃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我身体里有这么多血。

什么东西外表是黄的，像疯了似的一直打哆嗦，还拉血？看，你笑了……我刚才还担心呢……

听我说。在生病之前，我以为自己身体里没有一点——

一点什么？

一点血液。

这怎么可能呢？

我随口说的，别多想。

你当初是那样想的？

握着我的手，别走。

除了发色，她们的外貌大相径庭，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一个身材高大健壮，另一个又矮又胖。一个有着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那种舒展、容光焕发的脸庞，另一个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脸上有很多雀斑，尖鼻子，尖下巴，戴着大眼镜——就像犹太社区的年轻学者似的，奥拉的父亲常这样说。她们的头发也迥然不同：阿达的头发浓密、卷曲、凌乱，梳子几乎梳不下去。以前我常给她编辫子，奥拉说，编成一根粗辫子，然后给她盘在头上，就像一块安息日的白面包，她喜欢那样。她不愿意让别人给她编。

阿达的头发实在是红，要比奥拉的红得多，它一向十分惹眼。奥拉在床上蜷起身子，看到了阿达的那头红发，它就像一颗火柴头，或者一团火焰。奥拉瞥了她一眼，旋即闭上双眼，她无法面对阿达那丰盈的形象。我很久不曾看到她的这副形象了，她想，这副色彩鲜艳的形象。

她总是走在我的这一侧，奥拉告诉阿夫拉姆，她用双手握着他的一只手，因为阿达的右耳天生听不大见，我们总是聊个没完，聊所有的事，我们无话不谈。她突然陷入沉默，把手从他手里抽走。我不能，她想，我把她的事讲给他听，这是何必？他甚至什么都不问我，一言不发，就像在等我自说自话一样。

她深吸一口气，想努力把话跟他讲清楚，却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词句压在她的心头，找不到出路。她能告诉他什么呢？他又能明白些什么呢？我是想告诉你的，她想。她的手指活动着，挖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她想起，她们一起牵手时就是这样，她想起她们的亲密无间，笑了：你知道刚才我想起了什么吗？不是什么大事，就在她——遇上车祸——之前那个星期，我们还对《小兔子》作了一次文学分析。你知道吗，那是一首童谣，讲的是一只兔子染上了感冒。

阿夫拉姆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他露出虚弱的笑容。什么内容，给我讲讲。奥拉笑了。我们写道——其实大部分内容是阿达写的，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一向是她更有天分——整篇内容讲的是，一场普通的流感在动物王国里传播开来的惨状，就连最纯洁的生灵也未能幸免……

阿夫拉姆喃喃自语：“就连最纯洁的生灵也未能幸免。”她感觉得出，他在嘴里品味着词句，用舌头品咂着它们，突然之间，多年以来头一次，她的记忆一下子鲜活明晰起来，让她感到讶异：阿达和她的种种陈年往事，全部回到了她的脑海，她兴奋地回忆着。她们没完没了地议论男生有没有“艺术人格”，她们推心置腹地谈论她们的父母——毕竟，几乎从一开始，她们就更忠于彼此，不吝分享家里的秘密。现在她想，如果不是阿达，自己绝不会知道，两个人竟然可以如此亲密无间。她们还一起学习世界语，可总是有始无终……在学校组织的一年一度前往加利利湖的旅行中，她告诉他，阿达在大巴上犯了胃疼，她告诉奥拉，自己就要死了，奥拉坐在她身边哭个不停。但是当她真的死去时，你知道吗，我没有落泪，我哭不出来。我体内的一切都干涸了。她死后，我一次也没有哭过。

她俩都住在奈维沙兰社区，两家只隔了一条小路和一条巷子。她们一起步行上学，一起步行回家，过马路时总是手拉着手，这是她们从六岁起就养成的习惯，直到十四岁也没有改变。奥拉记得有一次——九岁那年，她们因为某件事吵了一架，她没有牵阿达的手，她们过街时，一辆市政货车转过弯，撞上阿达，把她撞得高高飞起——

这一幕犹在眼前：她的红衣服张开了，像一个降落伞。奥拉就在后面，只有两步远，她转身往回跑去，躲在一排灌木后面，跪在地上，用双手捂住耳朵，紧闭双眼，自己大声哼哼着，这样她就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一场彩排，她说。

我可不擅长救人，随后她补充了一句，这话也许是说给自己听，也许是在提醒他。

后来到了那年的光明节假期，她说话的声音变小了，我和爸妈，还有哥哥一起去纳哈里亚度假，我们每年都去，整个假期都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假期结束后的次日早晨，我去上学，在我们每天早晨碰头的亭子旁边等她，她没有来，见时候不早了，我只好独自走了，她也不在教室，我望着操场、树上、我们一起待过的所有地方，她都不在，上课铃响过之后，她也没有来，我以为她病了，或者迟到了，很快就会来。这时我们的年级指导老师走了进来，我们看到他不知所措，歪着身子站在那儿，说，我们的阿达……他潸然泪下，我们不明所以，有几个孩子甚至笑了起来，因为他的抽泣声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

她用耳语般的声音飞快地说着。阿夫拉姆用双掌用力夹着她的手，弄疼了她，她没有把手抽出来。

然后他说，她昨晚在拉马特甘的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她在那儿有个表姐，当时她正要过马路，来了一辆巴士，就这样。

她的呼吸喷在他手背上，又急促，又灼热。

你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

我在那儿坐着。我想不起来了。

阿夫拉姆呼吸粗重。

我的书包里有她的两本书。两本《青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假期过后，我带来准备还给她的，我不停地想：现在我该拿这两本书怎么办呢？

你听到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在班上？

是啊。

这不可能。

可能。

然后呢？

不记得了。

她的父母亲呢？

什么？

他们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在想，要是这样的事，车祸，发生在我身上，我妈妈也许会疯掉，会要了她的命。

奥拉坐直身子，抽回了手，向后靠在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说。

怎么可能？

我再没……

我听不见，往前点儿。

我再没跟他们说过话。

一句也没说？

打那以后就没说过。

慢着，你是说，他们也死了？

他们？当然没有……他们如今还住在那栋房子里。

但你说……你说你跟她情同姐妹——

我没去她家……

她的身体变得僵硬。没去，没去，她发出一声跟她性格不符的冷笑，我母亲说，还是不去的好，免得叫他们更难过。她的双眼开始蒙上一层亮泽。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相信我，这样最好，这样就不用说起每一件事了。阿夫拉姆静静地坐着。他对这一说法难以苟同。

不过我们在班上写了一篇有关她的文章，每个孩子都写了点什么，我也写了，作文老师把它们汇总起来，做成一本小书，她说，她把书送给了阿达的父母。奥拉突然用拳头按住自己的嘴巴。我干吗告诉你这些？

她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他问。

没有。

只有她一个？

对。

只有她和你两个人。

你不明白，你的想法根本不对……他们说的对！

谁？你说的是谁？

我爸我妈。不是我爸，光是我妈，对这一类的事，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经历过大屠杀。我敢肯定，阿达的父母也不愿意让我去，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叫我去他们家。他们可以叫我去的，不是吗？

但你现在可以去见他们。

不行，不行。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她，而且她——奥拉的头摇晃起来，全身发抖。两年来，班上再没有人谈起过她……她的头开始一下下地撞在墙上：（砰！）（只言片语）（砰！）（只言片语）。就好像从来没有她这么个人。

停下，阿夫拉姆说，她马上停了下来。她直视着眼前的黑暗。现在，他们俩都听到了：在病房外的某个地方，远处的某个房间里，那个护士正在哭。低沉、拖着长腔的哭号声。

过了一会儿他问，他们是怎么处理她的课桌椅的？

她的课桌椅？

是啊。

什么意思？它们还在啊。

空着没人坐？

是啊，当然空着，谁会坐呢？

她安静、戒备地坐着。她方才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看错了他，看错了他那可爱、略显滑稽、泰迪熊般的模样。这不是他第一次突然向她提出一个貌似单纯的问题，过后她才感到，自己被冒犯了。

你一直坐在她的座位旁边？

对……也不对……他们把我往后调了。我记不清了，往后调了三排吧，不过是在边上。

哪儿？

什么哪儿？

告诉我，他急不可耐地问，确切的位置。

一股新的、陌生的疲惫向她袭来，是那种彻底屈服之后的无力感。这么说吧，我们的课桌在这儿，她咕哝着，用手指在他手上飞快地画着，后来我到了这儿。

所以说，你一直都能看到她的座位，就在你前面。

对。

他们为什么不把你调到别的地方？也许往前几排，这样你就不用一直——

住嘴，够了，别说了！你就不能闭嘴吗！

奥拉——

又怎么了，你想怎么样？

我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

我在想，也许有一天，咱们去看看她的父母？

我和你？怎么可能？

如果我去了海法，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找你，要是你愿意的话。

奥拉的喉咙里仿佛有一只绝望的小鸡在猛烈地拍打着翅膀。

她的父母……他们在我们的街上开了一家小铺，我们再也没有……

什么，告诉我——

在他们那儿买过东西。

为什么不买了？

我父母，我妈妈，她说最好是别去。

你答应了？

所以我们绕道走……

可你怎么——

阿夫拉姆，抱着我！

他有些排斥，又被她的不安所吸引，他用手摸索着往前走去，摸到一双膝盖，然后是一只瘦骨嶙峋的臂肘，纤细的身段，烫人的干燥肌肤，嘴巴呼出的湿润气息。当他搂住她的肩膀时，她把全身靠在他身上，颤抖着，他搂着她，心里很快就充满她的悲伤。

他们就那样坐着，发狂般地抱着对方。奥拉张着大嘴，痛哭流涕，哭得就像个迷路的小女孩。阿夫拉姆嗅着她呼出的气息，有股病人的气味。没事了，没事了，他说，一下下地轻抚着她那颗潮湿的脑袋，汗湿的头发和湿漉漉的脸庞。他们挤成一团，坐在她的床上，阿夫拉姆心想，就算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们，他也无所谓。像这样再过上几天，他也不介意。有时他的手会偷偷滑下来，抚摸她那温热的脖颈，或者不经意地滑过她那纤细修长的手臂，她的手臂就像男孩的一样，长着胡桃般的肱二头肌。他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不要乱动，但与此同时，他也不由自主、不露痕迹地努力满足着自己的欲念。奥拉的脑袋略微后仰，仿佛枕在他手中。这样的一刻，阿夫拉姆迷迷糊糊地想，会让自己回味好几个礼拜。但是不，不能这样对她，他责备自己。不能这样对她。

后来，过了好长时间，她在睡衣袖子上擦了擦鼻子。你真好，你知道吗？你跟别的男孩不一样。

我们刚开始时互相责怪，这没关系？

这样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吧。

还有这样呢？

也继续保持。

次日晚上——如今她已经弄不清自己在这儿度过了几天几夜——阿夫拉姆推着一把轮椅来到她的房间。她浑身冷汗地醒了过来。她又做了同一个噩梦，梦里有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身边，描述着可怖的景象。有时她非常肯定，这声音是病房某处的晶体管收音机在响，在走廊上或者某个空房间里。她甚至听出它播的是“开罗的雷声”，是用希伯来语播送的——班上的孩子们已经能模仿这位言辞浮夸、希伯来语常犯可笑错误的埃及播音员了。另一些时候，她确信这个声音来自自己体内，只对她一个人说话：犹太复国组织几乎已经被光荣的阿拉伯部队全部攻占，阿拉伯人已经“脱下了敌军的内裤”。一波又一波勇敢的阿拉伯战士，此刻正像潮水一样涌向贝尔谢巴、阿什凯隆和特拉维夫，这个声音宣布道。奥拉一直躺着，心怦怦直跳，浑身是汗。她想，阿达对这些一无所知，对奥拉在这里的经历一无所知。这些事已经不在阿达的时间里了。不在她的时间里，这话是什么意思？谁能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们曾经一起度过同样的时间，如今阿达的时间结束了，她已经不在时间之中了。这怎么可能？

这时奥拉听到轮子的响声和刺耳的剧烈喘息声。阿夫拉姆？她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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