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永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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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研究试读：

文前彩插

我和永胜博士认识多年，对其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比较熟悉。云南大学方铁教授在西南边疆史和民族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永胜在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方先生曾跟我提起永胜的学业和为人，赞誉有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胜长期从事缅甸和泰国的跨界民族研究，已发表了多篇论文。2009年，我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云南跨界民族双向移民与社会稳定研究”，在探讨云南的跨界民族时，也涉及越南、缅甸和老挝的跨界民族。共同的研究兴趣，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交往。不久前，永胜博士寄来《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研究》的书稿，请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接受。

跨界民族作为近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一种特殊民族形式和一种重要的跨国现象，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有关跨界民族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称谓，主要有“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三种。葛公尚研究员在《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一书中，对上述三个概念做了辨识。他指出，跨界民族是指同一民族跨国界线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密切的联系。跨境民族是指迁出数百年和更长的时间以后，迁出的一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到当地主体民族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差异。但他们仍存在着同一民族起源、互相认同的民族意识。跨国民族是指有些民族出于各种原因有了世界性的迁居。然而，在我国民族学界和公共话语中，“跨界民族”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而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三个概念，也经常互用，因此使用“跨国民族”也是没有问题的。近三十年来，我国对跨界民族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在我国与周边跨界民族的研究，而对外国的跨界民族研究则比较少见。该书研究缅甸与泰国的跨界民族，拓展了跨界民族研究的领域，也为我国世界民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缅甸与泰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同源民族和跨界民族众多，是东南亚跨界民族最多的区域之一。由于缅甸、泰国的民族划分方法和民族政策与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对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的种类进行划分，并对其进行整体研究，不仅是一项既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该书将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分为19个，对这些民族的分布、人口、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缅甸与泰国在两国边境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等内容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对深化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永胜早年学习东南亚史，后来研习民族学，专攻缅甸、泰国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历经十余载，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该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完成该书的写作，永胜先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深入泰国北部和中缅边境地区，走访20多个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文献资料、访谈笔记和音像材料。较为难得的是，永胜还利用假期，到泰国国家图书馆、朱拉隆功大学图书馆、清迈大学图书馆复印了许多外文资料。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结合与运用，为该书的撰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者把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文化划分为稻作文化和刀耕火种文化两大系统，用大量篇幅对居于核心地位的几种文化——生产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和服饰文化进行专门探讨，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适应自然和社会，以及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迁。作者以翔实的材料，探讨缅甸和泰国跨界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演变进程及其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平原民族文化底蕴较为深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比较不易发生变迁。而山地民族的文化则相对脆弱，会因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虽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主要文化却得以传承和延续，成为相应民族的重要标志，为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着力采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缅、泰两国的跨界民族做了深入的研究。该书在研究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时，进行了长时段梳理，认为虽然跨界民族是在近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一种特殊民族形式，但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论及缅甸的民族政策时，该书提出，缅甸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问题的产生，不能仅归咎于缅甸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而应该从缅甸的历史中寻找答案；提出缅人中央王朝并未真正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完成彻底的国家统一，即便有一部分国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强力统治，也缺乏必要的延续性。因此，无论对孟人的恩威并济的统治方略，还是在掸人等民族地区推行的土司制度，皆未能有效解决边疆少数民族独立性强、国家观念淡薄的痼疾，孟人的独立运动与掸人土司的叛服无常对古代缅甸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英国的殖民侵略与分治政策致使缅甸民族关系进一步走向复杂化，为缅甸独立后民族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在探讨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行时，作者引入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认为缅甸与泰国跨界民族的传统社会规范和习惯法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传承和发展也存在扬优除弊的问题。对于缅甸和泰国政府而言，缅泰跨国民族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习惯法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应当正确引导和合理利用缅泰跨界民族的传统社会规范和习惯法中的积极因素，为地方行政管理服务。

该书对缅甸和泰国跨界民族的人口及其分布、社会经济、文化及变迁、民族政策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阐述得不够。民族认同是跨界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永胜长期致力于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南半岛国家民族的论著，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愿《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研究》一书的出版，成为永胜学术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再出佳作。

是为序。曾少聪2015年1月6日于北京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研究意义

跨国民族作为近现代国界线划定后出现的特殊民族形式和一种重要的跨国现象，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国民族研究作为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蓬勃兴起，并在30多年时间里取得长足进步，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令人瞩目。就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在本领域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国民族，这本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同样应该重视对周边国家之间跨国民族的研究。我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周边跨国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周边国家跨国民族的研究，也是中国跨国民族研究和中国国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两个大国，缅甸与泰国有众多民族跨国而居，其跨国民族关系对缅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国民族中颇具代表性。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探寻周边国家跨国民族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可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世界民族研究和跨国民族研究。

缅甸与泰国分别是以缅人和泰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两国互为[1]近邻，边境线长达2108公里，众多民族跨缅甸与泰国甚至更多国家而居，是东南亚跨国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笔者统计，缅泰跨国民族至少有19个，即：泰—掸人（Tai-Shan，包括泰国泰人和缅甸掸人）、华人（Chinese）、孟人（Mon）、拉佤人（Lawa）、崩龙人（Palaung）、布朗人（Blang）、克木人（Khamu）、克伦人（Karen）、克耶人（Kayah）、克钦人（Kachin）、阿卡人（Akha）、拉祜人（Lahu）、傈僳人（Lisu）、毕苏人（Bisu）、巴洞人（Padong）、苗人（Hmong）、瑶人（Yao）、潘泰人（Panthay）、[2]马来人（Malay）等民族。缅、泰两国还有一定数量的印度、越南等国侨民。

上述缅泰跨国民族主要分布于缅甸和泰国边境地区，也有部分居住在缅甸或泰国内地，分布状况较为复杂。众多缅泰跨国民族在中南半岛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及其复杂的分布状况决定了缅泰跨国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形式不仅是认识缅甸与泰国民族情况乃至中南半岛地区相关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关键，也是了解上述地区其他情况的重要基础。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跨国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民族关系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进而准确把握其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不仅于推进中国的东南亚民族研究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其他领域提供借鉴。

与此同时，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历史与现状及其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拓展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国际关系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并为这些学科在一些新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或者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中，除已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华侨外，还有许多分布于我国西南边疆等地的民族或族群，他们或与中国的一些民族属于同一民族，或与中国的一些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彼此间存在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对其进行探讨是中国相关民族研究的重要补充。

从现实的角度看，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缅泰跨国民族的研究是促进中缅、中泰友好交往以及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规模、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所需要的。缅甸和泰国所处的中南半岛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交通线上，在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时期，以“蜀身毒道”为中心的川滇缅印古道既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走廊。据研究，[3]川滇缅印古道的开辟，是民族迁徙和流动的结果。在这条中国通往南亚次大陆的交通线上，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与民族迁徙一直持续至今，对中国西南和周边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认真研究，有利于我们在认识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相关少数民族在国际交往中的纽带作用，是进一步促进中缅、中泰友好交往的需要。与此同时，要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进一步打通中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扩大中国对外开放规模、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都需要我们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等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在此背景下，对缅泰跨国民族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缅泰跨国民族的研究是促进我国西南边疆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周边跨国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间跨国民族问题的走向，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缅泰跨国民族的过程中，阐明一些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跨国民族与国家疆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利用跨国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形式进行分裂活动时，从正面利用同源民族和跨国民族这些国际纽带，于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

缅甸与泰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划分方法同中国有较大区别。在研究缅泰跨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缅甸与泰国民族问题的内容、缘起及其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这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缅、泰两国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地方发展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对我们有重大启示。第二节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古代史籍中，已经有一些关于缅甸与泰国民族情况的记载。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缅甸、泰国民族的记载很多，余定邦、黄重言两位先生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册，并对一些内容进行了[4]注释和考证，于缅甸与泰国尤其是缅甸古代民族史研究有重要意义。中南半岛各国史籍涉及民族情况的不多，较重要的有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和《大南实录》、缅甸的《琉璃宫史》、老挝的《南掌纪年》、泰国的《庸那迦纪年》等。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是从近代以后才开始的。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非拉广大地区蚕食鲸吞，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国周边的中南半岛各国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沦为了英国和法国殖民地，泰国虽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但亦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对象。在此期间，以英、法两国为首，一些西方学者、军官、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新闻记者等不断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南半岛各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调查写成文字，其中部分著述涉及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相关情况。

笔者所收集到的此期西方人关于缅甸或泰国民族的相关资料主要[5]有：C.C.刘易斯的《缅甸部族》、C.M.恩里克斯的《缅甸的民族》[6][7]、J.G.斯科特和J.P.哈迪曼的《上缅甸与掸邦地名录》、A.R.克尔[8]奎恩的《在掸族中》（又译《在掸族间》）、H.I.马歇尔的《缅甸的[9]克伦人：基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罗伯特·哈利迪的《得[10][11]楞人》、L.米尔恩的《东方氏族的家园：掸邦崩龙人研究》、P.[12]内斯的《在老挝北部和暹罗的旅行》、M.巴西尼的《在老挝和暹

[13][14]罗》、W.C.杜德的《泰人：中国人的兄长》等。

刘易斯的《缅甸部族》、恩里克斯的《缅甸的民族》等著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缅甸近30个民族的历史、语言、人口、分布及风俗习惯等进行了记述。马歇尔的《缅甸的克伦人》一书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缅甸克伦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研究。米尔恩的《东方氏族的家园：掸邦崩龙人研究》一书重点考察了缅甸崩龙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经济体系等方面的问题。斯科特等的《上缅甸与掸邦地名录》一书虽为地理学著作，但其中也有较多缅甸民族的分布、人口等方面的记述。此外，H.R.戴维斯的《云[15]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E.J.丁格尔的《丁格尔步行中国[16]游记》等主要以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地区为考察研究对象的著作中也有关于缅甸民族情况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著述中，一些西方人士开始对泰语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进行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人拉古伯里、美国人杜德等人的论述。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古伯里在一篇名为《中国人来到中国之前的中国语言》的论著及其为克尔奎恩编著的《在掸族中》一书撰写的序言“掸人的摇篮”中，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亚的巴比伦，而在汉人的祖先于公元前23世纪迁入中国本土之前，这里的“最早占有者”为[17]掸人，他们起源于四川、陕西两省交界的“九隆山脉”一带。

1923年，美国传教士杜德的遗作《泰人：中国人的兄长》一书由其夫人整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杜德在该书中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提出了泰人的“阿尔泰起源说”和“七次南迁说”。即泰人起源于中国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后因受汉人压迫不断南迁。杜德在叙述泰人的所谓“七次南迁”时还提到，泰人在进入云南后，建立了南诏国，后南诏国（实为大理国）为元王朝征服，泰人遂进一步[18]迁入中南半岛地区。杜德关于泰人起源的学说一度为泰国学界、政界广泛接受，并成为“二战”期间开始兴起的“大泰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应该说，上述作者中有的不乏良好的学术修养，但有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有的西方学者就认为因炮制泰人“阿尔泰起源说”和“七次南迁说”而在一段时间内影响颇大的杜德等人，“或多或少带有[19]业余性质”。事实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包括中南半岛国家的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杜德的学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悖论。

当然，杜德等人的研究无疑又在客观上带动了人们关于泰语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研究，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缅甸民族与泰国民族其他问题的关注。在驳斥杜德等人关于泰人起源观点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出新看法，各种观点互相激荡碰撞，进而使泰语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成为中南半岛民族研究尤其是泰语民族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国外学者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在“二战”后取得了一定进展，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笔者所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关于缅甸与泰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泰北山地民族展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起，泰国政府开始在泰北山地民族地区推行以毒品替代种植为核心的经济开发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在40多年时间内，泰北山地民族尤其是有鸦片种植史的苗、瑶、阿卡、拉祜、傈僳等民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人们纷纷对相关民族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为泰国政府在泰北山地民族地区实施的毒品替代种植政策服务并重点介绍该政策的实施情况与经验教训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介绍泰国山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等基本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学界出版的关于泰国山地民族的专著[20]和论文集主要有：H.A.贝尔纳齐克的《阿卡与苗》、白鸟芳郎的[21]《东南亚山地民族志》、W.R.戈岱斯的《山地的移民：泰国青苗的[22][23]文化生态》、彼得·昆斯坦德等主编的《林中农夫》、安东尼·R.[24][25]沃克主编的《山中农夫》与《高地的遗产》、约翰·麦金农等主[26][27]编的《泰国的高地人》和《当代山地民族：麻烦的转变》、彼[28]得·辛顿主编的《泰国北部的部族民和农民》、保罗·刘易斯和伊莱[29]恩·刘易斯的《金三角的人民：泰国的六个民族》、戈登·O.扬的[30]《泰国北部的山地民族》、珍妮·R.汉克斯的《文化的解读——美国[31]及泰国部族文化研究》等。

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一些大学的博士生也纷纷以泰国山地民族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如芝加哥大学的C.A.卡梅尔（C.A.Kamerer）和夏威夷大学的D.R.雷纳德（D.R.Renard）就分别以阿卡人和克伦人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上述论著对泰国山地民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中有的论著对相关族体在缅甸的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

在众多研究者和团队中，泰国山民研究中心（Tribal Research Institute）尤其值得一提。为配合泰国政府推行的以毒品替代种植为核心的经济开发政策，泰国官方于1964年在清迈大学成立了泰国山民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以前，山民研究中心在山地民族的分布、人口、社会经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泰国政府看来，其研究过分强调学术倾向，对国家制定具体政策并无多大帮助。1970年后，该中心的研究主要转向短期项目与政策评估，为泰国政府的山地民族开发政策服务的倾向越来越明显。1977年，山民研究中心为配合泰国政府对山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泰北山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向泰国政府提供了山地民族地区罂粟种植、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随着毒品替代种植计划于20世纪末期初步完成，山民研究中心在许多问题上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从而引起了泰国政府的不满。后来山民研究中心的解体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清迈大学要求收回其所租用的场地，但事实上与泰国政府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

在泰国山地民族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国外学术界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东南亚民族的著作，如大卫·布朗的《东南亚的国家与少数民族[32]政治》、彼得·昆斯坦德主编的《东南亚的部族、少数民族和国族》[33]、弗兰克·M.勒巴和杰拉德·C.希基等的《大陆东南亚的少数民族》[34]（又译《中南半岛民族》）、约翰·F.埃姆布瑞和Jr.威廉姆·托马斯的[35]《东南亚北部的少数民族》、安东尼·R.沃克主编的《东南亚民族

[36][37]志》、V.汤普森和R.阿道夫的《东南亚的少数民族问题》、维克[38]多·T.金与威廉姆·D.维尔德的《东南亚当代人类学概论》、亨特的[39]《东南亚的种族、文化与民族》等。

就笔者所知，上述论著虽然多冠名为“东南亚……”，但较少涉及海岛国家的情况，其中大部分论著以研究中南半岛地区的民族为主，且对缅甸民族和泰国民族予以较多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学术界对中南半岛各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不断向更多的领域和国家拓展，关于缅甸民族的学术著作有所增[40]加。迈克尔·C.霍华德的《缅甸高地人的纺织品》（两卷）一著是笔者近来所见关于缅甸少数民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第一卷以那加人、钦人、克钦人等民族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二卷则主要介绍了孟高棉语民族、泰语民族、藏缅语民族、苗瑶语民族等群体的情况。该书虽以研究缅甸相关民族的服饰艺术和纺织品制造业为主，但对相关民族的语言、分布、人口、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也多有涉及，对我们研究缅甸民族的相关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J.斯塔格特的《古[41]老的缅甸骠人》一书对现在已经消失但在缅甸古代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骠人进行了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有的论著开始注意到一些民族在中南半岛相关地区跨境而居的问题，并提出了“大陆东南亚跨国少数民族”的概念。如吉[42]汉·威也瓦登主编的《大陆东南亚的跨国少数民族》、格兰特·埃文斯等人主编的《中国与东南亚交界的地方：边境地区的社会文化变

[43][44]迁》、A.莫里斯的《中越边境的泰语系跨国民族》、S.N.巴鲁阿[45]的《印度和缅甸边境的部族》、C.威尔森等主编的《泰缅边境160[46]多年》等。丹·麦卡斯基尔与肯·坎普主编的《发展还是驯服：东南[47][48]亚的土著民》、伊曼纽尔·桂隆的《孟人：东南亚的一个文明》等著作中也有较多关于缅甸与泰国相关跨国民族的论述。

威也瓦登主编的《大陆东南亚的跨国少数民族》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缅泰跨国民族的集大成之作。在该论文集中，克里斯蒂安·鲍尔的论文《语言与族群：缅甸与泰国孟人研究》、吉汉·威也瓦登的《泰国与泰人：族群认定探讨》、阿南达·拉贾的《族群认定、民族主义与国家：缅泰克伦人研究》等文对孟人、泰人、克伦人等缅泰跨国民族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威尔森等主编的《泰缅边境160多年》一书以泰国政府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三次调查（分别为1840年、1890年和1964年）为主线，对克伦人等相关缅泰跨国民族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介绍。

2000年前后，泰国白莲花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乔吉姆·施利辛格（又译施莱辛格）编著的一系列关于中南半岛相关国家民族的著作，[49][50]主要有：《越南的山地民族》（两卷）、《老挝的少数民族》（四[51][52]卷）、《泰国的泰语民族》、《泰国的非泰语少数民族》等。其中，《泰国的非泰语少数民族》、《泰国的泰语民族》两著主要对泰国泰语民族和非泰语民族的历史、服饰与手工艺品、住房与村落、农业与经济、社会、仪式与信仰等进行了介绍，并在一些部分简要提及相关族体在缅甸的情况。

应该说，国外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其研究也由最初的以探讨泰人、孟人、缅人的起源为主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一些论著从民族学的角度对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的地理分布、历史文化、民族识别、民族认同、生产生活方式、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以及缅甸与泰国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成果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西方学者对缅甸民族的研究，起步要早于对泰国民族的研究，但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水平，却无法与对泰国民族的研究相提并论。究其原因，这与时代发展以及缅、泰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联。1824年、1852年和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缅甸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缅甸丰富的民族资源引起了西方相关人士的注意，他们开始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前文提及刘易斯的《缅甸部族》、恩里克斯的《缅甸的民族》、斯科特等的《上缅甸与掸邦地名录》、克尔奎恩的《在掸族中》、马歇尔的《缅甸的克伦人》、米尔恩的《东方氏族的家园：掸邦崩龙人研究》、哈利迪的《得楞人》等著述，已具备较高水平，至今仍是研究缅甸民族的重要参考资料。与缅甸的情况相比，此期西方学者研究泰国民族的著作则相对较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缅甸和泰国分别摆脱英国和日本的统治获得独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较快的泰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在其北部山地民族地区推行以毒品替代种植为核心的经济开发政策，引起了泰国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作为泰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排头兵，西方学者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论著，对泰国山地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泰国政府的毒品替代种植政策及其经验教训，为推进泰国民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受缅、泰局势及其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界的泰国民族的研究成果要明显多于对缅甸民族的研究成果，这在前文提及的相关论著中已有明显体现。与此同时，西方学界的泰国民族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也相对突出。

其次，西方学者在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在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和导向作用非常明显。现代意义上的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便是由西方学者开创的。在研究之初，美国学者杜德、英国学者拉古伯里等人关于泰语民族起源问题的论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使泰语民族起源和早期历史的研究成为亚洲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事实证明杜德、拉古伯里等人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对于推进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的民族研究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研究蓬勃发展阶段，西方学者不仅撰写了许多专著，还编写了大量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收录了部分泰国或缅甸学者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缅、泰民族研究中一些新领域的拓展，也通常与西方学者有很大关系。例如，20世纪末期，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部分民族在缅、泰等国跨境而居的现象，并提出了“大陆东南亚跨国少数民族”的概念。[53]需要说明的是，虽说西方学者在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他们主要起到的是学术引领的作用，缅甸学者和泰国学者同样对本国民族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缅甸学者鸣乃的[54][55]《缅甸民族》、赛昂屯的《掸邦史》等著作，便是缅甸本土学者研究本国民族问题的力作，对我们研究缅甸民族有重要参考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来，泰国学者以泰国山民研究中心等机构为平台，对泰国山地民族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再次，西方学者对缅甸和泰国民族研究的对象、视野和内容，基本呈现出全方位共同推进的态势，但在不同的阶段和问题上有所侧重。就研究对象而言，西方学者除了对缅、泰两国的主体民族缅人、泰人以及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如华人、印度人、掸人、克伦人、孟人、克钦人、钦人等民族群体进行了重点研究外，还关注了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群体。从研究视野来看，西方学者关于缅甸和泰国民族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其中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但较少涉及缅泰跨国民族，至少没有明确提出“缅泰跨国民族”这一概念并加以界定，也无人把缅泰跨国民族作为整体进行专题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学者对缅甸与泰国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相关民族的历史、分布、人口、经济、社会生活、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分离主义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民族社会生活和缅、泰两国民族政策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见长，而对民族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研究则相对深入。二 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中南半岛国家民族的研究，既属世界民族研究的范畴，又是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萌发于近代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里取得了一定进展。此期国内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说是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附属品，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是作为后者的一部分出现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民国初期，国人很少涉及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其时“中国学者到边疆地区调查者寥寥可数”，[56]关于中国西南边疆尤其是中南半岛民族的论著也颇为少见。

20世纪30～40年代，以“边政”为核心，一些著名学者以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为调查研究对象，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部分成果述及中国一些民族在缅甸等周边国家活动的情况。凌纯声、方国瑜、周光倬、芮逸夫等先生在参加中英会勘中缅界务期间，对中缅边境地区一些跨国民族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其成果主[57]要反映在凌纯声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和环太平洋文化》、方国[58]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周光倬的《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

[59]书》等著作中。芮逸夫先生撰写的《西南疆民与缅甸民族》、《缅[60]甸民族》、《泰国民族》等论文则直接以缅甸民族或泰国民族为考察研究对象，于中国的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民族研究有首开之功。此期还有很多学者或学术团体调查了西南边疆民族的相关问题，民国政府也分别在1930年、1934年、1938年和1940年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官方调查，但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缅甸和泰国的民族，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专题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除上述调查研究成果外，一些先生在民国时期撰写出版的关于中[61]外关系的著作，如王婆楞的《中缅关系史》、陈序经的《暹罗与[62][63]中国》、黎正甫的《中暹关系史》中也有少量关于缅甸或泰国民族的内容。香港学者徐松石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60年代再[64][65]版）的《泰族僮族粤族考》、《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对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及其与中国民族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中国开始组织以民族识别为目的的大规模民族调查。调查工作几乎涉及西南边疆地区的所有少数民族，调查内容包括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以此次调查为基础在不同时期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中的一些“民族简史”，对中国西南相关民族往缅甸与泰国的迁徙、分布及其与缅甸、泰国民族的联系等问题进行考证和分析。

1954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导创办的《民族问题译丛》（后改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开始编译刊载有关缅甸与泰国民族情况的文章和资料。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刊载了石钟健等先生编著的《有关中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论文索引》。同一时期，凌纯声先生在台湾编著的《中泰文化论集》等著作，对相关问题[66]有所述及。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陈序经先生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展开了深入研究，共完成了东南亚古史研究专著八种，即：《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掸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和《马来南海古史初述》。上述论著先是被全部收入《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67][68]究合集》，后又被部分收入《陈序经文集》。陈序经先生还撰[69]写了《骠国考》一文，对曾在缅甸古代辉煌一时的骠国及其主体民族骠人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证。

1959年，岑仲勉先生发表了《据〈史记〉看出缅、吉篾（柬埔寨）、昆仑（克伦）、罗暹等族由云南迁去》一文，也对中南半岛一[70]些民族的起源谈了自己的看法。[71]

史晋五的《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则从民族学的角度对缅甸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上述论著于我国的东南亚古代史研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其中很多内容涉及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至今仍被研究东南亚民族历史的同仁广泛引用。

上述研究成果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南半岛一些国家的民族问题就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由于受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遭遇巨大挫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很少有关于中南半岛国家民族情况的论著问世。

1979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世界民族研究首次被正式纳入国家规划。世界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后，迅速组织编写了一些关于世界各国民族情况的论文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族译丛》（现《世界民族》）、《东南亚》（现《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支那》（现《东南亚纵横》）、《南洋资料译丛》等学术刊物刊载了大量关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民族情况的论文，成为我国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的主要阵地。这些翻译自外文文献的论文对中国的东南亚民族研究和西南跨国民族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许多中国学者开始将东南亚民族研究和西南跨国民族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缅甸、泰国民族研究和跨国民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研究对象来看，我国学者对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研究大体分为五种类型。

一是直接以缅甸民族或泰国民族的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论著。[72]缅甸方面，祝湘辉的《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对缅甸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了山区民族与平原民族的区别、昂山对山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及其民族思想、英国政府对缅甸政策的变化等问题。寸雪涛、赵欢的《缅甸传统习俗[73]研究》分十三个方面对缅甸主体民族缅人的传统习俗进行了研[74]究。朱海鹰的《论缅甸民族音乐和舞蹈》对缅甸部分民族的音乐和舞蹈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探讨。钟智翔、李晨阳的[75]《缅甸武装力量研究》对缅甸相关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与缅甸政府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泰国方面，侯兴华的《泰国傈僳族社[76]会发展和文化变迁》以泰国清迈府的班伦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对泰国傈僳族的历史源流、社会经济、婚恋习俗、节日文化、宗教信仰、语言及其与泰国政府关系的发展演变做了全面考察。庞海红的[77]《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对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进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段[78]颖的《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泰北云南人群体的族群认同、文化适应、历史变迁等做了深入研究。王飚的《泰国[79]北部山地民族民间美术与艺术设计》和岳春的《泰国北部山地民[80]族舞蹈文化研究》则对泰北山地民族的相关艺术形式进行了研究和解读。

二是以东南亚或中南半岛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内容涉及缅甸与泰国[81]民族的论著。陈鹏的《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对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刘稚的《启示与抉择：周边国家民族[82]问题与云南对外开放研究》对缅甸、泰国等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与政府对策及其对云南对外开放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83]究，对我国有重大启示。韦红的《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探讨了“二战”以后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对缅甸与泰国民族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和两国民族政策的得失进行了系统研究。覃圣敏主编的《东南亚民族：[84]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卷》对缅甸和泰国的民族总体情况进行了说明，并对两国主要民族进行了概要介绍。何平的《东南[85]亚民族史》以族群分类为基础，对缅甸和泰国相关民族的起源和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探讨。陈衍德等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86]问题研究》以全球化为背景，对泰国南部马来人和泰北山地民族的边缘化及其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进行了探讨。

与中国西南互为近邻的中南半岛，通常又被西方人称为“大陆东南亚”（Mainland South-east Asia）或“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位于该地区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通常又被称为中南半岛五国。众所周知，东南亚是一个多国家、多民族并存的地区，而在此范围内，中南半岛的民族情况与东南亚海岛地区相比更具特点，民族关系也更为复杂。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对该地区的民族予以高度关注，进行了专门研究。秦钦峙和赵维扬主编的《中南[87]半岛民族》是国内第一部以“中南半岛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著作。该书由六位学者撰写的文章汇集而成，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中南半岛国家的23个民族，其中有18个民族主要分布在缅甸与泰国。有些文章对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些文章则主要介绍了相关民族的其他情况。何平的《中南半岛民族的渊源与流

[88]变》为国内第一部以“中南半岛民族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对中南半岛的大部分重要民族群体的渊源与流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三是从整体上对中国与东南亚跨国民族进行研究但内容涉及缅、泰民族的论著。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与东南亚跨国民族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涉及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相关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有：申旭和刘[89]稚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金春子和王建民的《中[90]国跨界民族》、刘稚的《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91][92]、黄惠焜的《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赵廷光主编的《中国跨界[93][94]民族研究》和《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范宏贵的《华南与东南[95]亚相关民族》、周建新的《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96]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韦承二的《开放以来中缅民[97]族关系研究》等。上述论著对中国与东南亚的10多个跨国民族在缅甸和泰国的对应族体的分布、人口、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多方位探讨，但较少涉及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情况。

四是对某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各国的族源或语言系属较为接近的民族群体进行研究但内容涉及缅泰跨国民族的论著。东南亚号称“民族博物馆”，是世界上民族种类最多、民族情况最复杂、民族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作为非当地学者，很难对这里的民族群体进行逐一考证。因此，国内学者常按历史渊源关系或语言系属对相关民族做分类研究。就缅甸与泰国民族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泰语民族尤其是其起源与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陈吕范的《泰[98][99]族起源问题研究》、黄惠焜的《从越人到泰人》、何平的《从[100]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王文光和李晓斌[101]的《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范宏贵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102][103]各族渊源与文化》、黄兴球的《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等著作对包括泰国泰人和缅甸掸人在内的中南半岛泰语民族的起源、迁徙、历史文化等进行了专门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郑晓云的《全球[104]化背景下的中国及东南亚傣泰民族文化》一书以全球化为背景，对傣泰民族迁移的历史、傣泰文化圈及其形成、中国傣族的文化特征、傣泰民族文化的当代变迁、傣泰文化的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除泰语民族外，国内学术界对缅甸与泰国的华人等民族群体也给予了较多关注。

五是研究东南亚或缅甸与泰国其他问题但内容涉及缅甸和泰国民族的论著。除了专门针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外，我国学者在研究东南亚或缅甸与泰国概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问题时，往往也会述及缅甸与泰国民族的相关情况，在此不予一一列举。与此同时，[105]国内学界还发表了大量关于缅甸与泰国民族的论文，这里同样不予赘述。

总的说来，国内外学界对缅甸与泰国民族已进行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论著有的对缅甸民族或泰国民族进行总体研究，有的对单一民族或族群进行探讨。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许多先生对相关民族群体的某些问题之研究已非常深入，但还很少有人对缅泰跨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体研究。绝大多数论著在论及缅、泰两国民族问题时，多分而述之，缺乏系统的比较。一些研究泰国民族的著述通常也会提到相关族体在缅甸的情况，遗憾的是多寥寥数语，缺乏更多分析。即便有国外学者已明确提出了大陆东南亚地区跨国民族的研究命题，但其研究也多着眼于少数几个民族群体。就笔者所知，目前仅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的吉汉·威也瓦登主编的《大[106]陆东南亚的跨国少数民族》中的几篇论文谈到了泰、孟、克伦等民族的相关情况，尚无人将缅泰跨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过系统研究。

也就是说，国内外学界在研究缅甸与泰国民族的过程中，虽有一些论著注意到了相关民族跨缅、泰两国而居的现象，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都较为分散。大部分论著在提到缅泰跨国民族的情况时，属于蜻蜓点水，有的论著虽然对某些民族群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又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国内外学界对于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三节研究内容与基本观点

本书专注于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缅泰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人口；缅泰跨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缅泰跨国民族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状况；缅泰跨国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缅甸与泰国政府对跨国民族的政策。鉴于本书对缅泰跨国民族的考察主要以民族学为视野，故对缅泰跨国民族文化予以重点关注，以体现民族学重视文化研究的学科特点。

就笔者所知，本书为国内外第一部从整体上对缅泰跨国民族进行考察的学术专著。虽然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多方收集资料，以使本研究在材料运用和观点上有所创新，但在一些方面仍力所不能及，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必要，在此谨罗列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以求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更多关注。一 缅泰跨国民族的种类与分布

笔者通过爬梳资料和实地调查，认为缅泰跨国民族至少有19个，即：泰—掸人、华人、孟人、拉佤（佤）人、崩龙（德昂）人、布朗人、克木人、克伦人、克耶人、克钦（景颇）人、阿卡（哈尼）人、拉祜人、傈僳人、毕苏人、巴洞人、苗人、瑶人、潘泰（回）人、马来人。缅、泰两国还有一定数量来自印度、越南等国的侨民。

从分布特点来看，几乎所有缅甸与泰国交界的边境地区，皆有民族群体跨国而居。随着缅、泰两国边境地区由北向南逐渐变窄，越往南走，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的趋势就越明显。其中，泰北山地与缅甸掸邦、克耶邦、克伦邦、孟邦等交界地区是缅泰跨国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二 缅泰跨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虽然跨国民族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国界线划定以后才出现的特殊民族形式，但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孟高棉语民族中的孟人和拉佤人在泰语民族入主缅泰边境地区之前是当地至少是泰北地区的主要居民，而克伦人也较早进入了这一地区。待北方泰人崛起并建立了兰那王国之后，孟人和拉佤人逐渐成为被统治民族。在泰语民族的统治下，他们一部分迁到了别的地区，留在当地的部分或进入山区和半山区，或被泰语民族所同化。缅甸方面，缅人崛起并建立蒲甘王朝之后，逐步统一了缅甸全境，并控制了孟人、拉佤人、克伦人、掸人等少数民族。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出于时局变化、经济发展、环境变迁、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原因，拉祜人、阿卡人、傈僳人、苗人、瑶人、克木人等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方向进入缅甸与泰国，并在泰缅边境地区辗转迁徙。至20世纪80年代，崩龙人、布朗人、巴洞人等民族从缅甸迁入泰国后，缅甸与泰国相关民族的跨国分布格局最终形成。三 缅泰跨国民族的经济状况与社会结构

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国家政策、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缅泰跨国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轨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存在一定差异。

缅泰跨国民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稻作民族、刀耕火种民族、稻作与刀耕火种兼有民族，其中后两种类型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是传统的山地民族。

在缅泰跨国民族中，除泰人、华人、孟人等民族群体外，大多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当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存在于缅甸和泰国之间，也存在于各跨国民族之间，甚至是一个民族内部。若将缅泰跨国民族在缅甸与泰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则泰国相关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普遍高于其在缅甸的对应族体；若对同一国家的各跨国民族情况进行对比，则分布于平原或坝区的相关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的民族；若在同一民族内部进行对比，则居住在平原或坝区的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要高于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的居民。

缅泰跨国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是各民族在长期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通常与其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此同时，缅甸与泰国政府对跨国民族的政策及两国基层管理体制的建设、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度与政治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等也会对缅泰跨国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使缅泰跨国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运行呈现明显的多样化特征。长期以来，家庭和村社是构成缅泰跨国民族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各民族的家庭组织形式与家庭规模、家庭对村社的依赖程度、村社的组织形式等则存在许多不同。缅泰跨国民族的家庭组织形式多为父系继承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在有些民族中，家族或氏族也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单位。泰人、掸人的社会组织形式较为发达，社会运转高度政治化和现代化，佛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众多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运行因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从总体上看，泰国山地民族的社会组织，很少超越村社的层面，而缅甸的有些山地民族则将一些互为近邻的村寨联合起来，结成了较为松散的联盟。山地民族头人和宗教领袖在山地民族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除克钦人、拉佤人等少数民族外，缅泰跨国山地民族的社会阶层并未发生明显分化。

缅泰跨国民族在适应自然、适应社会和寻求自身繁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一套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生礼仪的规范，通常以习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各民族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山地民族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缅泰跨国民族来说，他们的传统社会规范或习惯法仍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传承和发展仍存在扬优除弊的问题。对于缅甸和泰国政府而言，缅泰跨国民族的传统社会规范或习惯法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缅、泰两国基层管理体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正确引导和合理利用缅泰跨国民族的传统社会规范或习惯法的积极因素，让其在国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正面功能，以更有效地管理民族地方社会，仍是缅、泰两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虽然泰国相关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普遍高于其在缅甸的对应族体，但若论及政治地位，则不尽如此。一般说来，在缅泰跨国民族中，除泰国的主体民族泰人在缅甸的对应族体掸人和已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以及在两国人口数非常悬殊的马来人外，缅甸相关跨国民族的政治独立程度和政治地位要高于其在泰国的对应民族群体。究其原因，除了相关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在缅甸与泰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较为悬殊外，主要与缅甸相关民族长期开展独立运动的影响以及缅、泰两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基层管理制度的差异有关。四 缅泰跨国民族文化及其变迁与延续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即平原民族和山地民族。缅泰跨国民族中，仅有泰人、掸人、华人、马来人和孟人的大部分属于平原民族，其余大多为山地民族。缅泰跨国民族在适应自然、适应社会和寻求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文化孕育的自然环境及生产生活方式看，缅泰跨国民族文化大致可以分为稻作文化与刀耕火种文化两大文化系统。稻作文化与刀耕火种文化间的差异较为明显，而在相同的文化体系中，各民族文化则存在较多共性。当然，在同一文化体系中，各民族文化的结构、内涵和功能也会因其在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殊性而存在一定差别。

在缅泰跨国民族的诸多文化现象中，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和生产方式下孕育的生产文化、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或宗教文化以及服饰文化居于核心或主导地位。生产文化不仅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居住、饮食、服饰、交通等物质层面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对各民族思想感情的宣泄和主观行为的表达方式，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它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是人们日常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其中也蕴含着民族历史和其他民族文化现象的重要信息，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亦可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缅泰跨国民族的服饰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要，也反映了各民族的审美观念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各民族服饰还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功能，且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于民族研究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考察，平原民族文化底蕴较为深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易发生变迁，而山地民族的文化则相对脆弱，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发生重大变化。从总体上看，受缅甸和泰国与众不同的民族政策影响，加之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各种异文化的冲击，缅泰跨国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主要文化却得以传承和延续，成为民族的重要标志，为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五 缅甸与泰国政府对跨国民族的政策

缅甸与泰国政府对两国间跨国民族的政策，是缅甸与泰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两国政府对缅泰边境地区跨国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统治民族意志的表达。

缅甸是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自1948年独立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困扰缅甸政府的重要问题。众多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的长期对抗，严重影响了缅甸政局的稳定和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缅甸民族问题的集中体现。缅甸民族问题的产生与民族矛盾的激化与缅甸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误有一定关系，但更是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缅甸古代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特殊性，造成了少数民族与缅人之间的隔阂，而近代英国殖民者在缅甸实行的分治政策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则使缅甸民族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治渠疏流也绝非一时之功。缅甸民族问题的形成，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缅甸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缅甸政府转变观念，调整和完善其民族政策，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随着缅甸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缅甸国力的增强，缅甸民族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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