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虞云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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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试读：

出版说明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的“细说体”历史著作《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简体字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在中国大陆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叙史体裁——“细说体”。“细说体”源起于抗战期间黎东方教授在重庆的“讲史”盛举。当年黎教授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讲三国、讲武则天，倾倒四座，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黎先生“讲史”完全不同于一般说书人，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串史料，按需而取，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细说体”历史著作即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详实可信，它使读者“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原台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先醒教授语）。无怪乎胡适博士读了《细说清朝》后，就曾力劝黎先生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而林语堂则将他自己的“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东方先生。“细说体”历史著作是用口讲说在先，以笔成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都别具特色。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盛赞黎东方以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撰写“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解答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如秦始皇的神秘身世、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雍正是否吕四娘所杀、乾隆是否汉人之子……等等，既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这是一般史书所难以做到的。“细说体”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随时加以点评，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好恶和观点，虽持一家之说，但冲破了某些正统的陈腐思想，颇具真知灼见，引导读者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很有新意。例如，作者认为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因为他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起丢掉，只顾自己逃命。又如，作者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自己打出来的；而司马氏篡魏，不仅是“篡”，还要加个“窃”字，因为天下是司马懿靠“骗”和“媚”偷来的。再如，作者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政绩卓著，在位十三年胜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治绩。凡此种种，书中都有详细事例加以印证。

旅美著名学者、教育家顾毓琇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都热情洋溢地为以上五种《细说》的简体字横排本作序，介绍了黎东方当年的“讲史”盛事以及“细说体”的由来和特色，使这位离开故乡五十年的资深史学家重新得到祖国大陆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黎先生的五种《细说》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90年代在上海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的追捧，出版社多次加印。这使黎东方先生受到很大鼓舞，也进一步加强了写齐从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当时，黎先生已年近九秩，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开始了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的艰巨工作。孰料执笔至1998年12月底，黎先生竟夜睡不起，猝然仙逝，以致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的读者计，出版社受黎夫人黄鸿书女士的委托，约请对丛书所缺的各朝历史素有研究，且熟悉“细说体”笔法的学者，分担撰写任务。黎先生高足、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文豪承担起整理黎先生《细说秦汉》部分遗稿的工作。因其内容不全，大陆学者、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又慨然受托，补写完成了书稿所缺的章节。与此同时，《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也分别由上海三位学者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完成，并由历史学家沈渭滨教授为新撰的四种《细说》作序。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海峡两岸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和功力，终于大功告成。“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虽然未经大力宣传，更无电视媒体的依托，却是一印再印，长盛不衰，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获得史学界的高度赞扬。不少学者建议，在当今许多名为讲史，实为讲故事的书籍热销之际，何不把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教授的“细说”系列重新修订出版，让更多喜欢历史的读者从生动精彩的故事中了解真正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这套“黎东方讲史”。其中虽然有三本书不是黎先生原著，还有一本系在黎先生原稿基础上由他人补编，但所有作者均系出版社受黎夫人委托而约请，而所有文字均按照黎先生首创的“细说体”撰写，当可视作“黎东方讲史”之续，自应纳入这一系列。

从“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到“黎东方讲史”，我们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恢复了部分初版时删除的章节和文字。如《细说清朝》中的“丧失琉球”，《细说明朝》中的“北元世系”，《细说元朝》中的“宋末诸儒”等。

2.恢复了《细说清朝》中原有的插图和图注，并在其他各书中添加了插图和图注。

3.增补了部分章节。如《细说隋唐》中的“李煜”、“冯道”等。

4.修正了原书中的疏漏和错讹。

5.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

但愿以焕然一新面目出现的“黎东方讲史”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编者2007年元月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

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需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入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入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诘屈聱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雅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蹑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入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0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15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

自序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1999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90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自序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自序》的结尾，欣悦地说：“我又得暂时放下元朝，准备我的次一工作：《细说宋朝》了”。但黎先生立愿结撰的说史系列，终因他的去世而未成全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有心将黎先生未及完成的几部说史配齐，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贡献给读书界，蒙她的厚意，约我作《细说宋朝》。

我自上一世纪80年代师从程应镠先生治宋史，已有二十余年，也在这一领域写过两三本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对宋代历史的相关问题，多年以来，略有些自己的想法，恰想借此机缘略述己见，也算是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接受了稿约。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严复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他们对宋朝历史文化异乎寻常的重视，无疑是发人深思的。在西方和日本学者中，主张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时代的，颇有人在。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另作别论，却也说明了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总之，宋朝是值得细细评说的。

众所周知，先与北宋几成鼎峙之势的有辽朝和西夏，其后金朝取代了辽朝，继续与南宋、西夏维持三分天下的格局，故而也有个别史家把这一时期称为后三国，不过这一叫法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至于书名《细说宋朝》，并不意味只说宋史，而无视辽金西夏的历史，也决无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只是尊重黎先生原先的命名，保持书名的简明醒目。不过，真要以四十余万字篇幅，对宋辽夏金史，面面俱到地细说，也是不无困难的。故而只能以宋为主，兼顾其他，有所取舍，详其当详。

黎东方先生的说史系列，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正是续作者应该追求的境界。然而，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历史眼光的。所谓可读性，就是行文表述应该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著。以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细说”清除那些有悖史实的“戏说”，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学者宣传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实际上，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著述的形式。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而那部著作完全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业师程应镠先生对这种撰述风格推崇备至，他的《南北朝史话》也有这种流风余韵。你能说这些著作不具学术性？目前史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征引文献、规范注释的才是学术专著。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治史者来讲，为自己的论著注上些引文出处，并非难事。而颇有些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衮的所谓专著，其实倒是并无学术性可言的。话扯远了，有诸先贤的珠玉在前，我敢不努力从事吗？由于丛书的体例，对不得不节引的旧史原文和不得不吸收的前人成果，也不能一一出注，这是必须在此致歉的。一　先说个大势

与汉、唐、元、明、清相比，宋朝能否视为大一统的王朝，是大有疑问的。让我们先从这一时期的大势说起，然后再下判断。

比起北宋来，契丹族创建的辽朝在立国先后上应该排位老大。唐天祐四年（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选举成为契丹族的部落联盟长，而朱温推翻唐朝、建立后梁也恰在这年。十年以后，916年，耶律阿保机废除部落联盟制，正式称帝，国号契丹。五代后晋天福元年（937年），辽朝第二代皇帝辽太宗从后晋高祖石敬瑭那里夺取了燕云十六州。其后，辽朝骑兵就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挥之不去的军事威胁。自宋太祖在建隆元年（960年）代周以后，宋辽关系就长期笼罩在这一阴影下，直到澶渊之盟以后，才进入较稳定正常的相处阶段。辽朝的疆域东临今天的日本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北至今色楞格河和石勒喀河一线，西接额尔齐斯河上游，南在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接壤，迤西过河套与西夏交界，领土面积比北宋还大。

自党项族领袖李继迁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叛宋以后，宋夏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并不比宋辽之间有所逊色。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西夏的疆域最大时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北达大漠，南迄萧关（今甘肃环县北）。西夏建国以后，在11世纪40年代，先是屡败宋军，继而重创辽师，终于造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今天中国境内，以北宋时期的政治版图而言，还有与宋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国，今西藏、青海和川西一带的吐蕃诸部，今新疆和中亚的回鹘诸汗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只有大理国与宋关系尚称密切，其他政权与宋往来无多，就此带过，不拟细说。

12世纪初叶，女真族在契丹族的后院崛起。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辽朝，辽将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行，在今新疆和中亚一带，建立西辽，其领土最盛时北至巴尔喀什湖，西抵咸海，南控昆仑山脉，东在今甘肃西境与西夏为邻。而北宋则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被金朝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为帝，这就是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但南宋疆域的北境已经退缩至淮水、秦岭一线与金朝对峙。在金灭辽、宋的威慑下，西夏以藩属礼事金朝，换取了继续立国的生存空间，国势已大不如前。这样，金朝取代了辽朝的地位，在东北与西北继承辽朝的旧境，南方与南宋接界，西部在陕西与西夏毗邻，与南宋、西夏构成新一轮的鼎足之势。大理国以及与南宋以岷山为界的吐蕃诸部，依然维持其民族政权，和南宋长期共存。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铁骑的西征南攻，很快改绘了这一政治地图的板块色彩。1218年，蒙古攻灭西辽。1227年，西夏也在蒙古骑兵的凌厉攻势下不复存在。1234年，金朝作为蒙古和南宋的共同对手，终于在蒙、宋联军的夹击下彻底灭亡。1247年，吐蕃地区正式宣布接受蒙古国的管辖。1253年，大理国被蒙古军征服。到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国改国号为元，在当时的政治地图上只剩下元和宋两种底色。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朝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恭帝奉表出降，被俘北上，南宋中央政权实际上已告结束。南宋流亡政权苦苦撑持到祥兴二年（1279年），随着崖山之战的失败而最终覆灭。

有历史学家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笔者对其他朝代不敢妄论，辽宋夏金元时期倒确实如此，当然所谓的冲突断不能只限于从军事上去把握，其内涵丰富广泛得多。

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反观以上大势，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分之势，辽、金的实控版图也比宋为大，在与它们的军事角逐中，宋朝也从来没有占过上风。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宋朝确实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两宋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理由的。然而，传统观点却无不认为：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

但以辩证的观点看来，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性。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所谓中原王朝（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仍可借用这一概念的特定涵义来指称它）的意义上，消除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说来，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就此而言，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然而，无可置疑，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最终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以后，封建王朝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宋代朝政也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因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宋朝在制度和思想上馈赠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遗产，其影响更是难以低估的。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宋朝的历史地位。二　辽太祖

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汉名叫亿。唐咸通十三年（872年），他在迭剌部世里家族诞生时，契丹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关节点上。“契丹”的涵义是指镔铁或刀剑，对游牧部落而言，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于两者的西传，导致俄罗斯以此发音来称呼中国。迭剌部在契丹八部中最为强大，而世里家族在部落联盟中的声望和权位仅次于可汗所在的遥辇家族，这些都是阿保机日后赖以统一建国的先天有利条件。

阿保机本人则“雄健勇武，有胆略”，部落莫不畏服。唐天复元年（901年），他被迭剌部选为酋长，专任对外征讨，战绩骄人。天复三年，他被授予仅次于可汗的于越尊号，并总知军国事。其后，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阵前约为兄弟，约定联手攻梁；同时却与准备灭唐的朱温也暗中通好，以便左右逢源，为契丹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唐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正逢契丹三年一轮的选汗之年。《辽史·太祖纪》说“痕德廑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似乎是自然选代。但据《五代会要·契丹》说，梁开平二年（908年），辽太祖遣使向后梁贡物的同时，“前国王钦德并其大臣皆有贡献”，钦德就是痕德廑的另一译音。可见根本不存在阿保机奉遗命得立的可能，事实真相应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说，“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而罢免了遥辇氏痕德廑可汗。

选举当然只是个形式，除实力和才略外，阿保机是否还有幕后的动作也不得而知，但倘要追寻更深层的原因，耶律曷鲁的劝进词倒说得较明白：“我国削弱，齮龁于邻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痕德廑可汗主动让贤还是被迫辞位，已并不重要。契丹贵族迫切需要有一个杰出人物来领导本民族从衰弱走向强盛，满足他们对奴隶、牲畜、草原和财富的渴求，确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在他们看来，阿保机是这样的“圣人”，也可说是：历史选择了阿保机。

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以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其后，汉人谋士力劝他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君权，于是，阿保机决心向三年选汗以次相代的契丹旧制发起挑战，这就招致其迭剌部亲族中诸弟的反对，因为按照旧制，他们将是被轮选为可汗的最直接的替补人选。以阿保机的亲弟剌葛为首，联合了迭剌、寅底石、安端等诸弟，自阿保机任可汗的第五年起，先后发动三次叛乱。

第一次是911年，谋叛败露，阿保机采取妥协的策略，赦免了他们。第二次是912年，因逢选汗之年，剌葛等以维护旧制为由，起兵阻击阿保机，阿保机不与交锋，引兵在当日率先举行了选汗仪式“燔柴礼”，堵住了叛乱者的嘴，他们只得各自遣人谢罪。

第三次是913年，这次叛乱径以谋杀阿保机、武力夺取汗位为目的，叛军分三路行动。当阿保机出行时，迭剌和安端率千余骑兵伪称入觐，准备实施谋杀计划，被阿保机察觉拘捕。寅底石率一支叛军攻打阿保机行宫，阿保机妻述律后据险阻守，保住了可汗仪仗，击退了叛军。剌葛自备可汗旗鼓，打算自立为可汗。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剌葛等叛军首领也都被俘就擒。平叛的代价是惨重的，《辽史·太祖纪》说：“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但迭剌部的守旧势力已被彻底击溃，难以阻挡阿保机称帝建国的步伐了。

除迭剌部外，契丹尚有七部，这七部的反对派贵族还想利用选汗旧制，迫使阿保机让位。阿保机即汗位第九个年头，照例又是选汗之年。七部酋长在其出征室韦归来之际，拦道劫持，共同谴责围攻他。阿保机不得已交出可汗旗鼓，同时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一汉城，自为一部。得到许可后，他效仿幽州的城郭、市里，在滦河上造起了汉城。这里有盐铁之利，又宜植五谷，阿保机率契丹人和汉人安顿下来，连汉人都不再思归。阿保机料知民心可用，便采纳述律后的计策，派人遍告诸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届时，诸部以牛酒犒于盐池，酒酣耳热，阿保机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最终扫清了建国道路上的障碍。

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大同元年改称辽；984年，辽圣宗统和二年，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咸雍二年，又改称辽），建元神册，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即辽太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在太祖建国过程中，有三个汉人谋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韩延徽、韩知古和康默记。

韩延徽是奉刘守光之命出使契丹时，被阿保机强留下来，在建国以前的征战中被倚为谋主，建造汉城也出自他的建议。他一度不告而别，南奔李克用。后因不惬意而重回契丹，阿保机喜出望外，信用如故，赐名“复来”，中外事悉令参决。建国之初，百事草创，营都城，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有序，史称皆延徽之力。太祖与延徽那种君臣间的信任和配合，在中原王朝也是并不多见的。

韩知古原来只是述律后从嫁的奴隶，阿保机听说他善谋有识，就起用了他。建国伊始，礼仪疏阔，他援据旧典，参酌契丹风俗，结合汉族仪制，使契丹人“易知而行”，加快了契丹族汉化进程。康默记原是蓟州衙校，阿保机将其俘获，因爱其才而径隶麾下，当时诸部新附，法律未备，他推敲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

建国之初，辽太祖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神册三年（918年），由韩延徽和康默记主持，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经辽太宗数次扩建，改称上京。上京的营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空前创举，也表明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上契丹民族的积极态度。

其二，神册五年，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其后，太祖之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契丹小字），结束了契丹族“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

其三，神册六年，命耶律突吕不制定契丹第一部基本法典《决狱法》。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机就任可汗后，把原契丹八部分入北南两个宰相府，北府以迭剌部为核心，包括品部、乌隗部、涅剌部、突吕不部共五部，南府以乙室部为核心，连同楮特部、突举部共三部，可汗从迭剌和乙室两大特权部落的贵族中分别任命北南两府宰相，这一举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长选举产生和平等议事的原则，是向朝廷决定宰相的过渡。910年，确立了后族任北府宰相的定制，神册六年，规定自此以后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这样，两府宰相就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后族和皇族担任，部落酋长议事制的残余完全清除，家天下的世袭皇权空前巩固。从此，辽朝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雄踞北方。

契丹建国以后，辽太祖积极向外发展，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掠夺战争：一是继续征服西边的少数民族，一是伺机攻击南境的汉族地区。

关于前者，辽太祖进展顺利，自神册元年起大体到天赞三年（924年），已把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族破的破，灭的灭，将西北边地纳入版图。在西征过程中，他把征服和俘虏的各族男女，改编为契丹新八部，分隶于原契丹八部管理。而契丹原八部早已规定了固定的地区，由氏族部落转变成地域居民了。这样重新编制部族，推动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地域基础上的民族融合。

关于后者，辽太祖却不那么趁手。就在他初任可汗那年，后梁代唐，他遣使赴梁请求册封。梁太祖许诺他为梁翦灭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后再行封册。他当然不愿为梁火中取栗，但仍多次向梁贡物。李氏父子却不能容忍他的背信弃义，双方因此交恶。神册建元以后，李克用已死，辽太祖就连年攻掠李存勖控制的河东、河北的北部和辽西一带。契丹骑兵出入掳掠总有所获，但军事上却未能占尽便宜。

神册六年（922年），辽太祖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在望都（今河北定州市东北）与李存勖展开大战。辽军以绝对优势围击李存勖的千骑亲军，但骁勇善战的李存勖突围而出，会合大军奋勇反击，逐北百余里。时正连旬大雪，契丹人马没有吃的，死者相望于道。尽管如此，辽太祖退兵之际，依旧法度井然，令李存勖赞叹其御兵有法，“中国所不及也”。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由辽朝发动的这种边境掠夺战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通过这种边境掠夺战，大批汉地居民被俘北上，也颇有汉族降将和士吏归附契丹，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自然渗透进契丹社会经济中来。辽太祖采纳了韩延徽等汉人谋士的建议，对掠至契丹的汉人另置州县安顿，这些州县有的还“不改中国（即中原）州县之名”，例如为原从檀州掳来的汉人再置“檀州”（在今辽宁康平东南），为原从蓟州三河县俘掠的汉人重建“三河县”（在今辽宁沈阳）。这种做法略似东晋南朝的侨置郡县，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借鉴吧。

在这些州县中，有的直属国家，有的则是由契丹贵族将俘掠、受赐的人口和自己原有的奴隶、部曲在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头下（亦作投下）州军。规模次于州、军的还有县、城、堡各级。头下州军促成了草原上大批定居点的出现，使中原农耕经营方式在游牧地区星罗棋布地生根发展。

头下州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两重性，既依附于本头下的契丹领主，又隶属于朝廷。州军的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则由领主向朝廷提名自己的部曲担任。头下州军的属户由部曲和奴隶两部分构成，奴隶所占比例随着契丹封建化的推进而日趋减少。部曲是具有依附身份的农民和牧民，既纳课于领主，也纳租于朝廷，故而也称二税户。在头下州军里，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契丹领主，不可能改变大量被俘汉族居民的农耕经济生活，只能采取中原习用的生产方式，来统治和剥削他们，但最终却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影响，迅速向封建制转化。

汉地未易轻取，而将俘掠来的汉民安置在辽河中游，也引起与其东北为邻的渤海国的冲突。辽太祖对渤海觊觎已久，而每次兴兵南掠，又惟恐其在背后偷袭捣乱。天赞四年（925年）冬天，辽太祖倾师东征渤海，进围其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四平），四天即将其攻克。仅用六天，大军团团包围了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三天以后，渤海国王大諲譔请降，时为天显元年（926年）正月。辽太祖将渤海国改为东丹国，即东契丹之意，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亦号“人皇王”。

其后的六个月，辽太祖始终未离开过东丹国，一方面进讨拒不归附或降而复叛的渤海残余势力，一方面就地考察如何统治这片新征服的疆土。经其决策，东丹国保留原渤海国的政府体制和封建秩序，“一用汉法”。征服渤海，使契丹一下子攫得今东北东部以东至日本海的那一大片物产丰饶的土地，其成果远比西征重大得多。不仅如此，契丹拥有这么大的腹地，既占有了控扼其未来对手女真族的据点，还彻底解决了南攻汉地的后顾之忧。其后七八十年间，契丹或许正是因此得以专力南攻的。

这年七月，辽太祖见东丹国走上正轨，便回师皇都，途中病死在扶余城。

长期以来，评价历史上对汉地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创痛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偏见是始终存在的。且看《契丹国志》对辽太祖的评论，先骂了一通“人外而兽内”以后，也不得不承认：太祖“奋自荒陬，雄亦盛矣”。但对辽朝不但崛起朔方，而且立国久长，与后来的宋朝南北天下，却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岂天未厌乱，而淫名越号，亦可帖服诸人欤？”“虽曰人事，亦有运数存焉。”说辽的建立是“淫名越号”，是正统论在作怪。说辽太祖的所作所为“帖服诸人”，倒有点说在谱上。他顺应了契丹民族统一的需要，已无庸赘言。

诚然，作为一个从部落联盟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辽太祖及其继承者发动的向外掠夺劳动力的战争，给周边民族和华北汉地社会经济以严重破坏。但他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上采用蕃汉分治的做法，给辽朝国内的契丹和汉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融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统治形式，体现出足够的政治头脑，不但有效缩短了契丹境内社会演进和民族融合的磨合期，而且充分弱化了这一磨合过程中带有血和火的阵痛感。

当然，耶律阿保机和辽朝的勃兴除了契丹社会内部和他个人的因素，与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大环境也是密切有关的。一度称雄漠北统治契丹的突厥、回鹘已经风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际中原政权衰微分裂，自顾不暇，都给辽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台亮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倘若当时蒙古草原上已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当时中原王朝之强盛统一仍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时，那么，辽太祖和契丹也许会如流星一闪，就黯然失色。从这点说“有运数存焉”，倒也可以。三　兄弟母子

辽太祖的遗孀是一位铁血皇后。她叫述律平，小字月理朵，回鹘人的后裔。《辽史》本传说她“简重果断，有雄略”。在伏兵尽杀前来犒宴的七部大人的献策上，我们已领教过这种果断的雄略。她随太祖东征西讨，也谙弓马征战。她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即被太祖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次子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幼子耶律李胡是她最偏爱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辽太祖曾对她说起，次子德光必定会振兴契丹。天赞元年（922年），太祖命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有意在军旅上让其历练。而皇太子对汉文化十分钦慕，曾劝太祖说，“孔子，万世所尊，应先礼祀”，太祖遂建孔子庙，命他春秋祭奠。辽灭渤海，述律后力赞太祖册封皇太子为东丹王，也有意让皇太子避开德光。在讨灭渤海残余势力中，德光显现出军事才略。

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去世，皇太子继位按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述律后却自个儿临朝称制，摄军国事。她决心尽可能地为继位的儿子铲除些异己力量。当月，她召集一些从征渤海的大将的妻子，说：“我现在寡居，你们怎么可以有丈夫！”接着把这些大将找来，问他们想念先帝否，回答说：“岂能不想？”她就说：“真想的话，就应去见他！”于是，杀大将百余人。见左右有桀骜不驯者，说一声“你为我传话给先帝”，就杀之于太祖的墓所。

据说，在安葬太祖时，她问汉军将领赵思温：“你追随先帝最亲近，何不同去？”答道：“亲近莫如皇后。你去，我就跟上。”述律后说了一句心里话：“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我不能去！”最后，她没杀思温，但为堵人之口，便忍痛自断右腕，随葬墓中。实际上，这年她的长子28岁，次子也已25岁，早不再年幼。她大杀太祖旧臣，既有类似明太祖晚年杀功臣为后继者扫清障碍的政治原因，又有随心所欲报复反对者的性格因素在内。例如，耶律铎臻就因为曾建议先西讨再东征而与她的设想相左，她一称制就把他关起来，赌咒道：“铁锁朽，当释汝！”

述律后不太喜欢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的长子耶律倍，而希望次子德光继位，但长子早立为皇太子，令她棘手难办。在一次朝会上，她暗示己意，南院夷离堇耶律迭里坚持“帝位宜先立长”。述律后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将其下狱，加以炮烙之刑，最后处死抄家。杀鸡儆猴，群臣遂不敢再与争议。

次年十一月，述律后临朝称制已一年四个月了，见群臣不可能再违拗自己的意志，始行立帝大计。她命二子各自骑马立在帐前，对诸将说：“两个儿子我都喜欢，不知立谁好。你们各选择可立的，执其马辔吧！”大家心知其意，争执德光的辔头。她振振有词地说：“众心所欲，我怎敢违背？”耶律倍不得不向众人表示愿意让位。于是，当天就立德光为帝，此即辽太宗，尊她为皇太后，称耶律倍为让国皇帝。

耶律倍被迫让位不久，愠怒之下即率数百骑准备南投后唐，被巡逻发现而阻遏。述律太后倒不怪罪，仍让他回东丹国。但他明显“见疑”于太宗，其中或许也有述律皇太后的因素。天显三年，太宗升原渤海国辽阳为南京（今辽宁辽阳），命自己的长兄从东丹国的都城天福（即原渤海国都城，在今黑龙江宁安西南）徙居于此，又派卫士暗中窥伺其动向，将他监管起来。后唐明宗闻知，一再派人秘密携信希望他南下归唐。他感慨地说：“我把天下让给了主上，反被疑忌。还不如前往他国，以成全吴泰伯让国的美名。”

天显五年十一月，他携带亲从，乘船载书数千卷，浮海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后唐以欢迎天子的仪仗来接待他，明宗还赐他改姓李，改名慕华。其后，耶律倍虽在异国，与契丹亲属却问安之使不绝于路，述律太后也遣使通问。耶律倍南奔，后唐不以其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契丹也不以其为叛国而大张挞伐，双方宽容的心态难能可贵。

天显九年，后唐李从珂杀唐闵帝自立，耶律倍密函辽太宗：“从珂弑君，可来征讨。”两年后，李从珂灭亡在即，欲召耶律倍一起自焚，他因拒绝而被害。契丹大军到达，辽太宗诛杀了凶手，算是为兄长报了仇。太宗对耶律倍的长子耶律阮（小字兀欲）视同己出，封其为永康王。

太宗即位以后，述律太后虽不再摄军国事，但影响仍不可忽视。太宗的应对稍不满她的意，她竖眉一看，太宗就趋避不及。天显五年，太宗立其弟耶律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显然有太后让幼子继承皇位的意思在内。但李胡生性残酷，稍怒就黥人脸面，或扔入水火，很不得人心。

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在南讨后晋回师途中突然病死。当时，太后和李胡留守都城，而耶律阮恰在军中。大军行至镇阳（今河北正定），主宿卫之职的耶律安抟因与述律太后有杀父之仇（其父即迭里），就与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合谋，矫诏在太宗灵柩前拥立耶律阮为帝，此即辽世宗。诸将还记得述律太后在太祖死后大肆杀戮的往事，无不欣然从命。世宗派人先护送灵柩到上京，自率大军隔日缓缓开拔。

太宗灵柩抵上京，述律太后不哭，却抚摸尸体说：“待国中人畜安定如故，再来葬你。”她对长孙继位大为恼怒，即派李胡率京师留守军和宫卫军前去攻打。在泰德泉，两军相遇，李胡被世宗率领的原迭剌部精兵强将所击败。

闰七月，世宗军继续北上，在潢河石桥（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南）与述律太后和李胡卷土重来的军队对阵，李胡押着世宗群臣的家属作为人质，扬言：“我如打不赢，就先杀了这些人！”眼看祖孙叔侄就要自相残杀，形势一触即发，双方在潢河上隔岸对峙了好几天。

惕隐耶律屋质对太后说：“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则就应速战，以决胜负。但人心一摇，祸国不浅。请太后裁察。”见太后不反对，他继续说道：“都是太祖子孙，皇位未移他族，有何不可和议？”太后这才派他携函去见世宗。不料世宗也不听劝谏，答道：“那些乌合之众，怎能敌我？”屋质说：“还不知谁胜？即便侥幸获胜，被李胡扣押的群臣家属就要被斩尽杀绝了。”世宗沉思良久，才同意派人与太后约和。

然而，双方见面时，仍然怨言交加，绝无和意。太后对屋质说：“你应当为我们断个明白。”

屋质拿过一把算筹，问太后：“当初皇太子在，何故另立？”太后答道：“太祖遗命。”

屋质又问世宗：“何故擅立，不禀尊亲？”世宗答道：“父王当立而不立，这才去国的！”

屋质正色对世宗说：“大王见太后，绝无歉意，唯寻怨隙。”转而对太后说：“太后出于偏爱，妄托遗命。你们这样，还想和好？应该立即交战！”说完，掷筹而退。

太后哭着拣起一根筹，表示和解：“当年，太祖遭诸弟之乱，疮痍未痊，岂能再演？”世宗也说：“做父亲的不违尊命，做儿子的却不禀尊亲，还归咎谁呢？”也拾取了一筹。双方都有所悔悟，大哭起来。

太后又对屋质说：“和议已定，皇位谁属？”屋质以为应立永康王。李胡在侧厉声喝道：“有我在，兀欲岂能继位？”

屋质指出：“礼有世嫡，不传诸弟。当初先帝之立，尚以为非，何况你暴戾残忍，人多怨愤？”太后见大势已去，对李胡说：“以往我和太祖宠你超过诸子，但谣谚道：偏怜之子不保业。我不是不想立你，你自己不争气啊！”于是，双方罢兵回上京。

耶律屋质临变直谏，使辽朝安然度过了一次皇位继承危机，使契丹民族避免了一场内战悲剧。述律太后能在紧要关头悬崖勒马，说明她还是以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为重的，有人认为她是旧制度的代表者，未免言过其实。

不久，世宗借口述律皇太后与耶律李胡还准备废立，把他们母子迁往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监管起来。这年，世宗的这位亲祖母已经六十九岁了，她将在幽禁中度过余生最寂寞的六年。至于李胡在辽穆宗时，因其子谋反，牵连入狱，最后死在狱中。《辽史》本传说：“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辽制赋予宗王以相当大的实力和相当高的权位，而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一有气候就会酿成一幕幕兄弟叔侄操戈相向的闹剧。四　也算是一国两制

作为由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建立起来的辽朝，其建国过程与契丹民族由部落联盟晚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几乎是同步的，其后辽朝又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开始了向封建制的过渡。参预并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剧变进程的，既有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族，也有辽朝境内人口最多的汉族居民。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贵族，在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同时，如何在民族关系上协调与汉族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关系到辽朝能否长期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形成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辽太祖和辽太宗在位各二十年，这四十年是辽朝典制得以基本确立的重要时期（当然，其后也有局部的完善）。其中若干具有契丹国家特色的制度建设，尤其值得一说。

先说南北面官制。太祖时以契丹官制为主，但已采用汉制，任命汉官，中央置三省，地方设州县，又有汉儿司，是统管汉官系统的，以韩知古总知其事。太宗得燕云十六州，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了辽朝的地方官系统。不久，太宗进军中原，颠覆后晋，也把中原王朝的官制带回了辽朝，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有拜日之俗，故皇帝宫帐必坐西面东，而且辽俗尚左，故契丹官衙都在皇帝宫帐之左，即在北面，汉人官衙则在其右，即在南面，此即南北面官制的由来。但北面官制中也有分称南北的，例如南枢密院和北枢密院，这里的南枢密院与南面官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北面官制也称“国制”，主要有：大于越府，设于越，位居百官之上，无职掌，为契丹最尊之官，终辽之世仅授耶律氏三人，即曷鲁、屋质和仁先；北、南枢密院，为辽朝最高行政机关，各设枢密使为长官，分掌契丹的军政和民政；北、南宰相府，分别以后族与皇族为北府宰相与南府宰相，佐理军国大政；北、南大王院，设北、南院大王，分掌契丹各部族的军民之政；北、南宣徽院，各设宣徽使为长官，职掌略同工部；大惕隐司，长官为惕隐，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夷离毕院，设夷离毕主管刑狱事；敌烈麻都司，长官为敌烈麻都，主礼仪；大林牙院，设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主契丹文翰诏令。

南面官制也称“汉制”，主要有：枢密院，由汉儿司改，以枢密使为长官，掌汉人兵马之事；尚书省，设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侍郎及六部，主管赋税财政；政事省，后改名中书省，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政务；门下省，设侍中、常侍，为有名无实的机构；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中丞等，名义上纠察百官，但也形同虚设（实际纠察权归北面官中的中丞司）；翰林院，掌皇帝汉文书翰，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契丹士人任此职者称南面林牙。

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也贯彻于地方统治中。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实行部族制，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为四大部族，其他还有数十个小部族，各部族在地方上逐级设节度使司、详稳司、石烈（相当于县）和弥里（相当于乡），分别设节度使、详稳、石烈夷离堇（或令隐）、辛衮为其长。汉人和原渤海人地区则实行州县制，大体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大致从辽太宗时期，就确立了“因俗而治”的立国原则，南北面官制业已健全，立朝时，皇帝与南面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面契丹臣僚则契丹服饰，“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的南面官制大体以唐制为主，后又兼用宋制而略加变通，故而官名略有紊乱。担任南面官的也颇有契丹人，他们也称汉官，也着汉服。而汉人出任北面官的凤毛麟角，其中当然有民族猜防的因素在。

次说五京建置。辽太祖建皇都，后经扩建，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其城市布局不同于汉地城市的“前朝后市”，而采取“前市后朝”的设计，正体现了契丹“东向而尚左”的习俗。会同元年（938年），太宗改为上京，治临潢府。同年，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即治幽州府（后改称析津府，即今北京）；而将原来监控东丹王的南京改为东京，治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仿长安与开封等中原都城的规制，建造中京，治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南）。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大同军为西京，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皆备，全国以五京为中心，划为五道。五京既是行政首府，又是经济中心、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当然，各京的作用也有所侧重：上京是名义上的皇都；中京则担负起接纳北宋、西夏和高丽等国来使的功能；东京显然是为了控制东北渤海故地；西京更多具有镇抚西南的军事作用，故多边防官；南京是接受中原文化的主要窗口，在五京中规模最大，经济发达，商贸繁荣，因而财赋官比东京还多。辽朝的五京建置后为金朝直接继承。

然而，辽史专家却说：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京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这是否故作惊人之语，还要从辽帝的四时捺钵说起。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四时转徙、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采取四时巡狩制。每到巡狩地的居所，即称“捺钵”，系契丹语“行在”和“行宫”之义。因自然气候等条件，辽帝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有时同一季内的捺钵地也无定所。春捺钵往往在鸭子河泺（在今吉林大安境内），夏捺钵多在吐儿山（今大兴安岭南麓），秋捺钵常在伏虎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东），冬捺钵一般在广平淀（今内蒙古奈曼旗东北）。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书省的要官前往。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宫帐制是辽朝颇具特点的兵制。斡鲁朵，契丹语“帐幕”的意思。辽太祖即位，深感宿卫阙弱，就从各部族和汉人州县划拨领地，调发精壮，组成直隶的宫卫，称为算（意即心腹）斡鲁朵。据《辽史·营卫志》指出：其后，“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每个皇帝都建立自己的斡鲁朵，各有不同的命名。契丹九帝，另加长期摄政的述律皇太后和承天皇太后（景宗皇后），还有圣宗的皇太弟耶律隆庆，圣宗时期的丞相耶律隆运（即韩德让）也仿宫帐之例置文忠王府，整个辽朝先后共置十二宫一府。

斡鲁朵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领地，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他们入则居守，出则扈从，皇帝死后则扈从后妃宫帐，守护陵寝，而原斡鲁朵领有的奴隶、财产由家族后代继承。组成斡鲁朵的宫户（也作宫分户），既有契丹人的正户，也有契丹族以外的蕃汉转户，他们除了向本宫分提供劳役和赋税外，成年男子随时准备应征参战，大约每四丁还须遴选出骑兵一名。

斡鲁朵骑军战时作为皇帝亲军，在皇帝死后则仍为继位天子掌握。这样，宫卫骑军的数量就随着新皇帝的不断继立而逐步增加，到辽朝中叶就转化为宫卫骑军制。五京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河北卢龙）都设有提辖司，以便能够随时召集散布在当地或附近各斡鲁朵的宫卫骑军，去应付突发的战事或变乱，所以《辽史·兵卫志》说：一有兵事，“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可见，宫卫骑军既是宿卫皇帝的精锐武装，也是保卫辽朝的重要力量。而斡鲁朵宫帐制也直接影响了后来蒙元的斡耳朵、怯薛制。

辽朝不仅官分南北，而且律分蕃汉。凡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刑法案件，统一用汉律断案。一般情况下，蕃律施行于契丹和其他民族，汉律适用于汉人和原渤海人。辽初汉律沿袭唐律，中期以后则用宋律，这有诏为证：“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不得造次举止”。“不得造次”云云，活现了辽朝皇帝对汉律独立性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无不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具有契丹特色的若干制度中，从南北面官制到蕃汉律并用，不妨视为一国两制的古代模式，其中充分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治理这一蕃汉多民族统一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赞叹的创造性。谁能说少数民族的制度创造力就不如汉族！五　燕云十六州

辽太祖去世那年，中原恰是后唐明宗即位，他是五代少数值得称道的君主之一。辽朝平州（今河北卢龙）守将卢文进原来就是以唐卢龙节度使身份归附的，在这种形势下，因部下思归、明宗召诱和述律太后的滥杀将领，就在辽太祖去世当年，他率士卒十万、车帐八千重归后唐。平州控扼山海关，是契丹骑兵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长城的主要通道。而后唐控制了平州，就可以把契丹骑兵完全阻挡在长城以外。

辽太宗深知平州的军事意义，天显三年（928年）正月，即遣将夺回了平州。四月，后唐义武节度使王都以定州（今河北定县）投附契丹。明宗即命王晏球进讨，契丹也派秃馁率万骑来救，经过反复较量，次年二月，唐军收复定州，王都举族自焚，秃馁被生擒处斩。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定州争夺战表明：中原国家对于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也不是绝对不能战胜的。

后唐明宗在继承人问题上却有失明断，他有一大帮儿子、养子和女婿，大多具有觊觎帝位的实力和野心。他一去世，后唐就陷入皇位争夺危机中。清泰元年（934年），明宗的养子、潞王李从珂起兵，把继位不到半年的明宗的儿子、闵帝李从厚给杀了，自立为帝。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作为明宗的女婿，也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李从珂十分忌防他，却不擅驾驭笼络，还公然激化矛盾。石敬瑭的妻子入朝贺寿毕，当殿辞行，从珂竟当她面说：“急着回去，不要是与石郎造反罢？”

清泰三年五月，从珂将石敬瑭移镇郓州，并急着催他赴任。此举用意过于露骨，早有异心的石敬瑭当然不愿束手就范。他的掌书记桑维翰和都押衙刘知远等都指望在主子称帝中分一杯羹，竭力鼓动他揭出反旗。桑维翰教唆道：“契丹主近在咫尺，你能诚心屈节，朝呼夕至，何患不成？”于是，石敬瑭公开反叛，后唐派张敬达围攻太原。为解除后唐大军讨伐他的困境，石敬瑭不惜向辽朝乞求援兵，令桑维翰草表向辽太宗称臣，并以父礼事奉，答应灭唐以后将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诸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见中原有隙可乘，大喜过望，答应秋高马肥时即倾国赴援。

九月，唐军在雁门关等险要隘塞居然不设防，辽太宗亲率五万骑军长驱直入，直抵太原城北。当晚，石敬瑭出北门拜见比自己年轻十岁的辽太宗，“论父子之义”，“恨相见之晚”。次日，石敬瑭和辽军对张敬达的后唐军完成了反包围。

十一月，经过一番交易，辽太宗决定立石敬瑭为晋帝，作为交换条件，石敬瑭向辽太宗称臣、称子，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每年向辽纳帛三十万匹。所谓燕云十六州是北宋以后的习称，当时包括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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