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必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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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最佳散文试读：
序 散文夜话
王必胜秋风起，天气凉，草木衰，季节移。窗外风起尘动，喧嚣乱耳，不宜阅读。但邀一二书友，茶楼品茗，远避市声，谈书说文，不亦快哉。这就有了散文夜话一席谈。关于选本的话题，权作一序。
甲：年年编年选，岁岁景不同。虽然，编书不如编辞典，有如人所说的“为人间最繁难的事”，但编书至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计。
乙：也是。从大量的阅读中挑出这五六十篇，披沙拣金，不只是一件智性劳作，也是一个力气活呀！仅从所涉范围，就包括了三十多家刊物和报纸。现在，这样的工作南北都有人做，虽有些读者，但总体上不太理想。
甲：可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可否认。有些年了，散文创作铺天盖地，成为文学殿堂中的一枝繁茂植物，在众多作者和读者的宠爱中，悠悠然生长着。作为选家也心怀志忑，唯恐有眼不识泰山，铸成遗珠之憾，也唯恐眼神走偏，有负视听。还有一点是，文学图书本不景气，唯恐这不随流的编辑思路，给出版社带来经济压力。
乙：是的，文学在今天的状态不言而喻。大文化之旗震天价响，流行的流俗的快餐的文化大行其道，娱乐化，搞笑性，名利之惑等等，遮蔽了应有的价值，往纯文学靠的东西，似乎只得我存在、我发展，像是一种内部待遇了。
甲：所以，这种情况下多来点选本，搞个“文学选秀”，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善事、美事呢？多少也表明，这个时代的文学并没有沉寂，文学人也在负重前行啊！
乙：所以，假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不辱文学之名，文学的选本生当逢时。况且，所选之作，多是本年度文学刊物或者报纸副刊上大家们的精致之作，体现了一个作家本年度的较好水平。
甲：选本，其实张扬了一种主张。我们多年的标准是：一、既是名家，但得名文；二、必为有创意之佳构；三、兼顾到作品内容的面和作家的代表性，比如，收有一些新生代散文作家的探索之作。期望一册在手，可览全年散文的概貌，也可从中观察一个年度的文学实绩。这样，就要有一个集中的主题，以见出这一文学样式，对于社会人生和思想文化所能开掘的东西。
乙：无论如何定位，作品的精英化和理性，是我们所力主的。换言之，文化的含量是我们看重的。文学，可以娱乐，可以通俗，可以时尚，但文学的流布长存，在于其精神性的文化芬芳，在于理性的养分充实，也在于涵养文心，葆有品质。
甲：所以，我们遴选的作品应当是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有相当的文化积淀，也高扬理性精神的篇什，当然，在写作上虽不拘一格，却富有创意。无论是抒写亲情，记述游历，还是纪怀往事，感悟人生，或者阅读哲思等等，都期望有思想文化和精神情感的因子，思考之箭放射出精神的光芒。这样的散文年选，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年度的整体扫描。
乙：这个初衷可嘉。只是，现在的散文好像是一个创作的尴尬期。本来，它一直是体小神聚，轻松既简洁，古雅而凝练，大小由之的精致佳品，本不应是高蹈的黄钟、激烈的大吕，可是，当它担当起一个时期的文化精神，这多少有点勉为其难。然而，当面对文化多元杂芜，众多的文学取回避之态，散文还有随笔，却坚执地对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的开掘，对文化精神进行多侧面地表现，对流俗的文化乱象，有着或曲折委婉，或直面对接的分析、描绘。这不能不是文学的幸事。散文，可以说是最能保持应有的文化清醒和文化自觉，是大众文化园地里绽放的精神花朵。文学提升时代文化的精神品位，散文之功，巨焉大焉。
乙： 因此，我们在选编之时，就把本年度描写大事的作品，突出推介，是想让文学对于时代的生活和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这一原因，在上一年度的编选中，我们曾以“散文何为”作为论题，对近期的散文成效，予以高度的期许，认为它可以有更大的担当。现在，这个说法仍然坚持。面对流行文化的冲击，有的文学难以自持，但我们所期待的散文，直言秉笔，应该留下许多思想和历史的精神文本。
甲：我充分理解你的说法。当文学连连被读者冷漠，被各方面垢病之时，散文的现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文学的其他品种。文学现如今被多元的文化，多样的生活方式，以至多方面的阅读取向，挤掉了它应有的席位，而成为一些孤芳自怜或者自我表白者的工具，这不为怪，只是，市场的大手把文学应有的矜持弄得有些庸俗味、粗鄙化了。可怜的是，这种势头还有些发展。同样可笑的是，一些粗俗的行为文学也在堂而皇之的假文学之名屡屡现身。
乙： 当然，无论从个案还是整体看，文学何为，已是一个紧迫的现实的问题，而散文有幸，不少的作家把散文写作当成一个十分认真而执著的事。所以，我们的选本中，多半是一些成名的小说家，一些敏于思考社会人生的作家。
甲：如果把散文当做一种现代文体（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那么，自产生以来，它就有灵活的体式、隽永的内涵、优雅的语句，有一种跨文体意味的文学样式，与随笔、小品、特写等等，也有相近的血脉关系。有时，我们说文体的样式只是相对的独立，我们所看重的主要是精神内涵上，是否体现和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我们需要有文学的承担。
乙：再回到开始的话题，我们所选作品，当是基于一定的文化品位。它们对世道人心，有着深入又凝重的表现；对时代文化，有着切近而独具的表达；对人情事理，也有着鲜活而生动的描绘。总之，让读者从中窥见一个年度的文学思索。
甲：赘述一句，感谢那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文友作家。他们的支持，是年选的成功之本。谢谢作家们，也谢谢原发的报刊。2006年11月23日于北京
我的长征，我的生命之歌
贺捷生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19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9月、10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赛先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红军离去后的苏区群众，苏区将面临一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地询问我母亲的消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11月1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个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我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喊出来了搜好哇！”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肖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控惚的父母。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得很远，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她一起走，留给你抚养，好吧？！”
那位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人家的门环上。问邻居，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我们连累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走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苦些了。”
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把我抱起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走，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这个初生女儿生生别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不懂事的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哭起来。焦急的贺彪竟冲着我大喊：“你哭你哭！看你把敌机都哭来了，再哭把你扔到河里！”
飞机飞走后，母亲高兴地对贺彪说：“她不是哭，她是在吓唬飞机呢，你看，飞机不是被她吓跑了吗？”
贺彪见我还在哭，就用手指点着我的脸蛋说：“别哭了，敌机让你吓跑了！”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就在她胸前的布袋里，随着她的脚摇晃着前进。后来我想，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我不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吗！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那些老乡们都引了过来，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你说那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肖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那时候，对我的哭声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起来。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了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和蛋清和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舒心地笑了。
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得没气了，连忙低头一看，我正在母亲胸前的布兜里酣睡。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把我丢了，我的哭声使红军战士们发现了我，他们见我用军衣包着，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军，后来，辗转地把我送到父母手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得太多吧。
过雪山时，母亲就背着我，当她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了。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竺雪山没夺走你！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15岁的舅舅赛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山上。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因为把干粮分给了丢了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由于行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组”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喂我。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吐出来，母亲再喂。我哭得声哑了，野菜泥也喂完了。
长征的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我，只好带着我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哇！如果我是个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建国后任农业部长）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他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三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喜。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建国后，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 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一岁多了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气力，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一点点地喂我。慢慢地，我能直直地站立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捷生站起来了！”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这句话又在队伍里传开了。
1950年，当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个14岁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原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0日
脸上的阳光（外二篇）
蒋乐仪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雪山越来越陡。光秃秃的陡坡，寸草不生。空气越来越稀薄，憋得脖子上的青筋都要飞扬起来。眼前是一片银白，灰白，花白。天地之间，激荡着寒彻骨髓的雪山气息，满世界晃动着的，全是刺目的白雪。这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4000多公尺的夹金山。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60年后，老红军女战士邓六金在回忆文章《铁流劲旅中的巾帼们》中写道：“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炼。”
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有30名女战士参加的干部修养连，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这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队伍，是钢铁方阵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这30名女战士中，有一名叫吴仲廉的女战士，与别人不同的是，她是一位缠足的女子。旧时有一种专门摧残女人的陋习，就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紧紧扎裹，使其筋骨畸形，变得又小又尖，走起路来，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样。真是难以想象，一个缠过足的女人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她要比常人付出多少倍的痛苦和坚毅。
长征途中，有四个女战士怀孕，生下孩子后，为了不掉队，都忍痛把孩子送给了乡亲。那是一种怎样的生离死别啊！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血肉，就这样活生生地与自己永远分离，哪一个做母亲的，心中不在滴血！
还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每时每刻，都要面对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天上有飞机跟踪轰炸，地上有荷枪实弹的队伍围追堵截。1935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一直到她去世，她的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1935年1月，在阴雨连绵的春天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一边拄着拐杖行走，一边不停地咳血。最惊险的是在过草地时，她骑的马受惊，她被颠翻下来，陷进了沼泽，幸亏抢救及时，她才逃过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
但是，这一切艰难险阻、流血牺牲都不在红军女战士们的话下，她们视死如归，一往无前，她们跟着队伍，跟着那面镌刻着斧头镰刀的旗帜，不停地走。走。
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和伟大超越了常人的想象；作为个体的生命，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同样是作为女人，生长在和平的年代里，我常常凝望着战火硝烟中她们远去的背影，我常常思索着她们这非凡的一切的动力。这种神奇的、不竭的动力，使她们敢上刀山，敢下火海。她们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情绪，就像永恒燃烧的太阳，照亮了雪山草地，照亮了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
有这样一个细节长久地感动着我。长征途中，由于女战士们长期无法洗头，蓬头垢面，以至于头上长满了虱子。女人的天性都是爱美的，但是，为了减少麻烦，她们不得不全部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小战士会偷偷将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她们。
这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动人画面：在无边的黑夜里，在深不可测的死亡的悬崖边，在枪林弹雨的缝隙，在燃烧的簧火旁，一群衣衫槛褛的女战士们在嬉戏追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她们苍白失血的脸庞。那盛开的青春的笑容，不就是灿烂的阳光吗？
信念是生命的阳光。一个人活在世上，无论外界的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信念的阳光在照耀着，所有的绝境就都是新的起点，所有的风雨都会是彩虹的前奏。战地黄花
记忆深处，有这样一幅油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角，摆放着一把被阳光镀亮的冲锋号，一尸绣着红五星的黄挎包，一个被子弹击穿的旧水壶。而在这些物品的旁边，是一丛盛开的小小的、金黄色的菊花。
被炮火硝烟熏过、被气浪冲击过、被掀起的尘土掩埋过的黄色在瓣，依然鲜亮夺目，仿佛绽放出幽幽清香来，花蕊中曾经晃动过的透明的露珠，早已被炮火震落了吧。这圆脸般美丽的花朵，在向战场、向世界展示着纯洁而灿烂的微笑。
这是许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画。这幅不见人物的画，竟然长久地占据我的心灵。每当秋风起、秋霜降的时节，这幅画就会从记忆的深水中浮上来，让我时不时地想起她们，想起那些像美丽的流星倏然划过天际的女兵们，想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那些姐妹们，想起回荡在补连山上那冗长而久远的回声。
画面是简洁的，宁静的，这战争间隙中的宁静，令人惊心动魄。故事是悲壮的，惨烈的，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浸透了女人鲜血的战争让人不忍回顾。
1935年底，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24岁的王泉媛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次年3月，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血战40多天后，西路军损失惨重，数万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5000人。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独立团被围的危急关头，王泉媛主动请缨，带领1300名姐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这是一页悲壮的历史，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部队进入梨园口阵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凤凰卫视中看到主持人采访王泉媛的镜头。年近九旬的她，身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棉袄，伸出指头在细数着战斗的次数。她的语调平静而和缓，满是皱纹的脸上，浮动着浅浅的微笑。
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战败，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惨遭蹂瞒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媛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人死，血洒沙场，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媛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来证明自己的傲骨与高贵；要开出灿烂的秋色，来证明 自己美丽而凄凉的存在。
凛冽的霜风吹拂着，菊花还在灿烂地盛开着。冲锋号、挎包、水壶还摆在战场的角落，她们却走远了，簇拥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山去了，走进遥远的历史中去了，晴朗辽阔的霜天里，传来了她们 隐隐约约的歌声。
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背影里，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非凡的坚强，从她们英姿飒爽的戎装中，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灵魂的无比壮美。
她们走远了。只有扑鼻的香气，还在阵阵飘来。心中有梦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
为了走完这充满艰辛、令人荡气回肠的长征，她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
她叫谢小梅，福建龙岩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她是其中的30位女红军之一，再过两个月，她就满21岁了。
别看她年龄不大，她却有6年的革命经历了。17岁那年，她在厦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结了婚。
罗明，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主角。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到当时党内极左势力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遵义会议后，罗明被重新启用，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该部的秘书是“红小鬼”胡耀邦。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受了轻伤，罗明身负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当时就昏迷不醒。
从江西到贵州，分别将近半年，谢小梅没想到会在干部修养连和躺在担架上满身是血的丈夫重逢。
伤势还没全好，四渡赤水后，陈云代表中央要求罗明夫妇留在贵州，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组织决定，他们只能无条件服从。但没想到的是，这一留，他们就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从此，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成为这两个革命者后半生奋斗的目标。
红军走后，两个操陌生口音的外地人根本无法生存。离开队伍才两天，他们就被捕了。他们被叛徒出卖，组织给的活动经费也被席卷一空。在贵阳，两人曾两次被捕，惨遭严刑拷打，因坚贞不屈，始终自称是做生意被骗的商人，才又两次侥幸脱险。出狱后，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谢小梅靠给别人家做女佣，每天混两餐饭，而罗明则成了一名扫马路的清道夫。
远离了组织，远离了革命，就像在暗夜里行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十分艰难，走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心中有梦，他们心中始终有着一颗红星在闪耀。
在贵阳无法安身之后，两人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南下广西，经广东、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党组织。
然而，不幸的是，一到上海，他们就被罗明的堂弟——一个鸦片烟鬼出卖。两人再次入狱，被押送到南京监狱。在狱中，罗明患了重病，被同乡保释出狱后，靠着谢小梅糊信封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两人艰难地生活下来。罗明病好后，他们回到了罗明的家乡广东大埔。
由于坐牢、逃亡等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与党组织联系上。在大埔，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他们欣喜万分。然而，时过境迁，因无法证明两人离开红军后的经历，当地党组织不接纳他们回到党内，只同意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无异于一盆冰水。
满腹的委屈、辛酸和悲伤一起袭来，谢小梅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擦干眼泪，她和丈夫没有气馁。两人分别改名，一边以教书谋生，一边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局势恶化，中共南方局遭到破坏，在家乡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两人经组织同意，离开大埔前往新加坡，仍以教书谋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希望和梦想，他们回到了祖国。建国后，谢小梅随丈夫调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当过图书管理员，当过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的工会干部。1973年退休时，她的行政级别是21级，月工资是45元5角。
在默默无闻、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她一天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梦想。就像鱼儿没有水不能存活，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人生不能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心灵就会干枯荒芜；没有梦想，人活着就会没有希望。
在和平年代的夜里，常常有雄浑的军号和铁马冰河闯人她的梦乡。她不断地写信，向当年的领导、战友，向各级党组织申诉，绝大多数信件都像冬天飘落的树叶，化作了春泥。笔写秃了，沾着泪水的墨写干了，青丝变成了白发，岁月陈旧了颜色。直到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才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拿到那盖着鲜红大印的通知书，她激动得泣不成声。是梦？非梦？她几乎难以自持。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洗礼，她又获得了重生，她又重新站在了镰刀斧头的旗帜下，重新回到了阶伍里。
她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一切的苦难、折磨、伤痛和迷惘，都不会使梦想退色，而只会使她像北斗星一样更加闪亮。夜愈黑，星愈亮。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之后，这个梦想会变得更清晰、真实、完整，实现这个梦想的意志也就更加坚定，走向这个梦想的步伐也就更加踏实有力。
从在贵州离开长征的队伍算起，谢小梅个人的长征，又走了整整46年。
这一年，她已经68岁。原载《十月》2006年第2期
你的样子
崔永元关于红军是什么样子，一路上听到的说法不一。因为红军没留下什么影像资料。
翟俊杰导演拍电影《我的长征》，让今天的士兵扮成红军。他们穿上黑得看不出灰底的军服。说是军服，不如说是披着一块块撕成条状的破布，再把皮肤涂成彻底的黝黑。在四川小金县借景拍完“飞夺泸定桥”，大家三三两两坐在地上吃盒饭，93岁的老红军安秀英来看战友了。看到衣服，她认准了是她的战友，忙走上前去呼唤几声，却无人理睬。又走近几步，看清了他们手捧的盒饭里菜不少，这才知道认错了人，她说：“战友们没吃这么好，经常喝汤汤，没有稠的。”
安秀英十来岁参加的红军，很快负伤掉队，沦为土匪家的帮工，她的身份最终被确定为失散老红军。“失散”即为没有走完长征全程的红军，不享受离休待遇，在民政部门每年领取数百元不等的补助。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红军服装一律破旧不堪，这基本符合那个物质全面短缺的年月的特征。其实，在1929年，红军打下福建长汀之后，曾经统一制作过4000套服装。长汀的纪念馆中陈列着一套：青灰色中山装，下面有两个口袋，八角帽上有红五星，红领章上缀着黑边，据记载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特意缀上的。
有当事人回忆说，当时战士们洗了澡，理了发，穿着崭新的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精神极了！
随后而来的战斗与长征让战士们很快变了样子。
在江西瑞金和广西兴安的纪念馆中，各有一张模糊不清的红军行军照片，一律是长袍马褂瓜皮帽。红军如此穿着的说法在贵州黔东南也得到证实，一位见过红军的老人对我说，是这样子，弄到什么穿什么，都叫红军，穿的完全不同，但吃饭用的是统一的瓷碗。
其实，探讨红军看上去什么样子是个不大容易的问题，但却有足够的史实支持你对他们的合理想象。
首先，他们应该是一群可爱的年轻人。
他们的歌词写成这样：“青棵本是个好东西呀，青年战士们，吃了就是不会错呀，酶，长征哪！牛肉本是个好东西呀，青年战士们，吃了就是不会错呀，晦，长征哪！”
他们又唱一首：“你也不打我来，我也不打你，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兄弟们，看你们赞成不赞成，若是你们要赞成，我们就下决心。”
可爱的红军唱歌是为了办事，办实事，不像现在年轻人哼哼卿卿一个晚上自己都不知想干啥。去年春晚上有一首歌，两男两女在台上不停地唱“我要歌唱，我要歌唱”，急得宋丹丹在下面直喊：“你不正唱着吗？”
可爱的红军还爱刷标语，我很喜欢他们的标语，同样因为言之有物。
1935年，四川县县城南门上贴上了这样的标语：“取消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债！”
在飞虹乡贴的是：“参加红军分得好田地有人代耕。”
在小金县营盘街贴的是：“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我觉得这个“拖”字相当传神。
在金川老城陛庙贴的是：“杀国民党的收款委员！”紧挨着又贴了一条：“青年妇女结婚、离婚自由！”
贴标语就是为了说明白事，绕弯子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所以，我给电视台拟了两条标语：“誓死提高收视率！”“收视率低工资低！”
说“誓死”并不夸张，干大事就得不怕死，当年红军离乡背井没有一个是奔着干休所去的。曾经被红军押着长征了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记下了他看到的“扩红”。“在这一段，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
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就已足够了。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有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可以就此罢了（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疑义。”
就是这样一些人结合在一起，枪林弹雨中，他们逐渐令行禁止，目标一致，不惜慷慨赴死。红军死去多少，未见过精确的统计。最新出版的《红军长征史》上印着：“长征，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生命。”
每一本与长征有关的书籍都有关于红军死亡的记载，这些记载无一例外地都显得过于平静和朴实，他们不是不会渲染，他们只是觉得没必要渲染这些随时而来的死亡。
先看上几页《红军长征史》。
第10页，关于广昌保卫战：“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1 /40。”
第18页，关于先头北上的红七军团：“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红七军团原来6000余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到达婆德县重溪时，全军已不足2000人。”
第44页写的是苏区干部与群众：“据有的材料说，瑞金被杀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被杀绝的有4万多户。”
当下，在极度娱乐与狂欢的社会状态下，由70年前消逝的年轻生命组成的数字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连“九一八”这样的日子都成为洞房花烛夜的首选吉祥日，想不出鲁迅活着又能说点什么。《我的长征》这一路，没少见到红军墓、红军坟、红军坑。这些遗迹任凭风吹雨打，依然以相对原始的状态祭奠着那些无名的烈士。想一想，那些年轻人躺在这里，没有过尽情享乐，不知道何为爱情，连灵魂都漂泊异乡，无法回归故土，忍不住鼻子阵阵发酸。
我想告诉你一些可爱的红军战士的死亡，只因为他们的死亡不同一般。
1935年S月，红军在茫茫草地中跋涉，红一团的一个班在大雨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吃早饭时，连长见这个班的战士没有来，就扯开嗓子喊，没有人答应，连长就走过去看，他看到一个班的年轻战士静静地躺在那里，都停止了呼吸。
同样是在草地里，’红三军某连炊事班9名炊事员一直轮流挑着一口沉重的铜锅，背着它，战友们就能喝上开水不生病。为了这个简单的理想，9名炊事员相继倒在了铜锅旁，没有一人走出草地。
1935年9月在阿坝，一位患病掉队的战士在沙石多四板沟被15名土匪绑在树上轮番用刀割死。
也是在这时候，在芦花四美沟米尔克河坝一座磨房里，十余名掉队红军正烧火煮玉米面汤时，被反动武装团团围住，他们用木棒和石头将红军全部砸死。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又累又饿又渴的战士误喝了沟谷中有毒的泉水，一夜之间死去了300多人。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后，开始再次翻越夹金山，这一次，他们决定丢弃上千名伤员。因为，刚刚苦战的战士自己翻越雪山都没有成功的把握。战争年代，他们似乎只有这一种选择。
躺在地上的是上千名年轻的勇敢的红军战士，此刻，他们负伤的身体无法应对雪山，他们躺在雪山脚下，只能等待很快追来的国民党部队的处置，想想看，都是些刚刚杀红了眼的对手。
大部队出发前，红军的政治人员说，大家要安心，如果敌人有杀害伤员的行为，一定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据理力争。
政工人员硬着头皮用这样的废话告别战友。
部队出发了，漫天飞雪，风声哭号声混成一片，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一起流泪，数万名军人的哭声在夹金山上回响。
很多战友不忍离去，走在山路上的也是一步三回头，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伤员，岂止是他们的战友，有的真的是他们的亲兄弟、亲父子、亲姐妹。
我们没法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尊重他们参加红军的选择。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93岁的女红军安秀英，曾经为每年500元的补贴多次到民政部门讨要。工作人员说：“还没得。”于是，安秀英便问：“你晓不晓得你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工作人员说：“不晓得。”安秀英说：“不晓得就算了。”她扭头离去，不再登民政局的门。原载《解放日报》2006年8月25日
废墟上的风筝
关仁山地震的前一个晚上，我给家的鸡窝搭个棚子。鸡窝搭好了，可是9只母鸡就是不上架，不进窝。我满院子里追鸡，腾起满院的尘土。母亲生气地说，别逮了，不上架就算了，跑不远的。我家住的是平房，姑姑和表姐来镇上看病，也住在我们家里。晚上，小伙伴招呼我去看电影，我是个电影迷，那天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看。天气闷热，我到后院鱼塘里洗了个澡，看见鱼塘里的鱼，一下一下地向上蹿着。有一条鱼竟然跳到我的头顶，我抓住一只鱼，好奇地看着，又慢慢将它放回水中。从鱼塘里爬出来，四周一片漆黑。一切都是静静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回到房里，太热，使劲挥舞着蒲扇，母亲也给我扇风，我慢慢睡着了。
灾难到来的时候，母亲刚刚从外面看鸡回来，外边像雷鸣电闪的样子，以为要下雨了，赶紧进屋，还用毛巾擦了擦我额头上的汗珠。我听到一种从没听过的撕裂声，时间很短，就有墙上的水泥片，生硬地砸在我的身上、脸上。母亲和姑姑喊着：“坏啦！”母亲护着我的身子，有一块砖砸在母亲的右眼旁，马上就流了血。只听姑姑说：“往外跑啊！”姑姑和表姐就跑到窗前，母亲也拽着我来到窗前，窗子摇晃得厉害，一下子把我们甩倒了。我们再爬起来，我正要跳的时候，母亲忽然一把拽住我，窗前的院墙就轰地倒下来。我多亏没跳，跳下后肯定会被厚厚的院墙埋住。轰隆一声，房顶的擦木和砖块砸了下来。房顶落下的一刹那，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炕上的东头，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我们都活着。妈妈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你没事吧？”我小声说：“妈妈，我没事儿。妈这是怎么啦？”还没等妈妈回答，就听见外面的人喊：“苏联打过来了，赶紧找武器。”妈妈看了看姑姑，疑惑地问：“真是苏联的原子弹？”这时，又听外面有人喊，是地震啦！
妈妈在里面鼓励我，然后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不久，外面就下雨了，不断有水滴落下来。维持我们空气的空隙就要慢慢被雨水添平。母亲和姑姑大声喊着，呼救着。邻居的人纷纷赶来了，很快将我们扒了出来，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我们哆嗦着躲在院里的黄瓜架旁，感受着恐惧的余震。
呼救声不断，我想请求母亲放我到别的人家里救人。母亲摸摸我的头和身子，见我真的没伤，就点头答应了。我跑了，跑过黑黑的裂缝，跑过高低不平的废墟，加人大人们救人的行列。我跟着救活了十几个人，也帮着大人拖出十几具尸体。我的手指流着血，自己都不知道疼。到处是死尸，到处是哭声。后来，解放军来了，医疗队来了，运送大饼的飞机来了，我们感受到了人在灾难面前的力量。
我还是个孩子，当时干的却都是大人的活，拉水，建简易房。我们家震后的房子是我垒起来的，我们学校的房子都是我们孩子建造起来的。我感觉，我过早地长大了。当时我们班共有51个人，等再到学校见面的时候，有少一半的同学震亡了，老师点名的时候，没人喊 “到”的空间，就是这个人走了。我们木了，说谁谁死了，就像今天说谁上外地出差一样平静。其实，平静是表面的，我们内心在流血，眼睛里含着泪。班长死了，最后是老师代替班长喊了一声：“起立！”我们默默地站立起来，低头向遇难的同学默哀。下课的时候，我们到河边采摘了一束束白色的野花，分别放在遇难同学的桌面上，深深地向他们鞠躬，祈祷他们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组成一个新的班集体。
我同桌的小勇胳膊上缠着黑纱。他跟我讲起他父亲的死。他家里的房子没有全部趴架，本来他父亲拉着全家跑出来，是那台缝纫机，诱惑着他的父亲重新跑进去，父亲跑进去了，刚刚抱起缝纫机，余震发生了，父亲被埋进新的废墟里。
有一个老人，在学校的废墟上放起了风筝。走到跟前，我认出他是我们班贾志旺的爷爷。贾志旺跟着老师守校，在学校里遇难。他爷爷给他做的风筝，还没用过一次。爷爷坐在孙子的坟头旁，给他放风筝，还默默地说着话：“志旺，志旺——”
我们是看着风筝，开始重建家园的。这只风筝，就好像是我们生命的旗帜。
唐山是凤凰城，古有凤凰栖落大城山山头的传说。凤凰是唐山人民心目中的吉祥鸟。可是凤凰飞走了，在这个漆黑的暗夜里，痛苦地飘落了。也使我们幼小心灵出现了一次巨大的断层。要弥合这个断层，得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人间的爱？当时全国人民都支援唐山，唐山的伤员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唐山的孤儿有了依靠，政府在省城建起一个育红学校，我的一个老师就被临时抽调到那里。
我曾亲眼目睹了唐山人送别孤儿的场面。刚刚修复的唐山火车站广场，3000多孤儿默默地站在那里。他们身上都别有一个布条子，登记着姓名。我看见一个孩子手腕上戴着两块手表，就问身边的老师，老师说一块是他妈妈的，另一块是他爸爸的。还有一个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缝纫机机头。这可能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了。我还看见大一点的孩子怀里抱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孩子手腕上的条子是空的。市里的一个老领导，颤抖着来给孩子们送行，他摸摸孩子的头，抱抱孩子，亲亲他们的小脸蛋儿，最后颤着声音喊：“你们是唐山的子孙，永远是我们唐山的儿女，眼下我们没条件，先送你们走，等新唐山建成了，我亲自到省城接你们！”说完，他身体一晃，吐出一口鲜血，仰天倒地。我眼看着老人倒下去了，直挺挺地倒下去了。人们把老领导抬上汽车。当时，孤儿队伍里乱了，哭声一片，火车缓缓开进来，孤儿十分有秩序地上车，火车为老领导，为唐山死难者，鸣笛三分钟。事后，我才听说，那个老领导抢救无效死去了，医生含着眼泪说，他是为孤儿而活的，他已经身受重伤，内脏出血，他竟没吭一声，默默地组织抢救孤儿以及他们的安置，硬撑活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个奇迹了。
风筝飘走了，又飘来了，愿我们的生活中只有美丽的风筝而没有废墟。原栽《中国作家》2006年第7期颖 影蒋子龙
倏忽，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了！
南京的从军女士私人出资，准备拍一部六集纪录片《最后的女兵》，纪念她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的六位女战友。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年纪最大的甄颖影也不过才23岁，摄制组来天津采访我，就希望能谈谈她的故事。
三十年来我从未写过关于颖影的一个字，太过痛惜便不敢轻易触碰。这次面对她的战友，忽然发觉三十年来竟什么也没有淹没、没有消逝，颖影的美丽和聪慧依然清晰地印在每个人心里，大家一直都在想着她。她的死仿佛是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三十年来留下的痛，益发显示了她生命的分量。真正被改变了的倒是活着的人，当年逃脱了地震的灾难，却未能逃脱衰老。美丽也是冷酷的杀手，它要追杀的就是活着的人，在美丽时死去的人凝固了美丽，从而逃脱了美丽的追杀。
我该讲出她的故事了……
上世纪的70年代初，在天津市举办的一个文艺学习班上我结识了甄颖影。她身材高挑，眉目修长，脸上焕发着摄人心魄的清纯，漂亮得像一种文化，凝结了那个时代的美：军装、少女、率真、阳光。那个年代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本来是被叫来“掺沙子的工人作者”，突然变成“炮制大毒草的反面典型”，“兵的代表”甄颖影却公开表态看不出我的小说有什么大问题……她说得那样轻盈随意，一派单纯和善良，却并未给我帮上忙，反而给她自已惹了麻烦。这使我感激、感动和愧疚，便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在唐山当兵，家却远在新疆，以后她每次回家或探亲归来，都以我的家做中转站落一下脚。有时她的父亲也直接给我来信，托付一些诸如购买《鲁迅全集》等我能办的事情。甄颖影的父亲原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高级干部，1969年为林彪迫害，发配到新疆。颖影当年只有16岁，却陷于“三无境地”：无学可上，无工可做，无农可务。晃荡了近一年才弄明白一个道理，像她这种受排挤的部队干部子女，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还得去当兵。她的两个哥哥早已人伍，父母身边只有她和弟弟，弟弟尚小，父母自然对她这个聪颖漂亮的女儿格外珍爱，也觉得她年龄尚小，并未把她要当兵的事放在心上。况且他们刚到新疆，人地两生，也真没有办法能让她进人部队。
事情拖到1970年初，颖影突然急迫起来，不想无所事事地再继续晃悠下去。既然父母不管，就只有自己出去闯了，那天外面风沙很大，冷彻骨髓，她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说是拿帽子和手套。母亲笑了，就你这么娇气，还能去当兵？正是这句话成了母亲永远的痛，让她后悔大半生。颖影听母亲这样说就甩掉帽子和手套，返身又冲进风沙。她直接跑到乌鲁木齐火车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到北京的车票。一上车就是四天四夜，由于她没有钱买吃的东西，就一直饿到北京，看着别人都下车她却从座位上站不起来了。好心的列车员把她架下车，还扶着她在站台上溜达了一会儿，为她买了点吃的东西，她才慢慢地能够自己走路了。出站后就去找父亲在京的一位老战友，那位老首长看见她的样子，听了她的叙述，没有犹豫，没有推辞，很快就想办法让她穿上了军装，到唐山二五五医院当了一名战士。
部队上的一切在她的眼里都是新鲜的，叫她干什么都行，在伙房做过饭，在病房做过护理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还不够人伍年龄的新兵，却很快成了医院的名人。她有着少见的开朗和自信，性格猖介，富有灵性，小小年纪竟写得一笔好字，还写一手好文章，很快被政治部发现，经常抽出去为医院撰写各类在那个时期不能不写的文章。逢年过节或部队发生重大事情，还要为医院编写文艺节目，如快板书、小话剧等等，有些还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也正是被选送到天津市参加文艺学习班的原因。她打篮球也相当不错，从科里打到医院，又代表医院到外地跟兄弟部队比赛……她是如此的多才多艺，却又有一种无邪的气质，她的生命仿佛是在自然地流露着令人心醉的芬芳。
有天晚上，她下班后和另一名女战士结伴回宿舍，在草木繁茂的小路上，一位领导干部跟上她们，像说暗语一样念了句自以为甄颖影一定能理解的古诗：“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在那个年代上级对女兵说这种话至少是很不得体，偏是那个时候社会上有种风气，上边的人可以很随便，乃至放肆，下边的人则要拘谨和紧张。女兵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种选择，接受领导的暗示，或装作听不见赶快跑开。另一个女兵正要这么做，却被颖影拉住了，她自恃自见过世面，比这位“君子”领导不知高多少级的干部也见过，便理所当然地采取了第三种态度——顶撞：“这里没有君子和淑女，只有领导和女战士，而且你是有老婆孩子的领导，还想求什么？”
她的话随即被夜风吹散，医院的大院子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可从此以后甄颖影当兵的生活却变得艰难了，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她的处境掉转一百八十度成了医院落后的典型……上业务课，医生讲人的聪明和愚笨决定于大脑沟回，沟回多而深的人聪明，少而浅的人愚笨。那个时候全军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谁都可以张口就能背诵几段，甄颖影下课后去请教医生，沟回的深浅和后天的实践，对决定一个人聪明与否各占多大比例？因为毛主席说过实践出真知的话，马克思也说过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这可不得了，甄颖影难为老师，酿成了一场震动全院的风波。甚至在篮球场上，领队要求队员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主动让球。甄颖影没有吭声，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反对，只是投球投顺了手，又将球投进自己的篮筐，那位“君子领导”便当众指责她顶撞领导，不准她加入共青团。
人伍三年，其他许多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可甄颖影连团都人不了。1973年的春节，她给我来过一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老找我的碴儿，都是鸡毛蒜皮，我的一举一动后面都有眼睛盯着。因此我有一点小事处理不当，马上就传得全院都知道，直接影响入团、提干，比如衣服泡在盆里没有洗。我被抓了典型以后，天天挨批，大会小会都点我的名，搞得我大脑十分紧张。算啦，不费这个脑筋了，最近传说京津唐一带有地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震死了，省得哆嗦。不过今天是大年初一，好像不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一个曾经那么阳光灿烂的女孩儿，几年的工夫竟变得如此消沉。她那么单纯，竟不能为环境所接纳。然而，她的生命正因为沉重才有分量，医院的主要领导和她的科主任又非常赏识她，每年都有一种声音嚷嚷着要叫她复员，可每年她都走不了。批评她很容易，好像谁都可以对她说三道四。要表扬她可就难了，医院里因她的业绩突出要给个嘉奖，头头们竟会为此而争论起来，争一次不行就再争，最后她还是得到了这个嘉奖，可就是不让她痛快。
到她超期服役的第三个年头上，共青团终于加人了，提拔干部的命令也下来了，尚未公布她就接到家里电报，父亲病倒，希望她能回去一趟。正好还有探亲假没用，部队便批准她立刻起身。我在天津站接她，然后带她到劝业场买了些带给父母的东西，随即又赶到北京，买了当晚11时由北京发往乌鲁木齐的车票。
这是1976年的7月中旬，限令她归队的时间是7月29日。
她以往回新疆探亲都是坐火车，光在路上来回就需要一个星期。这次她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多呆两天——实实在在的就是两天，自己花钱为她买了26号下午的飞机票。她当天晚上到天津，住在部队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7号，抱着一个哈密瓜到我家来，那时的哈密瓜还是新鲜物，我儿子兴高采烈地又喊她姐姐。颖影就继续纠正他，小孩子管解放军要叫叔叔，跟叔叔平辈的是姑姑，哪有管解放军叫哥哥姐姐的？儿子的理由很简单，你那么小怎么能当姑姑？因为他的姑姑年纪都很大。吃过中饭她就要回唐山，我说你的归队时间不是29号吗？我是老兵，对部队的规矩很清楚，她只要在29号晚点名之前归队就行。
她说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父母之所以给她买了26号的机票，而不是27号或28号的，就是同意她提前一天回到医院，28号休整一下，29号一早就上班。我纠正她说，这不是提前一天，而是提前了两天。但没有再详细问她哪来那么大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的神经这么紧张？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谈开来免不了要发牢骚，而多年来我跟她的交往一直都很谨慎，怕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影响了她。何况我当时的日子也很难过，1976年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实际上我也真没有太多的心思管她的事，就直接送她去天津站，为她买了当天下午到唐山的车票。
也就在颖影回到唐山的当天夜里，唐山发生了7. 8级大地震！
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人们念叨它好几年都没有发生，却在人们忘记它的时候降临了。跟唐山的通讯联络陷于瘫痪，只有谣传在满天飞……到震后的第四天，在亲戚和同事的帮助下，我用苫布在马路边搭起一个抗震棚，将妻儿安顿好，就进工厂打听消息。在那种乱糟糟的情势下，只有找到“组织”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车间有人告诉我，交换台有我的长途电话，我跑到交换台，电话早就挂断了，我问是哪儿来的，接线员说这么乱谁还记那个，反正挺生的一个地方，平常不记得接到过那儿的电话。我一下子就猜到是谁的电话了，必是新疆甄颖影的父母……我即刻去求助一位熟识的火车司机，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他带我搭上运送救灾物资的火车到了唐山。
作为一个城市的唐山确实已经不存在了，满眼瓦砾，空气中有刺鼻的臭味，大道边还摆放着许多尸体，解放军战士正用汽车将尸体运到郊外掩埋，天空偶尔会有飞机喷药……我一见这场面心就抽紧了，赶忙打听255医院。找到医院后又有点发傻，哪里还有颖影曾在信中描绘过的大医院，只有几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我像疯了一样在废墟上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见人就打听，最后竟幸运地问到了跟颖影同宿舍的一名战友。她告诉我颖影刚被扒出来的时候还活着，只是脾被砸裂了，跟着一大车伤员送天津抢救，车到汉沽因大桥震断无法过河，所有伤员都被安置在汉沽一个中学里，颖影因出血过多三天前已经死了……她还告诉我负责掩埋颖影的战士叫周黑子，以及他的部队番号。
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感谢颖影的战友，掉头就往回跑，跑到铁道边火车还是开走了。当时铁道没有完全修好，只能靠一条轨道单来单去，每天只能往唐山送两次物资，下一次就得到晚上了。人被逼急眼，就敢想敢干了，我拨头去到救灾部队的指挥部，到指挥部以后再找负责宣传的新闻干事，他叫马贵民。我报上姓名，幸好正在全国被批倒批臭的经历，竟使他知道我的名字。我简单地讲了颖影的事情……马贵民没有多说话，为我拦了一辆去汉沽的军车，临上车时还塞给我两个馒头。
到汉沽很容易就找到了周黑子，这个战士很朴实，曾在255住院做过手术，正是甄颖影护理的他。我说既然是你埋的她，可记得她最后的情形，留下过什么话？周黑子说，她就是老说累，到最后不行的时候说不能告诉她的家里，父母一定受不了，天津有个朋友姓蒋，让他想办法……这时候我的眼泪下来了，颖影啊，我若真有办法就不会让你出这样的事了！
眼看天快黑了，我让周黑子领着来到颖影的坟前。这是一片盐碱滩的高埂，篙草荒烟，四顾阅然。颖影的坟堆不大，没有任何标志，周围零零落落的还堆着不少新坟。我再三叮问周黑子：你可记准了，这确实是甄颖影的坟！他说绝对没错，是我选的地方，我挖的坑，你看，这坟头上的一掀土里有马辫草。甄护士非常漂亮，病号们都喜欢她，有人就为了她而泡病号，她的头发也很好……其实只要能做手术，有人给输血，她就不会有事……周黑子说着说着嗓子里也有了哭音。
将颖影人土为安，是一件恩德，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让他先走了。
盐碱滩上植物很少，附近有稀稀拉拉的几蓬篙子和黄楷，都没有花，远处倒有几墩红柳，柳梢上正顶着白色小花。我走过去折了一大把，口袋里还留着一个馒头，一并献在颖影的坟前。随后自己也在坟边坐下来，心想应该好好陪陪她了，有些事情也还要跟她商量。我相信这时候我说什么话，她都能听得到。我怎么都感觉颖影的死是不真实的，很像一种艺术虚构。我讨厌这种阴毒丑恶的虚构，想还给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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