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栾景河,张俊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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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上卷）试读：
前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2年11月9～11日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根据学科发展与建设的需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两年举办一届较大规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延续，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以及高校学者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参与。
因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个非常宽泛的学术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故如同以往几届一样，本次学术讨论会，仍未设特定主题，也未限定国别，是一次综合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旨在全面、深入检讨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等问题。来自中国内地、台港澳及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80余位学者与会，并提交会议论文62篇，几乎涵盖整个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内容。
从出席会议学者提交论文的内容看，本次会议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转型研究，晚清外交研究，北京政府的外交研究，外交关系中的经济、贸易与文化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研究，抗战外交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外交研究七大主题。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收录了绝大多数会议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文集，以期在学术界及社会有更广泛的交流。
与以往一样，我们为本论文集拟定了一个主题“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其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我们希望借此展示部分学者在此专题研究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以此来呼吁并推动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能更加深入和有所突破，这也是我们与众多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屡次沟通后达成的一个共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近代中外关系史一直是受到众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显学”，曾涌现出一大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由于受环境影响及学者兴趣的转移，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过去一般意义上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主要侧重从政治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交往的历史。近年来，随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以跨学科的方法和多维视角来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并且在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也许会成为本学科未来发展中的一个研究取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是在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成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组基础上成立的。历经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好评，并荣获多项国家级、院级奖励。自2004年研究室建设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来，本研究室积极扩大与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定期举办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等系列国际学术讨论会和编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成立于2006年的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是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期以来，该中心在袁成毅、陶水木、夏卫东等教授的领导下，基于杭州师范大学作为地方高校的定位，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将“民国浙江史”作为重点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有民国浙江政治军事研究、民国浙江社会经济研究、民国浙江思想文化史等。
该中心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民国浙江政局研究》《浙江民国史研究通论》《民国浙江财政研究》《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民国浙江乡镇组织变迁研究——以“新县志”为中心的分析》《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等学术专著，丰富了民国时期区域史的研究工作，引领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近年来也是该中心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双方联合主办本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在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同人的大力支持。很多老师、同学，为本次会议的召开，事无巨细，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谨代表所有参会人员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本学科的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一直秉承扶持学术出版的宗旨，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为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在此一并致谢。编者2013年10月30日
宗藩与独立
——壬午兵变的国际秩序原理论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启雄一 序言东方的国际体系称为“天下”，具体化后称之为“中华世界”；相对的，西方的国际体系，则称为“国际社会”。规范“天下”的国际秩序原理，原称为“天下秩序原理”，加以具体化后，名之为“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相对的，规范西方“国际社会”的国际秩序原理，则称之为“国际法秩序原理”。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组成“天下”的主体是“帝国+王国”，而组成“国际社会”的主体，乃是号称主权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nation state+nation state）。前者，形成阶层性“世界体系”，以具伦理性名分秩序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为规范；后者，则形成“主权对等”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规范。
朝日关系，自朝鲜王朝开国以来，双方都因朝贡明朝并接受永乐帝册封，故基于“事大交邻论”而定位为对等的交邻关系，双方以通信使往来交聘，直到清末。至于中朝关系，因植根于封贡体制，故自始即为宗藩关系，双方往来频繁。相对的，中日宗藩关系则先因德川幕府取代室町幕府求贡于明未竟，后因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国，日本[1]以中国沦为夷狄，自此封贡关系断绝。
自西力东渐后，西方挟其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列强除武力之外，又通过国际法的法理论述，否定东方式的宗藩关系。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开始聘雇西洋法律顾问，戮力学习国际法，并挟“洋夷”之道以制东方“恶友”，又挟其“铁壳船”、西洋炮向东亚邻国展示国威，另则适用国际法，展开“实效管辖领有论”的法理论述，以利否定东方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以不治治之论”。从此，东方国家除应付西洋之外，尚得分力对付西化的东洋。
1868年明治维新，公家政权取代武家政权执掌国政，日对朝递交“王政复古”国书。在“名分秩序论”下，双方为“交邻对等”关系；以示敬意起见，日朝在国书格式与用语上均订有“改行抬头”制度。当时，日本政府也依照往例修国书知会朝鲜日本已经改朝换代，由明治政府取代江户幕府统辖日本，但利用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名分秩序论”来撰写《先问书契》和《大修大差使书契》，以便暗藏玄机，故意使用“皇、敕”等“违格、碍眼”的僭越字眼，企图利用“Je＞Jb＝Kk”的名分秩序观，取得“Je＞Kk（Je＝日本天皇，Jb＝日本幕府，Kk＝朝鲜国王）”的“上国”地位。以朱子学为国学的朝鲜政府，因深体“名分秩序论”原理，一眼识破日本的企图，遂拒绝接受其国书。明治政府则以朝鲜拒受国书为由，掀起“征韩论”。显然，此时的日本不但开始恶用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而且恶用国际法，兵临东亚。1874年，明治政府又制造“台湾番地无主论”，出兵台湾。它所使用的国际秩序原则就是国际法秩序原理下的“无主地先占”原则。从此，明治日本开始仿效西方帝国主义，露骨地四处侵略。
1875年，明治政府又思扬威异域，乃派军舰“云扬号”至朝鲜沿海测量水路，因逼近江华岛而遭朝方炮击，日本则挟其坚船利炮摧毁江华岛炮台。翌年，继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之后，日本利用武力威吓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岛条约》。该条约中，第一款规定：“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此时，日本主观认为“自主之邦”已达成“∵J＝K，J＝C，∴K＝C（C＝中国，J＝日本，K＝朝鲜）”的“中朝对等”目的，斩断中朝宗藩关系，既可根除中国介入朝鲜事务，也能陷朝鲜于孤立无援之地，乃一石二鸟之妙计。相对的，在观念上，朝鲜并不因该条约而改变观点，仍视朝日关系为赓续朝鲜与德川幕府之“旧交”等于“交邻对等”。此种“交邻对等”的传统外交，可以简单加以归纳，图示如次：“∵C＞K，C＞J，∴J＝K。”友好的传统外交，何以演变成为反日的壬午兵变？其道理在于，《日朝修好条规》虽然立足于近代西式条约的“主权对等”原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而其“经济榨取”条款就是导火线，其“自主、平等”的规定其实只是企图斩断其中朝宗藩关系，避免朝鲜向中国求援，并让中国无法救援朝鲜的障眼法而已。
不过，本文的主要研究兴趣不在于壬午兵变的政治过程，因为本文的问题意识聚焦在中日两国处理朝鲜爆发壬午兵变问题时所表现的国际秩序原理论争上。就中国而言，中朝关系就是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下的宗藩关系。相对的，日本的主张应是西方近代国际法秩序原理下之“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条约关系。因此，“宗藩”与“独立”成为对立的观念，而前者是东方“天下与邦国”结合的超国家“宗藩共同体”概念，后者为西方以“自我民族”为中心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概念。在认知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指导之下，中、日、朝（中朝、中日、朝日）三方如何互动，如何展开外交交涉，如何展开国际秩序原理的论述以及进行国际秩序原理的论争，才是本文的研究核心。二 日本渗透下的朝鲜开化党分裂
朝鲜开化派源于学习中国实学的北学派。近代初期，开化派大将金宏集、金允植、金玉均、朴泳孝、朴泳教、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卓挺植、俞吉浚等人均拜于实学大师朴珪寿门下。他们在接受实学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阅览由吴庆锡从中国带回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中西见闻录》等书籍，既深受清末公羊学派的影响，也增广对新世界的见闻，于是在政治立场上逐渐淡化名分秩序，改采现实主义。
朴珪寿主政时期，首先以中朝宗藩关系为主轴，一面应对西力冲击，一面务实地推动朝日交涉，企图尽早解决因书契事件而引爆的朝[2]日外交纷争。稳健派金允植继承了朴珪寿的外交路线，坚守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外交见解。1881年11月，朝鲜政府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军械学造”等技术生员赴天津学习，并参与以李鸿章为中心之《朝美通商修好条规》的起草工作。此时，金允植展开以中朝宗藩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战略，致力于将宗主国中国拉入对美开国交涉的朝美[3]通商友好条约中，将朝美外交转化成宗主国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环，中国也将保护朝鲜国家利益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环而进行整编，最后双方都希冀借此强化宗藩关系以御外侮。
1880年9月，在朝鲜第二次派修信使金宏集前往东京之际，何如璋公使命黄遵宪撰写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为外交主轴的《朝鲜策略》，除游说朝鲜通过门户开放来让列强相互牵制以求均势自保外，并力劝金宏集向日本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务求关税自主以稳定朝鲜经济。不过，当金宏集、鱼允中等对日提出修正不[4]平等条款的要求时，遭明治政府拒绝。因此，基于对日不满，也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进而寻求宗主国保护并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三人成为开化派稳健系的核心人物。
1881年5月，朝鲜统理机务衙门派遣洪英植、鱼允中、朴定阳等12位朝士及随员共62人，以“绅士游览团”之名，组成日本考察团赴日考察。绅士游览团中，俞吉浚、柳完秀则留在庆应义塾大学接受福泽谕吉的指导，尹致昊则进入东京同人社大学留学。同年12月朝鲜政府再派同属师事朴珪寿的金玉均与徐光范前往日本考察。其后，金玉均因赴日考察，得以通过俞吉浚介绍而认识福泽谕吉，结果埋下开化派分裂的种子。
福泽谕吉为了让来日朝鲜官僚发挥作用，乃进一步介绍金玉均认识井上馨、后藤象次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以及财界的涩泽荣一等，[5]并举行会谈。因此，“金玉均乃萌以日本为模范之念，而到处奔[6]走”。直到1882年7月回国之前，金玉均不断受到福泽谕吉等日本要人灌输脱中亲日的思想，终于产生借日朝互助合作，以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图谋朝鲜独立自主的观念。其中，尤以福泽谕吉对金玉均、朴泳孝等人的影响为最。根据田保桥洁的记载，福泽谕吉教导他们政治学初步，让他们理解以日本为首的全世界文明国，都拥有完全的主权，唯独朝鲜虽有两千年文化，却甘于做老大国清朝之藩属；朴泳孝、金玉均等在接受福泽谕吉的思想灌输后，始明白独立自主之真义，乃[7]有为实现而迈进之志。据《金玉均传》记载，金玉均曾因对日抱无限憧憬而露骨表示：
日本对朝鲜的根本概念并非开战、侵略、征韩，只有提携、合作，据此洞察其乃在排除支那之压制。又，日本国民尊重亲爱信谊，友爱正义，乃确信其国家与国民为援护朝鲜打开现状之唯一友邦，谋以为[8]同志，并向国王奏言，坚信以此可尽祖国之改造。
无疑的，福泽谕吉对近代朝鲜志士的“思想改造”，确有显著影响。但是，他带给朝鲜“独立自主的真义”又是什么呢？从他的“脱亚论”来看，福泽谕吉宣称中朝两国都是“东亚恶友”，日本以列强之道待之可也。再从《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岛条约》来看，福泽的“朝鲜独立自主论”和明治政府的“日鲜平等自主论”，虽用字略有差异，但基本立场并没有不同，都是为了先让朝鲜摆脱中国，并于脱离属藩地位获得“独立自主”后，再以优势力量剥夺其“独立自主”，最终目的就是让朝鲜王国变成日本的属国或殖民地，朝鲜并不能与日本同享“独立自主”的成果。说穿了，这就是近代日本对朝“煽动反清”，倡导“朝鲜独立自主论”，麻痹开化派“急进系”的本质。
至此，朝鲜政府派出的赴日本考察的金玉均等人，完全忘记了《日朝修好条规》中的“不平等”条款，只专注日方离间中朝的“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条文，遂决意将此“日韩平等”的纸面关系当成实施的基轴，一面向日本靠拢，一面以废除中朝宗藩关系为目标。至此，朝鲜留日派乃转化成开化派“急进系”。[9]
金允植原本认为金玉均等人“皆同志之友”，乃“约共扶[10]国”。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约定一起救国的同志好友。开化派的金允植与金玉均等，从此因为中国、日本的对立关系，突然分裂成亲中的“稳健系”与亲日的“急进系”。对此，姜在彦将他们分类为：“如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人，将清国的洋务运动当作模范”“像金玉均、洪英植等人，则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前者为改良的开[11]化党、后者为变法的开化党”。此即两大派系的根本差异。此种基于史实进行的命名，要比以往仅依据好恶做价值判断而使用“事大[12]党”“独立党”等更客观。金允植与金玉均本身也曾将此党争命名为“清党”“日党”。这是将中日对立和朝鲜开国以致引发党争所进行的命名，这种命名更富客观性和中立性。
初古愚〔金玉均〕游于斋〔朴珪寿〕先生门下，颇晓宇内大势，尝与同志，忧叹国事。辛巳年间，余以领选使入天津，古愚等诸人，以游览东渡日本，约共扶国。余于壬午军变，随兵东还，自是清国多干涉我国事，而余得清党之目。古愚诸人，愤清国之侵我自主权，[13]遂同日公使酿成甲申之变，遂得日党之目。
金允植所以将依存清朝的开化派定名为“清党”，将依附日本的开化派取名为“日党”，其共通点就在于双方都是为了改革朝鲜，替[14]朝鲜开拓得以独立自存的道路。然而，由于金玉均等“急进”开化派，对于明治政府“进出”朝鲜的野心认识不足，非但在壬午兵变之际想趁机引入日本势力，更在甲申政变之际也谋以日本之军事力量为后盾。身为“同志之友”的金玉均，不仅没有善尽摸索、规划朝鲜的独立自存之道，而且也未与“稳健”开化派协调，甚至片面计划杀害政敌，非但于朝鲜之独立自存无益，而且对朝鲜之近代化伤害至大。同属“日党”的尹致昊曾批评他说：“自经〔甲申政〕变，朝野倶曰：所谓开化党者，暗杀忠义，连结外人，卖国背宗，……恨哉！三四人[15][16]之悖举也。”“古愚〔金玉均〕诸人，行事急燥（躁）可恨”。
同样都是为了国家，开化派无不以谋朝鲜之独立自存为志，或因学习洋务运动，或因效法明治维新，而自此殊途。在分歧的见解下，或依存中国，或依附日本，因而分裂为“清党”“日党”，或称“稳健系”“急进系”。壬午兵变后，双方从此由“同志”转为“政敌”。1883年之后，金玉均通过福泽谕吉蓄意让徐载弼等44位学生进入日本陆军户山学校就读，该士官学生旋即化为金玉均之行动队，投入甲申政变。由于“急进系”在甲申政变中杀害“稳健系”政敌，从此“急进系”与“稳健系”势同水火，最后陷入政治旋涡而欲罢不能。三 壬午兵变后中朝宗藩关系的展开1.壬午兵变
在中国主导下，朝鲜政府开始采取开国自强政策，改革政府机构。1881年初，开设具有近代职能的政治机构统理机务衙门，并录用开化派官僚。4月，朝鲜政府决定任用去年担任修信使金宏集的随员而同赴日本视察的尹雄烈（尹致昊之父）出面创设别技军。在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的推荐下，聘请日本公使馆武官堀本礼造担任军事教官，开始训练日本式的朝鲜军队，进而培养士官学生，并享受传统军人所难望其项背之优厚待遇。相对的，传统的五营军队则被改编为武卫及壮御两营，其余多数旧军人均遭解雇。别技军因受优遇，薪资与津贴丰厚；相对的，旧式军队则经常领不到薪饷，并遭受差别待遇，于是累积不满，积久成怨。
1882年7月23日（光绪八年六月九日），宣惠厅堂上（出纳官厅长官）兼兵曹判书的闵谦镐，在拖欠13朔（月）的粮饷配给后，总算发放了一个月的军粮，然米恶斗小，且斤两不足，甚至掺杂砂糠。因之，旧军人爆发积怨，乃向大院君控诉闵氏派系行径，并且捕杀闵氏一族及重臣，进而闯入王宫意图杀害闵妃，闵妃因逃出宫外得免于难，但惊吓大妃致愤薨。此事件即壬午兵变。
不过，根据大院君与李鸿章、张树声笔谈之记录，大院君完全否认首谋之说，称：“初九日夕始闻之。……米恶斗小，诸军呼冤，执政人闵谦镐称以无，捉头领淫杀，诸军闻即蜂起，成群作党，胁约无赖之民，先打闵谦镐家，谦镐避入王宫，诸军到阙门，请出谦镐及诸臣之误了国事者，竟入阙门逢人即杀，闹乱宫闱，王妃竟至愤薨。是[17]夜下生身冒刀枪，处处晓谕，……姑安军民，不暇核实。”
壬午兵变爆发后，其矛头旋即由内政转向外交。由于朝鲜人对掠夺粮食的日本人早已蓄积怨愤，于是响应军队，发起暴动，在军队袭击王宫的同时，攻击下都监的别技军总部，杀害日本军事教官堀本礼造和陆军语学生冈内、池田以及自费语学生黑泽等人，并包围、攻击[18]日本公使馆。
由于日本在《江华岛条约》中，剥夺朝鲜关税自主权并且规定日本获得在开港地流通日本货币的权利，朝鲜的进出口完全遭日本商人垄断。日商以无用的货币大量换取朝鲜的谷物、铜钱等，谷物因过量输出日本，造成谷物价格高涨三倍，引发粮食危机。然而，更令朝鲜人不满的是，在朝不法日商却因不平等条约的领事裁判权而受到保护，因而对日积怨反感日深，终于激起朝鲜百姓对日的愤怒。此时，支配朝鲜思想界的儒学者，正从提倡“锁国攘夷”转向“卫正斥邪”，开始由消极的排斥，走向积极的文化护卫。因日本既压制朝鲜又挟洋自重，乃将日本归类为“夷”，与欧美同，均定位为“邪”类，在“倭洋一体”下，“倭洋”成为朝鲜儒学者之“卫正斥邪”对象。在儒学者的号召下，壬午兵变遂从反闵起义演变成反日侵掠暴动，进而包围日本公使馆。花房义质公使为了脱逃，乃于“半夜12点，在公堂[19]纵火，翻扯国旗，各自挥剑呐喊，从正门突围而出”，从杨花津一路被追击到仁川，好不容易登上英国军舰“飞鱼号”（Flying Fish）逃回长崎后，便急电日本政府报告朝鲜兵变事件，候命处置。
壬午兵变从国内事件演为国际事件，遂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朝鲜国王请求大院君出面收拾反闵、反日的兵变乱局。大院君复出后迅速稳定局面，乃废统理机务衙门，恢复三军府，以长子李载冕为训练大将兼宣惠厅堂上，遂掌握财政与兵权。又分配粮食给军人及贫民，以收拾民心，进而释放遭闵氏压迫、流放的思想同志金平默、李晚孙[20]等“卫正斥邪”派。
重新掌握大权的大院君，因主张“锁国攘夷”政策，不但正好与宗主国清朝的朝鲜门户开放政策矛盾，而且也与朝鲜的新政改革冲突，因此开化派担心大院君的复出危及朝鲜新政。因此，开化派的“稳健系”与“急进系”都分别向中日要求出兵。2.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
1882年2月15日，接替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向日本政[21]府呈递到任国书。7月23日，爆发壬午兵变。7月31日，日本政府[22]通知黎庶昌公使，称：日本决定派遣军舰三艘前往朝鲜查办。黎[23]庶昌乃于当日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报告日本派遣军舰赴朝一事，并于8月1日（农历六月十八日）建议：“日本兵船[24]即赴高丽，中国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张树声旋即建议总署，称：“可借筹议中高（中韩）商务为名”，饬“北洋水师丁提督汝昌，预备快船两号，兵船一号”，配合“熟悉交涉事宜，能通权达变之文职大员”马建忠或深知“日人情伪”且在日待命回京的何子峨同往，“方[25]可期周旋得法”。
当时，因担任朝鲜领选使而滞留天津的金允植，于8月1日获津海关道（海关署）周馥（周玉山）通知，始知壬午兵变，迅于隔天（8月2日），与主事（问议官）鱼允中同往拜访周玉山，并请求中国出兵，称：
日本人乘便下岸，名曰替我定乱，嗣后要挟，将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探敝邦事机，……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星夜东驶，毋在日人[26]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
朝鲜使节之所以希望中国抢先在日本出兵朝鲜之前，派兵援朝的理由是，他们不信任日本，认为日本将乘机要挟。相对的，朝方认为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才是值得信赖的。所以，鱼允中说：“若于今日[27]〔中国〕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社将覆。”金允植也说：
日人之干预国事又未可知，此所以欲中国速派兵先出，毋在日人之后也。若中国兵出，不至打仗，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28]
这是避免朝鲜内争扩大与日朝纷争越演越烈的策略，也是金允植向宗主国请求援兵的理由所在。
中国接到兵援请求之初，因无法确实掌握壬午兵变的具体状况，乃要求鱼允中与丁汝昌、马建忠一起前往义州探查情势；鱼允中建议：[29]不如直向仁川，请调陵勇千人，随机进止。8月3日，接黎公使电称：“日本军舰在〔阴历〕十七、十八日（阳历7月31日、8月1日）相继率领陆、海军各700名前往朝鲜。井上外务卿以监督为名，于昨[30]日随军前往。”张树声接到电文后，知朝鲜情势严峻，乃急催总里[31]衙门派遣军舰前往朝鲜，调查兵变情势。
8月4日，总理衙门收到黎公使电，称：“王宫、使馆同日被击，[32]……中国亦应派兵镇压，责高丽惩办凶徒，以谢日本。”总理衙门不但同意派兵前往朝鲜，而且强调，“兵力太单，不独援救无以助其威，即排解亦难壮其气”，决定以优势军力为后盾，吓阻日本，为朝鲜排纷解忧。8月5日，张树声获知总理衙门同意增派援兵，乃请鱼允中为向导，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候选道马建忠率兵前往朝鲜。[33]同日，急电黎公使照会日本政府，表示为调停朝鲜纷争，将派遣[34]丁汝昌、马建忠前往朝鲜。8月7日（六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上[35]奏朝廷，请求南洋大臣左宗棠遣所属南洋陆军“添拨应用”，光绪帝当即批准出兵援朝，上谕称：
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字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36]隐谋。
就“名分秩序论”而言，中国派兵助朝平乱，兼伐日“隐谋”，以遏制日本挟兵威侵略属藩，化朝日纷争于无形。为达此目的，须把握先机，揭为属藩平乱之大义名分，以期师出有名，名正而后言顺，言顺而后属藩得以护持。清廷乃秉“字小之义”，护“久隶藩封”之实而援救朝鲜，这就是“中华世界帝国”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行“事大字小”“兴灭继绝”之义。
出兵既定案，为求掌握先机，北洋大臣公署与总理衙门一奉上谕，[37]迅即整兵备船，同时照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田边太一。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更是立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于8月5日随同鱼允中自天津转赴山东芝罘接载马建忠赴朝。8月9日，马建忠在芝罘登船，偕丁军门乘威远先行，次超勇，次扬威，衔尾而东。8月10日[38]（六月二十七日）下午至仁川口，泊船于济物浦月尾岛，旋即展开朝鲜情势调查。抵达时，日本金刚舰已于8月9日傍晚，先行抵达仁川。根据金允植、鱼允中对仁川地方官员的调查和回报，显示事件与大院君在背后策划有关，11日（六月二十八日）马建忠乃向张树声报告，如次：
夫朝鲜国王李煕者，固我中国大皇帝册封以为该国之主者。今昰应乃敢恃私亲之贵，杀其王妃，而幽囚之，其肆无忌惮之心，已可概见。……惟〔为〕今之计，莫如仰恳宪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趣〔趋〕王京，掩执逆首。[39]
总之，此役即使精通国际法如马建忠者，也不采用国际法，而以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封贡体制论”为基础，列举大院君之罪状，建议急派陆军六营赴朝鲜，以优势军力取王都汉城（今首尔），并逮捕逆首大院君回京。马建忠又分析派兵迟速影响平乱大局，称：
所以为此亟亟者，一则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一则以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以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逞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总之，今日之事，早一[40]日则多收一日之功，迟一日则重受一日之弊。
8月15日，丁汝昌携带马建忠的紧急报告返回天津，并向张树声报告称，于抵达仁川时发现日本军舰金刚号等两艘已停泊于仁川，其[41]海陆军力达1200人以上，何况仍有日舰正在入港。
事实上，在丁汝昌、马建忠奉派赴朝鲜后的8月8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张树声紧急要求南洋大臣所辖驻屯山东登州的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属淮军六营开赴朝鲜，并于隔天迅获南洋大臣左宗棠及[42]吴长庆同意驰赴朝鲜回函。因此，在丁、马的调查报告送达之前，张树声即已将赴朝援兵备妥待命。虽然赴朝援兵已经备妥待命，那么如何出师镇压乱党才能恢复朝鲜旧有秩序，就成为北洋大臣的新课题。
8月12日，北洋大臣幕僚薛福成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中，提出解决策略。薛福成提议：对于乱党，应以较日本为优势之兵力，采先发制人之势，平定朝鲜内乱，尽速逮捕大院君，以军舰“载送来华，致之京师，听候朝命”。对于日本介入朝鲜内乱一事则建议：中国因已错失先发制人之机，故当以较日本优势之兵力与日本[43]谈判，“告以中国属藩之事，不愿他国与闻”。总之，中国应以中朝宗藩关系为基础，排除日本之干涉，待乱党平定后，再来应付日本[44]的赔偿要求。薛福成的建议，旋获张树声之赞同并付诸实行。金[45]允植知情后，亦视为高见而赞叹不已。8月17日，吴长庆所属淮军六营在金允植的前导下，自登州出发，经烟台到朝鲜。相对的，日本的海、陆军早已在7月31日、8月1日出发，落后于日军抵朝的六营淮军，在战略上已丧失掌握行军战斗部署的先机，为了避开先在仁川港[46]部署的日军，乃于8月20日在南阳府马山浦登陆。
由以上出兵援朝的过程来看，显然中国无论出兵之理论或行动，不但建立在应金允植、鱼允中之救援请求上，而且完全植根于中朝宗藩关系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之上。3.日本出兵朝鲜的决策
壬午兵变爆发之后，明治政府聘雇的法籍法律顾问波索纳德（Gustave E.Boissonade）建议：为了救护日本人，应立即派兵。然此举绝非为了战争，当仅止于为了要求赔偿及保证而采取之措施。[47]7月31日，井上外务卿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调派天城舰前往釜山，又以递送照会和护卫近藤领事返回驻朝任所为由，另派遣日新舰与金刚舰前往仁川。8月1日，波索纳德进一步建议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日本帝国所以干涉朝鲜内政，乃因要以己力保护其公使馆之故。”[48]2日，井上外务卿将日方“关于与朝鲜政府谈判内训之件”交付花房公使，令其对朝鲜提出9条要求，其内容为：以文书形式的谢罪、严厉惩处凶徒、赡恤遇难者、赔偿军费、公使馆驻军五年、在安边开港、割让巨济岛和松岛、罢免并处分参与官员、强偿处分的临机应变[49][50]事宜等。井上外务卿为直接指挥花房公使对朝交涉，乃于当天搭乘“玄海丸”从横滨出发前往下关与花房公使研商对策。至于在东京的中日交涉则由留守的外务大辅吉田清成与中国公使黎庶昌针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论辩。8月3日，日本以保护花房义质公使返朝为[51]名，增派陆军赴朝。
壬午兵变在中日两国传开后，立刻引起朝鲜在华、在日官员的震惊与关心。与在中国的领选使金允植与主事鱼允中立即向宗主国清朝请求出兵援护朝鲜的行为相同，在日本留学中的俞吉浚与尹致昊也于8月6日向日本太政官要求出兵镇压，称：
伏愿阁下以其兵借敝邦之人，……夫以问罪之举，兼复仇之义，则名正言顺，一举而两得也。……派送军舰，航于仁川近海，徐观时变，以救全敝国主上与东宫，以处安地，然后明正昰应之罪，则一以成贵国救乱之义，一以成生等复仇之忠，而可以保全君父于危乱之中，伏愿阁下谅察之，生等当前至马关，与朝士金玉均徐光范相议，而未[52]知阁下之处分若何。
8月7日，井上外务卿一抵达下关，即与花房公使研商对策，希望趁此时机解决《江华岛条约》缔结以来的日朝通商悬案。为使日本[53]之商业资本得以进出朝鲜市场，特别应日本“大政商之要求”，井[54]上乃训令花房公使追加商务条款，计有四款。
曾向日本政府请求出兵的俞吉浚、尹致昊亦南下至下关与金玉均、徐光范会面协商。此时，在返国途中得知壬午兵变的金玉均等人不仅在下关与花房公使会面，而且晋见井上外务卿进行协商：
获拜外务公大人，握手倾谈数刻，现在可行之事，稍稍有头绪，[55]方拟同花房公使仍向仁津。
金玉均等人所谓的“可行之事”到底何所指？由于没有清楚的记载，所以不易做出正确判断。据笔者推测，“可行之事”当指以日本之军力为后盾，打倒主张“锁国攘夷”的大院君派系，然后让主张开国通商的闵氏一派恢复掌权，既期盼日本采取宽大措施，也希望借用日本军力排除中国干涉。
8月9日傍晚，日本金刚舰因先抵达仁川部署，取得军事先机。至于在下关的花房公使，则于奉井上训令后，旋即返回朝鲜任所，至于金玉均等人因与花房合作而随行，也于8月12日在仁川进港，然后分头做工作。上陆后，花房公使旋即访问马建忠，并要求谒见朝鲜国
[56]王。金玉均等人，则针对大院君所应采取之措施与鱼允中、金允植展开争论。4.针对中朝宗藩关系的中日论争
外交上，在壬午兵变爆发后的7月31日，外务大辅吉田清成即通知黎庶昌公使，日本决定派遣军舰赴朝交涉。黎公使立即报告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张树声接到报告后，立即答应金允植出兵援朝，并派马建忠、丁汝昌随向导鱼允中前往朝鲜调查兵变情势。待安排妥当，于8月4日通知黎公使朝廷决定派兵援朝，并训令通知日方。
5日，黎公使以中国应属藩要求，“拟派马道台建忠，乘坐兵船[57]二、三艘，前往为贵国调停”之事，通知吉田清成。8月6日，吉田清成以“无需贵政府或他国挂虑烦忧之事”为由，答复黎公使，拒[58]绝中国派遣军舰前往朝鲜调停。7日，总理衙门一面以中朝两国具有宗藩关系之故，将以水师、陆军之实力护持属国为由，照会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田边太一，并表示，“高丽为中国属国，遇有此等情形，尤应实力护持，尽我应办之事”，所以“由北洋大臣调派水师并陆军，即日东驶，以资镇压调护”，并将朝廷派遣海陆军援护朝鲜事，通知黎庶昌。8日上午11点，黎公使造访外务省，向吉田传达：中国政府以“不让激烈之徒颠覆朝鲜政府，乃中国以其为藩邦镇压其乱”的名分，出兵朝鲜。不过，吉田大辅“因黎公使话中言及属邦二字，大辅[59]突如聋者，全都转而言他”以回避相关答复。因此，黎公使乃于9日以总理衙门电文照会外务省，内称：“本处现已奏请，调拨南北洋师船并陆军，前往援护，以尽字小之义，日本为我有约之国，使馆在[60]我属邦受警，亦应一并护持。”
在8日的黎吉会谈中，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黎庶昌宣称“朝鲜为中国属邦”的吉田外务大辅，迅即向外务省顾问波索纳德求教，寻求见解，并要求其撰拟“致清国公使答复书方案及答议之件”。波索纳德当即表示意见，如次：
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一独立国，并以此缔结条约。故韩国应对其行为负责，且日本政府之索偿应转对韩国。关于保护日本公使馆及日[61]本国民，日本政府当以独力处理。
另，对黎公使于9日之照会，波索纳德也向外务省提出建议，如下：
关于不要支那政府介入日本与朝鲜间之事，只要置之不理可也。[62]然支那政府单为朝鲜政府行事，则可也。
也就是说，前者是将朝鲜视为“独立国”看待，后者则将“中韩宗藩关系”局限于中朝二方，对于“日朝关系”则应拒绝中国调停。这样的见解，也是列强对付中国之宗藩关系的思考模式与抢夺中国属藩的一贯手法。当然，吉田也采纳波索纳德之意见，于8月11日对黎公使做出西方思考模式的反驳，如下：
我国与朝鲜立约，待以自主。关于此次兵变事件，仍当依据条约之明文规定处置。又如公使馆，各国各自加以护持，乃理所当然之事。[63]……贵国派遣兵员等反而滋生葛藤，平添不少挂念。
黎公使接到照会后，特别对“我国与朝鲜立约，待以自主”的用语，提出疑问。从中方看来，吉田的反驳无异暗示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因此，黎庶昌乃于12日再加以反驳，如次：
查朝鲜之为我属邦，众所共晓，亦在贵外务卿洞鉴之中，无待本大臣赘述。贵国立约虽许以自主，而中国自待以属邦，此次派兵前往，[64]为属邦正乱，自办己事，本无所谓葛藤。
分析言之，日朝缔结对等自主的双边条约，其效力不及第三者，故不能限制中国出兵援护属藩。因援护朝鲜而引发中日纠葛的理由，不能成立。结果，因中朝宗藩关系而造成吉田与黎公使之论争，相持不下。日本外务省通译郑永宁，乃向吉田建议，如下：
即使揭橥国际公法逞口若悬河之滔滔雄辩，想要打破中方之属邦明文绝无效果，可以洞知。何以言之，即中方于清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照会森有礼表示，朝鲜修其贡献，奉我正朔，乃朝鲜对中国应尽之分也。收其钱粮，齐其政令，乃朝鲜自为之事，此属邦之实也。其国有难，我纾其困，解其纷，期其安全，乃中国对朝鲜自任之事。[65]……请阁下为国熟虑，因命呈上照会摘要。
就中华世界秩序原理而言，礼部辖下的属藩，在“以不治治之论”下，“属国”与“自主”并不矛盾。郑永宁虽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为了提供吉田参考，乃将中国一向主张之中朝宗藩关系的照会加以摘要，上呈吉田大辅参考，同时指出要以国际公法说服中国之宗藩观，乃是不可能之事。于是，吉田乃以波索纳德于9日提出[66]的建议为本，即日照会黎公使，称：
依据我国与朝鲜国之条约应处理之事，从无与贵国相关之处。然[67]而双方如错误陈述，徒属多事，增添困扰。
另外，在北京，田边代理公使于8月7日接到总理衙门照会后，亦将上述8月11日吉田致黎公使的同旨趣照会，于8月17日递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为了反驳日本照会，引用朝鲜和欧美诸国在缔约前，朝鲜国王曾向美国等各缔约国递交《朝鲜国王致美国伯理玺天德照会》，内以“朝鲜为中国属邦”之事，“各国皆知，独贵国〔日本〕不视以为中国之属邦，殊为难解”，何况中国对朝鲜的“恤小扶危”与日本之“卫其使臣”，“系各办其事，又何谓节外生枝”，作为反驳。[68]
至此，有关中日交涉中朝宗藩关系的谈判，遂告中断。双方因交涉未收丝毫成果，于是各凭实力，自行其是，遂行其既定政策。5.逮捕大院君的宗主权论述
8月12日，从济物浦入港的花房公使，以陆海军1500人为后盾，[69]于13日登陆，进入仁川府，与大院君所派代表赵宁夏、金宏集会面。接着，16日进入京城，20日谒见国王，当场递送8月2日和9日井上外务卿训令所追加之各条项清单，并“限三天内答复”，以胁迫朝[70]鲜国王照办。21日，朝鲜领议政向花房公使要求延期，花房进而以归国为辞，以逼朝鲜就范，称：“贵国本无以此件妥商筹办之意，[71]则驻京旷日，固属无益，拟于明日起程归国。”限朝鲜政府于三日内接受要求，否则承担一切谈判破裂责任。8月23日晨，花房因未获满意答复，乃断然离开京城，返回仁川，朝鲜政府大为紧张。不过，花房为胁迫朝鲜政府而回到仁川之日，正是马建忠从水原向京城进发之时。大院君乃紧急向马建忠报告日朝交涉决裂之事，催其尽速入京。马建忠称：
接昰应昨午书，谓花房以其政府限满需回，拟诘旦出京，促于杨[72]花津备舟以待，其意盖存决裂云云。
马建忠旋入京城，唯因忧虑日韩决裂，乃先于八月十一日（9月22日）到仁川与花房会面。马建忠表示：
朝鲜事，势必以能使国王自主为先务，国王一日不能自主，他国即一日不可与之议事。朝鲜国王现既不能自主，而贵公使贸贸然与之议事，无论所议不成，即令已有成议，他日国王复能自主，则所议者仍属空谈。且若以此时与之决裂，则将来恐不独朝鲜政府有所借口，吾国此次以兵前来，惟在惩办乱党。……〔日〕亟与乱党定议，吾恐[73]日后自此多事矣。故吾不得不先为言之。
马建忠忠告花房公使，唯有等待朝鲜国王复位之日，始有日朝交涉之理，并强调宗主国有为属国平乱定政之权。对此，花房公使之态度又是如何？据日方记录：
马建忠……来仁川，劝姑缓行期以共议，先整顿朝鲜国乱，后渐为善后之图。若容此议，则不仅特有旷日费时之患，且虑其在此间将[74]干涉渐深，乃谢绝而别。
由此可知，花房乃遵照井上外务卿于8月20日之训令行事，又称：“我遵照我政府之训令旨趣，当与朝鲜政府直接协议，此际当不烦他[75]国介入。”因不允中国介入日朝交涉，遂拒绝马建忠之提议。
遭花房拒绝的马建忠，痛感大院君排日导致日朝外交危机，乃决心尽早逮捕大院君，以破日本挟大院君以制朝之策。八月十二日（9月23日）夜，马建忠与丁汝昌共赴吴长庆军营，策划逮捕大院君事。八月十三日（9月24日）正午，依计划马、丁、吴三人赴大院君私宅访问。归营后，完成逮捕大院君部署，唯欠大院君答礼拜访。午后4时，大院君赴中国军营答访，并与马建忠进行笔谈。马建忠突然质问大院君，对答如下：
马建忠：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
大院君：知之。
马建忠：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无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76]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
一代权臣大院君，在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封贡体制论”下，因皇帝册封国王，故一切政令当自王出，陪臣违犯“职贡”陷邦国于险境时，则治以“欺王实轻皇帝也”之罪。它源于《论语》所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7]这就是“中华世界帝国”的历史文化价值。据此，大院君不但违犯“封贡体制论”下的职责，而且违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大院君遂遭宗主国逮捕，令其乘舆至马山浦，次日移搭北洋军舰“登灜洲[78]号”，押送保定。吴长庆乃逮捕大院君派系，将首谋处刑以镇压兵变，以避日方恃力挟持之借口而消灾弭祸于无形。
中国既然主张属国“政教禁令自主”等于“以不治治之”，那么清朝为何“干涉朝鲜内政”，逮捕大院君，岂非自我矛盾？事实上，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来看，属国“政教禁令自主”原是以春秋大义的“人臣无外交”为前提。因此，清朝咸丰皇帝以前对朝鲜采取“锁国攘夷”政策，抵抗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并未责难，甚至嘉许。不过，当西力东渐后，列强开始强迫朝鲜开放门户，国力衰退的清朝，无论自保或保护属藩，日益困难，于是开始改弦更张，实行门户开放的自强运动。清朝想要保护属藩，固守“中华世界帝国”只能要求属邦终结锁国政策，转为实行开国自强政策，以便维系“宗藩外交一体”的战略目标。因此，属国“政教禁令自主”政策，遂逐渐被“强化宗藩关系＝实效管辖”的积极策所取代。
证诸1880年9月，修信使金宏集受何如璋、黄遵宪之托，携带《朝鲜策略》回朝鲜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策，已成为宗藩外交一体化的主轴，中国期待朝鲜通过门户开放来让列强相互牵制，以求均势自保。所以说，当属藩违反职约之时，就是宗主国干涉之际。
因此，追随宗主国中国之外交政策而采取开国自强政策的闵氏派系政权，符合宗藩外交一体化战略。相对的，主张“锁国攘夷”政策的大院君派系政权反而可能将朝鲜带往与列强爆发纷争以致陷宗藩外交于危机之中。简单来说，大院君的攘夷外交已将中朝置于险境之中。同时，中国的洋务派与朝鲜开化派“稳健”系也都一致认为，除非采取“锁国攘夷”政策的大院君派系退位，让采取开国自强政策的国王闵氏派系复位，否则朝鲜将无法抑制日本“藉端要挟”，而侵犯日本[79]公使馆正是日本借以胁迫朝鲜的最佳借口。
于是，为了压制日本“藉端要挟”，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使国王复权。为了让大院君退位，在封贡体制下“欺王实轻皇帝”的大义名分，正是扭转现实政治最佳的宗藩体制论述。换句话说，“欺王实轻皇帝”的大义名分，是以侵犯皇帝的册封权为理由，来封锁以日本为首的列强侵朝借口，对中国而言，这是最便捷、最堂皇也是颇具可行性的理由。根据金允植的解说，也可窥知这是顾及列强干涉的不得已办法。他说：
盖今番兵变时与日本人构衄，大院君素力斥和洋，故各国人皆归咎于大院君。中国若无此举，则各国及日本皆有借口，势难调停，故[80]不得已为此云。
此外，日本方面的花房义质公使也有类似的看法。不过，这是否因清朝在朝拥有优势兵力而不得不如此的说法，无从查考。他说：[81]“发生那种事，实感幸运，吾等任务乃不动干戈回归和平。”
然而，对于逮捕大院君的问题，金玉均之意见却与鱼允中、金允植等人大为不同。金玉均听到大院君遭中国逮捕押送天津，乃赴仁川[82]拜访为商议中朝通商“使事”正前往中国的鱼允中，两人对处置大院君之事发生争论。[83]
金玉均反对鱼允中“借支那势力押送大院君赴天津的说法”，并批评鱼允中为“欲救一时之急，将国权卖给清奴者也。不如另外招[84]募有志之士，以图作为，继则讲求立国之策”，甚至破口大骂，称其为“欺国父并押送之，乃蹂躏国土，侮辱国民，奴隶朝鲜王室，蹂[85]躏国家面目者”。相对的，金允植、鱼允中则表示“中国若无此举，则各国及日本皆有借口”，正因为有中国援兵才得以封住日本和列强的“藉端要挟”，乃万不得已下所采取之行动。其实，双方都同样为朝鲜之改革、自强与利益考虑；两者之差异则在于，金玉均将重点置于国家尊严，而金允植和鱼允中则更重视国家安全。此外，金玉均之立场偏日，但金允植和鱼允中则认为宗藩利害一体。
结果，金允植与鱼允中并不赞同金玉均之见解。金玉均又去游说赵宁夏与金宏集，他们也不予支持。为此，金玉均在愤慨之余，拔剑追杀意见不同的鱼允中。自此，朝鲜的开化派遂从见解对立转为分裂。金允植称：“余在政府，不能不同声诛讨，然两心相照，知其出于爱[86]国，非有他图。”从前，意见纵使对立，为了朝鲜之开国自强，双方保持和平共存。以大院君被逮捕为界，此后因金玉均性格过激，对立日趋深刻，最后变成势不两立。6.日朝重开交涉
中国逮捕对日强硬派的大院君后，开化派和闵氏派再度执政。朝鲜新政府改变对日态度，重新开始对日交涉。8月27日，任命李裕元为全权代表、金宏集为副全权代表。28日，在仁川济物浦举行谈判，李裕元等与花房展开交涉。30日，朝鲜接受日方的要求，缔结[87]了《济物浦条约》及其续约。《济物浦条约》，乃以8月2日井上外务卿事前所规划之训令为本而提出的条约，包括严惩凶徒，优礼埋藏受害者，抚恤罹难者，赔偿军费50万日元，驻军公使馆一年朝鲜负担驻军费，以国书形式谢罪等事变善后措施六条。续约则是依照8月9日井上外务卿追加训令所提出的新条件，扩大元山、釜山、仁川各开埠地，另要求新开杨花镇为埠，准日本公使、领事、随员以及眷属游历内地与撤废“洋夷侵犯碑”等条款，以及关于友好与通商等两大条项的规定。《济物浦条约》虽是通过和平谈判所签订的条约，但其为炮舰政策的产物，则无可否认。从此朝鲜成为明治政府日益积极宰割的对象。因为属藩逐一被日本渗透甚至蚕食鲸吞，中国的宗藩体制逐渐崩解，于是东征日本、规复琉球、重整宗藩体制的论述，骤然抬头。四 东征以护持宗藩体制论述的抬头1.东征论的抬头
清朝自开国以迄近代都持续维持着属藩“政教禁令自主”的原则，而此原则乃源于“以不治治之论”的中华世界秩序原理。不过，随着列强蚕食鲸吞，属藩危亡情势日趋严重，因此强化宗藩关系以保护属藩的意识逐日高涨。中国在危机意识高涨下，遂一面思考借用派员驻扎蒙藏的理藩院体制，一面参酌西方管辖殖民地的“实效管辖体制”，开始强化介入属藩内政，干涉属藩外交，因而为中国的属藩政策带来划时代的转变。
1880年11月18日，驻日公使何如璋开风气之先，提出“主持朝鲜外交议”，力主中国应于朝鲜设驻劄办事大臣，仿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88]斯为上策。这就是宗藩体制在面临列强挑战的背景下，所产生之护持属藩的思考模式。其中，尤引人注目者，乃他们都站在为宗藩体制之久远未来而思考出路，甚至主张应趁此时机整军经武，宜假壬午出兵援护朝鲜达成国威伸张之际，乘机东征日本，一举光复琉球，重振中华宗藩体制。
1882年7月23日，当汉城发生壬午兵变的急报传至北京时，清廷深恐列强借机干预朝鲜，为宗藩体制带来不测灾难，于是快速出兵援护，以为朝鲜定乱。壬午兵变中，张树声遇事果断，处置泰然，犹胜李鸿章之外交折冲，终于为中朝、中日、朝日外交带来和平，代理北洋大臣居功厥伟。8月30日，《济物浦条约》缔结后，驻日公使黎庶昌旋即于隔日（31日）向总理衙门提出朝鲜善后策，而开风气之先。2.黎庶昌《朝鲜善后策》的东征论
黎庶昌在壬午兵变后，曾思考中国对朝应有的宗藩政策，认为应仿效英国设置“总督”，实施“废藩置县”。他通过总理衙门提出《朝鲜善后策》上奏朝廷，如次：
此次朝鲜之役，于主持国权一节，……若能仿英人处印度之例，直废其王而郡县之，则以后事事应手。特我朝仁厚，未必肯如此措置[89]耳。然论今日事势，则以此为宜。
说穿了，这就是以西方国际法的“实效管辖领有论”来取代东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以不治治之论”。其道理在于西洋的实力远强于中国，中国若不以西方的国际秩序原理来统辖属藩的话，那么将来在外交谈判上，将不仅因武力不如西方而丧失属藩，而且在属藩归属交涉的论述上也难免屈居下风。
黎庶昌为何提议在朝鲜废藩置县？当中国出兵朝鲜之际，他曾与日本外务大辅吉田争论中朝宗藩关系。由于日本外务省根据《日朝修好条规》的日朝对等条文，一面否认中朝宗藩关系，一面出兵朝鲜，并责中国出兵为制造麻烦而企图阻止。根据黎庶昌的说法，基于上述情势发展，黎庶昌预测未来中日的关系，如次：
日本事事与中国为难，……决非曲意周旋、开诚布公，所可联络，[90]恐将来不驯至于失和打仗不止。
从黎庶昌的见解来看，未来中日两国将因属藩问题而不免开战，否则无法解决争夺属藩的对立关系。因此，必须乘此时机，估算中日未来在全面冲突时，应该如何釜底抽薪，提出彻底解决宗藩问题的办法。此时，中日不免一战的主张，跃然纸上。
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理由，正如马建忠所言，乃在于“吾政府之意，不过欲朝鲜保有其国，不失寸土，且愿其内政外交得以自主[91]耳”。换句话说，中国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属藩存续问题，而不是算计如何支配朝鲜的野心。此次，中国出兵援护朝鲜的目的不为久远的将来规划战略，而仅止于消极保住朝鲜，以维系宗藩体制。因此，黎庶昌的“废藩置县论”，对衰颓无力的中国政府而言，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
不过，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关于朝鲜善后的论述，日趋悲壮、积极、进取。3.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东征论
1882年9月，追随吴长庆率军入朝的幕僚张謇，因援护朝鲜而洞见情势发展，乃为提督吴长庆执笔撰《朝鲜善后六策》。吴长庆以朝鲜援兵长官之职，将《朝鲜善后六策》经署理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张树声上奏朝廷，其要点如下：
于朝鲜则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92]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虬。
换句话说，张謇提出清朝应援引汉朝处分朝鲜之例，实施“废藩置县”，或援引周朝之例设置“监国”，革新朝鲜内政，同时为光复琉球，中国应兴师东征，痛击兼并中国属藩的日本。
正当此时，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曾为李鸿章部将且主张强硬对日的张树声，将此奏折一并移交李鸿章。对此，李鸿章[93]“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不愿多事的李鸿章，为免进一步引爆中日纷争，乃加以搁置。
不过，清议派的翁同龢等却赞成张謇之《朝鲜善后六策》，推宝廷呈折上奏。然清廷饬下李鸿章议，仍遭李鸿章束之高阁。4.邓承修《高丽乱党粗平球案未结》的东征论
自壬午兵变中国出兵援护朝鲜收到军事成果以来，东征论风起云涌，主张乘出兵朝鲜气势高昂之机，征伐日本，规复琉球，彻底解决中朝宗藩问题。尤其在黎庶昌、张謇上奏后，更为热烈。
9月13日，给事中邓承修以《高丽乱党粗平球案未结》为请，上奏清廷，称：“朝廷宜乘此声威，……特派知兵之大臣，驻扎烟台，相机调度”，“厚集南北洋战舰，……驻扎高丽之吴长庆水陆各军，乞饬暂缓撤回，以为犄角，布置既定，然后责以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94]罪”，借以威服日本。结果，因“奉旨留中”而湮没。5.张佩纶《朝鲜善后事宜六策》的东征论
9月27日，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主张在师出有名之下，奏请东征，称：“责问琉球之案，以为归曲之地。驳正朝鲜之约，以为激怒之端，……并简任大臣，专以东征之事，属之。”为恢复琉球、朝鲜之宗藩[95]关系，应整顿战备，征伐日本。10月27日，张佩纶更针对日本，以《朝鲜善后事宜六策》上奏朝廷。其要旨如下：
1.理商政
中国应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驻扎朝鲜，理其外交之政，而国治之得失，国势之安倾，亦得随时奏闻。
2.预兵权
由中国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犄角。因参预朝鲜兵权，以便建立共同安全体制。
3.救倭约
倭约莫贪于索费，尤莫狡于驻兵。安知非借中帑以款东兵，应无庸筹借。倭兵屯扎王城，尤多隐患，应由吴长庆密谋钳制。因之，朝鲜将愈贫愈危，中国应否代谋创举经费，牵制日军。
4.购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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