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海风文丛·观故与观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南铁 主编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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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风文丛·观故与观今试读：

序一：不必藏诸名山，还是置之案头

我不久前为一部杂文大系自选一集，对1986年夏写的《说“三不”》一文的去留，却颇犹疑了一阵。

那篇二十九年前的旧文，围绕领导人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承诺，说了一些个人的想法。

这个“三不”，我最初想，该是针对余悸犹存的人们，用以安抚民心的。所谓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至少是从“文革”前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的问题，故在1961年政策调整时就提出过“三不”来消除影响。但随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一个个大小运动都要“大批判开路”，口诛笔伐，故态复萌。到了十年动乱，变本加厉，不可收拾。以致经过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等一系列务实和务虚的努力，许多人刚刚从“口欲言而嗫嚅”的状态中试步走出来，但仍然感到“辫子”“帽子”“棍子”如习惯势力的阴影在周边浮动。当年的领导有鉴于此，乃重提“三不”的口号，也许更多的是在向某些部门的掌权者发出信号，让他们收手吧。

我在《说“三不”》中，指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对照宪法和党章，有辱国格和党格，并说“一个死抱住这一套不放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那也是不合格的”。因此，我说，对有关部门和干部仅提出“三不”，是“取法乎下”，相当于在公共汽车服务公约中订上“（对乘客）不夹不摔”一样，实在是大大地降格以求，会惹人耻笑。因此，我在文中建议，似可不必再提“三不”这个低标准的“丢人”口号了。

为了论证以“三不”来制止“辫子”“帽子”“棍子”的横行之可笑与可悲，我引了一幅给干部颁发“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的漫画为例说，如果满足于以“三不”为民主生活的佳境和极致，那就仿佛要对党员干部设立“不抓辫子奖”“不戴帽子奖”“不打棍子奖”；而“能不挨整，于愿足矣”则将被誉为模范公民的模范心理了！

这一番意思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在选与不选上费了踌躇呢？是由于“辫子”“帽子”“棍子”已经销声匿迹，上述议论就如鲁迅说的那样，该与“时弊”一起速朽了吗？环顾周围，还不能这样说。

我是觉得三十年前那篇旧文，在今天看来，已经深感立论太高，过于超前，近乎空话了。

别的不说，当时被视为好玩的“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之说，今天看来，不像讽刺与幽默，反倒像是正式的建议了。

更重要的在于，当时就“三不”说了些多余的话，不但无助于实际生活中消除“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反倒参与推动了取消“三不”的提法，遂使原来可以公开声讨的弊端，变成免予追责的隐形常态了。我为自己的幼稚多嘴，颇有些悔之不及。

如是云云，我把那篇《说“三不”》最终留在自选集里，只是为了“存以备考”。

那么，是不是还应建议，重新把“三不”的老口号，作为旗帜高高扬起呢？

我想，中国传统文化讲，“事不过三”，这个“三不”也许在我建议不提它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出自享有公信的领导人之口，或对某些顽固不化的干部还有些警示作用，在今天不管谁说，恐怕都只能归于空话套话一类，如春风过各式各样的马耳了。《粤海风》改版之始，已近20世纪末，那时早已不提“三不”了，而舆论环境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编者知之，作者知之，多数读者或亦知之。作为一个文化批评的平台，这份双月刊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尽可能多的作者和他们的批评性言论，也最大限度地包容了质疑、商榷、辩难、驳论等不同意见。大家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即使不提到真理的高度，光说欲求真理所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之真相，也是需要多方互相补充印证，才能充分显示的。要达到这一境地，一份杂志首先是编者（当然作者也不应缺席），除了要具有“雅量”外，还须真正具有求真务实的文明精神。

求真务实谈何容易，它是要在排除“假大空”“瞒”和“骗”的艰难博弈中前进的，“真善美”是在克服“假恶丑”中得以立足的。这才成其为文明精神：文明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教养，更是一种精神。

人类是在不断扬弃野蛮的过程中逐步进入文明的。野蛮的特征是崇尚暴力。在原始人里，暴力是本能。随着人类的进化，暴力赋有了多种物质形态，其中包括语言暴力，进而从语言暴力发展出文字暴力。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的“偶语弃市”和“文字狱”属之，在中国以言治罪、以文治罪，总之以思想治罪，至少怕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直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左联”中某些“倚势欺人”以鸣鞭为能事者，还曾以“实际解决”恫吓被他们视为敌对的、正在受到蒋介石追剿的鲁迅。从1955年开始的反胡风等运动中，文字暴力总是与政治暴力相辅并行，对被施暴者“实际解决”，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近事了。

这里我突出地说到文明，并且与野蛮对举。因为就文而言文，我们要看到文字暴力的实质：它是反文化的，更是反文明的；它是野蛮的遗留，更为野蛮开疆拓土。

而操文字暴力以行者，已不是旧日形态的野蛮人，他们可以文质彬彬，他们可以口若悬河，他们可以倚马千言，然而不掩其野蛮本色者，一句话，叫作：不讲理。

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观念中，“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然而在某种特定情势下，却是“有理寸步难行（甚至动辄得咎），无理横行天下”。比如“理论”一词，究其语源，原是动词，如“理论一番”，就是互相据理而论，离开讲道理，理论也者，就是胡搅蛮缠。但恰恰是多年以来，一家之言乃至所谓金口玉言占据了所谓理论的制高点，派生出各式各样不像样而自称“理论”的无知谬说，违情悖理的无理搅三分，这就使有些人的所谓“理论”大大跌价，成为无理之论，其丧失信任也必矣。

与此相连带的是，对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文字暴力实施者，早已不是文盲、半文盲，而多是具有相当学历甚至高学历及各类职称、学衔者。如果说，当年暴力施行者自诩“俺是大老粗”，或仍可予以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谅解，而这类不复“大老粗”的“识字分子”施暴者，却不可再作等闲看。本来，在传统文化中，尊重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是因为他们不仅识文断字，而且“知书达理（礼）”，“理”所在，通过读书以达之。如果一个识字且不止于识得“之无”的人，不顾常情常理常识一味不讲理而不知脸红，你管他叫“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都不像。叫他什么好呢？！

在当局重提“三不”直到不提“三不”以后，那些继续以各种方式耍弄“欲加之罪”的“辫子”“帽子”“棍子”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可以预见的时限内，似乎不可能根除这类人所安身立命的基点。

正是因此，我格外珍视《粤海风》新编百期所经历的十八年，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跋涉过来的。当代人仍可从这一选集所收的文字中找到一代人思想、智慧、理性的果实，将来的读者或仍可从这些果实中发现一代人凝结的心血。

是为序。2015年6月1日

序二：文化批评的风骨与风格

在我从事文化与文学批评近四十年的道路上，我始终坚信的是马克思文化批评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意识，马克思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成为主义而发扬光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如今在我们的批评界却很难寻觅了，这是一个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这样的批评精神呢？担任《粤海风》十八年主编的徐南铁就在执着地做着这样的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国内人文社科杂志因受制于种种规约，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各个主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或成为“传声筒”，或成为“批发商”，唯独失去的是办刊杂志的灵魂：风骨与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果，人们已经习惯了规训与顺从，主编大人只要铲除自己思想深处的异想，不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为办刊的基本原则，杂志就能活下去，乌纱也就不会掉。

其实，凡是办刊者都知晓这个普通的常识：人文杂志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新颖的观点做基础，那么，这份杂志一定是失败的。当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那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少数的人和少数的杂志在始终坚定不移地苦苦寻觅着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岁月中寻找武器的批判，“破”是手段，“立”才是根本，重建一个有序的启蒙话语体系，成为这一代学人的人文之梦。倘若有一份杂志能够成为发表独特见解的平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大自然的造化就是如此，当《粤海风》以其绰约的风姿款款走近我们时，谁都不敢相信她能够走得这么远。

无疑，一份杂志的好坏优劣往往取决于其主编的办刊思想与办刊方针，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主编的人文知识积累而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只有具备这样素养的人，才有可能把一份刊物办得风生水起，让思想的磁力吸引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团结在其周围，并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呐喊。我以为《粤海风》之所以十八年来能够在人文学科界有其稳固的地位与声望，当然是与办刊者的学识与胆识分不开的。

就我本人而言，当初给《粤海风》投稿完全是看中这份杂志批判的锋芒，与主编的交流只是投稿时简短的书信往来，甚至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过主编徐南铁一面，但是我们的心走得很近，甚至比那些经常见面的同仁学者们都近，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学识和胆识感动着我，也一定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

从105期刊物的1 000余篇文章中遴选出四本书结集出版（此前于2014年已经结集出版了《迎面有声》等三本）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南铁兄是要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千年文化转型期里的一种思潮留下历史的底片，让将来的文化史书写者知道在这个历史时段里还有这么一群文化人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他们的文化信仰，坚守着自己的人文底线，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但是从一个个闪过的作者面影和一篇篇犀利文章的长镜头中，我以为他（它）们的“风骨”和“风格”是一致的。所谓“风骨”，乃批评之真义也，几十年来，我们把批评与评论混为一谈，中国有“评论家协会”，而无“批评家协会”，就充分体现了把批评泛吹捧化的普遍心理，我并不是说批评就不能进行褒扬式的评论，而将批评与吹捧的评论画等号，就完全歪曲了批评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内涵，不知从何时起，批评失去了自身的批判锋芒，当文化与文学批评一俟抽掉了批评的内涵，变成了一味的吹捧式的“评论”，成为时代的吹鼓手，成为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奴仆，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批评死了，文化也就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是要让人们理解这一文化与文学批评的真义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谓“风格”，我在这里不是专指文章在审美层次的那种格调，而是把布封的“风格即人”延展到这几本书中的所有文章的一致指向上——把人性的诉求和文化的进步作为批评的本义，批判一切阻碍人类文化进步的不合理现象，为建构一个理想的文化体系与制度而努力。我想，主编这套丛书的南铁兄的初衷应是如此吧。

不要以为文坛上的“评论”十分热闹，其实那数量巨大的评论文章背后只有一种理念支撑却是十分危险的，殊不知，它产生的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失去活力的表征，人们看不见的是那种模式化“评论”背后巨大的空洞，一个没有多元批评的文坛是一个行将没落的文化界面，所以，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是文化与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要知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应该依靠不断洗涤其身上的文化污垢，不断疗治其自身的文化疾病，才能获得不断再生的新细胞，健康地成长，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懂，我们的批评家们还能做什么呢？！

南铁兄试图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完成看似并不伟大的工程，虽然并不浩浩荡荡，虽然默默无闻，虽然筚路蓝缕，但是它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意义却是永恒的。也许在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重读这部书系的时候，它会给后人留下一丝惊喜，若是如此，我们也就含笑九泉了！这不是悲壮，而是欣慰。

是为序。2015年4月28日于仙林大学城依云溪谷

序三：思想的发散性无法遮住

认识徐南铁已经很多年了，知道他做人做事朴实踏实，不事张扬，不扬才露己，也不轻易褒贬他人，只默默地做他的事、写他的文。正如他接手编《粤海风》杂志，默默地一编就105期了，而且每期的卷首语都由他来撰写。如今他从经他手所编的文章中精炼出若干，编为四大册，奉献给读者，也以此表示他对从事编辑工作的欣然谢幕，当然更表示他对自己编辑理念与文化职责的肯定。

南铁编杂志是有他的理念与原则的，也是有他的文化担当与价值追求的。作为一份文化杂志的主编，他立足广东，放眼历史与未来，针对时下的文化问题，在繁烦的约稿、选稿、编稿工作中默默地实现着他的理念与追求。

在广东，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就曾有办思想文化类报刊与杂志的尝试，有的留下来了，成了品牌，如《随笔》《开放时代》；有的虽留下来了，但也作了办刊方向的调整，如《南风窗》；有的则夭折了，如《沿海大文化报》。南铁曾是《开放时代》的副主编，也是《沿海大文化报》的创办人之一。《粤海风》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南铁手上竖起文化批评的旗帜。它的出现开始并不特别引人关注，但年复一年，它所编发的文章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日益增加，正如一笔沾了水的墨落在宣纸上逐渐晕染开去，结出了五彩的花，被读者所喜爱、所珍藏。《粤海风》所编发的文章，不像学术文章那样端着架子说话，有那么多烦琐的注释或参考文献，也不像某些报纸那样搞“标题党”，故意制造些惊世骇俗的话题。它更注重思考的深刻性、思想的发散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它也没放弃学术性，提倡与推崇的也是有“学术的思想”，亦即思想的启发要建立在一定的学术根基之上，讲究忆人议事尽量做到出之有根据、立论有法度，讨论问题时也尽量平心静气，去除火气。所以，不少文章观点是较为内敛的、含蓄的，但思想的发散性确是遮不住的，这就形成了这些文章的内部张力。或许这正是形成《粤海风》杂志的个性与风格所在。正如这沿海地区的风一样，刮台风的时间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时间是轻拂人面的冷风或者暖风。但沿海的风会带来新意，带来创意，带来变化，确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是为序。2015年5月1日于羊城暨南园

序四：沙尘吞没不了痕迹

这是一套很好的书，值得一读。它是徐南铁从他所主编的100多期《粤海风》中选出来的。

我常常想，那些比较好的报刊，比如《南方周末》，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分门别类按专题编辑文集。我的想法当然是读书人的一种私心，因为成堆的报刊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保存，分专题做成文集，不仅方便保存，而且翻阅起来也方便。现在，徐南铁这样做了，我当然要表示我的支持，为这套书的出版表示我的祝贺！《粤海风》是份难得的好刊物，从1997年至今，18年，100多期，很受知识界的欢迎。当然，文化批评刊物，涉及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在这个价值分裂而且颇为混乱的年代，自然是“众口难调”，无论哪一家有个性的刊物，想获得“一致好评”都不大可能。不过，这种情况倒正好成为对刊物的一种检验，什么人喜欢什么刊物，什么刊物为什么样的群体服务，可以一目了然。据我所知，知识界除个别人之外，对《粤海风》的追求、选择和自我定位，都是颇为赞赏的。我所尊敬的董健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近十多年来，思想文化界的麻木与混乱，虚假与平庸，标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严重恶化，这使我辈仍固守着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人感到十分苦闷和寂寞。只有少数刊物给我们以温慰与鼓励，《粤海风》就是其中之一。”（《粤海风》2014年第1期）必然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言论，正如有人不喜欢《粤海风》和《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一样，因为如果认定这十多年的思想文化是一片繁荣，形势大好，或者认定它糟透了，远不如“就是好呵就是好”的那个年代；如果认定知识分子已经死了或早就应该死去，或者认定知识分子仍然应该被改造，所谓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应该被彻底打掉的；那么，这“苦闷和寂寞”就是活该，而给知识分子带来“温慰和鼓励”的刊物，自然不是好东西。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时代事实是：董健先生的感受并非个别人的感受，而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共同感受。当我看到他的这段话时，第一感觉就是：老先生说得太好了！

一份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的文化批评刊物，能够生存下来，实在不容易。坚持走自己的路子，坚守自己的品格，而且深得读者喜爱，它靠什么？只能是靠刊物的质地，靠它的实际内容，更具体地说，靠它对理想的坚守，靠它所显示的担当，靠它的品格，靠它给读者带来的知识扩展和思想启迪。文章言之有物，使人读之受益，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直面现实问题，揭示历史真相，说说也不容易，做起来就更不容易。然而，《粤海风》坚持了下来，刊物一直保持着清新活泼和可贵的锐气，在一片沉沉暮气之中像一片绿洲，显示着思想文化的生机。《粤海风》的自我定位是明智的，也是成功的。它没有向当下流行的权威刊物或核心刊物看齐，没有让自身加入死气沉沉的学术期刊队伍，也没有让自己走上取悦大众的道路，没有成为娱乐性的文化快餐。它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批评期刊，面对知识界，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与此同时，值得称道的还有它的开放性和前沿性。开放性表现在它的目光和视野，也表现在它的作者队伍来自五湖四海，而且表现在它不拘一格的文体和形式。这里有无可挑剔的学术论文，也有长长短短多种多样的学术随笔，立足于广东这个时代变革的前沿，同时面对全国，容纳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刊物显示着一种难得的锐气，有可贵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既能及时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和困惑，也能帮助读者看到一些长期以来被遮蔽和改写的史实，明白一些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事件背后的真相。未来的学者梳理某些问题的研究时，大概不会忘记许多问题是《粤海风》最先提出的。

众所周知，刊物的面貌往往取决于主编，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刊物，这话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主编有时也会无可奈何，无力把刊物办成自己想象的样子，但是，一个没有理想和追求的主编办出的刊物是什么样子，人们却并不陌生。回顾过去的几十年，许多曾经很有影响的刊物，就因为主编退休或更换，便不再受人关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粤海风》得到读者的喜爱，得到知识界的好评，显然与它的主编徐南铁有关。徐南铁这个江西汉子，出任《粤海风》主编时刚刚40岁多一点，正是做事的年纪，而且有才有志有追求，有胆有识有担当，怀揣许多梦想，所以，他不会像一些主编那样为办刊物而办刊物，为做主编而做主编，更不会把精力用于创收赚钱，而是真想为文化建设做点事。正因为这样，他这个主编做得特别用心，因为他知道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比如，他知道珍惜现实给予的言论空间，知道尽量用足它。我们的空间本来就有限，而我们的许多主编们，却常常并不珍惜，满脑子都是那个职位，以及职位所附带的那些利益，而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历史的责任感，这样一来，自然不会有担当的勇气。因此，秋风未起，就担心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缩手缩脚，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动，所以，什么开拓，什么创新，什么建设，就都谈不到了。更为严重的是，言论空间的边界在哪里，常常没有明确划定，为安全计，自然是主动远离边界，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是把本来有限的空间弄得更窄。

徐南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想做事的，所以不会做那样的主编。他是什么样的主编？《羊城晚报》的方唐先生说过：“曾闻人说：办杂志可用秀才，办大报必须是将军之才；南铁先生是将军之才办杂志。”真是知人之论，南铁本应是将军。做杂志的主编，亦然可见将军风：知大局，识大势，胆大心细，敢于攻守。因此，他能把有限的主观能动性投入历史的大局和大势之中，使它得到充分发挥。18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空间，为知识界赢得了更多的空间，却并没有因为冲动和莽撞而使刊物与自己一起葬送。

办刊物不容易。18年，100多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甘苦可想而知。行进的艰难，成功的喜悦，感受最深切的还是主编。所以，一份好的刊物，一份体现了主编意志的刊物，对于它的主编来说，就像是他的孩子。何况，一个人能有多少个18年？青春所在，心血所系，回望之际，岂能无情？我想，这也是徐南铁编这套书的心理动因。

所以，最后我要说：敢于直言现实弊端，敢于披露历史真相，有这两点，100多期《粤海风》已可永存。于沙漠中开出一片绿洲，艰难维持18个年头，即使最终被沙尘吞没，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南铁兄应该无憾！

我相信，尽管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学术）正进入一个大跃进的年代，就像1958年的钢铁与粮食，丰收的锣鼓过后，可能留不下多少东西，但是，这套书和《粤海风》一样，不会像那些泡沫一样无声消失，更不会像某些跃进成果一样成为历史的笑柄。2015年5月于天津社会山花园

尘封的历史

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我和勉思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一起工作，友谊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应该说算是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有时候长时间不见，也会想念她：她生活怎样？还能骑车四处奔走吗？每逢文艺界有点风吹草动，也会替老康和她担心：这次会不会受到牵连？但是也很奇怪，虽说是天天见面，工作上接触频繁，对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她所谈甚少，我所知的也就更少了。只听说她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到解放区去了，路过“卡子”时还曾被扣留过。在我们那个时代，凡是有过秘密工作经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彼此间从不谈私事，更不会因为好奇而去探询对方的来龙去脉。这特点一是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二是出于年轻知识分子的矜持，觉得一涉及人间烟火的家常琐事，就未能免俗。因此，我是通过多年的直观印象和日常表现来了解她的为人处事的。

我们报社的前身是《华北新大众报》，那是一份“识字分子”办给农民看的四开小报，以大众化、通俗化作标榜，无非搞一些大鼓词、快板书之类的东西。其实那个大众化也是小众化，还得让“识字分子”去念给文盲听，不像现在的大众流行文化，连农村老奶奶也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平津战役开始，我被抽调去天津“接管”。北平和平解放后，《新大众报》进城接管了杜聿明的《新生报》，改为全国总工会直属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经费不足，之后便出现了生存危机，无法维持一份日报的出版，所以又将我调回报社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以解燃眉之急。用今天的一个大点的字眼形容，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我不知勉思是何时调到报社的，当我不分昼夜到处借纸借钱的时候，她已经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起早贪黑地跑新闻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较近，因为我妻子与她是同行，也是记者，空暇之余，两家人偶尔还聚聚餐。这在当时是有些犯忌的，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扣上“小集团”的帽子，给人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生活虽然困苦，但也是快乐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对它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工作起来就像拼命。每天早晨上班之前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天下来，总要把人搞得筋疲力尽。经理张诚来自新华书店，对于经营管理并不是外行，在他的支持下，我们迅速将报厂改造成书厂，一边承印外活，一边自己编印各种学习材料，以书养报，正式打出了工人出版社的牌子，并推举赵树理担任社长。报社还封我为出版科科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没有一个兵，我只好玩“空手道”，整个出版社，从编稿、校对到装帧设计，都是自拉自唱。我们编印识字课本、政治教材，也印领袖像、工会会员证，面向市场，见缝插针。由于财源茂盛，一年后，报社经济情况好转，购置了新机器、新厂房，陆续建立了制版车间、装订车间，还买了彩印机。然而，想不到的是，报社摆脱困境之日，也正是我大难临头之时。“三反”运动甫一开始，我就中箭落马了。查不出经济问题，就查政治问题；没有现行问题，就查历史问题。最后以“历史不清、来路不明”为由，将我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也不分配工作，放在校对科打杂，形同无业游民。沦落至此，那些当权者竟无一人替我说句公道话，使我真正感到精神上孤立无援的痛苦，想不通自己为什么那样惹人讨厌。

我当时并不了解，进城之初，康生就给毛主席打过一个报告，提出对待白区工作人员“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毛已批示施行。我的问题大概就是按这种精神处理的。在留用人员中，有的党员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入党的，也被当作“投机分子”取消了党籍。这个“十六字方针”起初可能只针对留用人员，以后就渐次波及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和城市知识分子，变成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从华北大学等单位分配来的二三十名知识分子多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仅存的一个，“文革”中也被打成“特嫌”，全部被如此这般地给“淘汰”了。

由此看来，在中国该如何处事，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具体到工人日报社，就是进城人员和留用人员（加上新招收的青年学生）的关系，有人戏谑是“土八路”与“洋八路”的关系。当年随军进城的人，尤其是那些“识字”的乡下人，都有某种优越感，常常表现出他们不仅是解放者，也是征服者。他们对城里人处处看不惯，他们口称你“先生”“小姐”，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鄙视；看见女士们热天穿着短袖长衫、没有长裤的“洋装”，就挖苦她们是“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然而，城里人也看不起那些从农村来的土包子，嘲笑他们不会使用抽水马桶，像在农村蹲茅坑一样蹲在马桶上；嘲笑他们把夜里睡觉关灯叫“吹灯”，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恭恭敬敬，背地里还称他们是“山药蛋”“土八路”。

那些“识字者”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受的中小学教育，对人类文明成果接触甚少，对世界文化思潮所知无多，他们是扛着枪雄赳赳地进入北京城的，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按理说，落后的农村战胜了先进的城市，有如历史上的“蛮族入侵”那样，终将也会被世界文明所同化，尽管它节节抵抗、处处排斥，也终归会对毛泽东当年所说的“糖衣炮弹”甘之如饴。但是这些人缺乏历史的预感性，他们自认为掌握着绝对真理，视城里人为改造对象，要用改造农村、颠覆社会的方式来改造和颠覆城市的一切。与他们相反，勉思却总是把这些城里的新同志当作自己人，发现他们有什么困难和烦恼，就设法帮助解决。有一段时间，支部还要调她去做党务工作，这位置与她与人为善的态度显然不相适宜，因为贯彻“十六字方针”，就要打得准、打得狠，谁要是讲究仁至义尽和通情达理，谁就会变得与东郭先生一样倒霉。勉思从未整过人，也不会整人，不得不挂冠而去。“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上海、武汉、重庆、沈阳等地的工人出版社都统一到北京来了，全国总工会也将整个文教部下放，工人出版社与《工人日报》分离，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依旧不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当时的文艺作品主要是反映穷人如何翻身、婚姻如何自由的，人们还很少看到胜利是怎样获得的、共产党员是怎样战斗的一类题材，吴运铎的奋斗历程，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因此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此时，当年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黄明鉴老师正好从上海找我来了，历史上的疑点也得到澄清。出版社这才设立一个文艺编辑室，叫我负责。之后又调勉思来“协助”工作，领导上的意图是安排她当“政治副主任”，同志们就戏称她为“政委”。因为我不是党员，就由她来代表“党的领导”。

勉思的到来，成为我生活中新的起点。我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从来没想过要从事什么文学事业。工人出版社定位为工会专业出版社，这种出版体制是从苏联搬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出版社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就想加强综合性，并且保持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特色，陆续制定了一批传记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我们和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的由我们出题目，请他们写书，不少作品得到好评，如李伯钊的《女共产党员》、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吴南生的《松柏长青》、欧阳山的《红花冈畔》、魏巍的《红色风暴》、周立波的《铁门里》。刘白羽写无脚拖拉机手《熊熊的火焰》，素材是我们提供的，到焦作访问也是我们安排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是我们从档案馆找到方志敏的“自述”，参照修改才成书的。雷加在延安访问过老一代工运领袖朱宝庭，留下一份访问记录，也是我们在档案中发现，又到上海等地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后，协助作者完成的。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冯雪峰、叶圣陶的指导，叶圣陶为《女共产党员》的文字做过润色，冯雪峰对《把一切献给党》的文字作过修改，还特地约请作家杜鹏程为此书写了评介文章。我们编辑“文化欣赏丛书”时，他牵头写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吴晓邦写了《舞蹈艺术欣赏》，马可写了《中国民歌欣赏》。此外还出版过两套小丛书，一为《科普小丛书》，一为《语文小丛书》，在京的专家学者如王力、曹伯韩都是积极支持者。徐特立、谢觉哉、叶剑英、李维汉都为我们审阅过书稿，胡耀邦还向共青团推荐阅读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

其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1955年审干”。这次“审干”没有搞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是不动声色地组织专人做调查取证。负责我的专案审查的就是王勉思。她费尽周折在大别山一带找到了童年时代和我一起求学、参军的伙伴，为我写出证明。能找到这些人也颇具戏剧性，勉思是通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的，线索近在咫尺，不过举手之劳，但原先办案的人，宁肯视而不见，也要一错到底。勉思还找到了我几次被捕时的审案人，查看了当年的审讯档案，甚至还找到了1943年在冀东根据地整风中把我们十几个青年打成特务的当事人，弄清了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所以，当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的时候，勉思用有些调侃的口气说：“这一查，倒查出个英雄来了。”我说：“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帮我放下了思想包袱。”我对勉思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她在我心里是一个有恩的人。

在这以前，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我：当年停止你的党籍不合组织原则，你可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我说：如果错了，应由组织来纠正。如果仅仅是程序问题，我可以谅解，没有必要申诉。问题一直僵持着，此时勉思也劝我说：应该重新入党，因为这是惯例，过去有的同志（她没有说就是康濯）受到错误处理，后来纠正了，重新入党，党龄还是连续计算的。我想，这就是说过去处理是正确的，现在纠正也是正确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勉思：“我所以要求恢复党籍，只是表明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后悔；如果重新入党，我就要考虑是否值得牺牲个人自由。”勉思大吃一惊：“原来你这么想呀！太成问题了。”我把她当作唯一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而她也总给我善意的批评。我姐姐、姐夫和孩子在抗日战争中失踪，母亲每次提起，都要流泪。为安慰老人，我编造一个善良的谎言说：“别担心！姐姐一家跑到台湾去了，台湾解放，就会回来的！”我想，只要不让母亲伤心，死后下地狱拔舌根都是值得的。母亲不知深浅，以后逢人便说女儿跑到台湾去了，于是，警惕性高的邻居就向组织报告，说我有海外关系。勉思知道了，又批评我说：“你姐一家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干嘛没有问题还要制造问题。”我无言以对。也只有她一个人当面对我提出这样的忠告，而不是留待“秋后算账”。我很欣赏她的文雅风度，但我学不来，常常信口开河，说话走火，她也只是苦笑而已。

常言说得好，性格即命运。这种性格注定了我还要跌跤，还要走更加崎岖的路。1957年“反右”运动我又中了“阳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受到株连，被打成右派。听说勉思在支部会上替我辩护过几句，也被批评为右倾，一位主管文艺的总编辑还责备她“把关”不严，没有尽到“政治副主任”的责任。这倒怪了，这份书稿勉思并未看过，恰恰是这位总编辑审阅定稿的。但他说他只承担“工作责任”，而我们却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我想犯错误的人还是少一点好，就把责任包揽下来了。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我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直冷到骨子里，像是噩梦缠身，惊恐万状；又像一具活尸，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我发言，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整座大楼顿时沸腾起来，一片“打倒”“严惩”的怒吼，楼道里、楼梯上，糊满了声讨的大字报。运动中我没有说话的自由，现在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个身处政治旋涡中的人，想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是没有的。不过，我毕竟活下来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哈姆雷特那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丧失了人的尊严，就等于丧失了人的价值，生命本身都失去意义了，那也无所谓选择了。

不幸的是，勉思和我都没有从现实中得到教训，反右斗争余烟未散，还在“打扫战场”，她又跑去约请李建彤写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传记故事。她不仅自己积极搜集素材，还说服李建彤让我这个新“戴帽”的右派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虽然中央做过决议，已有定论，但想不到还是有人因为没当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耿耿于怀，准备翻案。我以为，按照《毛泽东选集》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写就行了，谁知书稿送给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征求意见，就出了大事，他向中央告了一状，他不说自己要翻案，却倒打一耙，诬蔑《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后来因缺乏证据，又改口说是“宣传高岗观点”，还无中生有地说选题是由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由此引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那段广为传诵的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两年后，我刚摘掉右派帽子，又被扣上反党帽子，成了“双料分子”。十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上了那个纲。“自古昏奸乱天下，岂有文章倾社稷？”阎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虽不是一大发明，但的确开了风气之先，此后文艺界告密成风，闹得乌烟瘴气，以致老人家多次批示，警告某些文艺部门已跌落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在文学、戏剧、电影、哲学、史学、经济学各界接二连三地展开大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阎红彦自己在“文革”中也死得不明不白，冤冤相报，岂不可叹。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把文艺问题、历史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一部小说怎么就成了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刘志丹》写的不是高岗，也不是写高饶联盟，怎么就说是为高岗翻案？

这期间，勉思已随康濯调往河北保定（之后又调到湖南长沙），工人出版社也因精简机构被裁撤，人员另作安置。凡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都调离北京。留下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社。全国总工会在“精简机构”上可谓独具匠心，每次都顺利完成任务，官僚机构却毫发无损。当年精简任务下来将文教部并入出版社，此次又将出版社撤销，演了一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闹剧。大概是“反右”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出了好书，他们升不了官；出了问题，倒可能丢了乌纱帽，倒不如一了百了地不出书了。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年辛辛苦苦兴建起来的工厂和办公大楼竟成了包袱，说尽好话，才无偿地白送给人家。当年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一文不值，都成了无效劳动。《刘志丹》一案清查了几年，也没有作出结论。勉思在此案中应该是个关键人物，从定选题到组稿，搜集素材，都出过大力，还写了终南山溃败的初稿，但是，检举揭发时，没有任何人提过她的名字，她得以逃过一劫。据说，溺死鬼都要拖一个人下水做替身才得超生，但在我们这些难友中，任何人都没有嫁祸于人，即使当面对质，也没有互相指责。因此大难之后见面，谁也问心无愧。此后，我和勉思就很少见面了，她偶尔进京，总要到我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但我们往往是默默相对，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临别，也总不忘留几斤粮票，给孩子一点零花钱。对于身处逆境（也是绝境）的人，仅仅因为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你和你的家人，就能使人不失去希望，更何况是在全民面临饥馑苦难的年代，节省下自己的口粮让幼小者多吃一口，那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相濡以沫。我去建彤大姐家里也是如此，她也常给孩子带些副食品，有时是几块点心，有时是自己院子里栽的扁豆、丝瓜。我的孩子比她们多，她们的孩子得了浮肿病，我的孩子却没有浮肿的。此情此景，教人难忘。“四人帮”垮台了，《工人日报》准备复刊，有几个朋友想起我，提议暂时将我借调回来参加筹备工作，但也有人说我已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张维桢说了一句话：“那更应该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于是，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机。当时我被流放山东已14年，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但也安之若素了。对北京，并没有什么好感，早已觉得无足留恋，再加上信息闭塞得很，还以为是叫我回去挨整呢。那时，建彤已排除多方阻挠，向中央申诉，要求为《刘志丹》案平反；勉思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社长，听到我回京的信息，立刻要我将以前出版的两本小书交由他们重印，康濯也忙着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知道，他们无非是想多“制造”一点“舆论”空间，好为我落实政策增添一点动力，用心之良苦，真令人感怀。后来，我的问题终得全部平反。

现在，勉思把她谈往忆旧的文章结为一集，重启已经“尘封的历史”，准备出版，并嘱我作序。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只能归结为一句话：她的文字正如她的为人：质朴无华，一片赤诚，处处流露着对历史的负责和对逝者的爱心。唯愿天下有情有义的人，都像她一样善待和自己相处的人。2005·3

“五四”当事人的争议与反思

9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青年学生自主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并不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争回了山东青岛，而是一方面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中国国民党输送了大批青年才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相关的历史文献表明，关于五四运动的是与非，即使在当年就已经引起过究竟是以理爱国还是依法爱国的歧义与论争。

一、陈独秀的直接行动

1919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转引中美通讯社的消息说：“昨晚北京大学学生亦开会于法科讲堂，到会者千余人，群情愤激，决议翌日联络京中各学校举行庄严之游街大会，以示争回青岛之决心。有谢君当场破指大书‘还我青岛’四字，演说均极沉痛，至十一时方散会。今日（四日）午后一时，全体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操场，各人手持一小旗，上书‘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愿全国共弃卖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种种字样，又有种种绘画旗帜，上书‘卖国之四大金刚应处死刑’‘小饿鬼想吃天鹅肉’等字样，由各班长率领并举维持秩序之干事数人，并推段君等四人访谒各国公使，示我国争回山东之决心。由是全体出发，往天安门集合，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十数校学生走前门大街，经珠市口北折进东交民巷，是时各警察区沿路均增加警士，以防意外云。”

这里的谢君，指的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卖国之四大金刚”指的是北洋政府中亲日派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想吃天鹅肉”的“小饿鬼”指的是日本人。“段君等四人”应该是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等人。

1919年5月11日，由《新青年》同人，也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负责编辑的《每周评论》，以“亿万”的署名刊登了《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其中也介绍说，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人人手里拿着一面或两面白旗，旗上写着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我青岛”“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运命”之类的口号。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已经被蔡元培免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在5月7日写给胡适的书信中介绍说：“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关于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社会反响，陈独秀的判断是：“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在谈到政府当局即将采取的行动时，陈独秀预言说：“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这里所说的“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的“一班不安分的人”，指的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陈独秀自己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部分北大师生，特别是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高一涵、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袁振英、黄日葵这些人。

早在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就在《每周评论》第5号发表《除三害》一文，其中认为中国如果不除去军人、官僚、政客，政治上就没有清宁的日子。要想除去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

5月4日当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号发表随感录《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中国的南方政府与北方政府之间的上海和会，与巴黎的国际和会一样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5月26日，陈独秀在刊登于《每周评论》第23号的《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政治口号。到了6月11日，陈独秀干脆在安徽同乡胡适、高一涵、邓初等人的陪同下，到新世界等公共娱乐场所散发起标题为“北京市民宣言”的政治传单。当场被捕后由于认罪态度尚好，经过三个多月的关押，他于9月16日被安徽同乡保释出狱，随后把《新青年》杂志回迁至上海。

二、梁漱溟的依法爱国

主张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外“直接解决”的陈独秀，自然不承认学生“犯法”之类的“官话”。然而，北大哲学系讲师、前司法部秘书梁漱溟，却基于法律常识，把青年学生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私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明确认定为违犯法律的“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专制行为：“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哪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我如说这话，大家一定不谓然的很多，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为了提倡尊重法律权威、遵守法律程序的文明意识，梁漱溟建议说：“最好我们至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但是，梁漱溟依法爱国的现代观念并没有得到自以为爱国有理的青年学生的真诚响应，反而得到据说是来自《新潮》社的匿名警告。当年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在被捕之后还写了一首白话文的打油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这首诗里所表现的，显然不是在制度框架和法律程序之内既敢做也敢当的依法爱国，而是梁漱溟所批评的“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以理爱国，或者说是自以为爱国无罪就“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专制爱国。正是基于这种以理爱国的极端情绪，当年的北大学生为了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还不择手段地采取了栽赃陷害、嫁祸于人的行为方式：“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词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这段话出自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的《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查阅相关历史文献，上海学生万余人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北大学生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的时间是1919年5月31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北京、天津、南京及留日学生代表，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在1919年5月1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中，另有一篇原载北京《晨报》的文章，标题为“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的问题”，其中最为鲜明地阐述了当年颇为流行的以理爱国、爱国无罪的无政府主义爱国观：“我想国家和法律都是为人而设的，不过做人类求所以生活的一种工具，所以国家和法律没有自身的目的，一定要以人生的目的为目的。国家和法律的功用就在帮助人类求得人生的归宿。……现在的国家法律的观念，第一要希望和正义相合。如承认替父报仇为正当，法律上就应该许做儿子的杀父亲的仇人。因为国家和法律都有扶持正义的责任，断不能拿死板板的条文，去妨害正义，去阻止那向正义路上去的人。若是国家和法律单有维持秩序的责任，不问合乎正义不合乎正义的行为，皆一律看待，在文明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和法律实在是没有用处。无政府党所极力反对的就是这种国家，就是这样的法律。……无政府主义，所以发生的原因，就因为国家和法律专讲强权，不讲公理，专保护现状，不讲求进步。这种反乎人道正义的国家和法律，我们实在没有受他们裁判的义务。我们要到正义门前去自首；不要到强权武力门前去自首；我们要服从正义的裁判，我们决不甘心受强权武力的裁判。”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还引用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戏剧《娜拉》中的如下对话：（律师）法律不管人居心何如。（娜拉）如此说来，这样法律是笨极了。（律师）不管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娜拉）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律不许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命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你是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

三、蔡元培、胡适的低调理性

对于无政府主义所鼓吹的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或之外的绝对神圣的所谓“人道正义”，北大校长蔡元培（孑民），在他口述并由当年的北大职员都昌、黄世晖记录整理的《蔡孑民传略》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解构：1904年2月17日，正在与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刘师培等人一起信仰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蔡元培，在上海《俄事警闻》上发表小说《新年梦》。这篇小说针对的是当时提倡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些人，不肯做工赚钱，总是抢占别人的财物供自己挥霍，理由是这些财物本来是公物。这些人经常嫖娼狎妓、诱骗良家妇女，有时还要与别人争风吃醋，从而严重玷污了神圣美好的主义。正是鉴于这种情况，蔡元培认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

换言之，源自西方社会的包括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内的极左理论及其高调道理，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并且发扬光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或者说是在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筑起一道足以保障相对脆弱柔软的个体人权的边界明确并且刚性有力的制度规则和法律程序；进而奠定一种以有限的程序正义尽可能地接近于无限的实质正义的程序，即正义优先的现代文明原则。于是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专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个人或党派，都可以很随便地把西方社会既人人平等又公私分明的自由民主、人权正义，转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自以为掌握真理的群众专制及个人崇拜。

也正是基于这种较高境界的文化觉悟和精神境界，1920年5月4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应《晨报副镌》“五四纪念增刊”的约稿，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明确把不可持续的学生运动，看作是得不偿失的“自杀”举动，要求学生“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与蔡元培的观点相一致，这一期的“五四纪念增刊”中还有已经与蔡元培形成铁三角关系的胡适、蒋梦麟共同署名的一篇《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其中写道：

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这篇文章显然是由胡适执笔写作的，其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发表于《新青年》“易卜生号”《易卜生主义》一文中，率先提倡的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严格自律、遵守法律、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化精神，并且提出了与“健全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背道而驰的“暴民专制”的概念：“要补救组织的不完备，应注重议会法规（parliamentary law）的重要条件。……此外还须注意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1）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2）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上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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