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敏杰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初唐四杰试读：
引言
齐、梁、陈、隋时代，文人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巧华美华，乏善可陈，为后人留下了“垢病”的把柄。唐初文坛一仍其旧，骄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骄体文以歌泳皇家气象、帝居风光为能事，形式上表现为抽黄对白，采丽竞繁，柔媚无骨，不实。最有代表性的拼体文作者，当首推陈隋遗老虞世南。而在争当时的宫廷文士们都热衷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刘舰《又心雕龙·明诗），成为一时风气。他的带动下许多拼体文章一味追求偶对，堆砌辞藻，了无生气。和骈体文相对应，宫体诗以歌颂宫廷生活，描写妇女病态美为主要内容，形式上表现为辞采华丽，缺乏骨气。最有代表性的宫体诗人，莫过于活跃于唐太宗时代的上官仪。上官仪创立的“六对”、“八对”之说，及其大量的诗歌创作实践，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到了极致。他所创立的“六对”（即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八对”（即地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之说，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他长期深居宫颇得唐太宗欢心，所以，他的诗多是奉皇帝招命创作的“应后人以“绮错婉媚”四字评价他的诗，可谓非常准确。意思是说他的诗辞采绮艳，柔婉多媚，是用来博得皇帝欢由于唐太宗十分喜欢宫体诗，常让上官仪唱和，只要有上官仪必定参加。皇帝的爱重，使宫中文人纷纷仿效上官仪的诗风，当时人们称之为“上官体”。但举一例，作一斑之窥：
步擎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花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上官仪《早春桂林殿应诏》）
虞世南和上官仪都是当时文坛的重量、物，影响所及，可想而知。
骈体文、宫体诗写作题材的狭窄，内容的空洞，技法的单一死板和程式化，把初唐文学创作引向了死胡同。这也是后人对初唐文坛评价不高，研究者少人问津的最主要的原因。文学需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呼唤个性化风格!
于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文人一一王勃、杨炯、卢照部、骆宾王一一应运而生。他们让文学从宫廷台阁走向市井沙塞，使初唐文学步入前景光明的康庄通衡；他们把文学从“唯美”的形式主义死胡同里拉了回来，并且以各具鲜明特色的个性化风格创作诗文，抒写情意，为唐初文坛吹进阵阵清风，为初唐的文风改革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密体文、宫体诗是用整体来取消个体，用外在指令（即为传统所认可的、个别“权威”文人们实践着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方法）来代替文人个人的主体创造性的话，那么，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文，则是诗人们产生于现实处境和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的外化。透过他们的诗文创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初时代精神的折光，而且是诗人们心路历程的投影。王勃、杨炯、卢照部、骆宾王以文辞齐名，当时即有“四杰”之称，后人称之为“初唐四杰”。“初唐四杰”以其大量的诗文创作，为扭转齐、梁、陈、隋的形式主义文风，开启一代新的文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这样评价王勃的诗文创作：
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以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僵。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辞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
站在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段话显然有些夸大其辞。“积年绮碎”，怎么可能“一朝清廓”!正如王勃在《帝京篇序》中所说：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卫。
众持则力尽，真长则伪销，自然之数也。
一代文风的振起，绝不是一个或几个文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四杰”只是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初唐骄体文、宫体诗风靡一时的文坛，奏响了与众不同的声音，对于“盛唐之音”的到来，有着单路篮缕之功。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初唐四杰”研究的冷落局面才逐渐有所好转。“四杰”的诗文集已相继得以整理爬杭，研究其生平事迹及文学活动的专著、论文也时有出版、发表，这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
以往对“初唐四杰”的研究，多是将其中一位作为考察对象，这固然必要且行之有效，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研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偏爱而过多地在评价中夹杂进个人的感情色彩。有的研究者为了抬高自己所研究的诗人的地位，不惜抵毁别的诗人；有的为了突出自己所研究的诗人的优长，用别的诗人的不足相比衬；有的则颇费心机，不惜笔墨地重新排列“四杰”的次序，等等。这些都难免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所以，这本小书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把“四杰”作为一个诗人群来进行综合考察和整体研究，反映他们在初唐文学革新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
第一章、“初唐四杰”所处的时代
隋末如火如茶的农民起义，敲响了数百年门阀士族统治的丧钟。李渊、李世民父子代隋立唐，把人们从长期的战争、分裂、混乱的恶梦中唤醒。惊魂甫定，人们欣喜地看到这个新建王朝在百废待兴中迅速崛起，并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新的秩序。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经过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向了光辉的顶峰。人们尽情地呼吸吐纳着大唐王朝的新鲜空气，并从中得到鼓舞。唐太宗以史为镜，善于纳谏，从善如流，惟才是举，赏罚分明已是史坛佳话，有口皆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如科举制度、对外开放政策等等，更为这个新建王朝平添了青春的活力。这种秩序井然而又处处弥漫着自由的空气，使得这个王朝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腾挪和驱遣。对内无穷的凝聚力和对外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国泰民安、四夷臣服。政治的开明使人们潜伏的理想、欲望得以复苏。而这种潜伏的理想、欲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又反过来在开明政治的光辉激发下得以发扬，得以对象化。“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便是最典型的概括。我以为，“贞观之治”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马克思语）的政治保障。“初唐四杰”作为下层文人的代表，正处于这种开明政治的光辉照耀下，他们一举冲决了此前宫廷诗人们狭窄的生活视野对人们思想的栓桔，而使文学“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闻一多全集》卷三）。不论是怀友赠别，还是边塞征戍，抑或是山水流连，都倾注了诗人热情的向往和执著的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都以其“本质力量”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得以对象化。
从较大的时限范围看，“四杰”生活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至武周长寿年间近七十年时间里。从唐太宗建立“文学馆”，重用“十八学士”时起，就表现出大唐王朝对文人和文学事业的重视。相沿成习，七十年间历经四朝皇帝，文人和文学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文人和文学地位的提高，是唐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四杰”的影响来说，时代的发展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节、选官制度从紊门垄断到寒士参与的变化
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是士族豪门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竭力推行和维护的一种落后的、反动的选官制度，它的选官特点是注重出身门第，轻视真才实学。门阀巨族子弟凭借祖宗资荫，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寒门士子却无法凭资取官参政。由于“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寒门士子为官从政的道路，加上当时社会不断的分裂动荡，濒繁的王朝更迭所导致的残酷的政治斗争，文人士子为了全身远祸而对仕途政治表现出消极的态度。这从客观上把普通的中小地主拒之于仕途之外，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隋代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取士之先河，但却因其统治者的腐败，使得这一制度在如火如茶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随着短命王朝的瓦解而寿终正寝而，这种不问出身门第、重视真才实学的选官制度，却为代隋立唐的李渊父子所继承。由于门阀观念的作祟，科举制在这一时期的实施仍然显得动劲不大，因科举而进身仕途者屈指可数。科举制真正的盛时是在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所谓“二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较之以前，考试的科目重心放到了以“文学”为主的进士科上，所谓“永徽己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即正指此。《唐会要》中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武后时代以“文学”取士的风气之盛。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寝以成风。（《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
这段话更明确地指出了“文章”在选官上的重要性。科举制的这一变化是和武则天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从下层寒士中培植依附自己的私人力量这一政治企图有着紧密联系。唐太宗时期，虽然出现了清明的“贞观之治”，选官制度也朝着有利于寒士阶层的方向迈进，但由于传统门阀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无法超越自己高贵血统的局限性，他在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向门阀观念进行猛烈冲击的同时，又时时流露出对自身出身豪门的沾沾自喜和对以门第取士的陈腐流俗的不自觉妥协。所以，科举制在太宗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寒士阶层进身仕途者仍寥寥无几，连官至宰相的李义府，起初也因“家代无名”（《旧唐书·李义府传》）而耽心不能参预朝政。据《隋唐嘉话》记载，李义府当初以文学才能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唐太宗即令李义府以“乌鸦”为题材写一首诗。李义府略加思索，即成《咏乌》诗一首：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李义府尽管表现的是一副奴颜脾膝、曲意逢迎的丑态，后人多觉得未免有些肉麻，但求贤若渴的唐太宗却看重他的才学，对李义府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就这样，出身寒门”供栖，方得官至宰相。但不能不承认，门阀观念对正在兴盛起来的科举制积极作用的限制使得许多像李义府一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寒族地主不能步入仕途，效忠朝廷。
武则天被立为后，乃至登上皇帝宝座，依仗的是唐高宗的大力支持和她本人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政治才能。她经受了来自各方面阻力的考验，其中一个很大的阻力便是她的出身门第。以李唐宗室为首的贵族官僚集团对她的竭力反对，促使她把目光转向贵族官僚集团在政治上的对立面—寒族地主。武则天的被立为后，无疑取得了团结寒族地主的政治优势，所以，陈寅烙先生认为“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挟点”，并指出：武矍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如果说唐太宗尚且不能超越自身的高贵血统而时有维护日趋式微的门阀制度的话，那么，唐太宗所修《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的现实处境，则使武则天对门阀制度的攻击不遗余力。她从消弱瓦解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开始，大肆杀伐李唐宗室，从寒族地主中多方物色人才，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进而走上权力之巅做着积极的准备。范文澜先生总结武则天选官的方法有五种：（一）自举，685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已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690年，令存抚使十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691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697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体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试，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702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中国通史》）
这种选官制度的确立，为出身寒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身仕途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特别是科举制的发展，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说唐高祖和太宗朝的科举制只是表明了这个新建王朝对人才选拔的一种意向的话，那么，武周朝的科举制，才真正把这种意向变化为坚定不移的方向。
选官制度从太宗朝到武周朝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下层文人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特别表现为仕途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四杰”活跃于高宗、武周朝选官等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时期，看来绝非偶然。
第二节、文人队伍从宫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
选官制度的变化在文人队伍的构成方面所起的变化，表现为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贵族文学向以“四杰”为首的下层社会文学的过渡。所以，文人队伍的构成的变化是选官制度变化的必然结果。太宗朝，文人均系宫廷贵族，著名的有“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勗。“文学馆”对外称“讨论坟籍，商略前载”（《旧唐书·褚亮传》），实际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深居宫廷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是他们难以在创作题材上有所突破的根本局限，也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缺乏充实刚健的气骨的根本原因。其他如欧阳询、李百药、杨师道等人，也都是随唐太宗由隋入唐的文人学士，同时也都是地位显赫的宫廷贵族。所以，太宗朝的文人队伍，实质上是唐太宗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政治依靠。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正在由文人蜕变为政客，由文人队伍走向官僚队伍。他们己经无法担当起时代赋予文学的重任。选官制度向着有利于寒族地主的变化，使得“四杰”能够从江山、市井、沙塞中崛起，发出时代的歌吟。于是，文学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寒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四杰”身上。闻一多先生所谓“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寒漠”，其实质是文人队伍构成的变化在文学题材领域变化的反映。
第三节、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倡导
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里说：“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白话文学史》十二章）关于唐太宗和文学、文人的故事，史书记载多不胜数，兹不赘述。武则天也是颇爱文学的君主，她不仅自己亲自创作诗歌作品，而且喜欢召集朝臣唱和。据刘谏的《隋唐嘉话》记载，有一次，武则天游龙门，让随从的官员们赋诗，先赋成者赐予锦袍。左史东方虫L的诗先写成，武则天便将锦袍赐予他。还未等东方虬坐稳，宋之问的诗也已写成。经过公开评议，大家公认宋之问的诗“文理兼美”，高出一筹。宋之问便毫不客气地从东方虬手上夺过锦袍穿在了自己身上。从这个“赐锦袍”的故事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文人的奖掖爱重。“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太宗、武后之爱好文学，有别于此前的各个朝代，她们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感召力和人格力量，在唐代文坛树起一坐巨型风向标，对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对包括“四杰”在内的初唐文人个体人格的建构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价值取向，影响甚大。唐太宗是推翻隋朝腐朽统治并能从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中以史为鉴的开明君主，他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守业的重要。所以从政权得失、皇柞永固的角度出发，反对文学系于淫乐提倡文学有益于政教，成为他对文学的必然要求。唐太宗的文学主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掸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恤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他在《帝京篇·序》里明确地提出“艺文”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教化。如果一味追求华丽的形式，放弃文章应劝诫世人的道义和责任，就会使人耽于淫乐，就会使国家危亡。为此，他反对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认为这些作品，“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贞观政要·文史》）
这样矫枉过正的文学主张，和梁简文帝之所谓“文章且须放荡”（梁简文集．诫当阳公大兴书》）的思想适成鲜明的对比。对文学政教意义的重视和强调，虽然在孔子时代己明确提出，而且唐太宗的论述明显表现出与孔子论述的直接渊源关系，但是，唐太宗的不同之处在于真正能从戎马控惚的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中文学与社稠存亡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从政教之用方面提出对文学的看法和要求。尽管这些看法和要求的极端化，使其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这对笼罩于齐梁文化氛围的初唐文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风。“四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中都基本贯彻了这一思想。骆宾王在《和道士《闺情诗》启》中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更为明确，他说：“弘兹雅奏，抑彼淫哇，澄五际之源救四始之弊固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也指出淫靡文风之危害：“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把为文之害提高到能亡国的程度，其思想显然与太宗皇帝的文学思想一脉相承。卢照邻在其《南阳公集序》里也有“作龟作镜，听歌曲而知亡；为龙为光，观礼容而识大”的句子，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文学思想。他更多地则是从陈礼乐、行教化方面，正面论述了这一文学思想。
唐太宗不仅提出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有益于政教之用的文学主张，并以其诗文的创作，实践着这些主张。但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及其在诗人创作情感与创作理智、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创新习惯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矛盾反映，表现出诗人内在气质的二律背反现象。所以，如果简单地把唐太宗的文学思想归结为反对形式主义提倡政教之用方面，那是不全面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唐太宗并未完全否定辞采华艳的绮靡文风，甚至在很多场合表现了对这种文风的青睐。这在他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据《唐诗纪事》记载，唐太宗曾创作了一首艳体诗，让大臣虞世南唱和。虞世南委婉地劝谏说，皇上的诗写得确实工整，但内容却不够“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我耽心的是这首诗一旦传播出去，天下文人争相仿效，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还是不唱和为好。
这本是虞世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地拒绝了皇上的诏令，没给皇上面子但唐太宗却能以他惯有的大度胸怀，不无自我解嘲地说，“我只是试试你罢了。”这段常为人征引的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形式主义文风退出初唐文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说明革除唐初形式主义的文风过程中，虞世南等贞观大臣们用拒绝创作形式主义诗文，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尽管这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后来唐太宗创作了一首“述古兴亡”的“雅正”诗，不由想起了虞世南，但此时虞世南己经去世。唐太宗十分感叹地说，钟子期己死，伯牙不复弹琴，我写这首诗又有谁来欣赏呢?于是，让大臣褚遂良在虞世南灵前焚烧了诗稿，算是用实际行动向虞世南承认了自己创作艳体诗的错误。从现存唐太宗的诗歌来看，内容虽少涉艳情，但仍多有陈隋遗风，辞藻还是颇为袜丽的。明代人王世贞在其《艺苑危言》中指出：“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差强人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余者不免花草点缀，可谓远逊汉武，近输曹公。”评价大抵是公允的。唐太宗的创作实践固然有不利于对形式主义文风革除的影响，但却应看到，这从客观上避免了后来的“四杰”、陈子昂等文学革新的先锋们对前朝文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使他们在改革中少走了弯路。
唐太宗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甚至有许多矛盾之处，但因他在政治上的善于纳谏，集思广益，所以，许多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思想只是偶有流露，并未造成广泛的消极影响。后来的改革先锋们也更多地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之下，继承了他的文学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而抛弃了其消极的、落后的一面。
总之，唐太宗一方面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文学的政教之用；另一方面又能遵循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前朝文学有益的成份。这是他的文学思想的主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皇帝的爱好和理论倡导，特别是一部分清新刚健的诗文的创作，必然有力地推动了文风的变革。但应看到，太宗皇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用粗暴的行政命令干预文学，他所倡导的理论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只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只代表一家之言，时人和后人均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加以取舍、扬弃。这和隋文帝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隋书·李愕传》）的行政干预形成鲜明对比。唐太宗对文学所持的这种态度，在以整体取消个体，以“模式”代替风格的初唐文坛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唐太宗、武则天都把文学才能和行政工作能力的兼备作为举贤任能的重要标准。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说：
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卢照邻集》卷六）
卢照邻之所谓“文章”与“材术”，就是李唐王朝正在形成的以文学才能与行政工作能力的兼备作为选贤任能标准的滥筋。卢照邻所说的“虞、李、岑、许”、“王、魏、来、褚”分别指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王硅、魏征、来济、褚亮八位大臣。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以文章著称。《旧唐书》本传称虞世南“笃志勤学……善属文”。称李百药“七岁解属文”。称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称许敬宗“幼善属文”等等。王硅、魏征、来济、褚亮四人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在朝中为官，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深得唐太宗器重。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虽然八个人各有偏重，能力大小各异，但都具备了“文章”和“材术”两方面的才能。另外，可资佐证的还有唐太宗“文学馆”里的“十八学士”。他们多有文才，但同时又有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十八学士”对外以文学见称，实际在宫廷斗争的政治风云中，运筹帷幄，为唐太宗登上皇帝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也许以延揽人才为名，为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组织起一个“智囊”机构，是唐太宗设立“文学馆”的真正用意，但这却在客观上使唐代的取人标准向着有利于文人地位的提高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方向改进。
武则天在登极之前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北门学士”以及后来对许敬宗的倚重、对上官婉儿的青睐，也明显地表现出她对文学才能和行政工作能力并重的用人方略。这发展至唐玄宗时，成为皇帝任用宰相的最理想的格局。
武则天的“北门学士”不论身份，起初多是记言的左史、记行的右史和著作郎之类的文章高手。这些人被特许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故称“北门学士”。知名的有刘伟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和卫敬业诸人。武则天从起初的参与朝政到后来的临朝称制，“北门学士”在制造舆论和密谋策划上是立下功劳的，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都被提拔为三、四品的高官。
选贤任能标准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文人、特别是下层文人价值观念的变化。除前引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一文透露出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选贤任能标准的积极响应之外，王勃也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对朝廷“锉耀之次”，以“诗赋为先”的做法深致不安。认为“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犊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以诗赋为先的结果“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逞于下列。”表明诗人对朝廷举任贤能的具体做法上过分强调文学才能而忽视了真才实学—行政工作能力—这一偏颇的公正态度，表现了诗人思想与时代的同步协调。骆宾王的（自叙状》一文，也论述了举贤任能应以道德修养、行政工作能力为先的道理，对“舍真签而择士，沿虚谈以取材”的取人标准提出批评。当然，王勃、骆宾王的文章论述，重在强调行政工作能力。尽管他们在行文中为了突出其论点而只字未提对文学才能的具体要求，但我们却可于其他诗文中肯定文学才能的论述，证明他们对行政工作能力的强调，也是以对文学才能充分肯定为前提的。
总之，“四杰”所处是一个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影响他们的诗文创作的时代因素还有许多方面，而这些时代特点无不在他们的诗文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第二章、才高位下的命运：“初唐四杰”小传
第一节、王勃
公元650年，也就是唐高宗即皇帝位的永徽元年，王勃（字子安）降生于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王勃的父亲王福畴是隋末大儒王通的长子。从王勃起上溯八世，均有著述行于世。这样的家庭出身，对王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王勃上有兄王励、王勔、王勃，下有弟王助、王勋、王韵、王劝。兄弟8人多有文才，深得父亲王福峙的喜爱。《旧唐书·王勃传》称“勃六岁解作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耐、勃，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株树也’”。王助、王劫也以文章著称于当时。连王勃最小的弟弟王劝也不甘示弱颇有文采，王福峙曾在当时的名儒韩思彦面前大加赞赏，韩思彦不无调侃地说：“武子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耶?”但在看到王助的文章后，韩思彦感叹地说：“生子若是，可夸也。”
和兄弟们一样，王勃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天资聪颖，王勃6岁就能写出很像样的文章。9岁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勃读书不是跟着别人“跑马”，而是带着问题去读，去思考，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读《汉书注》，王勃竟能撰写《指暇》十卷，指出颜师古注释的失误。可惜因为年代久远，《指暇》十卷没有流传下来。
王勃天资过人，加上勤奋好学，10岁的时候，就己熟读了乐、春秋六经。公元660年，也就是王勃11岁那年，在长安遇到名医曹元。在王勃再三恳求下，曹元收王勃为徒，传授《周易章句》和《黄帝素问》、《难经》。王勃学医的初衷是尽人子孝道。他在《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写道：勃养于慈父之手，每承过庭之训，日：人子不知古人以为不孝。因窃求良师，阴访其道。
由于王勃的文学声名太大，所以掩没了他在医学方面的光仅以其师从名医曹元，修《周易章句》和《黄帝素问）、《难达巧个月之久的经历来说，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医生王勃的主业仍在文学方面。他对当时文坛盛行“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上官体”诗风非常不满，奋起反对，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薛元超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大他十多岁的著名诗人卢照邻的积极响应由此声名大振。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谓“年十有四，时誉斯归”，指的就是这件事。
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王勃在长安告别恩师曹元，决定南下赴江南省亲。省亲路经洪州时，己是农历九月九日，王勃应邀参加了南昌都督阎公的滕王阁宴，即席写下了千古流芳的美文《滕王阁序》：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转，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菜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滕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骆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亮堵，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阔，俯雕蔓。山原旷其盈视，川泽吁其骇瞩。间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雾，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遥襟俯畅，逸兴遗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难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搏；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娣盼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怀帝阁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外；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徐报国之情，阮籍猖狂效穷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替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相传，为滕王阁作序，本是南昌都督阎公为了让他的女婿孟子璋显露文才而特意安排的一项活动。当时阎公只是礼节性地让各位宾客作序，别人都一一推让，说不敢当，惟有王勃当仁不让。阎公面露不悦，拂袖而去。但他还是让手下人看王勃是怎么写的，随时向他禀报。第一次报的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听后不屑地笑道：“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己。”第二次报的是“星分翼轮，地接衡庐”两句，阎公沉吟不语。当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肃然起敬，对旁边的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天才，这篇序文一定会流芳百世而不朽。”于是转怒为喜，邀王勃共进宴席，极欢而罢。王勃的文名由此更为远播。
名气大了，请托的人也就多了。传说王勃有个习惯，在别人请他作碑、颂之类的文章时，他先是磨好墨，然后蒙被而卧，少顷一跃而起，操纸挥翰，文不加点，时人谓为“腹稿”。意即是说，在动笔前先在心里完成构思，打好文章草稿。后人评价王勃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英思壮采，如泉源之涌”等等，大约与王勃打好“腹稿”后一气呵成的为文习惯，也有一定关系。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年轻王勃的志向却并不在此。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建功立业。664年，年仅15岁的王勃便以司列太常伯检校沛王府长史刘祥道为右相巡行关内的机会，上书陈事：
伏见辽阳未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昔明王之制国也，自近而及远，先仁而后罚效存拘名则功浅禹截九州，不叙流沙之境。岂才不及而智有遗哉?将以辨离方，而存正功也。虽至人无外，甲兵曜天子之威；王事有征，金鼓发将军之气。而长城在界，秦汉所以失全昌；臣海横流，天地所以限殊俗。辟土数千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惊烽走传骇秦洛之毗，飞当挽粟，竭淮海之费。于是乘奸放命出绳超以生威因公挟私者入间阎而竞法。虽一物失所，泰阶延吁食之忧；而百战方雄，中国鲜终年之乐。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征税屈于东西，威信赛于表里。语曰：“胜之不武，不胜为辱。”天下之责，四面至矣。诚可上荐忠言，决人事于去就，合天情于终始。遂令回魔转檄，背青丘而鹜；列障分亭，巡苍波而守。齐侯以力，方城为楚国之辞；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险。（《上刘右相书》）
对朝廷不以仁德治国，穷兵默武，劳民伤财，大肆发动拓边战争而用兵高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接着，王勃还提出了整顿吏治、重农抑商、精选人才等主张，认识深刻，切中时弊，所以，刘祥道在看到书信后，非常惊异，以宰相之尊赞王勃为“神童”，并向朝廷予以表荐。
在王勃初入仕途过程中，除刘祥道的大力表荐之外，李常伯、皇甫常伯、明员外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666年，王勃应幽素举，对台策，及第，拜为朝散郎。“幽素”是唐代制举考试的一个科目。制举对策及第，在唐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王勃虽然只被授予了一个有阶无职的文散官，但却因为是应制举考试获得的而声名远扬。沛王李贤久闻王勃文名，召王勃为沛王府修撰，爱重有加。
在沛王府，王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只能在歌咏皇家气象、帝居风光的赋、颂之类文章里驰骋文学才情了。这一时期，他写有《宸游东岳颂）（今不传）、《乾元殿颂》、《九成宫颂》、《拜南郊颂》、《七夕颂》等。此外，他还“奉教”撰《平台秘略》十篇及《平台秘略论》）、《平台秘略赞》各十首，依次为孝行、贞修、艺文、忠武、善政、尊师、褒客、幼俊、规讽、慎终。所谓“平台”，本是汉梁孝王宫邸所在地，王勃此处借指藩王。“平台秘略”即指王子的处世方略。
关于王勃写作《平台秘略》及其《论》、《赞》的有关背景，张志烈先生在其《初唐四杰年谱》里有一段论述：
唐代，诸王之争权夺位、骄奢淫佚，成为一大政治问题。太宗、高宗都是在兄弟的互相杀戮中走上王位的。太宗朝有太子承乾谋反、齐王枯谋反、汉王元昌参予谋反、魏王泰阴谋夺位事，高宗朝有高阳公主、房遗爱谋反事，其他如“江、滕、虢、薛”之骄徒荒淫，更是不胜枚举。魏微就曾主编《诸王善恶录》，并在《诸王善恶录序》中对此有所分析：“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猎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很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典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限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踏奸究之迷途，煌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同之勋庸，淮南东河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重为明戒，可不惜乎!”王勃此书，大约受魏征启发，其《秘略》当是将前代藩王行事之优劣是非，汇编成集，加以论赞，以明鉴戒之意。其《孝行》一篇论云：“昔之列桐圭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于孝思可称，仁风茂著，存乎细碟，十一而已。岂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膏育积乎骄慢，情奔沦乎嗜欲。呜呼!有国有家者，可不诫乎!”这显然与魏微之论一脉相承，对当时王族的骄奢腐化及其根源，表现了深刻的认识，提出严重的警告。
正因为如此，高宗一仍太宗之旧，对诸王府中的官员选拔十分严格，在供职时间上明确有不得过“四考”的要求，目的在于防止制造事端，图谋不轨，成为不安定因素。王勃起先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惜尽职守地履行好沛王侍读兼撰修的职责，也十分注意处理好和王室成员及同僚之间的关系。比如，他有两篇《上武侍极启》，便是干渴王室成员之作。武侍极本是韩国夫人的儿子、武则天的外甥。原来，唐高宗对韩国夫人之死甚为悲拗，对其女儿魏国夫人贺兰氏恩宠有加，这使武则天妒火中烧。在乾丰元年（666年）封禅以后，武则天设计除掉了这位年轻貌美的外甥女。唐高宗在伤感之余，做出了命韩国夫人之子、魏国夫人之兄贺兰敏之奉武士A祀的决定，也算对武则天良心上的安慰。
就在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摧为左侍极之后，王勃便先后两次投《上武侍极启》，从第二次启文透露的信息来看，贺兰敏之对王勃是颇为器重的，当然，王勃对贺兰敏之的器重则是受宠若惊的。
在沛王府任职期间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王勃和杨炯的交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共同的性格特点，把两位19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促膝相谈，乐不可支。在杨炯的盛情邀请下，王勃前往杨炯华阴老家小住了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两人暂时忘却了都市生活的喧嚣和王府生活的烦恼，极目骋望，纵情诗酒，好不快活。从王勃现存的《山亭兴序》、《秋日饯别序》、《山亭思友人序》等文章和杨炯的《王勃集序》来看，王勃、杨炯的私人交情是非常深的。在《山亭兴序》、《山亭思友人序》中，王勃盛赞杨炯的文章、为人杨炯为“神交”。
按常理来说，进入沛王府为王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提供了平步青云的阶梯，只要循规蹈矩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写些歌咏类的赋、颂文章，王勃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是机会多多的。但年轻而才高气盛的诗人却偏偏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总章二年（669年），王子之间的一场无聊游戏把王勃从仕途上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年三月的一天，阳光明媚，正是每年“斗鸡”的好时节。沛王李贤和弟弟周王李显相约斗鸡，两个王府的官员们自然都要前来观看，呐喊助威，相当于当今赛场的“啦啦队”。王勃一时手痒，文兴大发，写了一篇为沛王鸡助威讨伐英王（即周王）鸡的《檄英王鸡文》。本来这只是对一场游戏的“游戏”文字，如同当今“戏说”、“大话”之类的影视文学作品，大可不必坐实。但高宗皇帝看到这篇文章后，竟然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唯恐皇子不睦的挑拨离间行为，当日便将王勃斥出沛王府。这对于王勃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诗人无法在长安继续呆下去。这年五月二十六日，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诗人很不情愿地离开长安，前往四川。路途所经之处，王勃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比如经过始平（即今陕西兴平市）时作《始平晚息》；经过扶风（即今陕西扶风县）时作《扶风昼届离京浸远》；经过长柳（即今陕西勉县长柳村）时作《长柳》诗；经过普安（即今四川省剑阁县）时作《普安建阴题壁》，等等。从这些诗歌作品来看，诗人离开长安是迫不得已的，他对长安仍然满怀深情：
观阀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始平晚息》）
帝里金茎去，扶风石柱来。山川殊未已，行路方悠哉。（《扶风昼届离京浸远》）
晨征犯烟瞪，夕憩在云关。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郊童樵唱返，津史钓歌还。客行无与晤，赖此释愁颜。（《长柳》）
江汉深无极，梁崛不可攀。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还。（《普安建阴题壁》）
旅居四川期间，王勃与“初唐四杰”中的另一位大诗人卢照邻相会于玄武（即今四川省中江县）。九月九日重阳节是登高望远的节日，卢照邻前来拜访王勃，并邀王勃、邵大震同游玄武山赋诗。王勃诗云：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卢照邻诗云：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邵大震诗云：
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寒雁一向南飞远，游人几度菊花丛。（《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当然，同游玄武山的还有成都一带的地方官员。尽管王勃经历了被当今皇上“怒斥出府”的遭遇，但他的诗文早已饮誉全国。“檄英王鸡”事件更为这位久负盛名的的诗坛“神童”平添了无穷魅力。因此，王勃四川之行所到之处，地方官员争相邀请，于酒酣耳热之际恳请惠留“墨宝”者不在少数。比如在绵州（即今四川省绵阳市），王勃写有《仲氏宅宴序》、《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升华序》等文章，可见与绵州的地方官员有过交往。在玄武期间，王勃应县令虞洽之请，写有《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在飞乌县（即今四川省中江县仓山镇），应县令独孤俭之请，写有《梓州飞乌县白鹤寺碑》。其他还有（梓州通泉县惠普寺碑》、《梓州邦县兜率寺浮图碑》、《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并序》、《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等等，都是应求之作。
在这一时期，王勃最为时人称道的作品是《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即《益州夫子庙碑》）。洋洋洒洒数千言，盛赞孔子的丰功伟绩：
帝天乙之灵苗，宋微子之洪绪。自玄禽翦夏，浮宝玉于南巢；白马朝周，载放旗于北面。五迁神器，珠磺高列帝之荣；三命雄图，钟鼎冠承家之礼。商丘诞睿，下属于防山；泅水载灵，遥驰于坟上。礼乐由其委输，人仪所以来苏，排祸乱而构乾元，扫荒屯而树真宰，圣人之大业也。若乃承百王之玉运，总千圣之殊姿，人灵昭有作之期，岳读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微象纬于天经；虎踞龙蹲，集风云于地纪。亦犹三阶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宫；八柱衡霄，群岭辨中黄之宅，圣人之至象也。若乃顺时而动，用晦而明，纤圣哲于常师，混波流于下问。太阳亭午，妆嚼火于丹衡；沧浪浮天，控涓渗于翠诸。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气之书；东海抠衣，郑子叙青云之袂。接舆非圣，询去就于狂歌；童子何知，屈炎凉于诡问，圣人之降迹也。若乃参神换训，录道和倪，唇太白于中都，绊乘黄于下邑。湛无为之迹，而众务同并；驰不言之化，而群方取则。虽复霓放羽饰，齐人张夹谷之威；八倩三雍，桓氏逼公宫之制。泊乎历阶而进，宣武备而斩徘优；推义而行，肃刑书而诛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争归旧好之田；三家变色，愿执陪臣之礼，圣人之成务也。若乃乘机动用，历聘栖追，神经幽显。志大宇宙。东西南北，推心于暴乱之朝；恭俭温良，授手于危亡之国。道之将行也，命；道之将亡也，命。归齐去鲁，发浩叹于衰周，厄宋围陈，奏悲歌于下蔡，圣人之救时也。若乃筐筐六艺，笙簧五典，拆旋沫泅之间，探啧唐虞之际。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门人，奉洪规而入室。从周定礼，宪章知损益之源；反鲁裁诗，雅颂得弦歌之首。备物而存道，下学而上达，援神叙教，降赤制于南宫，运斗陈经，动玄符于北洛，圣人之立教也。若乃观象设教，……圣人之赞《易》也。若乃灵襟不测，……圣人之观化也。时义远矣……圣人之应化也。自四教远而微言绝……圣人之遗风也……
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
远游江汉，登降氓峨，观精气之会昌，玩灵奇之肹蚃。考文章之迹，征造化之程。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所制《九陇县孔子庙堂碑文》，宏伟绝人，稀代为宝，正平之作，不能夺也。
在九陇县（今四川彭县），王勃与县令山西老乡柳太易过从甚密。能把写孔子庙堂碑文这么严肃而重大的任务交给王勃，一方面说明柳太易对王勃的推崇，另一方面说明两人交情之深。从王勃所作《秋晚什郁西池宴九陇柳明府序》来看，王勃大约是在什郁县（今四川什郁县）逗留期间和柳太易相见的。序文中有“柳明府籍同章之暇景，访道邻郊”一句，说明柳太易是专程从邻近的九陇县赶来拜会王勃的。在九陇县，王勃创作了著名的《春思赋》，表达了对京都长安的怀念和向往。在赋前序文中，作者感慨万千：
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岁序，殷忧明时，坎壈圣代。九陇县令，河东柳太易，英达君子也，仆从游焉。高谈胸怀，颇泄愤懑。于时春也，风光依然，古人云：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不其悲乎!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察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则知春之所及远矣，春之所感深矣。此仆所以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也。
赋文中则直写帝乡春天，表达了对拜权封相、富贵功名的热切向往和追求。只希望“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珠轩临上春，朝升玉署调天纪，夕憩金闺奉帝纶”，走上“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正道。
从此以后，王勃对长安的思念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创作诗歌有《临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及《山中》等。
泛泛东流水，飞飞北上尘。归骖将别掉，俱是倦游人。（《临江》其一）
表达了对长期客居巴蜀，远离朝庭生活的厌倦之情。去骆嘶别路，归掉隐寒洲。江皋木叶下，应想故城秋。（《临江》其二）
满目秋色，触景生情，对长安“故城”的思念更为浓烈。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江亭夜月送别》其一）
汇入长江的巴南之水涛涛东流，高山飘荡着塞北的流云。渡口边的离亭在秋夜皓月的映照下，越发冷寂。朋友即将离去，我却滞留巴蜀。黯然销魂，惟别而己。诗人不觉潜然泪下。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江亭夜月送别》其二）
玉石台阶在烟雾的笼罩下愈加凄凉，江亭南端在秋夜月光的照耀下愈加静谧。朋友已乘舟远去，离亭在万籁俱寂中隐去。江水流去，山风吹来，寒意不禁袭上心头。长江悲已滞，万里急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
用长江之悲滞、晚秋之高风、满山之飞叶，极尽渲染之能事，诗人思归之情可以想见。
经过很短时间的徘徊，王勃决计回长安。离别之前，有朋友何小府、韩发曹等人饯别，王勃写下了寓居巴蜀期间的最后一篇文字《绵州北亭群公宴序》，挥手告别了生活两年的四川。
从现存《晚届凤州》、《散关晨度》两首诗来看，王勃此次回长安，满怀喜悦，情绪高昂。在《晚届凤州》中写道：宝鸡辞旧役，仙凤历遗墟。去此近城阀，青山明月初。凤州，即今陕西宝鸡的凤县。经过长途跋涉，王勃于晚间到达凤州。屈指算来，离京城长安己经不远了，虽然旅途劳累，但诗人内心的喜悦都溢于言表，移情于物，山也青了，月也明了。
大约到晚秋时节，王勃终于到达长安。稍事休整，王勃即为朝廷的吏部锉选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由于有前年的“檄英王鸡”事件，所以，王勃必须向地方官申明事由，得到地方官的荐举，才算过了第一关。王勃向绛州上官司马上书，希望得到推荐。在这封书信中，王勃发表了一通对时、才、命的看法：至若时非我与，雄略顿于穷途；道不吾行，高材屈于卑势。孔宣父之英达，位未列于陪臣；管公明之杰秀，名仅终于郡属。有时无主，贾生献流涕之书；有志无时，孟柯养浩然之气，则亦有焉。岂非妙造无端，盛衰止乎其域；神期有待，动静牵乎所遇。（《上绛州上官司马书》）
仕途坎坷的遭际，才高位下的处境，使王勃终于走向成熟。但他坚信“命”可以改变，否则就不会写长信给上官司马了。这段话的潜台词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我己有“才”，有目共睹；二是朝廷栓选，我才堪用（“时”）：三是“命”将如何，关键在您。“承达人一顾之荣，辱公车再辟之礼”。
经过上官司马和吏部明员外的荐举，王勃终于被纳入主持朝廷典选的吏部侍郎李敬玄和裴行俭的视野。但是，根据史书记载，李敬玄对包括王勃在内的“初唐四杰”颇为欣赏，盛为延誉，而裴行俭却不以为然。
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勤与苏味道，谓人日：“二子亦当掌铃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王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日：“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旧唐书·王勃传》）
给主持典选的朝廷命官留下“浮躁浅露”的印象，是王勃始料未及的。大约在这一时期，王勃写了《上吏部裴侍郎启》，表达了裴行俭相同的观点。最终的参选结果是，王勃被补授以虢州参军之职。据杨炯《王勃集序》记载：“（王勃）友人陆季友时为虢州司法，盛称弘农药物，乃求补虢州参军。”虢州时属河南道，治所弘农，即今河南省灵宝县。唐人参选拟授官职之有征求本人意见这一程序。王勃生来体质较弱，加上两年来在蜀颠沛流离，生活没有规律，身体更加羸弱。所以，当朝廷征求他意向时，正好在河南任虢州司法的朋友陆季友告诉他弘农多草药，对他疗养身体有好处，他就毫不犹豫地要求做虢州参军；另外，王勃被补授官职之时，唐高宗居住在东都洛阳心追求功业的王勃大约有在那里跌倒，再从那里爬起来的想所以选择做彼州参军，以便接近高宗皇帝，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博取皇帝的欢心，从而消弥因檄英王鸡文在皇帝心里投下的阴影。
在赴彼州上任之前，王勃的父亲王福峙为太常博士，其兄王励、其弟王劫等都在长安。这年，王勃的弟弟王劫被选为太学生，这对王家来说又是一大喜事。所以，王勃郑重其事地写了一篇《送劫赴太学序》，目的在于勉励弟弟继承家统、弘扬祖德。和在此前后写的《悼被我系》所表达的位屈言传的著述传统一脉相承。
在虢州参军任上，王勃果然获得了皇帝青睐的机会。唐高宗似乎己经忘记了两年多以前沛王府发生的檄英王鸡事件在他心中留下的不快，但他却永远记得天才文学家的名字—王勃。王勃在虢州参军任上不久，唐高宗建成灵光寺，命王勃撰写了《释迎如来成道记》一文。
看来这篇文章并没有使王勃从唐高宗那里得到什么回报，他仍然做他的虢州参军。由于才高八斗，少负盛名，所以所到之处，王勃总能受到周围人的敬重，久而久之，难免滋长骄傲情绪。在貌州参军任上，长期相处的同事们对王勃的评价比较糟糕，认为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所以，王勃和同事们的关系比较紧张。
木秀于林，行高于众，本来就容易召致摧毁，王勃的遭际其实是许许多多才高位下者的共同遭际，“四杰”中的其他三人也都有类似的遭际。正因为这样，王勃和同僚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外界交往者则多是慕其名而求取文章的。虢州弘农是当时大诗人宋之问的家乡，所以，在宋之问的邀请下，王勃曾作客于宋氏官邸。宋之问的为人，在文学界也是颇有微词的。相传他的外甥刘希夷创作好《代悲白头吟》一诗拿来让他修改，当他看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时，不禁击节称赞，称赞过后却要将这两句诗据为已有。为了不走漏风声，宋之问竟将自己‘的亲外甥用土袋压死。不管这个传说信实与否，都说明宋之问的名声在当时并不好。王勃在同事中的口碑不好，大约也与他不注意外界交往有关。
咸亨四年（673年）冬，有位名叫曹达的官奴犯罪。遇到这种情况，别人避之犹恐不及，王勃却大发恻隐之心，悄悄将罪犯藏了起来。在历代刑律中，窝藏罪犯都是要受到重罚的。但总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知法犯法，并因此而成名。最著名的当数A阳周氏和鲁朱家藏匿季布的故事。按照汉高祖的刑律，敢有藏匿季布者，罪及三族。濮阳周氏把季布打扮成家奴，卖给鲁朱家。朱家明知季布是朝廷揖拿的要犯，却把他买了下来。后来通过汝阴侯的关系，做通了汉高祖的思想工作，才使得汉高祖赦免并重用了季布。但季布毕竟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而王勃藏匿的只是一个普遍的官奴而已。所以，王勃越想越害怕，事情一旦败露，不但自己有杀身之祸，还会使家人受株连。在这种情况下，王勃在自己人生的棋局上，错上加错地走了一步“臭棋”，他为了防止藏匿犯罪的事情泄露，干脆杀死了罪犯。
事情泄露后，王勃被拘审，判处死刑。不久，又遇皇帝大赦，王勃被免死刑，释放出狱。
王勃这次犯事，是他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先前那种少年式的轻狂没有了，对仕途经济也心灰意冷。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说：“长卿坐废于时，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
其实，王勃在狱中就为其祖父王通的《续书》一百二十篇作序，表明自己不辱先祖、“修身慎行”、“前人之不继是惧”的撰著态度。
王勃的父亲王福畤因为王勃杀人坐狱而由雍州司功参军被贬到交州交趾县（在今越南河内）任县令，王勃因此而十分内疚，忐忑不安。为表明心迹，王勃向父亲呈上一部旨在论析县令为政之道的《百里昌言》书一部，并作《上百里昌言书》（百勃言乡人奉五月一日诲子弟，各陈百里之术，宣于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惊。勃闻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无用之臣，慈父不能爱无用之子，何则?以其无益于国，而累于家也。呜呼!如勃尚何言哉。辱亲可谓深矣，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复何面目以谈天下之事哉?所以迟回忍耻而已者，徒以虚死不如立节，苟损不如成名，悔过倪存于已，为仁不假于物，是以孟明不屑三奔之消，而罢匡秦之心；冯异不羞一败之失，而摧辅汉之气。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怀既往而不咎，指将来而骏奔，割万恨于生涯，进一赘于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然勃尝闻之，大《易》日：“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顺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终泰；忠臣不以困穷而丧志，故穷而必亨。今交趾虽远珠者尝用之矣。《书》不云乎?“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不胜愤激之室。谨上《百里昌言》一部，列为十八篇分为上下卷。庶竭私款，少裨公政。追思罪庆，若投冰谷。谨奉言疏不备，勃再拜。
这年秋冬，王勃先后在长安和龙门老家为自己远赴下官诗书拓落，羽翮摧颓。朝廷无立锥之处，园有括囊之所。山中事业，暂到渔樵；天下棲迟，留城阀。忽逢萍水，对云雨以无聊；倍切穷途，抚形骸而何托!
第二年春，王勃开始了艰难的南下省亲之路。在长达近一年时间的跋涉途中，王勃留下了大量的序、赋、祭文等，从现存的文章来看，这一时期王勃虽然不时流露出悲哀的情绪，但意志并没有消沉。悲哀，缘自残酷的现实处境；不消沉，则缘自诗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最著名的作品当推《采莲赋》：
非登高可以赋者，唯采莲而已矣。况洞庭兮紫波，复潇湘兮绿水，或暑雨兮朝雾，乍凉风兮暮起。黛质咐，烟周五湖，红葩绛花，电栋千里，尤见重于幽信作谣于君子。尔其珍族广茂，淑类传鲜，藻河渭之空曲，被沮漳之沦连。烛澄湾而烂烂，亘修涨之田田，岂直水区泽国，江漘海堧，是以吴娃越艳，郑秦妍，感灵翘于上节，悦瑞色于中年。锦帆映浦衣塞川，飞木兰之画揖，驾芙蓉之绮船。问子何去?潭采莲。已矣哉!诚不知其所以。然赏由物召，兴情迁，故其游泳一致，悲欣万绪。至若金室丽妃，宫佚女，伤凤台之寂寞，厌莺肩之冰处，侍饮南津，陪欢北渚，凡矶岸之纤直，觌旌旄之低举。上苑神池，汾之羽仪。箫鼓发兮龙文动，鳞羽喧兮鹢首移，妆而丽服，各分鹜而并驰。蘋萦桨碍，符触船危，云霞之活荡，望林泉之蔽亏。川涣涣兮菌苔积，水湛湛兮鞭集披。惜岁时兮易暮，伤君王兮未知。折纷房与湘药，揽红葩及碧枝，回绢裙兮窃独欢，步罗袜兮私自奇，莫不惊香悼色，畏别伤离。复有诸宫年少，期门公子，翠发蛾眉，赦唇皓齿，传粉兰台之上，偷香椒房之里。亦复衔恩激誓，佩宠缄愁，承好赐之珍席，奉嬉宴之彩旅。绣栋矄兮翠羽帐，瑶塘曙兮青翰舟。攀条拾蕊，沿波溯流，池心宽而藻薄，浦口窄而萍稠，和挠姬之卫吹，接榜女之齐讴。去复去兮水色夕，采复采兮荷华秋。愿承欢而卒岁，长接席而寡仇。于时蓟北无事，关西始乐，雾静江垠，氛恬海漠。寝怪气于沉湘，照荣光于河洛。殊方异类，舞咏相错。王公卿士，歌吹并作。则有侯家琐第，戚里芳园，穿池灞岸之曲，蓄水河阳之源，堤防谷口，岛屿轘辕。嘉木毕植，灵草具繁，沉桂北之丹藕，耀荆南之紫根，郁萎萎而雾合，案哗哗而霞翻。泊乎气彻都鄙，景萃川陆，麦雨微凉，梅飘浅懊，命妖侣于石城，啸娱朋于金谷。乃使绿珠捧掉，青琴理舳。樽芳醪，藉珍，泛玉潭之弥漫，绕金渠之隈隩。石近水而苔浓，岸边山而树复，排黄末而争远，托芦间而竟逐。赴泪凌波，飞桂振罗，风低绿干，水溅黄螺。上客喧兮乐未已，美人醉兮颜将酩!畏莲色之如脸，愿衣香而胜荷。徘徊郑调，凄伦燕歌。念穷欢于水淡，誓毕赏于川阿。结汉女，邀湘娥。北溪蕊尚密，南汀花更多。恨光景兮不住，指芳馨兮谓何。若乃南鄢义妻，东吴信妇，结璃整佩，承筐奉帚。忽君子兮有行，复良人兮远征。南讨九真百越，北戍鸡田雁城，念去魂骇，相视骨惊。临春堵兮一送，见秋潭之四平。与子之别，烟波望绝，念子之寒，江山路难。水淡淡兮莲叶紫，网飒飒兮荷花丹。剪瑶带而犹恨，折琼英而不欢。既而绿隈逗浦，返拽归槽，眷芳草兮已残，忆离居兮方苦。延素颈于极涨，攘皓腕于神浒，惜佳期兮末由，徒增思兮何补。又若倡姬荡腾，命侣招群，淇上洛表，湘皋汝坟。
望洲草兮翡翠色，动浦水兮骊龙文。愿解佩以邀子，思裹裳而从君。悲时暮，愁日曛。鸣环铡兮响窃窕，艳珠翠兮光缤纷。怜曙野之绛气，爱晴天之碧云。掉巡汀而柳拂，船向诸而菱分。掇翠茎以臀景，笼朱尊以为裙。挺揖凌乱，云流雨散。鸣榔络绎，雾罢烟释，状飞虬之蜿蜿，若惊鸿之奕奕。艇怯奔潮，篙憎浅石，丝着手而偏绕，刺牵衣而屡襄。乃有贵子王孙，乘闲纵观。何平叔之符彩，潘安仁之藻翰。税龙马于金堤，命泉舟于石岸。锦缆翻洒，银措照烂，日侧光沉，风惊浪深。盼北诸之新赠，姿东溪之密寻。鸳鸯绣彩之文履，玳瑁琼华之宝琴。扣舷击榜，吴锨越吟。漆与消兮叶覆水，举证与税龙马金堤，命泉舟于石岸。锦缆翻洒，银措照烂，日侧光沉，风惊浪深。盼北诸之新赠，姿东溪之密寻。鸳鸯绣彩之文履，玳瑁琼华之宝琴。扣舷击榜，吴放越吟。漆与清兮叶覆水，淮与济兮花冒泽。值明月之夕出，逢丹霞之夜临，茱英歌兮转妾思，芍药曲兮伤人心。伊采莲之贱事，信忘情之盖寡，虽兆迹于水乡，遂风行于天下。感极哀乐，声参郑雅。是以缅察谷底，穷览地维，北尽丰镐涝淆，南究江沱越沂，莫不侯期应节，沿涛泛湄，薄言采之，兴言服之。发文肩之严什，动幽幌之情诗。使人结眷，令人想思。宜其色震百草，香夺九芝，栖碧羽之神雀，负青舰之宝龟。紫秩流记，丹经秘词，岂徒加绣柱之光彩，哗文井之华滋。已哉!向使时无其族，代乏厥类，独秀上清之境，不生中国之地，学鸯凤而时来与鹅鹅而间至，必能使众瑞彩没，群贶色沮，汤武斋，伊皋延伫。岂傅夫秦童赵仆，倡姬艳女，押而玩，撷而采之乎?时有东鄙幽人，西园旧客，常陪帝子之舆，经在天地之籍。咏绿竹于风晓，赋朱华于月夕。暑往寒来，忽矣悠哉!蓬飘梗逝，天涯海际还邓之寥廓，同适越之淫滞，萧索穷途，飘颻一隅。昔闻七泽，今遇五湖，听菱歌兮几曲，视莲房兮几株!非邺地之宴语，异唯苑之欢娱。况复殊方别域，重流复嶂，虞翻则故乡寥落，许靖则生涯惆怅，感芳草之及时，惧修一名之或丧。誓将划迹颖上，栖影渭阳，枕箕岫之孤石，泛播溪之小塘。餐素实兮吸绛芳，荷为衣兮黄为裳，永洁已于丘壑，长寄心于君王。且为歌日：荣华息，功名恻，奇秀兮异植，红光兮碧色。禀天地之淑丽，承雨露之沽饰。莲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时，何当婀娜花实移，为君含香藻凤池。
这篇长赋，《旧唐书·王勃传》评价“其辞甚美”。全篇通过写宫女、思妇、倡姬、荡腾各色人等的采莲之态，抒发了自己才必有用，用必有时的乐观情怀。
在交趾，王勃和父亲同住了七、八个月之久，上元三年（676年）8月，27岁的王勃结束了在交趾的省亲，取道南海，乘船北上。是回长安，还是回老家龙门?是总结仕途经验教训，求取一官半职，还是弘扬祖德，潜心著述?王勃为世人留下了不解的谜。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勃省亲归来，是踌瞒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
然而，王勃再也没有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他永远地投入了南海的怀抱，只把美丽的诗文留在了人间。
第二节、杨炯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也就是王勃出生的那一年，杨炯诞生于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杨炯自幼聪明灵敏，在严父慈母的悉心教育下，勤奋好学，读书广博。七、八岁就能写出很好的诗歌、文章。显庆四年（659年），杨炯10岁，应神童举，及第，待制弘文馆。弘文馆属于门下省，是在国子监六学之外的一个特殊的“著撰文史，鸿聚学徒”的场所，每年召收的学徒人数很少，所以杨炯应举及第在待制弘文馆之初，少年杨炯对京城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弘文馆优越的学习条件，也使他能够博览群书。遇到学习上的困难可以请教最优秀的老师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是杨炯在学业上进步很快的重要原因。
然而，杨炯毕竟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社会缺乏深刻的认识，加上他少年得志，待制弘文馆，缺少激发创作冲动的外围环境，这就使得他早期的诗文创作数量少，而且多有闭门造车之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炯更加勤奋读书、钻研，为以后的诗文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读书时间一长，腰酸、臂累、眼涩、颈痛，浑身感觉不舒服，但又不忍释卷，怎么办?杨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明自制了一副“卧读书架”，类似于今天的躺椅。旁边有放书的支架，类似于今天琴师用的乐谱架，可以自由翻展书籍。在“卧读书架”上读书，可以“不劳于手，无费与目，展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股因兹而罢刺，膺由是而无伏。”（《卧读书架赋》）读书简直成了一种享受。
读书有余暇，杨炯也和文朋诗友们联系交往，共赏奇文，同析疑义。总章元年（668年），杨炯19岁。其时王勃供职于沛王府，卢照邻奉使长安，骆宾王在东台详正学士任上，京城文场群星灿烂，好不热闹。
秋高气爽时节，杨炯邀请王勃到他的老家华阴住了一段日在王勃创作的（山亭兴序》和《秋日饯别序）文章中，可以想见王勃眼中的杨炯以及王杨俩人在华阴登高望远的情景有弘农公者，日下无双，风流第一。仁崖智宇，照临明日月一之辉；广度冲襟，磊落压乾坤之气。王夷甫之瑶林琼树，直出风尘；嵇叔夜之龙章风姿，混同人野。雄谈逸辩，吐满腹之精神；达学奇才，抱填胸之文籍。答据见屈，轻脱履于西阳，山水来游琴于南涧。百年奇表，开壮志于高明；千里心期，神交于下走。（《山亭兴序》）
在王勃的眼里，杨炯是如此高大：器宇轩昂，风流倜傥，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龙章风姿，超凡脱俗。大有名士王衍、嵇康之风，王勃引以为神交知己。在《秋日饯别序》中，王勃对杨炯也有同样的赞美：
杨学士天璞自然，地灵无对。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艾，受乾坤之两卦。论其器宇，沧海添江汉之波；序其文章，玄圃积烟霞之气，瓷神之外，犹是卿云，陶铸之余，尚同秘阮。接光仪于促席，直观明月生天；响词辩于中筵，但觉清风满堂。
既然有这么好的内在素质，又有弘文馆这样一个达官显贵眼皮下活动的场所，杨炯本应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却久未调迁，因此心怀怨愤。由于长居弘文馆，文学名声也很大，所以朝中官僚求杨炯写文章的人也很多。在杨炯眼里，朝中的一些官僚养尊处优，不学无术，只是凭借资荫位居人上，别看他们衣冠楚楚，人模人样，实际是无德无才的“绣花枕头”。杨炯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麒麟植”。有人问所指何义，杨炯秉性耿直，口没遮拦地回答说：“在驴身上装饰麒麟的模型，还不过是驴罢了”。于是，一些官僚认为杨炯恃才傲物，太过苛薄，断绝与他来往。这样的人际关系大概也是杨炯久难调迁的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真正有才学的人，杨炯当然是正眼相待的，比如王勃。俩人经常谈诗论文，切磋技艺。他不仅邀王勃到老家华阴游山玩水，还管吃管住逗留了一段日子。总章二年（669年），王勃因檄英王鸡文章被斥出沛王府时，杨炯即约友人登门拜访，表示慰问，足见俩人感情深挚。
再如唐右将军魏哲。魏哲其人，于显庆三年（658年）应诏举，对策甲科及第，说明此人文才出众；又曾为铁勒道行军总管，辽东道行军总管等官职，在戎马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对这样一位文才武略都非常出众的风云人物，杨炯自然十分仰慕。联想自己10岁即入弘文馆，十年不调，壮志难酬，感慨之至，创作了著名的《从军行》一诗，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愤怒呐喊。
总章二年（669年）三月十六日，魏哲不幸而死，杨炯恭恭敬敬地为其写了《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
在待制弘文馆期间，杨炯应人之请，写了大量的碑文。上元二年（675年），应益州新都县官员之请，写了《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应遂州长江县官员之请，写了《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文》。次年，写了《唐上豫都督高君神道碑》、《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仪凤三年（678年），写了《从甥梁铸墓志铭》、《益州温江县令任君神道碑》等等。这些文字虽然多是官样文章，应景之作，但却可以看出杨炯学养之厚、文才之高、影响之大。有些文字，也约略可见杨炯本人的志趣、抱负和人格特征。比如在《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中有“耻为儒者，自许将军”语，借写魏哲，抒己情志。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实质相同。
上元二年（675年）冬，杨炯应制举及第，补官校书郎，实际还在弘文馆。校书郎的职责是“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对于这样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职，杨炯显然是不满意的。但他并未因才高位下而玩忽职守，而是积极参与政治，努力工作。仪凤二年（677年），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旧唐书·杨炯传》），意思是变更公卿以下官帽和制服上的花纹图案。高宗下诏命有司评议。杨炯身为弘文馆官员，参议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本是份内之事，于是写了《公卿以下冕官服议》，驳斥了苏知几的主张。朝廷最终采纳了杨炯的意见。
调露元年（679年），杨炯在弘文馆校书郎任上已秩满四考，按规定当改官而任。在等待改官的日子里，杨炯因病回老家华阴住了一些日子，在家居住的日子里，杨炯反思自己入弘文馆20年来的经历，深感人生难测，遂作《浑天赋》。《浑天赋》借论天文学问对社会、人生的看法。虽然落入宿命论的案臼，透露出作者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无奈情绪。
其实，“四杰”普遍才高位下的命运，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时值政权交替之际，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旧唐书》卷八十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四杰”虽无明显反对武氏的言行，除骆宾王后期参加徐敬业扬州起兵军事行动外，但也没有明显支持武氏的言行，这样就不容易引起武氏集团的注意。“四杰”虽然以文章著名，唐初确已露出重用文学之士的端倪，但武则天更偏重于兼有“吏治”之才的文学之士，也就是说重用既有文学才能、又有行政工作能力的人才，而率性自然、恃才傲物的“四杰”偏偏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也就不可能被武氏集团纳入重用的视野。此其一。其二，“四杰”所崇尚和曾经干渴的朝廷重臣，多数是武氏集团的打击对象，比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缓、来济、于志宁、刘祥道等。其三，王勃、卢照邻和骆宾王都有在王府供职的经历（王勃在沛王府、卢照邻在邓王府、骆宾王在道王府），而诸王作为李唐宗室成员，也是武氏集团的重点打击对象。从杨炯所作的《送李庶子致仕还洛》来看，杨炯与李义淡私交不错，而李义淡则是当年反对高宗逊位给武则天的中书侍郎。
尽管李义瑛在高宗的支持下当了宰相，但可以想像武则天对他是恨之入骨的。秉性耿直的杨炯非常尊重李义淡的人格，在其告老退休的时候赋诗相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杨炯诗中写道：
此地倾城日，由来供帐华。亭逢李广骑，门接邵平瓜。原野烟氛匝，关河游望赊。白云断岩岫，绿草覆江沙。诏赐扶阳宅，人荣御史车。溺池一相送，流涕向烟霞。（《送李庶子致仕还洛》）
杨炯和李义淡如此深的交情，难保不使武氏集团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四杰”对政治形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就难以挣脱才高位下的命运。于是，在他们的诗文中就多表现出怨天尤人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他们在表示不满的同时表现对功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只要皇帝需要，朝廷需要，即使牺牲身家性命，也在所不辞。调露二年（680年），杨炯奉诏作《少室山少姨庙碑》，这使己经31岁的杨炯受宠若惊。少室山，即篙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其山分东西两山，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相传夏王启的母亲生下启后，便化为石头在A山。少姨是启母的妹妹。早有人在太室山立启母庙，在少室山立少姨庙。唐高宗于此年二月带领武则天和太子巡行A山，在武则天的鼓动下，高宗下令对两座女神庙培修并立碑纪念。经过严格遴选，《启母庙碑》由文章大手笔崔融撰写，《少姨庙碑》则由杨炯撰写。两篇碑文，堪为唐代骄文的典范之作。兹录杨炯文中写“少室山”形势一段，以飨读者：
少室山者，山岳之神秀也。凭河图而括地，用遁甲而开山。发挥宇宙之精，喷薄阴阳之气。壁立而千协，削成而四方。北临恒褐，犹如聚米；南望荆衡，才同覆赘。共工氏触皇天之八柱，未足拟议；龙伯人钓溟海之三山，无阶乡像。考羚《含神雾》，白玉犹存；验於《山海经》，黄花不落。其名有序，则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则篙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镇三河之曲，朝市临铃域中，枢械正朴天下。六合交会，铃是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朴是有灵仙之窟宅。
也许正是因为两篇优秀的碑文的缘故，杨炯和崔融俩人于次年七月，均被推荐为崇文馆学士。杨炯的官职是太子詹事府司直。初到崇文馆，杨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他曾对崔融说：“此中草木，咸可为赋”（崔融·瓦松赋序》）。并创作了著名的《青苔赋》、《庭菊赋》。
粤若稽古圣皇，重晖月光。开博望之苑，辟思贤之堂。华馆三袭，雕轩四下。地则经省书坊，人则后车而先马。相彼草木兮，或有足言者；吁嗟青苔，今可得而闻也。借如灵山僵赛，巨壁崔魏，画千峰而锦照，图万壑而霞开。王孙逝兮山之喂，披薛荔兮践毒苔。怅容与徘徊，一去千年兮时不复来。至若圆潭写镜，方流聚玉，苔何水而不清，水何苔而不绿。渔父游兮汉川曲，歌沧浪兮灌吾足。桂舟横兮兰枪触，浦淑遭回兮心断续。别有崇台广厦，粉壁椒涂，梁木兰兮椽玳瑁，草离合兮树珊瑚。白露下，苍苔芜，暗瑶砌，涩琼铺。有美人兮向隅，应闭门兮蜘橱，心震荡兮意不愉，颜如玉兮泪如珠。请循其本也，见商羊兮鼓舞，召风伯兮电赴。占顾兔兮离毕星，雷阗阗兮雨冥冥。皓兮荡兮，见演污之满庭；倏兮忽兮，视苔辞之青青。而．其为状也，幂历绵密，浸谣布濩，斑驳兮长廊，黄缘兮枯树。肃兮若远山之松柏，泛兮若平交之烟雾。春澹荡兮景物华，承芳卉兮籍落花。岁峥嵘兮日云暮，迫寒霜兮犯危露。触类而长，其生也蕃，莫不文阶兮镂瓦，碧地兮青垣。别生分类，西京南越，则乌韭兮绿钱，金苔兮石发。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唯天地之大德，匪予情之所任。
日之贞矣，于彼重阳；菊之荣兮，于彼华坊。含天地之精气，吸日月之淳光。云布雾合，箕舒翼张。郁兮蔓衍，郁兮芬芳。氓枝金尊，翠叶红芒。其在夕也，言庭燎之晰晰；其向晨也，谓明星之煌煌，尔其万里年华，九州春色，花的烁兮如锦，草绵连兮似织；当此时也，和其光，同其尘，应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气上腾，风萧萧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当此时也，弱其志，强其骨，独岁寒而晚登。雨还风去，天长地久，纯黄象于后土。故寻药而菊衣，轻体御于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文宝采之而羽化，康公服之而不朽。东极于是长在，南阳以之眉寿。胡太尉之允诚，光辅汉庭，万机理，泰阶平，及暮年华发垂肩，秋菊落英，触邪涤擦，于焉永贞。钟太傅之家声，彝伦魏室，道合盐梅，功成辅弼。降文皇之命，修彭祖之术，保性和神，此焉终吉，君章请老，岁久悬车，秋风生兮北园夕，白露湿兮前阶虚。伫闲庭之旷邀，对凉菊之扶疏。人生行乐，孰知其余。渊明解印，退归田野，山郁律兮万里，天苍莽兮四下，凭南轩以长啸，坐东篱而盈把，归去来兮何为者。若此窕窈重闹，亘青锁兮接皇扉；深沉大壮，通肃成兮连博望。乃有邕乡贵族，薛县名家，共汾河之鼎气，同庶子之春华。朝游夕处，徘徊顾慕，叹摇落于三秋，伟贞芳于十步。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岁如何其岁已秋，丛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怅容与而淹留，岁如何其岁将逝，丛菊芳兮庭之际，君子至止，聊从容以卒岁。（《庭菊赋》）垂拱元年（685年）正月，唐中宗李显即位身为东宫官员的杨炯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然而，好景不长，杨炯的希望就化为泡影。李显在皇帝位上只坐了不到两个月，便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于是，东宫官员们又被安排在等待发配的板凳上。政局的动荡使杨炯深感不安。
屋漏又逢连阴雨。就在杨炯感到前途未卜、茫然失措的时候，得悉从弟杨神让参与了去年的徐敬业扬州起兵。这样神让的父亲、杨炯的伯父杨德干受到牵连伏诛。杨德干本是杨炯引以为自豪的本门长辈，高宗朝历任泽、齐、汁、相四州刺以威严著称。下属当面不敢说，背后却盛传：“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可见其为政残酷。
杨炯也因从弟杨神让的缘故受到牵连，被发配为梓州司法参军（梓州，治邦县，即今四川省三台县），杨炯在梓州参军任上遇到一位令他多少有些尴尬的上级，那就是梓州长史刘延嗣。刘延嗣于文明元年（684年）为润州司马。徐敬业扬州起兵攻打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刘延嗣固守不降。润州城被徐敬业攻陷后，刘延嗣也被落入敌手。徐敬业劝刘延嗣投降，刘延嗣严辞拒绝，说：“延嗣世蒙国恩，当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负朝廷。终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家族，岂以一生之故，为千载之辱。今日之事，得死为幸!”徐敬业大怒，下令杀掉刘延嗣，后因有人相救得免。武则天平定扬州起事后，刘延嗣应以功臣升迁，却因与裴炎有近亲关系而被任用为梓州长史。裴炎是被认为有与徐敬业里应外合推翻武氏政权重大嫌疑的朝廷重臣，在扬州起事最紧张的时候，武则天处死了裴炎。
如今，杨炯与刘延嗣走到了一起。令杨炯感到尴尬的是，不管怎么说，刘延嗣是平定扬州起兵的功臣，而自己则是“乱臣”的亲属，自己又是人家的下属，所以，处理好这样微妙的刘延嗣写了一首送给其“十九兄”的诗，杨炯赶紧唱和，《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一诗，诗写道：
帝尧平百姓，高祖宅三秦。子弟分河岳，衣冠动縉绅。盛名恒不陨，历代几相因。街巷涂山曲，门间洛水滨。五龙金作文，一子玉为人。宝剑丰城气，明珠魏国珍。同标处落落，文质且彬彬。共许陶元亮，同推周伯仁。石城俯天阀，钟阜对江津。骥足方遐骋，狼心独未驯。鼓擎鸣九域，烽火集重闉。城势余三版，兵威乏四邻。居然混玉石，直置保松摘。耿介酬天子，危言数贼臣。钟期琴未奏，苏武节犹新。受禄宁辞死，扬名不顾身。精诚动天地，忠义感明神。怪鸟俄垂翼，修蛇竟暴鳞。来朝拜休命，述职下梁崛。善政驰金马，嘉声绕玉纶。三荆忽有赠，四海更相亲。宫微谐鸣石，光辉掩镯轮。山川遥满目，零露坐沽巾。友爱光天下，恩波涣后尘。懦夫仰高节，下里继阳春。
从赞扬刘姓祖德写起，继写刘延嗣的“光辉”经历，特别是被徐敬业俘虏后宁死不屈的气节，表明杨炯对刘延嗣的仰慕之情。
在梓州任职期间，由于杨炯文名远播，所以，四面八方求其文辞者很多。先后写了《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梓州惠义寺重阁铭》等碑、铭文字。垂拱四年（688年）秋，杨炯在梓州司法参军任上秩满他在告别了梓州地方官后，沿嘉陵江、长江过三峡离开蜀地。经过三峡时，杨炯写下了著名的《广陵峡》、《巫峡》、《西陵峡》三首诗。接着，杨炯由江陵北上，经过襄阳、南阳，于年底回到洛阳。
在洛阳等待改官的时间里，杨炯静观时局的变化。武则天为了登上皇帝宝座，精心策划，机关算尽。为了制造舆论，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于这年四月派人在一块白石上凿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奉表上献，说是从洛水捞得。武则天十分高兴，认为这是莫大的祥端，命名这块白石为“宝图”。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从此即称“陛下”。接着，各州先后报来几起雌鸡化雄的消息，都是迎合武则天应天命的祥瑞之兆。在这种风气的助长下，已进入不惑之年而才高位下的杨炯，也不能免俗地参与其中，写了一篇《老人星赋》，献给武后。赫赫宗周，皇天降休。丽哉神圣，皇天降命。开纲布纲，发号施令。河山图兮五云集，天垂象兮三光映。南极之庭老人之星，煜煜爚爚，煌煌荧荧。秋，春分之夕入乎丁。配神山之呼万岁，符水德之兆千龄。晃如金粟，灿若银烛，比秋草之一状荆山之片玉。浑浑熊熊，悬紫贝于河宫；晔晔（日（左）韦（右））（日（左）韦（右）），曜明珠于汉水。其光也如丹，其大也如李。
稽元命之彼述，按星经之所纪。见则化平主昌，明则天下多士。经始灵台，嵯峨崔巍。星则唐都讲艺，气书观云物，夜察昭回，睹南郊之炳耀，欣北极之康哉。三公辅弼，庶官文武，献仙寿兮祝尧，奏昌言兮拜禹。瞻太霄而踊跃，伏前庭而俯楼。万人于是和歌，百兽于焉率舞。穆穆神皇，受天之祥。邀矣台州之北，音然汾水之阳。贞明也者，日月同光；贞观也者，天地为常。有混成之独立，运元气之茫茫。若夫大虹流诸，金天当宁，大电绕枢，轩辕受图。殷馗则黄星见楚，雷焕则紫气临吴。青方半月，东井连珠，辰极之齐七政，泰阶之平六符。虽前皇之盛德，又何以加于此乎?至若甘露溢，醴泉出，莫英生，嘉禾实。凤凰丹彩，骆虞白质。南海无波，东风入律。比夫皇穹之锡寿，何足以谈其万一。圣上犹复招列仙，择群贤，日慎一日，玄之又玄。兵戈不起，至德承天。臣炯作颂，皇家万年。
杨炯最终等待的结果是在习艺馆任教。所谓习艺馆，是专供宫人学习文学艺术知识的场所。教师分别由学有专长的名流担任。杨炯和宋之问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所以二人奉救同时任教于习艺馆。
在任教习艺馆期间，杨炯与宋之问两位大诗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之问后改任为洛州参军，购置了一方风景幽美的山庄（陆浑山庄，或名温泉庄）。曾作诗《温泉庄卧病寄杨七炯》，赠予杨炯：
多病卧兹岭，寥寥倦幽独。赖有青丘山，高枕长在目。兹山栖灵异，朝夜黔云族。是日蒙雨晴．返景入岩谷。幂幕涧畔草，青青山下木。此意方无穷，环顾怅林麓。伊洛何悠漫，洲源信重复。夏余鸟兽蕃，秋末禾黍熟。秉愿守樊圃，归闲欣艺牧。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
景幽美，人悠闲，忖度诗意，病卧床榻的宋之问思念友人，大约有邀杨炯同游山庄的意思。
不久，杨炯被任为盈川（故地在今浙江衙州市东）县令。临上任时朋友们免不了要聚会欢送。在欢送的朋友之中，时任太子校书郎、后位至宰相、与另一位文章能手苏颧并有许大手笔”之称的张说作诗相赠。诗写道：
杳杳深谷，深深乔木。天兴之才，或鲜或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烦苛。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浩之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
张说的临别箴言，是对杨炯为人、处世、从政、作文的期望，也是朋友间推心置腹的忠告。张说曾对杨炯的文章作过这样的评价：“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照邻），亦不减王（勃）。”
一年后，44岁的杨炯病死在盈川令任上。杨炯的弟兄们将灵枢运回华阴归葬。宋之问满怀悲痛帮助料理了杨炯的丧事并作文致祭：
维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谨以清酌脯羞莫，敬祭于杨子之灵日：
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流液，西岳吐云。叶神通契，降精于君。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辞比事，宗经匠史。玉璞金浑，风摇云起。闻人之善，若在诸己。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乖，随君领顽。同趋北禁，并拜东堂。志事俱得，形骸两忘。载罹寒暑，贫病洛阳。裘马同敝，老幼均粮。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尝苦饥，今日犹在。之子妙年，香名早传。从来金马，夙昔崇贤。门庭若市，翰墨如泉。午载之后，闻而凛然。死而不亡，问予何伤。伤予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显相托。痛君不嗣，匪我孤诺。君有兄弟，同心异体。陟冈增哀，归葬以礼。旅衬飘零，于洛之汀。我之怀矣，感叹入冥。见子之弟，类子之形。悼往心绝，慰存涕盈。古人有言，一死一生。昔子往矣，追送倾城；今子来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崔不易，来哭来祭，哀文在席。惟席可依，冰雪四满。家人哀哀，宾径微断。今我伤悲，情勤昔时。子文子翰，我缄我持。子宅子兆，我营我思。子有神鉴，我言不欺。我有絮酒，子其欲之。我亦引满，倪昭神期。魂兮归来，闻余此词。（《祭杨盈川文》，《全唐文》卷二四一）
第三节、卢照邻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卢照邻诞生于幽州范阳（今河北琢州市）一个没落的望族之家。由于家庭门第的缘故，卢照邻自幼受到正规、良好的教育。在范阳故乡，卢照邻度过了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
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卢照邻在学业上进步很快。但是，家乡的学习条件己经无法满足进入少年时期的卢照邻的求知欲望。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卢照邻于贞观二十年（646年）离家南下，负岌从师。
卢照邻拜渴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学者、文字学家曹宪。曹宪是扬州江都人，早年在隋朝当官，任秘书学士。由于其学识渊博，颇受士林好评，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以受业于曹宪为荣。曹宪精通诸子百家学问，由他训注张辑所撰的《博雅》一书，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隋场帝下令将此书藏于朝廷秘阁。唐代贞观年中，曹宪年事已高。扬州长史李袭誉素慕曹宪的道德学问，向朝廷加以表荐，得到唐太宗的批准，任曹宪为弘文馆学士，曹宪却以年老体衰而坚辞不受。素以爱惜人才著称的唐太宗越发敬佩曹宪的学者风范，便派遣使臣登门拜访，授予曹宪朝散大夫，当时学界传为佳话。唐太宗在读书过程中每每遇到难解的字，便抄录下来问曹宪，曹宪便把每个字的音训及其出处都考证得清清楚楚，令唐太宗深为叹服。
音韵训话是学问家的基本功夫，而要掌握这一基本功夫，就必须读《苍》（即《三苍）、《雅》，而对《苍》、《雅》两书最权威的解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