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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旭雨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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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土净土试读：

李旭雨先生写的作品，总能使人想起了那句老话：文如其人。所谓的心画心声。虽然文章千古事，著文者也是可以有饰伪的，但本性在此在彼总会流露出来。还是如汉辞赋家所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在与李旭雨先生在杂志社屈指可数的见面，在与之稿件往来的极少接触中，总能感受到其为人的纯厚和内心的安宁。

做人做事的力，是加诸于自身的，修心、修学、修技艺。其君子之德，也自然见诸于其作品。

比如，拿李旭雨先生写的中篇小说《净土》来看。《净土》所写的故事主要以高校教学评估事件为背景。恰如红尘万丈，物欲横流，大学无例外地也会受之影响。高校教学评估这种也许基于良好愿望的事情，却被无处不在的经济杠杆在起着作用，从各个层面都由利益的关系被进行着荒诞的扭曲。由高校评估事件而展现了各色人心理，及引发了高校发展存在的诸多困惑和问题，之中却又始终有一支潜流在涌动，那就是有安松那样的知识分子，仍然秉持理想主义品格，高尚、正直，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本分地把教职工作做到最好，真正使学生受益。

回溯李旭雨先生更早的小说，也无不表现着人物这样的品格和传达着他对做人的这样的基本理念。像中篇小说《再婚》，写一个知识女性与工程师离异，而与一市之长再婚。小说十分深刻透彻地辨析出人物再婚后的诸种心理：由原来家中的“皇上”，沦为新家的“臣民”；由被疼爱被服务，变为要邀疼爱和要去为人服务；由一家三口围着小餐桌热乎的用餐，到一个人孤独地被应酬缠身的丈夫撇下守冷灶……

实际上，上帝是公平的，得失永远相伴。李旭雨先生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地给了你一个踏实做人的理由：拥着温馨小餐桌的幸福感并不亚于吃风光的宾馆里的餐宴。

尤其，李旭雨先生在中篇小说处女作《富翁》中，更是塑造了一群可敬可爱的精神富有的知识分子形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经济大潮第一波强有力地冲击下，个体户风起云涌，公职人员试水下海，“脑体倒挂”现象初始显露。小说中系主任老教授早餐由于夫妻相互推让而伙吃一个荷包蛋；中年教师省吃俭用也买不起一台彩电；青年教师婚后多年因分不上房子而不敢要孩子……

诸多的生存烦恼，并没改变他们用心用力地工作。一如一个青年教师对自己的调侃，一边骂自己犯贱，一边还依然想着第二天的课，夜半起来打开了讲义备课。因他们都还良知不泯，持有着精神的信念。

如果读了李旭雨先生的长篇小说《往事》，对其思想理念和塑造的小说人物品格，就会有更深的理解。比如，《往事》对主人公长达三十年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回叙中，由于在那个特殊年代，因家庭出身问题，一次次被排斥在受教育边缘，小说主人公却并没过多的抱怨，而是在忧虑中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善良、隐忍，从最坏处想，一直寻求生存的本领：练过画画，学过吹笛作曲，学过安装收音机，学过医，扒火车梦想建设新疆。一个个愿望破灭，又从一个个梦想做起。最后把写作诗歌当作人生出路的追求。命运终于向他开启了一扇门。

如果说《往事》带有自传体的色彩，其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厚土》，则带有家族史的特质。追溯一个人上几代人的命运，对体察一个人心性和禀赋的由来，会找到更多的佐证和解释。小说中的老爷、我爷和父亲，一脉相承地都宽忍、善良、讲诚信。当然，《厚土》的主旨和内容要比此丰富和复杂得多。但是当将书完整地读下来，就会发现一个个孤立篇什的气韵，形成了完整气象：德厚而得以至静、至净、至善。

李旭雨先生是在大学教书之余从事小说写作的，其创作的作品多属有分量的厚重之作。其叙述的文字质朴、细腻、委婉、有趣。之中蕴涵着的大善，盖过了历史给予命运或生活不公的压抑和躁气。在浮躁的当下，李旭雨先生的创作尤其显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读这些作品，使你在思索之时，会身心愉悦地获取人生的真谛。序二赵士林

旭雨出版小说集，嘱我作序，真的令我颇费踌躇，因为我实在没有资格做这个序。我和旭雨虽然是大学中文系（吉大中文系78级）的同学，但是我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进了哲学系，告别了文学。毫无文学天份更无文学成就的我，哪里有资格给旭雨的小说集作序？不过看了旭雨的小说，实在太感动，又忍不住要说几句。因此还是冒昧地做了这个序。

旭雨这部小说集中所选的作品，大多都是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的。中篇小说《厚土》，《遥祭》和长篇小说《往事》，是反映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旭雨对农民命运的深沉关注吸引了我。数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一次次农民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不过就是换了一茬茬欺负农民的主子。农民以最艰辛的劳作承载着社会最基本的需求，同时却承受着社会最无理的歧视、最野蛮的侮辱、最贪婪的盘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和农民似乎毫无干系的决策、运动、潮流都莫名其妙地决定着他们的命运、都不由分说地支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似乎永远只能是社会最被动的一群。旭雨的小说笔触所及，是农民的贫困，农民的悲酸，农民的被凌辱而无告，农民的悄无声息地葬送年华，……只有对农民充满真诚同情的作家，和农民血肉相连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旭雨来自河南农村，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铸成，农民的悲苦命运在他的笔下化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令人难忘。这和某些作家大写“希望的田野”，大唱田园牧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旭雨从读书开始，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他的身上体现了从乡土中走出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朴实无华，但又充满睿智。尽管毕业后天各一方，极少有机会见面。但就在仅有的几次相聚中，我总能强烈地感觉到旭雨真的有思想，有见解，还特别有一种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批判精神。

这种精神同样在他的小说中获得了深刻的体现。

读旭雨的小说，你才知道中国不光有希望的田野，更有悲歌的大地；不光有旖旎的田园风光，更有惊心的满目疮痍；不光有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有大大小小的封建土皇帝。读旭雨的小说，你才懂得什么是中国农民？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生活、命运、希冀，……旭雨小说集里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写知识分子的。作为一个在大学任教近三十年的教师，他写的中篇小说《富翁》和《净土》，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的大学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在红尘滚滚，物欲横滚，连大学这片净土也难免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下，却有一些知识分子淡泊名利，仍然坚守着这一片净土，表现出他们的正直和良知，也表现了作者对人世间假丑恶的憎恶，对真善美的呼唤和向往。2011.6.7于北京魏公村中篇小说 厚土

老家的二哥打来电话，说县志办公室的人找他，了解我们家族的情况，打算给我们家族写一本书。我一听就觉得可笑。过去，我们家族既没有出过值得树碑立传的开国元勋，也没有出过有统战价值的反派名人；如今，既没有出过明星大腕儿，也没有出过亿万富豪，有什么资格写进历史呢？如果硬要写，也只能把某些人强行拔高，或强行贬抑。我知道，有些人甘愿为别人代笔出书，只不过想挣点钱或出点所谓的成果而已。我便对二哥说：“现在出书得给作者稿费，得到出版社买书号，还得付制版印刷费，如果再加上审稿费，采访费，各种各样的招待费，出一本书你知道得花多少万吗？这钱谁出呀？”

二哥不做声了。但这事却引发了我对我们家族人和事的一些回忆。说实话，我们家族的人物，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大多是普通人物，甚至是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复杂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性格的积淀，很难用革命或反动，进步或落后，好人或坏人来概括。

我突然觉得，如果把他们写进小说，说不定比写进史书，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物和历史的本质。一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睢州的古城。在城北三十里处，傍着一条向东南蜿蜒流淌的沙河，有一个叫吕庄的村子。这里就是曾经印满我足迹的故乡。

我们吕庄的吕姓人，几百年前就断了家谱。由于没有家谱可查，我对老吕家的了解，最远也只是我老爷那辈儿以后的事，而且大多没有亲历过，只是听说，也许会有猜测的成分。

一百年前的一个黎明，鸡刚叫过两遍，东方的启明星还熠熠闪亮，地平线上刚泛起一缕淡淡的晨曦，老爷就开始起床了。老奶奶心疼地说：“天天都起这么早啊？”“唉！”老爷叹了一声，一边摸索着找衣服，一边说，“这时地里庄稼都熟了，小偷小摸多，不多操点心，抛撒不起啊。”“你可小心点，真要碰见偷庄稼的，千万别太较真儿。”“我知道。再说偷人家到底是不地道的事，他们也心虚着哩。”

老爷穿好衣服，从门后头掂了一根白腊杆子，出门叫了声“大黑”，那只看家狗便机灵地从狗窝里窜出来，跟在老爷身后。他们出了头门，把门反闩上，便向村外走去。

地里的早秋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红薯豆子一类的晚秋。秋风瑟瑟吹来，寒意透过夹袄，老爷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庄稼棵或草叶上的白露，打湿了老爷的半截裤腿。他顾不了这些，只要庄稼成熟的季节，老爷几乎天天都在地里转悠，特别是天黑以后和天亮以前的时刻。

乡下穷人多，他们被生活所迫，有时就来到田头地脑，瞅准周围没人，赶紧掰几棒玉米，扒几块红薯，藏到草篮子底下。偷庄稼的人，大多是到富人的地里偷。穷人的庄稼本来就少，他们一般不忍心偷穷人的。

再说穷人的那点庄稼都是养家糊口，甚至是救命的，真被人家逮着，人家会跟你拼命的。偷富人的就好一点，对富人来说，被偷只是被拔点毛，不是被割肉。要是发现了，一般都是喊几声，把小偷撵走，也就完了。正如老话说的：地头地脑不算贼。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真要弄出仇来，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老爷虽然不是富户大家，更比不上黄岗集的四大财主，但在我们吕庄，还算比较富裕。老爷是独子，从祖上那里，他继承了一顷地。地虽然有点薄，但除了吃喝花销，年年还能有点结余。又因为老爷是独子，势单力孤，这多少也使他性格有点儿软弱。那些小偷小摸，就好到他地里去偷，即使被发现了，老爷也能留点儿情面。

天渐渐有点发白。老爷转了几块地，地里都空荡荡的。当他走到最远的那块红薯地时，朦胧中看到地头有个人影晃动。老爷知道，又有人偷红薯了。老爷又心疼又气愤，恨不能一步上前把那贼生擒活拿了。

可他还是强压怒火，心想，能饶人时且饶人，把那贼吓跑算了。于是老爷就放开嗓子，唱起几句戏来：“西门外放罢了三声炮，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

老爷实际上是暗示小偷，有人来了，人家给你面子，你知趣点儿，赶快跑吧。谁知那小偷听到老爷的声音，不仅没有跑，反而蹲在那儿，勾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出现这种情况是老爷始料不及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当小偷还当得硬气了？一时老爷血往头上涌，恶从胆边生，大步向前冲了过去，大黑也汪汪汪地叫起来。在离那人不远处，老爷扎下马步，握紧白腊杆子，厉声断喝：“谁？耍啥横？有种的横到底！”“富斗兄弟，是我。”

富斗是老爷的小名。老爷虽然还没看清那人，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堂哥箩头，老爷的愤怒只好变成了不满和无奈：“唉，我说咋就撵不跑呢？又是你呀！”“富斗兄弟，要不是俺家又断顿儿了，你几个侄儿都饿得叽哇哇在家等着，谁想干这事儿呀？”“唉，碰上你这号人，真叫我没法子。”“富斗兄弟，看在咱一个爷的分上，你就松松手，从指头缝里漏出点儿吧。算是借的也中，我啥时候也忘不了兄弟的恩德。”

老爷半是不满半是讥讽地说：“啥借不借的？谁还指望你还呀？

谁家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的，我也不容易。救急不救穷，总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以后你总得想点法子呀！”

箩头难为情地说：“人有脸，树有皮，谁愿意当穷人？可我有啥法儿？黄岗集黄天龙是大户，我想去他那儿租块地种，扛个年作也中。可黄岗集穷人那么多，哪能轮到我呀！”“好了，啥也别说了，赶快回家，给孩子把红薯煮上吧。”老爷说着，走到箩头跟前仔细一看，篮子里的红薯还没有装多少，就夺过箩头手里的铁叉，又刨了几棵，把篮子装满。见箩头呆呆地站着，又撂出一句，“还等啥呀？嫌少呀？”“不少，不少。”箩头说着，急忙背上篮子走了。

夭渐渐亮起来，老爷看着箩头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声。

箩头的爹跟老爷的爹是亲兄弟，两人分家时，各分了一顷地，日子都算不错。可是箩头的爹人丁太兴旺，一共生了五个儿子。虽然五个儿子长得五大三粗，人称五虎将，可五兄弟分家时，一人只分到二十亩地。这样就只够吃喝，不够花销了。特别是箩头家，箩头媳妇得过一场大病，箩头倾家荡产给媳妇看病，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穷光蛋。乡下人认多子多福的老理儿，明明知道人多了能吃穷，还是宁愿多子受穷，不愿人少孤独，更怕绝后。人由富变穷容易，生一场病，分一回家，遭一次绑，或吸上大烟，都能变穷。可穷后要想变富，除非绊倒拾个金元宝，简直比上天还难。

其实，老爷也差一点没变成穷光蛋。几年前，老爷遭过一次绑，那个绑匪竟是老爷的一个表亲。然而绑匪六亲不认，还是要勒索一顷地的赎金。老爷冒着被撕票的危险，在绑匪的地窖里，他把胳膊肘儿磨得血糊淋淋，终于磨断勒进肉里的绳子，逃了出来，硬是保住了一顷地的家产。

日头渐渐升高，放眼地里，能看到零零星星干早活的人。通往北边黄岗集的路上，有稀稀拉拉赶集回来的人。乡下人走路无聊，喜欢放开嗓子唱几句路戏，有的一唱就唱几里地，再远的路也不嫌远了。这时有一个人就突然唱起“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闹纷纷……”那嗓音粗犷豪放，韵味悠长，引得老爷和地里很多干活的人都驻足听起来。

老爷回到家，老奶奶已经做好早饭。老爷家的饭在庄里是最好的。

一收下早秋，穷人就断了白面，吃的全是杂面窝头。可老爷家吃的，至少掺了一半白面。老爷放下白腊杆子，洗了一把脸，老奶奶就催着说：“趁热快吃吧，先喝口米汤暖暖。”

老爷坐在饭桌前，他嫌背后的大辫子碍事儿，就三下两下挽到头上。这样一挽，老爷显得更利索英俊了。老爷的英俊在庄里是有名的。

我们这儿的男人，罗锅儿很多。穷人的孩子十几岁就干重活，扛二斗半的粮食桩子，早早就把脊梁骨压弯了。老爷不用那么早就干重活，个子便长得又高又直。老奶奶不仅喜欢老爷的英俊，更佩服老爷的能力。

有时老爷不知为什么心情不顺，朝老奶奶发个脾气，老奶奶总是一笑就忍了过去，叫老爷的脾气再也发不出来。

老爷一边吃着饭，一边说：“他娘，你猜今儿个我逮住谁了？”“谁呀？”“咱箩头哥。他到咱红薯地里刨红薯去了。”“又是他呀？你没把他怎么着吧？”“嘿，我能把他怎么着？看着他那样子，倒真有点替他发愁。”

老奶奶说：“这穷和富的，谁也替不了谁。再说他也不是咱亲哥，就是亲哥，老话讲也得亲兄弟明算账呀。”“这倒是。”老爷沉思了一下，又说，“看见他，我在想，多少年后，咱的儿孙会不会也混到他这个地步。”“不会吧？”老奶奶怀疑地说。“咋不会？你看咱大爷跟咱爹，原来不是都一样？可只过了一辈儿，他们就穷了。咱家的孩子早晚也得分家，就咱这顷把地，还够他们分的？”“那咋办呀？咱又不是黄岗的黄天龙，挂了千顷牌儿，分多少辈儿家也分不穷。”“趁咱多少有点底儿，得赶快挣扒点儿。咱不打算撵上黄家，起码咱活着时不能看着孩子变穷啊！”“你要真有这志气能耐，那我嫁你也算嫁值了。”老奶奶喜滋滋地说。

老爷得到夸奖，也喜滋滋地说：“你就等着瞧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阵风吹进老爷的堂屋，老爷耸了耸鼻子，突然说：“呃，提子来了！”

老奶奶便问：“你咋知道他来了？”“你闻闻，我都闻到香味儿了。”

提子是老奶奶的娘家侄儿，不一会儿，提子果真掂了一罐香油来了。老爷笑嘻嘻地说：“我说嘛，老远我都闻到香味儿了！”

老奶奶的娘家是开油坊的，住在北边三十多里黄河故道的故道湾。

他家的香油号称十里香，方圆十里的人家，都吃他们的香油。只是那儿人口稀少，吃油也少，油坊的规模始终不大。他们尽管过得还算殷实，可始终算不上富户大家。

这些年来，老爷家吃的香油，都是提子每隔几个月就送来一罐。老爷一直赞叹岳父家的油香，却不知为什么那么香。过去，有个半仙儿曾给老爷说过，光从你那一顷地里刨不了多少食儿，要想富，得另开路。

老爷便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开个大油坊呢？他早就知道卖香油的赚头，那赚头世世代代是铁定的，二斤半芝麻换一斤香油。一斤油除了赚一斤多油渣子，还能赚二三两油。赚头虽说不大，但能反复周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儿干。不像种地，一年就干那几个月，其余时间没事儿就得闲着。老爷算过，用十块银元买地种庄稼，种十年也捞不回本儿。可花十个银元开油坊，一年就能赚回本儿。老爷是个会算账的人，开油坊太合算了，只要油好，不愁打不响牌子。

老爷便对提子说：“提子，过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姑夫，啥事儿？”“你们家的香油为啥这么香？”

提子一听夸他们的香油，咧开嘴笑了，说：“我们磨油有窍门儿呀！”“啥窍门儿？能跟姑夫说吗？”“那有啥不能说？听了也没用，得实际干才能学会。关键是炒芝麻的火候。”“炒到啥火候才最好？”“炒八分太老，炒七分又太嫩，多把火少把火都不中。卖油不能贪利，有人为了多出半两油，芝麻炒得嫩一点，磨出的油就没那么香了。”“哦，原来这样。那你现在能掌握住火候吗？”

提子自信地说：“俺爹早就把炒芝麻的活儿交给我了。”“就是说，你爹不在跟前，你也能磨出这么好的香油了？”“这没啥含糊。”

老爷沉思一下，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决定开个大油坊，把油坊开到睢州。那里人多，光睢州东关那条十里长街，说不定就有一两万人，抵上几十个村庄。老爷兴奋起来，他又看看提子，笑着间：“提子，你去过睢州没有？”“没有，睢州离俺那儿更远。”“想不想到睢州看看？”“想呀！姑夫，啥时你带我去玩玩儿吧。”“那不难。提子，有人给你提媒了吗？”

提子不好意思地脸红了，说：“还没有。”“想不想到睢州找个媳妇？”

提子只是羞涩地笑笑，没吭声。“别不好意思，姑夫不是逗你玩儿。姑夫想到睢州开油坊，让你扛大梁，怎么样？”

提子高兴极了，特别是到城里找媳妇太诱人了。乡下人腿短，除了走十里八里赶集赶会，很少有人到过睢州。别说在那儿常住，就是去一趟，开一下眼，也是一个梦想。“提子，跟姑夫好好干，姑夫不会亏待你。我要叫你们故道湾的香油，香到睢州去。”

老奶奶在一边听着，疑虑地问：“他爹，你真要干呀？”“咋啦？怕我干不成？我不仅要干，还能干好，你信不信？”

老奶奶眉梢上挂着笑，信服地说，“你要做的事，我哪有不信的呢？”二

两个月后，在睢州东关最繁华的地段，一座气派的门面房檐下赫然挂上一个金字招牌，上写“吕家油坊”。在一串震耳的鞭炮声中，老爷的油坊隆重开业了。

老爷上下打扮一新，在人群中忙来忙去。别看老爷是乡下人，没念过几年书，也没有家产万贯，可礼帽一戴，马褂一穿，一根粗黑的辫子在背后悠来晃去，俨然一个绅士。那气质，那派头，一点儿不比城里人差。

门面房的后边，有一个院子，那里是磨油坊。提子成了总领工的，专门负责香油的质量。过去他在老家磨油时，只有一口炒芝麻的大锅，他得亲自操家伙炒芝麻。现在一溜垒了几口炒芝麻的大锅，每口锅前都配一个人。他只要时刻监督着，一丝不苟地把握着火候就行了。他叫谁大火谁就大火，叫谁小火谁就小火，叫谁停火谁就停火。芝麻磨成麻酱后，要往麻酱里兑水，充分搅拌后，再轻轻晃悠盛麻酱的锅沿儿，一会儿，油就慢慢从酱中析出来了。为了保证油的质量，提子总要亲自兑水，不敢有丝毫马虎。一锅麻酱该出二十斤油，他决不让多出一两。

当第一锅香油出锅时，一缕浓香飘散开来，飘满整个睢州城。油坊开张的鞭炮并没有吸引多少人，但这浓香却吸引了很多人。人们走出大街小巷，蜂拥到吕家油坊。当他们知道是新开张了一家油坊时，有的立刻掂来油罐子灌油。虽说油香得能把人熏倒，但还是千年老价，一文钱也不多收。

真是开市大吉。

生意如此兴隆，老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老爷并不满足只供城里人用油，他又安排几个人，挑着油挑子，分头几个方向到城外去卖油。那些人都是挑着满满一桶油出去，回来就挑一布袋芝麻，乡下人大多是用芝麻换油。用换来的芝麻再磨油，周转起来更省事儿了。

过去睢州城里有三大名牌：衙门口的烧饼，孬孙的店铺，于庄的烧酒。

衙门口的烧饼是睢州一绝，烧饼店就在县衙旁边。那里的烧饼个大，佐料香，芝麻多，烤得外酥里嫩，咬一口满嘴酥香。想吃烧饼的人，常常跑几里路，舍近求远地到衙门口去买。别的烧饼摊儿只有一个烤炉，衙门口烧饼店一溜几个烤炉，就那人多时还要排几十步长队。

孬孙的店铺是一家姓孙的人开的，掌柜很会做生意，来自有名的商贾之乡山西。人们本应叫他老孙，却故意叫成孬孙。其实孬孙不孬，时间长了，孬孙倒成了他的金字招牌。别说城里人，就是几十里外的乡下人，进城也专找孬孙的店铺。一次一人来到孬孙店铺前，对柜台里的老孙问：“喂，孬孙家的店在哪儿？不是孬孙家的店我可不进。”老孙听了，和气地笑笑，说：“进来吧，错不了。”

于庄在城北的古城墙外，至于于庄的烧酒，主要是味儿辣，劲儿大。

那时人们喝酒，不讲香味绵长，品质纯正，只讲劲儿大。喝于庄的酒，三盅下肚，没酒量的人能醉倒，有酒量的人也热血上涌。传说唐朝末年，李溯雪夜入蔡州，捉拿叛将吴元济时，就从于庄运了几车烧酒。一路夜行军，将士有烈酒在肚子里燃烧，就不怕风雪严寒，终于攻上蔡州城墙，活捉了吴元济。

自从老爷的油坊在东关开张后，睢州的三大名牌变成了四大名牌，那就是“老吕家香油”。因为衙门口的烧饼虽然能吸引三五里的吃客，但十里八里外的人，就划不着跑那么远买两个烧饼了。于庄的酒虽好，毕竟穷人多，有的穷人一年也喝不上三盅酒，因而销量也有限。后来睢州真正的名牌只有“孬孙家店铺”和“老吕家香油”了。

老爷在睢州开起油坊，在吕庄也引起不小震动。过去吕庄人虽然也有做小买卖的，那只是擓个篮子，装点花生，或到店铺里批发点洋糖，洋烟，洋火之类，游乡叫卖。像老爷这样，把生意做到睢州，在吕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老爷油坊的开张，也使吕庄的穷人有了活儿干。老爷的几个堂兄弟，还有他们的孩子，有七八个人都被招到油坊帮工。虽然油坊赚的大头归老爷，他们只拿一点仅能养家糊口的小工钱，但总比在家闲着挨饿，或去当小偷小摸，或到外地逃荒要饭好得多。

一天，在油坊帮工的箩头把帮工钱送回家用。庄里人看见他，都围上来，好奇地问这问那。“箩头哥，富斗哥在睢州的生意做得咋样呀？”“箩头哥，你在那儿干得咋样呀？”“箩头叔，睢州啥样？有啥好玩好看的？”

箩头很兴奋，似乎有一种因见过世面而被尊重的自豪。他兴致勃勃地说：“嘿，富斗兄弟真能啊，他的油坊一开张，就在睢州一炮打响了。那个生意兴旺劲儿呀，就别提了！门面房的门槛子都快被踩坏了。

有一回，富斗兄弟派人到衙门口买了一篮子烧饼，那个香呀，也别提了！

刚咬到嘴里，还没嚼两下就咽下去了。对，听说过于庄的酒没有？这回于庄的酒，俺也喝了，味道那个辣呀，更别提了！我只喝了一盅，就呛出泪来了。你们听说过孬孙的店铺吧，这回我也进去了。人家孬孙店铺里那个货的齐全，就别提了，要啥有啥！”

箩头滔滔不绝地说着，听的人大睁着俩眼，都听呆了。

一个小孩子在一边急了，说：“箩头叔，我问你睢州啥样，你还没说呀！”

箩头看了那个孩子一眼，说：“石礅儿，你别急呀，我这就给你说。

睢州那个大呀，咱一百个吕庄也没它大。光东关那条大街就有十里，有人说开封都没有那么长的街。一街两行店铺那个多呀，就别提了！一个挨着一个！对，睢州有个老北关，那才有看头呢！老北关，实际上是北城墙外方圆五六里的一片大水。水那个多呀，就别提了，真是一眼看不到头！我还见到船了，在老北关的水里飘来飘去打鱼。打的鱼那个大呀，就别提了，一条足有好几斤哩！对，老北关的水里，还有两个大土堆，圆圆的，高高的，人们说那是一对凤凰蛋。听说它们都在水里泡两千年了，人们都稀罕得慌，它又不是石头的，两堆土在水里咋就冲不塌呢？连城里的老举人都觉得奇怪。”

一个叫尾巴的人突然问：“睢州的女人长得啥样？跟咱乡下女人一样吗？”

大家都笑起来，箩头便嘻嘻笑着说：“你还别说，人家城里女人长得就是比咱乡下女人又白又水灵。”“是不是把你眼都看花了？”“嘿嘿，咱哪敢呀？顶多偷偷瞅人家一眼。”

听了箩头的话，尾巴又说：“赶明儿说啥也要到睢州去看看，耽误一天干活儿也情愿。”“是不是去看看睢州的女人呀？”“哪里呀？我要看看那两个凤凰蛋到底啥样，看看老北关那片大水，尝尝衙门口的烧饼，走一趟东关大街。”

箩头又补充说：“最后再到富斗兄弟的油坊看看，看看人家那个生意。要是赶上饭时，说不定富斗兄弟还能管你一顿饭哩。”“箩头哥，你这次回来，啥时走呀？”“那里可忙了，不能在家多呆，我明儿个就得回去。”“你回去问问富斗哥那儿还要不要人，我也想去。”“好吧，我回去替你问问。这时好像不缺人，往后要是生意再做大了，就不好说了。

第二天天不亮，箩头就匆匆起床往睢州赶。他走得快，走十里路日头还没出来。回到油坊时，人们才刚刚吃完早饭。他一进门面房的大厅，看见两个人正和老爷纠缠什么，气氛有点不对头。他走到老爷跟前，问：“富斗兄弟，这是咋回事？”

老爷把箩头推开，说：“你先干活儿吧，这里有我就中了。”

箩头并没有走开，而是站在一边，他要看个究竟。他想：要是真有什么麻烦事，我可不能不管。他的个子比老爷还高一些，也显得更壮实，往那儿一站，像一座塔。他发现那俩人果真来者不善，便灵机一动，抢着对老爷说：“刚才有个灌油不给钱的愣头青，我一急，一拳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我对他说，别以为油坊没人，俺好歹也练过几年功夫。

快把你那狗牙拾起来，回去撤泡尿照镜子再安上吧。”

老爷急忙说：“可不能随便动手，你那手像铁鎯头一样，打下去谁能受得了？和气生财嘛。”

箩头又说：“这也得看他和气不和气，啥人啥对付呗。”

那两个人听了箩头和老爷的对话，气势一下弱了。老爷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塞给那两个人，说：“兄弟，我正忙着，先到衙门口买几个烧饼吃吧。县衙里我还有朋友，改天有空儿，咱和朋友一起下馆子，打二斤于庄的烧酒，喝个痛快。”

那两人不知是因为看见箩头的高大威武，还是听说老爷县衙里有朋友，还是因为钱已到手，见好就收，便对老爷说：“好吧，看得出你也是讲交情的人，记住别把路走绝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抱一下拳，扭身走出了大厅。

箩头走到老爷跟前，说：“富斗兄弟，那俩人我看着像无赖呀。”“唉，看来干啥都少不了麻烦事儿呀。他们也是开油坊的，我这油坊一开，他们就干不下去了。他们心里不顺，就来找麻烦。”“那也不能怨咱呀，他把油也做得香点，还能干不下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往后再来了，给他点硬的，别这样惯他们。”“理儿是这个理儿，为了少麻烦，该忍还是得忍点儿。多少年的老话，破财免灾嘛。这下我可知道啥叫同行是冤家了。”“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你唱红脸儿，我就唱黑脸儿。”

老爷忽然笑着说：“箩头哥，刚才你说你练过几年功夫，我咋不知道呀？”

箩头也笑了：“那不是唬人吗？呃，富斗兄弟，衙门里你也真有朋友？过去咋没听说过呢？”“哪有呀，跟你一样，也是唬唬他们。衙门里要真有人，我还怕他们吗？”三

尽管老爷在睢州的生意很红火，可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今天有个地痞流氓讹一罐油，明天就会有一个地方恶霸勒索两块银元。更可恨的是那些官吏，他们借着执行公差的名义，想怎么讹诈都能找到借口。老爷就像一块肥肉，凡是有点权势的，都想过来啃一口。好在老爷很能想得开，只要能平安地把生意做下去，该打发的他都打发。毕竟除了“跑冒滴漏”，还是赚的多。

这一天，门面房的大厅里又来了两个官差，说是什么税局的。老爷知道这是更惹不起的茬儿，急忙迎进客厅，让座倒茶。

官差看了老爷一眼，问：“你就是油坊的掌柜？”“是，是，长官有啥事，请说。”“生意做得不错啊，发大财了吧？”“还中，还中。俺货真价实，客人还买账。”“别光想着发财，忘了补税啊。”“啥？补税？俺的税都是按时交足，一文钱也没少过呀？”“你交那税才有多少？你的生意做大了，税理应也得多交，这你能不懂？”

老爷听了，觉得他们说得也许有道理，就问：“那得补多少啊？”

两个官差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伸出三个手指，在老爷眼前比划一下：“就这个数吧。”

老爷问：“三块大洋？”“想得美，你干脆说全免得了，是三十块！”“我的天，你把我杀了算了，这生意你还叫我做不做了？”“怎么？不想做了？那好呀，今儿个就给你封了。你知道吗？对抗皇税是啥罪？”“长官，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好商量呀，就看你是不是明白人了。”

两个官差其实并不是真的来按律收税，也不会轻易把油坊封了。

像老爷这么大的生意，说啥他们也舍不得封了。真给封了，他们上哪儿去捞油水？指望那些小商小贩，能指望得住？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富人身上拔根汗毛，也比穷人的大腿粗呀。

老爷来到柜台前，拉开抽屉。他犹豫了一下，拿出四块银元，一手拿着两块，分别塞到两个官差的衣袋里，说：“长官，看在咱私交份儿上，以后请多关照。”

两个官差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连声说：“好说，好说，掌柜果真是明白人，兄弟不打扰了，恭喜发财。”说完，美滋滋地走了。

老爷望着他们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啥玩意儿！”

因为同是生意人，干的却不是同行，算不上冤家，老爷便结识了衙门口烧饼店的掌柜，还有孬孙店铺的老孙。原来他们都有同样的苦衷。

衙门口烧饼店还好点，他的生意小，平常只是有人白吃白拿一些烧饼。

孬孙店铺的损失就大了，一块苏杭的绸缎，一套精美的景德瓷，只要某些人看上了，你就得脸上赔笑，心里流血地送上去。

不过老孙不愧是商贾之乡的人，他开导老爷说：“吕掌柜，想开点。

他们拿咱那么多，咱不是还赚钱吗？世世代代都一样，生意人财大气不粗，没权没势的，钱再多，也算不上显赫。除非官府里有自己人，给你撑腰。话又说回来，官府里要有人，要啥有啥，谁还做生意呢？”“孙掌柜，你以后有啥打算啊？”老爷问。“我们山西人，经商的遍布全国各地。他们赚了钱，大多是回到老家，盖房置地，像平遥的王家大院，多气派。有了房有了地，才算真正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然，家里要是出了读书人，考个举人进士，捞个一官半职，院子里立一对旗杆，就更气派了。好了，这些都是远话了。我想等以后攒够了钱，也回老家。”

听了老孙的话，老爷想，尽管做生意有时叫人憋气，可还是得做下去。他细算过，油坊的赚头非常可观，一年下来的进项，除了比不上黄岗集挂了千顷牌儿的黄天龙，完全能跟黄岗集另三家财主相比。另外三家的地，都是上了十顷的呀。

老爷又想，赚来的钱，必须置成地，不能窝在家里。把钱置成地，就成了永久的基业。地里又能无休无止地生钱，钱就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老爷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使家业赶上黄岗的另外三家财主，不是没有可能。

老爷雄心勃勃，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走读书求仕的道路。老爷有三个儿子，我爷叫吕进业，二爷叫吕保业，三爷叫吕守业。老爷不仅寄希望他们能创造雄厚的家业，而且要世世代代保住守住。

然而，我爷和二爷实在令老爷失望。我爷念书倒也勤奋，就是长进不大。念了几年书，虽然也能背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甚至还能背不少论语，孟子，但不能用到实处。叫他写一篇文章，他就写不出来，叫他写四句诗，写得也干干巴巴，没有一点意境。老爷断定我爷在念书上不会有大出息，别说中进士举人，中个秀才也难。再说中个秀才又能怎样呢，算不上什么功名，充其量能开个私塾，当个教书先生。那样的话，还不如回老家当个财主。

二爷在念书上更是个混混。他的心始终沉不到书里。先生教他念书，他不仅心思飞到了九霄云外，连目光也落不到书本上。虽然也能背几句三字经或百家姓，但把那里的字单个拿出来叫他认，他就不认识了。二爷虽说念书认字不行，倒也学了一手绝活，打算盘。他不仅能熟练地打“三遍九”，就是打起“狮子滚绣球”，“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来，也是劈里叭啦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老爷看透二爷不是念书的料，与其让他在学堂花钱买罪受，不如干脆叫他下了学。老爷看二爷算盘打得好，曾想叫他到油坊管账。可他连人的姓名都写不来，光算盘打得好看也没用。最后只好让二爷回到吕庄，照管老家的地去了。

老爷把唯一的希望全寄托在三爷身上了。三爷比二爷小好几岁，天资极聪明。老爷让三爷念书很早，才四五岁，三爷就能背一百多首唐诗。六岁那年，他竟写了一首诗：

一片汪洋在北关，

莫非天池落人间？

云在水中戏绿波，

船在天上扬白帆。

老爷念书不多，并不懂这首诗的意义。但教书先生说：“这小公子不得了，是个神童，这首诗是写咱睢州老北关的，简直能跟唐朝骆宾王六岁写的《咏鹅》相比了。恭喜吕掌柜，你这公子长大至少能中进士，说不定能被皇上钦点为状元呢！”

老爷高兴极了。三爷终于让老爷看到了希望。唉，我们吕家，自从先人勾头老吕以后，多少辈儿都没出过达官贵人了，莫非小三儿真的能使吕家重新显赫起来？

勾头老吕是我们吕氏公认的值得荣耀的先人。他到底是哪个朝代的，谁也说不清。他曾做过御史，能驾驭朝里的风云。后来勾头老吕被奸臣陷害，砍了头。再后来，皇帝辨明勾头老吕是个忠臣，又给他平了反，昭了雪。重新厚葬他时，还给他铸了一个金头。他的后人却哭着说：“铸金头，铸银头，换不来俺爹的肉头。”是啊，人死毕竟不能再复生了。

在老爷心里，真的以为三爷就是再世的勾头老吕了。

一天夜里，老爷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老吕家的院子三进三出，富丽堂皇，比黄岗黄天龙的大院还气派。院子中央还立起一对高高的，象征功名地位的旗杆。突然，一阵敲锣打鼓声传来，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进了吕家大院。原来是皇上派的钦差大臣到了。钦差大臣向老爷和三爷宣读了皇上的圣旨，宣新科状元吕守业赴京就任。三爷接了圣旨，又向吕家祖先的牌位和老爷磕了三个头，然后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地离开吕庄，进京接任吏部尚书的职务去了……四

就在三爷六岁写诗的第二年，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宣统小皇帝被赶下了台，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进入中华民国的历史阶段。

光阴在苒，时光又过了十几个春秋。

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老爷，还在支撑着睢州的油坊，但明显地看出他有些年老力衰了。进入而立之年的我爷和将近而立之年的二爷，都被打发到吕庄，经营着老家的土地。十几年中，老爷把做生意赚的钱，全置成了地。吕家从原来的一顷地已经增加到五顷多，增长速度之快，不仅让我们老吕家振奋，就是黄岗集的四大财主，也都不得不瞠目。

本来三爷是老爷心中的希望之星，但随着小皇帝的下台，科举制度的废除，老爷多年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然而已到弱冠之年的三爷血气方刚，时代似乎赋予他更大的机会，使他更有了积极进取精神。他是睢州唯一进入上海上大学的学生。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他思想激进，指点江山，大有改天换地的雄心抱负。他嫌自己原来的名字封建色彩太浓，又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鹏飞。

此时的老爷，却天天数星星数月亮地算计着日子，盼着三爷早日学成回乡，支撑吕家门户。因为在吕庄，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原来黄岗集的黄天龙，容忍不了我们吕家的崛起，常常向吕家发起挑衅。

黄岗集离吕庄只有三里，黄天龙在黄岗是一霸。他家是挂了“千顷牌”的，这样的家产，在整个睢县也仅此一户。他家养了很多打手，进出都有贴身跟班儿簇拥，甚是威风。有些穷人虽然常在富人的地头地脑偷些东西，但绝不敢到黄家的地里去偷。那样，即使他不动手，打手也会把人打个半死。有时遇到歉年，他也会多少拿出一点粮食施舍穷人。但他并不是对穷人同情怜悯，而是想得到穷人向他磕头求助时，或口口声声喊他“黄二爷”时产生的快感。一次他让人做了一大锅舍饭，很多穷人拿了碗来盛饭。他不许穷人把饭端回家，必须当场喝下去。他就在一边看着穷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哈哈大笑，他实际上是变着花样拿穷人开心。那些穷人得到他的施舍，也并不感激他，因为那些施舍是用屈辱换来的。有些不肯受辱的人，宁愿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也不跪求在他的门前。

过去，黄天龙从没把我们吕家放在眼里。一顷地的小财主，比穷人强不到哪里。可现在吕家五顷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别人也能进入大财主的行列。他常常站在大街上，对着穷人说：“你们的粮食不是不够吃嘛？现成的有嘛，吕庄卖油郎家的庄稼，就是给你们种的。”

这话表现了他对我们吕家的蔑视。他把老爷当成卖油郎，就是把老爷看成下九流。千百年来，生意人都是不入流的。就是一般的穷人，也是大生意做不来，小生意又不愿做。让他们提篮叫卖，游乡串巷，他们都觉得丢人，张不开口。另外，黄天龙的话，也是公开纵恿黄岗的穷人偷抢我们的庄稼。有他在后边撑腰，那些穷人还怕啥呢？

小满过后的乡村，是一年中最美妙的季节。夏风吹走了最后一缕春寒，让那些缺少衣服的人再也不怕寒冷。遍地小麦渐渐由绿变黄，让那些缺少粮食的人终于看到了希望。村头的杏树枝上，一颗颗杏子渐渐由青变黄，让人看了嘴里直淌酸水。一棵棵桑树上，密密麻麻的桑葚已经红得发紫，早就吸引了很多孩子爬上去摘吃。黄鹂的叫声像唱歌一样婉转悦耳。布谷鸟的叫声比公鸡的叫声还早，催促人们赶快准备夏收夏种。此时的乡村到处都能看到一幅幅图画，听到一曲曲牧歌。

这时候，我爷也像当年的老爷一样，做着一年中最繁忙的夏收准备。抢麦的铲子要不要新添，挑麦的桑杈能不能再用，搂麦的耙子要不要修理。这些收割的用具，样样都要检查，稍有忽疏，到时就会影响打仗一样紧张的麦收。

也许因为有我爷扛着大梁，二爷总是做个甩手掌柜。闲时，他喜欢把个鹌鹑，玩个斗鸡，喷个大话。却在春夏两季，独好种瓜。从三月起，他就蹲在瓜地里点种，盘瓜，压瓜，施肥，除草。直到瓜熟时，就搭个瓜庵，住在瓜地里。图的就是品尝自己种的瓜到底比别人种的瓜甜到哪里。这时他常常来到别人的瓜地，尝尝别人种的瓜，对别人的瓜褒贬一番，再请人到他的瓜地里尝尝他种的瓜。别人能夸一声他种的瓜甜，他就满足极了。种瓜是他的一个瘾，他年年如此，乐此不疲。所以，到了小满，当我爷忙得团团转时，他却泡在瓜地里，一心侍弄着他的小瓜苗儿。

到了芒种前几天，地里的小麦一块接一块地熟了。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一旦熟了，必须马上收割。这时，爱睡懒觉的我爷也得早早起来，带着年作短工抢收麦子。从来不下地干活儿的奶奶，二奶奶，还有刚过门儿的三奶奶也不能闲着。她们要在家里烧茶水送到地里。这时天很热，干着重活儿，是不能缺水喝的。她们还要在家炸些老鸹头，蒸些白面馍，下些凉面条。收麦是累死人的活儿，但只要肚子里有好吃的，从早干到晚也能撑下来。

我们这儿收麦，一般不用镰割，都是用铲子抢。先把铲子磨得锋利无比，安在一根长长的抢子杆上。抢麦的人握紧抢子杆，把铲子对准麦垄，胳膊一推一推往前走着，麦子就嚓嚓倒地了。

抢麦是重活儿，一般都是男人干。麦子抢倒后，女人就手持一把三股桑杈，把抢倒的麦子挑到一起，堆成一个个像坟头一样大的麦堆。当拉麦的大车赶到地里时，再把这一堆堆麦子装上大车拉走。

装车的时候，又换成男人手拿桑杈，把那三股叉子狠狠地叉进麦堆里，再猛地翻过来，杈把朝下，麦堆就被举上了天空。男人高举着杈把，把麦子送到大车前。这时，车上还有一个“踩车”的人，也拿一把桑杈，指挥着车下的人，把麦装到合适的地方。车上的人用桑杈也把举上去的麦子叉住，固定在一个地方，下边的人把桑杈猛一下抽出来，麦子就装上车了。这样车上车下配合，麦车就能装得不歪不斜，越装越高，像一座小山。装车的同时，车后有两个手持大耙子的女人，把地里撒下的凌乱麦子搂到一起，也装在车上。麦车装满后，人们用绠绳把大车紧紧地缠上几圈，用力刹紧，防止麦子从车上掉下来。最后，这座活动的麦山就慢悠悠地拉到了打麦场上。

乡下自古就有拾麦的习俗。那些拾麦的人，把目光投向辽阔橙黄的原野，看到哪块地里有拉麦的大车，他们就蜂拥着赶到那里，跟在搂麦人的后边，把漏掉的麦子争着拾起来。有的拾麦人离搂麦人很近，故意用脚踩住一缕麦子，让搂麦人搂不走，他们就赶快把踩住的麦子拾到手里。这时候，搂麦的人便喊着“往后点，往后点！”那些拾麦人就知趣地往后退一点。还有的人爱拾“路麦”。就是跟在拉麦大车的后边。

因为麦车装得很高，在晃晃悠悠拉往打麦场的路上，难免会掉下一点麦子，拾路麦的人就把它拾起来。有时，庞大的麦车会蹭上路边的树枝，就能蹭掉一大缕麦子，拾麦的人就大捞了一把。

这一天，我们家拉麦的大车刚到地里，突然从黄岗涌过来很多拾麦的人。过去拉麦时，搂麦人的后边一般只跟着几个，十几个拾麦的人。

可今天，一会儿就涌过来五六十人。他们开始拾麦时，只是离搂麦的人很近。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试探着越过千百年约定俗成的界限，进入还没有搂过的区域。这时，几个搂麦和装车的人就喊起来：“往后点儿！

往后点儿！太不像话了！”

可是，那些拾麦的人根本不听，他们甚至到了装麦的大车跟前。装麦的人和拾麦的人纠缠在一起。

这时，我爷正在另一块地里。他远远看到拉麦的地里一片黑压压的人，又听到乱嚷嚷的声音，急忙跑过来大声喊叫：“你们干啥？简直明抢了！五更，给我用杈挡住！”

五更是老爷堂哥箩头的儿子，我应该叫他五更爷。五更爷拿着桑杈，挥舞着去撵人。过去，拾麦的人太过分时，装车的人只要黑着脸，舞着桑杈喊一声，他们就不敢再向前了。可这回不灵了，有一个人甚至抓住五更爷的杈把，跟五更爷支把起来。

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几十个拾麦的人已经变成抢麦的人。他们仗着人多，根本不听我爷和装车人的喊叫声。有人甚至大声喊：“快抢呀！不抢白不抢！有黄二爷撑着，怕啥呀！”

我爷看着这些几乎发疯的人，已经无可奈何，只好任他们抢了。我爷叫五更爷和其他装车的人都让开。我爷怕把事闹大了，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出了人命，后果更不堪设想。

那些抢麦的人，看到我们放弃了抵挡，一下子散开跑满地。有的用胳膊狠狠地抱了一搂麦子，有的装了满满一篮子麦子，最厉害的是用绳子捆了一大捆。各有所获后，便一溜烟向黄岗跑去。

我爷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麦子被抢得一片狼藉，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家麦子遭抢的事传到睢州，老爷第二天急忙从睢州赶回来。刚走到庄口，又目睹了第二次遭抢的情形。

老爷明白，这是黄天龙和我家公然过不去了，可我们家是斗不过黄天龙的。老爷一股气憋在心里，终于病倒了。

老爷越来越感到力气不支。他想到睢州的油坊，这油坊已经开了二十年，虽然赚了不少钱，可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谁能理解？老吕家香油虽然成了睢州的四大名牌之一，可不是照样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特别是有个戏班儿，唱了一出《卖油郎独占花魁》，有人竟把老爷和那个卖油郎附会到一起。按说，戏里的花魁娘子不选达官显贵，浪荡公子，却偏偏选中了卖油郎，这正是卖油郎的光荣。可是人们不这样附会，偏偏附会到花魁娘子是个娼妓，好像所有卖油的都和娼妓有关。人们可以花钱嫖娼，但若娶娼妓为妻则是奇耻大辱。老爷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又看出我爷二爷都不是经商的料，便有了关掉油坊的想法儿。过去，老爷曾担心地少，家底薄，怕儿孙受穷。现在发家了，没想到又受到更大财主的欺负。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也有富人的难处。

老爷强撑着病歪歪的身体回到睢州，妥善地给油坊收了尾。提子对油坊有很大功劳，他给了提子一些钱，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故道湾，自己开油坊去了。凡吕庄的帮工，都让他们回到吕庄，给老爷种地。其他的帮工，也分别给了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另谋出路。就这样，曾经红红火火的老吕家油坊，在冷清凄凉中关门了。

老爷离开油坊的时候，流下两串浑浊的老泪。

老吕家油坊，在睢州四大名牌中，崛起得最晚，却消失得最早。多少年后，人们提起老吕家香油，还无限留恋。都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老吕家那样的香油了。

至于睢州的其他三大品牌，也都相继消失在解放以后。衙门口烧饼，是在统购统销后，买不到白面，只好停了炉。孬孙家店铺，是老孙赚了一笔钱后，回了老家山西。他的儿子继续留下经营着店铺，1956年搞公私合营，孬孙家店铺便改名为东关供销合作社。于庄烧酒是在1960年，人们连野菜都吃不上的时候，终于停了火。

老爷回到吕庄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请了不少大夫看过，都说不出是什么病。也许是心病，是睢州油坊的关闭，或者是黄天龙的欺负，都是使老爷一病不起的原因。

老爷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我爷和二爷叫到跟前，嘱咐说：“老大，老二，我死后，你们要管好咱的家，别走邪路，别沽嫖赌，别吸大烟，我挣这个家业不容易，千万不能败在你们手里。”

我爷和二爷流着泪，连声答应。老爷又说：“你们给小三儿写封信，叫他从上海回来一趟吧。他要回来晚了，我就见不到他了。我要先走了，你们就对他说，叫他学成了一定回老家，咱家就他最有出息，往后咱老吕家的门户，得靠他支撑。”

老爷怀着满腹的心事走了。老爷死时才五十出头，他被安葬在庄东的吕家坟地里。多少年来，风雨沧桑，他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看着他的后代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后辈儿人，每当去祖坟扫墓时，虽然很多人连见过他都没有，却忘不了到他的坟前，给他的坟头添几锨土，烧几张纸。五

在一个爽朗的秋天，三爷西装革履，掂着一个皮箱，里边装着复旦大学的毕业文凭和一大沓子名流的推荐信，回到吕庄。

老奶奶见了三爷，又流下眼泪。她抓住三爷的手说：“小三儿呀，你爹临死就盼着能看你一眼，可盼到死也没见到你。他就给你留下一句话，叫你撑起咱老吕家的门户。”

三爷也很伤感，眼睛红红的，他安慰老奶奶说：“娘，你放心，我一定为咱吕家争气。”

第二天，我爷带着三爷，到坟上祭奠了老爷。之后，三爷就匆匆去了睢州。三奶奶很想留三爷在家多住几天，可三爷只想早奔前程，没有心思和三奶奶缠绵。

三爷在上海的几年，可谓大开了眼界。作为五四以后的青年，他如饥似渴地接受一切新鲜的思潮和事物。其中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三爷还酷爱新文学，拜访过文坛前辈鲁迅和诗界名流汪静之，徐志摩等，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诗歌。三爷曾打算在上海发展，那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能有广泛的结识。后来他考虑到老爷的遗愿，又想到家乡虽然落后，却是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在这里耕耘播种，也许更有作为。于是三爷最后踌躇满志地选择了回乡。

到了睢州，三爷先后去了县党部和文教局，并一股脑儿展示了自己的有关证书，各类推荐信和发表的作品。三爷有极好的口才，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流露出自信。在这个古老的小城，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简直就是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三爷一下子就把那些政要们征服了。

几天后，三爷接到了任命，他当上了睢州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担任睢州中学的校长。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到如此器重，已经很难得了，然而三爷似乎并不满足，他还想在政界进一步发展。在三爷周围，很快吸引了一批激进的少壮派人物。他们常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抨击现实，揭露时弊。

在一次聚会上，大家又议论起官场的黑暗腐败。

三爷说：“听说有一次冯玉祥去见蒋委员长时，挑了一只灯笼。蒋委员长问他为什么大白天挑灯笼。冯玉祥说，不挑灯笼看不清路呀。

蒋委员长生气地说，老冯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其实，冯玉样大白天挑灯笼，是讽刺社会的黑暗呀！”

三爷一开头，大家七嘴八舌都议论开了。“提起官场的黑暗，真是一言难尽。行贿受贿泛滥，徇私舞弊成风。”“现在哪个官员身上是干净的？要是把他们先抓起来判刑，再收集罪证，十个有八个不冤枉。”“这样下去，咱们的国家还有啥希望？国民党也要完蛋。”

大家越说越慷慨激昂。三爷又说：“我看，咱们的胡占魁县长身上就不干净。”

三爷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原先大家的议论的毕竟是泛指，没涉及具体个人，也便没有多少忌讳，没想到三爷竟把县长撂了出来，一时竟没有一人再接话茬儿。

三爷环视大家一下，停一会儿说：“怎么了众位同仁？怕了吗？怕什么！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什么县长局长。有些当官的为什么敢胡作非为？原因之一就是知道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要我们同心一致揭露他，不信把他扳不倒。”

三爷的话鼓舞了大家，大家放弃了顾虑，情绪又激昂起来，纷纷揭露胡占魁的恶迹和腐败。一旦打开了话语的闸门，多少鲜为人知的事都暴露出来了。

三爷激动地说：“我建议，我们再继续搜集胡占魁的罪状，写成一篇檄文，把他告到专署里去。为了国家，为了民众，我们一定告倒这个祸国殃民的贪官。”

几天后，一篇义正词严，证据确凿的揭露胡占魁罪状的檄文写好了，执笔人当然是三爷。三爷又鼓动很多人签了名，他便和另一位县党部委员作代表，送到专署去了。

又过了不久，胡占魁的县长职务果然被免了，而且还判了刑。那一天，胡占魁被绑上囚车，在睢州城里和东关的大街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解到归德府的监狱里去了。

三爷告倒县长的事在整个睢州传开了。传说专署里的官员都被三爷的胆魄和慷慨激昂的陈辞所折服。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简直把三爷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

三爷不仅在睢州有了名，甚至在整个豫东地区也成了新闻人物。

不久，三爷又接到一份任命。在担任睢州中学校长的同时，又兼任了睢州第二区的区长。第二区管辖着城北七八十里的区域，我们吕庄和黄岗集，就在二区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样，即使挂了千顷牌儿财大气粗的黄天龙，对我们吕家也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从此，黄岗集的人，再也不敢抢我们的庄稼了。黄天龙知道我们吕家和他积怨甚深，也很想把过去的积怨化解。

黄天龙家已经富了几代，只是他家只有财运，没有读书运。早在晚清，几代人中不仅没有出一个举人，连个秀才也没出过。没有功名，财产再多也只能算土财主。后来他花了重金，买了一个拔贡。他以为有了功名，便要在深宅大院里立一对旗杆。他家院子的气派在方圆百里是独一无二的。几进几出，从大门一直能看到院子深处的第六道门，被称为“六门照”。院子虽然气派，可立旗杆时，就是立不起来。据说立旗杆的人家，要达到一定的功名，他家别说是买来的拔贡，就是名符其实的拔贡，也不够资格。旗杆没立起来，反倒成了人们的笑柄。他有时很懊丧，自家虽然挂了千顷牌，还不如黄岗集只有十来顷地的赵家更显得荣耀。

赵家有个叫赵兴邦的人，担任着山东财税厅厅长。在乡下人眼里，出这样一个高官，简直跟出个宰相差不多。赵兴邦人缘极好，一次他回到黄岗，对众人说：“以后，别说是咱黄岗的乡亲，就是整个河南的乡亲，到了山东，我都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回乡的盘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的许诺。河南人多了，除了黄岗人，有多少河南人知道远在山东有一个做高官的老乡呢？即使是黄岗人，他们大多连睢州都没去过，又有几个能跑到山东找他？但人们听了他的话，对他还是很敬重，觉得他很豪爽，比黄天龙强多了。他们家出了这样一个高官，也比黄天龙荣耀多了。

至于三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小小的区长自然不能跟厅长比。但人们似乎更看到三爷的前途无量，而且他的权势就在眼前，不像赵兴邦的权势，太遥远，太虚幻。特别是黄天龙，挂了千顷牌的人家更不能跟“现管”过不去。人们都说，挂了千顷牌，就免交公粮了。其实不是免交，而是根据年景和具体状况，上边让你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

他不敢得罪三爷这样的“现管”，不然的话，三爷张口让他多交三五十石粮食，他是干瞪眼没办法的。

三爷很忙，睢州中学的事他要管，每周还兼着几节国语课。区里的事他更得管，偶尔还得到县党部开会。他做事雷厉风行，常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颠簸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偶尔，在吕庄，在黄岗，也能看到三爷骑车的影子。

当时骑自行车的人很少，人们把自行车叫洋车子。如果见到一个骑洋车子的人，会像看稀罕物一样吸引很多人。有人编过这样一个谜语：远看像条龙，近看铁条拧。晴天龙驼鳖，雨天鳖驼龙。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骑洋车子人羡慕而又眼红的复杂心理。

一天，三爷骑着洋车子来到黄岗的街上，很多孩子都追着看。黄天龙正手把鹌鹑，在街上悠闲地散步，看见三爷过来，急忙把鹌鹑递给贴身跟班儿，满脸堆笑，对三爷拱手打礼说：“嗬，吕区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呀！”

三爷看到黄天龙一脸媚态，投去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的目光。他想起当初黄天龙对老吕家的欺负，心里涌上一股愤怒。三爷本来不想理睬黄天龙，又觉得那样有失风度，便下了车。毕竟黄天龙是睢州最大的财主，别说区长，平时就连县长也不慢待他呀。“黄先生，幸会呀！”三爷虽然这样说，但声调显得很冷淡。“吕区长，请到我家客厅一坐。我家厨师刚学一手，请品尝品尝他做的燕鲍翅，看看手艺怎样。”“我公事缠身，没这个口福，还是黄先生留下自己品尝吧。”三爷推着车子，脚步没停，说着就蹭地又骑上车，扬长而去。

黄天龙弄个大闪脸，他看着三爷的背影，心里恨恨地说：“这小子，看来真的能摆谱。”

黄天龙不甘心，过年的时候，又派人到我家送了一纸请柬，请三爷务必到黄府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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