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愿坚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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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游击队员：王愿坚经典作品集试读：
珍贵的纪念品
像我们这样的老战士，大半都有这么个怪脾气——喜欢保存点珍贵的玩意儿：一块从自己身上开刀开出来的炮弹皮啦、老战友的来信啦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留着可以做个纪念。像我，就保存着这么一条红领巾。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事。蒋军拼凑了两万兵力，二十多辆坦克，想偷偷地袭击我们的东山岛，阴谋配合美国在朝鲜对我们的进攻。我们马上给了他个迎头痛击，战斗了两天两夜，敌人连死带伤加被俘，丢下了三千多，剩下的被我们一气赶下海去了。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东山岛战斗开始的时候。战斗一打响，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就这么打一节，退一节，争取时间，最后坚守主阵地，让后面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战斗正打得火
热，连长到我跟前说：“于成年同志，你用这挺机枪做掩护，部队要转移到主阵地去！”他具体交代了任务，并且嘱咐我：“记住，看见部队上了四二五高地，你们就撤退！”我和弹药手就留下了。起初，任务执行得倒也顺利，别看就这一挺机枪，敌人死得一片一片的，怎么也上不来。看见大部队已经安全地跨过了背后那个山嘴子，开始上山了。我刚要招呼弹药手撤，谁知道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右边绕上来了，子弹朝我俩屁股打过来。这一来，我们撤就困难了。我伸手捅了捅弹药手说：“把子弹夹子留下，我掩护，你赶快顺着小沟撤下去！”我自己手端着机枪，一直向绕上来的敌人扫射过去。敌人被赶下去了，弹药手也平安地撤走了。可就在这时，我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大腿上，麻酥酥的，那血呀，像个小泉眼似的，呼呼直冒，不一会儿腿底下的土就湿了一大片。凭经验，我知道伤得不轻，十有八九是碰到骨头上了。我想包扎一下，谁知道一掏口袋，急救包没了，还是在前面山头阻击的时候，给三班长包伤口用了。这时候，敌人的小炮还一个劲儿地往这儿落。不行，得走！人死活不说，这挺机枪丢不得呀！我把枪往怀里一抱，一骨碌就滚下了山坡，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过一条小沟，顺着沟沿往一块黑压压的甘蔗地爬。爬呀，爬呀，越爬越觉得没有力气，浑身发软，突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腮上像爬着几个虫子，痒得很，伸手一摸，湿漉漉的。睁眼一看，原来我正躺在一个孩子的身旁。那孩子抱着我的肩膀，头伏在我的脸上抽抽噎噎地哭，泪珠吧嗒吧嗒掉到我脸上，又顺着流下来。咦！这是怎么回事？那孩子见我醒了，连忙抽手把眼泪一抹，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我挣扎着坐起来，四周望了望：是在一块甘蔗田里，那甘蔗密密麻麻的，隔一垄就望不见人。我那挺机枪好好地架在甘蔗棵子上。我竭力回想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这时才想到我那负了伤的腿，不由得朝伤口处望了一眼。冷不丁一看，把我吓了一跳：怎么血流得这么多！再仔细一瞅，才发现那并不是血，而是一块红布。那红布呀，鲜红鲜红的，就和我的血一样红。奇怪的是，那块红布竟扎得那么准，那么平帖，不歪不斜，不松不紧，就像卫生员包扎过的一样，怪不得血不流了呢。不用说，这一定是这个孩子干的事。我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是个女孩子，看样子有十二三岁，梳着两条小辫儿，黑黝黝的圆脸上稀稀落落的有几个雀斑，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子，长眉毛下面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就是个机灵的孩子。可是她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刚要问，她倒先开口了：“叔叔，腿还痛不痛？”我说：“不痛了。”真的，因为止住了血，不怎么痛了。她说：“你别哄我啦。削铅笔把手割破了，都要痛好几天，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她想了想，又说，“要是有点药上上就好了，是不是，叔叔？”“嗯，真的不痛，”我看着她那开心而又天真的小脸孔，又感激，又怕她为我的伤口害怕，我把话岔开去，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啦？”她说：“妈妈去给那边山上的解放军叔叔送开水了。临走的时候怕蒋军进庄跑不及，叫我躲到这里来。”她又说，她在躲着的时候，听见前面打仗，很害怕；听见枪不响了，想出去看看，刚一爬出甘蔗地，就看见了我，从军装上认出我是解放军，她就把我拖到这儿来了。她还告诉我，在我昏迷的时候，她偷偷爬出去看了好几趟，看见蒋军没顾得找我，直夺主阵地那座大山去了。末了，她说：“你淌了那么多血，一条红领巾都包不住，你又不会动……”说着，她眼里的泪珠儿闪着光。我看看她扎伤口的那块红领巾，不知怎地，眼泡子一热，眼泪也差点收不住了。我拉着她的手说：“小妹妹，多亏了你呀！”她却晃着小辫子说：“你可别那么说，我是个少先队员嘛！”看她那副神气，她是把这件事当作本分的事来干的。这时，我的伤口又痛起来了，我紧咬着衣服领子，生怕一张口就会痛得喊出声来；她大概看出了这点，低下头，趴在我的腿边，折下半截甘蔗攥在手里，小心地给我剥腿上的泥巴，用甘蔗水轻轻地擦我身上的血迹。痛过一阵以后，我透过甘蔗梢子望望天，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附近的枪声早停了，只有远处还一阵阵传来枪炮声。我喊了声：“小妹妹！”“哎！”她爬过来了。“你在这儿躲着吧，我得找部队去了。”说着，我就起身，谁知这腿伤得的确厉害，脚刚一着地，就钻心地痛，我“哎哟”一声又歪倒了。她连忙扶着我，说：“叔叔，你还得躺着，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我说：“不行，打仗的时候，一挺机枪关系大事，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我给你送。我扛得动，我刚才还扛过哪！”她看看我的脸，知道我不答应，她就说，“要嘛，我先进庄去看看，要是没有土匪，我找人来抬你，好不好？”这倒是个办法，但万一碰上敌人呢？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我不答应她去。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说：“不要紧，这路我熟着呢，我还会躲，你看！”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往头上一戴，可不是，草叶子一耷拉，把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她嘱咐我：“叔叔，你可别乱走哇，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垄。”说完，像个小刺猬似的，一溜就不见了。她一走，我不由得心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可是出去了，如果碰上蒋军……我越想越担心，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可是腿又不听使唤。我只好熬着，熬着……过了约莫有一个钟头，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是她，她回来了。仔细一听，似乎还有一个人，我一惊，刚要抓那挺机枪，就看见她钻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也顶着个草圈子。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高兴地说：“庄里没有土匪，可是找不到人，我把我妈领来了。”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说：“到庄里去吧，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扶起来，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我慢慢地用一双腿跳跶着走出了甘蔗地。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那孩子扛着呢。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外加两个子弹梭子，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她望着我，好像是说：“你看，叔叔，我说扛得动，你不信！”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到了她们的家。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这工夫，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硬逼着我吃下去。过了一大会儿，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还带来了一张竹篾床。她说，男人都不在家，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那孩子呢，非要跟着不行，还硬要拿着两个子弹梭子。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忽然，一阵疼痛，我就又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医生说，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还打着了什么“静脉”，要不是包扎得及时，不死也得落个跛腿。可是经那条红领巾一包，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那时我想：等我伤好了，一定得去找到她，好好地谢谢她。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呢——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只是被血弄脏了，得买条新的还她……可是我很懊悔，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咳，我真是……伤愈那天，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回连了。回连报到以后，当天没有事，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这我是记得的）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说起来也好笑，这么大的东山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到哪里去找呀？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嗬，可给我问到一个下落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了八里多路。到了那里，谁知找到了一看，不是！那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但我找的不是她。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到了那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我挤进会场，东看看，西瞧瞧，咦，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衬得小脸黑里透红。那小辫儿，那大眼睛，那个小痣子，是她，一点儿也不错！休息的时候，我跑上去找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连连地叫着：“叔叔！”还看看我的伤口，问我现在还痛不痛。这时，我才知道她家是盐民，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蒋军抓去了，听说死在海边了。她告诉我，这次因为救我，她被评了一等功。从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通信联系呢。有一封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正在练兵，就是为了解放台湾，我一定要把本领练好，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台湾人民救出来，给你爸爸报仇！”至于那条包过伤口的红领巾，现在还留在我这儿。我还她的是条新的。为了这事，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你看，这就是那条红领巾，这条缺口，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1954年1月23日火林大妈住在东山岛的一个小山上，山前是一列大山岭，山后靠海，是一望无际的平地。林大妈的屋后有一片竹林。她和小儿阿根，就靠这片竹林过日子。说起林大妈这片竹林，那真是全岛上数一数二的。地面虽然不大，竹子可长得挺旺，远看，青艳艳的一片，像一块绿油油的大绒毯；近看，一棵挨一棵，密密麻麻的，像一片大篱笆。林大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背弯、眼花、牙也掉了半嘴。可是，她偏偏不服老，每天拄着拐杖，挟着弯刀，钻到竹林里，这里扫扫烂竹叶，那里给笋芽松松土，一磨蹭就是一天。有时不小心踩断了一棵笋芽，她就心疼得一天吃不下饭。林大妈这样没死没活地干，她是有打算的，这个打算在她心里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前，她老伴临死的时候，对她说：“你跟着我苦了一辈子……咱俩受点苦也算不了啥，只要孩子……无论如何得给他成个家，抱个孙子……”从那时起，林大妈就想积蓄点钱，好给孩子成家。可是，她刚积了几个钱，要给大儿子阿桂成亲，却碰上蒋军撤退，阿桂被抓去了，几年的积蓄被抢得一干二净，林大妈只好带着小儿子过着苦日子。但是，不管日子多么苦，林大妈给儿子成家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蒋军抓去大的还有小的，现在小儿子也长大了，当上了民兵；听说在山下村里还找了个对象。如今日子过好了，林大妈打算多积蓄几个钱，给儿子把喜事办得像样点。要不，怎么对得起那死去的老头子呢。于是，林大妈干得更起劲了，收竹子时，把那又壮又直的好竹子一根根地拣出来，捆好放在一边存起来，哪怕是生活再难的时候，也不去动它。竹子越积越多，不到一年工夫，竹林前面的竹子垛有房顶那么高了。林大妈一有空就拄着拐杖来看看竹垛，越看越高兴，摸着竹竿，数数捆数，点点根数，心里盘算着：“再加七捆就够五十捆了。到了那时候，拿几捆换木料搭三间房子，剩下的卖给合作社，买布、买猪肉……一定给孩子把喜事办得比他爸爸娶我的时候好上十倍。”有一天，林大妈实在憋不住了，她就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儿子笑了笑，似乎要说什么，但是望了望母亲的笑脸，又改了口，说：“好嘛，政府正要盖房子呢，把好竹子卖给国家吧！”就在这个时候，东山岛的战斗发生了。林大妈家前的那座大山上，成了战场，数不清的解放军战士攻上山去打敌人。夜里墨黑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阿根到民兵队去集合了，林大妈靠在竹子垛上，摸着心爱的竹子。大炮“咕咚咕咚”地震得人心跳，林大妈望望战场，想起了那些抓走大儿子的蒋军又来了，我这竹子……人民解放军呀！你们千万要把这群狗东西给我杀死……忽然，一阵脚步声从竹林后面传过来，越来越近，接着几十条黑影窜过来，为头的那个黑家伙，压低嗓子喊：“什么人？过来！”林大妈吓坏了，她抖抖索索地走过去，一下被那家伙抓住了。那家伙用一根硬东西把她推进屋去，林大妈觉出那硬东西是枪，但她不知道这些坏人是从哪儿来的。一个人问她：“快说，这山上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你们的解放军？”林大妈告诉他们，这山上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孤老婆子。那人推她一把说：“去，烧开水。多烧！”“没有柴火！”林大妈稍微清醒了些。“这里有！”外面的人拉进一捆竹子，“咔嚓咔嚓”折断了，丢给她。竹子，就是林大妈的命呀！现在，她忍住心痛，把它当柴火烧了。她慢吞吞地往锅里添水，刚要擦洋火，一个蒋军拉住她：“把门关起来，不要让火光露出去！”林大妈关上门，点起火来。竹子在火里烧得噼噼啪啪地响，每响一声，林大妈的心就抖一下，这不是烧竹子，简直是烧她的心。就在这时候，蒋军们忙起来了。那个当军官的拿出一张纸，用手电筒照着，身边围着一群蒋军士兵，蒋军官说：“再过半个钟头就开始，我们从海上摸到这里，要从后面打他们！只要打下前面的那个大山头，”他用手朝大山一指，“我们就能占领全岛。听明白了没有？”“可是要保守秘密，要叫共军知道我们在这里，那——前面是他们，后面是大海，我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个蒋军官瞟了林大妈一眼。林大妈连忙转过脸去，向灶炕吹了几口气，假装没听见。不知哪一个又说了句：“不要紧，那么一个孤老婆子……”蒋军的话，林大妈虽说不能全听懂，但是意思是知道了。水烧开了，她又偷加一瓢凉水，坐在门后边假装打盹儿。她闭着眼，心里好像烧滚了的水：这些土匪就是抓走大儿子阿桂的蒋军！现在又来了！我不能叫他们再来糟蹋我，他们要暗算那边山上的人民解放军，我得赶快去报告！可是怎么去呢？要是小阿根在家去送个信就好了；我去，恐怕走不到那里，就会被土匪打死的，那不就完了吗……这时，她不由得想起老伴临死的话。她想：我死了倒没啥关系，只要人民解放军能保住东山岛，往后阿根就有好日子过……她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听见“啪”的一声。她睁眼一看，原来蒋军们正在抢水喝，一个蒋军踢着了竹火，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那个蒋军官火了，就打了那家伙一个耳光。这时，林大妈心里一下子亮了，她暗暗骂道：“畜生，你们怕火呀！”她有办法了，趁着蒋军不留意，拿着一盒火柴，偷偷地拄着拐杖溜出屋子，摸摸索索地朝竹子垛走去。摸呀，摸呀，竹垛摸到了，她望了望房子，就抓起一把竹叶，绕到竹垛那边，钻到垛空里去，又抖抖索索地从腰里掏出火柴来。她的心跳得很厉害，手也在发抖。她把竹叶撒在竹竿上，抽出一根火柴，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想这竹子就是准备给孩子办喜事用的，只要火柴一擦，就要烧个精光，可是一想到屋里这些可恨的蒋军，立刻把心一横：“不，一定得烧，一定得让解放军知道！”她咬紧牙根，使劲一擦，火柴断了；她又抽出一根，刚要擦，手一抖，火柴掉了；她抓出三根火柴并在一起，“嚓”一道亮光，她赶快用身子挡着风，把火苗送到竹叶上。焦干的竹叶一点就着。火苗着旺了，林大妈才放了心，爬出垛来，她像收完一批竹子一样地高兴。心想：“这么干的竹子，再加风一吹，短命的再也救不下！”她用力站起来，绕过竹子垛，朝着前面的大山站着。火被风一吹，一会儿，火柱冲上天空，照得山坡上和白天一样。她举起拐杖在火影里摇着，喊叫道：“解放军同志——这里来呀——”火光把敌人吓坏了，蒋军们没命地从房里跑出来。一个蒋军像疯狗一样扑向林大妈，因为他怕解放军听见，没敢放枪。林大妈抡起拐杖，拼上全力向蒋军打去，接着一头撞到蒋军的怀里，两人扭在一起。林大妈揪住蒋军的衣襟不放，正揪着，忽然她摸到蒋军身上有一串圆圆的硬东西，她想，这玩意儿正和阿根带的炸弹一样，顺手抽出两颗，蒋军刚要把她甩倒的时候，她已经把那两颗硬东西甩到火里去了！“轰！轰！”林大妈只觉得头嗡的一声，被一股热风推了老远。她醒来的时候，只听到一片枪声，不知哪来的一只脚在她胸口上踩了一下，她又昏过去了。一会儿，她觉得浑身像被什么网住似的，听到“妈呀！”“妈呀！”的声音，睁眼一看，是大白天了，原来自己躺在担架上，身边站着阿根和一个姑娘，还有一大群解放军同志！林大妈望了望那堆竹子灰，两眼直瞪着儿子，呆了半天，才想到昨夜的事，说：“孩子……我对不住你，你那竹子……叫我……烧了……”阿根向那个姑娘笑笑，又转过脸对林大妈说：“妈，你不要心疼那竹子了。你知道，亏你那一把火才保住了咱们东山岛呀！”“谢谢你，老大娘！”一个高个子的解放军同志说，“你把敌人的行动报告给我们，你是个好妈妈。现在敌人被我们消灭了，你到后方去休养休养吧！”四个解放军战士把担架抬起来。林大妈望望她那片可爱的竹林，望望儿子阿根和那个不认识的姑娘，又望望解放军同志，她愉快地笑了。1954年2月2日党 费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得上了山。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见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作“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就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正憋得难受时，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任务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刚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的党。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后来，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了。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伏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串连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五送我郎当红军，冲锋陷阵要争先，若为革命牺牲了，伟大事业侬担承。……十送我郎当红军，临别的话儿记在心，郎当红军我心乐，我做工作在农村。……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择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连累了整个组织事大。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门了吧？”这一招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样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工夫，按我们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绾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面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但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得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眼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晴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择青菜，就是这咸菜啊！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择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儿走？快想法隐蔽起来！”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不连累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那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另一块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儿？”她摇摇头：“不知道！”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儿来的！”“自己的！”“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是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这是我听到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黄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缴到党费……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1954年6月15日初稿1954年11月8日三次修改粮食的故事
吃罢晚饭，我到县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标。访问郝吉标的事是今天才决定的。听寇县长说，郝吉标是这里的一个“老革命”，一九三三年的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区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协助游击队做过很多事。现在就在县政府的“老区办公室”工作。县政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一个丁字街拐弯，北面的一条街就是。我沿着大街走着。这个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宽，路中心又平铺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那粮食大概是县粮库的吧，有几个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拢起来。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革命”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到了县政府一打听，有人告诉我，郝吉标刚给干部讲完话，现在正在家呢。郝吉标住的地方就在“老区办公室”的旁边，是一单间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门，没见回声。推开门一看，郝吉标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支竹烟管，两眼直直地盯着床顶子出神。见我是个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好嘛！”我对他说明来意后，他回答道。一面慢条斯理地整着鞋子。我看出，刚才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现在有意这样来平静一下心情。在灯光下看来，他已经是个老头了，虽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纪。看上去约莫六十上下，前脑门的头发全秃光了，额角显得很高，上面满布着细细的皱纹。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为刚才讲话累了，就说：“你刚刚做过报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个时间谈吧。”“只是随便谈了谈购粮的事，不累，”说着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咱这里头一次搞购粮工作，找全县的干部来布置任务，有个别干部，称斤掂两的，怕任务重了完不成。嘿，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忘了这些卖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啦。咱这老根据地里，四十岁往上的人，哪个不是刀山上爬、油锅里滚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1]八年抗战、敌后坚持……二十多年来为的是啥？如今革命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有什么舍不得？过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现在国家拿钱买粮食，倒怕他们舍不得了？气不过，我就把过去我们闹革命的事讲了讲。”话一开头就扯到正题上了。我说：“那就请你把给大伙讲的事再给我讲讲好不好？”他点了点头，默默地摸过烟管，抓了把牛毛似的烟丝按到烟锅里，猛吸了几口，透过烟气，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刚进门时的那种表情——大概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对面谈起来。“现在说话，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刚交秋，我们这里的主力红军就参加长征去了。本来，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跟上走，谁知通知来了，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坚持敌后的游击斗争。好吧！既然组织上这样决定了，那我就先留下来再说。主力红军在的时候，虽说白军不住歇地‘围剿’吧，我们这个地方可总还保持着革命根据地的样儿，那时候日子红火得很，支援前线啦，动员扩大红军啦，组织生产啦，办夜校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这会儿，红军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们要翻山涉水地远征了，这多闲得慌哪！“我还清楚地记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阴着，下着小蒙蒙雨，我们忙着凑给养，弄担架，安置伤病员，组织欢送……那才真叫忙咧。一会儿这个说：‘乡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儿送呀？’一会儿那个问：‘俺村担架来齐了，还不派人带我们走！’这些没打发完，红军来了个司务长：‘乡主席同志，俺连借老乡的铺草还来了，您来看着过过秤！’他刚走，连锅烟还没来得及吸呢，县委派通讯员来了：‘组织主要红属转移，通知赤卫队骨干上山……’这样，这伙来了那伙去，从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办完。“直到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还是上山打游击？本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可是红军一开拔，弄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恨不得杀几个白鬼子解解恨。想来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主意是打定了，说走就走。可这一走说不定得几年几月，总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里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两口。老婆是好样的，和我一块参加党，在乡妇女会工作。我上山她一定会同意的。俺俩结婚十多年，就生了一个小子。这孩子也着实讨人喜欢，我打心眼里疼他。胖胖的脸，高鼻梁，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又聪明又机灵。那时候他正在‘列宁小学’里上学，也还有工作——当童子团的分队长。功课是好样的，工作也干得挺好。三次反‘围剿’时节，他才九岁，他们童子团帮助照顾伤员，烧水，喂鸡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没白没黑地干，他妈喊都喊不回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受伤的干部同志把文件包丢下了，别人又不认得那伤员的模样，那孩子拎着皮包随担架队找了两三站路才找着，把文件还了那干部。那干部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支钢笔；为这事学校里还奖励了他一把镰刀……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扯远了。那时候，谁不夸这孩子有出息？乡亲们、同志们见了都好和我开玩笑，他们说：‘老标呀，你算有福气，别觉得你这个乡主席干得蛮好，这孩子大了，说不定还能比你有出息呢！’这话我也信。他确实是个好孩子呀……”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住，伸手摸过烟管，又吸起来。我随着他的动作看去，他那拿着烟管的、苍老的手微微有些发颤。在他脸上，刚才谈到红军长征、谈到根据地生活时的兴奋神色消失了。我问道：“你的孩子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吧？”他且不答我的话，直定定地望着我，半天，突然反问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我回答了他。他轻轻掰着指头，低声地说：“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现在该是三十一岁了，比你大好几岁呢。开辟的那年是七岁，取名叫红七；红军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咱再接着谈。“当时，我向我老婆说：‘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出点头，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为党干点事情！’少不了还安慰了她几句，我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干革命是干定了，为了革命，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红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来就按县委的指示坚持下去！’“老婆自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只是要分开了，免不了有些留恋，她张了几张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时孩子倒插嘴了，他歪着头瞅瞅我又瞅瞅他妈，说：‘让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枪一个，跟红军叔叔一样！’看，孩子还在给他妈做工作呢。我笑了笑，问他：‘我走了你在家干什么？’他板起脸很正经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经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烧火、照顾我妈。还有，’他很快地弯腰钻进床底下，拿出个旧首饰盒子，找出几本‘列宁小学’的课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书。老师说以后白鬼子来了，不能上学了，要自己学哩。’本来要分别了，心里不大好受，叫他这一阵话，逗得我俩都笑了。“当晚，我把家里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上了山，组织上挑来拣去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工作：当全游击支队的总务。总务这个工作，说实在些，就是伙夫头——管全队的吃饭穿衣。论说，这工作是我的老行当了，红军反‘围剿’时期，我们政府工作的头一宗大事不就是筹粮办衣、支援前线？不过那时候有根据地，我们只要发个号召，就什么都齐全了；现在呢，根据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来，总务这活儿就难干了。“那时候，我们游击队就住在南边离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个隐蔽的山窝窝，挖个坑，上面罩把雨伞，或者搭上堆树枝，挡着露水，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运上来的粮食，就在晚上趁敌人看不见烟的时候把饭做好，做一顿吃一天。锅不够用，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了来，把米洗净，调好水装进去，扔在火里烧，等竹子烧焦了，饭也熟了。这一阵，我这总务当得也还顺当，说声要开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吃，掺了红薯丝的米饭总可以塞饱肚子；虽是少油没盐，倒也还有点咸菜什么的吃。“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趁敌人还没站住脚的时候，瞅机会打了几个小仗，倒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镇压了反动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不过，这只是开头几个月的情况，那时有山下支应着嘛。白鬼吃了些苦头，知道这些红军队伍虽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一来，情况就渐渐紧张起来了。大概是腊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来了，他把一担糙米和一口袋红薯丝子交给我说：‘老郝同志呀，这怕是我们送来的最后一份粮食了。白鬼现在实行“并村”，把我们的人都弄得离山远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后，我们再送东西就难了。’这位宋祥老爹是个出了名的倔强人，刚开辟根据地的时候，他就是最先参加贫农团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哼一声，现在，说着说着倒流下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山上这一二百个同志的困难难过呢。“不用说，这也不是松厝一个村的情况；村村如此——敌人明斗斗不过，想困死我们。“根据这种情势，领导也尽力想办法，像瞅机会打个小仗，打打回乡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决点问题。但是这时敌人刚进根据地，数量上占着优势，防范得也严，这样做代价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组织一时联系不起来，这样，供给就几乎全断了。偶尔也还有个别党员同志瞅个空隙，拼着性命绕小道上山，送点东西来，但这样做非常危险，有几个同志就因为这样做而受了损失。这种行动被县委制止了。“于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伤员病号吃；其余的按人分配。开头每人每天[2][3]能吃到半斤米，以后就是六两、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林里的走兽，河里的鱼虾……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遍山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树皮，就拿出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哄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你不是见过寇县长吗，他当时病得可真够厉害的，天天发高烧，眼睛发蓝，浑身瘦得就剩了把骨头了。野菜汤吃不下，想吃点稀饭又没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蜡黄的脸色，心里就难过。还算好，我们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只黄羊，他才算支撑住了。记得当时进行了一次小战斗，仗打得倒挺干脆，撤出战斗的时候，担任掩护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叫牛光的同志负了伤。按说像他那样的轻伤，蛮可以坚持跑出来，可是，因为饿久了，身子虚，跑不动，掉了队，等我们发现了，返回去找他，他却被敌人追上，牺牲了。我听了这事以后，不由得掉了眼泪。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说是打仗打死的，是饿死的。“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上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联系。“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了。刚见面，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他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糊弄白鬼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停。“我原想回家能吃到点像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能没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来，可不，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和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就准备着往山上送。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做了准备，就是白鬼看得太严，也摸不清山上情况，没法往山上送。“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爸爸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还特别起劲。“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像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听，‘扑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嘛，像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呢，哪有担着柴火上山的？可我倒听着这话有点儿意思。我说：‘大家别笑，这办法倒能行，不过可不是担柴火。咱们不是正缺柴吗，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杠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节打空，装上米，带上山去。这么着人多点儿，次数多点儿，燕子含泥垒大窝，就能把粮运上去。’“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这是个办法。当时没有柴烧是实情，连白鬼子也没有什么烧的了，现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们当然同意。不过他们提出了个条件：打回柴来一半交公，还要派人跟着去。跟就跟呗，反正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跟着还不是睁眼瞎！“从此，我们的人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山上运起粮食来了。早上，宋老爹他们按计划成群结队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记号明显的地方，伐倒几棵竹子，截成竹杠晒着，把装了米或者装着盐巴、咸菜的竹杠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杠担起柴捆下山。留下的那些‘米袋子’让游击队的同志收拾好了。“我把第一次送粮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在群众掩护下，撇拉着腿溜出村子，然后偷偷摸摸地绕小道上了山。我一到营地，同志们见了就问我：‘老郝，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务呢。我高兴地说：‘当总务还能干啥，还不是弄粮食给你们吃？’“‘真的？’‘搞到了没有？’……大伙轰的一声把我包围了。“我说：‘怎么不真，你们再把腰带勒紧一小会儿，天黑跟我去担粮食！’“大伙叫着，闹着，把我一扔老高。连支队长也高兴得握着我的手说：‘这粮食来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给大伙加了油了。’我也打心里痛快：为了咱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为了打击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啊！“事情一直还算顺利，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行动也很方便。后来，敌人甚至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又老又瘸’的人，有时候，白天我也能随便走走了。“用竹杠送粮，本来送得好好的，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那么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么些不顺心的事：秘密叫敌人发觉了。“有一次，这些担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烟歇歇，谁知跟着我们的那个白鬼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烟包上那个白玉坠子。那些白鬼贪心得很哪，上手就抢。这玉坠子是宋老爹老辈里传下来的，宋老爹又是个倔脾气，哪里肯让？两人就抢起来，那家伙下不来台，抄起竹杠就要来硬的，这一来我们的事就露馅儿了。“事情被发觉了，宋老爹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老人家真不愧是共产党员，至死也不讲是谁组织的。当时几个人都被抓了去关在牢里。这还不说，难处是：敌人更加注意了，上山打柴不准了，在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逻；山下的粮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点儿的，都被白鬼抢走了。白鬼子还规定：谁要是把粮食运出庄，就是犯了‘私通共产党’的罪。“这些，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所以粮食损失得不多。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