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向东,高红冰 主编,阿里研究院 策划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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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消贫试读：
序言
再造中国新乡村县级行政单位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它们上承省市，下接乡镇，是宏观与微观的接合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是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的枢纽，是政权的基础。未来五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改革进入全面的“深水区”，中国的县长也将面临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中央已经确立了2020年全面消除极端贫困的战略目标，因此，在这五年里，县级行政组织，既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任务，还要解决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全面发展的问题，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近三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农村电商在扶贫减困过程中屡屡创造奇迹，使得农村电商成为不少县级经济工作的关注重点和主要抓手。
近几年，县域工作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互联网原住民“90后”和“00后”已占成年人口的相当比例，他们的生活理念是全新的。与此同时，县级官员在发展电商经济的过程中，实际上服务对象的群体规模与从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把任何一个偏僻的乡村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大市场连接了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电商成为消贫新模式12
近年“农村淘宝”发展迅猛，年销售额过千万的“淘宝村”不断增多。2015年，全国“淘宝村”数量达780个，交易额超过280亿
3元。
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过去是一个贫困村，像所有的贫困村一样，留不住年轻人。故事缘起于村里在外闯荡几年的一个小伙子，他成功过也失败过，最后选择了回家乡做电商。他发起的家具规模化生产和网络销售迅速扩展，带动了整个村、整个镇、整个县经济的发展。睢宁县从2006年白手起家至2015年，网上累计销售总额高达75亿元。
浙江省松阳县盛产柿子。2015年12月24日“第三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周其仁分享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松阳县的一片民居，其间的几棵大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秋柿，非常漂亮。成片的柿子熟了为什么没有人采摘？村民说，电子商务兴起之初，这个村的村民纷纷上网销售柿饼。就这样，村子漫山遍野挂满红彤彤秋柿的美丽景色为外界知晓，吸引了众多的观光客。于是，村里人不再采收这些柿子，而是转而为络绎不绝的游客做起了观光、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收入比卖柿饼多了好几倍。
县级行政单位发展本地经济，通常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但是，东风村有优势吗？松阳的柿子村有优势吗？是互联网使他们打破了县界、省界和国界，连接了广域大市场，这一切变化才成为可能。
是的，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任何一个偏僻的地区，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人，任何一种天然的禀赋，都可以自由地拥抱最广阔的大市场。县域经济发展的三点建议
对搞好县域电子商务以及电商扶贫工作，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切换管理模式。马云曾归纳过两种模式：成功模式和失败模式。农村电商，必须避免“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学不会、跟不上”的失败模式，启动“看得见、看得起、看得懂、学得会、跟得上”的成功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强调的是学习能力，正如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只懂得二十四节气做不成一个好工人；同理，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更要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否则将很快被时代淘汰。
第二，搞好新商业基础设施。以前招商引资，地方只要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就有机会吸引商人和资本。但是今天的投资者可能首先关注的是当地的网络通信设施以及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和智慧物流等新商业基础设施，甚至会把当地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基本状况和当地在线数据处理能力等作为投资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
第三，珍惜创业人才。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年轻人和创业者不断地演变、成长为一个个杰出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意义非常之大。在这方面则要做到宽容试错，明智取舍，贴心服务。
年轻人把根扎下之日，将是本地经济焕发奇迹之时。（金建杭，阿里巴巴集团总裁）电商进村与扶贫攻坚
阿里研究院策划《电商消贫》一书，邀我作序。想到2015年7月末，我在江西省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联合举办的“互联网+革命老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峰会”上有一个演讲，讨论的内容恰好符合。所以不揣冒昧，稍作修改，权作代序于此。
今天，围绕“电商进村助力扶贫攻坚”的主题，重点讨论五个观点。一、电商进村助扶贫，是重大的政策创新
前面，我们听了财政部、商务部的主管领导关于电子商务进农村及其助力扶贫的重要讲话，分享了宁都、于都两县的典型案例。在我看来，电商进村助扶贫，是重大的政策创新。
首先，从电商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所讲的电商扶贫，相对于前些年的电商实践来说，改变了电子商务发生的场景，即电商扶贫是要在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在贫困县、贫困村，围绕贫困主体开展电子商务。它是我国电商主流化发展到今天出现的新事物。另一方面，从扶贫的角度来看，较之过去在多年扶贫工作中采用过的许多方式，今天以电子商务扶贫是新的扶贫方式，符合国家提出的“创新扶贫方式”的要求。
其次，在商务部、财政部联合推进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的部署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此次财政扶持政策特意把电子商务进农村跟扶贫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互联网+”背景下重大的政策创新，明确体现了中央政府希望以电商进村助力扶贫的政策意图，选取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来自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县的占比，分别达到44%和77%。应该向商务部、财政部表示崇高的敬意。
再有，电商进村助扶贫，也是电商平台的政策创新。比如，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阿里过去的策略一直是强调对所有用户要一视同仁，政策取向是中立的，一碗水端平。但是，自2014年以来，我们4看到，随着“村淘计划”的推出，它改变了。它把平台服务的用户做了区隔，对不同的用户采取不同的政策、调配和投入不同的资源。针对农村这样的特殊市场制定专门政策，其中包括占较大比例的贫困县和贫困村，换句话说，阿里从过去一视同仁的平台政策转向一种有区别、有倾斜的政策，这种改变与他们过去所做的短期性的“聚蕉行
56动”和“聚果行动”不同，是基本策略上的转向。我认为，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非常有意义，它意味着以阿里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企业，开始把自己的经营与国家的目标、企业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还应该指出，我们正在开展的电商进村与扶贫相结合的探索，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国际性。世界上那么多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联合国千7年发展目标，中国如果能够利用“互联网+”时代的赋能，利用我们在电商领域拥有的相对优势，通过电商进村，探索出扶贫的成功道路，将是对全人类减贫事业的伟大贡献。我相信我们有希望去创造这样的国际经验。二、电商进村与扶贫结合带来新挑战
电商进村助扶贫，会带来不少新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机制的挑战。
这里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逻辑。第一类是市场逻辑，市场的逻辑是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强调利益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补偿，强调增加利润；第二类是公益逻辑，公益的逻辑强调的是良知、善举，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第三类是政府逻辑，政府8的逻辑是按照执政目标的要求，强调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三种逻辑当然有交集，需要结合，但有时又会出现矛盾。反映在电商进村、电商扶贫上，你不能够期望企业用政府的方式行事，企业可以做公益，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但不能就因此要求企业放弃市场逻辑、牺牲市场效率。这样的矛盾，正是这个领域创新的机会。
我去国家级电商扶贫试点甘肃省陇南市调研过，后又在赣南调研，去了瑞金、兴国，再次去江西的宁都、于都。电商进村与扶贫的结合虽然刚刚破题，但已经让人们看到不少新的探索。这里就包括赣州的探索，于都、宁都、瑞金、兴国、延安的探索，其他很多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的探索。这些探索将为破解电商与扶贫结合中的新挑战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启示，让我们未来电商扶贫的路走得更顺畅。三、应对挑战需要明确几个原则
我觉得应对电商扶贫带来的新挑战，以下几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第一，检验电商扶贫的成败得失，只有一个最终的衡量标准，那就是看能不能和能在多大程度上让贫困主体通过电子商务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脱贫致富。所以，我们的电商扶贫要明确实效导向的原则，我建议，怎么做能够最好地实现最终的效果导向，就怎么做。拿电商扶贫的产业依托来说，我们去很多地方调研，都会听到不少人在问，能不能把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其实，电商扶贫需要开拓思路，就像两部委主张的，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接二（产）连三（产），不拘一（产）格”。
第二，无论是电商扶贫还是电商进村，政府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政府要打造少量的亮点并不难，难在“成规模、可持续、见实效”。首先，要真正解决农村电商扶贫的问题，就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覆盖；然后，在成规模的基础上，还得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见到实效。为此，一定要基于市场，找到市场化的投入补偿方式。否则，很难“成规模、可持续、见实效”。
第三，电商扶贫、电商进村，要符合电子商务的规律。前面所讲电商场景的变化，改变了条件和难度，并不会改变电商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体现在扶贫上，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单一资源驱动的思路为“双轮”驱动（即资源驱动+市场驱动）的思路。所谓资源驱动，简单地说就是“有什么，卖什么”；所谓市场驱动，就是市场“要什么，卖什么”。其实，电商扶贫的精髓就在于市场驱动，而不是资源驱动。现在的“淘宝村”大致１/3以上是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了产业创生，好多地方就是电子商务让村民对接了广域大市场，在大市场上找到了需求，在当地从无到有地创生出新的产业依托。以沙集模式为例，电商创生的家具网销产业链2014年使全镇电商年销售额达到26亿，不仅很好地实现了草根主体的脱贫致富，而且推动和实现了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正是电商扶贫带来的新能力。过去，贫困村受限于线下的传统交易方式，只能在本地市场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打转转，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扶贫的效果。现在，电商改变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具备了对接广域大市场的能力，使他们有机会在与大市场的对接中，摆脱单纯农产品附加价值有限的制约，找到新的需求和资源，找到更大的赢利空间，从而拓宽脱贫致富门路，形成新的供给，让脱贫之路走得更加宽广。所以，就电商扶贫来说，把握电商市场驱动的规律至关重要。
第四，要持之以恒。我们毕竟是在贫困地区做电子商务，条件相对更差，挑战更多，难度更大。因此，切忌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导致动作变形。我们一定要按照市场规律和扶贫规律扎扎实实去做。
第五，机制创新是必然要求。现在已有政府、电商平台、服务商、网商、社团等不同的主体，参与到电商进村和电商扶贫中来，谁都不可替代。既然多主体参与同一件事，多种不同的逻辑在其中发挥作用，那么，主体之间互动合作的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既然这是新事物，机制创新就是必然的要求。四、电商进村助扶贫仍需更多政策配套
电商进村助扶贫的总目标很明确，就是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电商扶贫细化的分目标包括：1. 交易实惠，即通过电商进村，让贫困农户买得到、买得对、买得省，让产品卖得掉、卖得好、卖得久；2. 产业升级，即促进贫困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贫困地区脱贫的产业基础；3. 能力建设，尤其是通过培训，增强贫困群众及其组织创业就业和脱贫致富的能力；4. 基础设施改善和社会发展。为了完成这些分目标，电商扶贫有五个方面的任务，我把它概括为“15字诀”，即“拓通道、建支点、育网军、强体系、优环境”。要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特别需要各部委推进电商进村助扶贫相关政策的创新。同时，也还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比方说，相关的基础设施优惠政策。贫困村产业生态的改善也需要假以时日，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合。
除了政府的政策，还需要更多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来参与，大家一起把好事情做好。五、机制创新要落在“双引擎”上
机制创新怎么做？我觉得要落在“双引擎”上。
第一，机制创新的检验标准，要看这一机制最后是否有利于激发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双众创”和“双公共”，就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双引擎”。简单说，检验机制创新成功与否，要看是否有利于打造“双引擎”。
第二，机制创新离不开广大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和全程参与。机制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在电商进村助扶贫的实践中，在多主体之间的互动中，通过广泛参与和全程参与，找到最好的机制。
第三，电商进村与扶贫的机制创新尤其离不开平台。为什么？这是电商规律的要求。今天讲电子商务，谁都不能忽视平台经济的客观存在。在机制创新中，政府以及其他主体如何与平台共同构建新的机制，把平台的作用发挥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构建面向效果的本地化服务体系，它是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本地化的、市场化的或者基于市场的服务体系，对于实现电商进村、电商扶贫的目标，真的非常重要。农村电商扶贫绝不是帮助贫困农民上网开店卖产品那么简单，须知好产品不等于好网货，尤其是原生态的农产品不一定都适合在网上销售，它们有一个网货化的过程；好网货不等于好网销，在线销售有其特殊的规律和技能要求；好网销不等于好体验，产品在卖家手上是好的，不一定到了买家手上还是好的，产业链上，有时细节可以决定最终效果。本地化的产业链、供应链，通常又是贫困农村的一大短板，电商扶贫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就需要通过机制创新，着力构建落在当地、基于市场、为开展电商扶贫提供有力支撑的服务体系。
第五，动态的、可调整的机制设计远胜于“工程”设计。在我看来，机制设计是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内容。电商进村、电商扶贫，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未来的变化难以预测。特别是电商导入期的规划，一定是个且行且调整的过程。许多时候，你觉得把事情都看清楚了，白纸黑字在规划中设计做很多个工程，结果很可能是刻舟求剑。我的观点是，与其做“工程”设计，不如做好机制设计。
最后，考虑到很多老区的电子商务还处在导入期，我想用下面几句话作为结束语：电商导入期，且行且调整。“模式”是浮云，实效为根本。（汪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第一部分观察篇
济贫助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49年以后，我国就开始对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扶贫的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演进、提升，从救济式帮扶到产业式开发，再到信息化赋能。“电商消贫”正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全新减贫扶贫方式。一边是信息时代全新的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和思维方式，一边是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愿景，二者的融合为我国2020年全面完成消除贫困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扶贫”到“消贫”的一字之差也体现出我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心。“观察篇”集合了近年来各路学者和扶贫实践者们对于电商消贫（或电商扶贫）的认知和思考。本部分将从电商消贫（或电商扶贫）的概念展开，探讨其内涵和外延、机制和机理，以及消贫（扶贫）主客体之间、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探讨电商消贫与传统扶贫体系的区别，及其在扶贫攻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本部分还将从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电商消贫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互联网+扶贫”解读
2015年10月17日是国家第2个扶贫日、国际第23个消除贫困日。10月16日上午10时，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阐述中国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全面推进扶贫攻坚的举措。笔者受邀参加了16日下午举行的“国际发展议程与精准扶贫”高级别会议，作为点评专家，对参加“电商扶贫与机制创新”、“电商扶贫与大众创业”两个环节讨论的9名嘉宾——包括陇南市、赣州市、光山县等地领导，大学生村官，知名电商企业代表等——的主题演讲进行了点评。此次论坛还向全社会发起 《“互联网+扶贫”联合行动倡议书》，倡导全社会关注扶贫，以实际行动推动互联网与扶贫工作的深度融合，开创可持续性的扶贫新模式，为更多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借助互联网实现脱贫致富的机会。
什么是互联网+扶贫？为什么要进行互联网+扶贫模式的探索？互联网+扶贫应该如何做？在这里，笔者作一简单解读。
互联网+扶贫，就是把“互联网+”纳入到扶贫工作体系中，将互联网手段、互联网思维融合进扶贫工作中，涉及科技、经济、社会和管理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互联网+扶贫是一种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平台的做法，探索得当，就可能打造出新的扶贫生态系统。
为什么要进行互联网+扶贫模式的探索？因为当今社会已处在互联网时代。
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描述了国家“互联网+”战略：国家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015年7月，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近来，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的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不断涌现，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绿色生态、互联网+人工智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工业4.0……，一时间各种“互联网+”风起云涌。“互联网+”已经影响和改造了多个行业，当前大众耳熟能详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旅游、在线影视、在线教育等行业都是“互联网+”的杰作。这样的“互联网+”的例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比如，传统集市+互联网有了淘宝，传统百货卖场+互联网有了京东，传统银行+互联网有了支付宝，传统交通+互联网有了快的、滴滴。由此，我们说“互联网+”不是简单的和的关系，这种“+”能够发生高效的化学反应。
互联网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传统行业也通过“+互联网”，谋求新的发展。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正在被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生态，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全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互联网也在从电子商务等网络销售环节向生产领域渗透，为农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在这样的互联网兴起的时代，互联网+扶贫，应运而生。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提出“1000万以上”的年度减贫目标。2015年年初，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作为互联网+扶贫的一种形式，电子商务将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带入了一个网络经济、数字化生存的新天地。它能够克服贫困地区区位“瓶颈”制约，使生产特色农产品的贫困群众与买家无缝对接，使其劳动产出更便捷、更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收入。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在帮助贫困群众创业就业的同时，让他们从骨子里有了市场意识，从而提升整个贫困地区的发展理念，帮助农民快速脱贫致富。
互联网确实在激活贫困地区沉睡的资源，通过对接互联网大市场，将贫困地区的资源转换为资产，将资产转换为资本，将资本转换为财富。我们常说，离市场越近，离贫困就越远。贫困地区错过了工业化的班车，再也不能错过信息化的高速列车，这趟高速列车能够更加快捷高效地让贫困地区对接市场，让现实中的远隔千山万水，变成网络上的近在咫尺。
那么，互联网+扶贫应该如何做呢？
笔者认为，互联网+扶贫有以下关键点和重要方面可以发力。
首先是建立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成立互联网+扶贫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五级联动，强力推动互联网+扶贫。我们说，扶贫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重视非常关键，一把手亲自抓谋划、抓统筹、抓推动，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也是扶贫。2015年获“中国消除贫困奖”之一“消除贫困创新奖”的甘肃省陇南市，就是在一把手重视下政府推动电商扶贫的典范。
其次是服务体系建设。为贫困群众提供硬件支撑和技术支持，积极探索互联网+扶贫模式，推动贫困群众搭上信息化“列车”。 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政府要注重规划引领、政策扶持、精准服务、创新驱动。对于参与贫困地区扶贫的电商平台和大众创业企业来说，要注重练好内功，打造明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政企联动，协同攻坚，共同打造互联网+扶贫生态圈。2015年9月25日，苏宁云商和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全国农村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电商扶贫双百示范工程”、电商扶贫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展销专区、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以元阳县梯田红米为例，苏宁易购上线“红河馆”不仅解决了红米的销路难题，还给当地带去了电商运营能力，给予品牌培育、商品规划、营销策划等扶持内容，从生产、销售、物流到推广，全流程因地制宜实现了互联网+扶贫。
然后是物流等相关支撑体系建设。包括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步伐，扶持物流企业在贫困乡村设立快递代办点，鼓励发展面向乡村的“草根物流”，降低物流运营成本等内容。目前，以阿里巴巴、苏宁、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企业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通过网上交易量的增加，倒逼物流业进农村谋发展。在拓展农村市场的同时，带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了“互联网+”在精准扶贫方面的精准发力。
最后是加强人才培育。要积极引进相关人才，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使互联网+扶贫体系有充足的人才保障。究竟如何培育扎根贫困地区的大众创业人才？我觉着应该不拘一格。现在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和电商驱动的“新农人”，包括大学生村官、大学生返乡创业青年、本地创业青年等。草根创新创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借助“互联网+”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新动力。这方面，地方政府部门正在做出努力尝试。比如，贵州省铜仁市当地政府将吸引人才返乡创业的“雁10归工程”与当地电商企业的人才需求对接，引入人才返乡创业，电商企业也在县级服务点进行定期业务培训，为当地就业人员建立交流圈子，形成良性互动。这也给由“输血扶贫”到“造血扶贫”的转变创造了人才条件。
推进扶贫开发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规划的十个目标任务之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繁重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互联网+扶贫才刚刚起步，特别是在西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从基础设施完善到大家观念认识转变有个过程。希望这条路能越走越宽，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做出贡献。（井然哲，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阿里“活水计划”研究学者）电商扶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办
在我国主流的扶贫理论、政策与工作体系中，过去一直没有电子商务的一席之地。2011年2月，我和学生张才明合作，发表《互联网11时代我国农村减贫扶贫新思路——“沙集模式”的启示》一文，建议将电子商务纳入“十二五”扶贫规划以及此后的扶贫政策与工作体系中。
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电商主流化趋势日益明显，作用今非昔比。随着电子商务多方面战略意义凸显，以电商助力扶贫的条件也更加成熟。本文重点讨论电商扶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办四个问题，求教各方专家和对电商扶贫感兴趣的朋友们。一、电商扶贫，是什么
在我看来，电商扶贫即电子商务扶贫开发，就是将今天互联网时代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作用于帮扶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进扶贫开发绩效的理念与实践。电商扶贫，这里更多与开发式扶贫相关，救济式扶贫则不在我们讨论的主要范围之内。
与之相关，另一个概念是电商减贫。二者相比，电商减贫概念更宽一些，不仅包括各类扶贫主体以电子商务去帮扶扶贫对象，还包括贫困主体主动以电子商务活动纾解乃至摆脱贫困状态的理念与实践。在二者的联系上，应特别关注以各种方式启发贫困户电商减贫内在需求的扶贫活动。
简单地把电商扶贫归为产业扶贫，或理解为通过产业开发实行的专项扶贫，是不够全面的。电子商务不仅仅是产业发展问题，相应地，电商扶贫的内容也广泛得多。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从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工作格局的分析框架来看，也是如此。
专项扶贫：电商扶贫既可用于一业、一地、一事，又可同时用于或辐射到多业、多地、多事。电商扶贫有时可以是产业扶贫的专项，却又往往不能用产业扶贫专项的边界去框定它。那种“养鸡的扶贫款不能用来养羊”的产业专项扶贫的陈规，尤其不能用于电商扶贫。想通过电商帮扶贫困户，就更要敬畏市场，更要跟着用户需求而不是扶贫主体的良好意愿走。有时，根据市场用户的需要，进行自我否定和快速调整是必需的。
行业扶贫：电子商务涉及面广，电商扶贫也应该纳入各行业部门扶贫的内容，明确部门职责，条块联动发展和优化特色产业依托，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开展电商扶贫，完善电商基础设施，改进对电商的公共服务与管理，完善电商从业者的社会保障，助力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目标。
社会扶贫：电子商务目前已经覆盖我国半数网民和企业，电商扶贫也无疑需要社会各类主体的广泛参与。电商扶贫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与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各界各主体的扶贫开发活动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体现在帮扶对象和帮扶效果上。
电商扶贫的主要形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直接到户，即通过教育培训、资源投入、市场对接、政策支持、提供服务等方式，帮助贫困户直接以电子商务交易实现增收，达到减贫脱贫效果。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帮助贫困户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开办网店，让他们直接变身为网商。例如，2014年以来，甘肃、广东等地扶贫办组织的电商扶贫培训，中石化在安徽岳西县职教中心、河南慧谷电商学院和济南绿星农村电商培训中心等组织的培12训，都特别把贫困户、“两后生”、残障人士等帮扶对象和精准扶贫对象作为培训重点，帮他们掌握电商知识，乃至手把手教他们开办自己的网店，并提供后续服务。
二是参与产业链，即通过当地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龙头企业、网商经纪人、能人、大户、专业协会与地方电商交易平台等，构建起面向电子商务的产业链，帮助和吸引贫困户参与进来，使其实现完全或不完全就业，从而达到减贫脱贫效果。我与梁春晓合著的《“新三农”与电子商务》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此类案例，从赵海伶、杜千里、孟宏伟到世纪之村、中闽弘泰，从潘东明领衔的遂昌网店协会到吕振鸿创办的“北山狼”，他们不仅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也帮助众多乡亲，13包括贫困人群增加了收入。当地政府支持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支持电商扶贫。
三是分享溢出效应，即电商规模化发展，在一定地域内形成良性的市场生态，当地原有的贫困户即便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电商产业链，也可以从中分享发展成果。例如，我们在沙集亲眼看到电子商务为著名的“淘宝村”——东风村带来的变化：电子商务不仅让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很容易在网销产业链中找到发展机会，而且带动起新型城镇化进程；建筑、餐饮、交通、修理等一般性的服务业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交通、卫生、网络、水电、照明等设施的改善，电商园区建设带来的农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公共服务的便利，惠及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内的所有村民，让他们分享到电子商务发展的溢出效应。
在现阶段，针对我国大多数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尚待启动的现实，电商扶贫应更多围绕上述前两种形式着力；对于第三种电商扶贫，有待当地电子商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及时列入议事日程。二、电商扶贫，为什么
关于为什么以电商助力扶贫，是见仁见智的。在我看来，起码有以下四个理由。1. 互联网时代为开展电商扶贫提供了新条件
当今互联网时代，减贫扶贫与此前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带来新的变数。用得好，人们可以通过信息化、通过电子商务助力发展，“弯道超车”或另辟蹊径，实现减贫扶贫目标；反之，面对信息化与电子商务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格局的变化，若听之任之或应对失误，原本的富强也会中道没落，更不用说弱者会被进一步边缘化。在这个时代，数字鸿沟的加深必然拉大贫富差距。
另外，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电商扶贫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今天，许多贫困地区开展电子商务的条件，已经远胜于当初不少逆境崛起的电商英雄。河南辉县第一个农村网商杜千里告诉我们，正是贫穷和爱心成为他靠一台二手电脑在淘宝上创业的原动力。那些令人赞慕的草根电商英雄并没有三头六臂，那些“淘宝村”有的原本就属贫困地区，他们在电商减贫扶贫方面能够做到、已经做到的事情，其他人、其他地方其实也能做到。加上政府、平台、服务商和社会各界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度不断提高，电商扶贫的条件还会逐步优化。2. 电商扶贫符合创新扶贫方式的迫切需要
扶贫开发需要电子商务。据英特尔中国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先生介绍，英特尔对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缩写）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1.0版的“授人以鱼”，然后是2.0版的“授人以渔”，现在是3.0版，即要与各界伙伴跨界合作，共同“营造渔场”。他们称其为“CSR 3.0”，而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扶贫3.0”啊！
在农村扶贫开发中，人们已认识到“授人以渔”的重要，多选择种植或养殖项目，开展培训、投入资源进行产业扶贫，就这一点来说没有错。可是，常态性市场波动带来的丰收“卖难”，连那些实力雄厚的种养大户、合作社都承受不起，这让产业基础本来就孱弱的贫困户怎么受得了？！生产容易增收难，市场是产业扶贫的要害。即使增产丰收，一旦“卖难”，不仅不能增加收入，甚至连产业开发的投入都可能血本无归。
电商扶贫，是产业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是“扶贫3.0”。扶贫不仅需要“授人以渔”，让贫困户掌握“捕鱼”的本领，需要“营造渔场”使之丰饶，让贫困户有“鱼”可“渔”，还要以电子商务助力沟通供求双方，解决市场对接问题，让贫困户“渔”到之“鱼”换得成钱，好“鱼”卖到好价钱。3. 电商扶贫可有效提升信息扶贫的绩效
在信息化大背景下，我国扶贫界不是没有信息化意识。事实上，前些年也曾出现过“信息扶贫”的理念与政策。2008年，国务院扶贫办还启动过信息化扶贫工程。但是，究其实质内容，当时的信息扶贫，更多地相当于农村信息化中的“村村通”，偏重于强调信息化能力建设，在老少边穷地区解决信息网络的覆盖。这种信息扶贫与电商扶贫虽有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即使间或有过零星的电商扶贫动作，也根本不成气候，终归沉寂。其实，电商扶贫，直到2014年以前都没被纳入我国官方主流的扶贫理论、政策和工作体系之中。
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信息化不等式”的存在，信息扶贫也一样：即使有了“村村通”的信息化能力，也不等于农民一定应用它，更不等于它可以自动带来信息脱贫致富的效果。农村信息化的关键是要让广大农民觉得有用。在现阶段，尤其是贫困地区，能不能让农民增收，是判断信息化是否有用的基本标准。为此，农村信息化就必须把可交易、可增收的电子商务放在突出位置。信息扶贫也一样，必须由强调能力建设、网络覆盖的信息扶贫，推进到强调信息应用，尤其是可交易、可增收的电商扶贫，才有希望收获信息扶贫所需的应用绩效。4. 日益增多的实践案例证明了电商扶贫行之有效
虽然缺少政府自上而下理论政策的指导，民间自下而上的电商扶贫实践却已经开始涌动。电商扶贫的主张，从一开始就不是学者书斋里的概念推演，而是基于活生生实践的有感而发。早至2010年，我们第一次调研“沙集模式”时，就亲眼看到电子商务如何让资源匮乏、扶贫压力巨大的东风村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在那里，几乎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能利用电商创业就业、脱贫致富，而且有的做得非常成功，成了年销几百万、收入几十万的老板。受此触动，也为了特意提醒读者关注到正在发生的实践，我特意为我们的论文《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减贫扶贫新思路》加了一个副标题——“沙集模式”的启示。后来，在为自己的学生周海琴指导博士论文时，还专门为她选择了《农村电子商务助力农民反贫困的机理与效果研究》作为论文题目，而她也把参与我们课题组实地调研的更多电商扶贫的案例，写进了她自己的学位论文之中。
现在，电商扶贫已有更多成功案例被发现、被重视。被评为2011年度“全球十佳网商”的刘鹏飞是“孔明灯大王”，他的订单绝大多数来自网上、来自境外，生产基地则建在家乡宁都县的田头镇、长胜镇和黄石镇。孔明灯的制作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在田头镇的工厂里调研，我发现工人多是各年龄层的妇女，其中一位老者居然已经八十高龄！有的女工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更多的工人则是领走原材料，在自己家中生产，然后将劳动成果交到厂里来。在另一处的街边，我随意与一个“编外”女工攀谈，得知她在不耽误做家务的情况下，每天可制作200多个孔明灯底，每个可赚7分钱。如此算下来，她的月收入可达四五百元。鹏飞告诉我，这里的工人有1600—1700人，每年发放的工资合计在1000万元左右。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参与产业链”式的电商扶贫案例之一。仅此孔明灯电商扶贫项目，就造福了宁都三镇近两千个家庭！这一头，是众多无法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找到了新生计，在不误照看家庭的同时每月增加了几百元收入，乡镇经济形成了新的产业依托；那一头，是宁都县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直接对接到全球市场。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电商主流化的推进，随着人们对电商扶贫认识的提高，以后这样的成功案例必然会越来越多。三、电商扶贫，怎么看
电商扶贫涉及不少理论认识问题。这里，重点就以下问题分享自己的看法。1. 电商扶贫与市场导向
不少人已正确认识到市场在产业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比如，湖南多地提出“四跟四走原则”，即“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陕西有的地方是另一版本，“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企业走，企业跟着市场走”，都是在强调产业扶贫开发要以市场为导向。对此，我认为应该在后面再加一句：“市场跟着电商走，电商跟着用户走。”
或许有人会说，市场导向用不着区分线下线上、本地外地，特意强调线上、强调电商似乎多此一举，像那首民谣所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但是，大量实地调研告诉我，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往往受限于本地市场，而这个原因往往导致贫困户脱贫致富门路狭窄，产业开发收效甚微。
电子商务可以打破局部地域市场的限制。沙集的“高桌子、低板凳”，是靠电商才畅销全国，由此惠及一方百姓，成就了远近闻名的“淘宝镇”；而刘鹏飞这个能带来跨境电商大订单的“他二舅”，跟在老家干活谋生的“他大舅”比，显然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强调扶贫开发要以电商对接线上广域市场，并不是故弄玄虚，这确实有助于贫困地区拓宽市场视野，破除本地狭小市场的束缚。如同我在微博上所说：“区域市场太局限，电商扶贫天地宽！”
此外，强调电商扶贫的市场导向还有另一层意思。在《涉农电子商务与西部大开发》中，我曾引证麦肯锡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线下商业基础设施发展越是滞后的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激发新市场需求的作用越突出，从而，线上市场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也会越大”，其实，这对于扶贫开发同样适用。在互联网时代，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如我在文中所说，“如果离开电子商务线上市场的导向，它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还会因此片面性14丢失掉最重要的‘导航’信息”。因此，越是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开发的市场视野越应放开，越应充分认识电子商务的市场导向作用。2. 电商扶贫与资源整合
除了受限于本地市场，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还经常受限于本地资源。电子商务另一大优势，就是可以突破资源的地域限制，一旦有了订单，不仅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的线下资源，而且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整合线上资源和外地资源，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和供货能力，在当地从无到有地形成一个由电商创生的产业群。
近年在各地调研，多次听到一些官员强调本地缺乏开展电商的资源条件，也非常理解地方上希望能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开展电商的愿望和想法。如有资源条件，如能结合已有产业基础发展电商固然很好，但我还是特别希望让他们了解，即使没有这些，也能把电子商务做得有声有色。
受沙集原党委书记、老友黄浩之邀，我曾去他现在任职的江苏沛县调研电子商务。沛县两大产业开展电商的对比发人深思。沛县是有名的牛蒡产地，牛蒡及其系列产品的网络销售历史至少有6年之久，但当地该产业的领军企业仍直言：销售是他们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该企业的网络销售占比只有10%左右。问及原因，公司总经理说，关键是“没人懂这玩意儿”。
同在沛县，另一产业的情况却令人振奋：黄霆雨和张俊杰是两家专营跆拳道用品网商的老板，两家网商的发展模式是“自有品牌+网上销售+代工制造”，并且是靠远端订单从无到有实现电商创生。同为“80后”的他们，已经成就年销几百万、上千万的业绩，不仅让跆拳道用品这个当地本无优势的产品的网销规模超过了具有资源优势的牛蒡产品，而且已经把自己的网店做成了响当当的品牌，更可贵的是他们的进取心有增无减！
缺乏人才，一直是制约贫困地区开展电商和电商扶贫的主要困难之一。电子商务可跨地域整合资源的特点，为克服这一困难提供了思路。现在已有不少网商，出于各种原因，跨地域进行资源调配。比如，利用电商的特点部署异地的客服中心、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贫困地区如能利用在外地上学的大学生资源，形成远端的电商营销系统，使之与本地的生产和供应系统对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克服贫困地区网销人才缺乏的制约，还可以为这些大学生提供一条勤工俭学、报效家乡的途径。这是电商扶贫可以提供的又一大便利。3. 电商扶贫与赋能草根
电子商务让草根网商可以直接对接网上广阔的大市场，拿到订单就可以大范围整合资源从事生产和供给，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电商赋能。由此，草根大众可以具备此前所不曾拥有的能力，贫困户也可以因此快速脱贫致富。
2014年2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组成联合调研组，在浙江遂昌、缙云两县和江苏睢宁县沙集镇就电15商扶贫展开专题调研。我的同事周红记述了下面几个故事。
吴丰，遂昌湖山乡人，2006年考入嘉兴职业学院，因家贫没有完成学业，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吴丰每月的打工收入不到1000元，除了自己的必要开销所剩无几。2009年，她辞了工作，开起了网店，专营家乡湖山的土特产。由于销售的产品都是原生态食品，特别受欢迎，一年下来她就净赚了十几万。如今已经结婚生子的她，住在县城价值50多万的三居室里，一边带孩子，一边开网店，还请了两个人当助手。现在的她很知足。
给“沙集网商第一人”孙寒打工学艺的朱晓猛，现在自己开起了网店。因家具销量不断增加，朱晓猛就用赚来的钱买设备、开工厂。这样，工厂生产的家具不仅满足了自己的供货需求，还为乡亲们的网店提供了货源。他生产的家具还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通过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络平台，卖到了全国各地。2013年，朱晓猛网店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 ，这是以前打工无法想象的。
缙云北山村的吕振鸿，17岁辍学后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在异乡靠卖烧饼谋生。如今，这个昔日的“烧饼郎”已变成了闻名遐迩的“北山狼”。他在淘宝上的自有户外品牌得到淘宝买家的高度认可。给他做分销商的同村村民吕林是位残障人士，干不了体力活，以前一直是家人的负担。而坐在电脑前经营网店对吕林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吕振鸿给他提供产品，家人帮他发货，他负责网店的打理。现在他开网店的收入已经可以反哺家庭了。
记得在实地考察结束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与地方官员、电商协会、网商代表座谈，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说，以前跟许多人一样，以为电子商务“高大上”，电商扶贫未免有些“理想化”，实地一看，让人深受启发。以前扶贫都要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扶持农民种植、养殖，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对于没有资源的地方，难度则会更大。相比之下，做电子商务，开网店的软件系统都可以在网上复制分享，投资少、见效快。
文奎秘书长所说的，其实就是电子商务的赋能效应。电子商务对草根大众的赋能，让电商扶贫不仅可行，而且意义重大。4. 电商扶贫与电商生态
草根网商之所以能通过电子商务获得网络赋能，除了他们直接对接市场，获得交易的自由，从而激发起靠自己努力、靠市场订单就可以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外，电子商务以平台为基础带来的市场机会和低进入门槛，以服务商为主体的分工体系提供的经营便利，为电商减贫扶贫创造了重要的市场生态环境。
刘鹏飞本人的创业故事就颇具传奇色彩。他生长于农村，因家境不好，在九江学院上学时就尝试过做生意。2007年，24岁的他毕业后，来到人地两生的义乌。下了火车后，他身上只剩区区5块钱。他找了个管住宿、包午饭，月薪1000元的工作，开始了在义乌的闯荡。他拼命学习一切在他看来有用的知识，寻找能够赚钱的门路，包括如何开淘宝店，包括孔明灯的生产和制作。他从倒卖起步，到办厂生产，短短几年成了全球产销量最大的“孔明灯大王”。2011年，我作为阿里巴巴全球网商大会的评委，亲历他毫无悬念地荣列“全球十佳网商”的全过程。
地域电商生态环境对草根网商创业就业的重要性，在义乌得到生动体现。义乌是全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与之相应，义乌工商学院“毕业生就业率（2013年）达97.62%，其中自主创业16率达14.17%，毕业生自主创业率居全国高校之首”。素有“大学生电商创业教父”之称的贾少华副院长坚信，电子商务创业门槛低、风险小，很适合在校大学生创业。2013年，这个学院8000多名在校生中，有1800多名学生通过电子商务创业，生意做得好的学生一年销17售额上千万元。贾院长还从历届学生创业的统计中发现一个规律：越是家境贫寒的在校生，电商创业的动力越足，成功率越高。
熟人社会，尤其有利于电商创业和电商扶贫。由于自身的经历，刘鹏飞在义乌组织了九江校友会并担任会长，凡学弟学妹来义乌创业就业，均提供一个月免费食宿，并倾心相助，帮他们度过最艰难的起步期。现在，这一校友会已经发展到几千会员，刘博就是其中之一。在鹏飞的感召下，刘博创办了网店，主营饰品、家居用品等。目前，他已拥有几个不同商品品类的顶级金冠网店，旗下各网店年销售总额已过两个亿。刘博也成了这个校友会的副会长之一，和鹏飞他们一起为更年轻的学弟学妹提供帮助。“淘宝村”电商生态对电商扶贫的作用，给了我们一个“农村版”的解释。在“淘宝村”调研，人们会很容易发现这样的现象：那些最为普通的农村弱势群体，如贫困户、残障人士、没什么学历的农村妇女等，只要有劳动能力，也能开网店脱贫致富。原因何在？
2010年研究“沙集模式”时，我曾提出过农村电商因“双重社会资本”更易实现模式复制的观点。所谓“双重社会资本”，一是技术性的社会资本，比如技术进步降低了农民进入电商的门槛，即便识字不多的农户，也能通过用语音对话代替电脑打字在网上做生意，平台也提供了各种免费课件、技术支持和开展商业活动方面的便利；二是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这是另一种社会资本，它有利于“领头羊”示范效应的发挥、成功模式的复制以及致富知识在农村社区的扩散，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村电商减贫扶贫的难度。5. 电商扶贫与价值发掘、市场认知
以前都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许多贫困地区经济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赶上工业化的那拨“班车”。地理偏远、与世隔绝、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等等，都可能是这些地方被工业化“列车”落在“站台”上的原因。
然而，这些贫困地区却因祸得福，留下一方好山好水好环境。在深受过度工业开发之苦的人们眼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成了稀缺资源；在人们日益关心食品安全的今天，与良好生态环境相关的农产品，其身价也理应得到提升。
近年到各地农村实地调研，结识了一大批有志从事生态农业、体验农业和创意农业的新农人朋友。他们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有非常好的产品，却“养在深闺人未识”。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开发，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困扰：不仅要让扶贫开发的产品卖得掉，而且还要卖得好，就必须想方设法把产品中蕴藏的价值发掘出来，同时，必须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电子商务，包括移动电商、微电商、O2O等，就是不容忽视的手段。
如前所述，为什么强调“电商跟着用户走”？要扶贫开发，就必须明白：今天以及未来的用户越来越多地是通过上网，利用移动端、社会网络获取信息，搜寻和购买心仪的产品与服务，并提出改进的要求与建议，甚至与卖家结成朋友圈。这就是趋势！
已经错过工业化“班车”的贫困地区，万万不可再次错过信息化的这一趟“列车”。四、电商扶贫，怎么办
2014年以来，电商扶贫明显开始得到有关各方的重视。政府方面，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2014年5月到甘肃陇南调研电商扶贫，充分肯定了成县和陇南市电商扶贫的思路和探索，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甘肃、广东、重庆等地均加大力度推进电商扶贫工作；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基金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等机构，在电商扶贫方面也纷纷采取行动，我本人和我的同事就参加过上述各机构主办或合办的活动；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企业，把电商扶贫纳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议事日程；各地电商平台和电商园区的运营者、电商培训机构，也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开始尝试寻找电商业务与扶贫的结合点；网商带有扶贫开发性质的业务和项目，得到了政府和社会企业更多的肯定和支持；群众团体中，各地团组织、大学生村官、残联和相关的慈善组织最为活跃，其中，团甘肃省委以电商助力扶贫攻坚的“一村一电”工程、广东狮子会组织的残障人士电商创业脱贫培训等活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2014年以来，在各地调研时，只要与地方政府主管官员谈及电商扶贫，没有一处不是积极反馈。有些地方，尤其是电商基础好或扶贫任务重的地区，如苏北睢宁、贵州铜仁、山东临沂和江西宁都老区、甘肃成县等，谈及电商扶贫时反应之强烈，让我出乎意料。这让我明白，随着国家启动新一轮扶贫攻坚，随着电子商务主流化的加快，电商扶贫的春天已经到来！
电商扶贫怎么做？前面的讨论中有的地方也提到了一些，基于此前的讨论，根据个人对我国扶贫工作的粗浅了解，这里不揣冒昧，再对有关的扶贫主体补充提出以下建议。1. 创新扶贫政策
首先，还是要建议我国扶贫界尽快把电商扶贫纳入主流的扶贫政策体系之中。特别建议负责扶贫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的有关部门，官方和民间机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电商及扶贫领域的学术同行们，更多关注和研究电商扶贫，广泛宣传电商扶贫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深入探讨电商扶贫的规律和有效方式，为电商扶贫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将电商扶贫纳入主流的扶贫政策体系，需要认清和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是创新与融合。电商扶贫，无疑需要扶贫政策的创新，但这绝不是完全否定和推倒重来，而是对已有政策体系作补充和完善，因此，重要的是将电商扶贫的新内容、新要求，与原有的扶贫政策体系有机融合起来。
二是帮扶与激励。电商扶贫，既要依靠各类扶贫主体从外部帮扶，又离不开或更离不开帮扶对象自身内在的主观能动性。要进一步总结“淘宝村”发展的实践经验，特别要重视发挥“领头羊”们的示范作用，处理好公平帮扶和重点帮扶的关系，确保正向激励。
三是政府与市场。电商扶贫作为“扶贫3.0”，要真正实现“营造渔场”的愿景，就必须基于市场，必须跨界合作，必须机制创新。机制创新，基础是充分调动与整合各扶贫主体的资源，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标是切实提高帮扶的最终绩效。
四是顶层和基层。电商扶贫，须坚持以基层实践推动整体政策体系完善的原则。为此，建议搭建以制度设计、资源协调、知识分享和实践推动为职责的跨界合作顶层结构，比如成立国家级的“电商扶贫促进联盟”；在地方，根据不同地区和发展条件，优先在试点愿望强烈的地区设立一批电商扶贫的实验基地，地方上同样采取跨界合作的机制，鼓励不同模式的探索，实行上下互动，以点带面予以推进。2. 调整和完善部署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地方近年已经就未来的扶贫工作编制和出台了规划，部署了相应的项目，配置了资源，并在工作中加以推进和实施。电商扶贫的内容一旦加进来，就必然要求对已有的部署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调整大致应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整体规划，二是具体项目。
在规划层面，关键是做好电商扶贫和原有扶贫规划的融合。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的融合：一是规划目标的融合，二是扶贫手段的融合，三是资源配置的融合。“三个融合”应在任务设定和绩效考核上体现出来。
在项目层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调整：一是需要就电商扶贫增设新项目，比如，在贫困地区扶贫的基本建设项目中，酌情增设电商扶贫所需的基建项目；二是需要在原有的扶贫项目中，注入电商扶贫的内容，比如，在扶贫培训项目中，加进电子商务培训的模块。3. 以电商引导产业扶贫开发
在我国不少贫困地区，多年的产业扶贫开发已相对强化了当地的生产能力，有的形成了一些产业聚集区。例如，在河北，就有太行山区的优质干鲜果品产业带、黑龙港地区的蔬菜长廊、燕山地区的食用菌养殖、坝上地区的错季蔬菜等。
对此，我的建议是：不要低估市场“卖难”的重大威胁，不要高估贫困地区新兴产业的抗风险能力。越是在贫困地区培育起来的产业带，就越要树立前述“六跟六走原则”，越要把市场对接做好，越要重视以电子商务引导生产的作用，尽量避免“卖难”造成的被动和损
18害。近年以来，淘宝“特色中国”率先组织新疆库尔勒香梨等农产品的“抢鲜购”活动，京东、1号店等也利用电商交易的便利，组织开展“京东预售”、“1号店预售”等活动，为探索基于电商的订单农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这只是开始，还远远不够。
发展电商订单导向的产业扶贫，与涉农电子商务一样，需要坚持“开拓思路，不拘一格，营造环境，顺势而为”的策略，政府主管部门和扶贫公益团体要相信市场，相信互联网的赋能，相信草根的创造力，不要代替市场主体去进行经营决策，不要按自己的主观意愿预设产业发展路径，应在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上着力，做好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按政府和公益团体自身的功能定位，帮市场主体之所需，弥补其短板。
对于贫困地区的市场主体，如何将电商扶贫与产业开发结合起来，我这里的一个主要建议，是比照《涉农电子商务与西部大开发》19一文中，基于“电子商务地区逆差”的讨论给出的参考意见，用于贫困地区电商导向的产业开发决策。贫困地区电子商务逆差信息中，蕴含着当地产业开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极为重要的“导航”信息，反映的是当地市场潜力、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结构转型的可能，可为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