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风华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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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全集(套装共4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版权信息抗日战争的细节1
抗日战争的细节2抗日战争的细节3抗日战争的细节4目录
CONTENTS抗日战争的细节1自序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返回总目录自序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1]在南口，在忻口，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2]师生前往绥远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2011年秋于天津第一章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张作霖之死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3]，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 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lóu）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4]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作霖不是个老实人，因为他是个创业者。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先前答应的很多东西不兑现，比如日本移民问题、开矿问题、新建铁路问题，导致悬案越来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具体地说，是关东军很不高兴。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有一个师团（日本国内师团轮流驻扎，平时每个师团12,000人左右，战时才超过20,000人），加上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总共也不到20,000人。关东军没直接跟张作霖翻脸，因为后者强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万军队。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张作霖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过山东时，日本人不干了，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出兵挡着不让过，并暴虐济南。蒋总司令又气又恼，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绕道进军。
张作霖的奉军依旧大败。
日本人催张作霖赶紧撤回沈阳，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北伐军边打边冲，可能会危及关外。开始，张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拿了个条约——日本在满蒙新铺设铁路的条约，叫张作霖顺便签一下。
关于这个条约，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张作霖签了。路权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张作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大官，现在又是北洋系国家元首，当然知道个中厉害，于是就跟日本人顶牛，耍了日本人几次，比如只在条约上签个“阅”，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谈。由于老张既不签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泽很不爽。这个芳泽，是后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资深人士了，但被张作霖搞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认为，跟张作霖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毕竟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认为，张作霖不听话，眼看又要崩盘，所以必须把他换了，打算解除奉军武装。还有个别日本人认为，光换了还不行，因为说到底张作霖有一套，手里攥着军队，强换的话，怎么换？不是不听话么，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俄战争后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满洲发展跟张没什么直接关系；本来想找个木偶，最后却找了块石头，现在必须搬掉这块石头，否则没准有一天会砸自己的脚。
河本还抱着一个想法：张作霖死后，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是当时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后，学制三年，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陆军将佐的摇篮。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学员，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考进陆军大学深造。虽然都上过来了，但成绩不咋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成绩是第97名，在陆大的成绩是第24名，离军刀组（陆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赐军刀）远了去了，但他却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就这样，河本踌躇满志地来到中国。1926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人这二十来年的合作，有点像一对情侣。
他们在日俄战争时结识，当时张作霖刚完成角色转换：从土匪、民团头领，变成被地方政府收编的马队管带。在那场战争中，脑子灵光的张作霖左右逢源，一点点壮大了实力。实际上，对选择张作霖，日本人犹豫过，但最后还是认了：好，就是你了。因为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这个时候，两边彼此需要，谈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后来，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张作霖就开始不高兴了。日本人又发现：张作霖在跟别人打架时，开始吃亏，最后连家底儿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于是他们趁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张作霖烦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河本说：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从袁世凯以后的北洋系角度来看，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元首。搞掉张作霖，相当于搞掉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即使日本人爱冒险，喜欢犯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况且，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跟张作霖私交还不错，在“满洲木偶”的问题上，虽然对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满，但还没到想要干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虑过关东军提出的解除奉军武装的问题。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关东军参谋，原则上只对军部负责。至于军部怎么向政府交代，那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即使如此，在动手前仍需说服他的司令官。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村冈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佐贺县人），在日本军界属于平庸分子。
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九一八事变
先说板垣征四郎。
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
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5]登道夫的《总体战》，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
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
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
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
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
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
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
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6]“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
但仍有问题：如果只有关东军搞这个事，按非战时日军师团的规模，不过一万来人，即使加上南满铁路线上的守备队和在乡军人、武装侨民乱七八糟的，也不过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呢？正规军加保安部队达到40万人，虽然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为帮蒋介石对付冯玉祥、阎锡山，调11万精锐到关内，就算这样，关外还有33万人，其中正规军20多万，沈阳附近有6万人左右。
这仗怎么打？
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这个问题。
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由于只能算第二大脑，所以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如果打起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
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
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
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
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
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从这个细节上说，你不要认为石原等人计划闹事时武器装备有多好。他们不但缺少重炮，更没飞机，而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
问题还没完。
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还别说，最后还真鼓捣好了，但离起事的日子也所剩无多了。
问题在继续。
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前面说了，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
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
冒险？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儿的山形县口音说：必须的。
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
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
中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从那里去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一圈下来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将在吉林洮南迎候他。
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
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中村马上递上名片，笑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此行目的是进行土壤调查。
科学家？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个人。中村还带了两个向导和一个伙伴，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退役的日军骑兵。
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等中村没来，二等也没来，三等还没到，知道出事了。
还真就出事了。
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此人是科学家，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新画好的军事地图。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就把中村等人给毙了。
中村的间谍行为没的说，明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处死他是个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个大事，关团长的动作有些快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张学良电令关玉衡：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但最后还是走漏消息了，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日方当了回“秋菊”，嚷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中国士兵图财害命。
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而去。
每个大事变发生前，似乎总要出点乱子。
6月底，板垣、石原、花谷、今田、片仓等人有过一次聚会。石原说机会来了，正式提出起事时间：9月28日。
计划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石原不想从一开始就让关东军司令官参与这件事，倒不是说石原贪功，而是昭和参谋的特点：喜欢牵着司令官的鼻子走。当他们挑起事后，司令官只是一个下达追认命令的角色。实际上，直到这时候，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外，参谋长三宅光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三重县人）也一点不知道石原的计划。
这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谁？
反正还不是本庄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兵库县人）。但别着急，一个多月后就是他了。1931年8月1日，在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中，本庄繁从东京飞抵旅顺，就任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前期战斗需要投入日军在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所以石原和板垣在起事前联系了沈阳日军宪兵队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