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克群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八面来风试读：
推荐序一 不薄今人爱古人
北京有大量的新建筑，又有历史留下的丰富而古老的建筑和近代建筑，后两者可统称为历史建筑。新建筑和历史建筑都是不可或缺的，新建筑满足现今的实用需求，历史建筑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认为现今的建筑不如过去的，有厚古薄今的倾向，我主张以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观点对待古今建筑。
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的产物。每一座建筑都烙印着建造年代的生产技术与社会人文气息。新建筑所承载的信息，仅限于当时当代，而老建筑在其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留下了过往人物与事件的痕迹，因而附着和积淀了比新建筑远为丰富的人文信息，相关的历史文化物化于其中，可触、可感，是某一历史片断的真实写照，能引人遐思，感动今人，因此更具价值。人们在国内外旅游，之所以对古老的建筑情有独钟，这是原因之一。
建筑既是实用之物，又是一种艺术品，而且多数是一种公共艺术品，一般情况下，人们容易看到和观赏。然而，与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门类相比，建筑艺术是象征性的，它自身不能叙事，一般人要认识和理解建筑中包含的信息，需要有人加以指点、讲解才行。张克群女士所著《红墙黄瓦》、《晨钟暮鼓》及《八面来风》三本著作，对北京众多古建筑和近代建筑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生动的讲解，正好满足人们观看和理解北京古、近代著名建筑的需要，这些书不仅对来北京观赏的游客有用，对长居北京的人也有裨益，值得向读者推荐。我曾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习，后来做教员，克群听过我的课。而我在做学生时，先读的是航空工程系，当时听过克群父亲张维教授的力学课，张维先生透彻的讲解、洪亮的话音迄今不忘。克群的母亲——著名流体力学家陆士嘉教授当时在清华航空工程系任教，我后来改学建筑，未能聆听她的讲课。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克群完成这些书，即将付印，我很高兴，是为序。吴焕加2009年，共和国60周年大庆前夕吴焕加先生简介：1929年生于苏州，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从事城市规划及建筑史与建筑理论的教学。曾在罗马国际文物保护中心研修，在美国耶鲁大学及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任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理事，《世界建筑》杂志编委会主任。著作有：《外国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外国近现代建筑史话》（商务印书馆）、《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雅马萨奇》、《欧美建筑外观与环境空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论现代西方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
推荐序二 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
妈妈领着年幼的我和妹妹在颐和园长廊仰着头讲每幅画的意义，在每一座有对联的古老房子前面读那些抑扬顿挫的文字，在门厅回廊间让我们猜那些下马石和拴马桩的作用，从那些静止的物件开始讲述无比生动的历史。
那些颓败但深蕴的历史告诉了我和妹妹世界之辽阔，人生之倏忽，而美之永恒。
妈妈从小告诉我们的许多话里，迄今最真切的一句就是：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就是你心灵的最远处。
在我和妹妹长大的这么多年里，我们分别走遍了世界，但都没买过一尺房子，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诗与远方才是我们的家园。
妈妈生在德国，长在中国，现在住在美国，读书画画、考察古建，颇有民国大才女林徽因之风（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那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两先生在清华胜因院与我家比邻而居，妈妈最终听从梁先生建议读了清华建筑系而不是外公希望的外语系，从此对古建痴迷一生。妈妈中西建筑融会贯通，家学渊源又给了她对历史细部的领悟，因此才有了这部有趣的历史图画（我觉得她画的建筑不是工程意义上的，而是历史的影子）。我忘了这是妈妈写的第几本书了，反正她充满乐趣的写写画画总是如她乐观的性格一样情趣盎然，让人无法释卷。妈妈从小教我琴棋书画，我学会了前三样并且以此谋生，第四样的笨拙导致我家迄今墙上的画全是妈妈画的。我喜欢她出人意表的随性创意，这也让我在来家里的客人们面前常常很有面子——这画真有意思，谁画的？我妈画的！哈哈！为妈妈的书写序想必是每个做儿女的无上骄傲，谢谢妈妈，在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生活的道路和理想后的很多年，又一次给了我做您儿子的幸福与骄傲。我爱你。高晓松
前言 我的建筑情结
我从4岁半跟着父母回到中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里转悠，直至长大成人。开始是念清华附小，然后是清华附中、清华大学。要说清华园，那真是个得天独厚的世外桃源啊：不光是有山有水有河流，令我们这些孩子可以瞎跑疯玩，而且它既有清代王府的底子，复又在外国人手底下建了一批“洋房”，这简直就是个东西方文化融汇的小型实物建筑博物馆。
我家后面不远的地方住着著名古建专家，建筑系的教授梁思成先生。他家有辆黑色小汽车，吸引得我和弟弟特爱去梁伯伯家玩。梁伯伯下巴上有个挺大的痦子，我曾问过他那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我要是想你了，就按它一下，嘟嘟两声，你就来啦。”我信以为真地踮起脚用手去按了一下，结果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倒是逗得梁伯伯哈哈大笑起来。
1959年我上高中一年级。那年暑假，大学组织教师和家属去北戴河海边避暑。这天我因身体不适，不能下海，正坐在沙滩上写生，忽听脑袋上方一个和蔼的声音：“啊，你喜欢画画呀，画得还不错嘛。”抬头一看，是刚刚游完泳的梁思成伯伯。梁伯伯问我高中毕业后想考什么大学，我说还没想过。梁伯伯说：“想不想学建筑呀。”我问：“建筑是学什么的？盖房子吗？”梁伯伯光着膀子坐在我的边上，连比带划地给我讲了起来。大致意思是说建筑是比工程多艺术，比艺术多工程。我说，那我将来就考建筑系吧。梁伯伯一听很是高兴，叫上刚从海里爬上来湿淋淋的弟弟一起照了张相，事后还在送给我的那张照片背后题了词“大排骨菩萨与金童玉女屹立渤海边”。1961年，我如愿地考上了清华建筑系，终于可以正式在课堂上听梁先生讲课了。梁先生教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作为他的学生，我亲眼目睹了他对中国古建由衷的热爱。在放幻灯片时，他会情不自禁地趴到当做幕布的墙壁上，抚摩着画面上的佛像，口中念念有词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佛爷的小胖脚趾头啊！”在他的课上，我深切地感到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古代匠人们的聪明睿智。
大学毕业后，我一口气做了30多年的建筑设计，职位也从见习技术员提到了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但是对古建的爱始终缭绕于心。2002年春天，我退休了，我想：既然生活在北京，我就要把身边的古代建筑先闹个明白。于是我边查阅资料，边看实物。从5月初到11月底，我开着我的斯柯达小车跑遍了北京城里和远近郊区县的大小村庄。一听见谁谁说哪里有个古庙，马上驱车前往。朋友们都笑称我是“破庙迷”。后来因故到了美国，当了个大闲人，为了打发光阴，几易其稿，终于纂成了“画说老北京古建筑”这三本书。其一，《红墙黄瓦》，说的是皇家建筑；其二，《晨钟暮鼓》，讲的是宗教建筑；其三，《八面来风》，讲的是早期洋人在北京盖的建筑，以及用砖头瓦块砌的但不属于前两类的构筑物。
有人问我：“费了半天牛劲，你为什么呢？出版赚钱？写着过瘾？”我说：“什么也不为，只为此生的这段建筑情结。”葫芦刻“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吾之癖，刻画葫芦，用心良苦”。
葫芦，英文名“bottle gourd”，意为瓶状的瓢，属植物类，双子叶植物纲，五桠果科，堇菜目，葫芦科。青时可食，老来为器。葫芦依形状可分敦葫芦与亚葫芦。前者肚皮硕大而上部退化，农家多用做舀水器皿，称之为“瓢”；后者小巧玲珑，上小下大当中收腰，恰似女儿身。
记得儿时爸爸常与我们做一种比赛性游戏，要求我们每人一口气连续而清晰地说：“敦敦葫芦亚亚葫芦好汉数不了四十二个葫芦一葫芦二葫芦三葫芦四葫芦……”直至必须换气为止，数的数目多者为胜。每个参赛人最后都是面红耳赤弯腰跺脚出不来声，旁观者便开怀大笑。那时爸爸能数40个，妈妈和我能数30出头，弟弟则一不明规则，二不大识数，不时地换口气，还数得颠三倒四，而且从头到尾“好汉”始终未曾出现。
如今我成了佘太君，连30个也数不到了，爸爸妈妈也已作古多年，但“葫芦”二字，总是带着温馨和一丝忧伤，埋在心底。
两年前和二陶去黄山旅游，在上海一家小旅馆里等待第二天清晨旅游团的车子。饭后闲来无事弄堂漫步。“葫芦！”我忽然叫了起来，吓了二陶一跳。定睛一看，一个小铺子门外，哩哩啦啦大大小小挂满了葫芦。问明价格，便买了20来个。带上它们去了黄山，又跟着我们回了美国。
这些葫芦往抽屉里一放就是两年。几次三番想用它们做点东西，看看市面上的葫芦制品，俗的在上面画些仕女佛爷，写点财运亨通；雅的用烙铁烫些花鸟鱼虫，都是以其代纸而已。自己又没想好主意，因而迟迟没有动作。
牛年伊始，一日突发奇想：用葫芦刻个双面牛？于是边动手边设计边看电视。及至牛角已现，二陶在一边慢悠悠发话道：“牛头马面。”咦，对啊，何不索性来个牛头马面？于是将四只牛角中的两只斩为马耳，一番连粘带画之后，处女作诞生了。
自此便一发而不能收，手与葫芦似粘在了一起，整日不弃不离。因为舍不得花钱，所以除了砂纸刀子外，几乎没什么电动工具。虽手指屡屡被伤，几次血流不止而不悔。以致每逢我这里发出惊叫，二陶就去拿“创可贴”，甚至购来塑胶指套。我笑道：“记得小时总爱看磨刀老头在手指头上试刀锋，虽千刀万剐而无滴血渗出。等我的手指头练到磨刀老头一般无二，创可贴便可休矣。”
作品既出，便有了产权的问题。老公建议道：“现在都讲究创新，你这个玩意儿可是100%自主研发的，何不弄个品牌呢？”我说：“怎么弄法？”“最简单的办法是刻个图章，每做好一个产品，就印它一下。”我拍案道：“高！实在是高！”刻图章是我的强项，尤其用橡皮刻。一会儿的工夫，一个又像葫芦又像Q的造型，里面加个K字的图章就诞生了。因为刻得歪七扭八，不怕伪造。
在给这套丛书插图时，我本来打算模仿画家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上弄个印章。可我的画篇幅太小，以前画国画的章用不上。忽然想起《葫芦刻》的章来了。虽然古建跟葫芦没关系，但那枚章子还有一层意思是我的名字“克群”的拼音缩写“KQ”。行啦，就用它啦。处女作《牛头马面》《葫芦刻》印章
引子
自唐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跟周围邻居建立了互通有无的友好关系。几百年来不断地有人走出去，也请进来外人，形成了各国文化的融合。反映在建筑上，就有了用途繁杂，风格各异的房子。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千年来的闭关锁国被洋枪洋炮给轰开了、打破了。洋人带来了面包啤酒、火车机器，也带来了洋式房子，即本书所提的“洋风”建筑。
关于“洋风”这个词，可能尚在被讨论、被争议的阶段。因为是个新概念，不免多说几句。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的文化对中国就有所渗透。但那时清政府还有口热气儿，也就有胆子抵制。这种渗透也就跟雨天屋漏似的，只有点点滴滴的几座教堂而已。
早在19世纪，跟在外国的枪炮的屁股后头，大批的传教士来了，商人、工程师、冒险家、淘宝人……全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的是自己的钱包、信仰或别的什么。而清廷呢，在外国人的逼迫和国人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之下，也醒过点儿梦来，开始要改革了。1901年慈禧还在西安流亡着，就发布谕旨，宣布变法，1906年光绪进一步宣布“预备立宪”。一时间学习西方成了最时髦的词汇和举动。而早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时，洋务派的先驱们大力提倡的“中体西用”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中国近代的中西建筑文化大掺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当然，作为几千年封建王朝的中心，北京对外来文化是比较抵制的。这使得北京的西化程度远小于，也慢于上海、青岛、汉口乃至天津。那些城市是从格局到个体建筑，几乎全盘西化。有些城市根本就是随着外国人进入而诞生的。而北京城总的格局仍是四平八稳、方方正正的帝王之都，只有个别地区，个别建筑建成了“洋式”的。就像咱们如今在饭馆吃饭，基本上是京味儿加川鲁粤，偶尔撮一顿西餐一样。
从城市的总体来看，明清北京城是为皇上建的，它的总体规划主要是为突出王权，至于使用功能，那是次要问题。再说古时候既没火车也没汽车，皇上和大官儿坐轿子，老百姓“腿儿着”，交通不是城市规划要考虑的大问题。等到外国人开着车来了，发现在这里简直是到处碰壁，于是乎开始拆墙，毕竟方便比古都风貌更为重要。再说了，这也不是他们的古都。1913年打通了长安街、打开了景山后街，又在故宫两侧捅开了两条大道：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瓮城，等等。自打有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正阳门火车站，商业中心也从原来的东单、西单向离使馆较近的前门等地区扩展。
从个体建筑来讲，1900年后开始出现了大量洋式的或半洋半中的使馆、银行、商店、学校、政府建筑甚至工厂。这样一来，大屋顶一统的天下被改变了。带来这些变化的，或者说设计这些建筑的一部分是洋人，一部分是老海归。我把他们所做的建筑物归为三类：洋人做的洋建筑；国人做的洋建筑；洋人做的中式建筑。后者不在本书写作兴趣之内，就暂不讨论了。
洋人也罢，国人也好，他们在20世纪初所盖的洋房受到那一时期欧美风气的影响，从风格来讲多为折中的复古主义。就是说有点模仿古罗马、古希腊的柱式啦，山花啦以及繁复的线条，等等，但比纯粹古典又简化了些。这些复杂的线脚让我在画它们的时候颇费了些周折。
教我们西方建筑史的吴焕加先生曾对我说，现代中国建筑设计所遵循的文脉，与其说是国产的大屋顶木结构，不如说更多是来自这些洋风建筑。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以下是我说的）是木头不再，也不能再成为主要建筑材料了，取而代之的是砖头、混凝土乃至钢铁等材料。再要用混凝土捏成细小的斗拱，恐怕就太勉为其难了吧。要是那会儿有谁打算去外国考察建筑设计，大概就是痴人说梦了，因此在我国领土上洋式的砖石结构的房子就成了现成的老师或模特。
如何给这些林林总总的洋房子排个顺序，让我有点儿头痛：纯粹按建造年代吧，类型太乱；完全按类型吧，建造年代拉得又太长。最后决定主要类型按流行的年代先后排，同一类型里的建筑物按建造年代的先后排。这样可能让读者对某一时期大概流行什么建筑能有个比较清楚的印象。
好吧，咱们这顿西餐开饭吧。有些不能列为建筑的东西（术语叫构筑物），如长城、古桥，也都很精彩，就把它们列在本书的后面了。
第一部分 洋风建筑
第1章 早期洋式建筑
早在13世纪，就有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游说，并建了少量的教堂。元代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意大利传教士来大都传教，建了三个小教堂。其中一个建在元大都宫城边上。如今元大都只剩下土城了，当然这座小教堂也早就上了天堂（愿上帝保佑它在天堂里成为文物级的房子）。但据当时的记载，它的建筑形式令国人大为惊诧。可见大概不是一般的中式大屋顶。
大概因为成吉思汗不排斥任何宗教吧，这个教堂敢弄出点与众不同的动静来。除此之外的一些早期的天主教堂如门头沟后桑峪教堂（公元1344年建），根本用的就是村里老地主的民房。连北京城里的
宣武门南堂
、西什库北堂，一开始都只敢建中式教堂。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才变成了洋式脸面。宣武门南堂南堂是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兴建的，早期的南堂名叫宣武门礼拜堂，规模非常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而已。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宣武门南堂重修工程开始。康熙这人比较开放，因此新的南堂就大胆尝试着建成了欧洲风格的。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南堂建筑在地震中遭到损毁，次年重建的南堂改用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
1904年第四次重修的南堂主堂仍然用的是巴洛克风格，但没有完全遵从老式样，而是在两侧加了走廊，正立面加高了山墙，山墙立面上有从下到上的通柱，顶部是巨大的涡旋形装饰。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宣武门天主堂的建筑。宣武门南堂全景
宣武门南堂的大门为中式，而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的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宏伟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的砌筑采用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气氛庄严肃穆。
八面槽东堂
东堂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初年，两位外国教士重建了东堂，将原本的中式建筑改建为西式风格的建筑。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北京城内掀起了反天主教的浪潮，在这次反天主教的浪潮中，东堂受到了较大的破坏。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主持东堂的费隐教士重建了王府井天主堂，重建工程由传教士利博明作为建筑师设计成罗马式，传教士兼清宫廷画师郎世宁主理了建筑的绘画和装饰。据记载，当时的教堂门窗均有彩色玻璃花窗装饰。1884年版的东堂1904年版的东堂
经过一百多年沧桑之后，教堂已破烂不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田类思向欧洲募款重建东堂，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新东堂建成。新东堂仍为砖木结构罗马式建筑，内部支撑为木柱，墙体则以城砖砌成。建筑平面取十字形，正面建有三座钟楼，均做穹顶结构，钟楼顶端均装饰有十字架。
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东堂被毁。1904年法国等国用庚子赔款重建了东堂，这就是东堂现存的建筑。重建后的东堂基本维持了1884年版的样子，只是少了两侧的肩膀，显得跟减肥了似的，不过倒也不难看。而内部则更加豪华了，反正有的是钱了，正祭台采用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镌成。台前短柱，皆以珐琅烧成，璀璨之极，院墙的大门也做成了洋式的。
西什库北堂
西什库天主教堂最初是由于两位法国教士在西安门内蚕池口建的中式小教堂（公元1703年）。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政府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
第二次鸦片战争（公元1860年）后，清政府害怕外国，于是主动向教会归还了教堂的土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由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令老佛爷不悦。经交涉，教堂同意搬家，由清政府出资修建新教堂。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新教堂在不远的西什库正式落成。1888年版的北堂
到了1900年，在义和团和清军的联合攻打下，教堂局部受到破坏。1901年重修时，由于清政府掏钱大方，主教堂趁机增高了一层，使得其哥特式的高耸风格更加突出。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西什库教堂的主堂为一座3层哥特式建筑，顶端共由11座尖塔构成，建筑平面呈十字形，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尖端高约31米。教堂建筑的正面有三个尖顶拱券形入口，入口拱门之间雕刻有圣若望和圣保禄等四圣像，建筑正立面上的门窗均用汉白玉石刻装饰，正门中央主跨上有一扇瑰丽的圆形玫瑰花窗，礼拜堂四周则有大小不一的80面玻璃花窗。
围绕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却是传统的中式台基，环以汉白玉栏杆，栏杆和栏杆上的装饰均为传统的中式设计。因为台基更加接近人的视力范围，可能这使得中国教民感到亲切些吧。毕竟北京人是在皇家建筑的氛围里长大的，瞧着汉白玉顺眼。1901年版的北堂
第2章 西洋楼式建筑
清代修建的圆明园在西郊颐和园之东，原来规模不大，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9年），康熙皇帝曾把这里赐给雍亲王做了私家花园。雍正即位后，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大加扩建，东面新修了长春园，又建成绮春园（后改称万春园）。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个园子合称“圆明三园”。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可能是那时已经有了现成的设计师——传教士们的缘故吧，喜好新奇的乾隆皇帝开始在长春园修建欧式花园。这组花园总的名称叫西洋楼，它是由谐奇趣、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见文前彩图“西洋楼之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的。工程由外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设计和监工，由中国工匠施工完成的。整个工程历经12年，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全部完工。
西洋楼的主题是喷泉（古人叫水法）。其建筑风格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巴洛克式。虽然西洋楼的面积只占整个圆明园的1/50，却是西洋风格建筑在北京落脚的一次极好的尝试，也是极成功的典范。自此以后一百来年里，凡是想“洋”一把的，都拿圆明园的西洋楼做模特。当然，“洋”一把是要花钱的，花的还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大把的银子，所以西洋楼式建筑并没有在京城遍地开花。
让我们先从建筑物讲起吧，最早赶时髦的人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最早的作品是
颐和园清晏舫
。颐和园清晏舫应该说，这第一件作品有一点羞羞答答，半中半洋。颐和园昆明湖西北岸原来有一座“石舫”，它上面中式舱楼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给烧了。1893年，心血来潮的老佛爷命人在光秃了几十年的石舫上建一座两层木结构的西洋式舱楼。这个玩意儿骨子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仅在外装修上弄了些西洋花样，如把木头柱子油漆成假大理石而不是红油漆，窗户顶部做成半圆券，安上五色玻璃，地面用花地砖，等等，有点像穿马褂戴礼帽。颐和园清晏舫
畅观楼
老佛爷玩儿了一个不能动的船后，洋瘾没过够。5年后（公元1898年）又在三贝子花园建了一座洋式府邸，名曰畅观楼。这里在明代就是御用的花园，后为清傅恒的三儿子福康安的私人园子，因此俗称三贝子花园。
法国设计师为老佛爷设计的这座畅观楼“洋”的彻底，从结构起就是两层楼的砖混结构，用的还是红砖（过去咱的砖是灰色的）。局部抹灰，并且抹出了欧式的线脚。柱子也大胆采用了爱奥尼柱式（见彩图“畅观楼”）。
说到柱式，为了普及建筑常识，我就先唠叨几句吧。所谓柱式就是一种严格的柱子的式样，包括柱身的长细比，柱头的花样和上部檐口的花式。早期的希腊柱式就三种，都是圆柱子加厚檐口：塔什干、爱奥尼、科林斯。后来罗马人觉得三种不够用，又加了两种。这样一来，从最粗、最简单到最细、最花哨排列成如下五种：
塔什干 柱高是柱子直径的6倍，柱头只是简单的圆形，上面几乎没什么线脚，檐口也很简单，象征粗壮的男人。塔什干柱式
陶立克 柱高是直径的7倍，柱头比塔什干多了几条线脚。檐口上有小牙和一些短竖线，象征文质彬彬的男人。这一款不大常用。
爱奥尼 柱高是直径的8倍，柱头是两个卷涡。檐口上有小牙和小牛腿，象征优美的女人。爱奥尼柱式1
科林斯 柱高是直径的8/倍，是柱式里最细的。柱头上是三层外3翻的花瓣，檐口上有小牙和一些小方块，象征文艺性的女人。1
混合式 柱高是直径的8/倍，柱头是爱奥尼加科林斯，也就是说3上半截是爱奥尼式的两个小卷涡，下半截是科林斯式的花瓣。混合式
不同的柱式被用在不同的地方：体育馆常用塔什干或陶立克，大门也爱用这两种；爱奥尼常被用在礼堂之类轻松些的公共建筑上；文艺性建筑如歌剧院常用科林斯或混合式。以后形容建筑物时，我会时不时提一句它用了什么柱式，慢慢地你就记住它们了。记不住也没关系，反正不考试。只不过跟朋友侃建筑时，你能显得专业一些而已。
说完柱式，咱们回过头来还说畅观楼吧。畅观楼建筑为欧式风格，七个开间，两层楼。它的墙体为土红色，有75厘米高灰色砖砌筑的基座。楼的东西两侧做了不对称的两个楼墩。东边的那块为圆柱形的，三层高。楼顶处设了一个圆形平台，还有一圈欧式花饰栏杆。西边那块为八角形，二层高，屋顶有一座似中式须弥座的基座，托住八角锥形屋顶。楼的正面中间有一突出带廊柱的雨篷，廊柱为白色，雨篷的顶部设有欧式的花瓶石雕栏杆。正面为七开间，东西两边各三开间带有外廊。从西侧看畅观楼
畅观楼周围环水，绿树掩映。楼南数十米处有一座白石小桥，名南熏桥。桥东南有一铜狮，西有一麒麟，均口能喷水。东边的铜狮，由狮口内向下喷水；西边的麒麟脑袋向上，作回顾状，却由口内向上喷水。两者的下边，各有一长方形池，池内养有金鱼，池水被喷水冲得跟活水一样。这都是用来哄老佛爷开心用的。
畅观楼是个全盘西化的典型，就连内部的陈设、器具都是西洋式的。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有转圈4人椅，还有3人的、2人的。2人的沙发为“S”形。楼梯上下及地板皆铺地毯，铜条饰边，地毯也是五彩线织绒的。
因为是首创，经验不足，又是给皇上和太后用的，属重点工程，这座不大的楼建了竟达10年之久，直到1908年才落成。
六国饭店
1902年，北京第一家洋式的饭店在东交民巷南面的御河边落成。御河本是条河，是从故宫里流出来美化城市用的。因为妨碍交通，1924年被改成了暗河，后来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即今日的正义路）。当正阳门火车站修好后，老外们下了火车就要住店，于是一位精明的比利时人就在离正阳门和东交民巷不远的地方建了这座六国饭店。六国饭店原始版
六国饭店的设计人是新瑞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Gilbert Davies与Charles Thomas。建筑是两层的砖混，坐东朝西，平面为山字形。当中间和南北两翼各高起一块山墙，上做半圆形山花，我们可以在圆明园西洋楼的不少地方找到类似的处理。说圆明园西洋楼是他们的老师之一，不冤枉吧。
说起建六国饭店的初衷，还有一段传说。自打慈禧从西安躲避洋人回京后，一反常态地爱上了洋玩意儿。为了向外国人示好，她多次在中南海宴请各国使节的夫人。来而不往非礼也，外国人也懂。于是夫人们决定回请慈禧。可慈禧害怕吃洋饭，就派了懂洋文的侍从四格格去赴宴。吃完饭的第二天，四格格回宫复命。慈禧问她：“昨日赴洋人处开荤开的如何？”四格格回说：“秉老佛爷，洋人进食不用筷子，使的是刀叉等小兵器。菜是半生不熟的鱼和肉。这也倒罢了，最后喝的那碗药汤子，奴才实在受不了。”慈禧宽容地笑道：“洋人为化外之民，不知膳食，今后定然不会派你去受那份洋罪。”四格格叩头道：“多谢老佛爷。”
从此，“受洋罪”、“开洋荤”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然而如何吃洋饭也悄悄地传开了。有好奇的革新派就惦记着上哪里去吃洋饭。这不，应运而生的六国饭店成了他们开洋荤的好去处。
中南海海晏堂
建完畅观楼，慈禧就更爱西洋楼式的建筑了。可毕竟地处西郊的这座小楼离办公地点有点远，太后老佛爷于是又打算在中南海里面建一洋房。正好她原来的寝宫仪銮殿被进驻中南海的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一不留神给烧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一位外国公使建议重建的仪銮殿采用西式风格，慈禧一听正中下怀。1902年，刚逃难回京的她不顾国库空虚，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还让人先做个模型瞧瞧。第一个不满意又做第二个。最后还亲自为新殿起名曰“海晏堂”，并要求连家具都得是洋式的，除了龙椅。
海晏堂共有两组建筑，八座小洋楼。主体建筑三开间两层，首层左右两个窗户顶部做成拱券，楼房顶部做山花。中间的开间两侧做科林斯柱式。其他建筑有：两个山墙拐角处各一座两开间的二层小楼，东南西北还有几个点景儿的房子；不远处还有几栋俄式小楼；所有的窗户都用玻璃，窗子上方多有细致的砖雕。海晏堂主楼
不过它们的结构形式还是中式的举架木结构。虽然外面包了一层挺厚的青砖墙（几乎1米），但它们只是一层“厚皮”而已，不起承重作用。正如歌里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还是中国心”。也不知道是对外国的结构体系的安全度不放心，还是设计人是个纯粹的建筑师，不懂结构？
陆军部衙署
这个衙署还不是一般的政府衙门，而是军队的衙门。这就是建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兵部衙署。它位于东城铁狮子胡同（今平安大道张自忠路段）。原铁狮子胡同路北面，自东口至中剪子巷，排列着三座府第：最东边的为和亲王府，中间为贝勒斐苏府，西为和敬公主府。
东面的和亲王府的前身是贝子允烁府第。允烁为康熙的第九个儿子，就是电视剧里那个浑不懔的小子。他和八子允嗣，都是雍正帝胤祯的政敌。雍正四年（1726年），皇上哥哥将二人削爵为民并交宗人府幽禁至死，府第当然由内务府收回。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自己的五儿子弘昼封为亲王，这里改建为和亲王府。以后一直由他的后人永璧、绵伦、绵循、奕亨、载容等居住，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荒了。
当中的那个贝勒斐苏府的主人常宁在康熙十年（1671年）被封为恭亲王，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卒，此后这里一直由他的后人海善、满都护、斐苏、明韶、晋昌、晋隆、祥林、承熙、崇略等居住。后来大概子嗣稀少，府邸渐渐也荒废了。
清末，和亲王府和贝勒斐苏府因荒芜已久，被收归国有，建筑全被拆除，重新建造了洋式的兵部衙署，后来兵部改称陆军部（可不是吗，那时也没空军，海军在甲午战争以后基本全军覆没了），这里就也改称陆军部衙署了。
陆军部衙署是一组砖木结构的楼群；中间的主楼为欧洲古典式灰砖楼，前后面各有三开间的大门洞，中部高起的部分在门厅以上为三层。两侧的过街楼及翼楼均为两层，外檐为联拱柱廊，整个楼体外面满布精细的砖雕花饰，门窗、天花、地板和护壁板全用优质木材精雕细作，华丽壮观（见彩图“陆军衙署主楼”与“陆军衙署翼楼细部”）。从侧楼看中央主楼
值得一提的是，这组洋建筑是由兵部（后改为陆军部）军需司的工程师沈琪设计的。他是第一个也没留洋，也没在洋行里学过，但是设计了一组洋风建筑的中国人。这组建筑于1906年2月动工修建，次年8月就建成了。比起修了10年的畅观楼，施工进度可谓神速。这个作品因为是国人做的洋建筑，它较多地保留了中式建筑的特点，因此被列在“西洋楼式”里，也就是属实习阶段的洋风建筑。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总统府和国务院都设在这里。1919年以后，靳云鹏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里又成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被北洋军阀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遂改为段执政府。现在，这里归人民大学的出版社及家属使用。东翼的两层楼房
讲完了建筑物，我们下面该讲讲洋脸的民房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领导带了头，有钱的人家里，“洋式”建筑很快就火了起来。盖整栋房子一时还有点困难，但一些亲王们在自家的花园里跟摆花瓶似的弄几个样的洋隔断，有钱的新派人也在临街盖个洋式的大门。
恭王府花园
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和珅，也知道他的府邸叫恭王府。这个和珅太有钱了，像西洋式这种时髦的东西他不玩一玩，才奇怪哩。于是请了两个洋人，一人给他弄了一个门洞，摆在花园里过洋瘾。左边那个说不上什么式，右边的显然是巴洛克。恭亲王府花园里的两个洋式门洞
住宅门脸
有钱人里也分土老财和洋派人士，那些盖了洋门脸的大约属后者（见彩图“洋门脸的民居”）。我二舅公的老宅在西城区绒线胡同，记得他家北院门也是个洋门脸呢。
后来商家为招揽顾客来个新奇的洋门脸，成了很时髦的举动。前门大栅栏由于离新开通的正阳门火车站和使馆区东交民巷近，使得这里空前地繁荣了起来。商店旅馆比比皆是，闹完八国联军才几年的工夫，这里由外城的一处档次不高但商铺密集的地区一跃而成了京城四大商场（东安市场、劝业场、首善第一楼、青云阁）占了三个的超繁华地区。为适应洋人和假洋鬼子的口味，一些老字号铺子纷纷改土头换洋脸。某住宅街门
大栅栏的“西洋楼式”建筑一般都是旧楼贴新脸。商人嘛，讲究的就是一个一本万利。只有烧钱的主儿才拆旧盖新呢。因此这种洋门脸跟海晏堂的意思一样，在原来中式房子的外皮上加一层墙，底层立一些洋式的柱子，山花做些女儿墙或半圆形三角形拱券。人家该用大石块的地方，他们就拿假斩石或水泥抹灰，甚至刷油漆来代替，看着颇像舞台布景。
如祥益号绸布店1901年在屋顶上加铁皮盖，下撑洋牛腿，临街处全部做铁艺处理；盛锡福鞋店做了三层高，越往高处越是“洋”得厉害。第三层用了四根爱奥尼柱子，最顶上当中圆山花，两边栏杆式女儿墙；两层高的谦祥益绸缎庄在底层就做了四根爱奥尼柱子，圆券门窗，上层又做了壁柱。
唯独瑞蚨祥绸布店不玩中式身子穿西服的样子货。因为牛，也因为不想受制于人，瑞蚨祥从不租赁店面，每到一处，都是先盖房子后开业。顺便问一句：你知道瑞蚨祥的蚨是什么意思吗？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蚨”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神虫，一母只生一子。儿子离开母亲时，母亲会把自己的血抹在它身上，这样不管它飞到哪里，都能飞回家，飞回母亲的身边。这家绸布店起源于山东，他起这么个名字，意思是不忘家乡吧。1900年大火把老瑞蚨祥烧了个精光之后，1901老板就建了新房子，重新开张了。1903年又在大栅栏西部开设分号“瑞蚨祥鸿记”。瑞蚨祥鸿记店正立面门脸
这个瑞蚨祥鸿记的门脸为八字形平面，砖石砌筑。中部入口上下做柱式，两边做八块广告版式的划分。过去这八块牌子上写的是中英文对照的广告词，如今也已全是中文了。
乐善园大门
不但是亲王府的花园，有钱人的门脸，店铺的门脸，就连开在大街上的研究所的大门，也来追赶这股西洋风了。这座研究所名叫“农事试验场”。奇怪吧，一贯比较落后的农事，居然有时候也很前卫呢。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商部奏请皇上，要求振兴农业。他们发现西直门外原乐善园（也是三贝子花园的一部分，今北京动物园）的十几倾地荒在那里，希望批给做农业试验用地。要说当年清政府给儿孙们拨出好多王府，也真是好事。后来他们一个个破落了，国家白收回多少地啊。试验场建成后，有人提议干脆这个地方对游人开放得了，让那些喜欢植物的人去逛一趟，试验场有点收入，老百姓还有个郊游的地方（那会儿颐和园还没对公众开放），一举两得。动物园大门
清末，外国的一些鼻子较灵敏的投机者或曰投资人，趁着大清国门开了一条小缝的机会，赶紧往里钻，德国汉堡动物园就是一例。他们是到中国展览和举办动物表演的国外第一家。这家动物园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展览了象、斑马、羚羊、非洲狮、虎、豹、熊、非洲鹦鹉、美洲鸵鸟等野生动物，还进行了动物表演，国人称其为“海京伯马戏团”。马戏团在京演出时，消息传入皇宫中，慈禧太后十分喜爱“洋人”的新玩意儿，但碍于宫廷制度，既不便微服前往观看，也不能将其请入宫内，为了取悦皇太后，内侍官员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他们在颐和园北宫门广场展出、表演，慈禧则在北宫门城楼上观看，这一来既安全也实现了老佛爷的心愿。慈禧头一回见到这么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