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命是红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诸荣会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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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命是红颜试读：

晓来谁染霜林醉

一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徐悲鸿曾将此住处名之“无枫堂”，且这小院内又的确曾种植过红枫。

1932年下半年，徐悲鸿这处住所落成后，他的一位学生为老师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她让父亲从老家安庆捎来十多株红枫树苗种在了庭院里。这些树苗第

二

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夏的一天，徐悲鸿去上海为张大千祝寿，再回到家里时他傻了眼：院中的所有枫树都被连根铲除得一棵不留。

不用问，那一定是夫人蒋碧微命人干的。蒋碧微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她要将一个在她看来十足的爱情阴谋彻底粉碎，并将之斩草除根。

后世的许多人只知道徐悲鸿这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绘画大师、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先后有过两位妻子蒋碧微和廖静文，前者给了他一生中最初的爱，后者用自己的爱陪伴着徐悲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并不太清楚在徐悲鸿的生命历程中还曾有过另一段爱情，也不知道这段爱情的女主角是谁。

1964年10月，蒋碧微以被遗弃者和被伤害者的身份在海外出版了她的《蒋碧微回忆录》；1984年6月，廖静文以承接者与忠贞者的身份在大陆也出版了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在这两部回忆录中，两个前后成为徐悲鸿妻子的女人，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另一个女人，她们在各自的书中连她真实的姓名也不愿给世人留下，几处非涉及她不可的情节中，她的名字只是“孙韵君”和“女学生”等。然而，这位“女学生”绝不是一个在徐悲鸿生命历程和艺术历程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虽然她并不曾与徐悲鸿结过婚，但是对他的影响恐怕并不比与他结过婚的她们小，与此同时，她们的人生实际上也因为这个女人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廖静文回忆录《徐悲鸿一生》书影《蒋碧微回忆录》书影二

徐悲鸿看到自家院里的景象惊呆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眼前这个院子是自家的院子吗？只见松、竹、梅，桃、李、杏等观赏植物一应俱全，地面还植上了草坪，草坪上还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原来的一切都被连根铲除了，连一点影子也没了。徐悲鸿立在那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妻子蒋碧微则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点儿小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充满了虔诚，让旁人听来似乎对老公充满了爱意，且绝对唯命是从。然而徐悲鸿望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女人，似乎不认识似的，他绝没想到她竟有着如此的心计、如此的手段，同时他几乎看到了这个人内心原来有着一颗狠毒的心。徐悲鸿无言以对，愤怒无比，可又无可奈何，最终一闪身绕过了迎面的妻子，默默走上楼去，走进自己的画室。

等到徐悲鸿默默地上楼去了，蒋碧微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她知道自己又一次胜利了。他们夫妻间十多年来，每次发生争执，最后都是以徐悲鸿的沉默而告终，这一次似乎也是一样。

然而，蒋碧微哪里知道，这一次并非如此简单，爱情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哪是她如此简单粗暴之举便可以斩草除根的呵！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走进画室的徐悲鸿，先是默默呆坐了一番，然后展纸濡墨，挥毫写下了

三

千万不要以为徐悲鸿此举只是为那惨死的十多棵枫树苗而内心悲摧、祈天祷地，实际上他这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尚是自己妻子的蒋碧微，也向这个世界，表达着自己从今以后的一种态度和决心，即：将一直深埋于心的那段恋情不再埋藏，且从此为之矢志不渝。原来徐悲鸿这枚闲章中的“悲”和“慈”二字，取自于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和他当时深爱上的一个女人的名字中的一字—这个女人叫孙多慈。

从此以后，这两枚“无枫堂”和“大慈大悲”闲章常常被徐悲鸿公然钤在自己的画作上，由此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场旷世之恋。孙多慈三

其实，直到“枫树事件”发生，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感情虽然已超越了一般的师生之情，但是对于他们双方来说，仍是茫然而矛盾。当然，因为各自人生阅历的深浅大为不同，其茫然和矛盾的程度还是各有着很大差别的。徐悲鸿虽然对于这份感情也时常茫然失措，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是，这种茫然失措正是在面对一份不该产生的爱情所生出的无奈所致，所以他的心中矛盾更大；而孙多慈更多的只是茫然—她更多的时候只是将一直给予她种种关心和爱护的徐悲鸿当作是一位大哥哥，甚至是一位如父亲般的长辈。在得知徐悲鸿乔迁之喜的消息后，孙多慈想去送一份贺礼，但送什么好呢？她曾找自己的好友、同为中央大学同学的李家应和吴健雄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们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没想到她俩反而首先要孙多慈说说她与徐悲鸿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孙多慈面对好友老老实实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由此我们足可看出，直到此时孙多慈或许也并没能分清楚遇到的和自己心里升起的这份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李家应与吴健雄觉得，既是这样的关系，她俩都觉得这礼很难送。她们帮着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什么结果，最终还是孙多慈自己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她俩自然急忙问是什么，孙多慈于是认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孙多慈的话让李家应目瞪口呆了半天，说：“真有你的呵，简直太绝了！既特别又有新意。每到秋霜季节，徐大师或凭窗凝思，或庭院踱步，只要一看见这满树红叶，马上就想到你了。而且树会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也会一年年增值。甚至到你们，不，是我们都老了，甚至都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留在这个世上！更重要的师母即便知道树苗是别人送的礼物，也绝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她一定只会猜想是某个老头。”

收到孙多慈的这份“大礼”，徐悲鸿当然很高兴，但是他立即想到的也只是“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句，而非“晓来谁染霜林醉”的意境，为此他还与孙多慈开玩笑地说：“你送我这礼物，是不是想让我再去买一辆车，一辆

四

其实，这三个小女人，虽然都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甚至吴健雄日后竟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但是此时她们都低估了只是家庭妇女的蒋碧微，甚至连徐悲鸿也低估了。其实像她这样的女人，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她们绝对比多数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厉害，因为“她们日日以婚姻为她们的事业，岂能不厉害”！蒋碧微很快就知道了枫树的来历—那是一场爱情的阴谋，她一定要粉碎它！但是她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

蒋碧微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也选择了一个她自己以为合适的方式，又一次取得了一场爱的保卫战的完胜。像这样的完胜算起来这已经是她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取得的第四场了。四

蒋碧微赢得的第一场胜利，自然是在刚回到家时与徐悲鸿的初战中。

1930年12月初的一天，远在宜兴老家的蒋碧微突然接到一封徐悲鸿的信，信中徐悲鸿说：“碧微，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看到这样的话，蒋碧微说实话并没太放在心上，也没有立即赶回南京，而更多地只是将此当作是夫妻间的一个小小玩笑而已，但想想还是决定再过一个星期后就回家。一个星期后，徐悲鸿收到蒋碧微从宜兴发来的电报，说第二天便到家。此时徐悲鸿突然间似乎又有点后悔让妻子这么快就回来，更后悔自己在信上写的那句话，因为他知道蒋碧微回来一定会因为这句话而兴师问罪的，他对于妻子的个性太了解，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他在当天写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说：“太太明日入都，从此天下多事。”

那么徐悲鸿既已知道蒋碧微的为人，可为什么还要不打自招呢？

其实徐悲鸿当时在信上写的这句话可谓是实话实说，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有“恋爱倾向”，而他以为这都只是因为妻子不在家而产生的一种想入非非，所以他想让妻子早点回来，这样自己的那份想入非非便可自然结束了。徐悲鸿如此矛盾的举动正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徐悲鸿这一举动和心理，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他的“恋爱倾向”的产生，并非是主观上因为嫌弃妻子蒋碧微所致，也并非是想背着妻子搞“婚外情”；二是他也想尽快结束自己这种不该产生的“恋爱倾向”，更不想发展下去，至少是主观上不想。如果不是那样，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妻子“不打自招”，更不会主动将她叫回家来给自己“添乱”。那么我们不妨一厢情愿地设想一下，如果蒋碧微回家后，能顺着徐悲鸿所希望的那样做，或许事情的发展未必不会真有一个他所希望的结果。徐悲鸿在给蒋碧微写信时一定相信妻子会顺着他的希望“帮助”他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妻子一定都是希望如此的。年轻时代的蒋碧微

是的，蒋碧微当然也希望如此，希望徐悲鸿不要拈惹外面任何的花花草草，已经拈上了也要尽快一刀两断、连根铲除，且刻不容缓。

她首先是立即审问徐悲鸿：“说，怎么回事？怎么我一不在家，你这感情就出问题了？”徐悲鸿自知理亏，支支吾吾道：“你也别太着急，听我慢慢向你解释，好吗？”

并没等徐悲鸿解释一句，蒋碧微已声泪俱下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一个只需要家庭生活稳定的女人！悲鸿，难道这么一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吗？”此时徐悲鸿更是陷入了自责，非常真诚地说：“我既然能向你承认感情出轨，就说明我对这件事已有悔意！”

蒋碧微边哭边打断了他的话说：“自从当年……”一听此言，徐悲鸿无话可说。是的，他能说什么呢？这是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起点，也是他们夫妻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十七年最牢固的基础。

那时候徐悲鸿只是一个从宜兴来到上海滩一面靠为一些杂志社画插图谋生、一面刻苦求学的青年，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时为复旦大学教授也是宜兴同乡前辈蒋梅笙的赏识，为此徐悲鸿常去蒋府，一来二去便认识了蒋梅笙的千金蒋棠珍。渐渐地，这个早已许配无锡大户查家公子的蒋小姐，竟对徐悲鸿生出好感，并于1916年改名蒋碧微，随徐悲鸿私奔去了日本，后又于1919年去了法国巴黎，害得蒋梅笙一张老脸无处放，只好对外宣称女儿暴病身亡了，还装模作样为她办了一场丧事，在棺材里放了几块石头抬出去埋了才算完事。不过也有人据此推断，这一切都是蒋家父女合演的一出双簧—蒋梅笙其实也看中了徐悲鸿，但由于已将女儿许配查家在先，因此平时就常当着蒋碧微的面感叹，“我要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蒋碧微这才“心领神会”。不过实情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已难以搞清楚了，但我们清楚的是，从此以后，蒋碧微的确与徐悲鸿在海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直到1927年回国。那时他们生活非常艰苦，感情却十分融洽。据说有一次，蒋碧微在巴黎的一家商场里看中了一件风衣，试穿后也觉得非常满意，店里的老板和店员都说漂亮，怂恿她买下，并说可以优惠，但蒋碧微最终还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可是哪知道她离开商场后心里又放不下，事后她竟又多次去那家商场看那件风衣。徐悲鸿知道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蒋碧微怎么说在家也算是个阔小姐，竟然跟随着自己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那时能做的唯有刻苦学习、努力绘画。不久，他终于有一幅画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拿到钱后徐悲鸿立即去那家商场买下了那件风衣。当蒋碧微穿上这件风衣时，她眼泪扑簌簌直掉，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喜悦。蒋碧微与徐悲鸿便是如此相濡以沫走过了十七年，其间感情有多深，想来夫妻双方都是不用提而非常明白的；且对于徐悲鸿来说，多少他还另怀有一种对蒋碧微的歉疚。

或许蒋碧微也正是因为明知这一点，所以每当夫妻发生争执，她总以此为撒手锏来攻击徐悲鸿的软肋。徐悲鸿自然是每次都无言以对。

徐悲鸿再次无语。蒋碧微却不依不饶：“我最恨的，就是你现在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缄口不语。你不说话就是看我不起，看我不起你就会移情别恋……”“碧微，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事才刚刚开始，我会好好地把握它，不会任它自由发展的。”徐悲鸿的态度仍十分诚恳。“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女人，我也理解我不在南京的这段时间，你作为男人，内心必然产生的空虚。但你必须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你和她是如何开始的，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然而徐悲鸿怎么能轻易说出那个女人呢，更何况她在他看来还只是个孩子，他要对她负责，即使仅仅是老师，他也有保护她的责任。

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场初战，应该说是以蒋碧微的胜利而告终的。今日南京台城

虽然徐悲鸿最终并没肯“交代”那个“第三者”的名字，但是这在蒋碧微看来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要在下一步掌握其“罪证”。

五

不久，蒋碧微果然利用一个机会，有意无意间便又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那是在1931年春的一天。

那天，在徐悲鸿任教的中央大学门口，蒋碧微无意间碰到了徐悲鸿的老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正应约去徐悲鸿画室看画，招呼间宜黄大师邀蒋一同前往，这本是一种礼貌和客套，但是蒋碧微就此心生一计，来了个顺杆而上，真的随他们一同前去了。

远远在画室门口等着的徐悲鸿一见蒋碧微也一同走来，不禁心里暗暗叫苦，但一切为时已晚。

一进画室，蒋碧微便俨然如侦探一般四下里搜寻起来，弄得不明就里的宜黄大师好生奇怪，而徐悲鸿更是尴尬十分。好在她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什么在她看来有价值的“罪证”，最后就剩下画架上两幅用布蒙着的画没看了，于是她呼的一声，将布掀开—“呵！”在场的人几乎都同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叹声，整个画室也仿佛一瞬间增加了光亮。画面上明月当空，明亮而温馨的月色下，古老的城头上，画家自己席地而坐，不远处一位少女双手抱立，似正享受着大自然美好的月光，又似在享受画家深情的目光，画的一角有徐悲鸿亲题的画名：“台城月夜”。

盛成和宜黄大师被画面所描绘出的那种意境和那份深情给深深地震撼了，而蒋碧微更是被惊呆了，不过她并不是因为这画的艺术效果，而是因为她这一瞬间有了丰富的联想，只见她顿时脸色苍白，双腿发软，要不是盛成当时眼疾手快轻轻从一旁扶了她一把，说不定她当场就瘫倒在地了。好在这也就一瞬间，她就似乎恢复了常态。然后她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说：“这画既已画好了，怎么不带回家呵？”说着便不由分说，叫了两个学生帮忙，将它连同一张《孙多慈像》的素描一起，用一些旧报纸七手

八

徐悲鸿虽然心里恨得痒痒，但由于在学校，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朋友面前，在学生面前，他只能装傻，不能阻止，最终也只是对盛成无奈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只准备咬人的母老虎呵？”《台城月夜》在蒋碧微看来是徐悲鸿背叛自己的最好“罪证”，因为他将画中人画得那样美好，一个画家，只有当他深爱着画中人时，他才会捕捉她最美的姿态、神情，将她画成世上最美的美人。的确，蒋碧微对此太清楚了，也太有切身体会了。想当年，徐悲鸿那幅最初轰动欧洲的油画代表作《箫声》便正是以蒋碧微为模特画成的，但是每一个认识蒋碧微本人的人都觉得，画上的蒋碧微比现实的蒋碧微不知要美多少，但是它又怎么看都是蒋碧微而不是别人。

罪证既已到手，她当然要让它公开示众。于是蒋碧微就将《台城月夜》放在了家里的客厅里，但并不挂在墙上，而是将它靠墙立在地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徐悲鸿在家里每天看着自己的这个“罪证”心里将是什么滋味呵？！然而蒋碧微要的就是你这种心里不是滋味！要的就是你低头认罪！要的就是你无脸见人！她每天都在品尝着自己的胜利，自己的得意，自己的骄傲，但是她绝没想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徐悲鸿的心在日日哭泣，也日日变冷，更日日离她而去。而这原本又是蒋碧微所并不希望的，她这一切举动的所有目的，说实话原本是希望徐悲鸿不要离开自己。就这样，蒋碧微在自己设定的一个怪圈中不能自拔。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那张素描

关于《台城月夜》的结局，蒋碧微晚年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 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 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 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一件 艺术杰作就这样从人间永远地消失了。

蒋碧微当然希望永远消失的并不只是画，因此，不久她又发动了第三次战役。

那是1931年7月，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招考放榜，学校教学大楼外的报廊里，徐悲鸿将考生试卷和分数同时当众公布了出来。这在南京，在中国，都是极罕见的激进做法，自然引得争先恐后的观者云集。蒋碧微竟然也挤在看榜的人群中，这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她关心谁呢？

她真有关心的人，那不是别人，就是孙多慈。当她看到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名，以95分的高分无人能及时，她带头高声地说：“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门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给几分的。”此言一出，榜前的人群一下子如同炸开了锅，一时议论纷纷。明明是按作品水平判出的结果，一时却变成有舞弊嫌疑的不正常事情了。徐悲鸿终于愤怒了，他再也顾不得在大庭广之下了，针锋相对地对蒋碧微说：“知道你是要说这话的，所以公布成绩时，连试卷也一起贴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试卷说话。”徐悲鸿

蒋碧微也不甘示弱，说：“谁不知道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呵！录取孙多慈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达到了，你们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话既已说得如此白了，徐悲鸿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高声说：“告诉你蒋碧微，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如果我徐悲鸿想离婚，想拆散这个家庭，早就横下心与你分手了。之所以还和你保持夫妻关系，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从没有想过要和谁结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谁离婚！”

……

就这样，那年夏天，孙多慈第一次与徐悲鸿、蒋碧微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南京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中。当然这并不是蒋碧微的目的，其目的是中大不要录取孙多慈，但最终结果自然不会以她的意志为转移，1931年9月，孙多慈还是以图画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了。所以说蒋碧微发动的这一次战役，虽没有取得完胜，但在她看来还是不乏战果的，至少是她将徐悲鸿与孙多慈背后的“丑”事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了——看他们以后还敢再不好自为之！

可是令蒋碧微没有想到的是，徐悲鸿却正式向她提出了离婚。

说良心话，蒋碧微种种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离婚，因此当徐悲鸿当着朋友的面将“离婚”两字在桌面上第一次说出来时，蒋碧微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竟然说：“悲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徐悲鸿又高声地说了一遍：“我们离婚吧！”这一次蒋碧微听得真真切切。不久后，她又接到了徐悲鸿的信：我观察你，近来惟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每字每句，似都是深思熟虑后才落笔的，绝不像是玩笑、戏言。

六

其实，徐悲鸿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离婚的准备，事实上不久后他在吴稚晖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放弃了离婚的行动。这看起来当然都是因为徐悲鸿给了一次吴稚晖“面子”——是的，吴稚晖的“面子”不能不给，因为他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令人敬重的长者，又是出手帮了自己大忙的人（傅厚岗的那块宅地便是他看到徐家居所实在太挤而出了三千大洋帮助徐悲鸿买下的），但说到底只是徐悲鸿自己借坡下驴而已，真正做主的还是徐悲鸿本人。吴稚晖在劝说信里这样责问徐悲鸿：“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徐悲鸿无法回答，但无法回答的原因或许是吴稚晖又一次的“忆苦思甜”让他又想起了自己与蒋碧微过去的那些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也难以忘怀昔日的那份深长的感情，当然也不想就此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然而，当年生活那么艰难，夫妻反而能够相濡以沫，现在一切都好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下去呢？

是的，相对于十几年前，生活是好了，但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两人都变了。

当年买一件普通的风衣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就是一件普通的风衣就能让蒋碧微激动得热泪涟涟；可是现在呢？徐悲鸿可以置地建别墅，蒋碧微自然再不会因为一件衣物之类激动了，相反她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报答，甚至徐悲鸿这个人连同他的才华都应该由她来支配—她本来就是个强势的小姐！

蒋碧微的强势在回国后不久就表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徐悲鸿不但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美术教育家，他在美术教育上有两个伟大的理想，一是努力实现中西方美术的融合，二是努力开展美术教育的普及。1928年春，田汉、欧阳予倩等成立南国社，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便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其中，此时他雄心勃勃，于这年的春节，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绘画部主任。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学基本是义务性质，这让蒋碧微一直反对，她觉得徐悲鸿这是浪费自己的才华，这让徐悲鸿很是反感。这年4月中旬，徐悲鸿又受聘南京中央大学。蒋碧微竟然以此为借口，背着徐悲鸿去南国艺术学院帮着徐悲鸿辞去了那儿的教职，并擅自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内的画具全部搬回了家。外人以为这一切是徐悲鸿授意的，并由此说徐悲鸿不愿做大众义务教育的工作，只认钱，这让徐悲鸿万分尴尬。

由此生活中一例，已可见两人在价值观和处事风格上的差异。当然这样的差异并不足以使他们分手，更不能成为他们分手的理由。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一些人都将徐孙之恋当做一发攻击徐悲鸿人品的炮弹，觉得他这不仅仅是花花公子的行为，还是一种陈世美的行径，因为他“遗弃”蒋碧微这个糟糠之妻，实际上是过河拆桥，是忘恩负义。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得知女儿与徐悲鸿之间的绯闻后，第一反应便是如此认为，也正是为此，他一直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直到后来徐悲鸿已与蒋碧微离婚后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恋爱，宁可让她嫁给同样大孙多慈近二十岁的许绍棣。而作为徐悲鸿忘年交的吴稚晖，在那封给徐悲鸿的劝诫信中曾现身说法：“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此话实际上也是指责徐悲鸿喜新厌旧。

至于蒋碧微，她这样想更是自然而然，她不但将其中的原因，而且更将其所有责任都归结为孙多慈这个第三者的介入，归结为徐悲鸿要做“陈世美”。

然而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或许徐悲鸿此时也在心里这样问过自己无数遍，所以他要试一试。于是他放弃了离婚，携上蒋碧微去欧洲巡回画展，且一去一年多—或许他正是想借此机会与蒋碧微一起旧地重游，以对当年“艰苦奋斗”的重温来重回夫妻昔日，同时他也想借此能够忘掉“第三者”的孙多慈。而留在南京的孙多慈，也试着去结识男朋友。

七

因为年龄、身份和地位的原因，在徐孙之恋全过程中，孙多慈应该说都一直处于被动中，她从来都没有主动去“勾引”过作为老师的徐悲鸿，尽管蒋碧微一次次地指责她，说是她勾引了自己的老公。

孙多慈走进徐悲鸿的生活实在充满了偶然。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与当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还同辈分，孙传芳便让他做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并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也一度位高权重，孙家在老家寿州，甚至在安徽也算是名门大户。后来孙传瑗虽然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但因受各种关系的牵连，于1930年春天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一年正是孙多慈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她为此很受影响，以至成绩一向很好的她高考落榜。暑假时她郁郁寡欢地从安庆来南京探视狱中的父亲。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一下老虎桥监狱、中央大学、国立美术陈列馆和台城在南京的位置，或许孙多慈与徐悲鸿后来能够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它们之间靠得很近的缘故：当年的中央大学校园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该校的大门的斜对面就是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向南百米就是长江路，当年的国立美术陈列馆即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就在长江路上，至于台城几乎就在中央大学的后门口外。

那天，孙多慈探视父亲时也算是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因为多方疏通，父亲很快便能出狱了。这让一直心情郁闷的孙多慈多少心情好了不少，于是走出监狱时平时很喜欢画画的她想到去不远的美术陈列馆看看。而此时徐悲鸿画展正在那儿举行，她一下子被徐悲鸿一幅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深深震撼了，也使得原本立志当作家只将画画作业余爱好的她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正好父亲的好友宗白华又是徐悲鸿的好友，于是在宗白华的介绍下，高考落榜生孙多慈成了中央大学徐悲鸿教授班上的一名旁听生。这样一名旁听生，自然绘画基础是班上最差的一个；再加上徐悲鸿得知她又是中文系落榜才“无奈”转学美术的，这自然让视美术为天下第一神圣事业的徐悲鸿很不以为然；即使是外貌上，孙多慈也不像是后世许多人猜测的和想象的那样，一定是倾国倾城，让徐悲鸿一见倾心，相反，她只是中人之上。总之孙多慈最初并没引起徐慈鸿太多好感，甚至连太多的关注也不曾有。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孙多慈这名本来水平在班上属倒数的旁听生，竟然以进步的神速让徐悲鸿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在课堂上徐悲鸿对孙多慈的表扬，又有了课后的帮助和鼓励，又有了一同去校园后面不远处的台城写生。

正是在古老的台城之上，眼前的荒城衰草、寒水烟柳，不但让孙多慈触景生情，对人生的无常、世态的炎凉大发感慨，而且流着眼泪向老师徐悲鸿讲述了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多舛的命运。徐悲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女，竟有着如此令人感慨的人生，他被震惊了！他不自觉地将这孩子揽在怀中说：“不要难过，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保护你的，他就是我徐悲鸿！”并且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久后，徐悲鸿除了完成了素描《孙多慈像》，更完成了巨幅油画《台城月夜》。

应该说至此，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的关系虽然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但也并非如蒋碧微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已到了“师生恋”的程度。回过头去看，恰恰是蒋碧微的一次次欲将两人分开的努力，适得其反地将他们本来只是一种隐私的情愫不停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回避，事实上这也将他们越推越近，以至于真的使一场旷世的师生恋成为了事实。

1934年8月，徐悲鸿与蒋碧微回到国内。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徐悲鸿与孙多慈发现并不能将对方忘记；蒋碧微也失望了，也累了，正好在巴黎时旧日追求者张道藩又找上门来，而此时的张道藩是国民政府的文化部长，又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与徐悲鸿比较起来前途更加无量，蒋碧微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但是她临走前并没忘了向徐悲鸿开出条件，算他赔给自己的“青春损失费”：徐悲鸿自己的画100幅、古代名画40幅，外加现金100万元。徐悲鸿照单全付，而且还多加了一幅，那是蒋碧微最喜欢的那张《琴课》—徐悲鸿是因为理亏，还是因为不忘当年的情分，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只有徐悲鸿自己知道。

正是靠着徐悲鸿赔付的这笔财产，蒋碧微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后来去台湾后，日子都一直过得很滋润，而徐悲鸿却并不如意。据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所载，为了尽早凑足蒋碧微的那些画和钱，徐悲鸿一度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至积劳成疾，落下病根。因此在她看来，对于徐悲鸿58岁的英年而早逝，蒋碧微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然而蒋碧微决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甚至她觉得还不够，以至于她在晚年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中时见抱怨之词，以至于连她的亲生女儿徐静雯也读不下去，并为此很是不满：徐悲鸿油画《琴课》廖静文写的是基本符合父亲形象的。蒋碧微写的就不顾事实真相，大骂父亲，极不道德。我感到愤慨的是，她花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钱，临分手时，父亲还给她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元钱。这里面包括我和哥哥的抚养费，其实我和哥哥花了不到十分之一。母亲就是靠这笔钱在台湾度过余生的。可她骂了父亲一辈子，真不知父亲前生欠她什么！

然而，徐静雯或许并不知道，她的母亲直到死，卧室里还放着她父亲徐悲鸿的那幅《琴课》，而张道藩的画只放在客厅里。

其实蒋碧微也是爱徐悲鸿的，这种爱或许至死都不曾改变，正是因为爱，她才对徐悲鸿“严格要求”，才不允许他有任何过错，不允许他有任何出轨，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一旦徐悲鸿稍有闪失，无论他如何认错，如何悔改，都一律严惩不贷；同时也因为爱，她每日都如临大敌般地防范着，随时准备战斗，事实也如此；总之，她不知道设身处地地理解，不知道给对方空间，不知道给别人台阶……所以，她的所有防范、维护和战斗，最终往往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样一来，爱最终都变成了恨，并难以释怀，以至爱恨情仇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八

1953年9月26日，在美国纽约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会议中途，组会者突然宣布休会，并要求与会者为艺术大师徐悲鸿默哀3分钟。于是参会人员全体肃立，会场鸦雀无声。突然后排发出“通”的一声，一个女人应声晕倒在地。此人就是孙多慈。

此时孙多慈已离开徐悲鸿17年了，离她与徐悲鸿之间作出的那个“十年之约”也已过去了七年。

徐悲鸿与蒋碧微分道扬镳后自以为可以光明正大地与孙多慈一起了，哪知道却遭到了孙多慈父亲孙传瑗的极力反对，原因就是前文所述的，孙传瑗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

1935年夏，孙多慈中央大学毕业，孙传瑗随即将孙多慈接回老家安庆，徐悲鸿多次前往安庆，并作过多方努力，但是最终没能打开孙传瑗这把锁，以至于徐悲鸿无奈地说孙传瑗“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70多年过去后，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徐悲鸿来安庆与表姐孙多慈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次徐悲鸿托同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李家应去孙家通报，希望能让孙多慈与他见上一面。可孙传瑗一听便将手上的筷子一扔，一拍桌子说：“绝不许进门！”最后在孙多慈母亲的一再劝说下，并在孙多慈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后，他才答应让孙多慈去安庆当时的菱湖公园与徐悲鸿见面，并且让陆汉民跟着去“监视”。陆汉民看到，二人见面后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抱头痛哭。临别时，徐悲鸿对陆汉民说：“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

表面上看起来，孙多慈的退出，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反对，其实也并非如此简单，更多的原因是此时的孙多慈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和人生，都多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她需要等待。许多年后，孙多慈在自己《孙多慈素描集》一书的“述学”中曾这样写道：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至疑孟子性善这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倘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观，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壮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旋转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晚年孙多慈

其实那年安庆菱湖公园里并不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最后一次见面。1936年夏孙多慈还特意从安庆来到南京一次，并与徐悲鸿订下了一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他们互不通信，双方各自奋斗，一切全凭天意，用孙多慈的话说就是“用十年的时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然而，哪里等到十年呵，仅仅一年没过，孙多慈便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然而1938年8月，孙多慈又给徐悲鸿写来一信，信中竟有这样的话：“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是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然而孙多慈终究没能再见到徐悲鸿。徐悲鸿1944年终于又遇到了另一位红颜知己廖静文，不久与她结婚，与她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八年的幸福时光。从此以后，孙多慈便成了只是夹在蒋碧微与廖静文之间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角色，甚至在蒋碧微和廖静文带有传记性质的回忆录中，她们也不约而同地回避她—蒋碧微是因为恨她而不愿意提她，因为在其看来，没有她这个“小三”或许徐悲鸿就不会与自己离婚；而廖静文不愿意提她，是因为不愿意人们对她了解多了后会觉得自己原本只是她的替代。再加上孙多慈1948年又去了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后任该院院长，从此再没回过大陆，回过故乡。就这样，人们似乎便渐渐将她遗忘了，忘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人生中曾有过如此重要的一个女人—从另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对她的态度即可反见出这一点。今日在旁边的公寓楼上俯瞰那座当年被徐悲鸿称为“无枫堂”的小楼徐悲鸿赠送给妻子廖静文的《奔马》

然而任凭人们将她忘了，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徐悲鸿，也忘记不了过去的一切。虽然回不了大陆，但是她只要一有机会便去美国，去见早年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吴健雄，并每次定去另一位画家王少陵家，只因为他家里有一幅徐悲鸿当年写给她的条幅，每一次孙多慈都要在这个条幅前默立许久，黯然神伤而又泣涕涟涟。条幅上的四句诗为：在台湾时的蒋碧微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1953年9月26日孙多慈在会场上当众晕厥后醒来，当场宣布了她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她将为徐悲鸿戴3年大孝，以表达对自己恩师的无限缅怀与尊敬，也表达对他们之间长达10年感情的无限追悔与追思。

1975年1月，一代才女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1988年，孙多慈的好友，时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吴健雄，为参加东南大学校庆而回到南京，她除了参加了一系列有关活动外，还来到了离校园不远的傅厚岗6号的徐悲鸿故居，向陪同她的徐悲鸿的女儿徐静雯说出了孙多慈晚年为徐悲鸿所做的这一切；见故居前的几棵大树，她也说起当年孙多慈曾经送给徐悲鸿的那十棵枫树苗，不禁欷歔，“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呵！也许当年孙多慈在送那份枫树苗的“大礼”时，所想到的诗意确实是最终被蒋碧微猜破的那句，“晓来谁染霜林醉”，但是她却忽视了下句为：“总是离人泪！”

原本只是个乖乖女

一

她怎么看都应该是男人很喜欢的贤妻良母式的女人—

虽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绝对不丑—这有她留下的照片为证：清瘦的身材，素净的面容；一副金丝边眼镜不但是她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的标志，而且给出身小商人家庭的她平添了几分大家闺秀的高贵—娶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绝对是人前长脸、背后安全的！

她十分聪明，读书从一个小镇学校出发，一路读到杭州、南京、北京，一直读到欧美，最后竟取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娶上一个这样的女人，别的不说，就说生下的儿女，至少智商不会低吧！

她还天生一副好脾气，这不但使她在生活中始终有一个好人缘，而且使她在老师、领导和长辈那儿总是很讨喜—她每次遭人欺负时，领导总是很乐意地站在她一边为她“做主”—男人应该没有不喜欢好脾气的女人吧？

不要以为她只顾读书读成了女书呆子，其实她还至性至情，一生似乎都一直在寻觅一份平安的爱情，一生都在渴望一个平静的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抛弃，直到三十好几，才终于嫁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男人。何以如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不会变心了”。可这个男人的心没来得及变，只与她过了两年就死了，她也便从此以后开始独守，直到102岁去世，漫长的一生中再也不曾有爱情的波澜。毛彦文有人说这都是她遇人不淑；有人说这都是她自作自受。有人说她是个苦命的女人；有人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她就是毛彦文。一

民国时期,大凡有点名堂的女人多有过逃婚的经历。一个敢于逃婚的女子，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想象之中也总有点桀骜锋利，但毛彦文似乎是个例外—她的确曾逃婚过，但是她原本是个乖乖女，是个很听话的女孩；即使是逃婚本身，那也是她“听话”的结果—当然不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听了老师与表哥的话。

如果没有这位老师和表哥，毛彦文说不定也就听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顺顺当当嫁给那个父亲为她选定的方家少爷了。我们今天在这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晚年的毛彦文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颗无意中种下的苦果（指逃婚），令我一生尝尽苦汁，不光丧失了家庭幸福，且造就灰暗一生，壮志消沉，庸碌终身……”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毛彦文对于自己当年的逃婚似乎充满了悔恨，据此我们也不难想象，凭着她的好脾气，如果她不逃婚，嫁到方家的生活她也完全可以过得下来；说到底那也是一种生活，且那个时代的多数女人都是这样过完一生的，也不见得一定就多么痛苦。

可是，哪知道就在她即将出嫁之时，老师为她另指了一条道，而那个年龄段里的她，也与今天的许多中学生一样，老师的话比起父母的话在他们那儿是绝对权威，更何况还有个表哥也站在老师一边，所以她便自然而然没听父母的话而听了老师和表哥的话逃了婚。

当然，这里面她自己也不能说一点主意也没有。那时毛彦文即将从江山的西河女校毕业，并已考取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如果回去结婚，那就意味着她读不成书了，而她又太喜欢读书了，且成绩是相当的好而不是一般的好—这从她后来曾一举夺得浙江省的“高考状元”这一点便可知—一边是这么好的学业，一边是虽然订婚七年但连个面也没见过的男人，她心中的天平自然也倾向于学业。

当时西河女校的校长叫毛咸，与毛彦文算来“五百年前是一家”。在自己的学校里有这么一位小本家成绩如此出众，作为校长的毛咸自然是十分关注，并希望她在学业上能走得更远；再加上毛校长又是个思想十分开明的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帮助自己一个亲戚的女儿成功逃婚，因此当她得知毛彦文的父亲为了生意而将毛彦文骗回家去准备嫁掉时，便暗暗决定也鼓动毛彦文出逃。再加上毛彦文的表哥朱君毅是西河女校的教师，校长便十分自然地布置给老师一项特殊的工作，这就是让朱君毅帮助既是自己表妹也算是自己学生的毛彦文具体策划和实施一场精彩的逃婚。

而对于朱君毅来说，这实在是个美差，而且还不乏刺激，自然是全力以赴。

朱君毅是毛彦文舅舅的儿子，据说三岁就能背《论语》，五岁就能背《孟子》，是个神童，但是小神童从小就有点自私，每有新玩具和好吃的，他总是先藏起来，再背着其他孩子一个人独享；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毛彦文这个小表妹倒似乎另眼相看，他的玩具只有毛彦文才能玩一玩，有一点点好吃的，他也会分一点儿让毛彦文尝一尝。正是因此，毛彦文从小对于自己的这个表哥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有老师的撑腰、指点和策划，又有表哥的具体帮助和接应，毛彦文终于在临上花轿前从家里的后门偷偷逃走了。

毛彦文的成功逃婚，在当时可谓是一爆炸性新闻，事后不久，就有好事者据此写成了《毛女逃婚记》一文，在当时的八卦杂志上连载，毛彦文自然也成了一时的新闻人物。不过事后最尴尬、最倒霉的是毛彦文的父亲，因为他此前不但已收了人家的彩礼，而且还打了一如意算盘，即：将毛彦文去顶他原来欠人家的一些旧账。但毛彦文这一逃后，他得新账旧账一起还人家不算，还要赔人家的“损失费”。因为对于人家来说，这不是遭遇了莫大的侮辱吗—哪有花轿都上了门，说是新娘子跑了的！不是耍人吗？为此毛彦文的父亲这个小商人，不得不赔了人家一千大洋，才算将人家的气给消了，将事情了了。

正在此时，大舅子（朱君毅的父亲）竟然登门提起亲来了，这让毛彦文的父亲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外面风言风语的事竟然成了事实—毛彦文的逃婚原本也不是什么逃婚，实际上是与她表哥朱君毅私奔了。于是他少不得要对这位登门提亲的大舅子冷嘲热讽了一番，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你今天求上我门来了，你得先承认，“我家女儿是个好女儿，全是被你儿子带坏的！”“是的是的！全是我们君毅的不是，好了吧？现在既然一切都木已成舟，你我也只有顺水推舟，这些话还有什么说头呢？”朱父此话听起来只是实话实说，但有时实话实说的话也是最不客气的话。不是吗，他这几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我这是给你台阶哩，你也不要不识好歹！其实，毛彦文父亲话虽这样说，但此时内心还是很感安慰的，因为事已至此，毛彦文能嫁到舅家做儿媳妇也算烧高香了—谁还会要她这个名义上已“失节”了的女孩子呵！再则，这样至少自己赔给方家的这一千大洋或许又可以从朱家得到补偿了，因此，朱家的提亲实际上正是“弯刀对着瓢切菜—正合适”。于是双方心照不宣，一桩婚事也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定了下来。

前面说到，毛彦文逃婚时并没有与朱君毅私订终身在前，而仅仅是她听了一次校长的话，再加上自己又想继续读书，怎么逃婚后这么快就与朱君毅“木已成舟”了呢？其实这全是朱君毅的“功劳”。

或许朱君毅对表妹早就“郎有情”，但毛彦文逃婚时才年仅十六岁，她对表哥虽多有好感，但并没“妹有意”，甚至直到朱君毅给她大写情书时，她的第一反应竟是拒绝，因为她那时已经从学校的教科书上知道了“从科学上说近亲不应该结婚”。哪知道这个在表妹眼中见多识广的表哥，反而对此一再表示并不在乎，不但情书越写越多，越写越急，还说他与她已如他们家乡的“须水郎山，亘古不变”了。就这一句，让毛彦文大为感动，于是她便又一次“听”了表哥的“话”，与他相爱了。而这一次，校长自然也不再反对，因为她也觉得毛彦文将来要嫁正应该嫁像朱君毅这样的青年才俊。

这便有了朱君毅父亲的登门提亲。

不久，朱君毅考取了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与毛彦文暂时分开，但毛彦文一点也不担心朱君毅身上会发生什么，因为她相信“须水郎山，亘古不变”。他们二人说好，从今以后，直到他留美回来，总共五年时间，这五年时间正好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作为他们将开始的通信编号，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时刻用这五个字为对方约束自己。

如果事情真如他们约定的那样发展和结果，倒也没什么故事可说了。谁知道五年过后，朱君毅学成回国，却怎么也看不上毛彦文了，据说原因是他这些年看惯了性感的欧美女人，回到家里再看毛彦文，觉得她不够丰满，身材没有“S”型的曲线，至少是“S”得不明显。

此时朱君毅在东南大学任教，毛彦文在金陵女大读书。说起来毛彦文来金陵女大读书还很有周折：起初毛彦文是想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但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那年居然不招女生，她一气之下就去报考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一考竟然考了个浙江省第一名。南高师此时一看，这么好的一个生源旁落了，也觉得有点可惜，又找到毛彦文说，南高师可以破例录取她。当然这次轮到毛彦文不答应他们了。可是几年后朱君毅回国，受聘于东南大学，这才让毛彦文转学到南京的金陵女大的，目的便是为了陪伴朱君毅。

可是毛彦文与朱君毅团圆没几天，竟然得到了朱君毅的一纸退婚书，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君毅连另找个借口都懒得找，竟然将毛彦文五年前说过的话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摆上桌面的退婚理由竟是“从科学上说近亲不应该结婚”。毛彦文这真是如被打了一个大嘴巴一般！

好在毛彦文是好学生，朋友、老师甚至领导对她的遭遇都看不下去，纷纷主动站出来为她“做主”，他们决不允许朱君毅成为当代陈世美，虽然毛彦文算不上是秦香莲。先是吴宓、陈鹤琴以朋友的身份力劝朱君毅回头是岸，再是东南大学的教务长陶行知以领导的身份找朱君毅“谈话”。然而都不奏效，因为此时朱君毅实际上已另有新欢了，这就是正在汇文中学读书的一位有着“S”形曲线身材的女生。当陶行知知道了这一点后，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一是让汇文中学将那个“第三者”开除学籍、遣回原籍，二是向朱君毅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胆敢做陈世美，下学期东南大学将解聘你！可能是当时找个工作也不比现在容易，陶行知这一着真还管用，朱君毅表示将与毛彦文重修旧好。毛彦文呢，自然是很“听话”地接受了领导的“做主”，也接受了朱君毅这只“强扭的瓜”。

然而强扭的瓜终究不甜。表面上朱君毅又回到了毛彦文身边，但是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平时的相处中，他动不动就给脸色毛彦文看，等到下一个学年的聘书拿到手后，便又公然与那女生来往了。看来这次朱君毅是改变战术了，他不再先主动提出退婚，而是逼着毛彦文先提出来。毛彦文当然也不会轻易先提，因为一是她与朱君毅现在的相处已是领导的安排；二是尽管朱君毅已经这样了，但她还是对他抱有幻想，等着他终究一天浪子回头。那些冷战的日子，毛彦文过得可谓是暗无天日，而且这样的日子竟然一过就是两年。

看着毛彦文玉体渐消、花容日失，领导和师长们又一次看不下去了，连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也被惊动了—她从自己的侄女朱曦那儿听说了毛彦文的事，朱曦与毛彦文是曾经的同班同学和好朋友，于是她让朱曦将毛彦文叫到家来，语重心长地对毛彦文说：“这样的负心汉，不要也罢！”于是，由朱其慧做主，邀请金陵大学校长、教务长，还有当时教育界的几位名流张伯苓、王伯秋、陈鹤琴、吴宓等人，举行了一个退婚仪式，让朱君毅向毛彦文公开道歉。毛彦文当然也又一次地听从了师长和领导“做主”，与朱君毅解除了长达八年的婚约。

尽管这也算为毛彦文争得了一点面子，但事实上她在与朱君毅的这场马拉松式的恋爱中，最终是完败了，因为朱君毅从此便欢天喜地地追寻自己的爱情去了，而毛彦文因此而受的伤害却影响了她的一生。可是这又能怪谁呢？怪她自己，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说句良心话她对此真的并没有什么过错；那么怪朱君毅吗？或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的，但若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他后来的不爱与他当初的爱一样，应该都不算什么大错。二

据说一个人失恋之后，走出阴影的最好办法有两个：一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事业中去，二是尽快再来一场新的恋爱。当然也可同时展开，双管齐下。吴宓

毛彦文从金陵女大毕业后，很快就进入浙江省政府机关当了一名公务员。

一位如此青春靓丽的新女性出现在日常空气总不乏沉闷的政府机关中，无疑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为此，毛彦文所到之处身后自然也不乏追随者，但是她都一概拒绝，那时的她一心想通过在新的环境里埋头工作使自己这颗因爱情而爱伤的心得到修复。然而，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她又陷入了另一场似是而非、哭笑不得的爱情中。

之所以说这场爱情是似是而非，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像是一个玩笑；之所以说它让人哭笑不得，是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更像是一场游戏；而其所有原因都不在毛彦文身上，而全在这场爱情的另一位主人公身上。

正当毛彦文要将朱君毅努力忘记的时候，一个人偏偏让她不时想起，这个人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吴宓。

吴宓与朱君毅在清华预科时是同学，且还同桌，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又是同学，二人不但关系密切，且交情更是不浅。据吴宓自己说，当年在清华时，毛彦文写给朱君毅的那些情书，他作为朱的同桌并没少看，看得多了，他也对毛彦文久有好感，觉得她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伶俐、温柔多情的女人，只是因为“朋友妻不可欺”，现在毛彦文既然已与老同学解除婚约，名花既又无主，他岂能放过！再则他料定，此时的毛彦文心灵受伤，情感空虚，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吴宓趁着出差广州的机会，特地绕道杭州，找到毛彦文，希望能代替老同学与她一修秦晋之好。

毛彦文一听吴宓此言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是因为这又让她想起绝不愿再想起的朱君毅，二是因为此时的吴宓已使君有妇，且说起来自己还是他与其妻子陈心一的实际媒人哩。原来当年吴宓的另一个同学，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但远在美国的吴宓因为并没见过陈心一而总有点不放心，便托死党朱君毅找毛彦文帮忙去考察一番，毛彦文受托后自然真的拜访了陈府，见过了陈心一，并将回信写得如考察报告一般：“不知吴君选择的对象都有哪些条件？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总之陈女士在旧家庭中，作一贤惠之儿媳妇，承顺翁姑，则有余。在新家庭中，作一有才能之主妇，兼办内外事务，独当一面，则不足。”应该说毛彦文对陈心一看得是比较准的，而这封信写得也是很客观的。吴宓回国后很快便和陈心一结了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吴宓对于这封信一定会耿耿于怀、心思复杂的—娶了陈心一这一“旧式女子”，我吴宓一定就在你毛彦文眼中成了一个旧式人物吧！可你不要小看人，我今天这就要娶一个“时髦女子”给你看看，当然最好的对象就是你毛彦文本人！

于是，吴宓疯了似的向毛彦文发起了进攻，而在毛彦文一方自然是一概拒绝，理由当然是他已经结婚并有孩子了—这理由实际上是为了给吴宓面子，但此时已昏了头的吴宓哪能理解到这一层呵！他一听毛彦文是为这才不答应自己的求爱，于是便发挥他国学大师的特长，给毛彦文在情书里直接上起了课：古之圣人有二妻亦非异事，如舜帝就有娥皇、女英……

此信自然让毛彦文更是火冒三丈，心想，就算我是被朱君毅甩过一次的女人，但也不至于落到做你吴宓二奶的地步吧，于是在回信中几乎是痛斥道：彦何斯人也，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至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欲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今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

毛彦文此话虽然明着在说自己，但言下之意很明确：你吴宓算个什么东西呵，竟然要我做娥皇、女英，你有没有首先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舜帝呵！

或许是毛彦文的信真的刺激了吴宓，让他真想到了这一层，他竟然在家里闹起了离婚。陈心一这种“旧式女子”，自然是拿吴宓这样的大教授新名士没有办法，她能做的便是立即给毛彦文写来一信，大大地兴师问罪一番。毛彦文吓得敢紧回信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自己与吴宓“只有恩情没有爱情，只有友谊没有婚姻”。

但是吴宓才不这样看哩！他将自己写的多首表示他与毛彦文之间爱情的诗，总题为《吴宓先生之烦恼》公开发表于报刊，而且还带到教室高声朗读，其中有一首最为著名，以至流传至今：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此举，在许多人眼里无异于已经疯了，连与他平素关系最近的几位都对他的行径表示出了或不满，或忠告，或提醒。

也苦恋着林徽因的金岳霖，此时正与吴宓同事，读到吴的诗后与吴宓私下里说：你的诗写得好坏咱先不说，但是你诗里所写的这种事情是私事，哪能写诗？就算写了，哪能公开发表？你看到过有人上厕所也写诗发表吗？金说此话当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吴宓并不领情，他一听便反击道：“你敢说我这是如上厕所一般？”吓得金再也不敢吱声。

陈寅恪也听到吴宓欲以“齐人一妻一妾”对待陈、毛二人，更是不客气地对他说：陈寅恪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学问之在，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陈寅恪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吴宓追求毛彦文只是为了虚荣，其实与爱情无关，当然也证明了前文我们所做的推断。但吴宓当时并不承认，他又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张季鸾，想在他那儿寻一点同情和安慰，可是张季鸾也对他说：“你与毛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她是一时髦女子，你是一迂腐书生，如若角逐情场，定以失败痛苦告终。”甚至连坐在教室里听他朗读情诗的学生钱钟书，也觉得自己的这位老师太迂、太过，也曾经“诗谏”其不必自讨苦吃、自寻没趣：“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情谁偿。”但是吴宓此时已谁的话也听不进了，他最终竟然摆出了一副破釜沉舟、一不做二不休的架势，真的与陈心一离了婚，并很快独自乘火车南下杭州，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毛彦文。

可是毛彦文又跟吴宓说，她只愿嫁给从未结过婚的男子。吴宓又一次傻了眼。几乎与此同时，毛彦文准备出国留学，不久便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此年她已31岁。对此如果从时间上来推断，毛彦文此举有没有被吴宓的离婚又一次吓着而躲他的意思呢？我们今天已难以断定。

一般说来，毛彦文既已躲到了美国，或许就可就此躲过了吴宓的“爱”了吧，但是哪知道，美国对于吴宓这个老留美生来说并不算远！你躲到那儿我仍有的是办法不放过你，虽然毛彦文出国前拒绝了吴宓送上的学费，但是写信还是可以的吧！

吴宓的办法当然也只不过是不断地给毛彦文写信。

或许也正是应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古训吧，渐渐的，毛彦文终于接受了吴宓。然而她并不知道，此时在国内的吴宓，又已参与了另一场三角爱情的角逐—他将一位在北大留学的泰国女学生陈仰贤引以为红颜知己，但是陈却情有独钟于叶公超，公开说吴宓只是“好的教授，但无资格做父亲和丈夫”，这没想到又反而激起了吴宓“迎难而上”的精神—或许吴宓喜欢的就只是“迎难而上”，对于到手的或将到手的一切反而缺乏激情。而毛彦文此时已33岁，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一般来说都想着早点有个稳定的家了。此时轮到吴宓搭起架子了，他先以命令的口气给毛彦文写信，要她到巴黎与他结婚，否则立即分手。此时毛彦文正好拿到了硕士学位，按学校规定有一个月休假，于是她就兴冲冲地去了巴黎。然而毛彦文来到巴黎，与吴宓见面后吴宓突然间又不想结婚了，说只想订婚。毛彦文自然是哭笑不得，于是流着泪说：“你该为我想想，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的出发点是个错误？”

的确，吴宓的出发点确实是个错误，他对于婚姻的选择并不是从爱情出发的，而是从虚荣出发，这一点陈寅恪当初就说得很清楚；且吴宓自己实际上也说得很清楚：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而毛彦文接受的“出发点”也是个错—只是在吴宓疯狂的进攻下实际上不再拒绝和反抗而已，也谈不上是从爱情出发。也就是说，他们即使结婚了，但他们的婚姻既不是从爱情出发，也不是爱情的结果，实际上与爱情无关。

没有爱情的婚姻永远都是脆弱的，更何况只是一个婚约。因此，那天晚上，毛彦文与吴宓在巴黎的一间小旅馆中上演了奇怪的一幕：二人和衣而眠于一张小床上“非礼勿动”。事后吴宓还不无得意地将这一切记在日记中：人时常近观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既已将自己交给吴宓，毛彦文自然只得又“听话”一次，同意吴宓的所谓“订婚”和四个月后回青岛结婚。

然而，回到国内后吴宓又很快“爱”上了别的女人，1933年8月，他又在另一位江南女子吴葆华那儿“迎难而上”了，并且还在日记中泄露了他此时的天机：追不到吴葆华还有毛彦文，反正毛彦文已手到擒来了。

当毛彦文知道了这一切后，她对吴宓说：“我准备一辈子不结婚了，就做个老姑娘吧，领养个小孩子，也是很好的。”

说这话时毛彦文已33岁，虽然话说得听上去很大度，但其中的无奈、心寒和愤怒也是十分明显的。三

毛彦文当然说的只是气话，她事实上并没有做一个老姑娘，而是就在当年很快嫁给了前国务总理熊希龄。那一年熊希龄已66岁，正好是毛彦文岁数的两倍。

此举在当时许多人眼里无异于是一疯狂举动，让世人着实是大跌了一次眼镜，这从他们结婚时人们送上的两副贺联中就可约略看出：毛彦文与熊希龄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齐眉。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塞顿开。

一向的乖乖女何以做出如此疯狂之举？

其实往深处看，毛彦文的举动一点也不疯狂，甚至换一个角度看，倒正是她本质只是一个乖乖女难逃的宿命。

据说，毛彦文在答应熊希龄的求婚后，熊问她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他将尽量满足，豪宅、名车，还是钱，都可以！但毛彦文说这些都不要，她只要两个要求：一个是希望有尽量多的社会名流出席婚礼，二是希望熊希龄能将胡子剃掉显得尽量年轻一点。

想一想毛彦文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很有点意味，至少可以看出背后两点，她此时的结婚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名分，且这种名分得到的认可度越高越好；二是她对于熊希龄的高龄实际上还是在乎的，接受实在只是一种无奈。

这两件事对于熊希龄来说自然都不是难事，自己当过国务总理，本身也算个名流，请几位名流捧场自是小事一桩；至于将胡子剃掉那更是小事一桩。

仅仅两个月，毛彦文就与熊希龄“闪婚”了。据说他们婚后过得还算是幸福，因此他们的婚姻轰动过后一段时间内也便成了被人们传颂的一则美谈，但对于毛彦文来说终究还是成了悲剧，因为仅仅两年后熊希龄就死了。但也有人说毛彦文终究还算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终究也算是爱过了、恨过了、嫁过了。但我总以为，说这种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从此之后毛彦文近七十年的人生都是她一个独自度过的，其中究竟有多少幸福有多少痛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

纵观一下“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批所谓的“新女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世家中走出来的，如林徽因、凌叔华、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等；另一类则是从一些保守的封建大家庭中“逃”出来的，如杨荫榆、蒋碧微、萧红等。毛彦文自然是属后一类。而这两类女性中，就事业来说大体上都各有成就，但就爱情和婚姻来看，前者多数都还差强人意，而后者大多数都不如人意了，有的甚至可以说很失败。这似乎很奇怪—她们当初之所以逃婚，就是不满于自己那被包办的婚姻，而欲追求自由的、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可以说当初就是直奔着婚姻而逃出来的；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婚姻，既给了她们当初逃出的勇气和力量，也是她们逃出的最直接目的；至于学业和事业，一般说来那还是次要的，第二步的；可为什么她们直奔着爱情和婚姻的努力，最终却并不能如意呢，多数都沦为了爱情婚姻的悲剧主角而命运多舛呢？如果将原因仅仅归结为她们都只是偶然的遇人不淑，恐怕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了，也并不符合实际。对此最早看出的要算是鲁迅，他在小说《伤逝》中为当时的新女性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在当时，鲁迅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那些逃出和正准备逃出的新女性们，要与封建势力做不懈的斗争，否则就会像小说中的子君一样，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但最终又只好乖乖地回去了。因为鲁迅的这篇小说，我们以前很长一个阶段都将那些逃婚的新女性婚姻多失败归因于没有完全逃脱封建的桎梏，但现在看来并不然，至少并不尽然。杨荫榆没逃脱吗？毛彦文没逃脱吗？不，应该说她们逃出了很远。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她们的问题是，逃脱了以后实际上又站在了另一条起跑线上了，一条直面世界、社会与人生的起跑线上。凌叔华、林徽因们由于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又摊上开明的父母，于是，她们不必逃跑，便就与毛彦文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站着了；当然，她们这时也有个如何把握自己人生往何处去的问题。如果说杨荫榆、毛彦文们逃跑更多需要的是勇气，那么此后在面向世界与社会时，更多需要的则是理性和智慧。

爱情虽说是感性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它的初期，如，在选择对象阶段，需要比较，需要试探等，而这些总之是需要社会经验和理性加入的；而一旦需要理性加入，则需要从容、冷静、客观等，只有这样，最终做出的选择才会正确。在这一方面，凌叔华、林徽因们事实证明是较具有优势的。虽然有许多的局外人在看待她们当初的爱情选择时多有指责“无情无义”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她们的爱情选择是正确的，这由她们一生的美满婚姻为证—对此，人们又常常充满了羡慕。但是人们在羡慕的同时常常又会想—这都是因为凌叔华遇到的是陈西滢，林徽因遇到的是梁思成，总之是她们太幸运了，如果她们遇到的是朱君毅，是吴宓，甚至是徐志摩，她们还会如此幸福吗？换一个角度，如果毛彦文也遇到陈西滢、梁思成这样的男人，不也可以同样幸福吗？此话看似也有道理，但其实也只说在了表面。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毛彦文们为什么总是遇不到陈西滢、梁思成这样的好男人，而遇到的尽是朱君毅、吴宓这样的“混蛋”呢？

其实，每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好人与“混蛋”的几率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你要能识得出谁是好人谁是“混蛋”；再则俗话说“每个女人都会爱上一个混蛋的”，不是吗，凌叔华、林徽因不也都曾爱上过徐志摩这个“混蛋”吗？甚至凌叔华后来还爱上了朱利安这个更甚的“混蛋”，但是她们都能够最终清醒过来，各自回到她们应该回到的人身边，否则她们的爱情和婚姻不同样也是悲剧收场了吗？

毛彦文似乎尽遇“混蛋”，但是事实上肯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与她很合适的好男人在等着她，只不过这个好男人或许向她发出爱的邀请时被她拒绝了，或许是这个好男人需要她去主动发现但她却终未发现。的确，从这一方面看，毛彦文的实际表现总是令人深感遗憾，她似乎只是一个先天的乖乖女，缺乏这方面的智慧和能力，在实际生活中总显得力不从心，总需要有人给她“做主”；一旦没有人给她“做主”，她就只能被动地等待，且等待的结果往往是“收到篮子里的便是菜”，哪怕这“菜”最初是她看不上的，但只要对方或“迎难而上”，或“坚持不懈”，最终都是能进入她的篮子的，最多只是“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而已。在这一过程中她自己从来就无多少坚持和主见。不是吗？朱君毅都这样了，她还在幻想着他浪子回头；吴宓如此“混蛋”，她居然最终还是答应跟他结婚；一听熊希龄的求婚，她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但最终还是欢天喜地地与他结了婚。总之，她一直都是“被恋爱”、“被订婚”、“被退婚”、“被结婚”着。当她遭遇到一次次爱情的失败后，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吸取多少，智慧和能力自然也没有多少长进，反而是后悔越来越在心头堆积，直到晚年临死前，她都不但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婚姻到底为什么竟会如此不幸，反而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对当年逃婚的后悔，觉得如果不逃，说不定过得也不错。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推说：或许毛彦文早就后悔自己当年的逃婚了，至少是每当她爱情失败一次时她一定就会后悔一次。对此我们今天或许会感到诧异，且更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毛彦文一人，那一批逃婚的“新女性”中，竟然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对自己的逃婚表示过后悔：萧红逃出后不久就曾后悔了，而且竟然还自己跑回去与那个原本她要逃离的男人同居了一段时间；蒋碧微到临死前还公开表示自己很后悔当初随徐悲鸿一起逃婚，虽然此时的徐悲鸿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

那么，毛彦文们的爱情不幸是不是多由其自身负责呢？也就是说她们都是活该呢？似乎也不能这样说，至少是不能完全这样说。

前面说到，凌叔华、林徽因们的确是处理爱情婚姻问题的“高手”，钱钟书对此曾不无讽刺地说林徽因“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为什么相比之下毛彦文们在这方面就大为逊色、力不从心呢？一是她们没有凌叔华、林徽因们的从容，二是这个世界对她们也太不给力；而二者的原因又只是一个，这就是因为她们终究是“逃”出来的。

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心绪自然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紧张那是自不必说的；更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所以许多实际问题往往就会一下子摆在她们面前，如生计、学费等等，这让在家里原本也是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她们自然难以应付了，因此不能不是个问题—而这一切在凌叔华、林徽因们那儿是从来就不成其为问题的。正是因为她们面临的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太多，她们便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应有的从容—从容的思考、从容的判断、从容的选择，对于爱情当然也无法从容地面对；而失却了从容，便往往也失却了理性，失却了智慧，所以便往往“打眼”，常常遇人不淑。

因为她们是逃出来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便将她们打入了另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在一种不知不觉中打入的—她们既然敢于逃婚，一定是桀骜不驯，一定是想入非非，一定是不守妇道，甚至一定是已经失节……一定有许多“好男人”便是被自己的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推断“吓”跑了，敢于亲近她们的往往是那些“混蛋”。不是吗？吴宓之所以如此放肆地一会儿要毛彦文做“小”，一会儿爱，一会儿又不爱，一会儿结婚，一会儿又订婚等如同玩笑一般，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说在于他本质上对毛彦文是看轻的，至少并不像他诗里写的那样看重；就说熊希龄，虽然说他也算是给了毛彦文爱情和婚姻，但是他如此高龄求婚，本身就是对毛彦文的看轻—如果毛彦文在他眼里不是因为成了“大龄剩女”他完全有把握把她“搞到手”，他会生出这个“心”和这个“胆”吗？再回想毛彦文这一路的爱情生活，在其中为她“做主”的长辈、老师、领导一直不少，但是他们的“做主”，与当初她父母的“做主”本质上又有多少差别呢？在如此不给力的“做主”之下，本身就是个乖乖女的毛彦文能得到爱的力量和选择爱的智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此来看，毛彦文晚年不时流露出对于逃婚的后悔和对于包办婚姻的向往，不是非常正常吗？！

毛彦文一辈子的爱情与婚姻生活虽然看起来以疯狂开始，又以疯狂结束—似乎疯狂是其自始至终的主题，但实际上那只是在时代的挟裹下和别人的“做主”下才发生的，而她本人既无多少爱的疯狂，也无多少爱的智慧，原本只是个乖乖女，所以受伤的总是她。

回头是岸？

一

此岸是一路打打杀杀登上历史舞台的上海滩青帮大亨，彼岸是将中国京剧艺术几乎推到了一个顶峰的梨园大师。

她人生的小船曾在这两岸的河水中游弋。

从此岸到彼岸，人都说一个须生一个花旦是一个“冬皇”一个“梅后”，正是珠联璧合！更是天造地设！

谁知有一天，她终于还是回到了此岸。有人说她这是“回头是岸”，有人说她这是好马竟吃了“回头草”。

然而，她的这一“回头”真的“是岸”吗？好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她的这一“回头”确确实实算是狠吃了一把“回头草”，但似乎谁也不能就此说她不是“好马”！最多只能说一声：“唉，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若不是近年电影《梅兰芳》的上映，今天人们真难得会想起她了，但是她本来并不是一个靠梅兰芳而在青史留名的女人；反之，如果没有梅兰芳，或许她反而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会更深、更重。

有人说，她对于杜月笙的人生来说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但杜月笙对于她的人生来说则是非同小可、举足轻重，因为，是杜月笙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也是杜月笙最后终止了她的艺术生命，更是杜月笙使她被夹进了历史的缝隙让今天的人们将她如此久久地遗忘。一

20世纪20年代中期，孟小冬在上海共舞台和虹口大戏院连获满堂彩、连演压轴戏时，杜月笙还只是在台下大声叫“好”并只能夹在她的一堆戏迷中争着献花的一个上海滩上的小喽啰，此时他或许还很为诸如如何抢先将自己的花献上去、如何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如何能讨得对方住址和电话之类的事而大伤脑筋哩！

但也有人说，那时她与杜月笙已多有交往，甚至已陈仓暗度了。要知道，杜月笙是何等角色呵！

此说也的确似不无依据，因为很巧的一点是，孟小冬与杜月笙几乎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里获得一个同样的身份的，这就是上海滩的新秀、闻人，只不过在不同的行当内，即一个是在梨园，一个是在黑道。确实，从1923年到1925年间，孟小冬在上海梨园界走红的那几年，正好也是杜月笙发迹成“正果”的那几年，而杜月笙又是“天底下头号戏迷”，他岂能不有的是机会和办法让自己走近孟小冬,甚至让孟小冬走近自己？

然而，再一想，那时的孟小冬毕竟只有十五六岁，虽然那时她在台上唱出的老生唱腔已老辣醇厚、声情并茂，但本人毕竟还是个孩子，即使心始怀春，但她“初恋时不懂得爱情”也十分正常。再看事实：1925年，孟小冬毅然离开了上海，追随艺术而去了当时京剧艺术的“圣地”北京，与杜月笙之间并没表现出任何的难舍难分，甚至连藕断丝连似乎也不曾有。再说了，如果那时孟杜间真的已像人们猜测的那样了，即使就算孟小冬“初恋时不懂爱情”，但已近而立的杜月笙岂能不懂！他岂能对于孟小冬的突然远走北京而无动于衷！那似乎也太拿得起放得下了吧！因此，对于孟小冬在去北京前孟小冬与杜月笙之间的种种推测，也许只是推测而已。杜月笙孟小冬

那时的孟小冬，心中最大的追求是她的京剧艺术。

孟小冬可算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位真正登上舞台并走进历史的女性演员。我们今天在看待她的这一历史地位时，只觉得这非常值得骄傲、非常了不起，但是这本身也同时意味着她获得其地位的过程注定是非常艰难和曲折的。

中国戏曲舞台上虽然历来都不乏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从杂剧中冤死的窦娥，到昆曲中离魂的杜丽娘，再到京剧中醉酒的杨贵妃等，她们无一例外都是男性演员扮演，因为中国戏曲舞台上从来就不曾有女性登上过，中国戏曲艺术历来拒绝女性参与。孟小冬作为一名女性京剧演员，是通过登上上海的京剧舞台而走进中国戏剧史的，之所以能如此，这多少也与当时上海文化思想开放程度为中国所有城市中最高的有关。孟小冬离开上海而去北京，北京当时虽为京剧艺术的中心，但是思想文化氛围与上海毕竟有着很大的不同，她能否在那儿也能一炮走红、一鸣惊人，自是很难说。

好在孟小冬此去北京，是怀着学习的目的前去。但是，即便如此，她能否站住脚跟，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问题。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文化界和艺术界一直都存在“京派”和“海派”之分、之说和之争，海派艺术家想在京派艺术家的家门口一炮走红、出人头地，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甚至只是想在京城里立住脚跟混下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孟小冬初到北京时，虽说已经在上海成名，照理也会面临上面说到的那些问题，但事实上所有问题对于她来说最终都没成为问题。说来这一切不能不说因为她遇到了梅兰芳。二

孟小冬的舞台角色是“生”角中的“老生”，“生”即男角，“老生”又叫“须生”，顾名思义就是长有胡须的年老的男性角色；而女性饰演的这样的角色，又称为“坤生”—坤为地、为阴，在人则指女。

上面已说到，中国传统戏曲中男饰女很常见。当然我们不能说男饰女一定就比女饰男容易，但是至少男饰女因久有传统便多可借鉴，而女饰男则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因而连借鉴也无从谈起；再看京剧中的老生，除了身段不说，其唱腔如果与西洋歌剧一比的话，有点像是男中音甚至男低音—让一个大男人憋着嗓子唱女高音（旦角）固然不易，但是让一个小女人粗着嗓门唱男中音、男低音（老生）似乎更难。时至今日，有一个现象似乎也可对此一证，那就是今日电视荧屏上李玉刚等男性反串明星大有层出不穷之势，而女性反串男性的明星似乎很罕见。

孟小冬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京剧舞台上的坤生，据说是因为她的姑父。孟小冬虽然出生于梨园世家，其祖父孟七太平天国时期曾被英王陈玉成请进府中教戏，父亲孟鸿群也是上海一京剧名角。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包括父母在内没有人会想到让孟小冬也入梨园，因为那时这一行一直有个规矩，那就是“女人不唱戏”。然而，孟小冬的姑父仇月祥却一眼相中了这个内侄女，让她做了自己的徒弟，正是在仇月祥的精心教授下，孟小冬很快成了一名很出色的角儿；而她既是女人，为何没有学唱旦角，而是反会学成了一名坤生？初看起来是因为她的姑父仇月祥本身是一名老生，他只能教孟小冬去唱老生，但事实或许正是因为孟小冬天生了一副“中低音”的嗓子让姑父仇月祥发现了，觉得是一块成为生角的好材料，他才因材施教的。当然，也许两者原因兼而有之，也未一定。反正最终孟小冬成了一名舞台上的须生。舞台之上，她唱出的声音老辣醇厚富有质感，音域宽广富有弹性，有着很强的沧桑感和表现力，让人绝难想象，戏妆后而唱出如此唱腔的竟然是个小女子。总之，孟小冬的声音与她真人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可谓在京剧界，甚至整个戏曲界都是前无古人！孟小冬在舞台上的“须生”扮相

不仅如此，卸下戏妆的孟小冬与舞台上的孟小冬形象反差也可谓巨大：舞台之上，她是年过半百的唐玄宗，是白发苍苍的打鱼人；台下卸去戏妆的她，却是体态窈窕、面若桃花、明眸善睐的活泼少女。这太让人好奇了！太让人想入非非了！这样的老生不但从来没有，天下也绝无第二个！就这样，孟小冬小小年纪便被誉为“天下第一老生”。

但是孟小冬在上海赢得的“天下第一老生”的名头，京城里似乎并不认。进京后她一个阶段内并没能登上京城的戏院舞台，因为京城毕竟不是上海，它的舞台拒绝对女性演员开放，观众也似乎不能接受那些沉稳、老成、持重的帝、王、将、相由一个小女子来扮演。好在京城达官贵人多，自然堂会也多，既是堂会，便多为私人演出性质，选择什么曲目和演员全凭主人高兴，所以开放多了，也自由多了，至少不像戏院那样规矩刻板。唱堂会当然多数目的只是为讨主人欢心，艺术水平似乎都在其次，所以常唱堂会的剧团和演员多非名角大腕，因为名角大腕常常对此不屑；不过也有另当别论的，那就是一些主人位高权重且艺术欣赏水平也高的人家的堂会，常常是名角云集。

1926年底，王克敏过半百生日，王克敏是个戏迷，此时他身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京城之中人称“财神爷”，可谓炙手可热，因此他这半百宴上的堂会，自然是名角云集。第一花旦自然是当时名满京城的人称“梅王”的梅兰芳，那与他唱对手戏的该是谁呢？当时京城里最有名的老生是“余派”开创者余叔岩，自然也是不会缺场。但此时余叔岩已不算年轻，且身体也不算太好，让他与春秋和艺术都正处巅峰的梅兰芳唱对手戏，似乎显得弱了些，于是有人想到了初到京城的孟小冬。毕竟孟小冬已在上海有“天下第一老生”的称号—这称号是否货真价实也正好可以借此验证一番；再则，二九女儿身的孟小冬，在舞台上的老生形象究竟会是个什么模样，还有她那本该是燕语莺歌女儿腔，如何能唱出老生唱腔等等，满京城的戏迷都因为没有见识过、聆听过，与其说是充满了期待，还不如说是充满了好奇。于是有好事者竭力向王克敏推荐孟小冬与梅兰芳演对手戏。或许这就是机遇，孟小冬就这样与梅兰芳、余叔岩走到了一起，不仅成了王克敏韩家塘堂会的主角，而且将成就他们三人之间似乎注定的各自一段情缘。

一曲《游龙戏凤》果然赢得了满堂彩。舞台之上，孟小冬扮演正德皇帝，梅兰芳扮演当垆卖酒的小姑娘李凤姐，一个老成持重又时耍小计，一个活泼烂漫天真无邪；尽管孟小冬髯口遮面、黄袍罩身、方步从容，尽管梅兰芳体态婀娜、手出兰花、楚楚动人，但人们分明还是觉得颠倒了阴阳、反了乾坤。当他们俩根据剧情表演身段和舞蹈时，台下更是炸开了锅，鼓掌声和喝彩声夹杂着尖叫声和起哄声一时四起，并一浪高过一浪，无人不觉得这戏好看、精彩，尤其是觉得新鲜、刺激。自然，孟小冬“天下第一老生”的名号也由此得到了再次确认。

人们希望能常看到这样的戏，也希望这样的戏能从台上演到台下，于是又有好事者竭力撮合。而孟小冬与梅兰芳本人，因为舞台上的默契而互生好感似乎也是自然而然。梅兰芳此时已名满天下，艺术上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孟小冬这方面虽也不差，但相比之下还有距离；再则梅兰芳“白马王子”的形象本来就让孟小冬十分动心，加上舞台之下他常常如大哥哥一般对孟小冬多有关照，如此孟小冬似乎实在没有不爱上他的理由！而此时的梅兰芳正春风得意，艺术、事业和年岁都决定了他此时也正是觉得“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的时候，聪明伶俐、美丽多情的孟小冬不可能不让他动心。就这样，孟小冬终于与梅兰芳一起将鸾凤和鸣、鸳鸯交颈的戏从舞台之上唱到了舞台之下。

1927年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走进了他们位于北京东单内务府街的香巢。之所以他们将香巢筑在梅府“缀玉轩”之外，有人说这正是梅兰芳唱的一出“金屋藏娇”的戏，但想来应该并非如此—那说不定还是孟小冬的主意哩！因为她怎么说也是京城名伶，是已从上海到京城都被公认了的“天下第一老生”，是“冬皇”，岂能轻易地去“缀玉轩”做“小”，这面子上也太过不去了！所以宁可在这“梅府”之外“过渡”！当然这对于梅兰芳来说，如此可谓正中下怀，所以如此这般至少应该都是在一种心照不宣之中达成的默契。

然而，哪知道当初自以为是的两全之策，实际上已为日后种种难料埋下了伏笔，以至后来孟小冬自己在回忆中也不得不说：“当初兴之所至，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冲动而已。”三

梅孟结合，梨园一片叫好声，许多人都说这是天造地设、珠联璧合，但是以为是横刀夺爱、大逆不道者也大有人在。

就在梅孟结婚不久，随着一声枪响，孟小冬与梅兰芳的婚姻便被打裂了一道缝隙。

一天午后，梅兰芳正在“缀玉轩”午休，一位不速之客前来求见梅兰芳。下人见此人面生，自然没有立即通报梅兰芳让他出来迎见，而是将他客气地引到客厅。像这样的不速之客，梅府其实几乎每天都要迎来几位，多是梅兰芳的戏迷，一般也会客气对待。只见来者二十岁上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眉清目秀得像个学生，只是面色苍白，但并无凶相，举止言谈也文质彬彬的，并无异常，于是便以为又是一位梅兰芳的普通戏迷。正在梅家作客的张汉举便代替梅兰芳出来接待，以便打发其尽快离开算了。张汉举是当时北平很有名望的一名绅士，也是梅家的老客。谁也不曾料到，张汉举竟然成了一名替死鬼。立在客厅中的年轻人，一看出来的不是梅兰芳，竟然拔出一支手枪直抵住张汉举，并说这本来与他无关，但他必须叫出梅兰芳。梅府上下顿时大乱，有人高叫“有刺客！”。正在房中休息的梅兰芳听到叫声，一时失魂落魄。被刺客用手枪抵着的张汉举更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一面讨饶一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此时刺客说话东一句西一句，但在场的人还是据此大抵清楚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原来此人是孟小冬的一名戏迷（后来才知道他叫王维琛，是北平朝阳大学的一名落魄的肄业生），且由迷戏而迷人，单恋了孟小冬，他得知孟梅结婚的消息后，觉得是梅兰芳夺走了他的未婚妻，他这是找梅兰芳算账来了！于是他当场扬言，让梅兰芳先拿10万元来。张汉举此时被手枪顶着脑袋，只能强忍恐慌，让梅兰芳先拿十万元来，就算是他借的。没想到梅兰芳在房内先是一愣，随后竟然不顾张汉举的死活说：“我立刻打电话去叫警察！”且居然从后门溜了出去。王维琛老羞成怒地向张汉举开了枪，可怜张汉举在这场荒唐的爱情纠葛中不明不白地成了替死鬼。包围梅府的军警听到枪响，自然数弹齐发，王维琛也即刻殒命。

这种三角绯闻加枪击血案实在是小报炒作的好材料，一时舆论纷纷，似乎整个京城都沸沸扬扬。尽管在这场血案中，孟小冬并无直接过错，但还是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和道德的压力；同时，孟小冬虽为一女儿身，但是或许是因为她长期饰演生角，在舞台上反复饰演那些刚直不阿的形象，已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和塑造了她的性格，使得她的为人如她的艺术一样，有一种丈夫胸怀和正义气概，因此她怎么也不能认可，更不能接受自己心爱的男人，在这场血案中竟然表现得如此贪生怕死，且在关键时刻置朋友的生死于不顾！她由此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是不是自己心目中的男人！

1929年，梅兰芳应邀即将访美演出，照理说肯定是孟小冬随演，因为，一是此时的福芝芳虽为第一夫人，但正怀有身孕，演出困难；二是既是访问演出，总得将最好的艺术水平展示于世界，孟小冬自然艺高一筹。可是福芝芳不答应，认为这是个名分问题，不能让孟小冬抢了她这个“第一梅夫人”的风头，并且不惜堕胎。而梅兰芳呢，最终是被逼得“一个也没带”—似乎很公正，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一个不欺一个不抬，但是在孟小冬看来，他实质上是在和稀泥、刷面糊，她又对这个男人失望了一次。生活中的孟小冬与梅兰芳

1931年夏天，梅兰芳的大伯母去世。孟小冬知道这个大伯母对于梅兰芳来说亲如己母，因为是她将梅兰芳养大成人的，所以她的去世，孟小冬作为梅家的媳妇自然是不能不前去吊唁的。于是孟小冬头戴白花，身着素衣前去梅府吊唁。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福芝芳竟然不准她进入梅府。而这事实上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既不合礼也不合理的，因此孟小冬觉得又一次遭到了极大的侮辱。而更令她伤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梅兰芳无动于衷也就罢了，最后竟然还帮着福芝芳对她冷冷地说道：“你回去吧！”至此，孟小冬算是完全看透了眼前这个男人的自私、软弱和冷酷，也对他彻底失望。此时，她或许想到了他们在舞台之上的各自角色，原本自己终究是“生”，而眼前的这个男人终究是“旦”，且他只配是“旦”。于是，她脚一跺，甩下了一句狠话：“我孟小冬嫁人，总得嫁一个一跺脚四城乱颤的主儿！”说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梅府，离开了梅兰芳这位艺术的大师、情感的小人。

望着孟小冬离去背影的梅兰芳，或许是首先察觉了自己立着的地面被她跺着一阵乱颤，也觉得了自己身处的京城正四处回荡着她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于是，他不顾雨夜赶去再敲孟小冬的门，但是门内的孟小冬，任凭敲门声急如雨点，终究再也没有为梅兰芳将门打开。梅兰芳撑着雨伞在门外敲了一夜，也等了一夜，天亮时只得悻悻离去，不仅一段姻缘就此了断，也就此成了两人爱情的永诀。四

1933年9月5日、6日、7日，孟小冬在天津的《大公报》头版连续三天登出《孟小冬紧要启事》：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至名分顿失保障。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赘言。余叔岩

她的骄傲是“名定兼祧，尽人皆知”；她的理由是自己“名分顿失保障”；她的自信是“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赘言”。

其实，无论这启事中说些什么，语气如何，就凭孟小冬在那样的时代，敢于登出这样的启事本身，就足可见出公论在哪一边了。但是或许也正是这样，这场爱情的悲剧对于孟小冬的打击还是巨大的，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女人。

孟小冬出家了，到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居士。

然而孟小冬终究忘不了艺术，何况吃斋念经虽然多少能医治一点心灵的伤痛，但是却不能念出银子来供吃饭穿衣呵！爱情和男人既然靠不住，唯一能靠的只有艺术了，好在不久后余叔岩接受了她，接受了她的拜师学习，在艺术上更上高峰。

自从在潭家塘堂会上与余叔岩相识，并亲眼目睹和亲耳聆听了余在舞台上的唱念做打后，孟小冬就深深地为其精湛的艺术和深厚的功力所折服，她深深知道，虽然自己头顶着个“天下第一老生”的名头，其实与之相比还差了很多，从那时起她就想着有朝一日若能拜其门下，自己一定能技艺大进更上层楼。且她确实也曾明确提出过自己的这一请求，无奈余叔岩一口回绝—或许是他当时在意了她那“天下第一老生”的名头吧！现在孟小冬几乎退出了梨园，余叔岩反而开始给她以指点—这不但是对于孟小冬的艺术是一种锦上添花，更是对她人生的一种雪中送炭。孟小冬渐渐地从那场爱情的悲剧中走了出来，全身心地投入了艺术的怀抱。1938年10月21日她在北京泰丰楼正式拜余叔岩为师，成为其关门弟子。

孟小冬是将艺术当做自己再生的生命来追求的，自然学习是不遗余力、刻苦异常。因为余叔岩在长期的舞台生涯（夜晚演出白天睡觉）中养成了与常人相反的作息时间，所以他每天都要到傍晚才起床，这很是苦了随他学戏的徒弟们，久而久之，他的弟子中没有几个能随他善始善终。而孟小冬作为余叔岩徒弟中名头最大的，反而能做到数年如一日，一如既往。一年之中，春、夏、秋三季还算寻常，可每到冬天，中国北方的夜晚，常常是滴水成冰、呵气成霜，但每天孟小冬都是早早地立雪于余门，等着老师为自己开课。多少个深夜，窗外或寒气袭人，或大雪纷飞，而余家窗户前闪现的总是余叔岩或是示范身段、或是手把手指法的张张剪影；当然，与此同时还不时有咿咿呀呀的，那是余叔岩帮着孟小冬一个唱段一个唱段，甚至一字一句，进行正字、润腔。总之，余叔岩的教和孟小冬的学，是一个身段、一个眉眼、一个手势、一个唱腔、一个吐字、一个换气都不轻易放过。连余叔岩也不曾想到，这个本性刚烈，又早顶着“天下第一老生”名头的女子，竟然能如此地放下身段做自己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学生，余叔岩当然只能是倾囊相授，不但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验和技巧全教给了孟小冬，而且最终将饰演自己代表作《武家坡》中薛平贵的行头赠予了孟小冬，以示衣钵尽传；并从此以后，只要是孟小冬在京演出，余叔岩一定会亲临“把场”。

孟小冬在对余叔岩的艺术如此虔诚学习的同时，对于余叔岩本人自然也是尊敬有加。余叔岩女儿出嫁，孟小冬送上的贺礼竟然是一堂全套的红木家具！要知道，此时她已久不演出，并无多少进项，手头并不宽裕。余叔岩生病卧床，在舞台上风光八面的孟小冬，竟然在他的病床前一守年余，且端汤递药、把屎把尿，所尽义务即使比之他膝下儿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这样，孟小冬不但确立了她无可动摇的余门第一弟子的地位，更再次以艺术上的更上一层楼确立了她“天下第一老生”这一不可动摇的地位。

然而，谁承想，一柄久经淬火并终于炉火纯青的龙泉宝剑，本可只要用它便可所向天下、开宗立派，但是不久后它便很快于突然之间被早早地收进了剑匣，且再也不曾重新亮出。

究竟是一只怎么样的黑匣，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只黑匣便是杜月笙和他的杜公馆！五

提起杜月笙，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上海滩的青帮老大，似乎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主儿。这样的主儿不也正是孟小冬当年离开梅府时甩给梅兰芳那句话中的“跺脚四城乱颤的主儿”吗？更何况杜月笙的厉害并不是只会这些。

当年，孟小冬虽然离开梅兰芳，但还有许多纠葛要断，还有许多手续要办，她受伤的心最好能有个人为她“做主”，此时已成为孟小冬好友的姚玉兰丈夫的杜月笙正为她充当了这个“做主”的人，他为她终于将一切快要办妥了，但是他没有忘掉最后轻轻地问孟小冬一句：这一切你都最后想好了吗？

就这么轻轻的一句，在孟小冬听来它不但体现了一个男人应有的负责精神和勇气，而且听来还那么的细心和温柔。因此，就凭这轻轻的一句，孟小冬实际上便已注定逃不过杜月笙的手心了，至于对于她来说，杜月笙终将是成为了她人生最后的劫数呢，还是最后的归宿，事实上谁也说不清！

再后来，就是余叔岩的女儿出嫁，孟小冬想为师妹送一份厚礼以表对老师的敬意，正当此时，杜月笙让人送来了一堂全套的红木家具。这份善解人意，有几个女人能够抵挡得了呵？

因此，当1936年杜月笙邀请孟小冬为他的黄金大戏院揭幕剪彩时，孟小冬怎么也不能推脱了。她随即南下上海，并连续在杜月笙新开的戏院演出20余日，为此“闹台”；演出期间，当杜月笙的四夫人姚玉兰以腻友的身份邀请孟小冬同住她锦江饭店“十八层”时，她也十分自然地欣然前往；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并无任何安排，更无任何策划，如天意一般。

就这样，杜月笙与孟小冬终于走到了一起，准确地说是“又”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陌生。

再次的走近，两人都不是当年的小青年了，人世的沧桑也不能不让两个人都有所改变，至少是打量对方的目光不再如原来那么挑剔和苛刻，更何况他们此时又离得那么近；他们各自都发现了对方有许多原来不曾发现的“好”，于是就越走越近。于是，当1947年9月上海中国大戏院要发起“杜月笙六十华诞南北名伶义演”时，孟小冬竟然为之排练半年，决定为之上演自己一生的“广陵散”，以报答杜月笙多年来对她的“好”。

当孟小冬登台的消息传出，人们四处奔走相告，但是上海滩竟然一票难求。此时上海已有无线电广播，为了使更多人不错过这位“冬皇”的戏份，无线电公司宣布进行转播，没想到一时间，本还是稀罕物的收音机，竟突然之间成了十里洋场的抢手货，许多商店都卖得一时脱销，据说有一个很小的商店，竟然一小时时间内就卖出去二十多台，为此小老板直说感谢孟小冬让他发了笔小财！

在那次义演中，孟小冬演了两次《搜孤救孤》，果然轰动上海滩，“冬皇”果然是名副其实，只是这位从昔日上海滩走出的“天下第一老生”炉火纯青的吟唱，除了还是那样有着非凡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外，似乎又多了几分沧桑，也多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孟小冬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当然，那些听收音机的多数都是没门路“弄”到票的小人物；但是，有一个人例外，孟小冬演的两场，他虽然一场不落地也是就着收音机听着那并不太稳定的电波传来的有些失真的声音，但他并不是因为“弄”不到票才这样，而是自有他自己的原因，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梅兰芳。

孟小冬每场演完后，几次谢幕观众都不肯离场，最后都是杜月笙上台招呼，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这情景或许正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孟小冬此次演出的将是她一生的“广陵散”。

事实也竟然真的如此，自此以后，孟小冬一生再也不曾登上过舞台，算起来她此时才不过四十岁，尚处于艺术的黄金时期。

盛大的祝寿活动并没能让此时实际已重病缠身的杜月笙身体好转起来，反而从此之后是每况愈下，不久便卧床不起了，孟小冬竟然又再次成为了病床前一个端汤递药、把屎把尿的侍者，且直至杜月笙死去。至于她的艺术，她的追求，她的心气，她似乎全忘了，那时她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是：“只是一切都过去了罢！”岂止是“过去了”！作为艺术家的孟小冬几乎是从此死去了！

除了孟小冬自己，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不，还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杜月笙！

1949年春，杜月笙从上海逃往香港，孟小冬心甘情愿地随往；1950年春，听到香港也难保的消息，杜月笙想再次逃往法国，杜家人在盘算着如此一大家人需要办多少张护照时，他们突然听到从一个角落里飘起一声轻轻的叹息：“那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呢？”在场人以为她这一次终于要退却了，因为此去毕竟是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但只有杜月笙懂得她此言的意思，虽然他此时已病入膏肓。是的，只是杜月笙能懂得，她哪里是要退却呵，恰恰相反，这个女人是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了，是只要给她一个“名分”，仅此而已。

是的，名分对于孟小冬来说太重要了！

为了艺术上那个“天下第一老生”的名分，她当年不惜离开上海远走北京；

也是为了这个名分，她将收尽“冬皇”的虚名，数年如一日立雪余门；

为了梅家媳妇的这个名分，她毅然决然接受金屋藏娇，又毅然决然地离梅而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视名分很重的女人，至今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当的名分，这怎么不让原本已看破一切、无世无争的她，在这关键时刻也不得不为自己争一把呵！

难能可贵的是杜月笙竟然真的懂她，于是，63岁且已病入膏肓的杜月笙，给了已42岁的孟小冬一个迟来的婚礼。

仅仅一年多后，即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孟小冬的守护下静静地死去了。这在许多人的眼里，孟小冬可就此解脱了，但是奇怪的是事实上并没有，她并未回到舞台，虽然此时的她艺术上还正处于宝刀不老的年龄。晚年孟小冬

1956年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梅兰芳去日本在港转机，并以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之名前去看望她，但真的四目相对，已无语亦无泪，一个道：“好久不见。”一个答：“是的。”是的，“而今识得愁滋味，只道天凉好个秋”，两人心中虽然一定都曾波涛万丈，但各自沧桑的脸上已没有了任何表情；她更不会告诉他，她房间的桌上，至今只放着两个男人的照片，一个是余叔岩，一个就是他—梅兰芳。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再次捎话，希望她能回大陆来续写她的艺术辉煌，但她终究没有回来，直至1977年5月27日病逝于香港。

其实，当孟小冬香港独守着自己的一份孤寂静静等待着流水落花的那一天时，她实际上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孟小冬了，而是“杜太太”，因杜月笙给了她这个名分，她也接受了这个名分。杜月笙既已没能回去，她自然也回不去了。硬要说这到底是她的悲剧还是喜剧，值还是不值，是回头是岸还是苦海无边，谁又能说得清呢？只是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偶尔从历史的缝隙中发现，这个一生特立独行的女子并未成为一具标本，竟然还是那样的鲜活。

她活在张爱玲的身影里

一

胡兰成第一次去拜访张爱玲，张爱玲将他当做只是个一般的追上门来的“粉丝”，若见他，下文不外乎先得到一通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的吹捧，然后是冒冒失失的求婚之类，张爱玲对此历来讨厌，所以以“从不见生人”为由让姑姑将他挡在了门外。

胡兰成吃了闭门羹，并不死心，但并不作任何纠缠，而是将一张字条从门缝中塞了进去，字条是他立在门外写成的，不外乎在上面写了他来拜访的原因，还有自己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等。

没想到张爱玲一见字条后，便决定第二天去回访，且为此而不停折腾：要不要化妆？穿什么衣服？带哪只提包……姑姑看在眼里，冷冷地说：“至于吗！不就是个伪政府中的小文员，你何至于如此隆重地去见！”只这么冷冷的一句，足可见出张茂渊将张爱玲和胡兰成都看得很透，也可见张茂渊眼光的狠毒。

只是张爱玲似乎没有听见一般，不但第二天“隆重地去见”了胡兰成，且很快便要和他结婚。他们结婚时，当时作为张爱玲身边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张茂渊送给张爱玲一件首饰：“这也算是张家的祖物了！”只是语气仍是那么冷冷的—即使是生米煮成熟饭，一切都木已成舟，但也不能改变她对这一切的漠然；她只能这样，因为她知道这是张爱玲的宿命。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张爱玲而不知道张茂渊，唯有在对张爱玲这朵鲜花插在了胡兰成这泡牛屎上而深感惋惜时，人们才会禁不住想，要是张爱玲能将姑姑那一句冷冷的忠告听进去或许就不会这样了吧？唯有此时人们才发现张茂渊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张爱玲还要了不起的女人。张茂渊

但是，长期以来，张茂渊却一直都被罩在了张爱玲的身影里。一

张爱玲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说，姑姑是她自己黏上去的。

心高气傲的张爱玲为什么要黏上这个姑姑，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她喜欢这个姑姑；而张茂渊为什么会让这个脾气有几分怪的娘家侄女黏上，且一黏就是十年，原因也不外乎她也喜欢这个侄女。

张茂渊和张爱玲真是很相像的两个人，尽管隔着辈分，但是她俩倒真是应了一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老话。张爱玲

张延重是张爱玲的生身父亲、张茂渊的唯一亲哥，但是她俩都不喜欢他。

张爱玲不喜欢父亲，是因为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将祖上的遗产肆意挥霍，却对黄逸凡和张爱玲母女不闻不问，连张爱玲应缴的学费也不给，甚至还将她长期囚禁在家与世隔绝；而要说张茂渊不喜欢这个哥哥的原委，就不能不说到她们曾经打过一场官司；而要说这官司的来龙去脉，话就不得不有点儿长，这里暂且按下不说；只说一个单身女人，在那个年代，竟然与人打官司，且还是与自己的亲哥哥打，可想而知张茂渊决不是个一般的角色！

张茂渊当然不是个一般角色！

论出身，张茂渊可谓是宰辅之后、双重名门。张茂渊的父亲是晚清朝廷中曾与张之洞齐名的清流领袖张佩纶，虽说后来在中法战争中，他因“临阵脱逃”而被治罪入狱，但很快就刑满获释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哩！更何况他那满腹的经纶和朝野上下的各种关系还在呵。果然，李鸿章看中了他，并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李鞠耦嫁给了他。张茂渊与张延重是李鞠耦与张佩纶所生，因此可谓是双重名门之后。

论见识，张茂渊可谓学贯东西、见多识广。虽然封建社会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但是张茂渊与所有出生于名门的大家闺秀一样，从小能接受一些识文断字的家庭教育还是自然而然的，更何况她只两岁时父亲张佩纶就去世了，身在大家庭中的孤儿寡母的李鞠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便自不待言，而在她看来此途的唯一捷径便是读书，所以张茂渊从小便在母亲的严格督促下饱读诗书，这便为她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也为她日后接受新式教育乃至出洋留学提供了可能。母亲去世后，正处于青春期的张茂渊受当时社会潮流的影响，渐渐成了一位“新女性”，尤其是在哥哥张延重那儿看了当时大量的“林译小说”，再加上耳闻了几个亲戚的女儿去国外留学了，于是她竟也将一些母亲留下的当年作陪嫁的首饰作了盘缠，去了欧洲留学。与她结伴的竟是自己的嫂子黄逸凡，此时黄逸凡已生下了张爱玲。就这样，张府中走出的这两位闺秀，从此脱下了脚上的三寸绣鞋，换上了摩登的高跟鞋，走出了张府的高墙深院，走出了国门，也走进了时代的浩荡潮流和风风雨雨中。数年后张茂渊只身回到上海，虽然此时她确实见多识广了，且洋话说得滚瓜烂熟，但一般男人并不需要或不敢要这样的女人，再加上她此时早过了婚嫁之年，便一不小心成了一名“海归剩女”。

好在张茂渊对此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说是早有思想准备，对于婚姻和家庭她已有了新的异乎寻常的见解了，那就是决不接受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之所以只身回来，本就肩负着一个使命，这就是为嫂子黄逸凡打前站、做掩护。原来黄逸凡在欧洲时与一个德国人发生了恋情，担心回国后让张延重知道，为此张茂渊竟先行回家，并说与德国人结婚的是她，意在为黄逸凡瞒天过海。她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为嫂子的婚外情打掩护，因为她觉得嫂子与那德国人之间是真正的爱情，而与自己哥哥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当然也有人说，张茂渊自己原本也真的爱过那个德国人。实情究竟如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是就张茂渊在此事中表现出的那种舍身饲虎的精神，足可见出她的性格是何等的特立独行。

不过张茂渊最终也没能为黄逸凡争取到爱情的胜利，意外的是倒似乎代替黄逸凡做了张爱玲的母亲，使得张爱玲从小缺失的母爱在她那儿多少得到些补充。从这一点来看，张爱玲与张茂渊又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他们与黄逸凡关系都还不错。

黄逸凡与张爱玲作为母女，关系其实也很微妙，这实在也怪不得张爱玲，这都是因为黄逸凡事实上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没几年。

张爱玲高中毕业后，考大学一时没着落，那段时间她常与表姐妹们逛街，偶尔买个冰棒买包瓜子，或看个戏买个票，每次都是别人掏钱，她觉得这很没面子。母亲从国外回来了，于是张爱玲便向母亲要点钱零花。没想到母亲却因此而开始教育她：自己如何如何在外艰难，你怎么能与别人攀比呢？再说舅舅家花的都是黄家的祖产，所以你表姐买几次冰棒戏票你也不必要觉得有什么，这并不能算你占了他们便宜，你要自强自立，要能吃苦……母亲说了如此一大通后，最后给张爱玲一个玉手镯，说：“你去把它当掉吧。”张爱玲相信母亲决不至于真的一分钱也掏不出来而要这样，觉得母亲似乎是在故意忤她，于是说：“我不要！”可是万没想到的是，母亲又说了一句使她更伤自尊的话：“你已经在要了。”最后是张爱玲将手镯哭着放回了母亲的首饰盒。

不久，张爱玲突然想吃豆沙包了，没想到姑姑便大张旗鼓地为她做了起来，一时找不到豆沙，就用芝麻酱，并且做了好多。张爱玲高兴地大口吃着，这时姑姑轻轻对她说：“别生你妈的气，她这次可是专门为你考大学才回来的！可是她的男朋友在新加坡，她两头牵挂着，心情自然不好……”

就这样，张爱玲因要一点零花钱而在母亲那儿大伤自尊后，在姑姑那儿反得到了安慰。有人说张茂渊在那一刻很像一位母亲，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然，她在那一刻首先的确代黄逸凡履行了本该由母亲履行的义务，给了张爱玲母亲般的安慰，但是她同时又很是维护了黄逸凡的母亲地位，所以她更像是张爱玲的一位朋友。

其实父母对于子女在花钱上一般都是舍得的，但是多数又同时有一种心理，怕子女因此而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所以一般都会在给子女钱的同时不忘叮嘱和教育一番，这原本也很正常。问题是张爱玲是个特别敏感的孩子，她觉得母亲的教育让她大伤自尊，可与此同时，黄逸凡并没有觉察出这一点。张爱玲到港大读书了，黄逸凡到香港看她，少不了又要对张爱玲如此叮嘱和教育一番，但是在张爱玲看来这完全是母亲怕被拖累的一种哭穷，并觉得母亲住五星酒店内哭穷与自己在港大省吃俭用出了名而考第一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在心中潜滋暗长起一种近似于仇恨的东西，并想着如何报这“仇”。当张爱玲几年后终于有了钱，她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向母亲报起了“仇”—将一箱钞票换成金条还给了母亲，并说这是还她当初给她付过的学费。黄逸凡望着那几根金条伤心欲绝，她怎么也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她为女儿付出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女儿归还的，因为她是母亲；女儿如此行径等于是不承认她这个母亲。

这就是张爱玲的刻薄和决绝。然而，张爱玲的这种刻薄与决绝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人以为来自于黄逸凡，其实不然，除了来自于她的特殊身世外，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张茂渊。二

张爱玲也曾“报复”过张茂渊。那是因为有一次，张爱玲不小心将自己的膝盖撞碎了家里的一块玻璃上，然而张爱玲觉得姑姑似乎并不关心她的膝盖，而是更可惜那块碎了的玻璃。张爱玲为此而对姑姑的“报复”是很快她就买回了一块同样的玻璃。

在这一过程中，张茂渊或许并不像张爱玲感觉的那样“不关心她的膝盖”，而只是见张爱玲的膝盖并无大碍，便多少念叨了一下那块碎了的玻璃未免有些可惜。作为“朋友”的表现，此也完全正常；当然，如果作为母亲一般是不会这样的，她一定会不顾其他而只顾孩子的膝盖的。然而张茂渊毕竟不是张爱玲的母亲，只是姑姑—更像是朋友，也正是因此，当张爱玲买回一块同样的玻璃时，张茂渊看见那块玻璃并不会如黄逸凡看见那几根金条那样伤心欲绝。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父母的遗传基因会对子女产生影响，有时候朋友的影响会更大。说到底，因为子女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个孩子，他们为子女操心的更多是穿衣谋鞋、饥寒冷暖、头疼脑热之类，这也往住使人总觉得只有朋友，有时倒更知心知肺！虽然也有“多年父子成兄弟”的俗话，但那前提是要“多年”以后，甚至要到了自己也成了“父母”后，而年轻时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代替朋友的。对于张爱玲来说，张茂渊或许正是这样一位又是母亲又是朋友的人。张茂渊与侄女张爱玲

即使在张爱玲已写出了许多洞穿人心、漠视世事的作品后，她在许多人的眼里还是个很不成熟的中学生的样子。当张爱玲抱着自己的书稿去找苏青毛遂自荐时，苏青第一眼看出的就是面前这个小姑娘的“傻不经事”；当胡兰成读了张爱玲发表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的小说《封锁》而找到苏青要求她引见作者时，苏青对胡兰成仍说张爱玲只不过是个“傻不经事”的孩子，意思是对于你这样一个人是并不值得去见的；胡兰成当然不信一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的真会是个“傻不经事”的人，他还是去求见了，没见着，但第二天张爱玲竟然又送上门来了，这让胡兰成好一阵紧张，然而当张爱玲走进他的门，他第一眼看到张爱玲后，他又一下子轻松了下来，当然也有几分失望，因为眼前的这个人确实如苏青说的一般，于是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胡兰成心想，对付一女学生实在是太小菜一碟了！于是他就先吹捧说：“读张爱玲小姐的文章，像踩在钢琴上，每走一步都能发出音乐。”张爱玲听过的吹捧话太多了，但是从未听过这样吹捧的话，这么有才华，又这么贴人心！只这么一句，注定张爱玲已经躲不过了；这时胡兰成又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因为已与许多女学生说过多次，所以说得得心应手声情并茂，张爱玲至此已经根本不想躲了；这时胡兰成开始品评时下流行文学作品，最后竟然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照理说这样的问题是作家所忌讳的，直问是失礼的，更何况还是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但是胡兰成就直接问了，而张爱玲也一点没有回避，完全是老朋友一般，她当时觉得他们的这种默契，完全是“因为相知，所以懂得”。

这一切使得许多人曾禁不住发问：这是张爱玲吗？是那个下笔穿透人心的张爱玲吗？如此“傻不经事”的她，又怎么写出那些下笔穿透人心的作品的呵？然而铁的事实是，这就是张爱玲！那些洞穿人心的作品也的确就出自她手！欲解其中“秘密”，又不能不说到张茂渊。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属于那种长写“近身的事情”的作家，那时与她最“近身”的人唯有姑姑张茂渊，因此她那时的写作，写得最多的是张茂渊的生活，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用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用张茂渊的生活写自己的文章。

那段时间里，张茂渊的生活的确太具有文学性了：角色多变，职业时尚，收入丰厚，甚至还不乏传奇色彩。

张茂渊回国时已27岁，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一“大龄剩女”，要命的是她又不肯放弃爱情而向男人投降，那么如何养活自己就成了她一个首要解决的问题。而此时人们看到的是，当年张府中走出的这位大家闺秀，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职业金领”。

她先是在英国人开办的怡和商行谋得了一个会计职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心目中的会计形象，还是那戴着瓜皮小帽、老花眼镜，整天拨弄着算盘的账房先生的模样；而张茂渊却身穿笔挺西装，脚蹬高跟皮鞋，腋夹公文皮包，整天出入于银行大厅、期货市场，这给时人的视觉冲击力是多么的巨大呵！当人们得知如此就能每月挣得数以千计的薪水时，更是大跌眼镜心情复杂。

然而，不久张茂渊又成了德国人开办的一家电台的播音员，因为这份工作更时尚，更省力，当然薪水也更丰厚：每天只要工作半个小时，而每月的薪水竟然高达“好几万”，张爱玲后来回忆说，姑姑为此曾得意地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姑姑每天说说没意思的话就能每月挣好几万的薪水，你每天也说着没意思的话，却一分钱也挣不到。”

或许是她觉得老说这“没意思的话”也很没意思，于是张茂渊又凭着一口熟练的英语而成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大光明戏院的翻译—当时叫“译意音”小姐，也就是当时电影院在放映外国电影时的“同声翻译”。说起“同声翻译”这行当，即使是在今天也会吓人一跳的，因为这职业对于一个人的要求太高了，不但要外语、中文都非常熟练，还要听力、口语和思维都非常敏捷；更何况张茂渊做的是电影同声翻译，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同声翻译的要求外，更要在传达给观众的话语中将电影中角色说话的情境和性格有所反应，让观众能身临其境，甚至声音还要悦耳动听有美感。张茂渊既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可想而知她有着怎样的美丽与智慧！

不仅如此，张茂渊还用业余时间炒股票、倒古董等，虽然输赢都有，但总体上也为她挣得了不少钱。

而这一阶段张爱玲与她生活在一起，欲不受其影响才奇怪哩！所以，那时的张爱玲，虽然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像个“傻不经事”的中学生，但实际上并不“傻”了，她的“傻”只是对于世俗里的琐碎不太在意或不愿在意，但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她早已世故和精明得很了。如在文学事业上她看得比谁都透，并能一语道破：“出名要趁早”，甚至在自我经营上她也早已有了自己的生意经和小九九。那时物价飞涨，人们都挑值钱的东西买，而她竟然一下子囤积了许多白纸，于是有人跟她说，现在非常时期，谁还看书呵，你还是少出为好。她却说：“我要多出，打铁要趁热！”果然，很快别人就只能眼看着她用自己囤积的纸印出一本又一本小说并独家畅销，为她不但赚得名气，也赚得大把大把的钞票。张爱玲对“生意经”的如此精通和成功运用，我怎么看都会看到张茂渊的影子，甚至我怀疑是否直接来自于张茂渊的指点，只是张爱玲没有说过，张茂渊也没有说过，我在此不好妄下结论。三

前文已经说到，张茂渊与张爱玲生活期间还打了两场官司，一场是与张志潜打的，一场是与张延重打的，前者是她同父异母的长兄，也就是张爱玲的大伯；后者则是她的亲哥哥，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官司的起因是张茂渊认为张志潜主持家庭的财产分割不公。

中国人向来都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所以家里的事一般都很忌讳去见官，此所谓“自家菜篮的菜拿到别人菜篮去洗”。但是张茂渊偏不认这个理！

打官司在中国历来都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中国人多数都是“冤死了不告状”，但是张茂渊偏不信这个邪！

虽说此时是民国了，但是打官司这样的事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写状纸，拿证据，找证人，请律师，还要疏通关节等等，作为一个弱女子，要独自面对这些，可以想象决不是容易的事，但张茂渊都独自承受了下来。更何况与自己公堂对簿的都是自己的亲人，整个过程中要经受怎样的心灵煎熬，只有她自己知道。另外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多数人都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没有资格在家里计较财产的；虽然张茂渊并未“嫁出去”，但毕竟只是张家的“女儿”。

但是张茂渊一意孤行，还是去打了这两起官司，其特立独行又一次显现无遗。

众所周知，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且其独立性是表现在从人格的方方面面到生活事事处处和人生的自始至终，而其源头似乎也可在张茂渊的特立独行中找到。

官司的结果是张茂渊输了，输的原因在她看来完全是自己亲哥哥张延重收受了张志潜的好处而在法庭上倒戈。这样的结果将张茂渊的心彻底的冷了，也彻底冰冻了她亲情的最后一线余温，从此以后，她对亲情变得麻木了漠然了，也从此以后，无论她在生活中再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也从来没有再找过他们去倾诉，更不会上他们的门去要过一分钱。直到最后张延重去世，家里打电话告诉她，她也只是在电话中冷冷地“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去吊唁。她没有悲伤，当然也没有兴奋，有的只是冷漠和决绝。当一些人因此而对张茂渊不无指责时，只要再设身处地想一想，这又能怪她吗？她的这一切表现，不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甚至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尽管张茂渊事实上很喜欢张爱玲这个侄女，并与她长期相依为命，但是她们一起生活从来都是“AA制”；张爱玲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学费迟迟没有着落，张茂渊也不肯帮着出一分，因为她觉得这“应该”是张爱玲的父亲的事；张爱玲果真“趁早”出名了，但是张茂渊并不看重，依然当她的白领，回到家里依然与张爱玲“AA制”……她因为受伤害太深，所以她不想再受伤害，更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度热情而有可能使这种伤害很深；她理智得近乎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所以常常目光犀利而近乎挑剔，语言深刻而近乎刻薄。

张爱玲回忆说，她小时候看《孽海花》，看到有关章节中描写父母如何如何相敬如宾、琴瑟相和，不禁心向往之，没想到姑姑却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吧！”虽然很煞风景，但是细想想应该说得是大体不错的。这似乎让我们不由得明白，在张爱玲的笔下，为什么总喜欢将最美好的东西残酷地撕裂，从而展现其丑的事实和本质！

总之，在活得真实而不虚伪，活得理智而冷静方面，张爱玲与张茂渊的确表现得非常相似，所不相同的只不过是张爱玲却将此用在了文学中，而张茂渊将这用在了生活中；也唯因如此，张爱玲在生活中的有些方面似乎有点“傻不经事”，而张茂渊对于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屑而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爱玲也承认，姑姑实际上是有着极高的文学才能的，她的创作实际上向姑姑学习了许多。张爱玲这样说不只是一种吹捧，因为她不但举出过许多例子，而且还在平时生活中，将姑姑说过的一些极有文学性的话语随时记录下来，以备创作之用。张爱玲一生中最奇妙的一部名著《姑姑语录》便是这样产生的。如有一次，张茂渊在洗头，发现水很黑，便不经意地说：“就跟头发掉色似的。”还有一次，从楼上公寓的窗口俯视到下面行道树下有几个日本兵，说：“他们真像是树上的青虫！”这样很奇妙很文学的比喻，如果张爱玲自己不说，读者一定会觉得典型“张爱玲式”，但是殊不知原本是“张茂渊式”，这类语言的版权原本在她那儿哩！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张茂渊也去搞文学，说不定不会输给张爱玲，更何况她原本在文学界就有着比张爱玲更多的关系哩！

张爱玲出名后作品自然总是洛阳纸贵，每一稿成，各家杂志、报馆和出版社都争相抢夺，可在她还是个文学青年时却不是这样。处女作写成了，她抱着小说稿一家一家敲杂志社的门，敲到苏青门下，这才有了苏青对她“傻不经事”的第一印象。是的，哪有这样投稿的？不碰一鼻子灰才怪哩！得先找一名家推荐，请他即使不能写个序言、评论之类，至少得写封信或写个条呵！这种情形，恐怕直到今天的文坛也是如此吧？一个文学青年，想通过自由投稿，就能发表作品以至成为作家，这实在是太难了。

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初闯文坛时遇到的难题，与我们今天文学青年遇到的是一样的，当然解决的方法也与今天大同小异，大多数人对此一定都会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张茂渊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叫黄岳渊的人，当时是上海名流，张茂渊将张爱玲领到黄老先生面前，几声世伯叫过后，他终于答应将张爱玲引荐给当时上海最走红的文学杂志《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这才有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所以说张茂渊是张爱玲的文学伯乐似乎一点也不为过。甚至有人说，张茂渊几乎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导师，因为在张爱玲的创作历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她在与张茂渊一起的十年中，是其一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也是唯一的一个创作高峰，当她离开张茂渊独自去了国外后，创作源泉便似乎就此枯竭了一般，虽然也有作品发表，但质量每况愈下。当然其中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但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以斯而言，张茂渊是成就了张爱玲的文学事业的人，至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员。晚年的张茂渊四

是女人都似乎终难逃爱情一劫，聪明如张爱玲者最终也没能逃过，张茂渊注定也一样的在劫难逃，且她与张爱玲一样，在爱情上似乎也总表现得“傻不经事”。

我猜想，苏青在说张爱玲“傻不经事”时，心里一定是很复杂的，因为此时胡兰成已先与自己有一腿了，她当然不希望胡兰成再去找别的女人，且还是自己的朋友；再则她也很为张爱玲捏一把汗，因为她既已领教了并抵挡不住胡兰成这个情场老手的厉害，在她想来张爱玲无论如何更是抵挡不住的。苏青果然不幸猜中，张爱玲果然浑然不知，兴冲冲地以为捡着个天上掉下的大元宝，一头扎进了胡兰成的怀抱，一扎到底，最终扎得鼻青脸肿，以至差点身败名裂。当然这是后话。苏青

张茂渊呢，虽然也曾对张爱玲有过“至于吗！不就是个伪政府中的小文员，你何至于如此隆重地去见”的告诫，但在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时，她还是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当然也是张爱玲的朋友）炎樱做了伴娘，然而不久的事实是，胡兰成给炎樱也写起了长长的情书。张爱玲与张茂渊对此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由此不能不说，虽然是胡兰成太过厉害，但也可见张茂渊与张爱玲对于男女之事是迟钝的，或者是实心眼的，不设防的，傻的。

张茂渊的感情据说最早竟发生在同性之间，对象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凡，再后来又爱上了自己的表哥或是表弟，再后来又与一外籍混血儿发生了办公室恋情。每一次她都一头扎进去，以牺牲自己为前提地爱着对方，每次也总是以自己的牺牲为结局。好在她能做到并不把爱情当做生活和人生的全部，更不会将自己的衣食住行都系在男人的裤腰带上，所以她之对待爱情：一旦遇到，就全心全意投入；一旦没了，也不会要死要活。无论是有爱还是没爱，她都能不慌不忙地生活，不会在失去爱时发现自己早已因投入其中而被烧煳了，成了废物。黄逸凡似乎正是这样的人——她为了爱情，长年提着一箱古董满世界追逐，到头来什么也没追着，只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张爱玲的爱情观与张茂渊似乎一脉相承，由张胡之恋不难看出，在她看来，既是爱情，那就与别的无关；既然爱了，那也不必管别的，总之应该全心全意，实心实意。张爱玲得知胡兰成另有新欢，去责问他，胡兰成说：“在汉口大半年，都是小周姑娘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怎么能……”张爱玲先是怒不可遏地以不屑的口气说：“不过是奴仆，从前我们家有十几个围着我转哩！”这是典型的张爱玲风格，失败面前也不失傲慢，厉害！可是，傲慢过后，她的头终于又慢慢地低下了，轻轻说：“那些照顾人的事，我又不是不会做……”那一幕，让人真是要落泪—一个能写出《沉香屑》的人，原本也是会当老妈子的！多么可敬、可叹，又可怜、可悲呵！这是为什么呵？当然是为了爱。因此当胡兰成成了汉奸躲在温州乡下，张爱玲竟然还千里迢迢去寻夫，当她发现胡兰成竟然又有了别的新欢时，她并没有高傲地转身离去，而是还要让胡兰成做一道选择题：是选择自己还是别的女人？但胡兰成很快就轻松地将皮球踢回给了她：一个全国通缉的罪犯（胡自指），一个关在牢里（小周），你还让我选什么，你傻不傻呵？张爱玲无语，然后是默默离开，然后是给这个又一次骗了她的男人寄钱。唉，是的，傻不傻呵？真傻！张爱玲似乎只学到了张茂渊之于爱情的真诚和执著，并没有学到姑姑对于爱情的那种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张爱玲最终也没有收获到真正的爱情果实，而张茂渊最终倒也算收获了，尽管这收获是那么的晚。张茂渊和李开第

1987年，78岁的张茂渊终于披上了婚纱，与李开第喜结良缘。收到姑姑打来的电报，张爱玲说：“我知道姑姑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就是八十岁也会结婚的！”说这话时虽然张爱玲泪如雨下，且已68岁，但是仍掩不住自己语气中对于爱情的渴望。此后不久，她去香港为自己做了一次美容手术。

之所以说张茂渊这颗爱情的圣果收获得有点晚，并不是只指她结婚时的绝对年龄相对有点大了，更因为她与李开第相识相恋其实是发生在五十年前。五十年前他们相识相恋，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但是终止或者说暂停得也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既然中止了或暂停了，那也绝不勉强，这就是张茂渊的性格。十年浩劫中，李开第被迫扫厕所、刷马桶，张茂渊便默默地用自己做过女红也弹过钢琴、抽过雪茄的手帮他扫帮他刷。李开第的妻女卧病不起，她更是去替李开第为他妻子端汤递药，让他妻子在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她能与李开第结婚。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无比敬仰，但是敬仰之余，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那些照顾人的事，我又不是不会做！”

呵！张爱玲与张茂渊，又是如此地心心相通！

是的，张爱玲太像张茂渊了，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茂渊，就不可能有张爱玲，无论是生活中的，还是文学中的！

然而，今天对于一般人来说，只知道张爱玲，不知道张茂渊，似乎张爱玲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玲妹妹”。其实即使是天才，那也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从生活中成长出来的。对于张茂渊来说，她当然绝没有想到，本来由自己照顾着成长起来的这个侄女，其身影竟然有一天完全遮住了自己，使得自己似乎反而是生活在她的身影里一般。

的确，张茂渊只能在张爱玲的身影里才能永生。没有张爱玲今天不会有人知道张茂渊，但没有张茂渊或许也没有张爱玲。前者是历史，后者也是历史！

她称鲁迅“大先生”

一

她姓朱，单名一个“安”字，但是鲁迅无论是活着时还是过世后，都因为这个女人而常常不得安身和安心，因为她是他不愿伤害，也不忍抛弃，但又无法爱上的“大太太”。

朱安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称鲁迅“大先生”，而称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是“二先生”—她对周家兄弟俩如此“公平”的称谓，即使在周作人那儿也全没有封建大家庭中“长嫂为母”的霸气，倒恰恰意味着朱安终究只是周家一个无足轻重的弱势角色，甚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角色。一

1906年夏的一天，正在日本留学那时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接到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本是孝子的鲁迅自然立即回国。可是不曾想到，当鲁迅回到家里时几乎是惊呆了，因为他不但发现，远远迎上来的母亲喜笑颜开，一点也不像是急病的样子，而且还发现自家居住的老屋已被装修一新，而且还披红挂彩，周家内外可谓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此情此景让鲁迅明白了母亲要骗他回家的真正目的。

其实，鲁迅早就知道自己与朱家攀着一门亲的。那还是他在南京读书期间就由母亲“做主”攀上的。众所周知鲁迅对于自己母亲向来都是尊敬的，以至于自己的笔名“鲁迅”也是随了母亲的姓氏，鲁迅对母亲的这种尊敬并不仅仅来自于一种作为儿子应有的孝顺，还来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敬佩。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一个聪明而在当时又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女性，她从未上过学，但硬是靠自学学会了识字看书；她还曾拒绝缠足，自己将自己缠着的脚放了，当有人讥讽她是不是将脚放大了想将来嫁给洋人时，她竟回答说：“这可真说不定！”只一句便让人无言以对。因此鲁迅曾评价他的母亲，如果有一定条件她是有可能成为女英雄的。然而，由于命运的安排，鲁瑞当然并没有嫁给洋人，而是嫁给了比自己小三岁的周家少爷，也没有成为女英雄，倒是最终成了一位含辛茹苦的寡妇。因为这位周家少爷竟英年早逝了，是坚强的鲁瑞独自一人将鲁迅兄弟拉扯大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女英雄”的气概和能力，而为鲁迅定亲或许也算是其中之一吧：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已到了婚配的年龄，她自然“做主”为儿子张罗起对象来。正好有人介绍，说有一朱家女儿，人唤“安姑”，“长得不错，脾气又好”，她便为儿子定下了这门亲事。她得知这女孩子比自己儿子大了三岁，虽然也瞬间觉得大得多了一点，但是转瞬她一想到自己也比丈夫大三岁，又想到当地“女大三，抱金砖”的俗话，便觉得这门亲事是很合适的。此时鲁迅在南京求学，当他得知自己的这门亲事后，虽并不情愿，但知母亲已定下，也便只好认了，但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这就是希望自己的未来妻子不要缠足，如果已经缠了，希望能像自己的母亲当年那样“放了”。对此母亲倒没有反对，但哪知对方却拒绝得干净利落，说既已缠了，就没有再“放了”的道理。鲁迅自然十分失望，失望的还有母亲竟然不帮着他去找朱家说话，去争取让未来的儿媳妇也如自己当年一样，将缠着的小脚“放大”。因为失望，鲁迅不久就提出希望能退了这门亲事，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朱家当然更不同意。鲁迅能做的只有逃跑，尽量拖延结婚的时间，希望能将这门强加于自己的婚事最后拖黄掉。这一点鲁迅真是与当年的胡适十分相似。胡适的妻子也是母亲做主定下的，也比胡适大三岁，在上海读书的胡适对此一开始也是拒绝，拒绝的办法也是逃跑，从上海逃到北京，从北京逃到美国。朱安青年时代的鲁迅

鲁迅最终是逃到了日本。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鲁迅已25岁，朱安已28岁，在那个年代，28岁的女孩子实在是一个大龄剩女了，鲁瑞又一次拿出了“女英雄”的气概，说实在不能再拖了！然而“知子莫若母”，如果照直了说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很有可能不肯回来，这婚自己也没法完。于是她便不惜以自己急病为由，将儿子骗回。在她想来，只要鲁迅回来，就不怕生米煮不成熟饭了，就此她便可只等着抱孙子，自己人生的任务也就算就此完成了。

周老太太想的确实也不错，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如胡适，当年虽然逃出了很远，但最终还是乖乖回家了。可是周老太太终究还是没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鲁迅虽然也回来了，但是他并不是乖乖回来的，他是被骗回家的—母亲的死活他不能不管；回到家的鲁迅虽然也与胡适一样，母亲的话不能不听，母亲决定的事，他也无论如何不能违拗。

当年回到家的胡适乖乖地与江冬秀完了婚，只是自己写了一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的对联贴在门上发发牢骚。鲁迅在回到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初六），在母亲的一手操持下，与从来不曾谋过面的比自己大三岁的朱安举行了婚礼。

对于自己的这场注定要来的婚礼实在是不愿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点胡适与鲁迅也是一样的，所以胡适竟然在婚礼上“开小差”，精神出轨，他竟然在自己的婚礼上看上了妻子的小伴娘曹诚英，为日后的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做起了准备；然而鲁迅毕竟又不是胡适，性格倔强的他，当着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的面，机械地完成了各项婚礼的规定仪式，与朱安一起拜过天地、入过洞房，但是当亲朋好友都走了之后，他便从洞房里走了出来再也没回去。鲁迅最终来到母亲的房中，宁可一个人无聊地翻着闲书等待天明，而将新娘子朱安一个人晾在新房内，任凭母亲如何催促，他都拒绝与朱安同房，并且一连三天都是这样。鲁瑞没想到结果竟然会这样，很无奈；鲁迅也很无奈，他对母亲说：“你要我结婚，我做到了！”是的，对此周老太太还能说什么呢？

胡适当然也将母亲所希望他做到的事情“做到了”，且做得很好，因为他从此以后，虽然精神和肉体都多次出轨，但总算与原配江冬秀白头偕老了，这几乎是成就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一则佳话；而鲁迅却选择了放弃—而不是抛弃—他对朱安这个原配，一直都不曾像当时多数文化精英们对于原配那样抛弃，而是采取了这种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方法，似乎很无奈，但很决绝。当然，这样的方法恐怕也只有鲁迅能做得出来，能坚持到底！

名义上结婚后的第四天，鲁迅便与二弟周作人，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启程去日本了，且一走就是三年，将母亲和朱安这两个苦命的女人，连同她们的期盼与泪水都留在了家里。后来鲁迅说：“这（与朱安的婚姻）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然而，被供养着的朱安却常常叹息，她的每一次叹息，都让鲁迅的母亲心生不安。鲁迅回国后，当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时，她的叹息其实也让鲁迅越发的不安，于是，鲁迅的人生中也越来越多了一份无奈的责任、无言的忧郁和痛苦的折磨；而对于朱安来说，这一切自然是她无法理解的，起初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解，她等待着，忍受着，甚至抱怨着，但渐渐地便变成了一种无望的平静、无奈的习惯和一个个无味的日子，于是，本来就话不多的她更加的话少，只会偶尔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让周家母子都深感不安。二

1919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买下了一个四合院，将包括朱安在内的一家老小都接来同住。此时朱安已四十出头了，与鲁迅名义上结婚也十三年了。离开绍兴时，左邻右舍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议论说，看人家老公多好呵，在京城发达了，还不忘将自己的女人接去享福。胡适当年将江冬秀从安徽绩溪上庄村接去北京时，左邻右舍的女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江冬秀闻听此言，虽然嘴上说“还不知道有多少罪等着我们去受哩”，可心里真是乐滋滋的。然而朱安闻听此言后什么话也没说，她说什么呢，难道她告诉那些女人，自己十三年来的婚姻一片荒漠？即使说出来，又有谁会相信？说不定反而还会引起别人耻笑！

来到北京的江冬秀，不久就学会了陪胡适散步。那时，每当夕阳西下的傍晚，绿树红楼间，西装革履的胡适与小脚妻子江冬秀一起漫步的身影，成了北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对此赞赏者有之—糟糠之妻也不弃呵，高尚！也有人不解—胡适自己不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吗，他的言行怎么如此的不一致呢？但怀疑的人更多—难道胡适真能与这样一个女人过一辈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戏在后头呢！

京城八道湾的“周府”是一老式的四合院，但还算宽畅，共有三进房子，前后有两个院子。鲁迅住在最前一进右边的两间房内，中间一间作了门房，其余用来存放书籍和堆放杂物；周老太和“大太太朱氏”住在中间一进；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分住最里一进正房。胡适与江冬秀

来到北京的朱安，却很少有外人见过。为此曾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甚至多年后仍没有消退。作为鲁迅的朋友郁达夫，在鲁迅去世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为好奇之故，硬逼着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个中年的妇人。

多少个日日夜夜，朱安只能在异乡的四合院内的一方天地里枯望着天空，但所有天上的云卷云舒和日月升沉似乎都与她无关，外面的大地上任凭花开花落、涛走云飞，她也一律无从知道。而鲁迅的心情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一家人的团聚而有丝毫的好转，他脸上如刀刻一般的皱纹越来越深，他深夜的咳嗽越来越急，他有损健康的烟瘾却越来越大，他吐出的烟雾常常笼罩着自己的身影。而对于这一切，朱安倒是看在眼里，虽然她并不一定知道，鲁迅吞进吐出的哪一缕烟雾，咳嗽带出的哪一缕血丝，刻在脸上的哪一缕愁绪是属于她的，或是她造成的。渐渐的，朱安对于“大先生”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当然她也并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爱。每当她深夜听到鲁迅的咳嗽声，她会深深不安；第二天早上，当鲁迅去上班后，她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那时候，在这个屋檐下，朱安成了除周家老太太以外最关心鲁迅的人。只是鲁迅对于两个同样关心自己的女人，最终就是不能接受其中的一个。

于是，一些人在朱安身上由最初的莫名好奇，渐渐地生出了种种主观的猜测，再后来他们干脆将朱安当做一发攻击鲁迅的炮弹，运用它对鲁迅进行种种攻击，包括一些下流的人身攻击。郁达夫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他的一个学生曾用不无诡秘的神情告诉他说：“鲁迅虽然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甚至还有人说，鲁迅正因为在朱安那里故意压抑，才导致了他对另一个女人的非礼，也导致了他与周作人之间兄弟的反目……对此，鲁迅无话可说，也无法言说，而朱安当然更不会说什么，她只能变得更加沉默。三

当作为亲兄弟的鲁迅与周作人反目成仇、割席断袍后，周家发生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分家。作为周家的长子，鲁迅先征求母亲的意见，然后作为名义上的丈夫，他又征求朱安的意见。周老太太十分为难，手心手背都是肉呵，而朱安则毫无迟疑地说：“我跟着大先生！”

就这样，鲁迅带着朱安搬到砖塔胡同，他发表文章时又多了一个笔名“宴之敖”（“宴”字意为“家”被“日”、“女”霸占；“敖”字据《说文解字》字分析，为“出”和“放”会意。这个笔名的含义就是：“家被日本女人霸占了，我也被她逐出了。”）。随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后的朱安，可谓是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她依然与鲁迅分居，依然与鲁迅终日无语，但是鲁迅的一切日常生活都交由她安排。鲁迅每个月领得薪水后，都会将足够的生活费交给朱安，并且一如既往地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为此，她娘家每次来信，都会嘱咐朱安在周家一定要好好地待周家老小，因为周家是个不错的人家。然而，那段时间或许对于鲁迅与朱安两人来说也是最“痛苦”的，因为那一阶段是他们两个独自相处时间最多的，可以想象，同一屋檐下只有朱安与鲁迅两个人独自天天面对，但是终又无话可说，那种尴尬、无奈、无趣和无味的滋味，想来一般人都是难以忍受的吧！他们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对此鲁迅从没说过，朱安更是从没说过。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正是这样一种怪异的生活中，竟然闯进了一名“第三者”，她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的学生许广平。那是1925年“三?一八”惨案后，因为面临共同的敌人，经历着共同的风雨，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与时任该校老师的鲁迅，几乎是在并肩的战斗中产生了爱情，鲁迅感觉到“一只爱情的老虎”正向自己走来。

对于此事，朱安肯定是第一个知情者，因为许广平这只“爱情的老虎”第一次来到鲁迅被他称为“老虎尾巴”的住处时，那儿除了他们俩，就只有她一人。然而她只能一面听着另一间房里的动静，一面在自己的小屋内不住地轻轻叹息。因为她的这一声声叹息，还让今天的我们想到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想到她在“第三者”出现在面前时的种种努力。

其实，胡适比鲁迅“花心”多了。正是他的“花心”，让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次次亮起红灯，尽管他们确实是最终白头偕老了，但是其中哪是人家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呵？其中的甘苦或许只有江冬秀最清楚。

1923年春天，在杭州西湖养病的胡适遇到了他在自己婚礼上看上的那个小伴娘，而此时，当年的那个小伴娘早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且刚刚离婚，她脸上的那种美丽和忧伤让胡适深陷进了爱情的沼泽中无法自拔。经过与徐志摩等朋友的一番策划后，回到北京后他终于鼓起一十二分的勇气向江冬秀提出了离婚。青年时代的许广平

当江冬秀听到“离婚”两个字真真切切地从胡适口中说出来后，她顺手拿起一把桌上的裁纸刀向胡适掷去—这一刀本该是给那“第三者”的，她不在眼前，算她走运！然后又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又抱过年仅2岁的二儿子思杜，拖过只有5岁的大儿子祖望，怒不可遏地将菜刀架在祖望的脖子上，声色俱厉对胡适说：“你要离婚可以，既然你不要我们了，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再死在你面前！”

胡适虽然留洋多年，但是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呵！在这样的阵势面前，他除了立即缴械投降外还能做什么呢？

胡适有幸躲过了江冬秀掷过来的飞刀，但躲过之后充其量也只能是离家出走，然后写一首小诗罢了：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胡适《秘魔崖月夜》

至于与小情人的千般情缘和所有山盟海誓，他实在是顾不了了，只能将它们交给北京西山的寒风，让它们在其中渐渐消逝。更令人可笑的是，自我标榜是一名自由主义者的胡适，此时竟由此总结出了他的所谓自由竟是：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只是苦了那个在杭州每日苦苦遥望北方的小情人，她最后不得不独自将腹中那个见证着自己与爱人所有爱的甜蜜和真挚的生命狠心地结束，也将自己一生的爱情默默地结束。

然而朱安不是江冬秀，她没有这个能力，或许她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愿望发起一场类似于江冬秀的“菜刀门”事件，所以最后出局的只能是自己——实际上她压根儿就不曾“入局”过。

1926年8月，鲁迅携许广平离京南下，再次将朱安和母亲两个女人连同她们的泪水一起留在了异乡的家中。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并直至终生。之所以他们不是“结婚”，是因为鲁迅觉得他已有一个妻子朱安。尽管鲁迅此举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点自欺欺人，但至少他毕竟没有剥夺她那“大太太”的名分—或许鲁迅当时也只能以此算是表达对朱安的歉意吧！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四

张爱玲说，没有用的女人其实是最厉害的女人，因为她们将婚姻当做事业，全身心经营，岂能不厉害！但是此话在江冬秀那儿似乎是对的，在朱安那儿又似乎并不对。朱安是个“没有用的女人”，但是她从来就不曾“厉害”过。

有人说，朱安的悲剧其原因主要出在她没有为周家生出个一男半女。初看此言颇有道理。如果朱安能生出个一男半女，鲁迅或许会“念在孩子的分上”最终接受了她。要知道，即使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婚姻实际上都只是“念在孩子的分上”勉强维持着。而当年江冬秀更是几乎将孩子绑架了，这才挟制住了当时实际上已精神与肉体都大大出轨的胡博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如果没有孩子，恐怕江冬秀仅仅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也是难以阻止胡博士做陈世美的吧！朱安没有孩子好绑架，所以她最后只能任鲁迅放弃也好抛弃也罢，一切都无能为力。

然而朱安的确是没有为周家生下个一男半女，说到底是朱安的问题吗？是鲁迅压根儿就没给她为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的机会呵！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鲁迅写的一首《自题小像》的诗，我们一般人都在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过它，它既已被鲁迅题写在他剪去辫子后拍的第一张相片背面，所以语文课上老师在讲解其诗的意思是，表达了诗人在封建统治下的痛苦和绝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要用自己生命反清复明报效祖国的决心。如此解这首诗似乎也不错，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这首诗其实是鲁迅在剪辫之前早就写好的一首旧作，这样解这首诗或许就有点牵强了。它的意思或许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灵台无计逃神矢”是指他母亲如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将爱的神箭胡乱发射，乱点鸳鸯谱；“风雨如磐暗故园”即母亲将自己骗到家乡，使自己陷入了暗无天日的婚姻悲剧中；“寄意寒星荃不察”即自己的心意没有人能理解；“我以我血荐轩辕”即自己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祖先。这样解读这首诗，也许使它的主题一下子降低了许多，但是倒也非常贴切，令人非常信服。

鲁迅竟然是这样决绝的一个人！而这样一个人竟然恰恰让朱安这样一个老实人遇到，她也真是倒霉呵！鲁迅手迹

鲁迅不是徐志摩。被徐志摩抛弃的原配妻子张幼仪曾说徐志摩，即使在与她闹离婚的时候，在“他在最想摆脱我的时候，败给了我的肉体，对我们要厮守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所以徐志摩才能一面在外大追林徽因、回家与张幼仪大闹离婚，但一面也能让张幼仪怀孕。

鲁迅也不是胡适。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总觉得胡大博士应该与江冬秀离婚，他们之所以没有离婚，实在是胡大博士被江冬秀绑架了，屈服在了她的淫威下。但是细想想，或许这只是我们一种想象吧！或许胡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幸福，也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软弱，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地要与江冬秀离婚，或许他要的就是这种“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生活—正因为“家有悍妇”，所以他才要在外面寻找“真爱”，寻找“彩旗”，这既合情又合理；而每当“彩旗”提出要做“红旗”时，他总以“家有悍妇”为挡箭牌，这同样是既合情也合理！所以不离婚有什么不好！离婚了有什么好！

而鲁迅就是一根筋，他认死理，非此即彼，决不调和，所以朱安能不倒霉吗？

当然，也有人说鲁迅这是遇到的女人是朱安而不是江冬秀，如果是江冬秀，恐怕许广平即使不成为第二个曹诚英、韦莲司，至少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捡得鲁迅这么个大便宜，甚至最终结果会是鱼死网破也未可知。

是的，其实婚姻，无论是封建婚姻，还是现代婚姻，并不一定因为是“封建”就一定不好，也不一定因为是“现代”就一定都好，关键要看双方如何对待；其实结果有时并不重要，甚至有时候我们并不能说白头偕老就一定是好，反之就一定不好。说到底，婚姻都是男女双方的一种博弈，这种博弈可谓是跨越时空，古今亦然，中外皆是。就是今天，婚姻自由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也确实差不多已深入人心了，但是现在纵观我们周围的婚姻现状，似乎真正美满的并不太多，一是离婚率似乎越来越高，二是鱼死网破的悲剧也层出不穷。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也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婚后育有一对双胞胎，但是由于我朋友的偶尔出轨，他也是知识分子的妻子竟然如江冬秀当年一样，真的拿起了菜刀，不仅只是拿起，竟然真的先是将那一对双胞胎孩子杀了，然后自己也自杀了，当然最后也彻底杀了我那位朋友的婚姻和爱情—他不但再也不能与那位“第三者”面对，而且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任何一位以爱的名义走近他的异性，至今他已独自一人过了近二十年了，估计还会就这样过下去直至终老。若以此来看，胡适当年的妥协，又未必不是一种明智；而周老太太为鲁迅选择了朱安，未必不是正确的，也未必不也是鲁迅的一种幸运。谁又能说清这一切呢？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这令许多恨他的人、怕他的人终于舒了一口气；也让许多敬他的人、爱他的人突然间悲痛无比。

噩耗传到北京，朱安得知后泪流满面，这个从来不曾单独出过门的女人，提出要去上海为鲁迅奔丧，周家老太太拉着朱安的手说：“是我苦了你一辈子！”虽然此时她一定更为儿子的去世而深感悲伤，但是她竟然首先想到的不是儿子的死，也不是成为孤儿寡母的许广平和周海婴，而是眼前的这个朱安，并且深深自责。

周老太太的话，让朱安望着年过八旬、生活已难以自理的周老太太，最终放弃了南下的想法，因为她的那个日本媳妇是不会照顾她的。朱安一再坚持将北京四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住处的书房辟作了灵堂，并一再坚持在此为鲁迅守灵，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大先生待我不坏，彼此间从没争吵过。”

鲁迅离京后，朱安长期与周老太太同住，照顾周老太太的任务事实上长期都落在了朱安的身上，当然鲁迅会按时将生活费寄过来，也会按时给朱安的娘家寄钱。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费由许广平按时寄来，尽管朱安那时生活很拮据，但她对于周作人捎来的钱都一律不接受，她说：“我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是不和的。”尽管周作人赡养自己的母亲本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尽管周老太太一再对她说，“你们大先生和二先生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你们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但是她还是不想因此而被人说她“沾光”。

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北京因战乱物价飞涨，有一段时间内朱安的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再加上后来一个阶段内她又没有收到许广平本该按时寄来的钱，生活更是难以为继了，每天她只能以杂粮做成窝窝头就着咸菜、开水充饥，但生活仍很艰难。走投无路之时，她托人在报上登出广告，准备将鲁迅留下的一些书卖掉换些粮食。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得知后，托人找到朱安，告诉她：“鲁迅的任何遗物都要好好保护，那些书更不能轻易卖掉。”没想到朱安竟然回答了一句让人落泪的话：“你们都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可是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怎么就不好好保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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