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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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阔斧：全国城市商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大胆探索
●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胡耀邦说：“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
●刘毅形象地说：“对市场需要的商品，要在‘促’字上下功夫，把生产千方百计搞上去。”
中央开始启动商业体制改革
1978年10月，金秋的北京，格外美丽。
11日，人们刚刚度过祖国的29岁华诞，又迎来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到会代表1967人，代表全国5000多万会员。同时，此次会议也是全国总工会停止活动几年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召开标志着全国总工会作为全国工会领导机关，正式恢复了工作。
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
邓小平在此次会议上发出改革的号召，提出要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邓小平说：
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邓小平在此次讲话中还提到，“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把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
在此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重要论述，这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伟大转折。从此，我国走上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可控的改革开放道路，使资源配置方式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与此同时，中央也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1979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
在会见结束后，林达光突然问邓小平中国对市场经济的看法。
出乎客人预料的是，邓小平的回答是明确的，邓小平说：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尽管此次谈话仍然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但这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较早、较深刻的论述，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为我国商业体制改革的展开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受重视，对商业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指出：
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目前商业网点和设施严重不足，中转环节过多，市场预测薄弱，在经营思想和管理方面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情况、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改进商业工作，大力疏通、扩大和增加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商业在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保障供应、繁荣经济中的作用。
就这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市场经济的提出，商业体制的改革也拉开了帷幕。
刘毅对商业改革发表看法
1982年3月，中央决定原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合并组成新的商业部，刘毅被任命为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刘毅是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干部，让他担任新组成的商业部长，可谓是众望所归。
刘毅出身于1930年，15岁就开始了革命生涯。
全国解放后，刘毅先后在山东省粮食局、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任职，参与了粮食、棉花统购统销工作。
1977年6月，刘毅从山东调任中央商业部副部长、党的核心组成员。
调任后不久，为了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刘毅带领商业部调查组深入到四川调查商业改革，从放宽政策搞活流通入手，解决国营商业大包大揽一统天下的僵硬模式，提出了一些搞活流通的方案并进行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
1982年新的商业部组建之时，改革的浪潮刚刚兴起。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桎梏，打破城乡经济发展壁垒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刘毅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当年10月，刘毅主持召开了商业部组建后的第一次全国商业工作会议。
在此次会上，刘毅提出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新路子，并坦诚亮出了刘氏“五看法”。具体就是：
确立和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实行多种灵活的经营方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要有多渠道流通；采取开放式、少环节的流通体制。
为了鼓励大家进行改革，刘毅还明确表态，探索对了，功记国家，不求名利回报；探索错了，过记自己，不怕罢官降级。
同时，刘毅在回答记者访问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商业改革主张。
刘毅形象地说：“对市场需要的商品，要在‘促’字上下功夫，把生产千方百计搞上去；对不适销对路的商品，要在‘导’字上下功夫，引导生产部门及时地进行调整。”
他在谈到这个工作如何实施时说：“这就要求商业部门研究市场的趋势和动态，加强市场预测，提供经济信息，发挥流通对于生产的反馈作用。”
接着，刘毅又谈到了大力疏通流通渠道问题。
刘毅感慨地说：“当前农民买难，卖难，这个问题在一些地方太大了。特别是卖难。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民生产的东西脱手。总之，流通问题已经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后生产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国营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又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建立多成份、多渠道、开放式的商品流通市场，改革农村商业体制以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
最后，刘毅提出，要开创商业工作的新局面，必须搞好商业企业以及职工队伍的整顿和建设。
为此，刘毅强调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职工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为中心，分期分批地对商业批发、零售、饮食服务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文化、业务、技术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业务素质。
1983年4月，刘毅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专门阐述了建立中国新的商品流通体制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就这样，在刘毅的主持领导下，在商业部的统一协调指挥下，我国统购统配独家经营的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中央开始改革商品购销体制
1978年以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各地农村责任制的实行，全国各地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他农副产品也连续增产。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手里有了余粮。他们迫切希望改变当时的购销体制，实现商品自由流通。
而在当时，商品由政府统一购销，物价由政府“一价定终身”，价格只是个核算符号，不反映供求关系和产品价值，大到家电小到油盐，都需凭票购买。
面对群众对“商品自由流通”的需求，中央及时予以支持。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就曾指出：
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允许社员通过集市，进行少量粮食、油料等买卖。粮食部门也可以议价收购和出售。
虽然中央此次允许的是少量买卖，但它为统销的进一步废除开了一个好头。
在中央给流通领域解冻的情况下，各地也积极开始放开商业市场，让农民来销手里的余粮及其他农副产品。
1978年年底，广州率先恢复成立第一间国营广州河鲜货栈，引进鲜货进城，随行就市，议价成交，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
广州放开市场的举措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一年的春节，不仅广州市民可以买到鲜活的塘鱼，而且广州农民也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与广州一样，其他各地接着也进行了对商业的放开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界对进一步放开“统购统销”的呼声更大了。
1982年初，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
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
对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
有了这些政策，农民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后，大量的余粮就可以自行拿到集市上出售。
从此，城镇居民除了购买购销粮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商品粮。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废止。
购销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不仅极大地调动工农、工商的生产、销售积极性，它还使工农产品增加，市场供应改善，产销关系密切。
因此，统购统销政策改革后，中国商品领域开始出现生产、流通、消费相互促进，互相选择的态势，这种态势为我国商业体制的改革打开了僵死的局面。
国务院疏通商品流通渠道
1982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这是商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疏通流通渠道，扩大销售，减少库存积压，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务院在《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中说：
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继续发挥基层供销社的作用；继续贯彻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原则；积极开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新途径；把工业品流通由城乡分工改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新体制。《决定》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要责成一位副省长亲自主持，结合本地区情况做出具体规定，要把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疏通好，迎接农村购销旺季的到来。
商业部根据这个要求和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先后召开了几次全国性的工作会议，研究商业体制改革的远景设想，落实近期的改革方案。
就这样，在中央政策的带动下，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开始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地商业的发展。
西北地区历来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各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
为了恢复和发展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这种贸易关系，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商业协作会议议商定，要在商业体制改革中打破省与省之间的界限，逐步做到按照经济区域和历史习惯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把西北地区的商业搞活。
为此，会议提出：
积极创造条件，筹建西安贸易中心。西北五省、区接壤的地区，除了统购统销和统配商品外，其他商品一律实行跨区供应，供货单位不论对于本省或外省，都要一视同仁。
在毗邻地区，省与省之间布票互相通用，不再办理兑换手续，待商业部同意后，可以在西北全区实行布票通用。
开展联营业务，举办地方产品专柜或门市部，开展竞争，繁荣市场。
加强商业情报和商业科技交流，定期交换资料，以便沟通情况，搞好市场预测预报，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同时，这次协作会议还广泛交流了西北商业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此次会议以后，西北地区商业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
在实行承包制较早的安徽滁县地区，在商业改革中也走在了前列。
在当时，滁县地区包干到户后，几年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率有了很大提高，商品经济发展很快。
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独渠道、多环节的农村商业体制已不适应，亟需改革。而从滁县地区的情况来看，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从事商业活动势在必行。
此时，滁县地区积极寻找发展商业的模式，公社搭桥就是一种。
在当时，滁县地区的一些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由公社与外地有关单位联系，销售出去。
在滁县地区的嘉山县津里公社，养鸭能手钱国辉、傅家国当年联合50户养鸭3万多只，除卖活鸭外，加工板鸭8000只。
后来，经公社搭桥，县食品公司与上海食品部门挂钩，8000只板鸭全部销往上海，每只板鸭比卖活鸭多收入2元左右。
与外贸部门挂钩，也是滁县地区发展商业的一个模式。当时，该区农民自动组织起来，加工或生产一些专业性很强、技术要求很高的出口产品，并与外贸部门联系外销。
滁县地区的嘉山县石坝公社街北生产队社员刘传运，有祖传加工小磨麻油技术，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传统的小磨麻油生产，靠与外贸部门挂钩，成功地将麻油销往港澳等地。
1984年全年，刘传运加工了7万多斤芝麻，仅加工的收入就达9000多元。
联户长途搞运销，又是滁县地区人民创收的一个绝招。该区嘉山县柳向公社盛产芦苇。
以前，全公社每年共编芦席4万多张，但由于交通不方便，供销部门不收购，致使席子卖不出去。
商业放开后，该公社有5户社员组织起来将4万多张芦席收购起来，运往东北销售，既使自己赚到了钱，又解决了全公社的难题。
贸易货栈是当时滁县地区解决农民卖菜难，城市人买菜难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当时，全区各地由公社干部牵头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营代购代销业务。
该区来安县三城公社盛产“三蒜”，即蒜头、蒜薹、青蒜，每年总产三四万斤。
面对如此高的产量，当地供销社收购不了，社员在当地卖不掉，而城市又很需要，却买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该公社由一名退休干部牵头，组织十几户社员，建立贸易货栈，成功地把“三蒜”外销了出去。
在商业一向较为发达的江苏省，在改革大潮中，也开始了对商业企业的改革。他们的做法是放宽对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的有关政策，积极扩大流通渠道。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秋季，正是雌蟹卵满，雄蟹膏肥，螃蟹上市旺季，江苏省又获得了一个螃蟹丰收的好年头。
然而，当时却出现了收购部门收不到，国营菜场缺货，集市价格高昂的怪现象。
以9月为例，南京市水产供销公司只去载重4吨的汽车一辆，多了不要。一个近200万人口的大城市，购进这一点点螃蟹，岂不是“杯水车薪”！
由于上年人工放流的蟹苗多，各地加强对幼蟹的保护，江苏省当年的产量高于往年。但开秤收购一个月来，仅完成收购计划的三分之一强，进入10月份以来收购量骤减。例如宝应县当年计划收购5000担，全县17个收购点，开秤半个月仅收购20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螃蟹丰收，而城市菜场供应缺货呢？
经过调查，有关部门发现是被三道绳子捆住了：第一是江苏省有明文规定，水产品不准议购议销；第二是价格不准浮动；第三是许多县供销公司参加了全省统一核算，经济上不能自主。
这三条绳子捆得水产供销部门动弹不得，不论在产区或销区，螃蟹都失去竞争能力。
为此，江苏省放宽对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的有关政策，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环节，使国营商业的流通渠道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省委和各级政府的努力，螃蟹流通渠道通畅了，农民的螃蟹卖出去了，市民吃到螃蟹了。
就这样，流通体制的改革使各方都获得了好处。
商业部门开展城乡商品互流
1982年6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
国务院做出的这一决定，是繁荣城乡市场的重要决策。为此，全国各地的商业部门积极组织各级批发、零售企业，运用多种形式，开展一场城乡商品互流的活动。
这种商品互流活动开展后，阻碍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货源问题，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都没有地方批发商品。
因此，加快商业体制改革，促进商业的发展，批发业的振兴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悄悄放开对批发行业的“紧箍咒”，想办法促进批发业的发展。辽宁抚顺就是一个例子。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抚顺地区农村商业网点增加了90%，其中集体和个体网点占的比例很大。
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抚顺地区有关部门组织市百货公司与石文供销社，办起了一个批零兼营的联合企业，使工业品的批发网点下伸到了农村。
这样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它适应了发展农村商业的需要。当时，抚顺地区农村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网点不足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在抚顺地区的新宾县，方圆4378平方公里，315个生产大队，约360个自然屯，就有148个生产大队或自然屯没有商业网点。
在改革伊始，抚顺地区政府认识到，农村商业、特别是农村集体商业必须来个大发展，同时也应适当发展一部分农村个体商户。
然而，因为当时抚顺地区的农村集体和个体商户多是小本经营，资金少，人不多，缺运力，只能短途进货，勤进快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发不下伸，全区各地的农村商业就很难发展。
石文联营批发部建立后，该地集体商户很快就由5户增至24户，个体商户原来没有，一下子发展到70多户，一些多年没有商业网点的屯子都有了小卖店。就这样，农村的商业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同时，抚顺石文联营批发部的建立，还扩大了抚顺地区工业品市场。
当时，后安和石文两个供销社的百货门市部，批发下伸前都只经营1600种商品。
批发下伸后，它们经营的范围增加了，经营品种分别达到2200个和2300个。
这样一来，原来在城市难销的商品，拿到农村就销掉了一些。这说明，批发下伸不仅有利于工业品下乡，满足农村需要，而且也有利于货畅其流，变呆物为活物，支持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于是，尝到好处的后安和石文两个供销社，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支持批发行业向农村的进军。
和辽宁抚顺的百货公司与供销社联营向农村网点批发商品相比，山东各地的做法则更进了一步。
在山东，为了方便队办商店进货，扩大工业品下乡，山东省牟平县商业局在偏僻山区水道公社设立了一个综合批发部，服务的主要对象是队办商店。
批发部从1982年的2月15日开业的仅几个月时间，就已销货60万元，经营品种1000个，深受社员群众的欢迎。
原来，1981年以来，在国家改革春风的号召下，牟平县社队商店迅速发展，到当年5月底，全县社队商店已达到503处。
而当时该县不少社队商店到县城批发公司进货，往返一次200多里，既不方便，又增加运费开支。
针对这种情况，牟平县商业局在离县城60多里远的水道公社设立百货、纺织、五交化、副食品综合批发部，使3个远离县城的公社商店就近进货。
这个批发部经营品种齐全，服务热情，批发起点低，社队商店随来随进。
很快，该县就有64个队办商店来此进货，节省了人力、物力，降低了费用开支。
和山东一样，山西各地也在把批发部开到农村，支持农业发展。
1983年初，在山西阳泉北郊河底镇，新开设了一个国、合联营批发部，专门为偏僻山区的基层社、分销店、知青点和个体商贩服务。
开张3个月内，该批发部就向70多家零售店和个体商贩批发商品90万元，实现利润2.5万多元。
河底原来是阳泉北郊的古老集镇，历来是物资集散地。但是，过去河底周围的东村、燕龛等边缘山区供销社，到阳泉市里进一次货，得跑五六十里地。把货进齐全，要跑21个批发部和仓库。
这样一来，等到把商品统一运回，分到分销店，摆上货架，最少得10天时间。
这种按行政区划搞商品批发的体制，人为地堵塞了流通渠道。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当地百货纺织、糖业烟酒、五交化3个批发站与河底供销社开办了联营批发部，国营商业出资金，供销社出人，利润三七分。
河底联营批发部一成立，就约法三章：
一没有批发起点约束，花色规格任意挑选；二不受营业时间限制，啥时进货啥时接待；三扶持小社小店，先进货后结算。
河底国合联营批发部由于是按经济区建立的，给基层社、分销店带来了生机。
过去经济效益不佳的燕龛供销社也打开了新局面，库存由17万元下降到14万元，提前40天完成了1983年的销售任务。
盂县清城一个个体商贩，三天两头骑上自行车来批发部进货，每次都在百元左右，他逢人就说：“联营批发部给俺打开了方便门。”
在城市工业批发业务走进农村，支持农业商业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农产品也开始走进了城市，农产品的批发市场随之而生。
安徽南陵县1978年后，市场开放，集市贸易日趋活跃，主要农产品粮、棉、油在完成国家统、派购任务后，允许进入市场。
1982年4月成立百货批发部。经营搪瓷、铝制品、钟表、缝纫机、鞋类、保温瓶、文化用品等2700余种。
大米、花草籽、山芋粉、荸荠、蜂蜜、药材、竹、木、柴、炭等农副产品远销苏、浙、川、湘和东北各地。
1983年前后，在商业体制改革之中，广东省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广州近郊建立了6个各具特色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方便了群众，活跃了物资交流，受到群众欢迎。
位于珠江畔的芳村水上塘鱼市场和水上水果市场，是广州历史上形成的水上交易所。然而，由于以前特殊的商业体制，致使这个两个具有多年历史的市场沉寂了。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商业体制改革的开始，这两个水上市场在沉寂多年之后，又逐渐恢复了起来。
开始时市场秩序较乱，有些治安和市场管理人员想把它关闭。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认为，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出现城乡农副产品多种交换形式。为此，市场的工商行政部门认为应当给以大力扶持，加强管理，做到有管有活。
1982年，工商行政部门在芳村成立了由工商所、派出所、港务监督等单位组成的水上市场管理小组，划出水上交易地段，定出管理制度，秩序很快好起来。
到第二年，这两个市场买卖兴隆，购销两旺，全市各地的小贩都来此批发水产品，平均每天上市的活塘鱼有几千斤，水果过万斤。
像这两个水产品批发市场那样，在当时的广州，还出现了很多其他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三元里家禽市场就是一家。
在三元里家禽市场，每天只见有成百上千个用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板车、以及肩挑手提的商贩，把家禽运到这里，既批发又零售，成为广州市一个主要的家禽集散地。
就这样，大批分散在农村各地的鸡、鹅、鸭直接进入广州，由于家禽的货源扩大又减少了环节，市场价格逐步做到稳中有降。
随着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兴旺，广州的小贩们终于不用为货源发愁，而市民终于可以吃到了可心的农产品了。
当时，像广州这样由农民和个体户进城搞农产品批发的还有很多。
在南京，每日深夜，一辆又一辆驮着活鸡、活鸭的自行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汇集到长江南岸的建宁路一侧，这里的家禽批发夜市很快便热闹起来。
这个市场是当时南京市几个农副产品批发集市当中的一个，它的成立还有一个过程。
原来，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从苏北盐城、淮阴、南通等地区，运活家禽等农副产品到南京销售的个体贩运户越来越多。当时，这些个体贩运户们都希望南京能有个专营批发的“中转站”，以方便他们把到手的货物顺利批发出去。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适应这一需要，于1982年7月以后，陆续在长江大桥脚下的建宁路、水西门和下关车站办起了经营家禽、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在批发市场上，当地的个体销售户和长途贩运专业户自由接头，商定批发价格，然后由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过秤成交。
就这样，许多长途贩运专业户在到南京的当天就可以把贩运的农副产品整批售完，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损耗。
正是有了各种形式批发模式的兴起，国务院提出的商品城乡互流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实现，既方便了城乡人民的生活，更促进了城乡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商业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商业企业是整个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商业领域的“霸主”，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商业领域。
在当时，国有商业企业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是各级行政的附属物，企业吃国家、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已经成为商业企业久病的病症所在，严重阻碍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针对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有商业企业实行调整和改革。其举措是：实行扩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1年，国有商业企业推出经营责任制。
根据不同商业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如实行利润留成，超额分成和折账制分配制度等。
到1983年，全国商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门点达到10.3万个，占全部门点的56.6%。
对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的同时，国家还对集体商业企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恢复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地位、任务、作用；改变经营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多种形式经营责任制等。
通过对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的改革，使“两权”开始分离，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企业和职工的两个积极性有所发挥。
天津市蔬菜总公司，就是此次商业企业改革的一个成功典型。
1980年9月，原天津市蔬菜总公司副经理张士珍，就零售商业的贪污问题，给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
很快，姚依林就给张士珍回了信，姚依林在信中指出，要通过研究商业体制改革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商业企业的分权问题。
收到姚依林的信后，天津市领导很重视，由市区结合，进行三种办法的试点：一是由上缴利税改为交税；二是搞收支包干；三是搞超额利润提成。
在天津市领导的推动下，天津市蔬菜总公司进行了改革试点工作。
很快，天津市蔬菜总公司的改革就取得了成效，它调动了职工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收入。同时，职工中互相监督，贪污浪费情况也有很大好转。
在推动国有、集体商业企业发展的同时，允许个体经济进入商业领域，是这个时期商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
在各类商业企业的带动下，各地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曾经无比繁华的上海，在沉寂了多少年以后，在改革的春风里，又让人依稀看到了当年“大上海”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传统的“生意经”搬了出来，一项项服务项目恢复起来。
这些“生意经”的恢复，一改过去供销社“脸难看”的局面，给上海的商业带来了繁荣。“上门服务”率先恢复。如洗染店上门收送衣服，中药店代客煎药送药，菜场营业员给孤老、病残顾客送菜，理发员到床前给病人理发，五金店上门修锁、开锁，玻璃店下里弄配装门窗玻璃等等。“拆整卖零”，花样繁多。“生意经”恢复后，上海市场上，有零卖、零剪、零拷和零配。袜子、手套可以配一只，缝衣针、纽扣可以买一枚。在有的油盐店，花一分钱可以买到一小包咖喱粉或者胡椒粉、五香粉、鲜辣粉。“一卖多带”，越带越多。绒线店代打毛衣，医药店代量体温、血压，陶瓷店代客在瓷杯、瓷碗上烫金、凿字，煤炭店帮助居民修理煤炉。
在“生意经”恢复的同时，上海的很多行业都开始活跃起来，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水果行业就是一个例子。
在当时，为了使水果保质保鲜、快进快出，上海果品杂货公司在加强计划采购供应的同时，又在传统的水果集散地十六铺设立了一个交易市场，市区交通方便的地段又设了5个代理分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水果店、待业青年开的商店和几百个个体有证摊贩，被批准进场，销售水果。
这些小商贩可以向直接携货来上海的果农、商贩采购水果。每到入冬，橘、柑、橙、柚等水果源源涌到上海，交易市场的橘柑价格一度跌到国营牌价之下。
在商业繁荣起来后，上海的夜市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当时，在夜市的带动下，上海全市12个区有70多家日夜服务商店，还有一批早晚服务商店。
而闹市区的淮海中路在开放周末夜市的基础上，有88家商店天天晚上营业到20时，而且行业配套，吃、穿、用齐全，顾客购买称便。
在上海商业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职工收入水平提高，各类商品，尤其是高档商品开始畅销了起来。
有些商品如服装，款式流行快，淘汰也快。1981年冬年轻人爱穿滑雪衫，1982年却是羊皮、麂皮和仿皮的猎装、夹克衫风行了。
在商业日益发达起来后，上海的商业从业人员还开始了提高业务能力的学习。
例如，家用电器闯入人们生活领域后，家电销售火爆了起来，这就要求营业员懂得商品性能、使用方法，还要会操作示范，以指导消费。
面对新情况，新歌电视机商店的营业员经过训练，不仅熟悉各种牌号、规格的电视机，而且会拆会装。
顾客上门先到试看室，营业员边讲边帮挑选，并附赠简明易懂的说明书。
在买去电视机发生故障后，新歌电视机商店的人员还可以上门免费维修。
由于服务到家，信誉好，不少顾客慕名来到新歌电视机商店前来购物。
商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推动了中国商业从传统的简单“卖产品”，向“卖产品、卖服务”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商业领域在初步解禁的情况下，获得了重大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商业体制改革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二、不断深化
●杨天受首先说：“古往今来下面馆，交了钱就可吃面。可是，现在有的面馆吃面条还要经过‘批准’呢！”
●田纪云在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和全国供销社主任会议上说：“国营大中型企业要积极探索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具体形式。”
●张继斌反复强调说：“股份制就是自己努力挣饭吃，不靠国家给饭吃。不是‘铁饭碗’，而是‘泥饭碗’”
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5月2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举国关注下召开了。
在会上，各位代表纷纷谈到商业改革的问题。
当时年过八旬的天津代表杨天受先开话题：“古往今来下面馆，交了钱就可吃面。可是，现在有的面馆吃面条还要经过‘批准’呢！”“这事我碰见过。”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戴念慈说道，他讲了一段出差广东的见闻：
有一次我下馆子，和我同去的老马急于赶火车，掏出车票为证，苦苦哀求服务员先给碗面条吃。
临近开车时才得到回话：“老马，你要的面，批下来了。”
老马犯难了：不吃吧，白排半天队；吃吧，耽误赶路……
戴念慈的话语惊四座。
北京、上海的代表也在议论：多少年来，人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许多东西都要经过几级批发站，层层批条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爱要不要，就这一堆。
奇闻不奇，弊病出在商业体制上，不改不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应民众之需，继续展开了对商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21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地方、中央各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97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同志主持。
全会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接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认为：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他高兴地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作为全面指导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概念。
在此以后，从1985年至1991年末，是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商业体制改革在前一阶段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打破地区封锁建立新模式
1985年前后，随着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影响商业改革全面深入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那就是商品的地区封锁。
当时，在全国的一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外地的商品不让进入本地或者本地的一些商品不让向外调运现象很普遍。
商品的地区封锁既不利于方便人民的生活，更不利于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因此，打破封锁，实现商品自由流动已经是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商业经营模式，以打破商品的地区封锁。
1986年，河北省唐山市供销社系统打破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城乡和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当时，唐山市供销社系统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购销联营，即产区和销区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利润分成。
如市副食品公司与新疆联营经销西瓜，实现购销联营后，西瓜的地区封锁被打破了。同时，损耗比联营前降低19%，费用率降低19.2%，一下子，市副食品公司盈利4万多元。
合资经营也是唐山市供销社系打破地区封锁的一个模式。当时，唐山市供销社系的一些企业，在原料产地或销售、加工地，与有关单位联合搞合资经营。
如丰润县供销社和北京崇文门烧鸡店联营，合建京润土副产品批零商店，促进了崇文门烧鸡在两地的自由流动。
唐山市供销社系统在打破地区封锁中，还注重利用建立长期的稳固的进货、供货关系。
当时，唐山市玉田县供销社几年来与20多个省、市、区的100多个单位建立了进货、供货关系：他们与北京菜蔬公司签订了为期5年的大白菜供货协议；该县亮甲店供销社还和北京和平门副食品商场签订长期肉、禽、蛋供货合同，北京方面则拿出2万元帮助他们建冷库。
建立了进货、供货关系，产品的地区封锁被打破了，企业的利润也上升了。1986去，玉田县供销社农副产品外销额达4000多万元，获利120万元。
和工厂联合，直接购进日用工业品，供应工业原料。这样可以减少工业品流通环节，更加有效地打破地区封锁，降低商品流通费用。
唐山滦南县供销社和天津、辽宁、浙江等地的一些企业在本县建立了联营批发站。
一些供销社还和一些生产厂家建立了固定供料关系。
有了这种固定的关系，产品不愁进到，原料不愁卖掉，地区封锁给商业带来的阻碍被降到了最小，这给唐山滦南县供销社带了巨大的好处。
在改革之初，农产品的紧缺还是很严重的，因此，联合广大农民，走专业合作生产的道路，也是唐山供销系统实行打破地区封锁的一个模式。
在当时，唐山滦南县供销社联合当地400多个养貂专业户，建立了水貂生产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解决了不少一家一户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合作社则获得了第一时间买到产品的好处，可谓是双赢。
和唐山的各种经营模式比，走横行经济联合无疑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模式。
1986年3月，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横向经济联合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时间，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促进改革深化，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相继涌现，横向经济联合范围扩大，初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网络，横向经济联合已成为各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统计，仅1986年各地区、部门、企业之间达成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就有5万多个，物资协作金额达260多亿元，融通资金20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同时，不同层次、形式多样的企业之间的联合体大量涌现。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册登记的各种生产经营型经济联合体约有3.2万多个，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经济联合组织达5700多个。
通过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组织企业之间的联合体，可以打破条块分割，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协作生产，推动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和企业改革的深化。
地区间的横向经济联合体，还可以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实现产品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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