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思想的人文之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约瑟夫A.马洽列洛（Joseph A.Maciariello）,（美）凯伦E.林克莱特（Karen E.Linklett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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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思想的人文之光试读：

前言

本书所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学学习方法的结合。作者之一是管理学教授，是管理系统、成本管理和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另一位则是历史学家。两个人的共同之处是与彼得·德鲁克都有私交，并且对其著述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们对德鲁克著述的共同兴趣也正是该书写作的缘起。当我们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时，我们就逐渐意识到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高瞻远瞩其实有赖于对人文学科及其目标的深入理解。德鲁克自己就曾认为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将其直接与人文学科关联起来。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探寻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论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以历史为背景、从实践出发来探寻这一概念的基础。我们自己深信，如果人们能够在商业运作实践中时刻追随德鲁克所设定的愿景，那么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也许会给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更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带来一些希望。

本书的第1～3章旨在界定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第1章重点阐述多个不同的人文学科如何影响了德鲁克的管理理念。德鲁克构建了一个道德社会的愿景，该社会由有效运作的各类机构组成，他对神学、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在第2章中，我们分析了管理学教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被人为地割裂所带来的代价。第3章探讨的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对人文学科和一般管理学做出的贡献。由于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学和德性理念作为驱动力的，所以我们就探讨由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引发的关于价值观、品格和伦理的一系列问题。正如人文教育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塑造有德性之人，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也不可能无视这些概念。

随后的章节主要讨论将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运用到实践中所面临的4个主要课题，即联邦主义（第4章）、人的维度（第5章）、领导力（第6章）和社会生态学（第7章和第8章）。本书不讨论管理的具体职能领域，比如营销、运营、会计、财务和信息技术，也不包括针对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的详细研究。相反，本书将通过上述4个课题将管理实践和人文学科联结在一起，从而为探索人文学科和管理学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在关于联邦主义的那一章中，我们所揭示的是政治哲学对于现代组织的意义。在第5章中，我们会引用宗教和启蒙理论来探讨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的概念性框架的必要性。在第6章中，我们借用美国历史，以亚伯拉罕·林肯为案例来阐述德鲁克关于有效的领导力的概念。最后，我们在第7章和第8章中通过对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探讨来评估社会生态学家的作用。

德鲁克认为，《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推而广之的联邦主义是“美国对西方思想具有持久影响的贡献”。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美国宪法的通过过程中所进行的辩论触及了所有人类组织在进行结构设计和政策制定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进行的权衡。如何面对这些困难、如何进行权衡以及如何应对合理分配权力和进行组织结构设计，这些都将在第4章中予以讨论。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虽说这些个人都可以表现得像天使，但他们经常做出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人们提供领导力，帮助他们完成组织的使命。第5章的主题就是人们在工作中所展现出的特性，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为组织使命的实现提供行政领导力，这是第6章所讨论的话题。

最后，德鲁克称自己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身为社会生态学家，其工作是打造并维持一个社会，其中各类机构都能有效运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生态学家能够预计到社会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断裂，并且通过兼顾持续性和变革性的流程来管理好这些断裂。从本质上讲，社会生态学的实践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实践，其目的在于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各类组织各司其职，有效运作。鸣谢

对于“彼得·德鲁克文献基金会”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彼得·德鲁克”这一商标，我们深表谢意。ServiceMaster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威廉·波拉德从本书起步时就为我们提供了愿景和资金支持。德鲁克研究院在其执行董事里克·瓦尔茨曼的指导下开展了这个研究项目，从而使本书得以出版，在此，我们也对其深表谢意。德鲁克研究院主任扎克·弗里斯特帮助我们组织了专业的活动来推广本书所包含的理念。Emerald集团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彼得斯和Emerald旗下的作者们大开绿灯，允许我们对发表在Emerald杂志上的文章进行改编，那些文章都是与2009年11月19～20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德鲁克大会相关的。

LevelFiveMedia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史蒂夫·亨泽尔曼帮助我们为本书做了很好的定位。诺克斯·休斯顿是我们在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社的编辑，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一直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和麦格劳-希尔的高级编辑主管帕蒂·阿莫罗索以及与该书有关的所有印刷组成员合作。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克莱蒙特(Claremont)大学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管理学院的詹妮·达罗克教授，她在看过我们的初稿后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德鲁克学院的贝尔纳黛特·兰贝思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在此对其深表谢意。埃米莉·特伦特帮助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德鲁克知识库”，在过去两年间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在此也一并感谢。

本书作者凯伦希望能够借此感谢她丈夫乔治的耐心。她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感谢与她一起经历生命中一段艰难日子的她的手术医生、肿瘤医生，同时感谢与本书另一位作者约瑟夫一起撰写本书之时给她提供帮助的所有人。

本书作者约瑟夫在此希望能够感谢鲍勃·比福德和邵明路在过去两年间在研究项目方面所给予的支持。他也希望在此能够感谢克莱蒙特学院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在这段时间所给予的友谊和所做的祈祷。最后，他希望能够转达自己对妻子朱蒂的爱意和感激，在他和本书作者凯伦合作期间，是妻子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庭重任。

导论

我们仍然无法真正懂得如何将人文学科和管理关联在一起。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影响——要知道，婚姻，纵使是最糟糕的那种，也足以让双方有所改变。——德鲁克

2008年后期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震醒了全世界，公司监管问题成为众多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政府急急忙忙地开始拯救陷于困境的公司，失业率持续高涨，大量工作被外包，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却高得令人咋舌，对不符合商业伦理甚至是违法的商业实践的指责不绝于耳——很显然，在美国公众眼里，企业领导者已经彻底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道德感、价值观或基本伦理。

美国企业管理阶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最近出版的不少专著和文章对此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答，这些专著和文章包括吉姆·沃利斯的《重新发现价值观：华尔街、主街和你所在之街》、乔纳森·塔西尼的《贪得无厌：自由市场、企业巨盗和对美国的掠夺》。

那么，是我们培训经理人的方法不正确吗？或者是像沃利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丧失了是非观？而塔西尼则将一切归罪于美国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崇拜，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吗？究竟是什么让整个经济和组织领导力罹患重症？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彼得·德鲁克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指导经理人，使之尽可能地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对于权力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遴选和培训有效的经理人，他显然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最急切的担忧是组织必须关注人的问题；组织必须赋予每个个人以社会地位、职能、社区感和目的性。从这一情境来看，所有组织中对人的管理必须基于对人的本性和文化或共有价值观及道德的理解，沿用德鲁克的原话，也就是要考虑关于“善与恶”的各种问题。

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企业的使命陈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种伦理规则，但是，很多人仍然会认为有关“善与恶”的话题最好被限定在神学或者哲学研究的范畴内——不要带进董事会。但是，德鲁克坚持认为组织需要价值观。考虑到公众眼中的商业形象，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理人和企业主管究竟看重什么，为什么？如果说组织是与人相关的，那么人究竟该从哪里获取自己的价值观？

要针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地看待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这一论断。尽管他从未完整地定义过这一概念，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早就构想出了一种关联——承继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人文艺术传统与一个组织实实在在的日常运作之间的关联。

将人文学科和管理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文化价值的培植和坚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文学科的训练一直强调对文明社会中关乎高贵道德品质（善或恶）的信念、行为和观点的培育。如果管理果真如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包括在组织中开发大家共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其实际意义对于当今时代的所有组织而言都是极为深远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挽回美国企业的声誉提供一幅新的蓝图。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人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从一开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来的世俗大学，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课程加以调整。但是，对于远古传统价值的强调，以及为了实现“人的完善”这一目标而将道德价值世代相传，这一切始终是人文艺术理想的核心。

在美国，宗教性的人文学院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欧洲先驱为楷模建立的，当然它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过调整，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学院也通常会要求其学生通过某种形式的人文学科培训，目的是促进“人格发展”或者灌输道德价值。

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但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文化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在西方社会，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越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共同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的问题。

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里”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会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的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度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用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用的帮手”的地位。由于这些“被雇用的帮手”除了对自己，无须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用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1]

在《管理：使命、责任、实践》再版书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力，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

德鲁克深信，在当今这个社会，管理学在维持人文学科的充沛生命力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从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看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联。人文学科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智慧和自我认知，而管理则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人文学科’将在其中再一次赢得人们的认同，产生应有的影响，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事实上，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加以实践，能够让管理学回到其最初、最符合其本意的专业地位。

[1]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如果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管理学必须重新回归人文教育的最初理念，而这些理念对于商业中有关“专业性”的概念以及德鲁克关于“博雅之人”的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管理学人文化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象牙塔”般的学院与商业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人文学科传统的历史沿革通常包括为“真实世界”培养政治、法律、医学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将经典的人文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融合到一起，这是美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从最初清教徒殖民者——利用哈佛大学来培养社区领袖，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希望那些被遴选出来管理国家的人能够拥有共和精神的美德。

关键之一是重建人文学科和管理学之间的关联，恢复两者之间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在本书第1～3章中，我们会给大家展示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思想框架，随后是探讨管理学和人文学科曾经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后来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该部分最后将整体性地回顾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潜在贡献，以及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可适用之处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展示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如何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这部分主要聚焦于实践者们通常会遇到的五个主要问题：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在社会上）对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人类存在的本性以及对管理的启示；领导力；“社会生态学”，即为识别潜在威胁和把握机会而对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进行观察的过程；创新和技术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在涉及这些话题的每一章，我们都会展示某一人文学科如何通过提供不同的视角，提供一面新的看问题的棱镜，以及丰富管理者对其诸多责任的认知，来帮助管理实践者提升绩效。

那么，为何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管理学是人文学科呢？书中会提供很多案例，但是这里我们特别介绍四个称得上是管理失败的特定事例，这些事例为我们在当下这一关键时刻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四个事例从根本上显示，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会给当今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关于权力的教训：高盛的“大而不倒”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专著《大而不倒》（2009）一书在描述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谈到了权力集中问题。正如索尔金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掌管着美国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者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使整个全球金融系统脱离了正轨，而美国联邦政府在分散或遏制其权力方面完全不作为。没有任何案例比高盛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明显地展示出了权力高度集中、根本不受监管的这一状况。

基于2008年颁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很多公司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高盛也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2009年4月偿还了10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在同一年第二季度公布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达30多亿美元。高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所拥有的深远影响力在华尔街是路人皆知的，但是接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紧急援助，加上《滚石》杂志调查记者马修·塔伊比所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使得这个投资银行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曝光在众人眼前了。2010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开始对该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展开公开调查。美国证监会（SEC）特别控诉高盛向投资者出售抵押贷款衍生产品的行为，这些衍生产品是由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帮助选择并进行包装的，而该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也在对赌这些证券产品的价值会下降。高盛在2010年7月与SEC达成了协议，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同意支付5.5亿美元的罚款。

高盛在买卖双方所获得的巨额盈利，一部分来源于对其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巧妙利用。公司从抵押借贷协议（一揽子贷款衍生产品，即统称的Abacus）的交易双方都获取了高额利润。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与零售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扮演既推荐又贬损某一投资产品的双重角色，攫取双重回报。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盛利用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整合了无数包含衍生品在内的交易，这些交易极为错综复杂，其中很多都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书将会讨论的案例，即该公司卷入2010年的希腊债券崩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表明高盛的行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使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各类组织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问题。

德鲁克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也发现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有关联邦主义的概念）可以用来作为在组织内部控制权力的一种方法。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可以为我们探索组织内部权力的本质提供很多机会。在人文领域的众多研究中，尤其是在那些分析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其主题都是人追求权力以及滥用权力的倾向。每一个曾读过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写于1513年的作品的主题就是有关权力的（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到马基雅维利的论断所隐含着的负面意义：他为严苛的统治者寻找正当理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尤其是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够帮助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权力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在本书中，我们会聚焦于18世纪美国宪法的拥护者们所信奉的联邦主义理论。德鲁克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移用到现代工业组织中。他对此的实证描述也充分表明人文学科的某一领域如何有助于当今的各个企业意识到以高盛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严重问题。

人性带来的教训：英国石油公司扭曲的价值观

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位工人丧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石油泄漏事件。同年5月下旬，英国石油公司试图阻止钻井口泄漏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尽管到了同年6月，公司终于能够开始收回泄漏的石油，但是很显然该事件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不断有报告登载许多令人心碎的照片，展示了全身浸满石油的海鸟和被彻底破坏了的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由此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也在不断上升：路易斯安那州渔民的潜在收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美国南部沿海的各个区域早先就已经遭遇到了经济衰退，如今更是因为丧失了大量旅游生意而雪上加霜。在经过几个月试图阻止石油泄漏的努力之后，英国石油公司最终在2010年9月19日将油井堵住了。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要处理好这一环境灾难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英国石油公司对这一事件的回应以及从随着灾难的不断发展人们所逐渐掌握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切都表明该公司的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英国石油公司对于每天可能泄漏的石油数量的预估后来被证明远远少于钻井的实际泄漏数量；该公司的官方数据宣布每天泄[1]漏的原油大约是20万加仑，但是根据第三方科学家的估计，实际泄漏数量可能高达每天50万～100万加仑。最初，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了一种化学分解剂来分解原油；这种化学品被证明会毒害到水生贝壳类动物的生存，因此很多人开始担心使用这一化学品会给那些受雇来清理海湾的工人们带来负面影响。

但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英国石油公司总裁托尼·海沃德对该事件的回应。海沃德大大地缩小了这次泄漏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认为只不过是“非常一般的影响”，并且说清洁工人之所以会生病，更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而不是由于化学品的影响，他还制作了一页广告，在上面充满遗憾和委屈地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恢复原状。”所有这一切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负责的公司掌门人的表现，他应该表现得充满歉疚才对，也无怪乎他随后就被撤了职。比英国石油公司在这次泄漏事故的回应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该公司早就有理由怀疑“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台会出问题。该公司后来向国会调查员承认，在爆炸和随后的泄漏事故处理中他们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无视这次事故发生之前钻井表面就出现过的一些不寻常现象，决定继续钻探。看来，英国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就劣迹斑斑，经常不顾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人类和整个环境造成的伤害。而根据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说法，该公司确实存在“严重的、系统化的安全问题”。

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这些麻烦究竟有多大，显然还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从这一可怕的事件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很显然，石油泄漏展示出了一旦丧失了价值观，后果将会多么严重。对利润的一味追求，在这一事例中，是指无休止地攫取地球资源已经彻底压倒了对于逐利行为给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展现的所有方面当中，人的一面是最重要的。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德鲁克有关管理是形成一个由各类机构所组成的道义社会的方式这一整体概念中，强烈的犹太-基督教教义是其重要基础。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因此，我们强调德鲁克管理理念中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该根源更多的是汲取于宗教和道德哲学方面的人文学科。这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传统也同样能够帮助管理者意识到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理解管理者自己所做出的运营决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并且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自己除了个人欲望或者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具体要求之外，还要对其他事情负有应尽的义务。

德鲁克发现，儒教伦理有关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同样适当于一个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根本准则包括：

·对（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根本关系的清晰定义；

·关于人们言行举止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组织，而且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各个职能和关系；

·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的组织伦理，事实上，这样一套组织伦理如果希望能够被视为得到高度重视的伦理，那就需要将使每一方的利益都得以优化的行为界定为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使所有的关系都是有建设性的、互利的、和谐的。

很显然，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更多地援引了历史上人们对生活中“善”与“是”的探求，这一概念需要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清晰界定。将哲学智慧融合进管理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再度发生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号噩梦之类的人为灾难。

[1] 1加仑（美）≈3.79升；1加仑（英）≈4.54升。

领导力教训：丰田问责制的缺失

2009年10月，各大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失控了的汽车”的报道，报道说丰田汽车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加速。迫于舆论压[1]力，丰田汽车公司发布了召回通知。市场上一家汽车安全咨询公司记录了2000起突然加速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243人受伤。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车型，而是涉及公司旗下热销的凯美瑞、普锐斯、塔库玛以及坦途，还有雷克萨斯系列的几款车型。媒体报道了发生在遇到突然加速问题的车主身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新闻报道给这家汽车制造商曾经闪亮的品牌声誉笼上了一层阴影。

丰田向来以制造高质量的汽车闻名于世，因此这次召回事件对于这样一家将其品牌与可靠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但是，在召回以及突然加速问题的处理上，丰田公司的管理团队却把情况搞得一团糟，最终发展成一场公关噩梦。公司的主管们在各个层面都未能展示出有效的领导力，包括他们对加速问题报道的最初反应以及他们对于客户问询和要求的处理方式。

对于消费者对汽车突然加速的抱怨，丰田的最初反应是告诉车主们拿掉座位前面的脚垫，说可能是加速踏板被驾驶员座位下的垫子给压住了。2009年10月，公司召回了几款车型，更换了脚垫，声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了脚垫的汽车仍会毫无预示地突然加速，政府也开始关注了，认为该公司可能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10年1月，丰田再一次召回汽车，这一次是更换汽油踏板，而不再是脚垫了。在这次召回中，公司承认确实存在一个与加速踏板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丰田很多车型中的加速踏板有可能突起，从而使汽车因加速而失控。

尽管进行了很多次召回，但是丰田汽车突然失控的事故仍然没有停止，这就使得不少人开始猜测，真正的问题在于由软件操控的汽车刹车系统。最终，在2010年1月，丰田中止了所有相关车型的销售。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NHTSA）称，2000年到2010年5月中旬，大约有6200次与丰田汽车突然加速有关的客户投诉；这些投诉包括89次死亡事故，比起先前报道的要多得多。

2010年2月，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着手调查丰田通过召回来解决汽车失控问题这一决策的时间安排是否恰当。基于那次调查，美国交通部（DOT）裁定丰田公司违反了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的调查揭示，丰田公司早在发布召回通知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汽车加速踏板存在问题。而且，该公司没有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在五天内将该问题汇报给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考虑到丰田公司的过失行为，该机构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单，这是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有史以来针对汽车公司所执行的金额最大的民事处罚。

丰田管理团队在很多层面上都未能展示出诚信和有效的领导力。首先，他们未能及时地、毫无隐瞒地承认加速踏板突起的问题（而且未能根据要求及时告知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这就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一个确实存在的安全隐患。领导力方面的诚信不仅仅是指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承担应尽的责任，也包括要尽可能地缩小一个组织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正如政府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丰田公司的主管们已经知晓加速踏板存在突起问题，但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拖延采取行动，反而责怪脚垫和车主自身的行为。

其次，消费者通常并不太了解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对于突然加速这一问题，丰田公司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经销商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而在最终意识到加速踏板存在问题并发布了召回通知后，丰田应该马上解决这些召回的汽车所暴露的问题，而事实上，该公司并没有制订计划来修理这些汽车。

最后，面对突然加速问题导致人们丧失生命或受到伤害的情况，丰田领导层死板的回应让美国民众感觉到该公司的冷酷无情；丰田公司曾经拥有高品质的企业形象，而现在看来它不过是另一个贪得无厌的企业，不断利用美国消费者谋取利润而已。对于这些企业领导人而言，利润和增长显然比提供安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更加重要。

丰田家族第四代长孙丰田章男，在2010年2月出席了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他说，“坦白地说，我担心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过快了”，以至于牺牲了品质。

德鲁克深信领导者要有诚信和正确的价值观，要致力于员工的发展，并且强调绩效和结果（当然不仅仅用金钱来衡量绩效）。对于高效领导力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分析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历史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在实际行动所体现出的领导力。不管是分析历任总统所做出的决策，还是分析社会抗议活动中的领头人，或者过往历史上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人们对于领导者的历史性研究总是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面对由于所处环境变幻莫测而产生的许多艰难决策。在丰田的案例中，该公司主管层能够对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进程有一个粗略的理解，并且明白该运动的领导者如何推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对20世纪早期工业化组织的革新，这就足以让他们明白，在早期就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些汽车失控问题是必要的。丰田章男的话说明该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丧失了有效的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1] 2009年10月的召回是在2007年9月因脚垫和加速踏板问题召回基础上扩大范围进行的。

社会生态学/创新带来的教训：梅西煤矿无法与时俱进

2010年4月5日，西弗吉尼亚州的蒙特考尔，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发生爆炸。最初的报道是说有25名矿工当场死亡，救援人员试图寻找到4名失踪的矿工。焦虑万分的家属和镇上的人们祈祷能够听到有关这些失踪者的消息，4天后，眼看着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破灭了，人们的努力逐渐从救援转向恢复生产。这次甲烷爆炸导致了29人死亡，使得上大支巷煤矿事故成为40年来美国最为惨痛的煤矿事故。

煤矿开采本身就充满了各种风险。这类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需要时刻关注工作环境的变化，随时掌握那些可以降低风险的新技术，了解与工人安全相关的行业趋势，了解其他外部或内部机会之所在，包括公众认知的变化。德鲁克创造了“社会生态学”这一专用术语来描述对于这些因素的系统性评估。梅西能源公司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生态学的洞察，因而无法看到最终引发爆炸事故的预警迹象。

在西弗吉尼亚悲剧发生之后，媒体报道说在爆炸发生前一年，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就已经被检查出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安全准则，包括对38项通风要求违规以及37项有关现场有明火材料的批评。联邦调查局对公司进行了犯罪调查，指控该公司存在玩忽职守现象，并对公司代表曾经贿赂联邦矿产监察代表的传闻进行调查。公司总裁唐·布兰肯希普写于2005年10月19日的一份备忘录被公开了，这份备忘录表明该公司主管曾经警告其下属只管“多挖煤”，除此之外漠不关心。因为“只有煤才能替我们付账单”，这导致公众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声此起彼伏。

早在上大支巷煤矿事故之前，梅西能源公司的安全记录就曾经引发了不少问题。2008年12月，一批机构投资者共同起诉了梅西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指责他们违背了监管职责，其中部分原因是后者忽视了许多安全问题，导致了工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尽管最后该集体诉讼被驳回了，但是这次诉讼使得公众掌握了不少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包括布兰肯希普的管理理念和风格。有许多证据表明，在布兰肯希普的管理下，梅西能源公司总以利润为先，甚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另外，布兰肯希普奢靡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广为人知的，这种生活方式完全由公司高额的薪酬待遇来支撑。由于这样一种“盈利底线最重要”的思想弥漫在梅西能源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中，该公司只聚焦商业的一面，那就是利润，因而忽视了影响其陈旧经营模式的一系列因素。

最明显的疏忽就是梅西能源公司总是牺牲员工的安全来强调“多挖煤”。尽管已经有许多安全违规项存在了，但是公司仍然不愿意承认上大支巷煤矿所发生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有力的证据表明，该公司在其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趋势，公司工作环境变得极为危险，迟早会导致悲剧发生。梅西能源公司的管理层同时还不承认有关煤矿生产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量证据。在2008年召开的煤矿行业大会上，布兰肯希普认为那些报道全球气候变化的记者是在捕风捉影，在很多场合，他都将环境保护主义者称为“绿色狂人”。当然，布兰肯希普作为一名首席执行官，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令人咋舌的报酬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府进行TARP救援计划之后更是令公众愤慨不已；在一个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时代，大肆挥霍企业资产显然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自己的公司刚刚发生了一次致使29名工人命丧黄泉的可怕事故。2010年12月，布兰肯希普宣布自己将会在年底退休。

为了践行社会生态学，德鲁克要求管理者意识到变化是一种常态；管理者必须时刻意识到断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对于自己所在组织的各项活动来说可能预示着威胁或者机会。在如何敏锐地捕捉到并理解这种会给组织造成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外在变化时，社会学科带给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经济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管理者提供帮助，并不仅仅是指从财务角度来理解运营。200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展示了理解当代（以及古典）经济学给当今管理者所带来的裨益，其获得者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奥利弗·威廉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获奖是基于他们对帮助人们理解公司和公司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深入研究了当地自主组织在管理财产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她证明了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除了私有化和政府管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机制可供选择。威廉森的研究指出了组织需要让市场力量来做决策的时机以及管理者应该施加影响的时机。许多现代经济理论都涉及人的决策过程所起的作用，因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评估自己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位置。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梅西能源公司的领导层在其日常煤矿运营中能够理解经济学或者另外一个相关联的人文学科的话，事态的发展又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布兰肯希普和该公司其他高管并没有意识到其生意并不只是“多挖煤”；它关乎对运营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和人的代价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对于能源生产和使用以及企业责任的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一社会趋势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西能源公司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悲剧也许能够成为从整体上改变这一行业的推动力之一。有人已经预计，这次灾难会引发新的安全监管，增加新的环境限制，增强对整个煤炭产业的公开审视。如果梅西能源公司能够践行一些社会生态学方面的知识，在关注自身运营的同时也能关注自身以外的大趋势，将可能减缓变革给这个行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结论

界定管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大意义，德鲁克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考虑到人文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文学科和专业教育在美国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教育管理者，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将管理作为一门专业。通过让我们的学生和管理者接受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并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地扩展人的能力，从而能够以一种无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担负起管理责任。

人人皆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位观察家，他总是试图“看到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在1993年8月10日与鲍勃·班福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将其对美国文明的反思和盘托出：

在两周后于阿斯彭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人，我想我恐怕会变成一个极不受大家待见的人，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今天凌晨三点钟，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你恐怕不会知道我需要靠不断祈祷才能摆脱深深的绝望感，而且到现在我仍未能摆脱掉这种绝望感。是的，我明白，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到了绝望这一事实才是唯一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1]

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人类需要精神价值是为了塑造文化。在其第十章“今日的人类情形”中，德鲁克探寻了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能融入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人们已经掌握了足以从肉体上和道义上摧毁自身的知识。”在此，德鲁克所特指的是行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这些知识能够“将人类转化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该机器受恐惧和其他情感因素驱动，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和原则，没有同情心，没有自尊以及没有人性的存在”。对于这种现象，德鲁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精神价值的帮助，从而指导大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因为掌握了全新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去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德鲁克本身就深受自己所接受过的人文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能够看到社会和管理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维度。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为他的观点找到确凿可靠的实证性和历史性证据呢？我们认为能。经济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就深信美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精神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的获取和平等分配：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以往所获得的财富的集聚，美国平等主义理念的未来将会激发全美人民的能力，将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全新的平等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既包括俗世方面的，也包括宗教方面的，但精神（或者说非物质的）上的不平等问题，如今同物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

在《资本主义的灵魂：开辟通往道德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记者威廉·格雷德认为，完全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整个社会的广泛的价值观”，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人文目标捆绑在一起。

社会学家罗伯特·武德诺在对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试图将宗教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调和在一起的努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不只是德鲁克，还有很多人，已经在商业和管理世界的日常运转中考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并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归人文理念事实上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一次体现出其对于“真实世界”的价值。此起彼伏的企业丑闻，高高在上、毫无道德感的公司高管，所有这一切激发出了反对管理作为一种专业而存在的公众情绪；正如这篇导论所给出的四个简短案例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众多其他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变革的呼声清晰可辨。管理学如果想要挽回作为一门真正的职业的声誉，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付诸实践：将对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作为管理学的基石，并不断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管理者行为来示范这些文化价值观。

[1]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第1章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起源

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来自彼得·德鲁克的著作。

德鲁克曾经说过，他自己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强调管理学应该聚焦于人和权力；聚焦于价值观、结构和体制，以及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的责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管理中将管理学视为一门真正的人文学科”。不过，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其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最早陈述出现在1988年，当时他说：“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也应该隶属于人文学科。它不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技能，它不能只关注结果和绩效。”后来，[1]在1989年出版的《管理新现实》一书中，他是如此解释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观点：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学科”（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力，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

根据德鲁克的观点，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借助的是有关知识和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表现为一种自我发展的形式，人们通常将其定义为人文艺术传统。在第2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传统及其历史沿革。一言以蔽之，人文艺术教育通常强调的是在人文学科、科学、数学和艺术方面覆盖范围更为宽泛的训练。尽管学习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会涉及灌输价值观、培育人格或者培养良善公民以及教授更广泛的有助于实际操作的技能，例如批判思维和分析能力。在很多方面，人文教育总是通过解释自己不提供哪些教育来对自身加以定义的，说到底，人文学科是不提供职业培训的。人文艺术学院经常强调其课程主要是为生活中更高层次的道德问题提供解答，而不是为特定[2]的职业去培训本科生。德鲁克关于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也回应了下述理念：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应该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会涉及实践和具体应用的，也就是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包括了当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到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训。

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众多学科的综合，包括神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德鲁克所说的社会生态学。通过对德鲁克一生和其管理学著述的回顾总结，我们首先要研究几个促使他提出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看法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让我们逐步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理论中的特定知识来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个人发展等议题。

[1]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2] 达特茅斯学院关于古代和现代研究的丹尼尔·韦伯斯特项目表明，该项研究的目的是“从古代和现代的视角来探讨永恒的道德和政治目的之类议题”。2009年的开题演讲者是安东尼·克朗曼教授，他是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一书的作者。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与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些要宏大，其研究的主题包括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人们因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联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学到的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

德鲁克认为，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

在由经济人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一个新的社会最终将会崛起，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个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的目标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经济平等同样就会变成可能。

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

[2][3]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的。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

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真空的社会，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勉强维系在一起。

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呢？在德鲁克看来，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如果中产阶级精英统治这一“美国信条”不在公司有所体现的话，那么该组织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除非工业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成员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和目标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的目标和模式之间有关系，否则，工业社会本身将无法有效地运转，甚至无法存续。

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型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的。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例如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

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

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须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是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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