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鑫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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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传：鉴湖越台名士乡试读：
前言
当满载着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乘客的“盛世号”邮轮渐渐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港口离开的时候，“沿海上丝路，讲中国故事”活动的序幕就慢慢拉开了。“盛世号”邮轮，2017年5月21日从意大利启航，历时37天，到达终点——中国厦门，其间途经希腊、阿联酋、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等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让游客体验古丝绸之路绵延万里的文化与历史。
在邮轮航行中，中国的演出团队围绕“丝路·缘”“丝路·乐”“丝路·舞”“丝路·秀”“丝路·味”“丝路·画”和“丝路·歌”等七大主题，分别从与“丝路”有关的故事、音乐、舞蹈、美食等方面演绎中国文化元素。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嘉年华集团主办。活动中，绍兴市承担的“丝路·秀”主题，是以丝绸、青瓷、书法、越剧为主要展现元素，采用声、乐、舞等形式串联成一台时长40分钟的演出。绍兴的演出于6月12日—16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至马来西亚槟城段航行的“盛世号”舞台上进行。
绍兴的整场演出分为“序·丝路之源”“丝路江南·绸”“丝路江南·曲”“丝路江南·瓷”“丝路江南·墨”“尾声·丝路江南·恋歌”等6个篇章进行展现。第一幕“绸”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法，以蚕吃桑、蚕吐丝的意象，展现丝路的起源；尾声部分通过对小提琴《梁祝》的歌舞演绎，展现破茧成蝶、飞过沧海的升华意境。绍兴的演出力压群芳，绍兴的参与更表明了绍兴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
说到丝绸之路，自然会联想起两位绍兴古人。一位是西汉时的绍兴人郑吉。郑吉在西域打败匈奴以后，汉宣帝命他既护鄯善以西的南道，又护车师以西的北道。从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道路，都由他来领护，故号称都护。在中国历史上，都护一职的设置，就是从郑吉开始的。从此使西域“三十六国之人，皆为汉朝天子之臣民，三十六国之河山，皆入汉朝之版图，西域之一统于中国，由此始焉。”汉丝绸之路自张骞始，由郑吉成。
另一位绍兴人是明朝的马欢。马欢，字宗道，别字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明会稽人。回族，通波斯语，信奉伊斯兰教。三次（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跟随郑和下西洋。
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全书2万余字，对郑和使团在各国活动的一些情况，如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贸易与先进技术的推广，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对亚非国家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崇仰，绘画、建筑、雕刻艺术的交流，珍奇动植物的传入等做了重要的记录，学术价值极高。马欢的记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指南，可以说是商人海上经营的操作手册，其贡献是巨大的。
研究绍兴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不得不说起一条河，那就是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在2014年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殊荣的取得当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海港口有三个，分别是浙江的明州港，福建的泉州港，广东的广州港。而连接京杭大运河到明州港的枢纽河就是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是浙江省境内的一条运河，西起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东至宁波市甬江入海口，全长239公里。运河最初开凿的部分为位于绍兴市境内的山阴故水道，始建于春秋时期。西晋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挖西兴运河，此后与曹娥江以东运河形成西起钱塘江、东到东海的完整运河。南宋建都临安，浙东运河成为当时重要的航运河道。航运是浙东运河重要的功能。由于杭州湾潮水来势凶猛，因而古代浙东船只多取道浙东运河前往杭州。那时浙东运河曾经成为王朝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瓷器等出口产品通过浙东运河运往宁波，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海外。日本、越南、高丽等地的产品也通过浙东运河运往京城。外国使节也往往从宁波登岸，再经由浙东运河前往临安。明代，宁波成为接待日本贡船的唯一港口，贡品通过浙东运河前往京师。除了官方贸易之外，沿浙东运河的民间航运同样发达。
绍兴不但是丝路航运枢纽，而且是丝路物产的重要原产地。秦、汉、三国时期，绍兴成为全国4个最大的麻织中心之一，又是全国铸镜业的中心。两晋南北朝时期，会稽郡“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越绫“比绢方绡，既轻且丽”，被认为是衣料之上品。成熟的越窑青瓷从原始瓷中脱胎而出，从此流行达千年之久。
南北朝以后，杭州湾南岸的海塘全面竣工，绍兴平原北部的河湖网整理成形，农业生产获得重大发展。丝绸业异军突起，越绫越罗风行全国；制瓷业崭露头角，越窑青瓷远销海外；纸张和茶叶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手工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早在南北朝时期，绍兴的米酒就已由勾践时代的浊醪演进为“山阴甜酒”。隋唐时期，越州有“醉乡”之称。宋室南渡之后，为了满足酿酒业日益增加的需求，绍兴农村中种植糯稻的面积占到全部农田的60%。绍兴城中出现了“酒垆千百家”“酒满街头”的酒乡景观。明代，绍兴酒远销京师，品种又有增加。至清代，酿酒作坊遍布山阴、会稽城乡，酿酒业进入“越酒行天下”的全盛时代。
明清时期，绍兴农村中仍普遍种桑养蚕。至清末，绍兴府继续保持着浙江四大丝绸生产基地之一的地位。宋代以后，脱胎于日铸茶的平水珠茶渐负盛名，在清代风靡欧、亚、美各国，19世纪后期，年出口量达到30万担。会稽平水成为浙东茶叶的主要集散地先后达200年之久。
绍兴自古就是中国通向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地理位置靠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毗邻上海、宁波、舟山等海上交通枢纽。作为外贸大市，绍兴已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年进出口额近350亿美元，尤其是出口额近300亿美元。绍兴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缔结友好关系的城市已达23个，其中建立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关系的城市13个，签订友好备忘录的城市10个。
当我认真研究了绍兴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以后，觉得现在绍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枢纽城市的目标是有充分根据的，也是会取得成功的。
然而我写作此书的目的，还在于告诉世人，绍兴这个“一带一路”枢纽城市还有很多魅力，还有许多故事：绍兴是一个江南古城，有5000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城市建设史；绍兴是书画之乡，书圣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兰亭雅集，万世流芳；绍兴是戏曲之乡，绍兴戏曲种类丰富，戏曲艺术长盛不衰，曾被艺术家称为中国的“戏台”；绍兴是名士之乡，毛泽东有诗为证，“鉴湖越台名士乡”；绍兴是江南水乡，人们喜欢用“东方威尼斯”比喻绍兴的水乡特色。
绍兴的文化地位是什么？我觉得还是用一位学者的话来总结比较恰当，那就是“江南古城看绍兴，江南文化看绍兴，江南风情看绍兴。”这也是《绍兴传》希望努力讲清的绍兴故事、绍兴文化特色和绍兴情怀。第一章古城历史悠悠长
从嵊州小黄山文化算起，绍兴有考古依据的人类活动时间已经有一万年。从河姆渡文化开始，迄今也已有七千年之久的历史了。虞舜、夏禹在绍兴的众多传说和古迹遗存，反映出绍兴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中国文明时代的肇始阶段也占有重要地位。古人说：“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圣，越兼其二焉。”禹六世孙夏后帝少康封其子无余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辟草莱而居焉”，无余始建越国。
越国经历20余世后至越王允常，越国开始发达起来，并与北方吴国开始了争霸之战。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后，将都城迁至琅琊，成为春秋最后一霸。公元前222年，秦大将王翦平定江南，越君降秦，越国灭亡。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绍兴为会稽郡，隋唐、北宋时期，绍兴称为越州，南宋始称绍兴府，民国初期实行省县制，后设绍兴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称绍兴地区、绍兴市。
绍兴不仅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时期，绍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等以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为宗旨，组织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创办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发动皖浙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绍兴就有了党的活动。以后建立了浙东革命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进行了抗击日寇侵略和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迎来了绍兴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绍兴积极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农业、工业、第三产业比较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绍兴走在市场经济的前列，以乡镇企业为载体，提前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目前绍兴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杭州湾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先行地区。史前时期
绍兴地处宁绍平原西部，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西接杭州，东连宁波，北濒杭州湾。绍兴倚山面海，南部有会稽山盘踞其地。会稽山麓以北，直至杭州湾，是广阔的平原地带，称为“山会平原”。山会平原东起曹娥江，西至浦阳江，总面积约580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充足，四季分明，气候适宜。文明之光
1.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存。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位于嵊州市甘霖镇上杜村小黄山，属曹娥江上游长乐江宽广的河谷平原地带。2005年发掘时，揭露面积近1000平方米，出土了石磨盘、陶器等数百件文物。陶器多属夹砂红衣陶，器壁粗厚，平底器、圆足器居多。器物主要有盆、盘、钵、釜、罐，尤以盆、盘、钵较为常见。小黄山遗址距今有近万年，其中1件高76厘米的石雕人首，距今约九千年，应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人首。发掘时，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方形或圆形的储藏坑，个别坑底放置石磨盘。排列有序的圆形柱坑，应为半地穴式房屋建筑。还发现稻属植物硅酸体，证明其时已栽培或利用了水稻。
2.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存。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隶属城厢镇湖湘村。离遗址西南约7公里处是钱塘江与浦阳江交汇处，钱塘江往北再折向东流入东海。遗址南北均为低矮的山丘，南面为连绵不断的会稽山余脉。跨湖桥遗址发掘时清理出建筑遗迹7处和25个灰坑，出土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还有少量的木器、骨（角）器、木构件、彩绘陶片和古动物、古植物遗存等。
陶器以手制的为主，轮制的和轮修的也有一定比例。质料主要是夹碳陶和夹砂陶，其次为粗泥陶和磨光黑陶，夹蚌末陶、红陶数量较少。大部分陶器为黑色，且系分段制作，然后再粘接成器。有的陶器在颈部与口沿连接处外侧附加上泥条，形成口沿向外弧凸的形状。器型有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种类主要有釜、罐、豆和圈足盘等，此外还有钵、甑、小罐、支脚、器盖及纺轮等。器物装饰多见于釜类，其他器物则以素面居多。纹饰有拍印绳纹、刻画、捺印、堆纹及彩绘，以竖向和斜向交叉拍印形成的菱格状绳纹最具特色。彩绘纹样有条纹、曲折纹、十字纹、太阳形纹等。
石器主要是锛，还有少量的磨盘、镞、璜等。木器有锥、镞、杵、器柄和桨形器等。骨（角）器有耜、锥、匕、哨、针、镞、勾勒器、梭形器和锯形器等。
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出土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该独木舟呈梭形，其舟体和前端头部基本保存完好，舟体后端出土时已经残缺。残存全舟长度为560厘米、宽53厘米、舟体厚度3—4厘米，船舱深仅存15厘米。经检测，独木舟距今年代为八千至七千年，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早又最长的独木舟遗存。河姆渡出土：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蝶形器
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八千至七千年，是绍兴地域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3.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存。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迄今为止宁绍平原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河姆渡遗址位于余姚丈亭区罗江乡河姆渡村。该遗址地处宁绍平原南缘，南靠四明山，北临余姚、慈溪平原地带，位于山地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略呈缓坡倾斜。由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有亚洲象、犀牛、猕猴、红面猴遗骸，其中的象、犀现在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的森林中，而猕猴、红面猴是欧亚大陆热带、亚热带的典型动物。这些哺乳动物在此处出现，说明河姆渡当时的气温略高于现在。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沼泽和山地交接，正是当时河姆渡人生存环境的特点。
河姆渡遗址发掘时，出土的文物有石、骨、木、陶、玉等质料制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共六千多件，还发现一大批动植物遗存和木结构建筑遗迹。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栽培稻谷遗存。大量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等稻作遗存出土时，颜色鲜黄发亮，外形完整，连谷壳外隆脉和稃毛也清晰可见。河姆渡遗址是距今约七千年的绍兴地区文化遗存。
在绍兴地区陆续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还有距今约四千至三千五百年的马鞍仙人山和凤凰墩文化遗存；距今时间约六千年的杨汛桥寺前山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都代表了绍兴地区新石器时期的文明星光。舜禹遗迹
舜是我国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舜因出生于姚墟，故姓姚。虞舜之“虞”是古国名，舜曾任虞国首领，故称虞舜。“舜”是他死后的谥号。舜双目重瞳，故取名重华，字都君。皮色黧黑，身材不高。舜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一位“圣王”，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楷模。舜与绍兴有不解之缘。在绍兴地域有许多关于舜的传说和故迹，如舜江、小舜江、象田山、舜哥山、指石山、舜桥、舜井、虞舜行宫等，余姚、上虞、柯桥有大舜庙。
舜留在绍兴的最大精神财富是：“孝行天下”，孝成了绍兴最主要的民风民俗，像“孝女曹娥”这样的孝道故事，在绍兴层出不穷。
夏禹，尊称大禹，名文命，字高密，生于西川石纽（今四川北川县羌族乡）。夏，是部落名，姓姒氏。禹，系受舜禅后的称呼。
大禹与绍兴关系密切，除了大禹在这里娶妻生子，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以外，大禹一生中的不少重要事件，与会稽有密切的关系：
禹会会稽。禹会诸侯于会稽之事，《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在大禹大会诸侯的时候，发生了禹斩防风氏的故事。防风氏是防风国（防风部落）之君，也是一位治水英雄，在防风部落有很好的口碑，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但大禹召开诸侯大会的时候，防风之君却迟到三天，为了严明纪律，大禹把防风氏杀了，从此也可以看出大禹执法的严厉。虞舜像大禹像
禹禅会稽。大禹受命而登天子位，巡视江南，“禅会稽”，即对会稽山进行封禅。管仲说大禹“封泰山，禅会稽”，就是视会稽山与泰山为同等地位。
禹葬会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十年，帝禹东巡游，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墨子·节葬下》载：“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看来大禹葬在会稽是确凿无疑的。
从以上三件大事中，可以看出大禹与会稽关系之密切。大禹在会稽有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故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古迹。根据绍兴历代地志记载，在今绍兴、上虞、余姚和萧山等地，大禹遗迹多达二十五处，为全国其他地域所罕见。最重要的就是大禹陵，即大禹下葬之处。大禹陵之称，始于明代，是合陵、祠、庙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在夏朝初期已经有禹庙，“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少康悲禹祭之绝祀，乃封庶子于越。”可知禹庙最早建于夏启在位之时（公元前21世纪前后），并开始祭禹。越国时期
夏朝少康帝儿子无余，是越国的开国之祖。《史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经过长期的发展以后，到春秋早期，越国开始强大，但在齐楚等强国面前，越国始终处在被挤压的地位。春秋中期越国仍是楚国的属国，并与吴国矛盾加深。吴越矛盾的发展，最后导致越国灭吴称霸，再历100多年后，被秦国统一。
越国时期，是绍兴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越国臣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黍、赤豆、稻、麦、大豆等粮食作物，发展蚕桑业和养猪、鸡、狗等畜牧业，出现了专业化养殖场，淡水养鱼开全国先河。手工业中的冶炼业、纺织业、酿造业、造船业、建筑业、制陶业，技艺精湛。所铸越剑名闻天下。先进的青铜兵器铸造工艺从越国传至楚国，进而至中原。陶瓷业和酿造业同样在我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绍兴也由原来的荒蛮之地跃升为富庶之邦。允常称王
越国到春秋晚期越王允常时，同时沦为楚、吴属国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允常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君王，他为越国振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与楚国、徐国结盟，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吴国。在吴强越弱的情况下，积极应战，力图摆脱吴国的奴役。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开拓疆界，开创越国的霸业。
由于允常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力逐渐强大，他开疆拓土，使越国的疆界向北拓展至今江苏昆山、上海嘉定一线，向西拓展至今江西余干。越国都城本在会稽山腹地嶕岘，即现在的平水一带。嶕岘，是开国之君越王无余的都城。允常时，把都城迁到了埤中。埤中在今诸暨东北方向的店口、阮市一带。这里其实是一个攻打吴国的军事堡垒，因为这里离吴国更近。
吴国对于越国的觊觎早在阖闾的父祖辈已经开始。阖闾的父亲吴王余祭曾起兵攻打越国，越军战败，许多将士被俘。吴军对抓到的俘虏施以刖刑，即割断脚筋，使之成为阍人，即看门人。派去看守吴军在江边的战船。这些被俘的越人不甘被奴役，总想寻找机会，进行反抗斗争。乘吴王余祭去视察战船之际，看门越人将他刺杀。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争战。越国对于吴国的进攻，虽力图抵抗，但是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总是敌不过吴国，只好屈从于吴国的威力，接受吴国的城下之盟，成为吴国的“贡赐之国”。
降服越国后，吴国开始与楚国争霸。公元前506年的冬天，吴国发动了春秋时期规模空前的一场战略决战——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亲统大军，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参加指挥。在这次战争中，吴军乘战船溯淮水西进，越过蔡地后，将船只停泊在淮河岸边，弃舟登陆，以奇袭的战术，经豫章向西，直逼汉水东岸，顺利突入楚国腹地，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北）大败楚军。吴军一鼓作气，五战五胜，一直攻进楚都郢。楚昭王仓皇出城西逃，奔至随国。
柏举之战，吴军虽大获全胜，却迅速撤军，没有能够占领楚国的土地。这一方面是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讨来救兵，另一方面是因为吴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阖闾之弟夫概为了夺取权力，率兵先回吴国，自立为王）等原因。更重要的是越王允常的乘虚袭击吴国本土，并迫近吴都，直接威胁了吴国的安全，才迫使吴国从楚国郢都退军。
允常袭吴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这次战争，越国打了胜仗，摆脱了对吴的从属关系，越国从此由一个附庸小国走上了与强吴抗争之路；其次，它使越国的疆土北拓至今江苏昆山—上海嘉定一线。允常堪称越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越王勾践剑会稽之耻
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卒，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为了报复越国9年前的偷袭，乘越王允常刚死，子勾践新立之机，亲率大军，从陆路伐越。结果在槜李被勾践打败，吴王阖闾战死。
吴王夫差即位以后，一方面扩充军队，日夜练兵，以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努力积蓄钱粮，充实府库，以加强经济实力。伍子胥又致力于动员民众的工作，吴国积极进行着发动攻打越国战争的一切准备。春秋战国·伎乐铜屋春秋战国·提梁铜盉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悉发精兵击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紧追不放，包围了残余越军。
当时，吴军兵临城下，越国危在旦夕。越国谋臣文种和范蠡表现出清醒的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文种和范蠡提出了向吴国卑辞厚礼、忍辱求和的方针，主张“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见大势已去，接受了文种和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前往吴国求和，并表示愿意“勾践请为臣，妻为妾”。
和议使越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被迫接受了极其苛刻的屈辱条件。公元前492年，根据吴越双方和议的条件，勾践不得不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勾践原来要文种陪他一起去，让范蠡留守国内。但是范蠡极力自荐陪勾践去吴国，《国语·越语》记载，范蠡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勾践同意了范蠡的请求，改由文种守国。所以，从公元前492年勾践入臣于吴到公元前490年赦免回国期间，越王勾践“举国政属大夫种”。
勾践入臣吴国，处境确实是极其危险的，伍子胥几次进言杀勾践以绝后患，夫差也几次说要赦免而不实行。勾践之所以能安全返国，这中间固然有范蠡和勾践的巧于周旋，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种源源不断地向吴国贡献玉帛、女子以贿赂太宰嚭。灭吴称霸
公元前490年，勾践被赦归国。战争的惨败，3年事吴的奴仆生活，给越王勾践以严酷的教育；会稽之耻的切肤之痛，使越王勾践立志要报仇雪恨。勾践说“今孤之怨吴王，深于骨髓”，恨不得同夫差接踵而死，交颈而亡，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但是，勾践看到如今越国国破军残，物匮财尽，田畴荒芜，百姓流亡，“自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只有抓住时机，全力以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才能转死为生，反败为胜，报仇雪耻。
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获赦归国后，吴王封他以“东西百里”之地：“东至炭渎，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其地大致是东至曹娥江、西至钱塘江、南至会稽山地、北至后海即杭州湾，包括今浙江萧山、诸暨、绍兴和上虞的境域范围。这是一块狭窄的生存空间，但这历来是于越部族的聚居中心。勾践就是在这弹丸之地开始演绎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灿烂篇章。
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府库充盈的基础上，越王勾践在人民和士兵中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训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20年以后越国再次强大起来了。春秋战国·青铜汤鼎春秋战国·青铜编钟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会盟，数月之后，估计吴军已到黄池，越王勾践抓住战机，乘虚而入。“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合计4.9万人，于六月十一日开始伐吴。守卫姑苏城的是吴国太子友，由于精锐部队已全部北上黄池，姑苏城守军不足万人，激战三天后被勾践攻破，太子被俘。吴越议和以后，停战3年。
公元前478年春，吴国由于前一年大旱，仓廪空虚，发生了大饥荒，饥民多就食于东海之滨。越国决定大举攻吴。到公元前473年，经过前后三年的围困，吴都早已粮尽援绝，吴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勾践把握战机，遂于同年十一月指挥越军对姑苏城发动总攻击，守城吴军一触即溃，几乎未经战斗，轻易进入吴都，很快占领了姑苏全城。
灭吴战争结束以后，越王勾践乘胜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确立霸主地位。《史记》记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当时还保存着天下共主名义的周元王于是派人“赐勾践胙”（祭祀时供过的肉），“命为伯”（命为诸侯之长）。这样勾践就取得了合法的霸主地位。
徐州之会是勾践成为霸主的标志。越国灭吴后短短几年时间，终于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据《国语·吴语》记载：“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故《淮南子·齐俗训》说，越王勾践这时是“南面而霸天下”。
越王勾践为进一步称霸中原，巩固和发展霸业，把都城从会稽迁徙到琅琊（今山东胶南）。当时，越国势力及于淮北。北起今山东琅琊，沿海而南，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和全部苏南地区，安徽的皖南地区，江西的东境，浙江全境，南抵福建，东临大海，北临齐、鲁及泗上诸小国，西与楚为邻，南与百越接界，成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东南诸侯大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会稽郡）时期
秦实行郡县制后，分天下为36郡，以原吴越旧境置会稽郡，设郡治于吴（今苏州）。西汉时期，会稽郡治在吴（今苏州），领山阴等20余县。直到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吴、会分治，钱塘江以北置吴郡，郡治仍在吴；钱塘江以南置会稽郡，郡治设于山阴。会稽郡的体制一直延续到隋统一之前，前后共800多年。这段历史，对绍兴来说有两次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一次是秦始皇、汉武帝强行驱赶越国移民到绍兴的周边地区，并把北方汉人迁入绍兴，客观上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改造了绍兴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筑鉴湖，使长期遭受洪水侵袭和咸潮浸渍的绍兴北部沼泽平原变成万顷良田，旱涝保收，加上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手工业方面，山阴、会稽两县成为全国铜镜的制造中心。东汉末期，在上虞小仙坛陶瓷窑场首先烧造出青釉瓷器，此后曹娥江两岸瓷窑林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遍及山阴、诸暨等县，大唐帝国又作为大宗外贸产品经扬州、明州远销海外。
第二次文化融合是东晋“永嘉之乱”之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许多士族大姓携宗族、部曲、宾客及同乡同里南迁，随从一户南迁的往往有千余家。会稽远离战乱，社会安定，兼山川秀丽，成为北方士族大姓安家落户的理想之地，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局面。这是绍兴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时期。这次融合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且迁入会稽的多为名臣和文化名士，如王羲之、谢安等，又有高僧隐士如竺潜、支遁等，促进了传统文化和佛学的繁荣，使会稽成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秦始皇南巡大越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将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郡辖地包括今江苏省镇江以南，南至今浙江省金衢盆地。秦在越国故土这片土地上，县的设置大体分两次进行，一次是秦置会稽郡时称大越；另一次是在秦始皇南巡，上会稽、祭大禹时改大越为山阴。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带领其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南巡会稽。从咸阳至云梦泽（在今湖北），望祭虞舜后顺长江东下，到达今安徽当涂东北的丹阳，东南行抵达钱唐（今杭州）。秦始皇渡过浙江（即钱塘江），经诸暨，于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登会稽山，祭大禹，望于南海，刻石以颂秦德。秦始皇为加强和巩固秦朝对大越的统治，除更名大越为山阴外，还采取移民措施。然后，复经诸暨、钱唐北返，至会稽郡治吴。
秦始皇南巡会稽时，将他在越地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刻在石头上，立在越地，以此来表明始皇帝对越地教化和统治的决心。秦始皇令李斯作文并书颂秦德的这块刻石，后人称之为“会稽刻石”。《会稽刻石》文，一直在越国故都流传下来。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把越国看作可以倾覆秦王朝的潜在力量。于是，废除大越之名，更名为山阴；强迫移民，把于越人民迁移到远离他们聚居中心的今浙西和皖南地区，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同时，还把汉族罪人充实大越故地，以防备东海外越支持越国遗民的反抗，加强秦王朝的专制统治。另外，还严禁越俗，进行风俗治理。
总之，秦始皇从军事、政治、经济到社会习俗对越国进行全面封杀，大批于越人民不得不逃离故土，四处流散。会稽刻石吴会分治
东汉开始，杭州湾以南的原越国中心区，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地方豪族势力抬头，把越国故都设立为会稽郡治成为山阴县人民的一种政治要求。而会稽郡地域范围过大，政令不便传达，要求合理地设置郡级行政区划，使吴会分治成为势之必然。至顺帝时，会稽郡人终于提出分郡治理的要求。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朝廷决定以钱塘江为界，南为会稽郡，北为吴郡，实行吴会分治。钱塘江以北13县属吴郡，会稽郡治由吴迁至山阴。会稽郡治移居山阴以后，使山阴成为浙东、闽北的行政中心。江南大都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北方人士避居南方。会稽远离战乱，风景秀丽，土地肥沃，鉴湖流域水旱无虑，成为南迁人士理想的落户之地。
大批的入迁人口，为当时会稽经济的开发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一时期会稽人民不仅改进了耕作技术，学会了施粪肥，还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了许多水闸、塘堰，进一步保证了农业灌溉。这时农作物的产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会稽成了南方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当时的会稽，纺织业普遍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诸暨产丝绸质量很好，专门供应东晋朝廷。嵊州是藤纸的主要产地，藤纸也是朝廷必需的贡品。南朝齐时上虞人谢平以善于炼钢闻名，他创造了“杂炼生鍒法”，把生铁、熟铁混杂起来冶炼，练就的钢质量很好，被后人尊为“中国绝手”，用镜湖水为原料酿造的会稽米酒盛极一时，“女酒”的酿造就始于此时。
当时会稽的商业也十分繁荣，山阴道上，商旅往来不绝于途。会稽为全国绢、米、纸等物品的交易中心。
会稽的城市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东晋初年，诸葛恢出任会稽太守，晋元帝司马睿置酒饯行时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不仅对诸葛恢寄予厚望，同时也清楚地表达了会稽的重要地位。南朝刘宋年间，朝廷设置“东扬州”，州治就在会稽，会稽成为浙江五都（会稽郡、东阳郡、永嘉郡、临海郡、新安郡）之首府。
南朝陈代时，因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以及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政务日益繁杂，官府决定在会稽境内实行山（山阴）、会（会稽）同城分治。于是，会稽就以城市中心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为界线，一分为二，东部设置会稽县，西部设置山阴县。从此，一城二县的历史沿袭了上千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会稽，是继越王勾践建都复兴以后，绍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韩康伯在《王述碑》中说，会稽是晋王朝“皇基所托”的“泱泱大邦”“都会殷负，提封百万”，足见当时会稽之繁盛。隋唐北宋（越州）时期
隋唐时期，全国行政区域由郡改州府。绍兴由会稽郡改为越州。隋唐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北移，但越州仍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五代十国时期，绍兴属于吴越国，吴越国建都杭州（西府），绍兴为东府。北宋年间，绍兴还称越州。隋唐时期，绍兴经济发展，越绫越罗闻名天下，越瓷中的秘色瓷是全国最高档的瓷品。这期间绍兴的书法、绘画等艺术文化有新的发展，到北宋的时候，越州成了纸张生产和印刷的中心。杨素筑罗城
杨素（544—606年），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名臣、诗人、军事家。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杨素被加封为上柱国、越国公。开皇四年（584年），杨素官拜御史大夫。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豪族纷纷起兵反隋。越州高智慧、婺州汪文进等都僭称天子。杨坚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众讨伐平叛。杨素镇守越州后，认为“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为防止地方豪族的再次起事，杨素征集大量民工，着手坚固城池，这是绍兴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垣修建工程。工程总体上是先修后筑，据《越州图经》《会稽掇英总集》等记载，先是修筑城垣，在越国勾践小城的基础上稍加扩充，规模由小变大。其修建的方法是，先在卧龙山下建筑子城，子城设陆门4、水门1。西、北两面都以卧龙山为城，不设壕堑，东、南两面设有城垣。子城东西高2丈2尺，厚4丈1尺；南高2丈5尺，厚3丈9尺，周围达10里，但由于西、北两面以山为城垣，故城垣的实际长度只有5里许。再在越国大城的基础上修筑罗城，扩建为周围达20里250步，设陆门、水门，作为子城的屏障，供军事守备之用。这样，隋王朝在绍兴的统治更加稳固了。
杨素筑罗城后，山阴城的轮廓就基本确定了。今绍兴城环城路，就与罗城城垣基本相合。杨素筑罗城，是山阴城自范蠡建城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城市修建。从此，“民赖以安，后人称颂”。元稹治越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曾任监察御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等。
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823—829年），元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其间，元稹奏请朝廷罢免明州海味进贡，减轻浙东诸地赋税，深受百姓拥戴。组织会稽、上虞两县修筑海堤，改良土壤，兴建上虞夏盖湖。关心农事，根据农事节气，提早派遣官吏下乡督促指导农业生产，体恤民情，赈济贫苦饥民，深得百姓爱戴。
在公务之余，元稹放意游乐吟咏，聘文士为幕僚，常与身边幕宾流连于稽山鉴水之间，讽咏篇什动辄盈卷。被称为“兰亭绝唱”，曾冠绝一时，名闻朝野。又与杭州刺史白居易“竹筒传唱”，歌咏稽山鉴水，在当时被传为文坛佳话，也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赞美越中山水的诗篇。有名的诗篇如《以州宅夸于乐天》《赠乐天》《寄乐天》《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游云门》等。在龟山尚留有永安寺、东武亭等遗迹。
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吴越东府
吴越国是唐末五代时期称雄江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创立者为钱镠（852—932年）。吴越国统治的时间大致与北方的“五代”相并列，因此，吴越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末大乱及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时期，其政权本身实际上就是藩镇割据的产物。但是，吴越国由于采取了较为明智的策略和正确的军事方略，以及保境安民、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其统治的区域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以越州为行都，在越州置东府，称吴越东府。五代时的吴越国，除了与吴杨氏和南唐李氏时战时和、互有胜负外，大部分时间休兵息民。因此，境内百姓尚能安居乐业。
吴越国的统治政策，归结起来说，表现为政治上，“立足杭越，奉事中原”；外交和军事上，“远交近攻，对抗淮南”；经济上，“发展生产，保障国用”；城市建设上，“广建城池，加强防御”，体现了吴越国致力于“保境安民”、维护钱氏家族统治的基本方略。
在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越州地方政治则着力于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社会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持续的繁荣和发展。范仲淹知越州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少年时期，范仲淹家境贫寒，但他却很有志气。范仲淹曾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在今山东邹平县南）中苦读诗书，每天，范仲淹只能煮一盆薄粥果腹，他把粥分作4块，早晚各吃两块，艰苦度日。然而，范仲淹治学，经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据说他5年没有脱衣服睡过安稳觉。由于范仲淹勤奋学习，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为官清正，敢于直谏，关心朝政，曾力主“庆历新政”。由于他大胆揭发吕夷简等人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因而得罪了权贵，多次遭贬。
宝元二年（1039年）7月，范仲淹满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之情，赴越州任知府。上任不久，范仲淹就兴办府学，邀请当时著名学者李泰伯来越州讲学。在范仲淹的影响下，下属官吏也开始重视教育，“一时郡内多置学宫，聘名儒主之”。
范仲淹曾在越州卧龙山疏浚废井，得泉甘而色白，夏天如咀轻冰，冬天如得阳春，命名为“清白泉”；并把官署厅堂改名为“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并自撰《清白堂记》，以宣扬清白而有德义的官师之规。
范仲淹还大力褒扬越州历史上爱国名臣范蠡、诗人贺知章等人，重视保存越州文化古迹。范仲淹在越州一年余，他关心民众疾苦，体恤贫弱寡孤，并经常用自己的薪俸周济贫苦百姓，深得人民拥戴。范仲淹离任后，越州人民于州治所前兴建“希范亭”，碑题“百代之师”以示纪念。南宋元明清（绍兴府）时期
南宋时期，因宋高宗曾在越州驻跸，以州治为行宫，建炎五年（1131年）正月，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废绍兴府置绍兴路，治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上虞、余姚、嵊县、新昌8县。明太祖丙午年（1366年），改绍兴路为绍兴府，仍设8县。清朝时仍称绍兴府。“靖康之难”，北方难民大量南迁，引发了移民潮。这是绍兴历史上第三次民族融合。经过3次民族大融合，南方越人完全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中。统治中心的南移，使钱塘江南岸又一次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绍兴一带又遇上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南宋时期，绍兴作为首都临安的后方基地，加上人口的激增和土地的不断开垦，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普遍采用“仲秋种麦、春种八谷”的两熟制和大小麦与苜蓿轮作制。制茶业进入全盛时期，产量居全国第一。植桑养蚕遍及乡村。纺织业成为全国基础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绍兴地望为世所瞩目，与金陵（今南京）互相抗衡。
明、清两朝，绍兴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并广泛采用双季稻栽培技术和一年三熟制。加上地方政府重视陂塘堰闸的修建，粮食产量不断提高，成为江南的“鱼米之乡”。手工业方面，纺织、酿造、制茶、锡箔业繁荣，平水珠茶已大批出口欧美及东南亚地区。与之相适应的商品市场、钱庄典铺及交通运输也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绍兴开府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朝兵分两路南下，渡过黄河，直抵汴京城。闰十一月下旬，汴京城破，宋徽宗、宋钦宗和朝中百官成为金军的俘虏。次年四月，金军押着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妃、百官3000余人和搜刮而来的大量金银财物席卷而去，北宋宣告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难”。
金军围攻开封前，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奉命赴河北召集军马勤王，得以侥幸逃脱被俘的命运。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各地，四处躲避。同年十一月，他南下暂住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初，金军逼近扬州，宋高宗一行仓皇渡江，经建康、杭州，于十月抵达越州。金兵穷追不舍，宋高宗只好继续东逃，由越州至明州，又由明州登船入海，徘徊于温、台海上。直至金兵退去，才在温州登岸。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宋高宗北返越州，暂时稳定下来。次年正月，改元“绍兴”，取“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之意。十月，应越州官民之请，宋高宗仿效“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故事，升越州为绍兴府，并赐额“大都督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而始。但大驾驻跸，随行官员、侍卫及家属大量涌入，使北宋末年以来遭受战乱破坏的绍兴不堪重负，物资匮乏，供应困难，价格飞涨，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考虑到绍兴偏在一隅，无法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也不利于利用抗金复国的旗帜形成政治感召力，宋高宗决定“移跸临安”，于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回到临安。至绍兴八年（1138年），他正式宣布以临安为“行在所”。从此南宋政权逐渐稳定下来。
宋室南渡给绍兴地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随着赵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绍兴地区的政治地位显著上升。宋高宗在南逃过程中，先后两次在绍兴停留，其中第二次驻跸有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虽然南宋最后没有定都越州，但这两次驻跸使绍兴地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不仅由州升为府，而且一跃成为宋廷的陪都和浙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环境下，这种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推动绍兴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室南渡引发了空前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而地处王畿腹地的绍兴等地自然成为大批北方移民寓居的首选之地，所谓“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早在宋高宗驻跸时，来自赵、魏、秦、晋、齐、鲁之地的士大夫就已大量涌入绍兴，以至于祠堂庙宇都成为临时官舍和寓所。此后，南下的北方移民仍在不断增加。史称：“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因战乱带来的人口损耗，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南迁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使绍兴地区的人口素质有明显的提高，有利于文化的发达和教育的昌盛。汪纲与宋城
汪纲（生卒年不详），字仲举，南宋徽州黟县（今安徽黟县）人。嘉定十四年（1221年），汪纲由婺州知州、提点浙东刑狱出任绍兴知府。上任伊始，汪纲“访民隐，除民疾苦”。当时，绍兴古运河“沙涨三十余里”，行舟阻滞。汪纲马上组织民力开浚古运河；又在江口建造水闸，以拒潮蓄水，沿岸亦获灌溉之利。
嘉定十六年（1223年），汪纲重修绍兴府城及城垣。修缮后，绍兴城周长24里，设有水门4座，陆门5座（其中兼有水门者二），水陆城门依次为东面的都泗门、五云门，东南的东郭门、稽山门，南面的植利门，西面的西偏门、常禧门，西北的迎恩门，北面的三江门。绍兴府城共划分为五厢九十六坊，厢坊“经画有条”，道路“坦夷如砥”。汪纲又疏浚了通往城内的河道，以方便水上运输。
经汪纲重修后的绍兴府城，史称宋城。当时形成的路网、商业区、居民区、公共设施等功能分布和城市格局，基本保持至清末、民国时期。今绍兴城内许多街坊名称，都是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千古悲情宋六陵
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起，绍兴府会稽县成为南宋皇陵所在地。宋六陵是指位于绍兴路会稽县宝山的南宋皇陵，包括宋高宗的永思陵、宋孝宗的永阜陵、宋光宗的永崇陵、宋宁宗的永茂陵、宋理宗的永穆陵、宋度宗的永绍陵，此外还有宋徽宗棺椁南还后修筑的永祐陵，以及徽宗皇后郑氏、邢氏、韦氏、马氏，高宗皇后吴氏，孝宗皇后谢氏、郭氏、夏氏，光宗皇后李氏，宁宗皇后杨氏、韩氏，理宗皇后谢氏等一批后妃与皇室重臣的陵墓。南宋朝廷原打算收复中原后将诸帝归葬北宋伊洛祖陵，因此，把绍兴皇陵称为“攒宫”，表示暂时存放之意。宋六陵遗址
公元1277年，元廷设立江南释教总统所，选派藏传佛教僧人掌管江南佛教事务，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各地弘传的序幕。
江南释教总统所的首任总统是西域僧人杨琏真伽，时人尊称“永福大师”。他是国师八思巴的弟子，颇为元世祖宠信。上任后，翻译经典，建造寺院，雕塑佛像，积极开展藏传佛教在江南各地的传播。与此同时，杨琏真伽凭借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盗掘宋六陵事件，正是由杨琏真伽一手策划的。
杨琏真伽盗掘宋陵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分两次盗掘，八月盗诸帝陵，十一月再盗掘诸后及王公陵墓，其盗陵手段较盗贼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发指。明初，朱元璋下诏将宋六陵部分流落在外的遗骨归葬，立碑植树，绕以墙垣。绍兴的抗倭之役
倭寇是明朝东南沿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嘉靖初年，明朝实施海禁，日本和我国沿海部分商人，沦落为海盗，成为东南沿海大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纨巡抚浙江，切切实实追剿倭寇，消除隐患，因而触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惨遭“诬良为盗”的罪名被迫自杀，倭患再次猖獗，而安徽籍海盗汪直、徐海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勾结倭寇，从中渔利，边民惨遭蹂躏。倭患波及江苏、浙江数省。
绍兴抗倭，比较有影响的是四次战役：柯亭之战。嘉靖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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