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原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澳]杰弗里·布莱内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战争的原因试读：

第三版前言

在本书出版往后的15年里,它似乎已成了就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而论被特别广泛地援引的书籍之一。我从讨论中学到了许多。我尤其接受这么一项批评:本书极少提供关于核战争的直接评论,同时它假定从骑兵时代以来,战争的原因依然基本如故。我依然相信战争的原因,甚至战争的性质尚未被核武器的问世急剧改变。在书末新添的一章内,我论辩而非像先前那样请人接受一个论断,即在国际关系中,1945年以来的岁月里连续甚于断裂。另一方面,我已从我早先关于未来核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长短的看法后退。在第一版内,我过于强调“在核时代一场全面战争——如果它爆发的话——大概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尽管我仍旧将一场漫长的核战争视作可能,但我并不认为按照现存证据它更有可能旷日持久而非为时短暂:漫长的和短暂的核战争都是可能的。

本书第一版的某些批评者论辩道,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的行为和预期很可否定其主要结论之一,因而否定我的论说的整个框架。与此相似,1942年新加坡陷落前夕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预期被某些人说成与我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辩截然相反。因此,我仔细地考察了这些事件,并且为回应批评,从日本与其最终对手之一澳大利亚的视野写了一则详细的故事,一直导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则故事见于本书的一个在1977年刊行的澳大利亚简装版,它的一个稍加减缩的形态作为第16章见于本版。

本书的论辩依存于它那些互相吻合的结论。有如一座建筑的框架,只需一根主梁脱位或倾覆,整座大厦便轰然倒塌。我相信,这座大厦仍然屹立如初;而且,论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16章和论说核时代的第17章全都契合初版的框架。杰弗里·布莱内1987年6月于墨尔本大学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去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时殷弘2007年8月于北京

第一版前言

本书基于对1700年以来发生的所有国际战争的一番概览。它论辩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有着一向被忽视的富有启迪的模式和线索。由于本书更像一部知识性探究故事而非叙事史,因而这前言眼下可以(如果希望如此)被忽视,并被当作一篇结语来读。

分析战争就是进入一个业已充斥种种根深蒂固的前提假设的领域,它们都是关于国家为何打仗的。在此领域内,彼此矛盾的观念看来和平共存,相安无事。成百上千的书籍和文章提出它们各自的解释而无视其他解释。在历史学家——他们比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其他学科的成员就战争写得更多——中间,大多数争论围绕特定战争的详细原因,而非围绕较宽泛的前提假设。关于战争的某些广为流行的一般论断从未得到辩论。它们被出自本能地拒绝或接受,因为它们违背或符合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容忍对战争的不正确解释就是阻碍探寻更好的解释。本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迫使彼此矛盾的战争理论彼此面对,互争高下,或至少迫使它们面对证据。在那些看来受损或被毁的解释中间,有着起初令我确信的东西。

本书第一部分指出关于和平的流行解释包含的弱点。书的第二部分审视在决定一国立意打仗或不打仗方面通常显要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的总的影响在题为“力量算盘”的一章里得到概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赞誉、谴责和派性如何产生种种误导人的战争理论。因为,下述命题差不多成了教条,那就是每场战争都必须完全或主要归咎于一国或一国内的一个集团,而这教条反映在关于越南战争之缘由的徒劳无益的国际辩论中。相反,战争与和平是一种关系的互相交替的各阶段,在其中彼此敌对的国家必须被视作一对。认识这关系,就会损伤某些最有影响的战争理论,连同某些最为流行的往昔战争意象:例如这看来损伤了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解释,俄国对资本主义乃战争制造者的强调,还有核武器问世以来已变得流行的事故性战争理论。

本书的第四部分试图回答关于“战争诸形态”的种种问题。什么使得两国之间的仇杀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什么因素造就与两国战争大为不同的全面战争或世界战争?什么因素趋于使战争为时或长或短?关于这些问题在任何地方已发表的文字皆属凤毛麟角,然而其中每个问题都与那更广泛的问题即什么导致战争与和平紧密相关。为何某些战争旷日持久而另一些战争为时短暂:这一被忽视了的谜乃是战争与

和平之谜

这些环节中间,最富有启迪的大概是和平的发生;它甚至提供了洞察战争原因的启示。乍看来,这提法似乎显得荒唐,但它无非是下述说法的另一种方式,即战争变为和平本质上是和平变为战争的反转。导致国家不再彼此交战的原因在解释国家为何开始彼此交战方面必定是适切的。和平的发生大抵遭到那些研究战争原因的人忽视;然而,它较少受到扭曲性的宣传和激情的影响,因而较容易予以分析。

本书的结论之一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导向理解战争的根本线索。核武器并未急剧改变国际关系。在过去两个半世纪里的每一代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独一无二,因而不可能从往昔学到什么;然而,他们的信念被证明是错的。虽然每一场战争和每一代战争方式都有非同寻常或独特无双的特征,但类似的因素看来占上风。审视一长串战争和多个和平时代有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发现在核时代被广泛持有的观点和论辩大多有其老祖宗。然而,考察1700至1970年期间的大量战争的主要好处,在于一般命题和假设能容易得到[1]检验。这么一种检验很少被应用。甚至一个在战争原因探究上花费了百万美元的研究基金会,也往往喜欢钓取历史实例,将其当作它的理论的“例解”。

最后要就定义说几句。在史事叙述中,从头到尾“战争”与“和平”皆指国际的战争与和平。内战只是在它们显得影响了国际战争的时候才得到讨论。不过,有时内战与国际战争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虽然1861至1865年在北美打的战争人称美国内战,但假如搞分裂的南部邦联获胜,它就不会被如此命名。由于它作为两个主权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而开始,其中每个都有从总统到司法部门和军队在内的全套政府机器,因而我宁可将它归类为国际战争。正如要将国际战争与内战区分开来并非总是容易,要界定和平何时结束和战争何时开始亦非从无困难。1963至1966年的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冲突既可被称作一场微型战争,也可被称作一个被扰乱的和平时期;然而,740人死亡表明,它或许应被称作一场小战争。对一个定义而非另一个定义的偏好并不显得影响我的论辩路径。

本书内容涵盖的地域也未清楚地予以界定。假如像最初打算的那样限于欧洲的战争,它本会简明些,然而不将北美、中国、日本和许多欧洲殖民地考虑进来,就不可能分析在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书中讨论的第一场战争,是1700年瑞典跨越狭窄海域侵入丹麦。被谈及的最后一场战争是1971年在孟加拉湾顶部的印度入侵。在这两端之间有过近乎100场战争,它们在时空上广为分散,但大有共性可言。

在就此主题劳作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就有机会讨论本书内提出的种种论点(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某些未经提出的论点)而言,我感谢K．S．英格利斯、F．B．史密斯和在堪培拉的沃伦·伦农中校,也感谢在墨尔本大学的马克斯·查尔斯沃思、J．P．福格蒂、R．D．弗里曼、A．霍加尔特、P．琼森、D．F．麦凯、D．E．肯尼迪、J．R．波因特、J．雷蒙伊和A．G．汤普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阿瑟·伯恩斯阅读了大多数章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加慷慨的鼓励,它们难能可贵。

我也感谢墨尔本大学贝利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从即刻翻译一页俄文资料到购买不见于澳大利亚的绝版书;感谢J．埃德加夫人,她打字誊写了手稿;感谢《历史研究》编委会,因为它允许再次发表第5章,该章大部分于1971年10月载于该刊。杰弗里·布莱内1972年2月于墨尔本大学【注释】

[1]许多广泛的检验将在20世纪70年代由梅尔文·斯莫尔和J．戴维·辛格之类学者加以应用。这句话在1973年是个公允的评论,但在1987年不是。第一篇和平之谜第一章　超越理解的和平一

在每一千页就战争原因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谈论和平原因的不到一页。然而,战争原因与和平原因在逻辑上应当是彼此衔接的。关于欧洲为何和平的解释不足将导致关于欧洲为何打仗的解释不足。对战争的正确诊断将反映在对和平的正确诊断中。

研究国际和平的一个障碍或许在于一个广泛持有的前提假设,即它是正常状态。然而,这个假设是不准确的。有才华的美国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一度曾忙于计算某些欧洲主要国家花费在战争上的年数。他发现,他的出生地俄国在先前一千年里只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在其他每个为期25年的时期里,她都缠身于起码一场对外战争。他估计,自公元901年往后,俄国每一百年里就有46年在打仗。对那些评论道“我一向认为俄国人特别好战”的人来说,索罗金的考察并不令人宽慰。他发现自征服者威廉往后,英国每一百年里有56年在欧洲或热带地区的某处打仗。西班牙经历了甚至更多战争[1]岁月。

缺乏对和平原因的详细分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历史学家们来说,这是个强有力的原因。他们通常囿于可得的证据;在研究事件时,他们大为依赖传承下来的外交文件、回忆录、报纸、小册子和其他书写或刊印记录。这些记录所以被造就出来,只是因为一名政治家、军人或旁观者持有某一他希望传达的看法或新闻。每项记录都倾向于契合它的作者的新闻观,就如20世纪的日报那样。由于战争比和平更具新闻价值,因而这些记录表面上就战争原因说的远多于和平原因。然而,和平记录像战争记录一样广泛。它们只是不那么明显。任何说明战争原因的古旧文件据其蕴意也必然说明和平原因。任何讨论一场和平地结束了的国际危机的文件既是战争之镜,也是和平之镜。尽管如此,仍然容易理解为什么和平往往显得是一个了无新闻的真空,一个为之很少有必要解释的边缘领域。

历史学家对和平的解释在现代集中于19世纪。该世纪里,两个漫长的时期是显著和平的。一个从滑铁卢战役延至1848年诸场短暂的战争,或延至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个和平时期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延至该世纪终了,虽然最通常的看法是将这一漫长的和平的终结定在1914年。因而,每个和平时期都延续大约一代人时间。或许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历史上的每场战争都被赋有其名,无论其延续多么短暂,或其后果多么轻微,然而这些漫长的和平时期一向全无被公认的名称。

这些和平时期并非全无战争。它们的战争——与其他时期的战争相反——无非发生较少,为时较短,而且难得是在强国之间。然而,在大多数当代观察家眼里,这些时期非常和平,而且它们激发起确信的预言,即一个国际和平千年盛世将最终到来。是什么使得这两个时期如此和平?几位有才华的学者提供了答案。他们的解释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解释往往是大胆的泛论,论说他们所相信的在晚近几个世纪的许多时期里促进了和平的那些条件。二

刘易斯·F．理查森是数以千计为和平奋斗的教友会信徒之一;他自己的奋斗在于探寻和平的原因。他1881年出生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后在剑桥大学攻读科学,为一些开采泥煤和制造电灯的公司进行研究,成为一些大学和学院的物理学教师,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年作为气象学者专注于预测气候的神秘工作。他心怀好奇,想目睹战斗前线,但又害怕会看到人们被杀,因而参加了一个教友会救护车队,在西线照料受伤了的法国步兵。在那里,他撰写了他关于战争的第一本书,于1919年自己花钱将其出版。即使他将这著作改编成戏剧,并聘其侄子拉尔夫·理查森爵士演出该剧,他也只会吸引一小部分观众。他的书题为《战争数理心理学》。

理查森乐观地认为,如果学者们做出一种系统的战争研究,他们就可以发现可贵的线索去探知战争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许多业余时间,连同他在以后的大部分岁月,都被投入了战争研究。作为一名数学家,他认为每逢可能,精确的计量都应当应用于社会科学。他勤奋不已(直至71岁时在苏格兰去世为止),拣选、计算和度量战争与其可能的原因。他的演算有许多在他死后发表于一本书里,该书题为《致命争斗的统计学》。

刘易斯·理查森精选了关于1820至1949年间战争的种种有用的否定性论断。或许他的最迷人的考察是那些挑战流行观念的。与长久以来鼓吹一种普世语言会减少国家间误解的热衷分子相反,理查森无法找到统计证据去提示说同一种语言的国家更有可能和平相处;英语国家彼此交战, 德语国家彼此交战。与另一个流行的前提假设相反,贫富鸿沟“在这一时期里似乎影响甚微”。因此,任何仅靠国家间均贫富的国际和平计划乃是赌博。他也不认为在其宗教相同时,国家间关系必然改善,除非它们共有的宗教是儒教。

理查森的肯定性论断之一,在于战争一定意义上有如一种深刻的心理疾病。这疾病的一个通常疗法不幸是战争本身。他提出,“一场漫长和严酷的兵戎较量将免疫力赋予大多数经历了它的人们”。然而,十年或二十年后这免疫力消退,下一代人很可能热烈地投入战争。他回忆起1920年代在伦敦的一段岁月,当时关于战争的书籍不受欢迎,而他认为战争免疫力在减弱的一个可悲的迹象,是1929年埃里希·雷马克的畅销书《西线无战事》销量跃增。他还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约五年里,背包徒步旅行的做法不再时髦,或许因为它使人想起步兵操练。当徒步旅行背包重新变得被人们喜爱时,那是个可悲的预兆。

理查森的厌战证据似乎出自一背包的个人印象,而非出自他那么经常地从事的数学调研;然而,他的观点的种种表现形态亦为许多敏锐的观察家所共有。英国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在1926年告诫说,人们似乎在战争热情与厌战情绪之间缓慢地来回摇摆:“不能因为相当多的欧洲人在1926年厌恨战争,就推断他们曾在1914年厌恨战争,或他们将在1964年厌恨之。”可以理解,许多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年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情绪很可能与此相似。无疑,对滑铁卢战役后欧洲长期和平的一种最流行的解释是精疲力竭或疲倦厌烦。

厌战理论由阿诺尔德·J．汤因比教授在1945年大加拉伸——甚至拉伸到了断裂地步,那是在他很有胆量的《历史研究》一书第九卷内。有如刘易斯·理查森,他属于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成年的一代;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英国代表团的一名年轻成员,他见到了对一场战争的厌倦态度,而仅在5年前曾有那么多欧洲人兴高采烈地投身其中。

汤因比相信,他能够发现一种跨世纪反复盘旋的战争与和平循环,它平均而言在几乎不长于100年的时间里走完其整圈。在每一圈循环里,紧接一场全面战争,依先后次序有一段和平喘息期、一批增补性战争、一段和平间歇期,最后是另一场全面战争。一个整圈于1815至1914年期间见于欧洲,但它是否见于前一个世纪非常可疑。尽管如此,在汤因比眼里有这一模式,而且或许可以根据一种较强形态的厌战理论得到解释。按照他的“暂拟的心理解释”,像拿破仑战争那样的一场全面战争将如此深刻的印象烙在心灵和精神上面,以致人们不愿将此经验加之于自己的子女。因此,就一代人而言,强有力的制约阻碍了战争到来。然后,生长于和平之中的下一代人少有忧虑地跃入一系列战争,例如从克里米亚战争到普法战争那一批,但仍然受对战争的残存的反感制约,那是他们的父辈传下来的。这些战争因而延续不长,不久便由一段和平时期接续。然而,慢慢地对战争破坏的记忆完全消亡,留下生长于和平之中的一代人,他们最终开始了一场激烈残酷和不受约束的世界大战。反过来,这大战养育了对战争持有如此反感的一代,以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随后到来。

汤因比教授的理论之宏大广阔值得赞誉,但或许他对自己的厌战韵律期望太甚。他的理论隐含地告诫我们留神那些长久地享有和平的地区:留神瑞典和加那利群岛!还可以说,他的理论缺乏佐证。他怎么知道人们厌倦战争?因为存在一段漫长的和平。

同样难以觉察出1800年以前有任何像是战争与和平循环的东西,并且显而易见这种循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不定。汤因比本人困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竟在这么一个时候到来:其时按照他的理论,对战争的心理免疫应当依旧强劲。至少他试图面对这一两难;他承认,要么他的理论失灵,要么人性必定已变。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在类似的困境中那样,他坚决维护自己的理论。他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某种与人性相悖的事情”。

要拒绝汤因比的理论,不一定需要摒弃一个较为节制的观念,即厌战心理在某些历史时期里是促进和平的力量之一。即使那时,这观念也必须仔细地加以审视。厌战心理往往被视为滑铁卢战役之后长期和平的一个根本要素,然而欧洲从19世纪70年代起有一段同样漫长的和平时期,却无显示国务活动家和老百姓厌倦战争的类似征象。某些历史学家那么强调厌战心理是滑铁卢战役之后长期和平的促进因素,以至于他们在谈到第二段漫长的和平时期时匆匆掠过而不提供一个解释。他们的万能钥匙未能打开这个谜箱,他们便舍弃谜箱保留钥匙。

往前进至1918至1939年的脆弱的和平,厌战征状便不胜枚举。然而,大可争辩对战争的厌倦是否到头来促进了和平。如果厌战心理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绥靖雨伞上的伞辐之一,如果它是助长了希特勒信心的英法态势的构成成分,它就不能被称作一个和平因素。

厌战理论通常将国家视作个人的人格化:德国疲惫厌烦,或法国精疲力竭。可是,男男女女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反应方式因人而异,因战而异。亲历过英国在18世纪打的某些最漫长的战争,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抱怨道:“在大帝国境内,住在首都的人们,还有住在远离战地的各省的人们,许多都恐惧出自战争的任何不便,同时却怡然欢享从报纸上读到他们本国舰队和陆军的武功胜绩。”他接着悲哀地说:“他们大都不满和平重新到来,那令这娱乐一去不返,并且终止千百种想象中的征土拓疆和国家荣光希望。”甚至在拿破仑战争——夹着短暂的间歇持续了23年的战争——结束时,一个人也无法确信谁厌倦了。在英伦三岛,那些在战时赚了高额利润的农场主和制造商可能较少厌倦战争而较多厌倦随后的和平。在法国,当这场战争看似结束时,拿破仑·波拿巴1815年出人意外地从他短暂被囚的厄尔巴岛返回,对此全国各地的反应并非疲惫厌倦的无动于衷;他迅速汇集了足够的兵员,将战争打到滑铁卢。与此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紧随长期内战,抗日战争接踵而来;当日本人于1945年撤出时,厌战理论显然预示中国将长久和平。如果说有哪个国家被20年战争搞得精疲力竭,那就是中国。然而,内战重新爆发,直到在1949年共产党人赢得中国大陆为止没有停息。

战争热情或厌战心理并无简单的、可预见的效应。例如,厌战心理既能增大战争的可能,又在别的时候能增大和平的可能。尽管如此,这些变化着的态度值得在任何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晚近战争的记忆不仅影响领导人的看法,也影响若无其支持就无法打任何战争的千百万人的看法。任何国家开战或停战的决定都基于一幅图景,即那场战争或那个和平将是怎样的;在影响这图景的许多因素中,有一个是关于往昔战争或往昔和平时期的变动不已和色彩浓重的记忆。三

也许,一段漫长的和平时期反映了存在强健的泄口,尚武精力和好战野心得以发泄消散。有时人们感到,欧洲国家犹如蒸汽发动机。在某些年代里,各国富有剩余蒸汽,爆发为战争,而在别的年代里,所有可得的蒸汽都需要被用于和平的追求。“人们太忙于致富,没有时间打仗”,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各国将自己的精力转用于国内增长和工业扩展”,第二位历史学家写道。工业化,第三位历史学家写道,“吸收了否则可能已被用于国际冲突的能量”。对第四位历史学家来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一座危险的剩余能量气锅:

众权势国家一起挤在狭小局促的欧洲大陆上,在其僵硬刻板和人为做作的结构之内,巨大的正在被激发起来的现代文明能量(人口剧增仅是其征象之一)无法找到一个广阔和适当的,诸如盎格鲁-撒克逊空间提供了的那种活动场所。因此,这些能量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被压抑,寻求在革命或战争中获得发泄口。美国这一巨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空间不仅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提供了出口,也在1861至1865年间为或许60万军人提供了坟场:这是对上述论辩的一记小打击。“迅速增长着的人口这一巨大能量”,第五位历史学家写道,“正在对全球的经济征服中找到充裕的出口。”他见到19世纪中叶一个和平能量沸腾奔突的世界。“淘金热、铁路建造、铲除个别坏人之斗争、蒸汽动力舰队之装配、动力机器之用于战胜沼泽和沙漠:这些令人总是那么忙碌,以至他们几乎全无时间去考虑组织起来彼此厮杀。”后来,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力似乎衰减下来。“依凭19和20世纪之交由物质成功提供的愈益增长的安逸,人们有了更多可随意掌控的空闲时间。他们不能抗拒一种诱惑,那就是用恐惧和仇恨的梦魇和表述去填充它。”

以上便是一种谬误的战争理论的例子。各国是因为百无聊赖或游手好闲而在街头扭打格斗的少年;如果各国忙碌于事,它们就能被保持免干恶行。这一理论的某些版本差不多暗示,废除在矿山和工厂的14小时轮班制实乃灾难。该理论的大多数版本假设一国有如一个人,长着一双手,因而只是忍着困难她才能同时从事两种活动。然而,美国在1960年代后期能够同时将人送上月球静海和越南海岸,而且仍有精力剩下来从事种族骚乱、工业扩张以及到处可见的室内静坐抗议和谈情说爱聚会。即使在19世纪,人们也能在其本国置身战争之际忙着致富,而且有些人正是因为其本国置身战争才变富。美国人挖金子、筑铁路、灭坏人,却仍有时间“去考虑组织起来彼此厮杀”,在成为该世纪最致命的战争——美国内战中彼此厮杀。在它的某些变形上,这一谬误的理论是对战争的一种经济解释:它提出蓬勃繁荣趋于养育和平,经济逆境则养育战争。事实看来否定这一假设,但在经济状况与战争之间似乎确实有一种至关紧要的联系;它将在“战争资金与开战激情”一章里得到讨论。四

这谬误的解释假定,各国拥有一种固定的精力或能量储存,它交替地被输入和平追求和好战追求。一个较为悲观的解释示意,各国有一种变得好战的持续不息的倾向。因而,当政府从事或害怕国内冲突时,漫长的国际和平时期便趋于到来。在剑桥撰写他那长达千页的书《拿破仑往后的欧洲》时,戴维·汤姆森博士注意到滑铁卢战役以后的40年经历了远为更多的革命而非战争。他提出,或许“革命起了一种战争的替代物的作用”。作为额外增添,他给这谬误的理论加上了一点东西:“国内敌人与境外敌人相比看来更直接更危险,内战吸收了以后将被转入好斗的民族主义事业的好战精神。”

该解释引起了一个直接的困难。在漫长的和平期间,暴风雨最甚的年头是1848年。从圣彼得堡到苏格兰,君主和卑微的公民们公认那是大动乱的一年。正如一名苏格兰绅士在给身处远方塔斯马尼亚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得那样:“自滑铁卢的硝烟消散以来,从未发生像1848年的事件那么重要的事态。当今混乱不堪,未来神秘莫测。”甚至在苏格兰,远离那么多大陆城市的街头战斗,许多虔信者也在预言“某种巨变——即使不是末日——近在咫尺”,几年之内“为王的基督将现身尘世”。这位苏格兰写信人并非狂热者之一;他只是这么一年的世间情绪的一名敏锐的观察者:这一年在他心里的标志是“帝国崩溃,政府倒台,王国混乱,无法无天”。假如国内动乱确实减小国际战争的可能,1848和1849年就本不应有国际战争。相反,那时有四场战争,其中每一场都出自国内冲突。确实,一个人可以提出欧洲长期和平终止于1848年,而非终止于5年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汤姆森博士在提出革命可能是战争的一个替代物时,注意到一个漫长的国际和平时期多有国内冲突;他未提供任何别的证据。由于1870年代肇始的第二个欧洲和平长时期可惊异地没有革命,因而他的提法必须谨慎对待。

对19世纪和平的另一种解释主要指向强有力的国务活动家的影响。第一个时期里英国的帕默斯顿据说一向是和平缔造者,第二个时期里德国的俾斯麦据说也如此。在他们漫长的任职生涯的某些阶段,帕默斯顿和俾斯麦很可能是和平缔造者,但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只能对照他们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去衡量。他们作为国务活动家锻造国家间和平链环的能力有赖于他们环境的可延展性, 其程度至少像依赖他们操持锻锤的技能一样。不仅如此,他们的技能有赖于他们本国提供何种锻锤;帕默斯顿得到世上最强大的海军支持,俾斯麦的后盾则是最强大的陆军。因此,至关紧要的是探询他们的影响有多少来自他们的个性和政策,有多少来自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有多少来自他们的优越的军事后盾。

在解释战争与和平的发生方面,领导人的知识、他们的理解和他们的目的至关紧要。只有在被选因素影响了那些必须决定是战是和的领导人的头脑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笼统断言才是成立的。与此同时,在当前的知识状况下,挑出某些领导人,将他们当作伟大的和平缔造者或者罪恶的战争祸首,通常不过是猜测。要评估反常者——无论是帕默斯顿还是希特勒——的影响,就需要了解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势下通常怎样行事。在下面许多章节里,关于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证据被间接地陈列出来。五

某些历史学家论辩19世纪里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对保持和平贡献良多,与此同时另一些人论辩伟大的思想保持了和平。后一种论辩的一位编织者是约翰·乌尔里克·内夫。“在一段短短几周的时间里”,他回忆说,“我作为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的士兵受训。”然而,停战使他免于离开美国去参加“那些大屠杀”,相反他成了一名经济史学家,研究英国采煤业的兴起,然后研究1540 至1640年那个世纪的狂暴不安的经济生活。西班牙无敌舰队和宗教战争的那个遥远世纪的激烈动乱令他寻思战争与和平的更广泛原因。他问道,什么原因能帮助解释“我出生时候看来流行于欧洲人和美国人中间的那种史无前例的和平状态和绅士风度”?他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几个月提出这问题,并且恰逢美国加入朝鲜战争之际完成了他的回答。

内夫教授将思想和物质两方面的影响编织进那么精致的一挂地毯,以致从他的论辩中援引话句等于冒着从地毯抽取绒线的危险。他争辩说,崇高的理想维持了和平:“使得1815年往后的和平超过单纯休战的大体上是文化、习惯、法律和风格,它们一直在欧洲演进,并且在18世纪伟大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强健的和富有影响的表达。”在他看来,和平得到许多影响力的襄助, 它们从英国的新式警察部队到《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之类书籍。因而,主要靠“争取普遍和平和文化”的广泛运动,欺凌弱小的好战者被逐出国际社会。一个越来越供得起破坏性战争的世纪和平得令人吃惊。可叹的是,一旦这些和平的文化影响开始让位于好战影响,便没有什么留下来阻止由愈益高明的技术才能提供的强大火炮和巨型巡洋舰。毁坏的惨烈的20世纪战争因而来临。在根本上,此即内夫的和平理论。

绘制一个文明的变化着的价值观图谱要求非凡的才能。内夫拥有这些才能;或许,在追踪文艺复兴往后岁月里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方面,从未有任何著作家如此灵巧娴熟。然而,如果内夫坚持认为在1815至1914年间一种爱好和平的文化抑制了战争,那么他如何能解释在这期间中段的一批战争?为什么思想和道德的制约未能阻止1848年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墨西哥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和三次普鲁士战争?内夫的理论不能恰当地说明为什么同一个世纪的一个时期相对和平,另一个时期却充斥严重的战争。

内夫的大胆的理论还必须通过另一项考验。如果对暴力和仇恨的道德与思想的制约确实强劲有力,足以抑制国际战争,它们就必定也有力得足以抑制内战。内夫相信它们足够有力。他提出,从滑铁卢战役到美国南北方萨姆特之战的46年殊为独特,其间相对而言既无国际战争,又无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暴力、海盗行为和差不多每一种罪行”。然而,难以承认他的美德纯白时代。它事实上有那么多内战和革命污斑,以致如前所述,汤姆森博士被引得提出国内动乱减少了那个时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六

或许,一场以温和的和约结束的战争更有可能造就持久和平。于是,若干历史学家赞誉在1814和1815年塑造了巴黎条约和维也纳条约的人们,将其称颂为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的创建者。尽管如此,有如一位饶有见识的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这赞誉不能过头,因为在1814至1815年的诸项重要决定中间,有许多迅速地被事态漩涡改变了。相反,该世纪的第二个和平时期是紧随一项常被认为严苛和惩罚性的条约之后。虽然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取走的领土和黄金后来被挑出来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原因,但有益的是回想起1871年的严苛条约还标志着一个显然长久的和平时期开始。

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被认为最具灾难性影响的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凡尔赛条约。对凡尔赛条约的影响的强调颇具迷惑力。它在20年后由另一场世界大战接续的事实部分地解释了对该条约的责难。这责难是两方面的:某些人指责该条约之严苛,另一些人却怪罪该条约的经济效应。1920年代初在中欧的火箭飙升似的通货膨胀,连同1930年代初的世界大萧条,经常被归咎于战胜国在凡尔赛做的经济决定。凡尔赛条约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世界的经济大破坏是个棘手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提出,向德国索取的巨额战争赔偿只是加剧了一种已经危险的国际形势。1920 年代和1930年代的经济病患主要反映了胜利者聚会于法国前已经发生的事态或趋势:1914年前就存在的那种脆弱的资本主义;为处理货币体系所需的经济政治知识寥寥无几;战争对经济状况和经济态度的影响;战争期间金融支配之迅速从伦敦转至纽约。

这些论辩中的某些在《和约的经济后果》里得到了强调或暗示,那是1919年问世的一本雄辩有力的书,鼓励了凡尔赛对以后20年的国际关系有关键性影响这一信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疲惫地从巴黎和会返回,其后两个月精力勃发疾撰此书,用他惊人的文学和思想才能强调施加于德国的经济惩罚很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他还强调,一项健全的和约必不可少,因为经济预兆已经如此令人沮丧。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一直将世界上每个港口和工厂连接起来的买卖和借贷的网络精致脆弱。因而,一项拉紧该网络的任何绳索的和约殊为危险。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的畅销书若干年后变得与一种不同的音讯相连。有如许多大胆的预言,它由以后的事态发展决定它在大众记忆中的风貌。由于凯恩斯就经济危险作了警告,又由于这危险已经显现,和约就越来越被指责为要对这危险负责。在他的书不再被阅读之后,被记住的只是书名:《和约的经济后果》。事实上,凯恩斯指出,大多数“后果”在1919年以前已经存在。而且确实,他的更著名的书、在1936年改写了经济学的一个巨大领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其种种未予明言的隐义,其中之一便是即使一项宽宏大量的凡尔赛条约,也可能避免不了一场世界性萧条,避免不了随之萧条而来的某些政治事件。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约之严苛还被说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原因。假如这论辩成立,那么人们本会预期听到对1945年强加于德国的条款的更有力谴责。因为,德国在1945年以后可能受到的惩处要比1918年以后受到的惩处严厉得多。在长于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德国一直被外国部队占领。德意志帝国的旧心脏地区普鲁士诸省被从德国主要领土割离出去。而且,传统的首都柏林被肢解,被筑墙分隔,有时还被围困。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诸德国的战争赔偿较轻,而另一方面,流入德国的美国贷款超过了1920年代从德国索取的战争赔款。

18世纪经历了一系列温和的和约。近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同意,18世纪的战争难得以对战败者强加惩罚性条款告终。不幸的是,一项宽容的和约通常快得惊人地继之以另一场战争。也许最温和的和约是在1748年,在为时9年的战争结束之际,但到1756年差不多半个欧洲陷入了七年战争。欧洲国家打的殖民战争也未证实严苛的和平条款迅速激起报复性战争这一观念。

人们愿意相信慷慨的和平条款产生一种红利,即国际善意。实际情况可能是它们很少产生红利,原因无非是它们难得被应用。当一场战争以宽容的条款结束时,那通常是因为胜者并非强得足以强加严厉的条款。尽管如此,分量可观的证据表明一项严厉的和约更有可能延长和平;而且,有强有力的原因说明为何情况应当显得是如此。一项严苛的条约大都是一场以决定性胜利告终的战争的结果。后面将指出,决定性的胜利倾向于促进较为经久的和平。【注释】

[1]用这些数字去衡量不同国家的好战性或尚武性是危险的。如索罗金本人指出的那样,应当审慎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数字并未将大战争与小战争区分开来,或将仅仅持续几个月的战争与打了多年的战争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与只面对一个邻邦的国家相比,一个与多个别国接壤的国家,或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国家,更有可能从事战争。不过,他的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战争一向比通常相信的更为频繁。第二章　天堂是个市场一

为何19世纪享有长得非凡的和平时期?这谜并未使某些发达的头脑困惑不解。他们相信,智识演进和商业进步正在减轻那些引起了许多早先的战争的人类误解和怨懑。这一理论的信奉者通常是民主派人士,他们持有对人性的乐观看法。虽然他们在法国出现得比在英国早,但他们变得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而且他们的精神家园或许就是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它向地球上每个角落输出棉制品和自由贸易哲学。

曼彻斯特的信徒们相信,天堂是个国际市场。他们赞成货物和思想的国际流动,支持创立引导这流动的体制,主张废除阻碍它的体制。他们论辩说,各国现在通过商业变得比通过征服更富。它们的福利现在靠理性的讨论而非靠威胁得到加强。和平的堡垒是那些促进思想和商品交换的体制和发明:议会、国际会议、大众新闻、义务教育、公共阅览室、一便士邮票、铁路、海底电缆电报、三烟囱远洋轮船和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

随着滑铁卢战役而来的漫长和平愈益被解释成商品和思想之国际流动的结果。“是某种超出偶然的东西,在将商业自由确立于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同一个时代,使人类注意力转向每一种国际问题。”理查德·科布登——曼彻斯特商人和世界公民——的早先传记作者之一如此写道。同一个观念的种种变型由许多人共同持有:罗伯特·皮尔爵士,威廉·格莱斯顿,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众多经济学家、诗人和学者,还有英国女王的丈夫“好人阿尔伯特”。他主持1851年在伦敦新的水晶宫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将一个观念大众化了,那就是和平节日与贸易集市实乃同义。水晶宫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和平节。

在那座由玻璃和钢铁建造的宫殿里,火车头和电报设备不仅被赞颂为机械奇迹;它们还是和平信使和大同工具。1850年跨英吉利海峡铺设电报电缆,它被当作一条水下友谊纽带受到了欢迎。1858年蜿蜒穿越大西洋底的对铺电缆彼此接合,此乃兄弟情谊的又一庆典,而第一份跨洋底拍发的电文不啻和平宣言:“欧洲和美洲由电报通讯合为一体。仰望苍穹,光辉尊荣归于上帝,足立大地,和平善意沐浴众生。”这条和平电缆不久就突然折断,因而不能传送次年法国与奥地利开战的新闻,或1861年美国被战争撕成两半的消息。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是电报、铁路和汽船在有力地促进和平这一观念的众多有影响的预言家之一。他是一位富有的伦敦年轻单身汉,1850年代时在他硕大的伦敦图书馆天窗下研读文籍, 用有力的散文体撰写一部巨型概览,纵观种种据他想来正在使欧洲文明化的因素。作为一位曾在和平宫与欧洲冠军们比试的富有才华的棋手,巴克尔认为人世间事服从差不多如同棋规一样清晰明确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弥漫于他的著述。《英国文明史》第一卷于1857年面世,第二卷于1861年刊行,它们被数以千计的英国读者囫囵吞枣一味贪读,还以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匈牙利文和希伯来文版本出版,而且四次被译成俄文。

巴克尔的主题之一是好战精神在西欧的衰微。作为一名自由思想家,他不是将这衰微归因于道德因素,而是归因于知识演进和智力活动进步。火药的发明使从军打仗成了很少数人的专业行为,而非许多人的临时活动,从而为和平的追求释放了人才。与此相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概是曾被人写出过的最重要的书籍”——已经想出了一个观念并使之流行于世,那就是一国在其商业政策使其邻国富裕而非贫困时获利最多:作为通往商业繁荣之路,自由贸易已取代战争和咄咄逼人的重商主义。巴克尔论辩说,新的商业精神正在使各国互相依赖,而旧精神过去一直使它们互相交战。

正如商业现在将各个国家联结起来,汽船和铁路则将各国人民联结起来:“接触越多”,巴克尔论辩说,“就越尊重”。法国人和英国人抑制了他们的民族偏见,因为他们已变得互相了解,而且他相信没有什么比铁路和汽船起了更大的作用去增进他们的友谊。有如他以他清晰明白和滔滔不绝的散文断言的那样,“每一条被铺设的新铁路,每一艘跨海峡的新汽船,都是维护漫长和不破的和平的新保障,这和平40年里已将地球上两个最文明国家的命运和利益结合在一起。”巴克尔认为, 出国旅行是所有教育中最伟大的教育,也是对和平的有力促进;正是在他1862年游历于大马士革附近时,他得了令他丧命的伤寒症。

许多读者必定认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显著损伤了巴克尔的论辩,即好战精神正在欧洲衰微。战火在克里米亚狂燃之际,恰逢巴克尔编写其书该章之时;他预见到这种批评,并迎头预作反驳:

我们现在从事的大较量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由文明国家的互相冲突的利益造成,而是由欧洲现在剩下的两个最野蛮君主国即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破裂产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社会实际状况来说很有特征的是,一段长得史无前例的和平并非像先前的和平被毁坏那样,毁于两个文明国家间的争斗,而是毁于不文明的俄国人侵犯更不文明的土耳其人。巴克尔仍然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他的文明英雄法国和英国欢欣鼓舞地参加了野蛮人的战争。他简单地对此作了解释。它们的军队出发前往遥远的克里米亚是它们文明的表现。法国和英国,他写道,“拔剑出鞘不是为自私目的,而是为捍卫文明世界免遭野蛮的敌人的侵犯。”

巴克尔生命末年在美国开始的破坏性的内战本应是对其理论的一记打击。然而相反,它似乎鼓舞了他的支持者。他们将这场战争解释成对野蛮和奴隶制这野蛮惯例的又一次神圣征讨。在为时四年的战争结束时,一位爱尔兰经济学家J．E．凯恩斯教授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重申“现代文明的所有主要潮流”都在不变地沿和平方向奔腾。他认为,北方在战争期间争取外国同情的方式是个征候,显示国际事务中公众舆论的愈益增长的力量。他相信,开明的公众舆论正在主要来自自由商业的扩展、铁路和汽船以及现代语言学习。亨利·托马斯·巴克尔本会赞同对现代语言的强调;他会讲19种现代语言。

无知和误解是战争种子的观念激起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一种国际语言将滋养和平——只要这选中了的语言被涤除了民族主义。1880年,一位南德教士J．M．施莱尔发表了一种他自己发明的中性语言,称之为沃拉卜克语(Volapük)。它以流言般的速度传播到每个文明国度,10年内据称有了100万学习者。1889年,283家沃拉卜克学会的代表云集巴黎,甚至大会餐桌旁的侍者也能将下属宣言译成沃拉卜克语:

我爱全世界我的所有人类同胞,特别是那些相信沃拉卜克语是民族联合的最伟大手段之一的有教养的同胞。当时,与之竞争的民族联合语言世界语问世才两年。它的发明者、一位叫柴门霍甫的俄国医生来自一个各族长期争斗的地区,在那里波兰语、德语、意第绪语和俄语皆被使用;他相信,他的世界语将缓解族际不和。然而,没过多久,世界语和沃拉卜克语的许多支持者们就在互相争斗了。甚至沃拉卜克语的信徒们也发觉,他们的普世语言不一定导致和谐。他们在一场关于语法的争吵后分裂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时间里,有着大量告诫,即曼彻斯特福音并非颠扑不破。和平的工具本身——铁路、国际运河、汽船和提货单——明显地见于某些战争的背景之中。苏伊士运河是一条非凡的国际交换动脉,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法两国有强烈的兴趣要控制它;假如没有这条运河,是否会有1882年的埃及战争就令人怀疑。跨西伯利亚铁路是个伟大的建设成就、欧亚之间的有力联结,但若没有这条铁路,是否能有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便大有疑问。这不是说这些新的商业动脉导致了那两场战争;然而,它们肯定例解了作下述假定的风险,那就是凡将各国牵在一起的就是和平手段。对它的许多信奉者来说,曼彻斯特教义是个信条,因而相反的证据被置之不理。二

由于无知和误解被视为和平之敌,更多的理解渠道便显然必要。它们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半个世纪。1870年代里出现了组织邮政、电报、版权和度量衡的国际机构,连同两个彼此竞争的国际法学会。1880年代,国际议会联盟诞生,在其中许多不同国家的议会的成员希望促进一个观念:仲裁应当支配国际关系。在1889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亦即代表们用沃拉卜克语点咖啡和面包卷的那个大会的举行场所,兴起于许多国家的和平协会现在已强得足以组织它们的首次国际大会。在随后20年里,它们举行了17次这样的大会。甚至政府们也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主持了1899年在海牙的集会,它未能就暂停军备竞赛达成协议,但在许多别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包括一项禁止从气球投放爆炸物和发射火药弹的决定。第一次会议使24国聚集于海牙,1907年的会议则集合了44国。国家领导人的这些会议足够成功,以至养育了一种广泛的希望,希望计划于1917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可能使仲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成为战争的有效替代。

货币激励有助于和平正成为规范的想法大众化。为论说国际和平维持方式的最佳文章发放50镑奖金或金质大奖章,它们促进了西方世界几十个城市里的大众竞赛。这主意被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进一步发展,他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并且制造这些将在战场上增多死亡和减少污染的无烟火药。诺贝尔1896年在里维埃拉去世,将他的很大部分财产遗赠为设立褒奖国际成就的五项常设奖金:三项科学奖,一项文学奖,还有一项国际兄弟情谊服务奖。其时,他的奖赏反映了知识疆界与和平疆界并行拓展的信念。

横越曼彻斯特、华盛顿、海牙和海德公园的这一伟大征伐有其信仰,即进步和人类之善。它的理想主义——以及它的碑铭——可以在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读到,其中关于和平的释文出自一位国际法权威托马斯·巴克利爵士笔下。他在下院代表兰开夏的纺织城镇布莱克本,那是自由交流和棉织衣衫乃和平号角这一信条的根据地。在世界所曾知道的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爆发以前三年,巴克利满怀信心地预言兄弟情谊行将支配世界。他欣喜地写道,在美洲大陆“正迅速取得朝向实现一个观念的进展,那就是战争能够通过消除其原因和发展维护和平的积极方法而被废除。”他赞扬美国率先弘扬“和平乃人类正常状态”的思想。甚至数百万平民被征入伍、在和平时期服役于巨型军队的欧洲大陆,也展现了大有希望的征兆,因为被征士兵既受训扛枪作战,也受训承担民事。德国,巴克利说,已教导其被征士兵除了服从还要思考。同样,他相信操练大厅和周末露营已帮助曾经那么好战的法国成了欧洲最爱和平的国家。他断定:“大陆上的黩武主义从而已变得与那些导致理性支配的因素紧密相连。”国际会议和国际协定愈见增多,要求和平和致力和平的舆论愈益高涨,他由此大受鼓舞,预言战争的原因将最终被消除:“在进步的各国人民中间,战争正在开始被认为只是对各国为促进其国内福利所需的人类和谐与和睦的一种偶尔的扰动。”

三年后,当世界危机召唤这些进步的人民站出来接受点名时,成千上万的人站了出来,并被征召入伍。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似乎那么残破不堪,以致《大英百科全书》第12版内关于“和平”的释文是一篇谈论战胜国如何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惩罚战败国的长篇文章。三

假如国外旅行、世界商业网络、民主讨论、双语使用、奥林匹克竞技会、世界语和其他许多因素确实养育了和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可悲的事故。在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旅行、开会、度假或工作。假如巴克尔、J．E．凯恩斯和“好人阿尔伯特”活着瞥见1914年6月满载乘客的跨海峡汽船和国际卧铺客车,或者假如他们听见德国矿泉旅馆或里维埃拉旅馆里喋喋不休的各国话语声,或者读到被组织在那个夏天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会名清单,或看到曼彻斯特和圣彼得堡的运河岸边的德国货仓库,他们就很可能会预言欧洲将有一个和平的秋天。

一场持续四年并将世界上近乎所有“文明”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与神圣征伐者们的所有前提假定都截然相反。诚然,他们大多预料迈向国际和平的进展可能遭遇间或的挫折。在千年盛世到来以前,可能不得不打针对野蛮人和专制统治者的战争。确实,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一边、俄国和塞尔维亚为另一边去打,对千年盛世的信仰就会较少受到动摇。这样一场战争可以被看作克里米亚战争或美国内战的重演,从而被解释为一场对野蛮人的战争。可是,对有教养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要将对德国的战争解释为只是一场对无知和不文明者的战争却更为困难,因为1914年的德国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和灿烂群星般的众多当代大智者的祖国。另一方面,德国自由派人士至少有一种思想满足,即俄国沙皇是他们正在与之战斗的一个敌人;然而,他们的另一个敌人是法国,那在某些人眼里乃文明之灯。

分裂了欧洲的这场战争包含一项特殊的讽刺。假如这场战争的时间长度和惨烈程度被预见到,那么在1914年维持和平的努力本将有力得多,而且本可能成功。然而,1914年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及其随从者为何未能想象到一场持久战争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笃信文明大潮的稳定奔流,那在和平的19世纪期间看来业已扩展。人们广泛相信,1914年的大战将为时短暂,部分地是因为如果它开始造就混乱的话,文明舆论就会转而反战。上亿欧洲人愿意容忍混乱、屠杀和仇恨气氛,对那些笃信文明的人来说是又一惊讶。

尽管有一场世界大战造成的震惊,曼彻斯特教义的各种形态依然存活下去。的确,对于仅仅20年后又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教义可能要负部分责任。德国的军事复兴使得原因复杂化了, 但在那许多原因中间,人们能够觉察出曼彻斯特标记。

没有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自愿或勉强的同意,德国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复兴。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容许德国复兴。由于它们自己受到大洋保护,它们就倾向于对欧洲内部的威胁掉以轻心;由于它们是民主国家,它们便易于在和平年代防务开支足够方面遭遇麻烦,因为对岁入的其他需要更有说服力。一个安全的岛状民主国家当然是曼彻斯特教义的天堂;它关于人性的乐观看法和对过头武力的不信任感反映了它本土环境的安全。

在英美两国的乐观主义的一个标志,是又一场世界大战简直全无可能这一广泛信念。“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曾是1914至1918年在这些民主国家流行的口号之一,而在这口号逐渐不闻于演说家之口和逐渐不见于征召布告牌以后,这观念依然长久留存。在上次战争的某些主要战胜国中间,世界不会再度经历那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的预言助成了对军备的忽略。大概同样在英国,还有一项最深入的信念,即国联将成为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的有效替代;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国联在一定意义上是下院、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和昔日自由贸易征伐的后代。在英国,与官方看法相比,公众舆论更倾向于期望从国联获益,甚于它能够给出的。这被误置的信仰间接地帮助了德国人恢复他们在欧洲的讨价还价地位,因为在各场危机期间国联证明羸弱无力。同样在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