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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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试读：

理想国译丛序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导读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郭于华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让弗朗西斯·福山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他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明，这是“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信任》没有像《历史的终结》那样誉谤交加，或许因为这是一本更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许本书的标题不像前本那样带有较强的判断性质，亦或许读者难以仅凭书名就快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可谓厚重之作。开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这是福山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所进行的探究，与终结或许多人认为尚未终结的历史有着内在的接续性。历史终结处，人类仍面临愈发复杂的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见本书第8页）以“美国的问题”为例，福山认为困境“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第16页），其实这也是人类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之道，所以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进而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

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福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进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而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福山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序言第1页）。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福山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通过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家族色彩、企业规模、信任范围、管理权特点、转型过程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具体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这当中，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相反，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进而，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难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反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可以说，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都是信任程度的体现和文化传统的表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1]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正是从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不难判断：比较健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条件。

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福山同时要探讨的信任基于什么理念。他指出：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第11页）。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第17页）。

在福山所分析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第13页）。

相反的案例则表明：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由此，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第14—15页）。 如果“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也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第334页）。

福山概括说：“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第35页）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第15页）。福山进一步阐释，他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第36页）。这一定义令人想起哈耶[2]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文化、观念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总是最含糊暧昧难以捉摸的，从经济过程到文化过程也是从硬到软，从实在走向微妙，其实经济、社会、文化之间本来是互嵌互动、难解难分的，应该说它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会很不相同。福山发现，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德国人、日本人的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德国人、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小小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许多年前有一次在伦敦街头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店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后，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和店主对这个问题都大惑不解，深表惊诧，睁大眼睛问：“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身处山寨产品盛行的“市场”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而西方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却完全没法理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信任结构与他们的全然不同，我们与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福山的论述在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区别与转换上着力甚多，他比较了各类国家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特点、信任的不同范围与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组织转变为现代法人团体的过程，这些特点与过程决定了各国经济组织、规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别。

简而言之，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第206页）

不仅在经济领域，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那些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第234页）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这种乱象横生的状况，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感同身受。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纪录的“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这样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人做事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且也确实不断地上当吃亏。系统信任的失败也可波及传统人际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也难以信任，传销中的“杀熟”之举已经屡见不鲜。人们惊异，难道我们成了一个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加害的社会吗？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信任的垮塌就加速进行。不远的例子可举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一个社会中，人们失去对商品、市场的信任不足为奇，他们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牟取利润；人们失去对官方的信任也不难理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作恶；然而人们一旦失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就说明社会信任的溃败已经到底了。

一个信任结构崩塌的社会，必然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没有诚信，不讲声誉，缺少敬畏，泯灭信仰，而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埋单的社会。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官员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福山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建立系统信任的政治资源，其政治理念与《历史的终结》紧密衔接。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第8—9页）

基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与经济发达水平的比较，福山此书的核心观点，正如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并在此强调的：“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第336页）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第11页）。

经由比较，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正是在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相比于包括了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体制等等在内的历史上的各种其他制度，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于具有纠错改善机制，能够达成权力制衡而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

关于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福山也留下了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他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无论如何理解历史是否终结，无论如何想象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纵横捭阖，通达透彻。“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3]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体处于低潮和衰退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吗？”“即便你相信现在上面坐着个好皇帝，但是你这个体制有什么办法防止出现坏皇帝、或者说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应呢？根本没有办法，这一点是这种体制最致命的问题。”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是对制度的信任，而强权之下没有真正的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不是信任。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福山认为，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带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系于特殊关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然而，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第16页）

信任与自发社会性的关系的讨论可由一个似乎存在悖论的问题引出，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

对于这样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给予的解释是，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鹰隼不群”的美国人却又能够“循道合群”。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新社会。”（第338页）这个所谓新社会与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不同在于被组织还是自组织。

事实上，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第305页）“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第339页）

市场、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关系将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在其中，信任，成为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能否达到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影响到社会信任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这是每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这些都是上述三者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

信任与组织创新是福山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他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所言：“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这样的组织不仅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跨洋商贸、生产运营模式、“经连会网络”等经济组织，也泛指丰富多样的社会与文化群体、公民社团，在今日还应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简而言之，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合作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途径。

让我们还是着眼于社会。自发社会是信任生长的土壤，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长，不断地生长，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2016年1月5日[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 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微中幸存？》，载《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献给劳拉，我的唯一

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更有甚者，国家与个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已经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职业群体是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它去完成这一角色。——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于是，结社的技艺就成了我在前面所说的行动之母，所有人都要学习它、应用它。——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序言

20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1902—1968）在世纪中叶总结道，黑格尔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也坚信像他自己这样的哲学家将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可做。他把理论研究放到周末，然后成为新成立的欧共体的一名全职官员，在那里一直待到1968年去世。倘若遵循他的进路，似乎我也应该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

在我看来，对经济的强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动乱四起，到处都充斥着不稳定，欧洲大陆关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情绪要悲观得多。但是，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本身是由脆弱的公民社会引发的各种问题所致。但经济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寻求承认的现代斗争。本书不是一本“竞争力”流派的指导书，这类书往往意在解释如何创建成功的经济体，或美国人应该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国。本书旨在讲述一个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一项以经济表现来对比不同文化的研究，简直就是公然向每一个被论及的文化挑衅。在本书中，我的讨论涵盖面极为广阔，我相信，对所涉及的特定社会，比我更了解它的人能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例外和质疑我的证据，以辩驳我在书中大而泛的论述。若有人觉得我误解了他们的文化，或者更糟糕的是，有所轻视或贬低，我提前就此表示道歉。

我要对许多人表示感谢。三位编辑对本书的影响甚大：欧文·格莱克斯（Erwin Glikes），他在1994年英年早逝之前签下本书；自由出版社的亚当·贝娄 （Adam Bellow）负责本书的出版过程；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花费大量时间终于将我的手稿变成今天的模样。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他们是：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米泰·艾茲奥尼（Amitai Etzioni），傅高义（Ezra Vogel），清家笃（Atsushi Seike），中根千枝（Chie Nakane），石田武志（Takeshi Ishida），小林规威（Noritake Kobayashi），城山三郎（Saburo Shiroyama），史蒂芬·罗兹（Steven Rhoads），木下令子（Reiko Kinoshita），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迈克尔·肯尼迪·亨利·罗文（Michael Kennedy Henry S. Rowen），克莱尔·沃尔福威茨（Clare Wolfowitz），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大卫·黑尔（David Hale），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吴孔丹（Kongdan Oh），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布鲁斯·波特·马克·考德沃 （Bruce Porter Mark Cordov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塔玛拉·哈文（Tamara Hareven），迈克尔·望月（Michael Mochizuki）。亚伯兰·舒尔基（Abram Shulsky）一如既往地对于本书概念的成型有莫大的帮助。

我要再次感谢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感谢他们容忍我在写书期间的叨扰。我要感谢我长期的出版代理人，伊斯尔·纽伯格（Esther Newberg）和希瑟·施罗德（Heather Schroder），没有他们，本书和我之前的书都不可能出版。倘若不是我的研究助理，丹尼斯·奎格利（Denise Quigley），顶果丹增（Tenzing Donyo）, 尤其是克里斯·斯文森 （Chris Swenson），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辛勤工作是无价的。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劳拉，她一直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和评论者，并对我帮助极大。她是我完成本书的所有努力的源泉。

我的父亲福山喜雄（Yoshia Fukuyama）是一名宗教社会学家，几年前他把自己社会科学的经典藏书都传给了我。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接受他的宗教社会学观点，现在我则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在这上面的兴趣了。他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给予评论，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离开了人世。我希望他明白，他自己毕生的倾注很多都反映在眼下这本书里了。

如今不再需要感谢打字员了，但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中许多人也是移民，他们让本书所依赖的软件、电脑、网络设备成为可能。第一部分信任之理念论文化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巨大力量第1章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为了争夺政治范畴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产主义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不同的国家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走向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1]同一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变得愈发复杂，包裹着越来越密集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央计划经济愈发困难。反之，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创造出空前繁荣，进而孵化出倡导普世与平等权利的自由主义，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达到顶峰。尽管许多国家在创建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后退到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状态，但这些国家只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虽然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尽管如此，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推行医疗改革时举步维艰，政府希望规模化管理民众经济生活的这一重要环节，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已经没有人会认为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可以解决高失业率或移民等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反，即便社会发展方案涉及福利问题，也是通过削减福利来提高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消费在民主工业国家大行其道，现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理论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乱”（do no harm）成为大多数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包括确保稳定的货币流通以及控制庞大的财政赤字。

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2]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

我们无法像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或者军队那样，通过立法手段来打造坚固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久不衰的社会体制。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愈发感觉到，作为之前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因其不同于美国的自身文化习俗，践行了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差异不时引发摩擦，尤其是当日本商业网络中的成员，所谓的“经连会”（keiretsu），选择在成员之间相互做生意，而不选择能够提供廉价优质的海外公司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让亚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国人随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姿态。亚洲人愈发推崇自己文化遗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例如服从上级、重视教育以及家庭价值等对[3]于社会活力的重要性。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4]识形态，而是文化。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会愈发棘手，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对文化多加关注，因为它们不再仅仅面对内部矛盾，更要面对整个外部世界。这些观点显然正确无误，不过当亨廷顿说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则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竞争对立常常孕育创造性的改变，这样跨文化启迪的例子不胜枚举。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黑色舰队”（Black Ships）登陆日本，于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锋，而正是这一交锋，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近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像精益化生产之类的技术从日本引入美国，取消生产过程中的缓冲措施，加快了生产车间的反馈速度，美国的工业发展因此受益。无论文化的交锋会导致冲突、适应还是进步，我们都应该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国际竞争、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都愈发与文化问题挂钩。

作为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经济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经济论述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而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基本最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5]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community）的一员。当没有规范和规则来连缀个体的时候，人类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也就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谓的“失范”（anomie），而现[6]代社会的工作场合则缓解或消除这样的不安。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7]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需要。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读者不妨参考以下20世纪经济生活的一些花絮：·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中，世界两端的汽车生产

厂家，马自达（Mazda）和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梅赛

德斯—奔驰豪华车的生产厂家），双双受到销售业绩下滑的重创，

濒临破产，而这两家公司也都由它们长期合作的公司组成的联合

机构所拯救。这样的联合机构均由大银行牵头，住友信托（Sumitomo Trust）拯救了马自达，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拯救了奔驰。在这两个案例中，协助方都选择牺牲短期

盈利而一意拯救企业——德国的案例中，协助方意在阻止阿拉

伯投资人对于奔驰的收购。·　1983—1984年的不景气席卷了美国工业腹地，受到重创

的企业包括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当时纽柯刚刚

进入钢铁生产业，公司引进新兴的德国连续锻造技术。锻造厂建

在了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兹维尔（Crawfordsville）等地，都非传

统的钢铁生产地带，雇用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大多是农民出身。

为了应对收入锐减，纽柯的所有员工，上到首席执行官下到维修

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到每周两到三天，并依此领取相应

薪水。公司没有解雇任何人。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公司里洋溢着[8]

巨大的集体荣誉感，纽柯因此一举成为美国钢铁行业的翘楚。·　丰田汽车（Toyota Motor）公司的高冈汽配厂里有数千名

流水线工人，他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拉动工作台上的一根绳子，都

可以把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叫停。但他们很少这么做。对比而言，

伟大的福特公司（Ford）的汽配厂例如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或红河谷（River Rouge），从未给予工人如此高的信任，

虽然这些汽配厂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范

本。而今天，福特的工人采用日本的技术，也同时给予相似的权

力，他们对于工作车间和机器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在德国，工厂生产车间的工头对于他们所管理员工的工

作了如指掌，在必要时也常常顶替手下员工。工头可以调动工人

的工作，工作评估也都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完成。晋升过程非

常灵活：蓝领工人无须上大学，只需要通过进修公司内部的专门

课程就可以获得工程师资格。

这四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参与拯救马自达和奔驰的银行和供应商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那么做，因为这两家公司在过去曾经对他们施与援手，在将来也同样会那么做。在德国的案例中，另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像梅赛德斯—奔驰如此重要的德国品牌绝不能落入他国之手。纽柯公司的员工心甘情愿接受每周工资的锐减，因为他们深知，作此决定的经理们和他们一样收入锐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们下岗。丰田汽配厂的工人被赋予叫停流水线的权力，是因为管理层相信他们不会滥用这一权力，而员工则用提高流水线的整体产量来回报这一信任。最后一个案例中，德国的工作车间制度灵活且公平，是因为工人对于经理人员和同事的信任度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这些规则或习惯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决定支持共同体，往往不是以经济私利为出发点。纽柯的管理层本可以一边给高管发奖金，一边辞退工人，况且许多美国公司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对于住友信托和德意志银行来说，它们也本可以通过出售两大汽车公司的劣质资产而大赚一笔。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经济不景气结束之后，纽柯公司的工人自然全力以赴回报公司，晋升为工程师的德国工厂工头也必然会为公司倾其全力。但是这些经济参与者之所以那么做，并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提前打好了经济算盘；相反，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下文中还将谈到，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这样的共同体都因为信任而团结在一起。

对比而言，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读者可以参考以下案例：·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站，爱德华·班菲

尔德（Edward Banfield）发现，富有的公民不愿意共同出钱捐助

学校或者医院，虽然一方面人们急需教育和医疗，而另一方面，

资本和人工也毫不匮乏。富人认为这些建设工程都该是政府的分

内事。·　对比德国的案例，法国商店的工头和下属工人之间的关

系受巴黎某个部门所颁发的条例严格规范。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因

为法国人信不过自己上级能公正地评估他们的工作成绩。正规条

例使得工头无权调动工人工作，进而阻碍了工厂的团结，也使得

引进例如日式精益生产这样的创新技术无比困难。·　美国腹地城市的小商行很少为非裔美国人所经营；它们

往往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天下，本世纪（指20世纪）早期是犹太

人，而如今是韩国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底

层”的非裔美国人当中，缺乏坚固的共同体和相互信任。韩国商

行多是围绕着稳定的家族组织构建，并且受益于更广大的族裔共

同体内部的信贷合会；而同城市的非裔美国家族之间联系松散，

信贷合会几乎不存在。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9]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10]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就如上所述的自发形成共同体的能力而言，美国与日本和德国极为相似，而与香港和台湾之类的大中华区社会，抑或是意大利和法国社会都相去甚远。美国和日本及德国一样，社会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团体倾向，虽然美国人常常自认为他们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但就结社技艺而言，美国在过去几代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正如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自认为的那样：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内部信任和社会性的滑坡在若干方面最是明显：暴力犯罪和民事诉讼的飙升；家庭结构的解体；社会中间结构，例如邻里、教会、工会、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的全面衰落；以及美国人所感受到的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

社会性的衰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影响，甚至超过其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社会给警力部门开出的薪资已然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被关押在监狱中。对比日本和欧洲，美国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也高得惊人，因为其民众之间互相讼诉。这两项开销占了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当大的份额，也同时揭示出美国社会信任解体的高额代价。在未来，其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美国不仅在大肆消耗物质资本，也在吃空社会资本。因为存款比率一直在低位徘徊，美国无法展开基础建设的更新工作。同理而言，美国的社会资本近年来同样低迷不振。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政府尽可以出台消耗社会资本的政策，但若是说到重构社会资本，则恐怕就毫无头绪了。

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问题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将讨论这一缺陷。我将先探究为什么某些思想家未能论及经济生活中的文化面相这一重要命题。我在剩余部分将深入讨论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真正内涵。这将详细说明为什么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分别讨论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第二部分的讨论将涉及四个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在这四个社会中，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创建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过程中，这四个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而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机构最后不得不介入，以推广持久型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第三部分将考察日本和德国，它们都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并且对比第二部分所谈及的家族式社会，这两国在组建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过程中要顺利许多。这样的社会不仅得以轻松地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丰田公司发明的精益生产技术，便是这类高度信任社会中组织创新的一个例证。

本书第四部分将讨论美国在信任谱系中的定位，即美国到底是高信任还是低信任社会。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美国结社技巧的渊源和这一传统式微的原因。最后，我将总结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2] 关于公民社会及其与民主的关系，Ernest Gellner有极其精彩的讨论：Conditions and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3] 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7-14.[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 (1994): 22-49.[5] 编者按：community，中文一般翻译为“共同体”、“社区”、“社群”，该词来源于德语Gemeinschaft，指一种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基于亲戚关系、乡村规约、行会规范等传统礼俗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群，成员之间更为人情化，相互依存的程度更高，有别于基于法律和其他正式规则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关系。本书原则上将该词译为“共同体”，但有些地方，出于行文以及语义更为恰切的需要，也会适当选择“群体”、“社群”、“社区”等意义相近的词来对应翻译，提请读者注意。[6]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社会不单单是特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形式，用以规范自身行为并在其内发展以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个体发现生活在社会内是舒适的，因为无政府状态让人痛苦不堪。而且一旦个体间关系不受某种形式的监管，他还将遭受因此产生的痛苦和无序”。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15.[7] 参见Fukuyama (1992)，尤其见chap. 21, “The Thymotic Origins of Work.”[8] 关于纽柯钢铁公司的崛起，参见Richard Preston, American Steel (New York: Avon Books, 1991).[9] James 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亦可参见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1993): 35-42; an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根据Putnam的说法，社会资本这个表达是Jane Jacob首次提到的，见她的著作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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