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编委会
出版社：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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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具品味性的小品随笔(3)试读：
全力以赴干事业
——奥里森·马登世界上许多成就大事者都是一些资质平平的人，而不是那些技艺超群、睿智的人，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年轻人取得远超于他们实际水平的成就。这令很多人感到费解，为什么那些不如我们聪慧，在学校里排名靠后的学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人生的旅途上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其中的一些人尽管在学校里受人轻视，但是，他们后来却能专心涉足一个领域，潜心钻研，最终取得了成功。虽然他们才智平平，但他们注意点滴积累，为达目标全力以赴，而那些所谓才智超群、多才多艺的人却仍在四处涉猎，毫无目标，最终一事无成。
许多人深知自己天资不足，这种自知之明推动着他们在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己潜能的同时更加重视后天的学习和补充。他们决心让父母和老师刮目相看，彻底改变自己在他们心中的坏形象——一个不聪明的孩子。虽然他们的智力不如自己那些聪明的兄弟们，但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证明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深知自己才能的有限，所以他不奢求像全才那样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只是选一项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才能，然后奋发图强，充分利用这项才能。这样他比那些多才多艺的人更容易专心致致。他不用常常想着还要去做好其他的事，他只知道，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一心一意发展某一专项才能。
人们常说，天才、运气、机会、智慧和态度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的确，除了机会和运气外，其他因素在人生的征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具备了一些或所有条件，并不等于就一定能成功，还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知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目标明确、坚持不懈、不畏艰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
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无论他是否是大学里的高才生，也无论他比社区里的同龄人多么出众，如果他不具备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他就永远也不会成功。许多人都因为缺少这种品质而令关心他们的人失望，人们原本期望他们会成为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律师或者著名医生，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坚持就是胜利。人们总是相信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的人。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刚开始做时人们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因为每一个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是一个能够从哪儿跌倒就能从哪儿爬起来的人；是一个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他永远坚持自己的目标，永不偏航，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情况他都能镇定自若。
对于格兰特将军做出的决定，谁也别想让他有丝毫的动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的行动。他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取得胜利。至于取得胜利需要多长时间，要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对于他来说都是小问题。他说：“即使花去整个夏天的时间也要攻下那条战线。”他就是这样一个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人。
与格兰特不同，惠灵顿关心的问题并非取得胜利，而是怎样前进，向着目标争取一丝一毫的进步。为达目的，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会毅然前行。
在美国历史上，像平凡者成功和天才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那些看似愚钝的人有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的决心，一种不受外界事物影响，不偏离自己目标的能力。而那些所谓天才、自命聪明的人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东一下西一下，什么都想做，又什么都不想做，结果白白耗费了精力，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到头来依旧成绩平平。
你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你的个性、独立性、决心和意志。只有具备了这些东西，你才不会在偌大的人群中人迷失方向。你的问题，你的迷惑，别人不会帮你解决，也没办法帮你解决，你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幸福和成功。
一辆火车，不管制造得多么精致，若缺少蒸气的动力，将寸步难移。蒸气是火车的动力，热情就是人的动力。一个人不管能力多么非凡，才能多么全面，除非他满怀热情，否则一定与成功无缘。就像蒸汽推动火车前进一样，热情推动一个人前行。不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你都需要这种动力，它能让你飞越障碍，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实现目标。
热情带给你无限的动力，激起你深藏在体内的潜力，可以弥补你能力上的不足，帮你走向成功。
智慧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以色列颁发的最重要的奖给予了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事实上，犹太的伟大人物们远离他们出生的土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始终对超民族的欧洲，即被看做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块土地的欧洲，怀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说在对欧洲产生了悲惨的绝望之后，犹太人仍然忠实于这个欧洲的世界主义，那么在我眼里，以色列作为他们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国有如欧洲真正的心灵，这是一个长在身体以外的奇特的心灵。
今天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耶路撒冷奖，它带着伟大的犹太世界主义精神的名字与印记。我是作为小说家来接受它的。我要强调小说家，我不是说作家。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是放弃公共人的角色，这在今天并不容易。今天，所有重要或不重要的都要走上被大众传播媒介照亮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这些传播媒介与福楼拜的意图相反，使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后面。在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逃脱的境况里，福楼拜的看法在我看来几乎是一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的作品有可能被看做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然而，小说家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我甚至把这个看法推到更远的地方，我要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的发言人。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时，安娜是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不过是自圆其说，自食其果，小说的定稿却完全不同。但我不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中间改变了他的道德思想。我更愿意说，他在写书时，倾听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另一个音。他所倾听的是我喜欢称作小说的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倾听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稍微聪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
然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小说是什么？犹太人有一个精彩的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这个格言的启发下，我喜欢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听到了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因此而诞生，我很喜欢把小说艺术带到世界当作上帝发笑的回声。
为什么上帝看到人思索就会笑呢？因为人一思索真理就躲开了他。因为人越是思索，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因为人从来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早在现代的黎明时分，走出了中世纪的人所处的这一基本境况就已显露出来：堂吉诃德思考，桑乔思考，而逃离他们的不仅是世界的真理，还有他们的自我的真理。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们看到并抓住了人的这一新的境况，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发明了许多新词，它们后来进入了法兰西语言和其他语言，但是这些词中有一个被遗忘了，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个词是不快活的人，它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指不笑和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讨厌不快活的人。他害怕他们。他抱怨那些不快活的人“对他如此残忍”，使他差一点停止写作，并永远不再写。在小说家与不快活的人中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快活的人从没有听过上帝的笑，他们坚信：真理是明白的，所有人都应思考同样的东西，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然而，人之成为个人，恰恰在于他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别人的一致同意。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安娜，也不是卡列尼娜，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包括安娜，也包括卡列尼娜。
在《卡冈都阿和庞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欧洲小说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庞大固埃被一个问题所折磨：他应不应该结婚？他去请教医生、相面人、教授、诗人、哲学家，这些人拿出希波克拉提、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引经据典。但是在作了这番浩大的博学的研究之后——它占据了整个一本书——庞大固埃始终不知道他是否应该结婚。我的读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勘察了这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结婚的人的可笑却又基本的境况。
拉伯雷的博学如此非凡，与笛卡尔的博学相比却有另一种意义。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一样。小说不是从理论精神中产生而是从幽默精神中产生。欧洲的失败之一在于它从未理解过最具欧洲性的艺术——小说，它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它的博大的知识与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的自主性。在上帝笑声启发下的艺术从本质上说，不是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可靠性，而是与它们相矛盾。它像帕尼罗帕一样，在夜里拆坏了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前一天编好的地毯。
近来，人们习惯于谈论18世纪的病症，甚至重弹老调说：俄国专制主义的不幸是欧洲的作品，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理性主义和信仰理性巨大威力的作品。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与那些把伏尔泰作为承担古拉格的责任的人们去论战。然而，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说：“18世纪不仅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也是（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科罗什的世纪。”
在这一时代的所有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TristramShanffy。一部让人奇怪的小说。斯特恩以一个夜晚的回忆开头，Tristram被构思出来，他刚开始要说他的想法，另一个想法立刻吸引了他，这个想法通过自由的结合，又引出另一个思索，然后是另一个故事，一个离题接着一个，而Tristram这个小说主人公，在一百多页中被人遗忘。这个虚构小说的荒谬办法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的游戏。但是，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每一部小说，不管它愿意或不愿意，都拿出一种答案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它的诗在哪里？比如说，菲尔丁。斯特恩的同时代人特别善于享受行动与冒险的魁力。斯特恩小说意味的回答是：在他看来，诗不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的不中断之中。
面对把世界缩减为事件的因果连续，斯特恩的小说以它自己的形式证明：诗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行动停止的地方，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桥被破坏，思想游荡在温和与自由中的时候。存在的诗，斯特恩的小说告诉我们，在离题之中。它在无法估量之中，它在原因的另一侧。它是sine ratione，没有理由的。
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时纪的思想和理论观念来判断这个世纪的精神，而不重视其它的艺术，特别是小说。19世纪发明了蒸汽机，黑格尔坚信自己把握了宇宙历史的精神。福楼拜发现了傻，我敢说这是那个对自己的科学理性如此骄傲的世纪的最伟大的发现。当然，即便在福楼拜以前，人们也不怀疑傻的存在，似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稍有不向：它被看做一种简单的缺乏知识，一个可以被教育所改正的缺点。然而，在福楼拜的小说里，傻是与人的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它伴随叮怜的艾玛度日，直到爱情的床前，直到死亡的床前，在床头，两个可怕的不快活的人Hom－als和Bumsien长时间地互相说着蠢话，像是作一种葬礼祷告，福楼拜的发现对于世界未来比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的最震撼人心的思想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阶级斗争或没有精神分析的未来，但却不可能想象它没有既成思想不可逆转的发展；它们被输入电脑。被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有可能很快成为一种力量，粉碎所有独特的个人的思想，因此而扼杀现代欧洲文化的本质。本世纪30年代的一位小说家海尔曼·布洛赫谈起现代小说的英勇努力，这种努力致力于反对媚俗的潮流，但却最终被它打翻在地。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他想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50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直到最近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反对随大流和对既成思想与媚俗的反叛。然而今天，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活力混在一起，现代派意味着疯狂地努力的出现，随波逐流，比最为随波逐流者更随波逐流。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
不快活的人，对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这是作为上帝发笑的回声而诞生的艺术所面对的惟一的敌手。这一艺术创造了迷人的想象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人都有权被理解、这个想象的空间与现代欧洲一起诞生，它是欧洲的形象，或者说，它至少是我们对欧洲的梦想。这个梦想屡遭背叛，但它仍然足够强大，在能把我们大家都团结在远远超越了我们小小大陆的博爱之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个人被尊重的世界（小说的想象的世界，和欧洲的真实世界）是脆弱的，会死亡的。我们看见不快活的人们组成的大军正在远处窥探我们。正是在这个不宣战的永久的战争时代，在这个命运如此悲惨和残酷的城市，我决定只谈小说。或许你明白，这在我并不是在所谓严重问题面前临阵逃脱。因为，如果说在我看来，欧洲文化在它的外部和内部，在它最珍贵的对个人的尊重上受到威胁，那么我认为欧洲精神的这一珍贵本质像被放进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中。在我这篇致谢辞中，我要向这一智慧致以敬意。但是我应当停住了。我正在忘记上帝——看见我思索，就会发笑。
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 迅一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此算是辣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悄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矢的文章。那和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黝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故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是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cclm，sUniversal－bibliothc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桑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呢。这岂不冤枉！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不但敢于随便谈话，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在何时，在那里。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说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宁海，这只是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出发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值一点刚健质祉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到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拼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提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己，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行，从新道德，只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地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人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他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推比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礼，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镣，并政治犯从未上之记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是错误的，政治犯上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到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高，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去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也在北京急得生病了，我只是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希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上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悲哀地献出她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献给柔石的纪念。
同时遇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天。较熟的要算是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是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就义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多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青年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掉，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既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我的家后面的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背，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拨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拨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个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承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石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三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只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九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在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
活得简朴与明智
——亨利·梭罗信念和经验都使我坚信，只要我们愿意活得简朴和明智，在这个地球上保持一个人的自我，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件乐事。你看，那些较为简朴的民族以之为职业的，那些较为浮华的民族仍然以之为娱乐。一个人未必要靠额上的汗水来挣得生计，除非他比我还容易出汗。
我认识这样一位小伙子，他有幸继承到几十亩田产。他对我说他并不希望得到那份田产，而是只想像我一样生活。我并不愿意让任何人采取我的活法。因为，当他学会了我现在的生活时，我也许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意愿。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世界上最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花色越多越好。只是我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非常审慎地找到并走上属于他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那位小伙子不管他需不需要那份田产，或者他把它用来种植，或者他干脆拿来送人，但千万不要让他固执地学我。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才可达智慧之境。你看那水手或逃奴，他们晓得把眼睛一直看着北斗。仅这一点智慧，就足以引导我们终生。也许我们无法估计出船只靠岸的日期，但我们却可以保持好正确的航线。
我们的局限性
——爱默生前些年的一个冬天，关于时代的理论在我的这个城市纷纷扬扬地讨论着。无独有偶，就在那个时候恰恰有那么几位名人正驻扎在波士顿或纽约，向那里的公民们滔滔不绝地演说着，进行着关于时代精神的说教。更为巧合的是，就是在这同一个季节中，有关这个主题的文字充满了伦敦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可谓铺天盖地，从小册子到花样繁多的报刊杂志，都充斥着这样的文字。
然而，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我却感到了一丝寂寞。对我个人而言，这个有关时代的大问题却转化成了一个有关生活准则的实际问题：我将如何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无法解释时代的。我们的几何学无法丈量现代流行思想的任意伸屈的轨道，不可能目睹它们的回归，并调和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对峙。我们只能顺从我们自己的感情流向。如果我们一定要接受一种不可抵御的意旨作为我们的人生支柱，那么，我们最好自己开动思考的机器，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在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迈出了第一步之后，我们就会面对我们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我们总是满腔热情、豪情万里，热切地期望和希冀改造人类，但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之后，我们发现，要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必须从学校开始！但是，那些处于懵懂之年的少年们并不总是那么俯首贴耳，我们无法将他们培育成人才。我们在心里嘀咕：“他们肯定不是由良好的材料组成的！”于是，我们又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时期，即从生育期开始，这就等于暗示我们，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命运。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在自己规划自己，那么，另一点也必然是真实的。
可是，我们的几何学却无法抵达这些极点，不可能动摇它们，使它们妥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率一些，通过服从这两种思想之中的任何一种，通过抚弹或者———假若你愿意的话———重击每一种琴弦，通过它们的回响，我们就会逐渐地熟悉它们，从而最终了解它的威力。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服从、把握另一种思想。这样，我们就逐个地认识、把握住了它们。这时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或者希望，能够让它们和谐一致地运转、行动。
我们深深地知道，尽管我们还没有洞察其中的三昧，但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与必然确实相辅相成，个人与世界也是难离难分，而我个人的情感趋向，也正与时代的精神相吻合。时代这个谜语的谜底无穷无尽，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谜底。如果有谁想研究自己所身处的时代，那么他必须采用这套方法，也就是说，轮番上阵，去涉猎、探索属于我们人生系统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话题。而且，通过坚定地说明所有那些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是愉悦适意的经历，而与此同时，公平对待在那些其他人看来是绝然相反的事实，那么真正的局限性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一种对于某种因素过分的倚重都是不恰当的，要创造一种真正合理的平衡。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所以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每天，我们都面对着许多不同的问题，以至于无人能始终都不出错。
每当我在某件事做错了而必须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时，我都会害怕他们不再爱戴我。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现，要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必须从学校开始！但是，那些处于懵懂之年的少年们并不总是那么俯首贴耳，我们无法将他们培育成人才。我们在心里嘀咕：“他们肯定不是由良好的材料组成的！”于是，我们又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时期，即从生育期开始，这就等于暗示我们，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命运。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在自己规划自己，那么，另一点也必然是真实的。
可是，我们的几何学却无法抵达这些极点，不可能动摇它们，使它们妥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当机立断。我认为，我们应该坦率一些，通过服从这两种思想之中的任何一种，通过抚弹或者———假若你愿意的话———重击每一种琴弦，通过它们的回响，我们就会逐渐地熟悉它们，从而最终了解它的威力。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服从、把握另一种思想。这样，我们就逐个地认识、把握住了它们。这时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或者希望，能够让它们和谐一致地运转、行动。
我们深深地知道，尽管我们还没有洞察其中的三昧，但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与必然确实相辅相成，个人与世界也是难离难分，而我个人的情感趋向，也正与时代的精神相吻合。时代这个谜语的谜底无穷无尽，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谜底。如果有谁想研究自己所身处的时代，那么他必须采用这套方法，也就是说，轮番上阵，去涉猎、探索属于我们人生系统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话题。而且，通过坚定地说明所有那些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是愉悦适意的经历，而与此同时，公平对待在那些其他人看来是绝然相反的事实，那么真正的局限性就会水落石出。任何一种对于某种因素过分的倚重都是不恰当的，要创造一种真正合理的平衡。
归 零
——罗 什某日，我在整理抽屉之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计算器。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认数字的人，日常生活中的数字似乎只是几月几日星期几，也许还有出租车价目表上的“一里一增”，连买菜都不再由我算账，自有柜台的收银机帮我算好，为图方便，我一般情况会付整钞，由它找。何况我也极少买东西。至于每月的水电费，银行的账户可以帮我代劳。
问题是，在我的抽屉里，如何会跑出这么一个小计算器来呢？我不太记得，细看，原来是第43届记者节的赠品。
我突然觉得对它有点歉疚，我居然将它的存在忘得一干二净。我琢磨着想要使用。
计算器是很有趣的玩意儿。你可以随心所欲把数字给它去加减乘除，它就乖乖地把得数显现给你看。数字在你的手下，一会儿变成长长一串，一会儿又变成短短的一截。而当你不忍心再折磨它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大发慈悲，将它“归零”休息。
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好像是一个奔劳的生命，它就是那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为每一笔细小的账目计算得失。它要求自己绝对正确，丝毫不差；即便是你故意捉弄它，它也会把你那不负责任的拨弄当真，竭忠尽智地显示出你其实一点也不认真要求知道的每一次的增减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