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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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百科试读：
前言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这一推动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时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我们读者的科普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增强科学探索精神，这是科学普及的关键。世间无穷尽，探索无止境，许许多多的科学难题简直难以解答，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捉摸不透。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使我们对于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人们总是不断地去认识它，勇敢地去探索它。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达到了很高程度，但对于许多谜团还是难以圆满解答。人们都希望发现天机，破解无限的谜团。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先驱不断奋斗，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但又发现了许多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又不得不向新的问题发起挑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探索永无止境，解决旧问题，探索新领域，这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发展的足迹。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探索世界的未解之谜，普及科学知识，我们编辑了《科学探索百科》丛书，包括《科技难题百科》、《人体密码百科》、《考古发现百科》。本套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科学难解之谜，集知识性、趣味性、新奇性、疑问性与科学性于一体，深入浅出，生动可读，通俗易懂。目的是使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科学难解之谜现象的同时，能够加深思考，启迪智慧，开阔视野，增加知识；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激发求知的欲望和探索的精神，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不断掌握开启人类世界的金钥匙，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
第一章 考古发现百科
法兰西迷宫的宝藏在何处
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争论的年代。
马丁·路德是德国北部的一个牧师，性格聪颖而坚强。他进入雷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在那里学习神学，并且洁身自律。1508年他成为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
1513年利奥十世任教皇时，财政濒临破产。为了筹集现款，教廷开始销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用一定数目的钱换得一张羊皮纸，允许罪人可以缩短他死后需要呆在炼狱里涤罪的时间。按照中世纪后期的信条，教会既有权为凡是在死之前真正忏悔的人赦罪，当然也有权向教徒代为祈祷而缩短其灵魂呆在炼狱里赎罪的时间。但这些赎罪券必须用钱来买。
1517年，有一个名叫约翰·特茨尔的多明我派教士被派到萨克森地区专门销售赎罪券。这人原来是推销员，采取强买强卖来兜赎罪券。路德看到后觉得十分气愤，1517年10月31日，他走到维滕堡的宫廷教堂的门前，在门上贴出一张用拉丁文写着95条论点的布告，攻击教会销售赎罪券。路德本无意于掀起一场反叛，他只是反对销售赎罪券制度，并希望他的教会同事们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令路德始料不及的是，不到两个月，全欧洲都在热切讨论他的95条论点。教皇大为震惊，他命令路德到罗马去做出解释，路德担心被害，不敢前往，于是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
1520年，20岁的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永姆斯会议上，判定路德是个在神和人面前的不法分子，禁止所有德国人供他吃、喝和留宿，禁止人们阅读他所写的书。路德则无视教皇的权威，自己动手把全部圣经翻译成德语，使所有德国人民都能亲自阅读和理解“上帝的声音”。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一些支持路德、抵制罗马教廷的教徒成立了新教，宗教改革引起的骚乱席卷整个德国，出现旧主教和新教两个对立的教派。更加复杂的是：罗马教皇因反对宗教改革而支持德皇。法国为了反对德国的集权和统一，而支持新教诸侯反抗德皇；荷兰和英国也支持新教徒；丹麦和瑞典则想趁机夺取波罗的海。因此，法国、荷兰、英国、丹麦和瑞典支持“新教联盟”，而德国皇室、罗马教皇、西班牙和波兰则支持“天主教联盟”。这样，不但德国成了当时国际矛盾的焦点和各派势力争斗的战场，而且很快连整个欧洲也变成了一个政治与宗教斗争的大战场。
夏朗德位于法国西南部，虽然只有1000多居民，但也是一座历史名城。1569年的法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打得不可开交，“异端邪说”被视为洪水猛兽，新教徒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天主教也不断把新教徒送上断头台。不论是哪一派的教徒，遇到对方都可能转眼之间招来杀身之祸，且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就将对方斩尽杀绝于混乱之中。
法国科利海军司令手下的一名中尉罗日·德·卡尔博尼埃男爵在占领夏朗德以后，不仅纵火烧毁夏朗德修道院，还屠杀了所有的修道士。
大屠杀之前，可能修道士们提前预见到这种被杀的可能性，早已十分谨慎地把圣物和财宝隐藏了起来。然而，由于没有一个修道士能逃脱灭顶之灾，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批圣物和财宝也随之成了千古之谜。
几百年来，夏朗德居民一直都会不时地奇迹般地发现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和各种罕见的圣物。而且每隔7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有不少宣称“修道院的珍宝将出现在圣体显供台下”的布告张贴在夏朗德的大建筑物正门和古老市场的柱石上。令当地人心存异动，又不知所措。这使人们更加坚信，此地一定埋有一笔宝藏。
但是它们究竟隐藏在何处呢？
像我们中国的地道战一样，不知400多年前的夏朗德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把这座小城的地下挖成了纵横交错的地下网道，其复杂程度不亚于现代的迷宫。这些地下网道大部分都跟地面建筑物接通，一部分地下网道与城堡相连，一部分地下网道与修道院、教堂接通，另一部分地下网道则与住宅、庄园相通，地下网道之间彼此连接。进入现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讲究“私密性”，这些地下通道有的因几百年失修造成坍塌，大多数已被居民们用水泥黏合的厚墙所隔断，所以要清理发掘这些地下通道几乎已不可能。
克莱蒙家族的后代子孙们一直在流传着他们家族在400多年前的一次奇遇：
1562年，有个年轻牧羊人克莱蒙为了逃脱胡格诺派教徒的迫害，躲进夏朗德附近的一个山洞中。他在山洞中偶然发现一个地下通道网。他沿着其中一条地道一直走了两天以后，发现有一个出口就在离夏朗德4公里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据克莱蒙讲，这条地道之宽，足可以让一名骑士骑着自己的坐骑大摇大摆地行进，而且，地道里还有一大一小两座教堂，大的可能属于夏朗德城的楠特伊·昂·瓦莱修道院，小的也许属于夏朗德的圣索弗尔修道院。看来，这些地道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其功能可能是藏宝、作战、修道等。法国作家马德莱娜·马里亚还把这一传说写进了《夏朗德人的故事和传说》一书之中，此书被列为寻找夏朗德城珍宝的参考书之一。
住在离夏朗德附近4公里（地址与克莱蒙的说法不谋而合）处的巴罗尼埃小村里的维尔纳太太说：“50年前，我父亲对我讲，山洞里有一条可以通到山冈底下的地道。他曾在地道里看见过一座很高的大厅，像教堂一样，四周有100个凳子。这个地下工程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可以通过夏朗德城的楠特伊。”维尔纳太太所讲的他父亲的故事与克莱蒙所看到的一切相同。这似乎更进一步印证克莱蒙家族后人的传说。并且，当初不止一人进入过这条地下通道。
另外，据当地记载，圣索弗尔修道院当年曾修筑有一条20公里长的地下通道，可以直达夏朗德城的楠特伊、昂·瓦莱修道院。因此，如果这个神秘的地下通道网确实像牧羊人克莱蒙所讲的那样，那么夏朗德修道院的财宝，尤其是那些体积大且价值昂贵的财宝和圣物珍品，像金盘子、校形大烛台、瓷器，很可能藏在那里。
前几年，夏朗德有一群孩子在玩捉迷藏游戏时，在佩里隆家所在地区的一幢老房子下面发现过一条地道。孩子们非常好奇，他们偷偷溜进地道中，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没走多久就发现远处有一个带3个跨度的拱顶大厅，里面还有一个石头祭台。有人猜测，它很可能是一座地下教堂。那么，把教堂修到地下是什么目的呢？
有人认为是出于一种宗教虔诚，是想表明不但在地上，而且在地下人们都供奉上帝；有的人认为小教堂也许是一种标志，很可能是指明财宝藏于何处的标志。遗憾的是，从这个被认为是地下小教堂大厅伸延出去的地道已经有1／3地方被塌下来的土所填满。所以，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再也无法考证。
据那幢房子主人的一个孙子说，他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在这条没完没了的地道中走了一二公里，直到夏朗德河边附近时才发现地道早已被填塞。他父亲经过仔细观察后认为，过去有一些人也曾进入过这个地道，他们很可能发现了一笔财宝，但在挖掘时，由于误触了机关而使地道塌方，结果人财两空。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看法，也有好奇的人慕名来此，想进入地道看看到底是什么机关。但遗憾的是，这块地方的主人拒绝让任何人进入，这就使进一步的探索无法进行。
当地人还说，有一条从一个谷仓底下开始的地道可通到圣索弗尔修道院及其四周附属的8座教堂。这条地道在朝这座房子方向另有一条支道可通往一座地下小教堂，从那里又可以继续通往巴罗尼埃村附近的一个山洞。在这个山洞里还有一个进口，可直达一座地下大教堂，在大小教堂底下还有一些地道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也许那笔巨大的藏宝就埋藏在此处。
总之，在夏朗德这座古城，不仅布满着迷宫一般的地下网道和大小教堂，而且还埋藏着中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笔难以估价的珍宝。几百年来，它令一代代寻宝者遐想联翩，但至今仍没有人能够找到。
沉默的墓穴财宝
目前在法国境内共有36000座城堡，这些美丽的城堡都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大都是法国中世纪传统建筑。几百年来，每一座城堡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雷恩堡宝藏就是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堡发生的。
帕里斯是个老实巴交的大男孩，一天，他来到到雷恩堡附近的一片山丘上放羊，看着羊儿在那边悠闲地吃草，帕里斯便躺在一个草丛里做着美梦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平日里那只最为顺从听话的老山羊不见了。这可把他急坏了，赶紧四处寻找。在不远的山坡下，他看见下面有个大裂缝，心想：“是不是羊钻进那里面了呢？”便疑惑地走了下来。再仔细一看，里面竟看不到尽头。怎么办？
想到家里父亲那威严的目光，他还是给自己壮了壮胆，顺着这个看不到头的地道，一直走了进去。
地道里很幽暗，只能接着外面的一点光亮。越往里走越黑，越黑他越怕，他几乎是一步步地挪动着往前模着走。再往里走，他吓得魂都要出来啦！因为他眼前到处都是骷髅。万分惊愕之中的帕里斯竟不由自主双腿一软，跪在那些骷髅旁，不停地向上帝祷告，生怕里面突然有鬼魂蹿出来把他弄死。大男孩毕竟是个小男子汉，后来他慢慢稳定了下来，这时他才注意到，原来里面并不都是骷髅，地上还摆放着几个已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的大箱子。大胆地掀开了箱子，突然眼前一亮：原来里面全是金币！
帕里斯将金币装满了自己的口袋，转身就往家里跑。接着而来的可以想像。这次惊险的经历，一夜之间彻底地改变了他和他父母的家庭状况，并很快招来了雷恩堡人的议论纷纷：有的不解，有的猜测，有人嫉妒，甚至有人到地方官员那里去告发了他。帕里斯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不愿意说假话，但也不愿意说出来真相。由于他始终没有透露这些金币的真正来历，结果竟以莫须有的盗窃罪冤死于狱中。但是，这个倔强的孩子到死也没有说出来那个地下墓穴的秘密。
那个地下墓穴到底有多少金币？有多少财宝？又是谁隐藏在那里的呢？经过后人的考证，那是一笔多达1850万金币（1914年相当于180亿法郎）的宝藏！
这么大的一座“金山”，它们到底是谁的呢？
在法国人近百年的众说纷纭中，大致有三种说法比较集中：
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笔巨宝是1250年法国摄政王后布朗施·德·卡斯蒂耶隐藏的，它们至少已有700百多年的历史。王后为什么要把这笔宝藏藏在雷恩堡呢？
有人推测，1250年2月，由于不堪贵族主的压榨和国王赋税的负担，由牧羊人、农奴和城市贫民为主的一场武装暴动曾一度席卷了法国的北部和中部。为了躲避暴动的冲击，卡斯蒂耶王后带人来到了雷恩堡。那时雷恩堡叫雷达，有近3000名居民，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被认为是一座攻不破的城堡。而且这个城堡背靠大山密林，进退都比较自如。更主要的是，雷恩堡位于西班牙的大道上，必要时，还可以退往西班牙躲避。所以，摄政王后决定把雷恩堡作为临时的“道府”，把这笔国库巨宝隐藏在当年称之为“城堡主塔”底下的一个秘密处，以作为她需要时的储备金。
这笔财宝足以供养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它对于重建霸业具有重要意义。摄政王后死于1252年，临终前她把这桩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即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路易九世从小善于骑马狩猎，未满13岁即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十字军东征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244年，当时的耶路撒冷已落入异教徒之手，他决定前去解放圣地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8月25日，他率领着35000名骑士和一百艘战船启程后在塞浦路斯登陆，随后占领了达米埃塔。1250年，路易九世在埃及的曼拉苏被俘，不得已交出40万赎金才获得自由。1250～1254年，他在耶路撒冷住了4年，试图重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1269年再次决定远征非洲，1270年7月初率军在突尼斯登陆，起初连连获胜，占领了迦太基。此后其军队遭瘟疫袭击，他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性命。临终前，他把这个秘密连同一卷羊皮纸一起告诉了他的继承人。
随后，勇敢者腓力三世十分警惕地守卫着这笔巨宝，他除了保留着那卷植物羊皮纸之外，还把一些知情者秘密处死。本来，他也想将来告诉他的继承人，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在斯奥米加斯战役以后的回国途中突然死于热病。
腓力三世的继承人是腓力四世（1268～1314年），他生于枫丹白露，3岁丧母，16岁封为骑士。此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金发碧眼，遂有“美男子”之称。他于1285年随父王南下参加为兄长查理争夺阿拉贡王位的战役，1294年开始对英格兰的战争。1303年与英格兰议和之后，把自己的女儿伊萨贝拉公主嫁给英格兰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二世。这一联姻使英法两国多年相安无事。在英法息战之前，腓力四世曾率兵镇压佛兰芒人。由于十多年战争的大量支出，结果弄得民穷财尽。1306年，为了搜刮民财，他决定驱逐所有犹太人，查抄他们的财产。出于同样的动机，1307年9月，他解散了圣殿骑士团，获得大量财富。遗憾的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先王隐藏着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宝。
也有人认为，这笔巨宝不一定就是圣路易国王的母亲所隐藏，而可能是法国古代一个叫阿拉里克国王的财宝。阿拉里克国王的首都当年也设在雷恩堡，据说这个国王骁勇善战，从征战中夺取了不少财宝。但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因为这个墓穴是按照卡斯蒂耶的羊皮纸上的铭文找到的，金币铸造的时间是1250年以前，而不是古代的货币。
还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中世纪法国的异端教派纯洁派的财宝，因为雷恩堡曾经是纯洁派的主要据点之一。据历史记载，该派教徒生活很俭朴，却积累了不少财宝，并常常把财宝埋藏起来以做应急之用。这笔宝藏，可能就是“纯洁派”积累和隐藏起来的应急财富。但后来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知道底细的财宝守护者失去了传承，遂使宝藏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654年，人们重建雷达镇，并改称为雷恩堡。从此，这笔巨宝的真正下落就成了历史谜案。
200多年的岁月抹去了帕里斯和这笔财宝所有的痕迹。雷恩堡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1892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又使雷恩堡教堂神甫贝朗热·索尼埃跨入了神秘的地下古墓，从而使雷恩堡引起全法国关注的目光。
贝朗热·索尼埃于1885年被任命为雷恩堡教堂神甫。此人十分虔诚，乐善好施，不久便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也得到了年轻美丽的玛丽·德纳多的芳心。
1892年，索尼埃得到了一笔2400法郎的市政贷款，用以修缮他的教堂和正祭台。
贝朗热·索尼埃神甫连忙用这笔钱请来泥瓦匠来修缮教堂的屋顶。一天，泥瓦匠巴邦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叫神甫帮他在几根打过蜡的空心圆木柱中挑一根作为正祭台的柱子。神甫随手拿起一根圆木，发现里面有一卷陈旧的植物羊皮纸，纸上写着一些带拉丁文的古法文。乍一看，这无非是《新约全书》里的一些片段。但索尼埃凭直觉猜想，里边肯定大有文章。
索尼埃神甫草草结束教堂的修缮之后，便把一切精力都用到钻研这卷羊皮纸上。他认出来里面有段《新约全书》中的内容，还发现了上面有法国摄政王后布朗施·德·卡斯蒂耶的亲笔签字以及她的玉玺印章。于是在1892年冬天他动身去了巴黎，求教语言学家。出于谨慎，他给语言学家们看的仅是一些无法说明意思的只言片语。
最后，他终于领悟到，仿羊皮纸上写的是有关法国女王隐藏的一笔1850万金币巨宝的秘密。索尼埃在返回雷恩堡时虽然还没有弄清楚这笔巨宝究竟藏在何处，但已掌握了可靠的资料。他首先在教堂寻找，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一天，漂亮的玛丽在公墓中看到从奥特布尔·白朗施福尔伯爵夫人墓上掉下的一块墓志，上面还刻着一些奇特的铭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铭文竟与羊皮纸上的文字极为一致。难道宝藏就藏在那座古墓底下？
神甫在玛丽的协助下，开始在公墓中转来转去。一天晚上，他们终于从伯爵夫人的墓志铭中得到启示，在一个早已空空旷旷的被称之为“城堡”的墓地底下发现了一条地道。他们顺着200多年前那个倔强的男孩帕里斯当年走过的地道，终于走进了一座神秘的地下墓穴，发现了里面的金币、首饰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索尼埃并没有忘记存在着的危险，为了永久的保守这个秘密，他干脆悄悄刮掉公墓中伯爵夫人墓石上的铭文，并精心消除了所有能使他人发现地下墓室的蛛丝马迹，又把那卷羊皮纸也藏进了只有他和玛丽知情的地下墓室。
神甫和玛丽从地下墓室中弄出了不少金币和首饰，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之后封闭了墓穴。
为了掩人耳目，他和玛丽商定，他先去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德国，把金币兑换成现钞，随后用玛丽·德纳多的名义通过邮局寄到这里。不久，到1893年时，索尼埃神甫已经成了腰缠数十万贯的富翁。
他请来最好的建筑设计师，用最好的材料，整个重新翻修了教堂，新修的教堂富丽堂皇、高贵典雅，可以和法国任何一个著名的教堂相媲美。接着他翻建了住宅，在带喷泉和假山的花园里盖上了凉亭。后来又买地买房，这一切都是以玛丽·德纳多的名义进行的。再后来神甫又娶玛丽为妻，迷人的玛丽一下子成了雷恩堡当地最尊贵的第一夫人。神甫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这种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暴富，很快引来人们的各种猜疑。先是镇长，后是主教、大主教，直至教皇都在不断地追问他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
镇长最早来找神甫，过问他的经费来源，甚至怀疑他贪污教友们的钱财。神甫对镇长说，他继承了在美洲的一位叔父的遗产，并给了镇长5000金币（1914年相当于560万法郎），镇长拿到金币之后再也不问什么了。
负责管辖雷恩堡镇教堂的大主教比拉尔对索尼埃的所作所为也深感不安。他派人进行调查，但神甫的金币、美酒和佳肴使这次调查不了了之，连比拉尔大主教也收到了一笔金币，从此装聋作哑。
1897年，索尼埃神甫开始兴建贝达尼亚别墅。这座带围墙和塔楼的别墅的费用相当于100万金币。为了四季能观赏鲜花，神甫还盖了一座暖房，还有供他洗澡用的豪华浴室。他把一切都做得太过分、太夸张了，这种奢华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的想像。比拉尔主教的继承人德·博塞儒尔主教大人，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要求索尼埃神甫对他的财富解释。但此时的索尼埃根本不把这位主教大人看在眼里。
事情终于闹到教皇那里，教皇要求罗马法庭调查此事。索尼埃神甫被传到罗马出庭。最后，法庭宣布停止索尼埃的神甫任职。
财大气粗的神甫并不理会罗马法庭的判决，他继续在自己别墅里的小教堂做弥撒、祈祷。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教区教民也都来他家中做祈祷、弥撒。结果使得新上任的神甫非常尴尬，不得不发誓再也不去雷恩堡了。
索尼埃还热心于公益事业，作为一名神甫，他拟定了一个美化雷恩堡的长久规划。他表示要修筑一条通往库里伊萨的公路，兴建引水工程、水利设施，购买车辆，方便当地人的出行。其预算总开支达800万金币，这在1914年相当于80亿法郎的天文数字！
遗憾的是，神甫美好的规划还没来得及实施，1917年1月5日，他刚在几笔订货单上签字，就被肝硬化夺走了生命。痛不欲生的玛丽把神甫的遗体盖上一层带红色绒球的遮布，摆放在阳台上。全雷恩堡的居民都自动来为神甫做了祈祷，每个人都从神甫的遗体的遮布上拿走一只红绒球，就像是从圣徒那里拿走一件圣物一样。
此后，玛丽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那个古墓地秘密也只有玛丽一个人知晓了。
1946年，温柔的诺尔·科比先生在玛丽晚年时认识了孤独的玛丽。他整天陪玛丽散步、聊天，这赢得了玛丽的信任和友情，觉得此人十分可靠。一向守口如瓶的玛丽一天晚上对科比说：“您无需担忧，将来你也会有花不完的钱。我临终前会告您一个秘密。”但不幸的是，1953年1月18日，玛丽突然病倒后不省人事，带着她心中的藏宝秘密离开了世界一去不复返。
可怜的科比先生没能知道这个秘密，也没能从玛丽那得到任何好处，但却添了一块心病。从此，他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雷恩堡到处乱转，企图找到这笔财宝。经过10年的日夜搜寻，直到1965年，科比终于绝望了。
也难怪，当年索尼埃和玛丽之所以能找到那座墓室，靠的是指点迷津的羊皮纸和墓石上刻的铭文，当这两条线索都再次被人消除之后，后来者又到哪儿去寻找呢？
古墓盗宝者的厄运
自古以来，那些盗墓者、破坏文明者和盗窃古代宝物者似乎都逃不脱厄运的惩罚。比如说，人所共知的那口埃及石棺，更确切地说，是这口石棺的残缺不全的棺盖，至今还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阿勒图尔·韦伊加尔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一文中记述了石棺从前的占有者道格拉斯·缪列伊先生的情况：“他于19世纪60年代买下了石棺，石棺就成了他的个人财产，为此，缪列伊先生由于枪筒爆炸而失去一只手。接着，运送石棺的船和从港口运走石棺的马车受损；放石棺的房子着了火，给石棺拍照的人也开枪自杀了。一位和石棺有点关系的缪列伊先生的熟人还失去了许多亲人。”
那些破坏了古墓和圣地宁静的人，包括那些研究者在内，自己从此也可能失去了宁静。比如，1740年8月12日，巴斯的建筑师约翰·伍德建议绘制萨默塞特岛上著名石圈的分布图，据说，那里的石头是按照婚礼上撒旦的客人的意志形成的。人们都劝阻他不要绘制。一份史料记载说：“据当地居民说，任何人都没有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这些发生形变的石头的数目或是绘出它们的分布图，虽然有人试图这样做，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悲惨的命运。他们或者是倒在石头旁，失去知觉，或者是患上一种会把他们送入坟墓的怪病。”
尽管如此，这位建筑师还是坚持要绘制。但是立刻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摧毁了石头附近的一部分大树，人们都相信是建筑师破坏了石头的保护神的宁静。这时，人们花了很大气力来说服建筑师，使其相信，他的意图是一种罪孽。
但是，伍德又萌生了另一个“罪孽”意图，他开始绘制索尔兹伯里史前的巨大石柱图。结果又是雷声大作，暴雨倾盆，他不得不躲避到附近的茅舍中。
几年之后，威廉·博拉斯博士开始发掘康沃尔半岛附近的锡利群岛上的“伟人墓”。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毁坏了岛民们在田里种的玉米和土豆，他们深信，这是对这个外来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报复。
世界的另一端，在日本，当地老百姓都不从米瓦山上和农村的任何一个神庙中伐树。凌辱“圣”树的人会受到无尽的灾难，这开始于公元661年（这在让·格尔别尔特的著作《神道教》中有记载）。赛梅伊皇后降旨把圣林砍掉，建造宫殿。为此，她得到了惩罚：宫殿刚一建成，就被大自然的力量摧毁了，很多朝臣和金库司库都丧生在宫殿的废墟下。年轻的日本武士们看见周围有很多珍贵的树，他们决定用这些树建造自己的宫殿，其结局同样悲惨。
有一个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的清教徒，砍了格拉斯顿伯里的一棵圣李树的一个树干，以取悦于当时地方上爱说俏皮话的人，而这棵圣树被认为是圣徒约瑟·阿里马费伊斯基的权杖变成的，每逢圣诞节早晨就会开花。结果这个清教徒两眼长出了刺。
牛津郡的历史学家罗别尔特·普洛特博士介绍了他的一本关于克伦威尔有权势者遭受灾难的书，克伦威尔的有权势者于1649年10月13日迁入伍德斯托克斯基皇宫居住，由于太冷，他们决定把当地认为是圣树的一棵皇宫橡树砍倒做劈柴。很清楚，由于这一行动，他们立刻就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一个无形的追踪者”老是跟在他们的身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他们曾看见“一只黑狗”，在各个房间乱蹿，它把椅子甚至很重的家具都碰得东倒西歪。后来，宫里又发出一种脚步声，有一只“手”把重要公文抛撒得到处都是，把它们撕成碎片，抹上墨水。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被非常冒失地砍倒的皇宫橡树做成的劈柴在宫里的各个房间到处乱飞……
奥克尼群岛上出现过一个野人，他是发生在当地农场主家中悲剧的预报者。农场主发掘了本地区的一座大型古墓。突然一个野人、一个保护古墓的白发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补丁摞补丁的灰色衣服，手中拿着一顶旧帽子，脚上穿着一双马皮鞋或牛皮鞋，腰系皮带”。“幽灵”警告农场主说，如果他还要继续发掘的话，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必然遭到灾难），他会失去6头牛，他家里将举行6次殡葬。结果，这些事真的兑现了。6头牛一头接着一头死了。农场主家里，接连死了六个人。
埋藏了无数珍宝的亚历山大墓在哪里
公元前336，亚历山大继承帝位后，便大举侵略东方。在短短的10余年里，东征西伐建立起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版图广阔的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雄，但同时又是一位神秘人物。有关他的传说不可胜数。遗憾的是，他生前的一些历史记载没有留传下来，而后来的一些传抄本及书籍又众说纷纭，矛盾重重，而且带有极浓重的传奇色彩。因此，就是在他死后2300多年的今天，这位古代伟大统帅的业绩仍令人们十分关注，迫切希望发现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陵墓，以求从出土文物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证据。
1964年的一天，埃及亚历山大市的报纸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陵墓找到了！这是波兰考古学家们的巨大成就！”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立刻给波兰考古队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就这一伟大的发现写篇文章，并给予优厚的稿酬。各国记者也争先恐后地飞抵埃及。同时，大批旅游者的涌进使得埃及警方处于戒备状态。
可惜，消息是假的。原来发现的并不是亚历山大的陵墓，而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剧院的遗址。那么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陵墓究竟在哪里呢？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关于亚历山大的死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远征印度时在距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迎面碰上了一些精通天文和占卜的祭司，他们劝告他不要去巴比伦，否则凶多吉少。虽然他没有停止前进，但此后却变得心情阴郁。
一次，他驾驶着战舰在湖泊上游逛。突然刮来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走，掉在芦苇丛中，正好落在古亚述国王的墓上。所有的随从以及亚历山大本人都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事。
派去追赶帽子的水手，在泅水回来时，竟大胆地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就更加强了不祥之感。亚历山大恼怒了，当即把这个水手杀了。不久，亚历山大身患重病。13天后，终于在公元前323年6月的一个傍晚逝世。当了12年零8个月的国王，死时才32岁。
这些琐事，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其实，大帝的死很可能是由于行军路的艰辛，加之经过多次作战，使得遍体伤痕，在沼泽地里又感染上了疟疾等原因造成的。
另一个传说是：亚历山大之死是因为在宴会上有人往他的酒杯里下了毒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就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死于阴谋。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下托勒密将军（后来成为埃及王）用灵车把他的遗体运往埃及，安葬在亚历山大城，并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
凯撒大帝、奥古斯丁皇帝、卡拉卡尔皇帝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曾到此陵墓朝拜过，还在亚历山大的塑像头上加上一顶金冠。可是到了公元3世纪，有关陵墓之事，不知为什么无声无息了。
公元642年，阿拉伯大军攻占了亚历山大城，这里的辉煌历史陈迹使他们感叹不已。
到了1798年，法兰西拿破仑的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城时，这里已是一派衰落景象，城中只有6000名居民了，跟随拿破仑的一些学者还看见不少古建筑的废墟。
19世纪初，这里开始修建海港，古老的建筑遗址成了采石场，有许多遗迹被深埋入地下。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地中海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可是历史陈迹却荡然无存了。
按古希腊的习俗，创建城市的国王，在他死后一般都要埋藏在城市中心。因而有的考古学家分析认为，陵墓很有可能在位于城市东部的皇宫区。也有人认为，陵墓应在两条街道的交叉点上。
近年来，波兰考古学家玛丽亚·贝尔纳德对当地出土的古陵灯进行了一番研究后发现，古人在制作陶灯时，在上边绘制了古代亚历山大城的模型，因此她对陵墓的位置做了一个有趣的推测，她认为在模型内的许多建筑物之中，有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物可能就是亚历山大的陵墓。因此，奥古斯丁皇帝的陵墓是尖顶圆锥形建筑，这种墓形很有可能就是在仿造亚历山大陵墓修建的。
英国人维斯曾对托勒密王朝的墓地进行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些墓应当同亚历山大陵墓相像。他想像亚历山大的棺木是安放在一座宏伟的庙宇里，周围是一些圆柱，墓里一定有许多稀奇精美的物品。墓内还可能保存着从埃及各处庙宇送来的经书。20世纪70年代，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大体上证实了这些猜想。专门研究古代马其顿历史的考古学家安得罗尼克斯发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烈特二世的陵墓。
大殿中央停放着高大的大理石石棺，上面设有镶着宝石的、沉重的金质瓶状墓饰。国王的遗骨就在其中，周围是一些珠宝金器、王权标志、战盔等物，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其中有5个用象牙雕刻的雕像，制作得相当精美，特别引人注目。这5个雕像是国王的一家：腓烈特二世本人、他的妻子、儿子亚历山大和国王的父母。这个发现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20世纪考古中最伟大的发现。
惊喜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腓烈特二世国王的陵墓尚能找到，难道他儿子的陵墓就无从寻觅？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亚历山大陵墓的确令人难以推测，一直没有任何线索。
谁能解开这个陵墓之谜？人们耐心地期待着。如果一旦解开，很可能会发掘出当时许多民族的文化艺术珍品以及大量的历史资料，这对考古学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等待发掘的塞提一世珍宝在哪里
尼罗河是世界上唯一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大河，它纵贯整个埃及，哺育了埃及的古老文明。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建造了著名的古城卢克索。“没有去过卢克索就等于没有到过埃及。”这是埃及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卢克索古称底比斯，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畔，是古埃及帝国中旧王朝和新王朝的都城，始建于古埃及帝国第十二王朝，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底比斯有城门百座，人烟稠密，极为繁荣。历代法老大兴土木，在底比斯建造了无数神庙、宫殿和陵墓。
虽然随着几千年岁月的流逝，宏伟的殿堂庙宇大多已湮没无闻，但硕果仅存的庙宇遗址和帝后陵寝、贵族墓葬，仍不难使人想像底比斯鼎盛时期的风采。卢克索古迹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多用巨石建造，其中有高43米、厚15米、宽115米的门楼。卡尔纳克神庙内闻名遐迩的方尖碑，用产自阿斯旺的整块青色玄武石雕成，碑身高达30米，直插云霄，象征神权通大，高于一切。二是精雕细刻、工艺精湛，建筑物的石块之间砌合得严丝合缝，混如一体。神庙的殿堂廊柱布满细致的彩绘浮雕，陵墓中的无数壁画形象生动，至今色泽如新。
卢克索地跨尼罗河两岸，河东的卡尔纳克神庙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庙宇，占地80多英亩。其主体是太阳神阿蒙的神庙，神庙有10重巍峨的门楼，3座雄伟的大殿，著名的石柱大厅内耸立着134根6人方能合抱的参天巨柱，每根高21米，柱顶的圆盘据说可站100人，这些石柱虽历经3000多个寒暑，依然直指云天，无一倾倒。
尼罗河的东岸是壮丽的神庙，而河的西岸则是法老、王后和贵族们的陵墓。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如同太阳一样，自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生者之城”和“死者之城”隔河相望，形成两个世界的永恒循环。
在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有“帝王谷”和“王后谷”两处墓地，从公元前1500年的第十八王朝起，法老们为了躲避疯狂的盗墓贼，选择了这块幽静险要的山谷作为自己的亡灵栖息地。这里共有64座法老的陵墓。当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在帝王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时候，引起全世界轰动。他陵墓里的珍宝多达7000件以上，其华贵程度举世震惊。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帝王谷里还有一座比图坦卡蒙墓规模更宏大、掩埋更严密、也可能有着更多随葬珍宝尚未挖掘的陵墓，那就是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的陵墓。
比起年纪轻轻就短命夭亡的法老图坦卡蒙来，法老塞提一世统治埃及的时间要长得多，他统治下的埃及也要富足得多。靠南征北战取得王位，为埃及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开采矿藏，挖掘水井，重修庙宇，带来了埃及历史上的“复兴时期”，并赢得四方贡品源源不断地涌进埃及。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历史上最富有的法老。所以，包括埃及著名的掘墓大盗阿里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言，他陵墓里的宝藏比图坦卡蒙的宝藏还要多得多。
塞提一世即位不久，就命令王储拉美西斯（即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的儿子）与他共理朝政。拉美西斯二世后来建造了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
塞提一世的富足，从那一时代遗留下的建筑就可以看出来。他曾建造起好几个非常精良的建筑，并精心修复了不少古代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这个葬祭殿是为祭祀“永远的支配者欧西里斯”而建造的。在古埃及所有的神殿遗迹中，这座神殿显得非常独特，不但天花板完整的保存下来，而且大面积的壁雕也完美无缺。整个神殿使用的是一种远古时代的设计，内部以自然光照明。这使神庙显得非常幽深、寂静与神秘。庙内的这些浮雕全都在描绘以撒播文明为天职的欧西里斯，是如何在死后扮演冥界之王的角色。其中还有一幅浮雕，绘着他即位为冥界之王，他美丽的妹妹和妻子爱瑟斯则在一旁观看的景象。从葬祭殿入口进去200英尺多柱式大厅东侧的通道，就是众王之廊，在众王之廊左侧的墙壁上雕刻着的是古埃及120名神祗。右侧刻着塞提一世以前的76位埃及法老的名字，每个名字都以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个椭圆形的徽纹记号中。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比多斯国王名单”。在名单的最左边，刻着两个人物：一个是塞提一世本人，另外就是他那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大名鼎鼎的儿子，即未来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1813年，瑞士人布尔卡德在当地一个阿拉伯人的引导下去参观菲塔莉王后的小神庙时，无意中看到了4座几乎已全部陷入沙中的巨像，雕刻在200米之外的一个很深的山口中的岩壁上。4年后，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挖了20天之后，从一条狭缝里爬入了巨大的神庙，他看到神庙里到处都是生动亮丽的淡浮雕和色彩鲜艳的壁画。拉美西斯二世门口的巨像就是这位法老的造像。100年后，这座神庙被彻底清理出来，终于重见天日。由于塞提一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中的这份名单对埃及王室的传承做了明白的交代，所以，它历来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根据公元前1世纪访问过阿比多斯的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堡的记载，在葬祭殿之后，还有一座“用坚硬的石头建造起的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建筑”，这就是充满传奇性的欧希里恩神殿。但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它已完全被淤泥和流沙所掩埋。直到1914年人们才将这座神秘而庞大的建筑物重新从地下挖掘出来。但这座巨型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塞提一世的衣冠冢，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塞提一世葬祭殿的宏伟豪华和欧希里恩神殿被重新挖出的经历，进一步勾起了人们对他的陵墓的想像和挖掘的欲望。于是，寻找和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就成了世界上众多考古学家、探险家、寻宝者和盗墓贼们朝思暮想的共同心愿。
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在发现了塞提一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据史料记载，他也是近代最早在塞提一世陵墓寻宝的人。此人青年时学过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为了讨好当时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设计并制造了一台水泵给总督表演。总督并不了解这台水泵有多大用途，但他还是签发了一张可以随处发掘的许可证给他。
阿里是阿拉伯人，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有名的强盗，也是威震四方的盗墓贼。
据一个强盗家族的后代阿里·阿布德埃·拉苏勒介绍说，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帝王谷搜寻发掘时，曾得到他曾祖父的帮助。他的祖父是当时这个家族的族长，传说他能够准确无误地感觉到哪棵树下或哪块巨石下埋藏着珍宝。1817年，乔万尼·贝尔佐尼来到阿比多斯的帝王谷来寻找塞提一世的陵墓。他在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的父亲）陵墓入口处附近挖掘，挖至地下6米深的地方，曾碰到了塞提一世陵墓的入口，劳工们继续往下挖，直到发现陵墓。他的曾祖父和贝尔佐尼一同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陵墓。可是墓室里除了一口空荡荡的镶金雪花石膏石棺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该陵墓在古代曾被盗过。贝尔佐尼仍不死心，他打算凿开墓室的墙壁继续深挖，可阿里的曾祖父再三劝他说，再挖也是劳而无获，不会有其他东西。乔万尼·贝尔佐尼只好将这口仅存的空石棺运到了他的第二故乡——英国。
其实塞提一世的木乃伊并未被盗，这不过是塞提一世为防盗而修建的一座假墓，现在真正的木乃伊仍完整地存在开罗博物馆中。它是由阿里的祖父穆罕默德兄弟三人于1871年在靠近“帝王谷”的沙克·埃尔·塔布里亚的一个山崖洞穴中发现的，第21王朝法老彼内哲姆为防盗而将许多国王的木乃伊集中重葬在该洞穴中。
10年之后，穆罕默德兄弟三人被捕，这些木乃伊遂归开罗博物馆所有。在阿里家族中至今还保存着他曾祖父留下的文字记载。文字记载说，当他本人看到墓室的墙壁及地面全由巨石所封闭，便断定塞提一世的宝藏并未被盗，而就在这里，他骗了贝尔佐尼。随后，这个家族的秘密一代传一代，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了他。阿里以前也像他的祖辈一样，曾是一位有名的盗墓贼，而且他还间接地参与了许多大宗倒卖文物的黑市交易。
1960年，阿里将这个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告诉了埃及古文物部门，并且主动承诺承担经费，倡议古文物部门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以寻找宝藏。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请求。
1960年11月12日《法兰西晚报》报道：“在65度的高温下，65名劳工光着膀子挥汗为寻找塞提一世国王的宝藏在200米深处不停地挖掘，并有一位50岁的阿拉伯富翁为此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半年后，工人们由墓室的墙壁开出一条只有0.8米高、1.5米宽，但长达141米的倾斜向下的隧道。他们只能猫着腰用篮子往外运送岩沙。隧道在一米一米地往里延伸，当隧道超过200米长时，工人们已经清理出古埃及人凿出的40级台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块几百吨重的巨石。另外还有3大块巨石深深埋在地下，垫在那块巨石下面。由于深达200米的狭窄隧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要撬开大石块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人设想，即使是能够把大石块一点点撬开，也无法搬运出去。如果用炸药来炸开这些巨石，不仅这条隧道毁于一旦，更可怕的是塞提一世的陵墓可能将永远无法挖掘。就这样，工程陷入了绝境。此时的阿里已经弹尽粮绝，投入的巨资已全部花光，政府部门又不肯为此增加一点拨款。于是探宝工程只好下马，不了了之。
至此，人们肯定会问：塞提一世的陵墓是不是就在那几块巨石后面呢？对此专家们只能回答：很可能。但在挖开巨石之前，谁也不敢做最后的结论。而根据现在人们掌握的工程技术水平，还无法打开这个障碍。而举世瞩目的塞提一世陵墓和引起无数人觊觎的塞提一世宝藏，还静静地隐藏在帝王谷里。
班清地下到底有多少宝藏
1966年，考古学家们在泰国东北部呵苏高原上的班清镇发现了一些史前墓地，里面除了骸骨，还埋藏着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陶器、石器及精美的金属制品。一夜之间，鲜为人知的班清镇名扬天下。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斯蒂芬·杨来班清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经过一个筑路工地时，看到工人挖出一些陶器碎片，这些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图案，便好奇地捡了几个图案美丽的残破陶罐带了回去。
1968年，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莱昂斯把一些陶器碎片送到费城大学的考古研究中心。费城大学博物馆的考古研究中心将陶器碎片进行碳14测定，检测结果令所有在场的学者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些陶器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制造的！此后，他们又多次用不同的碎片通过不同的手段鉴定，但鉴定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学者们马上把伊丽莎白·莱昂斯找来，问她这些东西是在哪发现的？为什么过去考古学从没提过这个地方。
她也满怀疑惑地说，这些碎片来自泰国一个叫班清的小镇。过去从没人知道这个地方？
费城的学者们马上和泰国的有关文物部门联系，说他们准备来此地考察。
但班清在哪儿呢？为了接待费城的学者，泰国官员们马上拿来地图，因为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小镇的位置。
1974年，在联合国的资助下，泰国艺术厅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对班清开始联合考古发掘。开工的第一天，人们的期望值并不很高，很难想像这个人口不足5000人、世代以种稻为生的小镇会有很悠久的历史。然而，当挖掘到5米时，考古学家们惊呆了！原来，他们发现这是六层界线分明的墓葬。最深的一层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最浅的也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过去一直认为，泰国的可考历史至多有1500年，而他们眼前的一切都大大超过了传统认识中的泰国历史。
挖掘工作愈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被挖掘出来，到后来实在多的让工作人员无法一时清点出来，只能以吨来计算。到1975年，班清已挖出各种文物共计18吨。其中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银装饰品之外，还有一些用象牙和骨头雕刻的人像，用玻璃和次等宝石制作的光彩夺目的珠串。
经过对挖掘的文物测定，这些珍宝至少已在班清埋藏了5000年之久。
同时，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班清人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因为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大约在5000年前，是世界上历史最远久的发明。
过去的历史学家一直认为，5000年前的东南亚人还生活在原始的石器时代，而青铜器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冶金术是从西亚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而班清的考古发掘，对以往的这种结论将是一个最为有力的挑战。班清的青铜器将会促使考古学家对过去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
事实上，那时的班清居民已经相当进步了。他们居住在固定的居民区，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并且会制作漂亮的陶器。
那么，是不是青铜器的发源地可能就是在泰国的班清呢？
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是这次发掘工程的主任。他说，我们深信，炼铜术的起源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其发源地就在泰国呵功高原边缘的山脉之中。这里从古至今都以锡、铜储量丰富而闻名。班清的出土文物是丰富多彩的，有众多形状不一的陶器，在浅黄的底色上，绘着深红色的图案。这些图案看来是古代艺术家们随心所欲、一挥而就的。有些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绘制的几何图形，如同古希腊的骨灰罐上的图案。从外形上看，有些是颈部很细的高花瓶，这需要很高的制作技巧；有些是矮胖的大缸，上面却有着极为精致的图案，显得甚至不大协调。看得出他们在制作中的自由发挥和潇洒自如。
有关专家通过对班清挖掘的文物经过严格地清理、整理、分析之后，认为，班清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制品，并且在制作技术上有不断的创新。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锛和青铜手镯的含锡量只有1.3%，制作也较粗糙，严格地说只能算作红铜制品。而班清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制作了各种精致的青铜手镯、项链、戒指和长柄勺。
从班清人的制作工艺来看，他们的技术相当精湛，能在一把长柄勺的勺把上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
同时，班清人在这一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就其铜锡配比来讲也比较科学。说明此时的班清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了。除青铜器外，班清的地下还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铁器，有铁脚镯、铁手镯和双金属的矛头、斧头等。晚期的青铜制品中，有用含锡量高达20%的青铜锻打成的颈圈。因为含铜量这样高很容易碎，所以制作时须锻打成多股再扭曲而成。至于班清人是如何掌握这项重要技术的，考古学家们至令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班清文化不仅是东南亚，而且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文化。最初的中东青铜是红铜与砷的混合物，后来，在接近公元前3000年时，锡取代了砷，青铜就变成了铜与锡的合金。中东或中国的冶金术可能源于泰国呵功高原这一带。
据此，有人认为，班清的青铜文化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泉。
还有人认为，班清文化很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头。
人们甚至猜想，班清的地下也许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当然，大多的学者还是认为，那种把所有重大发明都归于一个源泉的观点是片面的。就冶金术来说，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独立演化出来的，也可能是同时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班清出土的宝藏会越积越多，有关它的争论也将更深更广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确确实实是存在过的。
有人猜测，班清的宝藏的发觉还远未被穷尽，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个古墓葬，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埃及的帝王谷。
“问鼎”之“鼎”今在何方
鼎是古代人用于炖煮和盛食物的烹饪之器，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锅。形制以圆形三足者之多，但也有方形四足的。鼎有高足支撑，下面放木柴燃烧，鼎内便可烹煮食物。当然，鼎也可盛置食物。“问鼎中原”、“势成问鼎”诸如此类的成语中都有“问鼎”二字。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都不会觉得难懂。“问鼎”是指可能达到或者想要达到权力或者是荣誉以及其他的一切项目的最高峰。可是，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字的引申意义，它的原义是什么呢？正如几乎所有的成语都对应着历史典故或寓言一样，“问鼎”二字成为成语也是有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国历史上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中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经过了一番励精图治之后，使楚国变得国富兵强。于是他开始图取霸业，兴兵攻击陆浑之戎，直逼雒邑的郊外。当时名为众诸侯国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来为他举行慰劳欢迎的礼仪。楚庄王向使臣“问鼎的大小轻重”，表明他欲灭周而代之的野心。从此，“问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义的专用名词。
为什么楚庄王的一句问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来这个“鼎”可不是指寻常之物，而是专指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九鼎”就是夏禹制造的。就是传说中治水英雄的大禹。他建立夏朝以后，把华夏大地划为九个州，每个州设立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统辖。
据有关史料记载：夏禹令九个州的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了九只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铸鼎之前，已经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风景峻奇的地方，以及出产或具有的各种奇特的东西都画成图、编成册。然后由那些被精选出来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这些图画仿刻在“九鼎”上。每一只鼎对应着一个州，制成后的“九鼎”就象征着九个州，又象征着天下。这样既体现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中，也显示着夏王已经成为天下之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自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之宝。“九鼎”从问世以后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们一直被作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
楚庄王所问的九鼎，正是周朝国家和社稷的宝物，是周王朝权力的象征。夏、商、同几个王朝的更替，是以夺得前代的鼎作为象征的。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周朝使者的严词斥责。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贵的“九鼎”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失去了踪迹，它们的下落，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传世之作《史记》中就已经无法确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记》的不同篇中，对“九鼎”下落所作的记载也不同。在有关周、秦的两个“本纪”中这样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国从排雒抢走了“九鼎”，它们被掠到了秦国。而在《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沧没，伏而不见。”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周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时，鼎就不见了。这和秦抢鼎的记载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又考证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九鼎”的失踪。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为了避免传国之宝落于他人手中，于是把“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旁边的泅水之中。他们还考证出：秦始皇南巡时，还曾派出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可惜最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了“九鼎”铸铜钱。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诸侯国借此兴兵问鼎。
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或许有一天，“九鼎”还会重见天日，给世人带来一个惊喜。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国
1860年，英法侵略者对驰名中外的艺术典范圆明园进行野蛮劫掠和焚烧，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精品从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劫难之一。圆明园的文物被劫掠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非常关注着国宝的下落，企盼它们终有一天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虽然多年的辛苦追寻成果甚微，圆明园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出现，时常点起国人希望的火种。
2000年4月，香港传来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苏富比两拍卖行分别将于4月30日和5月2日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四件圆明园珍贵文物。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国宝又将流向何方。
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刻正式致函有关方面，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拍卖圆明园文物，严正指出：这四件国宝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根据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追索的权利。这乃国家和民族权益之所在。
然而，两家拍卖行置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依然照常按期进行拍卖活动。国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要求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议拍卖战争赃物。香港市民反映最为强烈，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他们对拍卖行执意拍卖国宝表示愤慨，举行抗议活动，并要求特区政府做出果断决定，通过司法程序收回有关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关国际法原则，只要在拍卖前能出示合理凭证，证明文物属中国财产，是可以阻止拍卖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拍卖会如期举行，海内外都拭目以待拍卖会的结果。下午，猴头铜像和牛头铜像出现在众人面前。猴首开价200万港元，拍卖场内竞争气氛热烈，现场一位留着平头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对台面上的物品极为热心，志在必得，不断与其他买家竞价，每次都加价20万或30万港元，豪气吸引全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来自中国北京代表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由于叫价声此起彼落，以双语报价的拍卖官几乎忙不过来。价码超过400万港元后，其他买家纷纷败退下来，只剩易苏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装的女子相持不下。该女子由一位神秘买家通过电话遥控出价，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第25次出价时，易苏昊叫价740万港元（包括佣金约818万港元），对手才知难而退，不再叫价。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这件猴首价钱竟涨了三倍多。
稍后，牛首铜像也以200万元起价，但这回战况改变，其他买家大多在旁观战，由易苏昊与透过电话出价的“神秘客”单打独斗，双方出价都又急又快，一分钟内叫价数次，最后再度由保利集团以700万元得手。会后，易苏昊表示，参与竞投主要是因为这两件东西关乎中国人民的情结，使中国人想起了伤心往事，竞投国宝也是不希望国宝外流。
5月2日，继嘉士德拍卖行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议拍卖两件国宝后，苏富比拍卖行又拍卖了另两件圆明园文物：铜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镂雕六方套瓶。结果同样又都被北京的买家投得。由于前次竞投，各界目睹了中国人势在必得的情绪，因此这随后的拍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保利集团此时已充分预料到下面的拍卖价一定会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宝的决定，中间退出已不在考虑之内，“这已不是钱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
下午2点20分开始拍卖六方套瓶，开价420万。争持的对手只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话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过电话操英语的外国人，每口叫价基本上是50万跳一级，仅用了6分钟即以1900万元成交（包括佣金共2100万元）。最后的买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刘岩。他说，能够投得这件国宝，并将其带回国，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国宝铜虎首拍卖底价为300万港元，七、八分钟内有三人争持叫价37次，最后以140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总计1544万。买家仍是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易苏昊在拍卖会后表示，所有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毋忘国耻。他说，事先并无打算竞投国宝，皆因受到场外香港市民对拍卖事件愤慨的抗议所感动，继而激发起民族感情，遂决定竞投。他直言：“我们不买，谁买！我们不拿回去，谁拿回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贸大厦在长沙市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一带的区域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闻讯获准于当年6月份开始介入该地区约1万多平方米范围建筑工地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监控和抢救发掘工作。从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发掘出约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场的南部又发现了四口古井。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一位队员正在仔细观察前夜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附近散落的几堆黑色淤泥，当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轻轻地拨开淤泥时，没想到却拨出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墨迹，经过小心的用水清洗，发现墨迹原来就是书写在上面的墨书文字遗迹，墨书文字的意外发现令当事人顿时惊喜不已。在第一块墨书文字木板遗物发现之后，不久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和更多的墨书文字竹、木板（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后经确认均为竹简、木牍）。之后，考古队员又顺着散落的淤泥和捡拾竹、木板的痕迹在施工场地的东南侧，追寻到了出土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遗迹。但其井坑的上层已被夜间施工的挖掘机的反铲掀开了半边，现存古井的井坑内积满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庆幸的是从被破坏的井中残存裸露的黑泥地层断面上，还明显暴露出隐约可辨的竹、木板层叠的重要现象。
古井遭破坏，考古队员利用现有条件实施了现场紧急保护措施，同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经过对竹木简牍出土现场的进一步勘查，及时研究制定了对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保护方案：①组织人力对工地残留的有关黑色淤泥土进行收集装袋，保护出土现场，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并对古井实施科学发掘；②组织人力沿着清淤运渣卡车行驶的路线，寻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场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简版的淤泥。经过严格、艰苦的发掘工作，终于使一大批因商业建设行为险遭灭顶之灾的珍贵历史简牍文物得到了及时的抢救保护，使其损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约10万枚孙吴时期简牍。并以此硕果荣膺199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称号。
三国时代战乱纷纭，文献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传世者罕见。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年代性质属三国时期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且数量大都保存较好，记述翔实，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等重要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重要领域，加上简牍出土具有地点集中，政区、时代相同等等特点，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对深入研究和准确复原三世纪的长沙郡或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9年10月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整理与编排，《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问世。借此契机，学术界对这批简犊的考证及其与吴国赋税、职官、仓廪制度、户籍管理等等社会制度的研讨也在不断升温和深化。
除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价值外，长沙走马楼简牍另一重要价值是为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由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数量都非常少，而走马楼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体有楷书、隶书、章书、行书、草书等。尽管其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与传世的三国碑刻和后世临摹的书法相比，其更具大众性和时代性。尤其是楷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恰为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的中间成长时期，可以作为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相当有利且直接的旁证。
长沙城自古流传着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对联；“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其中的“楼前走马”是指明代吉王（朱见浚）府的附属建筑走马楼，位于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一带。古井窖群的陆续发现和孙吴简牍的大量出土，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是，约13万三国孙吴简牍的惊人发现，创下了20世纪中国考古简牍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纪记录。
《永乐大典》的惨重流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诉翰林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效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到了第二年11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充当纂修，命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供给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3000人左右。
永乐六年冬，书成，取名《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编纂了不少类书。然而，卷帙最多的不过1000多卷。三国六朝时，魏缨袭等编纂《皇览》680卷，梁有刘孝标的《类苑》120卷，北齐有祖艇等的《修文殿御览》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瑶山五彩》500卷，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册府元龟》1000卷，晏殊的《类要》77卷。
就现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都是分类抄辑的群书。《永乐大典》依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一字不改进行抄录，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永乐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元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纂，但篇幅却都很小。《回溪史韵》已散失，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20卷。《永乐大典》却将其扩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无数宋元人的诗文和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录在内。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有许多书是超出《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阔大，见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最可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吉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径河龙》被收录在“梦”字内；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全部被收录在“辽”字内。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国人将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更深的刻全面的认识。
不幸的是，这部大类书的命运是悲惨的，它的命运就如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了种种磨难和摧残。虽有正、副两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永乐大典》自编成之日起，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成祖朱棣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在明代各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酷爱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大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
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其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永乐大典》，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帧说过“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永乐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像见过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时期《永乐大典》尚是完整无缺的。
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永乐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有言：“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一样的看法，认为“全部皆佚”。
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书中记载；“旧《永乐大典》两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际，宫廷内外的人由于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抄本所在，因而便猜疑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级、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缨基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消亡了。但实际上，全祖望、缨荃孙对正本的下落都只是猜测之辞。
乾隆九年至五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中呢？
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永乐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有诗：“《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永乐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鼎革时亦有佚失”，副本在明清之交也有散失。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并未有明确记述，学界估计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永乐大典》副本的悲惨命运，正是近代中国面貌的缩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1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级、全祖望都利用过副本，并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收辑佚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共计2432卷。《四库全书》总编撰官纪昀对《永乐大典》已非全帙而深为叹息。这两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
据传，康熙间修书时，总编撰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尽管如此，仍没有找到一本，或寻访出下落。副本2000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乾隆帝非常重对《永乐大典》的保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任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6册悄悄放回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3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遗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而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保管制度已经相当松散。尤其是道光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
更为可恨的是，一些官员乘机偷窃。按说，《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缨基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像文廷武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永乐大典》亡佚日多，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焚毁不少。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
帝国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而已。事隔四十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遂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被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军事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
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国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写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另一个叫朴笛内姆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文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称拣选抢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抢之而奔”。
朴笛南姆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抢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正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捡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流散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1920年，时恭绰先生就曾在伦敦买回“戏”字韵中的一册。
帝国主义分子不但越火打劫，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永乐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者，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49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强行购买，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
还有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曾携带17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祖国，流散到异国他邦（美国有45册，英国38册，日本55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
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相互送还对方的文物。1951年6月，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11册送还给我国文化部。这是《永乐大典》自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灾难后，第一次从国外被送还。1954年6月，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送还我国外交部，这两批永乐大典，都先后移交至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54年，前苏联科学院又把《永乐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给我国访苏代表团。
1955年12月，在原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将1900年从北京翰林院里散失出国流落至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并由文化部移交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些资料珍品的失而复得真可谓我国文化界之万幸，这些图书内容，收录了价值极高已久已失传的书籍，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均有填充空白之价值。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国家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若要向那些盗掠我国文物的国家索要失窃之物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我国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及私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但长路漫漫，坎坷重重。我们只能祝愿这些散失在外的珍贵人类遗产会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得以充分展露。
琉璃宝塔构件藏何处
明代永乐皇帝朱棣曾在南京修建过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琉璃塔。据史料记载，这是永乐皇帝为报答父母之恩而建的，共用了19年的时间，花费白银348.5万两。塔高近30丈，分为9层8面，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顶用2000两黄金构成，全塔共悬风铃152个，塔内置油灯146盏，日夜通明，每昼夜耗油64千克。
太平天国时期，这座宝塔毁于战火。但据记载，烧制建塔用的琉璃瓦时，共制作了三份，建塔用一份，其余两份埋入地下，编号辨识，任何一块琉璃损坏，都可以编号报工部，再予补发。
据南京市博物馆介绍，1958年，南京市文管会曾发现这批构件，上面多带有墨书的字号标记。然而，现在在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保存的琉璃构件，不是完整的一套。人们因此相信，至今地下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琉璃塔构件。如果这套构件出土，那么，这座被誉为中古建筑奇迹的宝塔将会重现于世。
据南京市一位进行过文物普查的老先生介绍，解放初期，有一位农民在挖水沟时，曾发现地下有一条长达数丈的琉璃瓦巨龙，金光闪闪。由于当时的封建思想，认为是神物，没敢动，就又重新掩埋起来了。还有人介绍，曾有一个和尚，根据史料的记载，花费了一生的经历，想找到那套备用的琉璃瓦构件，希望使宝塔复原，但结果至死也未能如愿以偿。
从上面的情况看，地下确实极有可能还藏着一套琉璃宝塔构件，但其埋藏的地点已无从查询了，也许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会在偶然中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出土丰富的南越王墓
1983年6月8日，一位民工在为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宿舍楼工程挖地基时，铁镐挖着了一块石板，后经闻讯赶来的广州市文管所考古队员勘探，发现地板下竟是一座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陵墓。
这座不同寻常的墓，四壁彩绘斑斓，一侧的东耳室中，竟然整体地摆放着从未在广州发现过的编钟、编磬，一根有彩绘的漆木钟架还在编钟之上。旁边则是排列有序的铜提筒等。西耳室内则塞满器物，过道中，几十个小铜鼎，捆绑成束的铜勺和成堆的小陶罐、小陶鼎等有次序地排列着……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伦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逝后，赵伦代理南海郡尉职务，公元前204年，赵伦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中原建立汉朝后，说服赵伦向汉称臣。赵伦接受了封赠，并在今越秀山上筑“越王台”。赵伦于公元前137年去世，因儿子及长孙已逝，遂由次孙赵昧继承王位，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即今西汉南越王墓墓主。到第五代南越王时，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兵叛汉。汉武帝派路博德和杨仆二位将军统领10万水陆大军征讨南越国，南越国随之灭亡。
这座地处广州越秀山旁的象岗山上的越王墓于8月25日正式开始发掘。这是一座凿山为室的石室墓，建造在象岗山的腹心深处。陵墓坐北朝南，采用竖八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平面呈“土”字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共分7室。前部三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四室为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墓内随葬品，达1000多件（套）。计有金、银、铜、铁、陶、玉等十余种。在出土的文物中有许多稀世珍宝，如金印、玉器和礼器等。
在我国先秦时代，印章大都称为玺。只是到了秦始皇时才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称玺，一般的只能称印。在汉代，除皇帝外，皇后、诸侯王等最高级贵族的印也称玺。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古印最为引人注目。此次共发现金印3枚，分别是龙钮“文帝行玺”金印、龟钮“泰子”金印和龟钮“右夫人玺”金印。其中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因印文中有“文帝”字样，是文物中的极品。“文帝行玺”金印，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四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看得出来，此印主人生前曾多次使用过。
另一只龟钮“泰子”金印可能是赵昧父亲的遗物。该印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字体公正，四周有边栏，正中有一条竖界。
还有一枚金印是其右夫人的印。从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及其随葬品的规格来看，右夫人可能就是王后。该印龟钮长宽2.15厘米，通高15厘米。阴刻篆文“右夫人玺’四字。
除此之外，还有几枚玉印，印面全为阴刻篆文。分别为“赵昧”、“泰子”、“帝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也都凿刻精工，布白匀称。
南越王墓中出土玉器240余件，包括作为葬工用的“金缕玉衣”，装饰用的11组玉佩饰和玉具剑中的首、格、璲、珌剑饰共58件，作器具用的铜框镶玉卮、铜框镶玉盖杯、玉角形杯、玉盒、铜承盘高足五杯和印章、六博子等多种实用器物，还有礼仪用玉的壁等。
金缕玉衣由2291块玉片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又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新品种。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国统治者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的反映，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南越王墓中共出土了71件玉璧。其中为墓主人置备的礼仪用璧有在棺室棺椁的头厢内的大壁7块，足厢中的玉璧2块，西耳室中的玉璧6块。作为葬玉用的璧主要用于铺垫尸体。
南越王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是已知的汉墓发掘中出土最多的。考古人员对这11套组玉佩进行复原组合后，发现其中最精美、最繁杂的是墓主的一套组玉佩和右夫人的两套组玉佩。
墓主组玉佩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计有双凤涡纹青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磺、双龙蒲纹玉磺各工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颗。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佩饰计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金钩玉龙、鲁首衔壁、透雕凤纹牌形饰、带钩。其中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和带钩令人叹为观止。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是一件雕镂精细、布局新颖、构图完整的艺术佳作。纹饰分为两区，内区为一透雕游龙，前后两爪都伸入外区，前爪托承一只凤鸟，后爪基部呈圆鼓形，显得壮健有力。外区的凤鸟婀娜多姿，回眸与龙对视。雕刻技法娴熟，栩栩如生，是难得的珍品。
龙虎并体玉带勾长18.8厘米，钩体扁形，钩部浮雕虎头形，钩尾雕作龙首。龙仰身昂首，张口咬一圆环；虎亦伸爪抓圆环。龙虎躯体及圆环上都饰有勾连云纹。整件器物构图奇妙，雕琢精细，构思非常绝妙。
角形玉杯出于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内，由一块青白色硬玉雕成。口部椭圆，高184厘米。角形玉杯的外璧运用了圆雕镂空、高浮雕、浅浮雕、线雕等四种技法雕出了四层纹饰。杯底的端部反折向上回转，镂空成离地的云纹，环绕杯身的下部，云纹上施刻束丝纹；接着由高浮雕修琢宽体的卷云纹。杯口缘下方浅浮雕一只夔龙，尖嘴，坚耳，额上的独角像云朵一样飘出。实属玉器中的绝品。
承盘高足玉杯高17厘米，共由青玉杯、玉杯托、铜托座、承盘、木垫5个部件组成。玉杯身、座分别由两玉琢成，各钻小孔，塞入竹丁连接杯身成圆筒形，有三区不同纹饰，平底。座足饰花瓣纹，下为喇叭形。杯座之下加有一块小木承垫。铜托座平置于铜承盘的口沿上为一扁钢圈，嵌纳三条金首银身的龙，三龙张口各衔住杯托的一片花萼。最下为铜承盘。此器由5种不同质地的部件构成，组合奇巧。三龙托杯有升天的寓意，同时在墓中还出土了五色药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套承盘高足玉杯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用来承接云表之露，以服食药石而求长生的特殊用器。
另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青玉盒、铜框镶玉益杯和一件玉卮，玉卮为极高贵的盛酒器，出现在殉人身旁，实在难解其中的意思。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6件玉舞人，他们形态各异，造型优美。有一个圆雕玉舞人，高3.5厘米，宽35厘米。舞姿曼妙生动，头向右微偏，张口，做莺歌燕舞之状。这是出土的汉代玉舞人中首见得圆雕作品。
南越王墓的随葬器物不仅品种繁多，做工精绝，而且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显示出汉、越、楚、秦、齐、巴蜀、骆越、匈奴等文化与海外文化相融的特色。一墓之中有如此多样的文化遗物共存，在已发现的汉墓中相当罕见。
考古学家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大大小小共51件鼎，其中铜鼎有36件，铁鼎1件，陶鼎14件，分别放置在西耳室，后藏室，东侧室和外藏椁里。
出土的这些鼎中，有一件铜鼎属楚式风格。此外，还有汉武鼎19件（其中五件为陶鼎，余为铜鼎），越式鼎31件（铜鼎17件，铁鼎1件，陶鼎13件）。所谓汉式、越式、楚式，是以器物的造型和地域特色来区分的。
南越王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谁
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们掘出了一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陶瓮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银罐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打开一看——几乎全是金银。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获悉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前来清理和调查。见到陶瓮和银罐里的器物后，考古人员在周围的地带钻探了几天，在出土陶瓮北部约1米的地方发现了另一个盛满金银器物的大陶瓮。在2个陶瓮和1个银罐中，共清点出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皿271件，金银“开元通宝”451枚，再加上其他金银货币和金银饰品，金器的总计重量达298两，银器重量达3900两。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的上流社会，简直就是由金银构筑而成的。相比唐人王建“一样金盘五千面”的夸耀、唐太和年间淮南节度使王播入朝时一次进献皇帝大小银碗3400枚的排场，何家村出土的数量不过是大唐金银器的九牛一毛。
在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中以杯、盘、碗、盒、壶等器类为多，这些器类在唐代文献中多有提及。如《旧唐书》给胡楚宾立传时说他才思敏捷，喜欢酒后作文，唐高宗每次找他写文章，“必金银杯盛酒令饮”，可知杯为酒具；又如贺知章《答朝士》诗有“银盘盛蛤蜊”句，可知盘为盛食器。与杯、盘一样，碗、盒、壶也作饮食器具使用。实际上，以金银制作饮食器皿在唐代的上层社会已蔚然成风，其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显富贵求享乐，更重要的是与道教的神仙思想有关。早在汉代时，汉武帝就曾笃信黄金“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言论，唐代贵族以此为据，竞相仿效，因此成风。
虽然如此，金银器皿并不是人人能用的。《唐会要》记载，官员“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又“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同时，金银器皿还是玩赏品，因此，金银器的制作不仅讲究实用性，也讲究观赏性。何家村出土了许多件图案精美的金杯、银杯，其中以掐丝团花纹金杯最为富丽华彩。金杯高6厘米，口径6.9厘米，重230克，一侧有环耳，以金丝做成4个团花，焊接于杯的腹部，纹样凸出器表，极具动感。团花是吉祥的纹饰，在唐代十分常见。这批金银器皿上还有许多颇具民族情趣的图案，表达了祝福和吉祥的内容。如，鎏金双雁纹银盒的盒面上线刻相向而立欲作亲昵状的双雁，双雁站在结满莲子的莲蓬上。雁在古代是男婚女嫁象征物，寓意夫唱妇随，永不分离；而莲子则寓意多子多福。另外，鎏金龟纹银盘底面锤揲出象征长寿的乌龟、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壶外壁刻象征智慧的鹦鹉等等，都表达了相类似的美好情感。此外，何家村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银壶更是一件精品。舞马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的曹魏，到庸代，舞马较为兴盛，不过，当时的一般官员和百姓，是无缘欣赏舞马表演的，因为舞马的节目主要表演给皇帝看。唐玄宗是最热衷于舞马表演的一位大唐皇帝，传说他养了400匹舞马，当他得到一匹从塞外来的良马时，欢喜得不得了，亲自着手培训。在每年千秋节（即玄宗的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中，舞马表演是必不可少的。在玄宗身边做过丞相的张说写了10多首舞马的歌赋，其中《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描述得最为精妙：“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既能乖巧地跪拜祝寿，又能醉酒矫作憨态，怪不得玄宗如此喜欢呢！唐代的百姓是无缘看舞马表演的，可今天的人们却能有幸窥其一斑，这件鎏金纹银壶上刻画有十分精彩的“舞马衔杯”的图案，是当今唯一能确证为舞马的图像资料，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银壶的外形犹如皮囊，高14.8厘米，壶上方一端开有络筒形小口，极像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皮囊壶，这可能与舞马多来自塞外有关。壶的提梁和盖是鎏金的，两幅形象相同的“舞马衔杯”纹也是鎏金的，分别装饰在银壶腹部的两个侧面上。“舞马衔杯”纹是以模压和锤揲的方法制成的。凸出壶腹的表面，极具立体感。欣赏这匹舞马，但见它鬃飞尾扬，缨飘眼迷，正舞得兴起时，突然做出了“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动作，虽然我们不能见到舞马“垂头掉尾醉如泥”的怩态，也听不到舞马时的华音妙乐，但我们能想象到唐玄宗喜乐开怀的情态，也能感受到大唐宫廷庆典的奢华。
何家村出土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珍宝是银香囊。这件香囊呈圆球体，直径4.5厘米，其上由吊链连接，链长75厘米，整体重36克，正好适合女子佩带在衣物上。由于需要打开，香囊的球体分为上下两个半球，可以随意开合；球体内有两个同心环和一个半圆形小金盂；球体、同心环、金盂之间有活动的轴连接；金盂里放香料，由于金盂的重量和轴的机动性，无论球体怎样摆动，金盂始终保持水平，香料和燃过的灰烬也不会漏出球体之外。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代女子悬挂香囊而不担心香料溅出。
唐代金银器的兴起，一是源于贵族相信以金银为饮食器可以延年益寿，二是源于贵族对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金银器的收藏和喜爱。为各投其好，地方官员以“进奉”名义给皇帝进献金银珍玩，而皇帝为了笼络权臣，有时也会大量赏赐他们金银器皿。贵族们的需求刺激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富户收藏金银器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一方面，金银器摆在室内，使用和欣赏；另一方面，金银器是财产，有时需要秘而不宣。因此，有的金银器就被主人埋于地下，由于某些原因，有的就永久埋于地底，直到今天才被发现。
关于金银器窖藏，文献的记载仅是星星点点，而考古的发现也是为数不多，但仅以这些材料足以说明，掩埋金银珠宝在唐代已成风气。
根据专家考证：何家村窖藏为唐代汾王府财产，因为窖藏地点与汾王府同在一个居住区域内，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皇帝逃跑，叛军占领长安，汾王府人员在逃离前把金银玉石埋于地下，这就是何家村窖藏。但近些年来，学者们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齐东方先生认为何家村窖藏是官府财产，为租庸使刘震所藏，何家村窖藏地点在刘震宅的附近。租唐使是唐朝中央政府为收地方税而专门设置的官职，刘震为租庸使时，权利宏达，文献上说他“门馆赫奕，冠盖填塞”。公元783年唐朝又发生一次叛乱，史称“任原兵变”，这次皇帝和官员又逃出长安，刘震没逃出去，却做了伪政府的官，出逃前，他曾让外甥运出了金银罗锦20驮。据此，研究者认为，何家村窖藏的财物，应是刘震想逃之前收藏起来的。叛乱平定后，刘震被朝廷处死，所以此窖藏无人知晓。另外，还有人认为何家村窖藏是由少府所属的掌治署或左尚署所有，它们都是唐朝中央政府专门管理和制造金银器的机构。
何家村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目前尚无定论，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考证。
敦煌卷子佚失记
在甘肃省敦煌县城南6公里，有一座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的鸣沙山。据说前秦建元2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傅的沙门，来到鸣沙山的东麓，抬头“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他认为这是天降瑞兆，于是便乘兴在此地“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最早拉起了营建莫高窟的序幕。
在此之后，经过北朝历代至隋唐时期僧人的修建经营，莫高窟已颇具规模。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莫高窟，已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出窟室千余龛，窟群南北长达1600多米，并形成上下5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景致蔚为壮观，也因此成为天下闻名的佛教圣地。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宋元时期的敦煌渐趋沉寂，莫高窟的营建亦即告中止。到了明朝，莫高窟因孤悬关外，长期无人过问，其佛像多遭毁坏，洞龛亦多为流沙所埋。清朝的莫高窟虽然一度增补和重修，但已荒凉破败，满目疮痍。
清咸丰6年（公元1857年），湖北省10个大县大旱的第二年，乡民便纷纷离乡背井，出外逃荒。在逃荒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王圆篆的八九岁的孩子随流民流落到了甘肃酒泉，据传王圆篆成年后曾在酒泉巡防军中当过差，直到年近半百，因生计所逼、他才找到一处道观受戒当了道士。道士的身份似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转折和希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王道士鬼使神差般地云游到了敦煌，并对莫高窟这个佛家圣地产生了兴趣。于是，王道士首先把莫高窟中的一座洞窟改造成自己的居室“太清宫”，长期居住下来。居住初期，王道士见莫高窟的洞窟多为流沙掩没，便立志要在这里披沙开洞。1900年6月22日（光绪25年5月26日），当王道士在一个洞窟内清理流沙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洞中洞”，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藏经洞”。据粗略统计，洞中藏有写经、文书和其他文物5万余件。洞中的写经和文书被研究者称为“敦煌遗书”或“敦煌文书”。由于这些“文书”或“遗书”大多是卷轴式的写本，所以亦称“敦煌卷子”。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立刻邀请敦煌城中的绅士来洞中参观。但由于这些绅士们都不识货，只认为这些遗书流落在外是造孽之事，便叮嘱王道士仍将经卷藏于洞中。王道士不死心，又将一箱书卷带到了酒泉县城，没想到还是没有碰到识货之人，只好再次扫兴而归。
1902年，当时担任甘肃省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因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部分敦煌卷子，并循迹了解到这些遗书出自藏经洞。立刻建议当局将敦煌卷子全部运到兰州作妥善保管。但是昏庸的政府当局却以经费困难为借口，没有接纳和实施叶学政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益增长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又责令敦煌知县江宗瀚对藏经洞进行封检，然后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但在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经办人汪宗瀚也假公济私乘机窃取了一些卷子精品，作为奉送西北地区权贵的礼物。敦煌卷子从此开始逐渐向外界流传和流失。
在政府和社会上下对敦煌卷子或熟视无睹、或麻木不仁听任其流散之际，一些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闻讯而动，他们处心积虑，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乘机踏入敦煌这块净土进行掠夺。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员也不甘落后，纷纷出马，以权猎宝，以钱收宝。莫高窟秘藏从此进入了灾难性的流失和损毁阶段。藏经洞，一下子成为一个民族滴血的创伤口，它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令中国人心酸和愤慨的历史。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进入莫高窟，此后又有英、法、日、俄、美等列强的考察家们进入敦煌掠宝，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也因此大量流失海外。
当斯坦因等人盗劫敦煌遗书的消息传出后，藏经洞文物开始在国内广为人知。清朝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试图重视敦煌卷子的保护，但处于摇摇欲坠之中的大清皇朝显然已力不从心。1908年，清廷曾责令敦煌知县和王圆篆妥为保存卷子，不得再有遗失私卖的行为发生，于是残存的敦煌卷子被分装成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莫高窟第367窟。然而，在入藏新窟的过程中，狡诈的王道士又擅自私藏了不少卷子，留待日后转手出售。不仅如此，当1909年敦煌卷子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再次从中做了手脚。加上在运送途中，押解差官与一些官僚世宦又大行偷窃，使得劫余的敦煌卷子断篇再遭洗劫。这一连串卷子失窃事件的发生，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早在1906年3月16日，斯坦因一行来到莫高窟，目的是调查藏经洞。但因王道士外出化缘，斯坦国等人吃了闭门羹。同年5月21日，斯坦因带着他的翻译蒋孝琬等人重返莫高窟时，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斯坦因在首次公开场合接触王道士时，绕开了藏经洞的敏感话题，只说他们是来拍摄壁画的，以此打消王道士的戒心。而在暗地里却指使蒋孝琬试探王道士，说他们想捐赠一些功德钱来换取一些敦煌卷子。王道士虽然并不清楚这些古代遗书的重要价值，但出于宗教感情，他当时没有理会斯坦因的请求。斯坦因看到金钱收买的计策不奏效，只好另生一计。于是，他请求王道士带领他参观莫高窟以及由王道士主持的维修工程，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用生硬的中国话不断地恭维王道士，并表白自己对唐代高僧玄奘的崇拜心情，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追寻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前来中土取经的宗教徒。斯坦因的谎话，终于感化了王道士，更使王道士消除了戒心。王道士即就把斯坦因领到了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并给他进行了富于感情的讲解。就在当天晚上，王道士把一小捆经卷悄悄交给了蒋孝琬，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碗连夜进行识别。事有凑巧，第二天一早，蒋孝碗惊喜地向斯坦因报告，根据有的经卷上的题署表明，一些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成汉文的。惊喜不已的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琬将此发现告知王道士，王道士听完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碗乘机继续煽动蒙骗王道士，说这肯定是玄奘英灵的有意安排，是玄奘亲自选定了这一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使这位来自遥远之邦的虔诚信徒能把这些卷子带回印度老家去。王道士被他们花言巧语蒙骗，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进入藏经洞后，愚昧无知而又贪婪的王道士最终听任蒋孝琬的摆布，连续八个晚上任由他们在藏经洞中挑选卷子。
6月13日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已是一支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的五辆马车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
斯坦因并没有满足，4个月后，蒋孝婉怀揣着斯坦因的一张字条再次潜入莫高窟。这次他又带走了许多汉文和藏文写本。1908年3月，满载敦煌写本的24口箱子和5口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文物的箱子被斯坦因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了莫高窟，通过王道士，他又骗去了5大箱敦煌卷子。据研究者统计，斯坦因前后三次总共盗走敦煌卷子1.5万卷左右。卷子内容主要是各种文字的经卷和绘画作品。
除了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也对莫高窟藏宝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伯希和是一位懂得汉文、俄文、突厥文、藏文等10余种文字的学者。
1900年至1904年，他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因而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较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1906年8月，伯希和受有关学术组织的委派，开始在中亚考察。
1906年8月底，伯希和一行3人到达我国新疆的喀什。
1908年初，伯希和等人辗转来到莫高窟，经过一段时间与王道士的讨价还价，伯希和于3月3日走进了藏经洞。在整整3个星期的挑选过程中，据说伯希和以每天阅卷大约1000份的高速度，基本上将洞中所藏的敦煌遗书检查了一遍。最后，他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和严守秘密的许诺与王道士达成交易，带走了大约6600卷敦煌卷子。伯希和所劫掠的敦煌卷子的数量虽没有斯坦因多，但却都是精华，其中有许多孤本。这位汉学家显然比斯坦因更识货。在敦煌卷子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伯希和却盗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敦煌卷子中世俗文书的数量本来也不太多，而伯希和却又盗走了许多。现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这些敦煌卷子，可以算得上是藏经洞敦煌卷子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敦煌卷子”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卷子”各种文字的写本多为卷轴式，其时代从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即从魏晋南北朝至宋初。它包括了5万余件汉文写本和大量的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
汉文写本中的95%是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其余5%的非佛典文献包括经、史、子、集4部。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由于敦煌卷子涉及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普遍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当今世界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新史料尽管很多，但由于藏经洞文献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所以以敦煌卷子为基础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并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卷子的佚失，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它记录了衰弱中国的耻辱历史，相信随着国家的富裕强盛，此类历史将再也不会重演。
白羊石寺“神物”多
位于湖南大庸的白羊古刹，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刹内有许多“神物”：风扫地、月点灯、水池、火池、盘龙柱等，不知迷倒了多少善男信女，对它顶礼膜拜。“风扫地”，是大殿内一处奇迹。每天，大殿的如来佛莲花座下，不时扬起两股风，在殿内旋转，把尘埃纸屑刮出殿外，能保持殿内清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力”所致。因此，常有人对来风处三叩九拜。其实，这是大殿西角风孔的“杰作”，一有风吹，风就透过小孔进入大殿，形成了旋风。“月点灯”，也是大殿的一大奇迹。每当夜幕降临，一轮新月升起，大殿内便会通亮。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月亮在为“神”点灯。这究竟是怎样的奥秘呢？原来，在寺内有两道反光碑，这两块碑放的位置、角度极为巧妙，能反射月光，这便是“月点灯”的奥秘所在。“水池”、“火池”也是古刹的绝妙之处。水、火池大小、形状相同，分别位于大殿和罗汉堂之间小石桥两侧。无论是干旱或暴雨成灾，水池都是一汪清水，不溢不亏，而火池则滴水不存，永保干涸。人们都说，从这两地更可看出白羊寺神的灵验。其实，水、火池都是经巧妙构思、运用科学的结果。可见当时人们对力学、选材学、水流规律都有着极灵活的运用。
走进被称为“梁曲、柱歪、屋不斜”的罗汉堂，会让你大吃一惊：柱、梁、椽共43个，全都是歪曲如蟒卧，挠曲似蛇行，整个大厅呈摇摇欲坠状。然而，这个大殿已历经了500多年的风吹雨打，虽然四壁斑驳如酥，但以指击之却铿锵有声。可见我们的前人对物理学、力学和材料学的运用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金字塔尸主之谜
大约公元前450年，希罗多德叙述了一个关于胡夫的故事。胡夫是埃及的一个法老，他非常残忍，当他花完他所有的财富时，就命令他的女儿到妓院去为他挣钱。忠诚的女儿只好照办。但是，她也向每一个她侍奉的男人要了一块石头作为礼物，因为她希望除了这些男人外，她还能为后人留下点别的以便为人记住。用这些石头，她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该塔现在仍然坐落在尼罗河附近的吉萨高原上。
希罗多德写道，金字塔当时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然而，时间又过去了2000年，关于金字塔起源的种种古怪理论仍然在流传。
一些中世纪的作家相信，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曾经被约瑟（《圣经》中的人物，雅各之子，曾担任埃及宰相。）用来储藏谷物。近来，金字塔被人描述为日晷仪和日历、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以及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
然而，甚至是希罗多德也知道，金字塔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理论最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大部分享有声望的埃及学家仍然相信这一理论，并且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金字塔散布于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日落以及通往来世的路途都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附近发现了葬礼仪式使用的小船，据说，法老们正是乘这些船驶往来世的。而且金字塔周围环绕着一些可能属于法老宫廷成员的其他坟墓。
大部分说法认为许多金字塔内有石棺或木棺。19世纪之前，在石棺上或在石棺附近发现的神秘图画被确认为用来帮助法老们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咒语。
然而，坟墓理论缺乏一个最主要的证据，即法老们的尸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探索者们和考古学家们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金字塔（沿着尼罗河谷的许多州县有80多座金字塔，而且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被埋藏在沙漠中）。一旦发现看似胡夫棺木的东西，他们就会屏息打开——这样一次又一次——他们发现木棺总是空的。
对于空坟墓最广泛的解释是金字塔遭到了洗劫。当然，大部分盗墓者对法老们的财宝比对他们的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当然也不可能花时间确保法老们的尸首被妥善保存。他们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被纯金覆盖的木乃伊。
从盗墓者为搞乱坟墓所做的刻意努力来判断，最早的盗墓者很可能是古代埃及人自己。例如，在阿蒙海特三世的金字塔中，塔的入口通往一个小的空室，这个空室把人们引往一个没有出口的狭窄通道。通道的顶端是一块重22吨多的巨石。把巨石往两边推滑，一个往上的通道就会显现出来，这个通道同样好像没有出口。一面墙上有一个隐藏着的砖门通向第三个通道，然后在通道的顶部又有两块可以滑动的巨石，接着才到达前厅，最后是法老的埋葬室。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都不可能阻挡住盗墓者。他们的决心不仅使考古学家，而且使后来的寻宝者，像9世纪时阿拉伯的统治者阿卜杜拉·阿尔·玛穆恩感到气馁。阿卜杜拉留下了一份在他看来是首次进入胡夫金字塔的探宝经过的详细报告。
在带领队员们经过了一系列伪装的通道和堵塞的入口之后，他最终到达了埋葬室，在那里，除了一个空的石棺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拿破仑征服埃及后，到达埃及的欧洲探险者们对石头上的雕刻比对珠宝更感兴趣，但是相对于埃及和阿拉伯的先行者，他们对法老纪念碑少许表示了几分尊敬。1818年，曾经在马戏团呆过的健壮的探险者乔维尼·贝尔兹尼用夯锤打通了胡夫之子胡弗雷的金字塔墙壁。贝尔兹尼当时正忙于为即将在伦敦举办的展览而收集展品，他在看似埋葬室的地方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法老的尸体。他发现的惟一骨头是一头公牛骨，可能是某些偷走法老尸体的早期盗墓者扔在石棺室中的。
对财宝和尸体的探寻在1923年有了回报。这一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掘到图坦卡蒙的坟墓。在墓中，卡特找到了许多华丽、完整的财宝，正因为如此，“图坦国王”很可能是现在人们最熟知的法老。财宝中包括一个金棺和法老尸体上放着的一个金面具。
这次发现对于金字塔并没有重大意义，因为图坦卡蒙没有埋在金字塔里。他的坟墓被分散在国王山谷中的岩石里。
更让卡特的队员们感到不安的是卡纳温伯爵——资助此次探险的一位富裕的业余考古学家的去世。在到达国王山谷后不久，队员们就知道卡纳温伯爵死于开罗。进入坟墓的另外两个人也在不久后死去——先是卢维埃的埃及古迹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然后是纽约市政文化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助理保管员。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种各样关于咒语的荒谬猜测。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墓中卡特发现了一个古代石刻板，上面刻着：“无论是谁，只要打扰了法老的宁静，死神必将与之相伴。”
诅咒也好，不诅咒也好，探寻仍然在继续着。
1925年，就在图坦卡蒙墓被发现两年之后，在乔治·安德鲁·赖斯纳的带领下，一队美国考古学家在胡夫大金字塔脚下考察。一位摄影者在试图放置照相机三脚架时，碰巧擦掉了堵在一块隐藏于岩石中的裂缝上的灰泥，露出了一个100英尺深的井状通道，该通道从顶部到底部都用砖石砌成。他们花了两周时间才到达通道的底部。
在那里，赖斯纳发现了胡夫母亲赫特菲尔斯王后的棺材。由于坟墓隐藏得如此完好，赖斯纳希望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墓葬，但是石棺是空的。当从失望中醒悟过来之后，考古学家们才注意到埋葬室的墙壁上有一块泥灰区，在它的后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匣子。匣子里面装着经过防腐处理的王后的内脏。
赖斯纳猜测——他承认这仅仅是猜测——王后肯定曾被葬在别处。在盗墓者为了获取包裹于其下的珠宝而搬动她的尸体后，她的残骸一定是被重新埋葬在她丈夫和儿子附近。
1951年，在金字塔中找到一个完整墓葬的希望重新被点燃。这一年，在吉萨南面大约六英里处一个名叫撒卡拉的地方，一位埃及的学者扎卡赖亚·戈奈姆发掘了一个以前未知的金字塔废墟。这个金字塔以前从未被注意过，因为它的建造者们从未使它的高度超过地基之上，这使得它后来被撒哈拉沙漠所掩盖。起先，戈奈姆认为一个未完工的金字塔不可能有多重大的意义，更不用说找到法老的遗骸了。但是当他沿着一个低浅的沟壕通往一个隧道时，他的期望随之上升。当他挖通了三堵石墙后，他变得更加激动：毕竟，没有哪一个盗墓者在出来后会重新把墓封闭好。在金字塔中发现的珠宝好像进一步表明这里是一个盗墓者从未光顾过的坟墓。
最后，戈奈姆到达了埋葬室，他确认那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法老——塞克赫姆克赫特的坟墓。当戈奈姆看见一个金棺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激动得又哭又跳，并且相互拥抱在一起。几天后，当着一群学者和记者的面，戈奈姆下令打开棺材。
令他震惊的是棺材是空的。
惊人的图特卡蒙陵
图特卡蒙陵寝的发现是埃及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一个埃及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这一伟大的发现是与一位名叫霍华德·卡特的英国考古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资助他进行发掘的卡纳冯勋爵同时也参与了这一最伟大的发现。
1903年卡特前往埃及。1906年，他自己着手进行出土工作。一开始，他们选定了国王谷里一小块面积准备进行挖掘，这块地方选对了，应该说是运气不错。
卡纳冯和卡特站在山头向下俯视着国王谷。以前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那挖掘过，可惜这些先行者却没有人留下一份详细的地图哪怕是一纸草图，以供后来的开发者作为参考。谷里遍地是大堆的挖出的碎石，整个谷底看起来有点像月球的表面。乱石堆之间是一座座陵墓的入口，而这都是早已开发的墓葬了。如今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有系统地全面挖掘下去。
在这以前整整100年，贝尔佐尼掘出了拉美西斯一世、西索斯一世、厄耶和门图海克佩什的陵墓。后来他写道：“从我近来发现的古迹看来，我可以充分肯定，除现已探明的以外，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里再也没有另外的古墓了。
埃及文物管理局长马斯皮罗签署批准卡纳冯勋爵开发国王谷的文件时坦率地说明，他认为这块墓区业已挖掘干净，现在再去调查研究纯属浪费时间。他可以肯定帝王谷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了。
卡特在听到这许多否定的说法以后，仍然认为有可能发现古墓，而且知道是谁的陵寝，其根据何在呢？
他亲自观察了美国业余考古者狄奥多尔·戴维斯发现的古物，其中有一只彩釉陶杯，上面铸着图特卡蒙字样。这只杯是戴维斯从一块岩石下面发现的，戴维斯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座小型石墓，墓中找到一个破碎的木箱，里面有一片金叶，上面也有图特卡蒙的名字。戴维斯当即确定这座小石墓就是图特卡蒙，其实这是错误的，卡特的想法与此不同：戴维斯的又一件文物得到正确的辨认以后证实了卡特的意见。那是看起来价值不大的陶器碎片和几卷麻布，装在几只大瓦瓶里，瓶口封起，瓶肩上铸着象形文字。后来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认为这些瓦瓶和瓶里的东西很可能是图特卡蒙墓中的殉葬品。另外，后来戴维斯又在“异教国王”伊克纳顿的陵寝里发现了几个黏土做的图特卡蒙的印章。
这一切可以证明确实有一座图特卡蒙的陵寝。卡特力排众议，认为这座陵寝的位置在帝王谷的中心，并且大约就在戴维斯发现上述文物的地点附近，看来这是言之有据的。
卡纳冯和卡特开始挖掘了。干了一冬以后，他们在选定的那块三角地基本清除了表层地面的碎石堆，挖到拉美西斯六世的墓。“我们发现许多当年建陵工人的房舍，都造在巨大的岩石上，而帝王谷里这类岩石附近往往可以找到墓葬。”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在开发图特卡蒙墓的全部过程中是最不平凡的一段。挖过一阵以后，如果再照原定方向继续扩大，就要堵塞拉美西斯陵墓的入口。因为这是旅游胜地，所以必须停挖，等待一段时间才能顺利进行。到1919年冬继续挖掘后，在拉美西斯六世墓的入口处挖到一批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具有考古价值。卡特说：“这是我们真正接近目标的第一步。”
用英国考古学家比特里的话来说：这时卡纳冯和卡特已经把这块三角地区“奋斗”完了，单单留下了那块建陵工人遗留的房舍的所在地。为了避免妨碍旅游者，他们留下这块地方，转移到别处挖掘。挖掘工作在托特米斯三世陵寝所在的一处小山谷又继续了两冬，但“并无真正的收获”。
他们总结了一下，为何几年来费力不小但成绩不大，并开始考虑索性另辟新区，从头开始。只有古代工房和大石块的那一块地方没有挖，而且前面说，这块地方位于拉美西斯六世的墓地之内。考古队犹豫不定，几次推翻既定的计划以后，终于决定在国王谷挖掘最后一个冬季。
这次卡特挖掘的地方，其实是他6年前就应该集中开掘的目标。他们拆去工房，清走复土，立刻看到图特卡蒙墓的入口，这是埃及最为豪华的陵寝。卡特写道：“这突然的发现真使我瞠目结舌，接着一连数月不断的收获接踵而至，忙得连想一想都来不及。”
卡特是在1922年11月3日动手拆除古工房的，当时卡纳冯勋爵正在英国。次日上午，第一座工房拆掉以后，下面就露出一层凿在岩石里的石阶。到11月5日下午把复土清理得初具眉目，这时已经可以肯定是发现了一座陵墓的入口。
挖掘工作在加紧进行。这一天的时间慢慢地过去，卡特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当埃及的夜幕突然降临时，已经挖到第12层石级，这时就露出一座门的上半部，门用石块堵住砌牢，并盖有印章。一座封闭的墓门找到了——这就是说，真的找到了！
卡特仔细观察封戳，确定是国王的墓室专用的。既然有王室的封戳，墓中一定安葬着非常显要的人物。入口的上方存有建陵工人的住房，可以证明这座陵寝至少从第二十朝以后尚未遭受劫掠。卡特一面激动得双手发颤，一面在那墓室的门上钻了一个洞，洞的大小“刚刚塞得进手电筒”。他看到门里的通道被大小石块堵得严严实实，这进一步证明建陵以后采取了各种周密的保护措施。
11月24日，工人们清出了最后一级石阶。卡特走下16级石阶，面对着封闭的墓室门。这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图特卡蒙的封戳，但同时他也看出了埃及学家经常遭到的情况——陵寝已经被人挖过，盗墓贼也在这里做过手脚。“墓室门全部清出以后，”卡特说：“才能看清这个门的一部分曾两次被人打开然后重新封闭。另外，起初发现的豺形和9个俘虏图形的封戳是印在重新封闭的部分的，而图特卡蒙的封戳则印在门的原来的部分，这才是最初的封戳。由此可见这座陵墓并非如一开始所想的原封未动。盗墓者进去过，并且不止一次；墓上的工房说明盗墓的年代不迟于拉美西斯四世在位时期。但重新封闭的痕迹又可证明盗墓者并没有把墓内洗劫一空。”
随着第二道墓门的清出，气氛紧张起来。卡特后来回忆道：“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我用颤抖的手在门的左上角钻了一个小洞。”
卡特把一根铁棒伸进孔去，觉得门里是空的。他点燃几支蜡烛进行测试，确定没有含毒气体以后，就叫人扩大门上的洞。
卡特慢慢地转回头激动地说：“看见很多了不起的东西。”
事后卡特回忆当时大家轮流从洞口向里面观察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们在烛光下看到的景象在考古出土史上是空前的。当月17日墓室门正式打开以后，证明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在一盏移动的强光电灯照耀之下，人们看到几张金色躺椅、一张包金宝座、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若干雪花石膏瓶，和几座奇形怪状的神龛。墙上映出奇特的兽头的影子，一座神龛的门开着，一条金蛇从里面向外探头。两座雕像像站岗一样面对面站立，身穿金裙，足踏金鞋，手执权杖，额头上盘着护身眼镜蛇。”
这一切真是金碧辉煌，美不胜收；然而这里同样发现了入侵的痕迹。门旁有一个装着一半灰浆的容器，旁边有一盏乌黑的油灯。有一处有几块指痕，看得出是刚刚涂好的漆面留下的，门槛上放着临走时留下的花环。
卡特和卡纳冯看得瞠目结舌，定神以后，却又发现一件奇事：如此豪华地下殿堂里竟没有石棺和干尸！这里究竟是陵寝还是地窖？这个问题再次在他们的脑中出现。
仔细审视墙壁之后，他们在两尊塑像之间的墙上发现了第三个封闭的门。“这时我们的心里浮现了一幅图景：一间接一间的地下室，每一间都装满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想到这些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卡特后来这样写。当月27日，在卡仑德临时安装的强力电灯照耀下，他们检查了这道封起的门。他们发现靠近底部被人穿了一个洞，随后又重新封起。很明显，盗墓贼已经穿过前厅（他们把第一间墓室叫做前厅）继续向前活动过了。前面的房间或两道门里又有什么呢？门里假如有干尸，它还是完整的、未经破坏的吗？情况教人难以理解。这里不仅在具体情况上不同于以往出土的所有古墓，而且出现了一个疑问：“盗墓者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穿过第三道门，而没有运走近在手边的那些宝物呢？既然过前厅，眼见大批的财宝而不为所动，他们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呢？”
卡特和卡纳冯决定把挖出的陵墓填起。卡特清楚地意识到，决不能立即着手运走前厅和侧室的全部文物。姑且不论需要准确地记录所有物品的原来位置——这是为了确定年代和其它辨认方面的参考资料。卡特看到，许多文物是容易损坏的，迁出以前必须进行保护性的处理，至少在迁出以后立即进行这种处理，为此必须准备大量的保护和包装材料。
从发现陵墓起，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人表示愿意提供慷慨的帮助。有许多外地专家参加了工作，为把这项空前的埃及考古做得更彻底、更精确贡献了力量。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专家，有些人的专业是和考古学无关的。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在这座陵墓中的文物搬出以后，为科学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就这样，12月16日陵墓再次打开，18日摄影师伯尔顿在前厅拍摄了第一批照片。12月27日墓中启出了第一件文物。
前厅是在2月中旬清出的，这时已腾出地方，可以进行人人企盼的下一工序，即打开两座立像之间的封闭门。隔壁房间里有无干尸的谜很快就要解开了。2月17日，星期五那天，约20个经特许参加启封的人在前厅集合，大家情绪高涨，然而谁也不知道两小时以后会看见什么。至此发现的珍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人们感到难以想象还会出现更为重要、更为珍贵的东西。
客人们有的是考古学家，有的是埃及政府官员。他们坐在椅子上，这些椅子相互紧靠着，是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卡特走上一座专为启封修建的平台，这时室内一片沉寂。
卡特十分小心地去掉上层封口碎石。
他只望见一片闪光的墙壁，此外什么也看不到。他转动着电筒四处照耀，还是看不到头。显然，这堵墙挡住了门内房间的通路。这是一堵黄金铸的墙壁。
卡特小心地快速取掉石块，不一会旁边的人也看到一片金光。
这时已经看清：葬室地面比前厅要低3.2英尺。卡特拿着一盏电灯从洞口下去一看，不错，他是站在一座大神龛旁。这神龛硕大无朋，几乎塞满整个房间。
首先，跟随卡特进入葬室的是卡纳冯勋爵和开罗古迹服务部长比埃尔·拉考。金碧辉煌的葬室使他们瞠目结舌了。多次测量以后，确定神龛的尺寸长为17英尺，宽11英尺，高9英尺。龛体全部用黄金覆盖，四面镶着鲜艳的蓝釉饰板，上面的图案是各种宗教象征图形，旨在保护死者。
这时大家共同担心的是，盗墓者究竟曾否来得及进入神龛里面去？他们有没有破坏干尸？卡特发现，龛的东门是闩着的，但没有加封。他双手颤抖着拉开门闩。里面又是一层折叠门，也是闩着，而且封得好好的。从这道门进去就是大龛里面的小龛。
三个人都放心地喘了一口气。以前打开的房间哪一个都看得出有人进去过，但这整个陵寝的关键部分却可以肯定，他们是第一个进来的。他们将会看到3000年前在这里安放的、原封未动的木乃伊。
一开始是拆除前厅和安葬室之间的砖墙，随后是拆开第一层金龛。第一层打开以后，发现里面还有第二层、第三层金龛。
卡特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肯定第三层金龛里就是石棺。他在回忆打开第三层金龛时写道：“那是我们辛勤工作过程中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我按捺着激动的情绪，小心地割断绑索，去掉那珍贵的封口，拉开门闩打开门。这时我看到里面有第四层金龛，它的花纹和第三层类似，但比第三层更为精巧……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再下去是什么？第四层金龛里装着什么东西？我极度兴奋地拉开最后一层金龛的门闩，去掉门上的封皮，慢慢地把门打开，里面装得满满的……是一口硕大无朋的，黄色石英岩棺材。它是完好无损的，完全是当年那些虔敬的人们把它安葬以后的样子。在几层金光闪闪的龛匣陪衬之下，这是何等令人难忘的景象！棺的下端有一尊女神，她张开双臂和双翅托住棺脚，像是要预防有人侵犯的样子。”
从安葬室移出金龛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共用去84天的时间。四层金龛由80多块零件组成，每件都很重，不好握持，而且易于损坏。
2月3日，出土工作者终于看到了石棺的全貌。这是一部杰作：全棺用一整块质地细密的黄色石英岩凿成，长8.8英尺，宽高各4.8英尺。棺盖是玫瑰色花岗岩做的。
绞车吱吱响着，1200多磅重的石棺盖徐徐升起，这时那些特邀的客人们又在周围注视了。“那庞大的石盖升起时，周围人一点声也没有。”人们向棺内看去有些失望，因为只看到用布包裹的一个粗大的捆。但当去掉包扎露出内棺以后看到的景象就大不相同了。
是国王的遗体吗？不是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具“人形棺”的棺盖，上面仰卧着那位年幼的国王的金像。那黄金像初出熔炉一样亮得耀眼。像的头和双手铸成立体的，身体用浅浮雕，周身装饰极为华丽。双手交叉，握着钩和鞭两件王权的象征，上面用蓝釉镶嵌。脸用纯金铸成，眼睛是霰石和黑曜岩做的，眉和眼睑是大青石玻璃的。脸上表情严峻而淡漠，但栩栩如生。
棺材是三层套棺，第二层的盖上是那位年轻的法老的金像，他身穿礼服，周身是奥赛里斯式的华丽装饰。打开第三层套棺时并没有发现更多的新东西，但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工人们觉得这些套棺重得出奇，使人难于理解。这座墓里的希奇现象层出不穷，这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件。
摄影师伯尔顿拍过照片，卡特取掉花环和裹布，才弄明白棺材沉重的原因。第三层棺材长6英尺1.75英寸，厚0.15至0.21英寸，整个是纯金造成的。
人们松下几个黄金佛头，然后手提金握柄移开最后一层套棺的棺盖，露出了木乃伊，终于揭示了图特卡蒙的遗体。
从墓中许多画面和浮雕以及日用品来看，图特卡蒙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比较可爱的，但是关于他的政绩或作为埃及的统治者有何建树现在一无所知，只活了18年的国王大约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成就的。卡特说，就我们所知，图特卡蒙一生惟一出色的成绩就是他死了并且被埋葬了，这话是有道理的。
这位法老的干尸既豪华又可怕。尸体上浇灌大量的油膏，这些油膏已经干硬，变成黑色，把寿衣紧紧地粘在尸体上。
整个干尸已经变黑并且变了形，但头部和肩部盖着的一个黄金面罩却金光闪闪，显出帝王的尊严。黄金面罩与干尸的双脚没有粘上黑油。
第二层棺是木棺，第三层是金棺，套在木棺里。人们几次努力把它们分开但没有做到，最后把整个棺材加热至华氏932度，费了很大力气才成功了。移出干尸以后，金棺用锡片套起加以保护。
11月11日上午9：45分左右，解剖学家德利医生剪开了干尸和外层包裹布。除脸部和双脚未粘油脂以外，整个干尸已经坏得不成样子。油脂所含的松香的氧化作用造成一种燃烧现象，不仅毁坏了裹布，连肌肉和骨头也都烧成了焦炭。有些地方如双腿和臂部下面的黑壳极硬，只能用铁凿除去。
一项重大发现是尸头下的一只护身枕。这枕头放在类似王冠的一个垫子之下，而垫子则是用外科技术扎在尸头上的。护身枕本身并无出奇之处，另外还有许多“护身神铠”贴身裹紧，如护身符以及各种象征符号和符咒等，重要的是这只枕头不像别的类似枕头用赤铁矿造成，而竟是一块纯铁！同时还发现一些类似铸模的小型用具。这是埃及学发现的最早的纯铁制品。
人们小心翼翼地从那年轻法老的烧焦的身上慢慢剥去最后一层裹布，那肌肤腐烂得用毛刷轻轻一碰就会跌落一块。最后展现了那年轻的国王的面孔。用卡特的话说，那是“……憩静而安详的面孔，一个青年的面孔”。他说：“从脸上看得出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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