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崇年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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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大传试读：
原序
2008年3月至5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我的系列历史讲座《康熙大帝》，这个系列讲座的文案稿与录音稿整合，就成为这本《康熙大帝》书稿，现在由中华书局出版。
事情缘起，其实很早。
2006年12月10日上午11时，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现场，终于讲完了《明亡清兴六十年》最后一讲第48讲。整整一年，无间寒暑。这时，我如释重负。当晚，我和夫人约请《百家讲坛》冯存礼、魏淑青、万卫、王晓、解如光、高虹、吴林、马琳、那尔苏诸君，在一起小叙。席间，万卫先生说：“阎老师，您稍微歇一下，接着录康熙！”我当时一愣：怎么还要讲啊！观众喜欢看吗？所以我含糊回答：“想想再说。”
2007年4月，我应美国华美协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学术与文化交流。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贵宾餐厅的饭桌上，一位先生问：“阎教授，您下面讲什么？”我反问：“您说呢？”答：“讲康熙！”不久，我去芝加哥。我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徐尽忠总领事请我和阎鹏吃巴西烤肉，当地一些留美博士、专家都不约而同地也有上述想法。5月，我应邀到台湾进行学术与文化交流。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载爵先生问我下一步讲什么。我还是反问。回答：“讲康熙。”5月底，我应邀到马来西亚作演讲。他们指定的题目是《康熙盛世》。12月，我应周曾锷先生邀请到新加坡进行学术与文化交流，周先生又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看法也还是同样的。这就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一个结论：海内外的不少华人都希望我能在《百家讲坛》讲讲康熙。
我对讲康熙还有点信心。这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决定研究清史。从何入手呢？从人物研究开始。从研究谁开始呢？我选了康熙。当时主要读《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康熙起居注册》等。1964年，我写出长篇论文《评康熙帝》。这篇论文几经周折，时过多年，才获发表，而且鉴于当时的文化环境，被编辑作了“穿靴戴帽”的处理。这是我的第一篇清史学术论文，后来收在拙著《燕步集》里。尔后，虽然研究重点转到清入关前，但对康熙朝历史的关注从未懈怠。1983年《努尔哈赤传》出版后，中国档案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曾约我写《康熙帝传》，我很想写，也做了准备，但因为当时忙于单位的课题无暇分心，而没有承应。后来，我写过《论雅克萨之战》《明珠论》《纳兰性德与吴兆骞》《郭琇论》《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和《康熙大帝》等文，均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康熙朝历史的学习与关注，时时事事处处，始终萦绕于心。
这次，我想试试，通过完成《康熙大帝》系列讲座，对康熙朝历史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实现多年的夙愿。
事情定下之后，我将能找到的有关康熙帝的资料，全部汇拢，集中精神，夜以继日，进行准备。2007年7月3日，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贵宾室，举行小型“神仙会”，张永和、马琳、那尔苏、宋志军、李洪超、左远波、解立红、阎崇年八人与会，就篇目、讲法交换想法。李岩先生也提出颇中肯綮的意见。7月13日，《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先生专门举行《康熙大帝》研讨会，该栏目全体领导、编导和部分主讲人出席。我在会上就《康熙大帝》的基本构思作了抛砖引玉的发言。讲康熙帝，要处理纵与横、君与民、俗与雅、古与今、事与人、负与正、满与汉、文与武等八个方面的关系。(1)纵与横——于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的关系，纵横兼顾，而突出横；(2)君与民——于君王与民众的关系，君民兼顾，而突出民；(3)俗与雅——于通俗与高雅的关系，雅俗兼顾，而突出雅；(4)古与今——于古代与当今的关系，古今兼顾，而突出今；(5)事与人——于事件与人物的关系，事人兼顾，而突出人；(6)负与正——于负面与正面的关系，负正兼顾，而突出正；(7)满与汉——于满族与汉族的关系，既不扬满，也不抑汉，力求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观察与讲述；(8)文与武——于文治与武功的关系，康熙帝的一个特点是“经文纬武”，因此讲述时尽量文武兼顾。这次研讨会，我得到不少启发和收获。
有人说：我讲《康熙大帝》，背后有一个团队。这是一个客观的表述与概括。感谢这个没有组织而又意诚心一的团队！
我同《百家讲坛》打交道五年，互相切磋，逐步磨合。我的体会是：《百家讲坛》之“百家”，就主体而言，是指“科学·教育”频道，包含的内容，何止百家？涵盖的学者，何止百家？就客体而言，广大观众，平民百姓，又何止百家?《百家讲坛》之“讲坛”，这个平台承载的是“科学”与“文化”，传播的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有人说：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影视史学”的概念。他对“影视史学”的诠释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任学安《一次艰难的跋涉》)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时间尚短，需要探索。
历史学有许多分支，近年来社会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都受到重视。相比之下，影视史学更年轻、更稚嫩，需要更多的学人关注、探索。
就电视讲座而言，《康熙大帝》至少应满足五个基本要求：
删繁就简。康熙朝的历史，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怎样节缩为二十多个专题？力求既删繁就简，又大事不漏。
深入浅出。康熙朝的历史，资料繁多，浩如烟海，怎样选择典型的、重要的、生动的、准确的资料？力求既深入浅出，又不流于俗套。
清晰表述。康熙朝的历史，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怎样高屋建瓴，执一驭千，多而不乱，繁而不杂？力求做出有逻辑的、有条理的清晰表述。
张弛有度。康熙朝历史的讲述，要从容不迫，但不能失之于弛；要情感动人，但不能失之于张——既不过于张扬，又不过于松弛，而力求张弛有度。
史论结合。康熙朝历史的讲述，不能有史无论，也不能空论无史，而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相得益彰。这里，司马迁的“寓论于叙述”的经验值得借鉴。
此外，我在讲述《康熙大帝》的过程中，还侧重五个视角：
一是，国际视角。将康熙帝置于当时世界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景观察。我重在阐明一个观点：康熙朝处于西方大国两次崛起高潮之间。因此，康熙朝处在国际环境有利、周边国家协合的外部氛围中。
二是，平民视角。将康熙帝从神坛上请下来，从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来看他的出生、成长、事业、终老的轨迹。他的经验与教训，也是每个普通人的精神财富。
三是，电视视角。对康熙大帝的讲解，既不同于讲堂，也不同于茶馆，而是超越时空的平台，其困难在于：简明、清晰、准确、中允、通俗、生动。
四是，公正视角。康熙帝是二百多年前的古人，要排除清朝拥满派与民国反满派对其各执一端的片面观点，而尽量给以公允客观的评价。
五是，人文视角。康熙帝是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不同读者、不同观众有自己不同的解读。通过解读康熙帝的人生轨迹，期待：国人自信，公仆自鉴，青年自励，各界自勉。
在这里，谨对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暨学会同仁，北京满学会终身荣誉会长陈丽华先生暨学会同仁，北京社会科学院同仁，敬示谢意。
在这里，对从《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清宫疑案正解》到本书封面勒口照片精心摄影的高虹先生，致以谢意。
最后，诚恳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阎崇年2008年4月24日
引言
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度里——亚洲的中国和欧洲的英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了两件现象相似而又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
清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黎明，中国北京内城被李自成的军队攻破，明朝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门外的万岁山(在今景山公园)，披发跣足，自缢而死，就是披头散发，赤着脚，吊在树上，自杀身亡。
清顺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伦敦的上千名市民，走向白厅广场，目睹了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国王还发表演说。之后，刽子手挥起斧头，砍下了他的头，查理一世身首异处，悲惨而死。
这两个重要历史事件，虽然时间相近，只差五年，但是两位君王的结局、两个事件的变局，后果不同，相差甚远。崇祯皇帝上吊后，明亡清兴，由清朝取代了明朝，中国历史，清承明制，仍沿着封建体制路线图运行。而查理一世被议会判决处死后，英国历史，几经曲折，却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运行。
历史车轮滚动近二百年，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变局：强盛的大英帝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清帝国，逐渐变成了任西方列强宰割的羔羊。
所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难读的朝代：一方面，从历史纵向坐标来看，它曾经文纬武，寰宇一统，创造过“康熙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从历史横向坐标来看，它同列强差距，愈拉愈大，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因此，清朝历史不仅得到众多史学家的研究，而且受到几代中国人的关注。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走近清朝的康熙大帝，通过了解康熙大帝不平凡的一生，回到17、18世纪之交的年代，观赏历史的波澜壮阔，考察清朝的兴盛衰亡，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康熙大帝(1654—1722)，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八岁继位，在位61年，享年六十九岁，是清朝第四任皇帝。康熙大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典册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声名远播世界。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康熙大帝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康熙帝端坐在宝座上，身着龙袍，表情严肃，完全是中国帝王的模样。但却是卷头发，蓝眼睛，鹰勾鼻子，身着洋装。在康熙帝之前，近两千年的三百多位皇帝，很少有人被画成洋人模样。那么，康熙帝被画成洋人的模样，说明了什么？说明康熙时代中国已经和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要了解康熙帝，就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讲起。
康熙皇帝之所以成为“大帝”，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古今中外，争论不休。我认为：是时势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康熙大帝》历史系列讲座，就从这里开始。第一章伟大时代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古今中外，争论不休。英雄必借时势，时势或出英雄。时者，天时。小天时可以做小事，成大事必有大天时。
康熙大帝，出生在北京紫禁城的景仁宫。他的父亲是清朝顺治皇帝，祖父是清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一出生就是皇子，八岁便继承了皇位。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主持纂修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把康熙皇帝的出生说得神乎其神：
孝康章皇后(康熙帝的母亲)诣慈宁宫问安，将出，衣裾若有龙绕，太皇太后(孝庄)见而异之，问知有娠。顾谓近侍曰：“朕曩孕皇帝时，左右尝见朕裾褶间，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果诞生圣子，统一寰区。今妃亦有此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至上诞降之辰，合宫异香，经时不散，又五色光气，充溢庭户，与日并耀。(《清圣祖实录》卷1)
这段记载，是雍正皇帝为了神化他的祖父和父亲而编造的，实际并不可信。康熙帝就说过：“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清圣祖实录》卷275)这就是说，康熙帝认为自己也是一位普通的人。
那么，康熙帝又是如何成就伟大事业的呢？这还要从他那个时代的“时势”谈起。任何人做事情离不开“天时”，而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说王者兴，必定有大天时，这里的五百年是一个概数。康熙帝就遇到了一个在清朝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大天时。一、西方崛起
康熙帝所生活的时代，正逢西方列强崛起，又处在两个发展高峰之间，而周边四邻还处于弱势。国际环境给康熙帝提供了挑战与机遇：第一，中国和世界开始连接。
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是逐步发展的。生活在地球上几块大陆上的人们，开始是封闭的，只知道自己，不知道大陆之外的世界。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的船队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西班牙支持的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两个事件，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此，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美洲大陆开始互通声气。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世界一体化，正是从五百多年前这两个历史事件发端的。康熙帝正生活在东西方世界由彼此孤立到互相连接的进程当中。第二，西方崛起的两个高峰之间。
西方列强崛起，自1492年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来，先后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崛起，主要在17世纪；第二次高潮是英国、美国、法国的崛起，主要在18世纪；第三次高潮是俄国、日本、德国的崛起，主要在19世纪。
第一次高潮：15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明朝的中期)，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面积不足10万平方公里的葡萄牙率先崛起。王子恩里克终生不娶，主持艰苦航海事业。他的继承者，于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此，其势力到达美洲巴西、亚洲印度。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明正德六年)强占马六甲，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强行租占澳门。到康熙时期，葡萄牙仍占据着澳门。因澳门离京师遥远，对中原影响不大，没有引起清朝当权者应有的重视。
但葡萄牙的地位很快被西班牙取代。一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从欧洲西航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他的计划在葡萄牙遭到冷遇，却在西班牙得到支持。1492年(明弘治五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美洲。西班牙后来将这一天定为国庆日。事情无独有偶。麦哲伦也因在葡萄牙被冷遇而到了西班牙，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开始，到1522年(明嘉靖元年)，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地球一周的航行(麦哲伦中途死亡)。以此为契机，西班牙对外大肆扩张，迅速崛起。今拉丁美洲除巴西外，多说西班牙语，就是这一历史的明证。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西班牙舰队在与英格兰的海战(史称“英西大海战”)中败落，西班牙从昔日的霸主高位上跌落下来。这时，正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起兵五年。
代之而起的是荷兰。荷兰是欧洲的一个小国，领土面积仅相当于今北京面积的2.5倍。荷兰人凭借航海、贸易、金融等，迅速崛起，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股票融资，建立股票交易所、银行等。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占领台湾南部的赤嵌(ｋàｎ)；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北部的基隆。后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独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这时，荷兰也逐渐走向衰落。
第二次高潮：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光荣革命”，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
第三次高潮：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俄国废除农奴制，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清同治十年)德国统一。
康熙帝生于1654年，死于1722年，正好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处于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具体言之，就是处于葡、西、荷与英、美、法的两个高峰的低谷之间。这给康熙朝提供了宝贵的独立发展时间，六十多年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澳门、台湾，虽然形势一度很严峻，但都没有影响朝廷大局。这是康熙帝大展身手，建功立业的一大外部因素。第三，四邻国家都比清朝落后。
清朝的周边国家，东面的朝鲜，皇太极时已经向清朝纳贡称臣，其国王受清帝册封。西面的哈萨克、阿富汗都比清朝经济落后，更没有形成气候。南面的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爪哇等，都比清朝落后、弱小。西南的印度，处于莫卧儿帝国时期，受喜马拉雅山阻隔，也没有同清朝发生纠纷与摩擦。
清朝北面和东面后来的两大强敌——俄国和日本，在康熙时期都还没有崛起，俄国废除农奴制是在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日本明治维新则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都是在康熙朝以后。虽然俄国有些小的动作，但都被击败，没有形成大的威胁。至于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他们大体同时。二者的比较，以后要专讲。
总之，此时的“西方”，经济方面，工业革命还远没有开始(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是康熙帝的孙子弘历乾隆三十年的事)；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在明末已经传入一些，康熙帝本人也比较重视学习，但是这些东西对生产的影响本来就不是很重大；政治方面，欧洲国家都是君主制(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倒是值得借鉴，但那时英国的力量还基本达不到中国(17世纪荷兰是“海上马车夫”，18世纪法国很厉害，19世纪英国才是海上霸主)，而且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效仿。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则是康熙帝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建立的。所以说，给康熙帝扣上“丧失学习西方、富国强兵机遇”的帽子，是不太公平的。
这是康熙帝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再看国内的形势。二、百废待兴
在中国，康熙帝要成就一代伟业，历史为他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第一，金瓯需要一统。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点燃了后来被称作“七大恨”告天的战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明最后的象征——台湾郑氏延平郡王郑克塽归清，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中华大地一直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中，人民最重要的历史期待是什么？作为帝王，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又是什么？是重新实现金瓯完整。完成这个百年历史使命，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二，民众需要富裕。战争的破坏，社会的动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北方，“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在中原，“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凉景象，残苦难言”；在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国而言，经济态势，极其严重：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田土抛荒，路暴白骨，村无炊烟，户无鸡鸣。民要富，家要兴，族要盛，国要强。这既是历史赋予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三，文化需要融合。自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打着反抗民族压迫的旗帜对抗明朝，到康熙帝即位时，再到吴三桂反叛，满汉之间，文化差异，异常凸显，冲突不断。满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经实行错误的镇压和屠杀政策，流传到现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等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暴政和由此引发的汉族军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多尔衮摄政以来，在中原地区普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更激化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
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一百年间，地不分南北，族不分夷夏，人不分老幼，民不分贫富，大众都蒙受着战乱、屠杀、大旱、水患、瘟疫、地震等灾难。黎民百姓，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奔波流离，历尽苦难，饱经沧桑，他们最渴望天下太平。而实现“天下太平”的百年梦想，既是康熙大帝的责任，也是康熙大帝的荣光。三、继往开来
康熙帝的时代，既有国际有利时机，又有国内有利时势，还有个人的历史机遇。
康熙帝个人的历史机遇主要是：登上帝王的舞台。康熙帝的父亲顺治皇帝共有8个儿子，但他临死前在世的只有6位，实际上可考虑继位者只有2位，这就是皇二子福全(皇长子已死)和皇三子玄烨。很侥幸，玄烨被选中，成为清朝的康熙皇帝。
应当说，康熙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没有受到外国势力干扰而获得独立发展的时期。然而，庸君在伟大时代仍然是庸君，英君在伟大时代却为伟人。当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给康熙帝的事业提供了难得的有利形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世界历史大势来看，西方大国崛起，逐浪推进，清朝面临最后一个可以长期独立发展的机遇。
第二，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会。
第三，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康熙大帝正好处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满洲虽占有中原大地，却没有坐稳江山，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满汉民族关系，而使民族矛盾激化，有可能会重蹈蒙元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重演。而如能缓和各种矛盾，成功实现“转型”，其“守成”之功，实同“开创”。这是康熙帝成为一代“大帝”的重要条件。
因此，清朝二百九十六年历史发展的关键，看康熙！那么，康熙帝怎么办？《孟子·告子下》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康熙帝精读《论语》，熟读《孟子》，他对儒家的至理名言，不仅烂熟于胸，而且实践于行。康熙帝肩负着家族的、民族的、国家的、天下的重任，登上历史舞台，施展雄心抱负。
康熙大帝为了爱新觉罗家族，为了满洲族群，为了天下太平，尽了自己的心力。他的原则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他的旨趣是：“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清圣祖实录》卷275)
康熙帝在国际、国内、朝廷三方机遇与挑战的态势下，继任清朝第四任皇帝，登上历史舞台，执政六十一年，开启了史称“康雍乾盛世”的时代。《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ɡòｕ)。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这个评论是否公允，留待学者去评论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康熙皇帝如何从一个八岁的少年天子，逐渐历练成为一代大帝。这还要从他的童年时代讲起。第二章生于忧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见《孟子·告子下》)。一个人，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艰苦、困顿、挫折、坎坷、忧患、危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巳时(10时左右)，北京紫禁城的景仁宫里一片喜庆之声，十七岁的顺治帝又喜添第三个皇子，这个皇子后起汉名玄烨，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玄烨的母亲佟氏(即佟佳氏)，这年十五岁。玄烨出生的那年，清朝迁都北京刚满10年。佟氏居住的景仁宫是东六宫中的一座宫殿，为二进院，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清朝沿袭明朝的习惯，后妃居住的宫室位于紫禁城的北部，中轴线以东有东六宫，以西有西六宫。玄烨成年以后有时也住在景仁宫。这座景仁宫在两百年后又热闹过一次，光绪帝珍嫔(珍妃)的寝宫就在这里，上演了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
皇三子玄烨后来成为康熙大帝，成为一代伟人，但他并非生来圣明，也有一个接受教育、不断磨练、逐渐成长的过程。他像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家世与童年，也有自己的幸福与不幸。因此，我们要了解康熙大帝，必须先从了解他的家世、他的童年开始。一、三种血缘
康熙帝出生在帝王之家，可谓是“天潢贵胄”。这是他和普通百姓子弟最大的区别。但他的出身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身上有满洲、蒙古和汉人的三种血缘。
其一，康熙帝身上有满洲的血缘。玄烨出身于爱新觉罗家族的宗室，可说是“黄金血胤”，这是他的满洲血统。什么叫宗室？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子孙为宗室，系黄带子(黄色腰带。《清史稿》卷161《皇子世表一》)。和宗室不同的是觉罗。什么叫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兄弟的子孙为觉罗，系红带子(红色腰带)。康熙帝的曾祖父是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祖父是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父亲是清世祖章皇帝福临。所以，要查康熙帝上三代的话，他是非常纯正的爱新觉罗宗室，身上流淌着满洲的血液。我们不是血统论者，但血缘影响一个人的品格与精神。康熙帝在做皇子的童年时期，要跟从满洲师傅学习满语文和骑射，必然会受到满洲森林文化和骑射精神的影响。这是形成康熙大帝勇敢品格、尚武精神的文化基因。他后来多次到承德避暑山庄行宫、到木兰围场秋狝，三次塞外亲征，其文化与血缘的根由也在于此。我在这里做一个对比：玄烨四五岁就开始学习骑马射箭。直到清朝末年，光绪皇帝仍是从四岁就开始学习骑马；并用特制的小弓箭，学习拉弓射箭。汉族皇帝不同，曾经在明朝皇宫当差的太监对康熙帝说：“崇祯尝学乘马，两人执辔(pèi)，两人捧镫，两人扶鞦(qiū)，甫乘，辄已坠马，乃责马四十，发苦驿当差。”康熙帝讥笑说：“如此举动，岂不发噱(xué)！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清圣祖实录》卷240)
其二，康熙帝身上还有蒙古的血缘。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是蒙古族，姓博尔济吉特氏，为成吉思汗的后裔。所以康熙帝身上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缘。大家知道，孝庄太皇太后从小生长在蒙古科尔沁草原，信奉喇嘛教。玄烨从小跟着奶奶，深受祖母教诲。祖母随嫁贴身侍女苏麻喇姑(苏墨儿)，生活在蒙古草原，信喇嘛教，会蒙古语，也会蒙古文，不仅照顾他的生活，还教他蒙古语、蒙古文。后来康熙帝又娶蒙古后妃。这些对他后来了解蒙古习俗、熟知草原文化，处理蒙古问题、巩固满蒙联盟，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三，康熙帝身上也有汉人的血缘。玄烨的母亲佟氏(后为佟佳氏)，为汉人(一说，佟氏原为辽东女真)。幼年入宫，后为皇妃。佟氏家族原为辽东望族，住辽东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后迁居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以经商为生。佟家早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就与之暗地交往。佟氏的叔爷爷佟养性曾经被明朝逮捕下狱，脱狱之后，佟氏举族投奔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佟养性在沈阳主持研制红衣大炮，组建乌真超哈(重军，即炮兵)，并为第一任汉军固山额真(都统)。佟养性的女儿嫁给贝勒岳讬(代善长子、克勤郡王)，同皇家联姻。后佟养性死在任上。佟养性的从兄，即佟佳氏的爷爷佟养正(真)被任命为游击，守镇江城(今丹东)。一天夜里，他的中军陈策率兵投明，佟养正(真)被抓，不屈而死，长子佟丰年等六十人被杀(《满文老档》卷8)。佟养正次子佟图赖袭职。佟图赖就是佟佳氏的父亲、康熙帝的外祖父。八旗汉军成立后，佟图赖任汉军正蓝旗都统。清军入关，佟图赖随军南征北战，屡立军功。曾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加太子太保，后赠一等公爵。顺治十五年(1658)病死，五十三岁。雍正初，在北京为佟图赖建祠祭祀，赐额名“功崇元祀”。在京师为一员大臣设立专祠祭祀是罕见的，显然他是沾了外孙康熙帝和重外孙雍正帝的光。佟图赖死后，儿子佟国纲袭爵。佟国纲就是佟佳氏的哥哥、康熙帝的舅舅，在康熙朝抗御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中牺牲。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既是康熙帝的叔舅，又是他的岳父。他的女儿佟佳氏嫁给康熙帝做妃子，佟佳氏是康熙帝母亲的侄女，也是康熙帝的表妹，这是一门舅表亲。佟国维被封为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一等公。后来他的儿子即康熙帝的小舅子隆科多在雍正帝即位时有生动的故事。在顺治、康熙时期，佟姓在朝廷上做官的很多，有“佟半朝”的民谚。康熙帝命将母亲佟佳氏家族从汉军正蓝旗抬入满洲镶黄旗。这是皇太后家族抬旗的开始(《清史稿》卷214《后妃列传》)。后来慈禧太后将她娘家由满洲镶蓝旗抬入满洲镶黄旗。
康熙大帝继承的三种血缘，使他从小受到三种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三种品格。康熙大帝的勇武与奋进，继承了满洲人的性格；高远与大度，受到了蒙古人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是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帝属马，如果用马来比喻的话，他既像一匹蒙古马，能在广袤的草原上驰骋；又像一匹满洲马，能在征战中厮杀；还像一匹中原马，能忍耐驯顺并竭诚效力。康熙大帝身上有三种血缘、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这种文化素养，在中国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我在这里补充一句：康熙帝身上的三种血缘、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正为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血脉联系提供了鲜活的例证。我国各个民族，既有各自特点，又有共同文化，彼此兄弟，血浓于水。这个特点，值得珍视。
康熙帝曾说：“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又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清圣祖实录》卷275)这样看来，他不但出身帝王之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优越，而且自幼身体强健，跟普通百姓相比，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康熙大帝的童年生活，竟遭遇了诸多的不幸。二、八个不幸
康熙帝生来就贵为皇子，他的童年生活，可以说是锦衣玉食，跟普通百姓相比实在是大幸、大大幸、大大大幸。但是康熙帝8年的皇子生活，竟然也遭受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8个不幸。
第一个不幸：幼离母亲怀抱。清朝制度，皇子、皇女出生之后，与生身额娘(母亲)分居，由乳母、保姆养育。就是说玄烨出生之后，不仅没有一个同父母居住在一室的家，而且没有和母亲同住在一起。玄烨是独居一处，由乳母、保姆等哺育、照顾，由宫女、太监等服侍、陪伴。他不仅少了父母的抚爱，甚至难得见到母亲和父亲，倒不如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可与父母一堂，享受家庭欢乐。他晚年回忆幼年的生活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清圣祖实录》卷290)
第二个不幸：宫外孤独避痘。玄烨在两三岁时，出宫避痘(天花)。他回忆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清圣祖实录》卷290)他为什么要到宫外避痘呢？原来世居山林和草原的满洲人、蒙古人来到中原后，容易感染痘症(天花)，而当时对这种病没有特效药，传染厉害，死亡率高。所以宫廷里也是谈“痘”色变。为了避痘，玄烨从皇宫里搬出，住到皇宫西墙外的一座宅院里。这座宅院就在今北长街北口路东，隔筒子河与皇宫相望。人们从西华门出来往北或从神武门出来往西，很快就可以到达那里。这段时间，玄烨小小年纪，身边只有乳母、保姆、宫女、太监照料，长期不能同父母相见。直到四五岁出痘以后，才搬回皇宫。玄烨童年避痘的宅院，雍正元年(1723)加以改建，赐名福佑宫，后为宝亲王(弘历)府邸，但未迁入(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弘历即位后，改名福佑寺，为喇嘛庙。现今保存完好。正殿恭奉清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东案陈设御制文集，西设宝座。殿额曰“慈容俨在”。大门外有东、西二坊，东曰“佛光普照”，曰“圣德永垂”；西曰“泽流九有”(从街上可以看到)，曰“慈育群生”，都是雍正帝御书(《日下旧闻考》卷41)。
第三个不幸：家庭关系复杂。玄烨的皇父顺治帝先后娶了19位后妃，其中有满洲人、蒙古人、汉人，家庭关系十分复杂。而皇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为皇父先后选了5位姓博尔济吉特氏的蒙古后妃。皇父并不喜欢她们，先废掉第一位皇后(孝庄亲侄女)，又疏远第二位皇后即孝惠章皇后(孝庄亲侄孙女)，并冷落了另3位蒙古妃子。因此，祖母和父亲关系不洽，磕磕碰碰，一时失和。这些都是玄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的。
第四个不幸：受到皇父忽视。玄烨从两岁到七岁的6年间，他的皇父顺治帝上演了与董鄂氏的爱情悲喜剧：玄烨两岁时，皇父热恋董鄂氏；三岁时，董鄂氏入宫，不久为皇贵妃；四岁时，董鄂妃生下一个儿子，就是皇四弟，被皇父视为“朕第一子”，预示这位小皇子将来是皇位继承人；五岁时，皇四弟夭折，追封为荣亲王，皇父与庶母董鄂妃悲痛欲绝，神魂颠倒；七岁时，董鄂妃病逝，皇父过度悲伤，寻死觅活，先要自杀，被祖母派人昼夜看着，后要剃发出家，不久又罹患重病。在玄烨成长的6年里，皇父根本无心、也无暇顾及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与教育。
第五个不幸：出痘九死一生。玄烨两三岁时就到宫外避痘，三四岁时出天花，没有特效药，发烧，疼痛，烦躁，恐惧，全靠他自身的抵抗能力，和保姆、太监的精心照料，才九死一生，躲过一劫。幼小的年纪，面临过生死的磨难。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童年！
第六个不幸：脸上留下麻子。玄烨两三岁时出宫避痘，虽名曰“避痘”，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科学的预防措施，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如果一旦得了天花，半靠自身抵抗力，半靠命运的安排。大约三四岁时，玄烨果然出了天花。这场病灾，使玄烨“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痘痕”，就是脸上留下麻子。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脸上长麻子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痛苦；对于康熙帝来说，更是一种终身的生理遗憾，也是一种终身的心灵痛苦。
第七个不幸：八岁痛失皇父。玄烨虽然被皇父冷落，但毕竟是有皇父的庇护。但他八岁(七周岁)的时候，刚够现今小学二年级的年龄，年仅二十四岁的皇父竟然与世长辞。父亲死了，天塌了，祖母和生母痛苦不堪，整个皇宫都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玄烨在乾清宫给皇父守灵、默哀、祭拜、哭号。这给幼小的玄烨，造成巨大的心灵打击和精神创伤。
第八个不幸：十岁痛丧母亲。玄烨继位的第二年，生母佟氏就病死了，这时康熙帝才十岁(九周岁)，相当于现在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年龄。佟氏去世后，玄烨昼夜守灵，“擗踊哀号，水浆不御，哭无停声”(《清圣祖实录》卷8)，宫廷近侍，皇室近亲，耳闻目睹，无不感动。一个年龄才九周岁的孩子，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实在可怜，应当说是人生幼年之最大不幸。这对玄烨来说，是一场天崩的灾难与地解的打击。
总之，玄烨是在充满宫廷悲剧的忧患中度过童年的，他的童年很少享受到家庭亲情和温暖，成为他终生的遗憾。康熙帝生于忧患的童年，激励他勤奋学习，严于律己，胸怀抱负，实心治国。后来他说：“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以故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或中夜有机宜奏报，未尝不披衣而起。朕非不知燕息自怡，盖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之计。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清圣祖实录》卷99)《孟子·告子下》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人常是这样。忧患使人痛苦，也激人奋进。康熙帝的成长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三、因祸得福
玄烨充满宫廷悲剧的童年，给他带来了八个不幸。但是，玄烨在“八个不幸”面前，没有怯馁、退缩、消沉、颓废；而是变“不幸”为“有幸”，勤奋学习，磨炼意志，培养了自信、自立、自强、自励的精神，成为康熙帝成长中的宝贵动力。
第一，孤独中遇到良师。前面我讲过，玄烨童年“离开母亲怀抱”并“宫外孤独避痘”。玄烨出宫避痘及童年时期的教师，有母亲、祖母、苏麻喇姑以及一位孙氏保姆(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的妻子，她的后代出了曹雪芹)，还有他的师傅(老师)、太监、大臣等。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对儿子福临少年时教育失败的教训，更加注重对孙儿玄烨的教育。祖母教育他做人的规矩，如“凡人行为坐卧，不可回顾斜视”。康熙帝后来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40)祖母对他“抚育教训”，给他讲祖宗艰苦创业的故事。后来康熙帝回忆说：“朕自八岁世祖皇帝宾天，十岁慈和皇太后崩逝，藐兹冲龄，音容记忆不真，未获尽孝，至今犹憾。藉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就是在这些“老师”的教育下，学文化，习礼仪，端品行，立志向。
玄烨出宫避痘，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心疼他，经常派苏麻喇姑去照料。苏麻喇姑原是孝庄的陪嫁女，经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为人祥和厚道，宫廷阅历丰富。小玄烨不仅从她那里学到不少知识，而且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讲个故事：苏麻喇姑有个习惯，每年除夕，她要将洗脚水澄清，盛在碗里，一饮而尽。她说是为了敬神消灾，实际上反映了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对水的渴求与敬重。这么多年来优裕的宫廷生活，并没有使苏麻喇姑忘记过去。这种朴素的思想作风，对小玄烨产生潜在影响。
第二，忽视下更加发奋。前面我讲过，玄烨童年“家庭关系复杂”“受到皇父忽视”。但他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玄烨五岁开始读书写字。史书说他：“自五龄后，好学不倦。”除了学习满洲语文、蒙古语文之外，还要学习汉语文。汉语文中的“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对他的幼小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原生性影响。玄烨从小意志坚强，耐性过人。他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四书”，按照传统的学习方法，先念就是朗读，后背就是背诵。他给自己规定：每一段、每一篇，都要朗诵120遍，然后背诵120遍，直到滚瓜烂熟、融会于心。
俄国彼得大帝小时候的学习生活，就是“读读、写写、背背”(《彼得大帝传》)，读就是读书识字，写就是练习写字，背就是背诵圣书中的段落。这同康熙大帝小时候的学习生活，十分相似。
玄烨小时候，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他的老师是当时最优秀的。他自己说：“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清圣祖实录》卷300)可见玄烨童年读书，初步了解历史，了解经典，古今道理，粗略通晓，为他后来治国、平天下做了基础性的准备。
第三，出痘后才有皇位。前面我讲过，玄烨童年“出痘九死一生”“脸上留下麻子”。玄烨出痘，虽身体痊愈，脸上却长了麻子，留下终生遗憾。但正是这个缺憾，在他继承皇位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现有的史料看，玄烨的皇父顺治皇帝应该是患天花不治而去世的。因此，在他临终前商量皇位继承人时，把曾经出过天花作为一项重要条件。这是因为患过天花的人，具有终生免疫力。皇父死得太早，朝廷震动太大。为着朝廷政局稳定，也为着江山坚固，玄烨便因祸得福，荣登大位。
第四，忧患中较早成熟。前面我讲过，玄烨童年“八岁痛失皇父”“十岁痛丧母亲”。玄烨自幼懂事，他在十岁以前，先后遭遇丧父、丧母之痛，目睹世态炎凉，知道人间冷暖，磨难中使他早熟。他说：“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清圣祖实录》卷275)玄烨从小决心戒酒、戒色、戒小人。他终生不酗酒、不荒淫、不亲昵小人。他从小学会了体察人生，善解人意。尽管他那时不谙世事，然而在与额娘(母亲)不多的接触中，额娘黯然的眼神和隐露的悲愁，都会使他有所感悟，引起他幼小心灵的共鸣。在皇父与生母的矛盾纠葛中，他本能地同情额娘，同情弱者。由此看来，一个人小时候，吃点苦，受点罪，经过坎坷，受过磨难，可能对其以后人生的成长，事业的成功，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吃苦与磨难可以锤炼一个人的品质、意志、见识和勇气。所以，小孩子吃点苦头，受点磨难，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一天，皇父问来到身边请安的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皇五子常宁(长宁)长大之后有什么志向。皇五子常宁，因刚三岁，不能回答；皇二子福全回答说：“愿为贤王。”皇三子玄烨虽年龄不大，却从容地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清宫述闻》)皇父顺治帝听了玄烨的回答后，称赞他有远大的志向，另眼相看。
玄烨之所以最终成为一代伟人，是不是天资聪颖，大过于人呢？他自己认为：“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清圣祖实录》卷275)就是说，玄烨小时候并没有特别超人的灵异，也没有过人的天才。玄烨不是生而知之，乃是学而知之。康熙大帝的过人之处是，天性好学，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永不知足——学而得之，行而得之，思而得之，悟而得之。
一个少年，一个青年，立下鸿鹄大志，选定努力方向：“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清圣祖实录》卷275)这就是玄烨少年时期立下的志向和价值观。玄烨在“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理想下，再加上后天的好学不辍，勤勉努力，终于使他成为一代伟人、千年一帝。第三章少年天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固然使人痛苦，却增强人的意志；福，固然让人快乐，却腐蚀人的精神——既应促使祸转化为福，也要防止福转化为祸。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举国上下还在过年的期间，玄烨的皇父顺治皇帝驾崩了。顺治帝临终之前，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曾经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皇三子玄烨。一、八岁继位
关于玄烨的继位，我曾接到过一封观众来信，说：玄烨是多尔衮和孝庄太后的私生子。我说：多尔衮是在顺治七年(1650)死的，玄烨是在顺治十一年(1654)生的，年龄不符呀！对方解释说：玄烨瞒了四岁！并且说，因为孝庄太后生的玄烨，所以她坚持要玄烨继承皇位。当然，这种说法没有一条史料支持，不值一论。但说明，在玄烨继位的问题上，同样少不了野史逸闻、民间传说。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玄烨的继位，与他的祖父皇太极、父亲福临，都有不同。皇太极是经过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逐一打击竞争对手，最后通过满洲上层贵族会议推举，从而争得了皇位。皇太极死后，当时争夺皇位的多尔衮和豪格互不相让，都不愿意看到对方登上皇位，双方妥协的结果，是让年幼的福临继位。玄烨的继位，没有经过那种针锋相对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主要是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协商的结果。但确定过程，也有一番波折。
第一，皇帝意见：兄终弟及。顺治帝在病危时，和母亲孝庄太后商量由谁来继承皇位。顺治帝的意见是，六个皇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二岁，年龄太小，都不能担当国家大任。顺治帝自己六岁继位，曾为少年天子，亲身感受过摄政王多尔衮专权，朝廷大权旁落，母子备受凄苦。这个惨痛的悲剧不能重演。因此，顺治帝想在本家宗室兄弟中找一位继承者。顺治帝共有11个兄弟，到这时已经死去6位，还有5位。
第二，太后懿意：子继父位。孝庄太后不同意顺治帝“兄终弟及”的意见，力主子继父位。为什么呢？因为孝庄太后认定：皇位的继承人，要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的直系血统中延续，如果顺治帝的兄弟或从兄弟中的一位继承皇位，那么顺治帝的儿子最高只能做到亲王、郡王，且要递降爵位，子孙很难再有机会做皇帝。这时她在北京生活了18年，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顺治帝的这5位兄弟，都不是孝庄太后所生，如果他们中的一位做了皇帝，那其生母就必定会是皇太后，孝庄太后很难掌控朝纲，处境将相当为难。
第三，宗室意见：当立皇子。爱新觉罗宗室中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们，也赞成孝庄太后的意见，就是从皇子中选择皇位继承人，这样可以平衡宗室关系，避免宗室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第四，洋人意见：选择皇子。顺治帝派人问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完全同意孝庄皇太后的意见。他认为被皇太后选择的皇三子玄烨，是最合适的继位者，其中重要原因是玄烨出过天花。在中国皇位继承上，洋人的意见居然发生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开始发生影响。
最后，顺治帝和母亲孝庄太后统一了意见，从5个皇子中选出玄烨继承皇位，并以皇帝遗诏的形式发布。
为什么选择玄烨呢？这就要介绍一下顺治帝皇子也就是玄烨兄弟的情况。《清史稿·后妃传》记载，玄烨有名位的母亲(嫡母、生母、庶母)19人，他共有兄弟8人，到顺治帝临终时，已经有两个兄弟夭折：即皇长兄钮钮(牛钮)，顺治十四岁生，生母为庶妃巴氏，顺治九年(1652)病死，卒年二岁；皇四弟，未有名，顺治二十岁生，生母栋鄂氏，就是董鄂妃，出生后106天而死，后追封为荣亲王。这样，顺治帝临终前玄烨还剩下兄弟6个：
皇二兄福全，顺治帝十六岁时出生，生母为宁悫(ｑｕè)妃栋鄂氏(顺治帝后妃中有三位姓栋鄂氏的)，这时九岁；
玄烨(皇三子)，顺治帝十七岁时出生，生母妃佟氏，这时八岁；
皇五弟常宁，顺治帝二十岁时出生，生母庶妃陈氏，这时五岁；
皇六弟奇授，顺治帝二十二岁时出生，生母庶妃唐氏，这时三岁；
皇七弟隆禧，顺治帝二十三岁时出生，生母庶妃钮氏，这时二岁；
皇八弟永幹，顺治帝二十三岁时出生，生母庶妃穆克图氏，这时二岁。
顺便说一句，顺治帝的儿子虽然都是入关以后在紫禁城出生的，但是当时受汉文化影响还不深，名字都没有排字。后来康熙帝的儿子，头几个也没有排字，直到第四个儿子才开始排“胤”字。
在这些皇兄弟中，皇二兄福全和玄烨本人年龄稍大些，分别是虚岁九岁和八岁，相对来说，最有希望被选为皇位继承人。而与兄弟相比，玄烨有三个优势：
其一，年龄大些。顺治帝临终前的6位皇子，一个九岁，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两个二岁，都是虚岁。皇三子玄烨相对年龄大些。
其二，聪明颖慧。有的史料记载，福全才赋平庸，其父不太喜欢；而玄烨“岐嶷颖慧”，因而被选中。
其三，出过天花。《汤若望传》记载：所以选择玄烨，“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tiáo)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出过天花，可以终生免疫，这是最终选定玄烨的决定性条件。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就是因为患天花不治而死，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可以避免顺治帝那样的悲剧重演。明朝曾经出现“一月之间，梓宫两哭”的局面。皇帝死亡，国家大丧，天下震动，是件大事。玄烨出过天花，可以保证朝廷政局稳定。
不难看出，玄烨虽因患天花而脸上有麻子，却因祸得福，被皇父和祖母选中，袭受皇位，成为清朝第四任皇帝。
顺治帝留下遗旨：“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ｔｉāｏ)，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清世祖实录》卷144)
玄烨八岁继位后，到亲政前，主要居住在清宁宫(保和殿)。保和殿曾称位育宫，他的皇父福临在这里居住过。康熙帝即位后，少年天子，不谙世事，无法处理政事，因而有大臣辅政。二、四臣辅政
在中国皇朝历史上，少年天子背后的权力，有五种形式：一是外戚势力，如汉朝；二是太监势力，如明朝；三是太后临朝，如辽朝；四是宰相辅政，如明万历朝等；五是亲王辅政，如清顺治朝。这五种形式，各有其利弊。顺治皇帝和孝庄太后汲取历史教训，尽力避免汉朝的外戚、明朝的太监、辽朝的太后、清初的亲王辅政的弊端，而采用大臣辅政，同时也看到明万历朝张居正一人专权之害，不是让一人辅政，而是四人联合，互展所长，彼此牵制。决定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异姓军功贵族辅政。孝庄太后和顺治皇帝为什么任用异姓贵族辅政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四位辅政大臣的简历。
索尼(1601—1667)，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父亲硕色和叔父希福都通满、蒙、汉语文，为“巴克什”(汉语博士的意思)，都是文化造诣很深的人。希福官崇德朝大学士。索尼出生在这样的文臣之家，自幼随父学习，通晓满、蒙、汉语言文字，又熟悉弓马，经历了战火的历练，文武兼长，是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老臣。索尼初为努尔哈赤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随军征讨”(《八旗通志》卷147《索尼传》)。在己巳年(即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北京之战中，贝勒豪格(康熙帝的大伯父)被围，索尼杀入重围，救了豪格一命。又在攻城略地时，用汉语、汉文招降，如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城上挥舞大旗，说汉语，劝投降。皇太极死后皇位争夺，索尼支持豪格，私结盟誓，带领巴牙喇(禁卫护军)守卫大清门。诸王大臣在崇政殿议决皇位继立的高端会议上，他抢先发言，认为应立皇子，被多尔衮赶出会场。多尔衮掌权后，“索尼终不附睿亲王，于政事多以理争，王由是恶之”(《清史列传》卷6《索尼》)。多尔衮借茬将索尼削爵、罢官，发到沈阳守昭陵(皇太极陵)。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亲政，给索尼平反，官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他的孙女赫舍里氏后来成为康熙帝的皇后。
苏克萨哈(？—1667)，满洲正白旗人，姓叶赫那拉氏，父亲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为额驸。苏克萨哈的外祖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苏克萨哈为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元老。顺治初，官议政大臣。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属下，隶正白旗，多尔衮死后，率先举发。曾率军进攻明末农民起义军孙可望部，六战皆捷，立下大功。官领侍卫内大臣。
遏必隆(？—1673)，满洲镶黄旗人，姓钮祜禄氏，外祖父也是努尔哈赤，母亲为努尔哈赤的女儿和硕公主，父亲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八旗通志初集·额亦都传》)。为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元老。初为宫廷侍卫。在明清松山大战中，明将曹变蛟深夜率军突袭皇太极大营，情势危急，遏必隆守卫，立下大功。多尔衮摄政时，被借茬论死、籍没家产之半。多尔衮死后平反。一等公爵，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1669)，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费英东“尚主”，也是额驸)的后裔。为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四朝元老。鳌拜弓马娴熟，健壮有力，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皮岛之战初，清军失利，“鳌拜大呼，超越而上”，直前搏战，遂克其岛。被授为“巴图鲁”称号，意思是英雄。后为大清江山，再次立战功，射杀张献忠(《八旗通志》卷137《鳌拜传》)。皇太极死后，因“谋立肃亲王(即豪格)，私结盟誓”，多次被贬，几次论死。多尔衮死后平反，官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辅政四大臣有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他们都隶属于上三旗。“上三旗”，就是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起初，清太祖努尔哈赤自掌两黄旗，后来皇太极、顺治帝都是亲掌两黄旗。所以两黄旗的地位要比其他旗高。正白旗原来由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亲掌，多尔衮死后归顺治帝。这样顺治帝就直接掌握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这就是“上三旗”。虽然理论上讲各旗平等，但因“上三旗”由皇帝直接掌握，其地位实际上高于其他五旗。四个辅政大臣从上三旗中出，既体现了地位的高贵，又可以平衡上三旗之间的关系，便于互相制约。
第二，他们都是异姓军功贵族。他们既不是宗室，也不是觉罗，而是异姓军功贵族。他们都是开国元勋的后代，有的还是皇亲国戚，都有战功、有地位、有军权，这是一股重要的异姓军功贵族力量。所以他们有实力、有影响、有能力，来辅佐幼帝，稳定政权，成就大业。
第三，他们中有三人是皇亲国戚。四位辅政大臣中的三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都是皇亲国戚。
第四，他们都资深位高权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都是议政大臣(相当于大学士、后来的军机大臣)，或兼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
第五，他们多受过睿王排挤。索尼、遏必隆、鳌拜三人，都曾经受到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的疏远、排挤、打压、迫害，几乎被置于死地。是顺治帝救了他们，重用他们，顺治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苏克萨哈也为公主之子。所以他们按理应当竭尽全力辅佐幼帝，来报答顺治帝的皇恩。
当时，朝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一是皇权，就是皇室的势力；二是宗权，就是宗室贵族的势力；三是旗权，就是八旗——异姓军功贵族的势力。当年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因为他们都是宗室贵族，宗室权力过大，威胁到了小皇帝的权力。孝庄太后与顺治帝汲取这个历史教训，将皇权与旗权联合，以削弱宗权。所以，顺治帝临终前，同孝庄太后等议商，决定由四位异姓军功贵族辅佐八岁的少年天子康熙帝，依靠太皇太后皇室势力，借助异姓军功贵族力量，削弱宗权，巩固皇权。并以宗室勋贵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孝庄太皇太后代表皇权，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
清朝有一个现象：在定都北京后的10位皇帝中，八岁以下孩童继位的，竟占了5位：顺治帝六岁继位，康熙帝八岁继位，同治帝六岁继位，光绪帝四岁继位，宣统帝三岁继位。孩童皇帝，必有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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