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淑芳 等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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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语义对比研究试读：
前 言
对比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两种语言，揭示相应语言结构所有层级上的共性和差异，尤其是差异之处，以促进人们对所对比语言的研究，并为语际翻译、语言教学和双语词典的编纂等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俄汉语义对比研究是一个相当宏大，同时又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外语教学、俄汉两种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语义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研究视角不仅触及语言学的各个层面，还涉及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词汇语义学、句子语义学（含形式语义学、言语行为理论、涵义理论等）、篇章语义学、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计算语义学、文化语义学等领域都是对语言意义层面进行考察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构词语义问题，并将语义学理论运用到构词学研究中。随着语义学和构词学理论的逐渐完善，已形成语义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构词语义学，主要研究生产词和派生词的语义联系，构词词素中的同义现象和同音异义现象，构词词素和生产词干的组合关系，词缀的各种语义类型等。构词学通过词素学和词汇学与词汇语义学形成了某种交叉和过渡。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密切关系表明，两个学科在研究词汇单位的时候都要考虑它们的词汇意义，不研究词汇语义就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只有借助词汇语义才能明确词与词之间的各种派生关系，从而区分出构词手段、构词方式、构词模式等。同时，无论构词学还是词汇学都要考虑词汇单位的的语义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现代语义学最热点的构词语义和词汇语义问题为研究对象，积极引进和运用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与汉语的相关领域加以对比研究，找出俄汉两种语言语义层面的异同，揭示两种语言所共有的或为其中一种语言所特有的语义内涵，旨在进一步拓宽俄汉语对比研究视角，为汉语语义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迪。
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研究较少有人涉猎。目前，除了在斯拉夫语之间偶有这方面的论著之外，涉及其他语言的构词语义对比研究，还很难见到。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现代构词学大体表现为两个研究视角：一是静态视角，关注对构词行为结果的分析；二是动态视角，其任务为描写和阐释构词过程本身。传统构词学在静态中阐释构词学的词典释义，而现代构词学理论关注的是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的环境中去讨论和分析。
俄语构词学从篇章、认知、表义、功能语义、词汇—语义等新的视角阐释俄语构词过程，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的语境中分析，以此解释词的语义；而汉语构词学研究更多地体现在构词法分析上。在汉语构词系统中，最小表义部分为语素，而俄语词形中最小的表义部分为形素。汉语的语素类似于俄语的形素。俄汉两种语言的构词法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是几种主要的构词方式也有相近之处，如俄语的形态构词法类似于汉语的缀合法，俄语的溶合法大体等于汉语的合成法，俄语的词类转化构词法相当于汉语的转化构词法，俄语的缩略法基本同于汉语的缩略法。不同的是，俄语构词法中没有重叠构词法。在像俄语这样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中，派生法（词缀法）占优势，而像汉语这样形态变化少的语言中，通过合成法构成新词的数量更多。派生法与合成法在俄汉语构词学领域所占的比例明显不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俄汉语词素数量明显不同。我们对叶夫列莫娃（Т.В. Ефремова）主编的《新编俄语构词详解词典》（Н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лков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2000）进行了数量统计分析。在这部俄罗斯最新版的构词语义词典中，共收录25万个语义单位，其中词素数量情况分布如下：构词前缀共计53个，后缀共计472个，复合词词首（开头或第一部分）共计326个，复合词词尾共计67个。关于汉语语素的数量，学界分歧较大，有几个与上百个的悬殊。有的学者严格把握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极力缩减词缀数目，认为能视为前缀的只有“阿、老”2个，能够视为后缀的只有“子、儿、头、巴、然”5个；有的学者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出发，兼顾汉语词缀不同侧面的特点，适当放宽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允许在词缀的行列里进入所谓的“类词缀”，使词缀的成员有所扩大；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放宽“类词缀”的准入尺度，认为典型词缀之外的“类词缀”至少有80个；更有学者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汉语词缀问题上过于谨慎，更没有必要为本来就不多的词缀冠之以“类”、“准”之类的名称，使词缀的数量达100个以上。
从词语的理据性类型看，俄语是字母文字，分析其理据性更注重其形态理据性和语义理据性，而汉语是象形文字，在语音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文字理据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俄语文字理据性弱，而形态理据性强。俄语属于表音文字，其文字理据性虽然无法与汉语相比，但其形态理据性大大强于汉语。这主要表现为俄语中有大量的派生词和复合词。这些派生词和复合词的语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原生词的形态结构上得到启示，使之具有很大的理据性。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态视角科学地预测词素义研究的新趋势，结合实际，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化、非范畴化、原型、隐喻、转喻等理论，对俄汉语词素义进行解读，透彻地认识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即词素义中深刻体现了人的认知因素。俄汉语词素义的共性之处为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所谓多义性指的是词素的义项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所谓不确定性指的是单个词素的意义不确定，需在组合轴线上，即在言语层面上通过与其他词素组合来确定或显露其义项，这主要依靠原型理论、范畴化和非范畴化等理论加以分析。在俄汉语词素义对比分析时，必然涉及到词的理据。词的理据事实上指的就是词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词的可释性。分析词的理据性须从词素义视角分析和词义的复杂关系。俄汉语词素义对比研究还可以依托称名理论。称名活动就是语言中有哪些手段，如何给客观事物命名，怎样表达意思，它体现的是从内容到形式。词素的间接称名实质是词素的多义性，借助语义衍生来完成称名行为。
首次运用义素分析理论，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的词典释义进行对比分析，归纳总结语义场类型，语义场内部的主要语义关系和语义场的分析方法。通过词典释义方法，对俄汉语头部、面部（包括眼、鼻、口、耳）动作、肢体（包括手、臂、肩、背、脚、腿）动作子语义场内的义位进行词典释义。通过对俄汉语“人体动作”子语义场中义场数量及其义位数量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俄汉语手部动作子语义场的数量及其义位数量占主导地位；占第二位的是眼部动作子语义场；占第三位的是脚部动作子语义场。就义场及义位的情况看，俄汉两种语言既有不对应情况，又有空缺情况。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理性意义释义的基本义素数量统计显示，“动作方式”和“受事者”这一义素是俄语“人体”总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而“受事者”、“施事者”、“动作方式”及“动作工具”这4项义素则是汉语“人体”总语义场内义位词典释义中的最基本要素。从局部角度看，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义位理性意义释义的基本义素有相同之处，如俄汉语眼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者”；俄汉语鼻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均强调“受事者”和“动作方式”；俄汉语耳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受事者”；俄汉语肩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者”；俄汉语脚部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强调的都是“动作方式”。通过以词典释义的方法对比俄汉语“人体动作”总语义场内的义位，我们认为，同义关系是俄汉语词义的一大共性特征。
由于俄语富有形态变化，义位释义中的其他动词有各自的支配关系。因此，义位本身要求的支配关系在释义中不能如实地被体现出来。副动词是俄语动词的一个语法形式，它作为描述行为方法的一种词法手段参与义位的词典释义，汉语则通过副词对义位进行释义，这也印证了俄语、汉语作为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成员的差异，通过对比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理性意义的民族性。俄语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是“动作方式”和“受事”这两项义素，俄语非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是“动作方式”和“行为结果”这两项义素；汉语徒手、非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突出的则均是“受事”和“动作工具”这两项义素。可见，俄罗斯民族在活动过程中注重的是通过何种方式使动作作用于不同的对象，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果；汉民族则注重的是借助何种工具使动作作用于何种对象。因此，汉语即使在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仍然强调“动作工具”，此时“动作工具”指的是“手”及其各组成部位：手掌、手指、指甲等；俄语即使在非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义位的词典释义中也不强调“动作工具”这一义素。民族性还鲜明地体现在俄汉语非徒手动作子语义场中的义位数量及其对应上。在该子语义场中，俄语有10个义位是表示烹调的，而汉语却有17个。从这一意义上看，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对事物认知的不同，反映在词汇和词典释义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汉语中，“名词+方位词（上）”是最为复杂的一种语义结构，其语义涉及空间、时间、方面等诸多范畴。以“名词+方位词（上）”结构所表示的静态空间语义范畴作为研究对象，以该结构的空间语义内涵为切入点，分析了参照物表面、参照物内里、参照物上空、参照物周边的“名词+方位词（上）结构，进而从对目标物和参照物的认知次序、状态认知惯势、心理空间及物理空间差异等角度揭示了俄汉语空间方位结构“名词+方位词（上）”形式及语义差异产生的内在理据。俄汉语徒步类空间运动动词群虽然存在在语义范畴类型整体划分上基本相当和“动作”、“方式”义素在动词语义构式中所占比例都有最大的共性，但是两者动词语义构式间的异大于同。主要表现在：1）俄语动词构式取向偏重于综合，而汉语则偏重于分析，尤其是“方向”子群中的动词；2）俄语动词的语义成分构造相对复杂，而汉语的则相对简单。俄语动词语义次突显的是“方向”和“速度”义素，而汉语次突显的则是“状况”和“对施事的限制”义素；3）表达相同语义时，俄语动词对外置附加成分的需求度相对较小，而汉语动词则相对较大。这也是导致与运动动词在语义和语用上密切相关的副词、趋向词、介词等词类所占词汇总量汉语大于俄语或俄语出现词类空缺对应的原因之一。俄汉语旋转类动词群母群间的语义构造突显异同主要表现在：1）俄汉语母群中的“主体”、“动作”、“方式”义素均为100%，这是相同点；2）其他义素的比例均不同，有的义素突显情况差异甚至极大：如汉语旋转类动词群中的“方向”义素为100%，俄语中虽然次突显的义素也为“方向”，但仅为86%；“状况”义素差异体现也较明显，俄语动词群中比例仅为21%，而在汉语词群中则为96%；3）俄语旋转动词母群中其余次突显的义素比例依次是：目的（31%）、时间（24%）、程度和状况（21%）义素；汉语旋转动词母群中次突显的分别是：主体限制（24%）、程度（17%）和原因（15%）义素等。
本书各章节作者：
孙淑芳——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
张志军——第七章至第十章；
徐英平——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
李海斌——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四节，第六章第二节至第六节；
全书由孙淑芳教授负责修改、审定，统一定稿，对部分章节进行了调整和增删。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汉语义对比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02JAZJD740011)，得到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商务印书馆、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同时，最诚挚地感谢为本书顺利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课题组成员！孙淑芳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12月25日 上编俄汉构词语义对比第一章 俄汉语构词学理论问题第一节 关于俄语构词学1 构词学术语的界定
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这一术语的界定是构词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笼统说来，构词学是关于词的构造和结构的学说，[1]有的学者使用деривация, дериватология等术语表达构词学之意。术语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具有多义性，语言学界对这一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第一种观点认为，构词学指在已有词汇单位基础上构造新词的过程，是语言词汇中新词源源不断得以扩充和丰富的最重要途径之一。第二种观点认为，构词学指语言中根据某种规则、手段、模式、功能等构成新词的语言机制。第三种观点认为，构词学用来表示整个构词系统（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истема [2]образования），是研究构造新词的一门语言学学科。构词学是俄语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所有构词结构、关系和类型的总和。它既包括词本身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也包括词与词之间在构词方面[3]的结构关系。
构词学的多义阐释给通过构词描写和研究语言现象带来了不便。库布里亚科娃（Е.С. Кубрякова）综合众家之说，在《语言学百科词典》中对构词学这一词条做的释义是：“1）构词学指在同根词基础上根据语言中存在的样式和模式，借助词缀、合成、转换以及其他形式手段构成派生词和复合词；2）构词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4]派生词和复合词的构造、使用、结构和分类等所有层面。”盖革（Р.М. Гейгер）做的定义则更加清晰，他认为：“语言学中构词学这一术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指构词系统，即语言的构词层面、构词机制、构词法、生产词本身的总和；二是指研究这一系统的语言学分[5]支。”显然，根据这一定义，前者指“构词”，来源大致等同于词组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лова（词的构造），表示在另一个同根词基础上借助专门的构词手段和构词模式构造意义和形式上有联系的新词以及整个构词系统；后者指“构词学”，是专门研究语言中新词（主要是派生词）构成的规律、手段及其功能和分类等问题的语言学分支。尽管语言学界对构词学内涵的界定不同，我们认为，构词学这一术语更多地用来表示构成新词的过程，即表示与构成新词有关的语言机制的某种行为。
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现代俄语构词学大体表现为两个研究视角：一是静态视角，关注对构词行为结果的分析；二是动态视角，其任务为描写和阐释构词过程本身。传统构词学在静态中阐释构词学的词典释义，而现代俄语构词学理论关注的是把构词过程置于动态环境中去讨论和分析，这也构成本书的研究对象，即探究派生词语义构成机制和过程。2 历时构词学与共时构词学
派生词的构词结构作为构词手段系统是整个语言所固有的，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构词学分为历时构词学和共时构词学，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历时构词学（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亦称历史构词学（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关于构词过程、构造新词的规律、现有派生词结构的变化以及整个语言构词系统形成、[6]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说”。“历时构词学实际上相当于词源学，或确切地说，是派生词的词源学。它研究的是派生词在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构成方法和它们原始的构词结构以及这些结构在历史上的变化。它探究的是生产词和派生词发展的具体历史，确定哪个词历史上产生得更早，哪个词在历史上是由另一个词构成的，从而判断两者之间的派生关系，说明哪个词拥有的是生产词干，哪个词拥有的是派生词[7]干。”
共时构词学（синхрон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亦称描写构词学（описа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关于作为语言构词系统成分派生词的词素和构词结构的学说，是在语言发展的某一阶段亲属[8]词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共时构词学研究共存单位的相互关系以[9]及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转换的历时过程。换言之，共时构词学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构词手段系统和这一历史阶段所固有的派生关系决定的构词结构。对共时构词学而言，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生产词干和派生词干之间的形式和语义上的相互关系，因为它正是通过比较词在形式和语义上的简单性和复杂性来确定其中的生产词干和派生词干。因此，词的生产和派生在共时构词学中不是过程性的，而是功[10]能性的，即两者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
历时构词学与共时构词学并不是完全脱离、互不相干的，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关系。有的词共时和历时构词结构都一样，如домик（小房子）一词无论从共时或历时构词角度看，都是从дом这个词派生而来的。有的词共时和历时构词结构则明显不同，如путник（旅行者，行路人），цветник（花坛）历史上分别由形容词путный（道路的），цветной（有色的）加上后缀 -ик派生而成。在现代俄语构词学中，两者被看作由名词путь（道路），цветы（花）加上后缀-ник 构成。对共时构词学而言，重要的是共时构词结构，而对历时构词过程可以不予考虑。尽管путн-ик, цветн-ик历史上由形容词путный, цветной加上后缀-ик 构成，但在共时构词学中能产后缀是-ник，能产型构词模式为“名词词干＋后缀 -ник”，根据这一模式可以构成许多表人或物的名词，如высотник（高空作业者），градусник（温度计），виновник（肇事者），утренник（早场戏），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ик（生产者），ежегодник（年刊），воспитанник（教育者），купальник（游泳衣），нефтяник（石油工作者），садовник（园丁），пожарник（消防队员），озорник（淘气的孩子），охотник（猎人），школьник（学生），сапожник（鞋匠），помощник（助手），барышник（倒卖的人），мясник（屠夫），десантник（空降人员），серебряник（镀银工）等。3 构词学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学科
俄语构词学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1881年，俄国著名语言学家、喀山语言学派创始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首次提出词素（морфема）这一术语，“用作词根和词缀[11]概念的综合”，以研究俄语的词根和各种词缀。根据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的观点，词素的基本特征表现为：“1）词素是形态上不能再进行切分的形态学单位；2）词素是活的现实的语言单位；3）词素是形态语义单位，即表义单位；4）词素是词的构成部分；5）词素是从属于词的单位；6）词素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其状况不断变化；7）词素可分为词根、前缀、后缀、词尾、词干[12]等。”
构词学是20世纪新兴的一门语言学科。在此之前，“传统语法对[13]语言的有些部分，例如构词法，毫无所知……”20世纪40年代以前，构词学还没有成为语言学独立的研究对象，大多只是在形态学范畴涉及一些构词问题。
综观俄语构词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直至40年代的语法学著作始终把构词学归入词汇学和语法学的从属部分。克鲁舍夫斯基（Н.В. Крушевский）的《语言学概论》（Очерк науки о языкe）（1883）、福尔图纳多夫（Ф.Ф. Форту-натов）的《选集》（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1957）等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构词学成为语言学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是构词学理论系统是在40—70年代之间逐渐形成的。维诺库尔（Г.О. Винокур）的《俄语构词学概要》（Заметк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ю）（1946）、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的《现代俄语构词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1951/1975）、《构词学与语法学和词汇学的关系》（以俄语和亲属语为语料）（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его отоношении к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го и род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1952/1975）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和著作成为俄语构词学理论的基础。构词学理论主要涉及构词理据、构词派生、构词规则、构词机制等概念。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现代构词学理论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较具影响的著述有：泽姆斯卡娅（Е.А. Земская）的《构词是一种活动》（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1992）、库布里亚科娃的《语言意义类型·派生词的语义》（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Семантика производного слова）（1981）、洛帕京（В.В. Лопа-тин）的《俄语构词词素学》（Русска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ика）（1977）、乌卢哈诺夫（И.С. Улуханов）的两部著述《俄语构词语义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77/2001）和《俄语构词系统单位及其词汇体现》（Единиц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их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1996）、扬科－特里尼茨卡娅（Н.А. Янко-Триницкая）的《现代俄语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72/2001）、盖革的《构词结构分析与共时和历时语义问题》（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емантики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1986）、戈洛温（В.Г. Головин）的《俄语词素学和构词学概述》（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морфемике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ю）（1990）等，这些著作对现代俄语构词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后，构词学研究异常活跃。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语言中的体现就是词汇的快速变化和更新，正如泽姆斯卡娅所说，“很难评价构词学在类似俄语这样的语言中的作用。由于有构词，语言才能经常不断地扩充大量的具有各种结构和语义的新词，以便反映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构词机制首先保证了语言有[14]无限的各种各样的词汇，以满足交际的全部需要”。
如前所述，构词学是所有构词结构、关系和类型的总和。它既包括词本身的构成成分以及相互关系，还包括词与词之间在构词方面的结构联系。由于生产词具有双重功能，使得构词学长期以来在语言学中的归属一直未能定位。构词学原本不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只是作为词法学和词汇学的从属部分。20世纪50—60年代，在苏联出版的各类语法书和教材中，或者把构词学归入词汇学领域，或者将其列入词法学范畴，有时还把构词学看作语法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构词学在语言学中的定位和归属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俄语构词学的发展历史看，博杜恩·德·库尔特内首次提出词素这一术语，促进了俄语构词学的建立。这一时期的俄国学者沃斯托科夫（А.Х. Востоков）、布斯拉耶夫（Ф.И. Буслаев）、福尔图纳多夫等将构词学列入形态学范畴。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沙赫马托夫（А.А. Шахматов）、谢尔巴（Л.В. Щерба）、维诺库尔、列福尔马茨基（А.Л.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洛帕京等把构词学看作句法学研究对象。同时，列夫科夫斯卡娅（К.А. Левковская）、斯米尔尼茨基（А.И. Смирниц-кий）等苏联学者认为构词学与词汇学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构词学是词汇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70年代，以库布里亚科娃、戈洛温、萨哈尔内（Л.В. Сахарный）、扬科－特里尼茨卡娅、米罗斯拉夫斯基（И.Г.Милославский）、扎利兹尼亚克（A.A.Зａлизняк）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构词学应该像语音学、词汇学、词法学、句法学等学科一样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这是因为构词学与上述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稳定的研究对象，即生产词和派生词，从而研究生产词和派生词各成素之间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派生词构建的典型模式、构成规则及其对它们的结构进行分析。构词学有专门的构词单位，这些单位与语言学其他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构词模式。构词规则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有别于词汇规则和语法规则。构词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研究对象是词，但与其他语言学分支领域研究的词不同，“构词学并不研究语[15]言的所有词汇单位，而仅研究派生词”。此时构词学关注的是从结构上研究派生词。此外，构词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各种构词手段、构词词缀和生产词干等。
198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研究了词素的种类、构造和切分等问题。季洪诺夫（А.Н. Тихонов）主编的《俄语构词词典》（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85）都为构词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构词学初创于20世纪40—50年代。当时的知名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维诺库尔、斯米尔尼茨基主要致力于探讨共时构词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共时构词学理论已基本形成，构词学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术语系统。在这种背景下，库布里亚科娃、戈洛温、萨哈尔内、扬科－特里尼茨卡娅等学者认为，构词学是语言学的分系统，既包括词素、词素组成这样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包括构词词群（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гнезда）这样最复杂的综合单位。上述单位中的某些单位已经有了较长的研究历史，喀山语言学派早已明确的词素概念；有些现象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如构词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цепочка）、构词语义（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情景中的词素问题等。
现代俄语构词学理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当归属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福尔图纳多夫、波克罗夫斯基（М.М. Покровский）、维诺格拉多夫、维诺库尔、谢尔巴、斯米尔尼茨基、索博列娃（П.А. Соболева）、扬科－特里尼茨卡娅、金兹堡（Е.Л. Гинзбург）、叶尔马科娃（О.П. Ермакова）、 泽姆斯卡娅、库布里亚科娃、洛帕京、乌什斯基（K.Д.Ушинский）、季洪诺夫、阿鲁秋诺娃（Н.Д. Арутюнова）、乌卢哈诺夫、尚斯基（Н.М. Шанский）、斯捷潘诺娃（М.Д. Степанова）、涅姆琴科（В.Н. Немченко）、波特尼科夫（Б.A.Потников）等语言学家。
尽管构词学本身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然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证明共时构词学理论可以全面地解释该系统中所有的新现象和全部规律。从这一角度看，俄语构词系统的描写和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完善。究竟哪些问题是当今俄语构词学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俄语构词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对已有的构词学理论机制进行重新解读和扩充，对它的功能赋予新的内涵和解释。构词学具有多元性（角度多、层面复杂）特点，因此，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无法实现对构词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也制约着构词学本身的发展。库布里亚科娃认为，“最具说服力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构词学自身的模式，把表[16]达手段和语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据此，构词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构词模式在各个层面的规律和特点，包括形式上的和意义上的。研究构词现象必须要考虑其语义层面。从语义角度看，如果词与词之间没有共指，是不可思议的。斯捷潘诺娃认为，“构词过程本身特点可以使其具有某种区分性特征，从而使构词学与词汇学区分开来”[17]。
20世纪60年代末，“构词学正式脱离词法学和词汇学领域，成为[18]语言学的独立学科”。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学科，构词学与语言学其他学科虽然有着本质和原则上的区别，但应该承认，它与语法学和词汇学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词作为语法学、词汇学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是词汇意义等同词形的总和（形态聚合体）；其次，是各种词义的总和（词汇语义聚合体）；最后，是词素的有序排列（词[19]的形态结构）。”在新词产生的过程中都会发现明显的和直接的词形变化。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密切关系表明，两个学科在研究词的时候都要考虑它们的语义。不研究词汇语义就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只有借助词汇语义才能明确词和词之间的各种派生关系，从而分出词干（основа слова），确切地说是区分出构词手段（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средство）、构词方式（спос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я）、构词模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дель）等。
综上，我们认为，构词学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有着自身的研究对象（предмет）和对象物（объект）。构词学研究词的结构语义性能及其构成方式。词的结构语义性能要求区分出词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特点、它们所处的位置，同时确定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性质。把构词学作为语言学一个独立的分支来研究，能使构词学的研究系统化。
现代语言学研究有这样的发展趋势，即由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语言本身的系统转向跨学科的研究。王铭玉认为：“边缘学科的研究成为新世纪科学发展的主流。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门有着密切关系，但又始终没有真正接缘的学科。促进语言学和符号[20]学的交融，开创语言符号学是时代的要求和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进而，他又提出了“语素符号学”，并列举语素的三个研究对象：1）语素的语构研究；2）语素的语义研究；3）语素的语用研究。语素的语义研究包括语素的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区分、语素间的语义关系[21]及符号聚合体、语素语义系统的形成及其符号结构等问题。传统的词素研究仅限于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很少涉及语言之外的事实，研究的视角比较狭窄，分析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构词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语言学科，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构词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4 构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
俄语构词学几乎与语言学所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与词素学、词汇学、称名学、语法学和语义学的联系最为密切。4.1 构词学与词素学
词素学（морфемика）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门年轻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苏联科学院主编的《现代俄语标准语语法》（1970）中，该书独辟“词素学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морфемику）一章，系统地揭示了词素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提出“词素学是研究词的表义部分（形素和词素）的学科；这些表义部分可以从各种视角加以分析；词素学是构词学的研究内容”等[22]重要思想。正是从该权威语法书开始，首次确立了词素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1977年，洛帕京的《俄语构词词素学》（Русска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ика）一书出版，成为词素学研究的专门著作。该专著的俄文命名已经表明词素学与构词学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到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又一语法力作《俄语语法》（1980）的问世，俄语词素学研究已初具规模，在该书“词素学的基本概念”一章中，对词素与形素、词与词形的一般概念、词素的[23]类型、构造和切分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描述。洛帕京认为词素学表达两个意义：“一指语言的词素机制，即从词中分离出来的词素及其类型的总合；二指词素的类型、结构，词素与词素以及词素与[24]词之间相互关系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进而他把词素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得更加明确：“1）是关于词素类型、状况和功能的理论（实词素、虚词素、前缀、后缀、尾缀、中缀等）；2）是关于词素所表达的意义类型理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构词意义、语法意义和构词意义的各种变体等）；3）是关于词素单位线性（组合）和非线性（聚合）关系的理论；4）是关于最小线性意义单位形素划分原则和形素组合原则的理论；5）是关于小于词的表义单位组合的音的变化理论（词素和形素范围内的音位交替、词干的截音和增生、在有重音变化的语言中起词素功能作用的重音等）；6）是关于不同层级形素[25]模式的理论。”1996年，季洪诺夫的专著《俄语词素学》（Русская морфемика）界定了词素学的研究对象，分析了词素与形素、词素变体、词素分类和词素与构词等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术语“词素学”（морфемика）经常被独立使用，《俄语语法》（1980）、《语言学百科词典》（1990/2000）等都是这样做的。苏联语言学家从语言实用性出发，强调区分词素和形素（морф），进而提出建立词素学理论，对俄语构词学、词法学和词汇学研究和教学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词学与词素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如根据词素类型确定构词法，根据词素义确定词义和构词模式等。“构词学与词素学的关系如同词法学与句法学的关系。词法学是所有语法手段的总和，句法学是这些手段的运用，词素学是所有构词手段（包括词变手段和构形手[26]段）的总和，构词学则是这些手段的运用。”词素学在许多方面依赖构词学，词素切分和词素分类都离不开构词分析。
构词学与词素学都从共时角度研究词的构成，但侧重点不同。相对而言，前者侧重词的表达层面，研究词素的构成与组合、词的形式结构与类型、构词机制与方法以及词与词之间的构词联系；后者侧重词的内容层面，研究词素作为词的表义部分的构造机制、组成规律以及词素的分布、系统和语义种类、词素与词素之间和词素与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词素学的研究对象覆盖所有的词，研究词素及其形式变体（形素）以及它们的线性组合，其任务是构建词素系统；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派生词，研究派生词的构词机制等。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区别。构词学使用构词分析方法，研究派生词的构造。对构词学而言，所有派生词都由两部分组成：生产词干和构词标志；而词素学使用词素分析方法，研究词的词素构成情况。两者的研究目标不同，构词学是从生产词到派生词的过程，词素学是从词到词素的过程。4.2 构词学与词汇学
构词学通过词素学与词汇学（лексика）以及词汇语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形成某种交叉和过渡。俄罗斯语言学界一般不认为构词学是词汇学的分支。历史上往往把构词学归入语法学范畴，但学者们并不否认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关系。在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构词学与词汇学的联系最为直接，马尔科夫（В.М. Марков）甚至认为，[27]构词学只与词汇学有关，因为每一个词都是语言构词的组成部分，是词汇分析的对象。虽然词是构词学的直接和具体的研究对象，但是构词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个别和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通过对不同类型词的分析与归纳来认识整个构词系统，研究构词手段、方法和规则，揭示构词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维诺格拉多夫研究俄语构词问题时指出：“在新词产生的过程中都会找到明显的和直接的词形[28]变化。”对生产词和派生词的阐释使词的构词分析更接近于词汇分析，尽管词的构词意义和词汇意义并不是一回事。构词时，生产词的词汇意义是派生词词汇意义的基础，派生词的语义变异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对构词而言，词的多义性（语义聚合体）作为词的一大特点不是无所谓的，因为同一个多义词中区分出的词可能在意义上相去甚远，从而表现为不同的语义，如лист（张，页；印张），листва（叶，簇叶），лиственный（阔叶的；阔叶树的），безлистый（无叶的，落下叶子的）；листать（翻，掀），листаж（用纸量，印张量），налистники（放在白菜叶上烙成的饼）等。
构词学与词汇学的联系还表现在，历时构词学研究新词产生的过程。“的确，构词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纯粹的词汇意义，而是派生词的构词意义。然而，派生词的构词意义是在生产词的词汇意义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生产词的词义，就无法确定词的构词派生关系，无法分出生产词干，并确定构词手段和构词方式以及构词模式。总而言之，[29]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因此，当派生词表达词汇意义时，它接近于所有非派生词的其他特征，并按照词汇的普遍规律使用、变化和发展。同时，派生词也是词汇学的研究对象。4.3 构词学与称名学
称名学（ономасиология）是研究事物的名称以及称名的性质、类型、手段及方法的学科。有学者将称名学看作语义学的分支。库布里亚科娃写道：“从所完成的称名功能角度看，词应该视为语言称名活动的结果。后者能够实现认知过程的分类，保证具体语言称名系统[30]的建立。”称名学研究怎样用词（或其他语言单位）表达某一意义，换言之，对称名学而言，先有词的意义，再关注意义的表达手段。语言中新词产生的过程以及现有派生词的存在规律既是构词学的研究内容，又是称名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构词学与称名学的渗透与交叉在派生词研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派生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称名单位，它们是所谓二次称名的产物。构词学就是研究如何将这种特殊称名单位模式化的领域，它应该揭示派生词与生产词之间的形式与内容或者说结构与语义的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确定派生词的构成手段、方法以及构词类型等问题。称名学更关心的是一种语言构词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称名方法的特征，而构词学则是对具体语言的派生[31]体系进行实际描写，前者自然也无法取代后者。”4.4 构词学与词法学
构词学与词法学（морфология）或曰形态学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与词义的最小单位，即词素打交道，都研究词素功能问题。词与派生词的形式构建是词法学的研究对象，派生词是构词学的研究对象。构词学与词法学研究词素的不同方面，前者研究构词词素；后者研究语法词素，如构形词素。（формообразующая морфема）和词变词素（словоизмени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а）。但是构词词素和语法词素有许多相近之处。词素及其特征通常是词法学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前者关注语法词素（词变内容）分析，后者侧重非语法词素（非词变词素）分析。构形词素-ся, -сь构成未完成体和完成体不及物动词，如биться（打架，作战），бояться（害怕），бросаться（互相投掷），вертеться（旋转），веселиться（消遣作乐），оглядеться（环顾），стучаться（敲门），торопиться（忙着做某事），обзавестись（弄到），трястись（摇摆，晃动）等。构形词素 -ану(ть) 构成完成体动词第一式变位，表达“一次性、猛烈的动作”，如долбануть（猛撞一下），резануть（痛打一下），рубануть（采伐），тряхануть（抖搂一下），хлестануть（重重地打一下），чесануть（抓挠一下）等。4.5 构词学与语义学
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语义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研究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研究视角不仅触及语言学的各个层面，还涉及语言学的其他学科领域，从而对语言意义进行多层次考察，如词汇语义学、句子语义学（包括形式语义学、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等）、篇章语义学、结构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计算语义学等。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构词语义学问题，并将语义学理论运用到构词学研究中。随着语义学和构词学理论的逐渐完善，构词语义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емантик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成为语义学研究的新领域，主要研究生产词和派生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构词词素中的同义现象和同音异议现象，构词词素和生产词干的组合关系，词缀和词干所构成的各种词类的语义类型等。
这一时期，对语言意义的关注不仅从词汇层面扩展到了话语层面，同时，既关注静态的词义描写，又重视组合关系中语法、语用、交际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学者主张从动态角度分析俄语构词现象，构词机制和过程不是作为静态不变的理论来考察的，而是把构词过程置于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中，置于动态的语言环境中。换言之，把具体构词过程放在话语结构中，从而研究语言本身的动态行为特征。泽姆斯卡娅 “把构词学在言语生成和理解中的作用释义为构词学是一种言[32]语活动”的论断，就是把构词机制放在动态中去考察的一个强有力的说明。
由于语义问题是语言研究中难度很大的问题，结构主义才尽力避开语义去进行纯粹的结构形式研究，把构词视为纯粹的结构问题，只研究其构词形式而不管其语义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不管语义而去做纯粹结构形式研究是有问题的，故以乔姆斯基（A.N. Chomsky）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开始重视语义在结构形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兴起的语言学理论中，有一种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简称CG理论），是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背景，以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J. 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为理论来源，由美国语言学家阿黛尔·戈德堡（Adele E. Goldberg）在最近几年中发展起来的。构式语法明确提出要把词汇、语法、语义（甚至语用）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既发展出一套基于合一约束的严格的形式描述系统，又注重在认知语义基础上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其重要贡献表现在突破单纯结构分析的局限，使语言中的“形式—意义”关系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从而把描写与解释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语义角度探讨构词问题，或许可以摸索出构词过程中内在的语言规律，便于更好地把握构词语义问题。何谓构词语义？它的研究对象、内涵及任务又怎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这一术语的内涵众说纷纭。在我们看来，构词语义至少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生产词语义和派生词语义。生产词语义指词干意义，派生词语义既指词干意义，还包括词缀意义；2）构词法语义。
乌卢哈诺夫认为：“构词语义学主要研究构词单位的语义特征及构词语义组成的特点，明确构词链中词义之间的联系类型及理据关[33]系。”克龙加乌兹（М.А. Кронгауз）的定义是，“词素语义学（морфем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早已存在，属传统语言学范畴，等同于构[34]词语义学”。克龙加乌兹认为，俄语动词前缀构词语义分为相互作用的四种意义类型：“1）在一个前缀领域研究；2）在整个构词学领域研究；3）对词缀意义与生产词（мотивирующее слово）或词干意义相互作用的研究；4）对词素与更宽语境语义相互作用的研究。前两种类型属于聚合关系的相互作用，后两种类型属于组合关系的相[35]互作用。”第二节 关于汉语构词学1 汉语构词学概述
汉语和其他语言一样，构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专门分支，研究词的结构语义性能及造词方式。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以“字”为中心，从文字的形、音、义分别衍生出文字、音韵、训诂三大语言分支。由于古汉语中字、词不甚区分，很少有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体会到构词法的价值。汉语构词学研究最早要追溯到《马氏文通》的语法中。马建忠认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是“字”。《马氏文通》开宗明义地道出：“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中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36]亦未有其名。”从《马氏文通》第一次带来现代构词法思想的一百年来，汉语构词学的研究在各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经历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从而形成了一些与其他语言构词学研究不同的特点，也囊括了其他语言构词学研究所不具备的或不甚突出的内容。纵观汉语构词学研究一百多年的历史，不难看到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即汉语构词学研究从语义分析开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到侧重句法结构的形式分析，近几十年，又呈现出多元化研究态势。汉语构词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时过程，李如龙在探讨双语音变构词发生的原因时说：“任何语言的音素和音节都是有限的，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词汇量不大，这种矛盾还不可能尖锐化。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增长，已有的词语和概念不够用了，为了扩展语词，近音滋生同义词和声调别义的方式便应运而生。”他构想人类语言思维的发展应分为模拟、联想、推理三个阶段，各阶段有其相应的构（造）词方式，[37]其特点为：思维特造词方式语言特点征第一阶模拟拟声、偶然约定拟声词多，语词贫乏段第二阶联想音义相生单音词多，具体概念多段第三阶合成词、虚词和语法复音词多，抽象概念多，词推理段标记缀多2 汉语构词学发展脉络2.1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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