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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5 16: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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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苗晋平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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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达尔文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童年时代的夏夜,我和小伙伴们时常躺在家乡的草坪上,仰望着美丽的星空,偶尔还能看见流星划过,那时的欢呼与过后的惊诧至今仍历历在目。冬天的早晨,我们则常常流连于冰雪覆盖的小路,经常因堆雪人和打屋檐的冰棱锥而忘记了上学。当然,春天和秋天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大自然赐予最慷慨、最丰厚的时候。无论是春花的烂漫还是秋果的诱人,至今都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回忆。

随着年岁的增长,许许多多扑朔迷离的自然现象,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神秘莫测的奥秘。自然界的事物不再只是心头美丽的驻足,而是慢慢地变成了诸多诱使我去探索的动力。幸好,学校的数、理、化、生物等课程给了我一些答案。但是,课本的知识毕竟十分有限,而阅读课外书籍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在成长过程中,随着知识的增加,我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迫切地想要了解那些发明创造的过程和那些奇思妙想的主人。是谁捡到了那只证明了万有引力的苹果?是谁让漆黑的夜晚亮如白昼?是谁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大门?又是谁让人类迎来了飞天的奇迹?是他们,站在科技前沿的科学家们,带着诸多疑问,不断地对我们生存的空间进行研究,渴求破译这充满超自然现象的世界。是他们一步步带领着我们进入科技时代。

茫茫宇宙中是否还存在其他智慧生物?如何科学地解释人体与自然的离奇现象?他们用不断探索的精神引领我们认知世界,辨别真伪。我们为他们的创造精神而感动,为他们的科研成果而骄傲,更为他们对人类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被逼“退学”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带给人类动力的发明家瓦特,太空探索的先驱者布劳恩,实验科学研究的先驱伽利略,为人类插上翅膀的莱特兄弟,放射性元素之母居里夫人……我们将这些科学家的故事汇集起来,编撰成册,希望能让读者朋友们全面了解他们的一生和那些与他们无法分离的伟大事迹,使大家从中有所收获。

就让我们一同走近这些科学家,了解他们发明创造背后的故事,让他们的成长历程启示我们;让他们的挫折坎坷激励我们;让他们的灵感火花指引我们,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向更高的目标,实现更伟大的理想!《世界名人非常之路》大型系列丛书之“科学家成长之路”篇,就是这样一套专门拓展中学生科学视野,提高科学素养的图书。让我们沉醉于神奇、瑰丽的大千世界之中,感受科技的强大,伟人的魅力,从而启迪智慧,丰富想象,激发创造,培养青少年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决心,以及热爱人类、保护环境的爱心。

丛书紧密结合当前中学教材中涉及的历史名人,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天文、材料、医学、能源、环境、航空航天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在这里,科学家的成功不再神秘,愿科学家的成长之路能够成为你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年轻的朋友们,让知识为你们的梦想插上科学的翅膀吧!

人物简介

生卒与经历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小城镇施鲁斯伯里。年轻的达尔文曾学习医学和神学,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

1831年底,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英国派遣的“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和研究,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观念。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成就与贡献

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

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和《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等。

达尔文进化论从本质上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现象的理解,唯物地阐明了生物的进化机制,从而颠覆了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

达尔文还对人工选择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学说的内容。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中提出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提出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等。地位与影响

达尔文是19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质学家,是研究食虫植物、珊瑚礁、鸽子、蜜蜂、蚯蚓、兰花、甲虫和藤壶的权威。他的自然法则演化观点,使生物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后世的科学发展中,演化的知识被应用于很多药品的研发中,有些其他的生物科技,甚至是资讯产业,都会用到这方面的知识。达尔文进化论为进化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比较和分析的途径。

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和达尔文非凡的人格和智慧,人们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除了生物学之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

达尔文的进化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依据。

马克思在评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说,它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年少志大

敢于浪费哪怕一个钟头时间的人,就说明他还不懂得珍惜时间的全部价值。——达尔文

兴趣广泛的孩子

1800年,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在流淌于英伦大地的塞文河畔的悬崖峭壁上,建起了一座三层高的红砖楼房。

1809年2月12日,在这座楼房里,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的妻子苏珊娜为他生下了他的第五个孩子——查尔斯·达尔文。

塞文河的两岸到处是自然的盛景,绿树葱茏,鸟语花香,风光如画。不论是云雾缭绕的坎布连山脉,还是施鲁斯伯里地带,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查尔斯·达尔文家的楼下有一个种满了各种花草和果木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暖花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绕过峭壁延伸到远方,真可谓是曲径通幽境。

这条由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和来这里求医的人们踏出来的小路,被人们称为“医生路”。在路旁有一棵高大的栗树,树枝相互平行地弯曲着,既是一抹亮丽的风景,又能为人们遮挡阳光。

查尔斯·达尔文小时候最喜欢这棵树了,他经常和妹妹凯瑟琳在树下玩耍嬉戏。小达尔文还在花园里和沿河的小路上到处玩“冲锋”,向树上的小鸟“开枪”射击。

1810年的夏天,苏珊娜在生了小女儿凯瑟琳以后,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起来。照顾和教育达尔文的责任落在了达尔文的二姐卡罗琳的身上。

卡罗琳从小就表现出她的过人之处,她是达尔文三个姐姐中最聪明的一个。她认为达尔文是家里最淘气的一个孩子,总爱把家里发生的一切鬼把戏都算在他的账上。达尔文心里很是不服气,他也从不服从二姐的管教。

有一天,风和日丽,和煦的阳光洒在大地上,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轻纱似的浮云,大地散发出特有的诱人清香。

在这大好的天气,大好的时节,母亲带着达尔文和凯瑟琳在花园里玩耍。两个孩子采了一些美丽的花朵,又打算去捕捉飞舞的蝴蝶。

母亲拿起花铲想给丈夫栽的几棵树苗培上土。她铲起一撮乌黑的泥土,用鼻子闻了闻,然后把它培在小栗树的树根旁边。“妈妈,我也要闻闻。”

达尔文欢天喜地地蹦跳过来,学着妈妈的样子闻着乌黑的泥土。

接着他又提出了问题:“妈妈,你为什么要给树苗培土?”“我要让树苗像你一样茁壮地成长。”母亲说,“别小看这些带着大自然气味的泥土,它却是万物生长的基础。是它长出了青草,青草育肥了牛羊,我们才有了肉、奶、奶油和干酪;这泥土使花朵开放,蜜蜂才成群飞来;这泥土滋养着燕麦和小麦,我们才有了粮食和面包。”“妈妈,那泥土里为什么长不出小猫和小狗来呢?”

母亲笑着耐心地回答说:“你怎么提出这样的‘傻’问题呢?小猫和小狗是猫妈妈和狗妈妈生的,是不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呀!”“我和妹妹是您生的,您是姥姥生的,对吗?”“对啊!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妈妈生的!”“那最早的妈妈是谁?她又是谁生的呢?”“听说最早的妈妈是夏娃。不过,我只知道圣母玛利亚。”母亲信教,常带着孩子去教堂做礼拜。

她用手指着远方的教堂对儿子说:“就是教堂里那个圣母玛利亚,可能夏娃和圣母玛利亚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又是谁造的呢?”“亲爱的,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对于我,对于你爸爸,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还是一个谜,我希望你长大了自己去找答案,做一个有出息、有学问的人。”

达尔文在幸福的童年时代所遭受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就是在他8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去世,在达尔文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创伤。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母亲在去世前,长期卧床治病的情景。

达尔文脑海中只记得母亲病故时所睡的床铺、她穿着的黑色丝绒长袍和她的构造特殊的针线桌。

但是,达尔文并没有被厄运带来的痛苦所压倒。他从自己的爱好中找到了乐趣。

达尔文不但天生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而且喜欢搜集不同种类的植物、贝壳,以及一些矿物的标本。

有时候,达尔文为了钓鱼,经常独自坐在河边或者池塘边一整天。他静静地注视着水上的浮标、水下的游鱼和那缓缓流动的塞文河水,头脑里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达尔文也喜欢摸鸟蛋,但是,他每次总要给可怜的雌鸟留下一两个鸟蛋,绝不会全部拿走。如果不这样做,他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太残忍了。

有一次,他在自家的房子附近打了一只小狗,打得并不重,连小狗都没有吠叫,他却为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安,就好像自己犯了什么罪一样。

一滴露水可以反映出阳光,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达尔文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达尔文的父亲是一个身材高大而又魁梧的男子,他在不到21岁就开始行医了,在他21岁时便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医学知识,获得了莱丁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年轻的医学博士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不仅有高明的医术,而且还特别博得人们的信任。他开业仅半年就治愈了四五十个病人。

有些妇女在诉说自己的病情时,常常是痛哭流涕,因此耽误了医生很多宝贵的时间。

医学博士很快就发现,愈是请她们不要哭,她们哭得就愈厉害。

于是医学博士总是先让她们哭个痛快,并告诉她们流泪要比其他任何的办法,更能使她们身心轻松。

这样一来的结果,反而使她们很快就停止了哭泣。于是医学博士就可以听她们诉说病史,进行诊断了。

由于医学博士非常善解人意,很多来这里就诊的病人,特别是妇女们都来向他请教,把一切生活上的苦痛经历都向他倾诉。她们似乎把他当做了一位神甫,认为他可以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中的种种不幸。

达尔文深受二姐和哥哥的影响。二姐卡罗琳是个爱管事的小大人,每次达尔文上学前,她都要事先在家中给达尔文预备功课。她时常想要纠正达尔文的脾气,却显得有点热心过度了,以至几十年后达尔文还记忆犹新。

小时候,当达尔文每次想进二姐的房间时,总不禁会在心中盘算:“她现在又来该说我什么错处呢?”

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司马斯爱好非常广泛,对文学、艺术,甚至对各门自然科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正当达尔文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哥哥又迷上了研究化学。

为了做化学试验,他哥哥在花园的工具储藏间中,建立了一个很不错的实验室。他还给实验室配备了专用的仪器装置。

达尔文受到哥哥伊拉司马斯的影响,也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和哥哥一起做试验直至深夜。

他们制出了各种气体和很多化学物。达尔文还认真地阅读了几本化学书籍。

1818年夏天,9岁的达尔文和哥哥一起被送进当地的一所旧式学校——施鲁斯伯里中学——住校学习去了,在这里他一待就是7年。

虽然达尔文在学校里住宿,他却常常偷着跑回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回到学校去。

这所中学的校长是达尔文医生的好友别特列尔博士。12年以前,年仅24岁的别特列尔就被任命为校长了。这件事曾经轰动了当时的教育界。

别特列尔上任以后,使原来声望逐年下降的施鲁斯伯里中学很快成为全国最好的十所中学之一。别特列尔决心要恢复学校的声誉。但是有人向他报告:达尔文经常偷偷跑回家或者自己一个人到校外去玩狗打鸟。每次做礼拜,别的学生都老老实实地背《圣经》,他却背诵诗歌。

别特列尔认为,应该让有关教师找达尔文谈一下,使他成为遵守纪律的好学生。

由于达尔文没有作诗的才能,因此他搜集了大量旧诗,在旧诗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以应付学校。

达尔文喜欢很多诗人的诗,在这些诗人中,达尔文尤其喜欢雪莱。

在当时,雪莱是英国,是欧洲,甚至是全世界最进步的革命诗人。

在182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达尔文天天埋头阅读和背诵雪莱的诗篇,因为他被这位流亡在意大利的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感动了。他把雪莱的名句抄在一个小本子上,一有空就拿出来欣赏、朗诵,早祷的时候也不例外。

根据校长的命令,负责主持全校学生宗教事务的教士已经在注意达尔文了。这是个非常顽固的教徒,学生们都非常恨他。在12月底的一次早祷中,教士看到达尔文偷偷地拿着小本子,嘴里念念有词。

等到早祷一结束,他就气呼呼地走到达尔文面前说:“把你的小本子给我!”教士吼叫着伸出毛茸茸的大手,简直像要把达尔文掐死一样。

教士把本子抓到手里,命令达尔文:“你到我的房间来一下!”

达尔文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教士要干什么。他来到教士的房间,站在写字台前面等着挨训。

教士坐在靠背椅里翻阅着达尔文的小本子。他看到第一页上写着:那圆脸的少女,人们叫作月亮的,一身白火焰,夜风吹拂时,她就掠过了我的羊毛般的地板;只有天使听见她的脚步;……

他觉得这几行诗无可指责,就翻到第二页,上面写着:播种吧——但是别让暴君搜刮;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起家;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锦衣;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这是煽动造反!”教士朝达尔文怒吼着,“青年人不能读这些极其有害的诗!它们会把你引入歧途的。你摘抄、背诵这些胡言乱语,想干什么?”

教士狠狠地把小本子朝桌上一甩,气得站了起来,嘴里唾沫四溅。“我不想干什么,老师,我只是喜欢雪莱的诗。我认为,他和莎士比亚、弥尔顿一样伟大,他们的诗歌都是不朽的杰作。”达尔文坚定地回答。“什么是伟大的诗人?什么是不朽的杰作?我的小评论家,你懂吗?雪莱是一个不信上帝、不敬国王、不爱祖国、诽谤政府、煽动造反的狂人!是疯子!如果在16世纪,他一定会像布鲁诺一样被活活烧死!对你来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你是名门的后代,我希望你自重自爱,不要受异端思想的诱惑和毒害,不要执迷不悟,断送前程。”

教士以为他这样施以“威严”、晓以“利害”、动以“感情”的“巧妙”策略一定能够制伏眼前这个少年。

但是,他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老师,我听说,莎士比亚在登上文坛的时候,也遭到过某些人的攻击,说他是‘乌鸦’,‘包藏着虎狼之心’,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莎士比亚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可爱的作家之一了。弥尔顿在世的时候,为了维护我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累得双目失明以后还遭到逮捕、焚书等打击。现在大家都认为弥尔顿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士和诗人之一。我相信,雪莱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达尔文说了这段话以后,抬头望了望教士,看他的反应怎样。

教士一听,火气就上来了。“你不要在我面前卖弄学问!你要是坚持错误,我就向校长建议把你开除,我们学校绝不能容忍你这样的害群之马!”

对于“开除”的威胁,达尔文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对这所学校死板、落后的教学方法非常不满,甚至打算自动离校。

在同教士舌战之后,几个同达尔文要好的小伙伴更加佩服达尔文的学问、勇气和口才了。

这些小家伙都特别讨厌那个教士,但是又不敢公开顶撞,他们都觉得达尔文替他们出了一口气。从那时起,他们不但对诗歌,而且对《世界奇观》也入了迷。《世界奇观》是一本介绍古代七大奇观的儿童读物,在当时的英国,几乎每个小孩人手一册。

有一天晚上,达尔文和小伙伴们对《世界奇观》中所描述的古代七大奇观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你们说说,七大奇观中哪一个最神奇?”一个大个子的同学,摆出老大哥的架势考问他的小伙伴。“空中花园最神奇,”一个名叫乔治的同学回答说,“用高台把花园托在空中,世界上独一无二。”“摩索拉斯陵墓最神奇,”一个特别喜欢马的同学争辩说,“因为在墓顶上有加里亚国王摩索拉斯和王后阿蒂密丝乘着四匹马的战车像。”“我认为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像最神奇,它有100多英尺高。一个雕像有这么高是够神的。”一个喜欢雕塑作品的同学提出了第三种意见。“我认为金字塔最神奇,在4600多年以前,用大石块筑成高453米、底边长761米、斜面长610米的巨塔,实在是一个世界奇观。”一个名叫杰克的小同学一口气说出了埃及金字塔中最大一座的三个数字,使在场的小伙伴都对他的记忆力表示佩服。

大个子把目光转向达尔文,他问:“查尔斯,你的意见呢?”“我认为它们都特别神奇,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亲眼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奇迹以及现有的珍贵动植物,”达尔文回答说,“虽然七大奇观中保留到今天的只有金字塔,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肯定还有别的更好玩更有意思的地方和东西。大个子,你想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和玩玩吗?”“谁不想呢?哪有机会啊!我们又不是海轮上的水手、军舰上的水兵,可以乘风破浪,周游世界。”大个子失望地说。“我们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只要有这个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有两句谚语说:‘决心取胜就是成功的一半’;‘有志者事竟成’。这个道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

达尔文并不满足于抄写和背诵一些诗歌。他从小就酷爱自然科学,兴趣广泛,喜欢思考。他在中学时代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良好影响的主要是:

他有浓厚的、多方面的兴趣,对自己感到有兴趣的东西非常入迷,并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很喜欢寻根究底。甚至在走路的时候,他也会完全陷入沉思。

有一次,他顺着旧城堡的废墟走回学校,由于专心思考一个问题,没有注意脚下坎坷不平的小路,从坎上失足跌了下去。

施鲁斯伯里中学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单调的课程怎么能够满足这个少年的求知欲呢?达尔文认为,这种学校不能发展他的爱好、观察本领和思考能力,心中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抗情绪。

他不喜欢一潭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他用极大的热情阅读了一些自然科学的著作。吉尔伯特·怀特的《赛尔波恩》使他对观察鸟类习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引导他对附近各种鸟类进行详细观察,并且作了记录。

达尔文正在冲破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可是,这一切在他父亲和别特列尔校长看来却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他们不但识别不出这个勤学多思的少年可能成为“千里马”,反而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孩子,远在普通的智力水平之下”。他的有益的自学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鼓励,反而被看成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但斥责也没用,达尔文依然我行我素。

达尔文把绝大部分时间都倾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让想象的翅膀尽情地翱翔。

当他阅读诗感到累了的时候,便骑马到城外郊游,欣赏大自然的风景。骑马这个习惯,达尔文一直保持至晚年。

吝啬的小搜集迷

达尔文所在的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一律要住在宿舍里,达尔文的家距离宿舍不过两公里,也必须按照校规住宿。

不过达尔文常常趁着空闲时间跑回家,和兄弟姐妹及朋友玩个痛快,所以他虽然长年住在学校里,却也享受到温暖的家庭生活。

达尔文非常讨厌学校硬性规定背书。对于背诵诗句的事,他也是草草应付了事。总是趁着做礼拜的时间,临时抱佛脚地把四五十行巴齐尔或荷马的诗句背下来,但是不到两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达尔文快要从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哥哥正在努力研究化学。在哥哥的影响下,达尔文也用心地阅读了几本化学书籍,威廉·亨利的《化学问答》简直使他着了迷。

他们兄弟两个在父亲花园的工具棚里布置了一间“实验室”,搜集了曲颈瓶、长颈瓶、试管和烧杯等各种各样的化学仪器。他们在这里制造各种气体和许多化合物。达尔文充当哥哥的助手,经常工作至深夜,每当新的实验获得成功,兄弟两个总是高兴得互相拥抱起来。他们在化学实验中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后来,达尔文回忆说:“化学实验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兴趣,我们经常连续工作至深夜。这是我在学校期间所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因为它使我了解了科学实验的意义。”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

可是,他们做化学试验的事不知怎么在学校里传开了,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同学就给达尔文取了个“瓦斯”的外号。

别特列尔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更是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胡闹,决心制止这种目无校规的行为。

有一天下午,达尔文兄弟俩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了。他们都感到事情不妙,提心吊胆地站在校长的大写字台前,等待着“灾难”的来临。弟弟虽然比哥哥胆子大,而且有和教士舌战的经验,但是别特列尔校长的威望在学校里是至高无上的,不管哪个学生都不敢抗拒。

所以达尔文和哥哥一样,在威严的校长面前,低着头,闭着嘴,眼睛望着地面,不像上一次在教士面前那样镇定自若了。

别特列尔校长用严肃的令人生畏的语调对达尔文的哥哥说:“你是哥哥,你先说说吧。你们干的事已经有人告诉我了。你必须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规定的功课,却要想入非非,任意胡闹?”“校长,我……我很……抱歉,”达尔文的哥哥忍住喉咙的哽咽,结结巴巴、含混不清地说,“我……我恐怕我并不十分……”“那么你大概可以说得清楚一点了,”别特列尔的眼睛盯着年纪比较小的达尔文,“你的老师告诉我,你向来是善于辞令的。你犯错误的时候,蒙克先生批评你,你还和他进行了一场舌战。今天你必须老实地讲清楚,这次胡闹是谁出的主意?”

两个孩子都显得狼狈不堪,无地自容。别特列尔继续严厉地说:“有人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经常偷偷跑回家玩有毒的化学药品,一玩就玩到深夜,白天听课没精打采,甚至打瞌睡。有没有这回事?”“尊敬的校长,不是这么回事,”达尔文突然有了勇气,大胆地说,“我们没有玩有毒的化学药品,只是做了一些化学实验。做科学实验能够说是胡闹吗?”“啊!达尔文,真的吗?”校长讥讽地笑着说,“这么说,我们这里有两位未来的波义耳、戴维、卡文迪许或者是道尔顿了?在我的印象里,搞科学实验的应该是成年的科学家,而不是你们这种乳臭未干的娃娃。特别是做化学实验,稍不留心,哪怕有半点差错,就会发生事故;轻的受伤,重的丧命。我作为校长,不但要对你们的学业负责,而且还要对你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这一点你们懂吗?”“可是,校长……我们所做的试验都成功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达尔文仍旧感到有辩护的必要,“刚才您提到的戴维教授和道尔顿先生都是靠自学走上科学道路的啊!”“够了!”别特列尔校长用指关节敲着写字台桌面,怒不可遏,“我不要再听这些了。你们被送到这里来,是为了学习古典文学和其他各门功课的,绝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个学生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那学校还成什么体统呢!现在你们回教室去,发奋地学好当前的功课。如果你们还是执迷不悟、屡教不改,我就不得不请你们的父亲把你们领走。”

没过多久,别特列尔在一次早祷以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训斥达尔文,再次批评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学生。当时达尔文没有听懂这个成语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以为这是一句非常可怕的话。

达尔文不喜欢学校的课业,但是对博物学却很感兴趣,尤其是热衷于采集标本,不管是植物、动物、昆虫,或是石头、贝壳等,他都搜集来,堆满了房间和庭院。

达尔文的姐姐看达尔文搜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房间搞得像垃圾场,非常生气,她命令达尔文说:“赶紧把那些昆虫尸体扔出去,其他的东西,烧掉也罢,埋掉也罢,或者送人也罢,就是不准留在家里。”

达尔文把这些搜集品,当做宝贝一样,别说是丢掉,叫他送人都不肯呢!他可是标准的“吝啬搜集迷”呢!

在所有的搜集品中,达尔文最热衷于搜集各种矿石,不过做法很不科学,他只知道拼命地搜集那些新发现的矿石,却没有将它们分类整理。

另外,达尔文对采集昆虫也很感兴趣,经常到户外去寻找稀少的昆虫。他认为为了采集标本而杀死昆虫很残忍,因此,他只搜集昆虫的死尸。

达尔文虽然讨厌背那些枯燥无聊的教科书,却读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其中,他最喜欢读的两本书是《塞尔本博物志》和《世界的奇妙》。《塞尔本博物志》是一本小百科书籍,里面介绍了许多动物、植物和矿物,尤其对鸟类的种类与习性描写得特别详细。达尔文读了这本书以后,学会了如何观察鸟类,并把观察的结果一一记录下来。《世界的奇妙》描写世界上许多遥远国家中的奇妙事情。有一天,达尔文的同学带着这本书来学校,达尔文看他在上课时,还偷偷地把书放在大腿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便对它产生好奇心。“什么书这么让你入迷?借我看看,好不好?”一下课,达尔文马上对那位同学说。

那位同学慷慨地答应了,达尔文把书借回家,反复读了好几遍,甚至每天和那位同学互相讨论书中内容的真假。“啊!如果能坐船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该有多好!”达尔文第一次兴起了环游世界的欲望。

达尔文还是个很实在的孩子。他在班上认识了一位名叫加涅的同学。加涅很喜欢恶作剧,达尔文总是跟在他后面到处跑。当时,达尔文极其天真,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

有一天,加涅带着达尔文走进一家饼干店。“这些给你!”加涅抓了一把饼干给达尔文,自己也抓了一把,就拉着达尔文走出来。“你拿饼干,为什么不用给钱呢?”达尔文很好奇地问他。“这是一个秘密,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哦!我有一个富翁叔叔,他在这里的每一间店里都存了许多钱,并关照所有的商店,只要我转动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说完,加涅又带着达尔文走进一家糖果店,同样转动一下帽子,然后抓起一把糖果,糖果店的老板吭都不吭一声,并且面带笑容地目送他们出来。

走出店铺后,加涅对达尔文说:“前面那一家面包店有新出炉的饼干,我把帽子借给你,你只要转动一下帽子,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

达尔文很感激加涅的慷慨,于是,他拿过那顶帽子,大大方方地走进面包店。

达尔文有模有样地学着加涅的动作,他先转动一下帽子,然后说:“我想要麦片饼干。”

说完,达尔文抓起一大把饼干,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面包店。“抓贼啊!”面包店的老板大吼一声,拿着棍子从背后追过来。

达尔文大吃一惊,连忙丢下饼干,撒腿就跑,使得在一旁看热闹的加涅笑得直不起腰来。

一会儿,加涅追上达尔文,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实在太老实了,那顶帽子根本没有用处,那些店铺老板因为和我爸爸很熟,所以让我赊账,你呀!要学聪明点。”

舅舅乔赛亚的影响

1824年夏天,16岁的达尔文得到了舅舅邀请他去梅庄过暑假的消息。他听后立刻心花怒放,恨不得长上翅膀立刻就飞去。

梅庄是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漂亮的庄园,坐落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以南大约六公里的地方,距离施鲁斯伯里大约有二十公里。虽然乔赛亚曾经反对过苏珊娜和达尔文医生的婚事,但是后来乔赛亚和妹夫达尔文医生却相处得很好。

达尔文医生和苏珊娜在结婚以后的头十年中,常常坐着马车到梅庄去,有时候带着大女儿玛丽安妮和二女儿卡罗琳一同去。

苏珊娜给娘家哥哥的孩子当教母,她哥哥给她的三女儿当教父。每逢圣诞节,两家总要互相赠送礼物,从梅庄送来的礼物总是非常贵重的。姑娘们过生日的时候,舅舅乔赛亚家也总要送些可以给姑娘们留作“嫁妆”的漂亮而实用的礼物来。

达尔文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有个很有钱、很有学问的舅舅。妈妈也对他说过,外祖父曾经受到乔治三世的王后夏洛特的接见,因为王后十分赞赏外祖父的享有盛名的奶油色瓷器,外祖父后来就把这种瓷器称作“王后瓷器”了。

这个故事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天真地以为外祖父如果不是公爵,至少也是男爵。所以,他上施鲁斯伯里小学的时候,对一些同学夸耀说,过去,他的外祖父是王后的“知己朋友”。

但是,达尔文出生以后,他妈妈苏珊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妈妈去世前,也从没有带他到舅舅家去过。直到苏珊娜死后两年,即 1819年,达尔文已经10岁了,才第一次随着父亲去看望舅舅乔赛亚一家。

乔赛亚的妻子伊丽莎白一共生了9个孩子,除去玛丽·安妮夭折了,其余8个是四男四女,都比达尔文大。

达尔文的大表姐萨拉已经26岁,外表就像一个少妇。她很喜欢漂亮的达尔文。后来听说她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要是她有儿子的话,就希望儿子“像亲爱的表弟一样漂亮”。另外3个表姐对达尔文也很亲热,但是,最吸引他的却是最小的那个表姐埃玛。

埃玛非常聪明美丽,乔赛亚夫妇把她当做掌上明珠,特别宠爱她。

埃玛比达尔文大10个月,由于身材娇小,达尔文觉得埃玛好像比他小多了。这对小天使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着,开始了天真、纯洁、珍贵的友谊。

达尔文在第一次去梅庄后的5年当中,又去过那里好多次。有时他和父亲一起去,有时和姐姐们一起去,和卡罗琳一同去的次数最多;卡罗琳和乔赛亚的二儿子亨利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亲友们都认为,他们两个很快就会正式订婚的。

暑假终于来到了,达尔文又来到了梅庄。

梅庄的自然环境比施鲁斯伯里更加美好。那茂密的树林和广阔的草地,对打算多搜集一些植物和昆虫标本的达尔文来说,真是个求之不得的好地方。

达尔文在这里可以找到多种飞蛾和别的昆虫。

丰富的地衣和苔藓也给达尔文提供了另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真菌也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许多年以后,当他的进化思想开始形成的时候,他曾经长时间地苦苦思索真菌在植物进化中所占据的位置,设想它们会不会是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中间环节,但是后来他放弃了这种想法。

梅庄里不但景色迷人,而且有更加可爱的亲人。在欢乐的为时两周的暑假里,他对舅父产生了极其尊敬和爱戴的感情。

那时,乔赛亚50多岁,沉默寡言,对谁都很冷淡,甚至家里人都要鼓足勇气才敢和他说话。姑娘们如果想求他点什么事都不得不通过母亲来传达自己的想法,而她也得要等到有合适的时机才能向丈夫开口。

乔赛亚很满意自己同一些杰出的文学家、科学家建立的友谊。这些人也都乐于到梅庄来小住几天。可是,乔赛亚接待他们却很随便,只是在用餐的时候才陪着客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到梅庄去过几次。他在谈到东道主的时候说:“乔赛亚是一个出众的人,遗憾的是他对朋友冷淡。”

但是,乔赛亚对外甥达尔文一开始就有好感,因此对待他要比待别人热情得多。他是达尔文长辈中第一个真正理解和进一步培养达尔文对博物学爱好的人。他自己对这门科学也有浓厚兴趣,在他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藏有许多卷关于自然界奇迹的书籍,其中就包括怀特的《赛尔波恩》。

在达尔文16岁生日那天,乔赛亚送给他一本精装的《赛尔波恩》。他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成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晚上睡觉前坐在床上还要看几页,有时竟然抱着这部书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乔赛亚还不忘鼓励达尔文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有价值的细节都记录下来。那时,达尔文对自己搜集的标本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记录,有时候还用铅笔画出简单的图形,可是他的舅舅要他做得更细致些,更全面些。“只做摘记是不够的,”乔赛亚对达尔文说,“把你自己当做一个画家,但是要使用文字来描绘,而不要用线条和颜色。当你描述一种花、一种蝴蝶、一种苔藓的时候,你必须使别人能够根据你的描述立刻辨认出这种东西来。为了搞好科学研究,你必须进一步提高你的文字表达能力,要像莎士比亚那样用文字描绘世界,叙述历史,打动人心。”

达尔文虚心地接受了舅舅的建议,为了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他总是想方设法丰富自己的词汇。他开始重读一些英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他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新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当然,最使他陶醉的还是弥尔顿和雪莱的那些境界高尚、热情奔放的诗篇。另外,他仍旧随身带着那本薄薄的《十四行诗选》,那本皮封面的诗集他从12岁起就开始带在身边,他会经常阅读,几乎每一首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达尔文在晚年回忆的时候写道:

我极尊敬乔赛亚舅舅。他虽然沉默寡言,显得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可是他有时候也同我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是一个是非极其分明的最典型的正直人。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他跨出他所认定的正确轨道一步。我常常在心里用贺拉斯的颂歌中的名句来形容他,这些诗句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还记得一句是:“暴君的凶恶面目……”

这首诗的全文是:群众的盲目热情,暴君的凶恶面目,亚得里亚海的狂风巨浪,宙斯手中的迅雷闪电,都不能动摇追求真理、意志坚定的人。

在达尔文当时的心目中,他舅舅就是贺拉斯所歌颂的那种英雄人物,也是他努力学习的榜样。

在舅舅家里,品貌双全的埃玛也同样吸引着达尔文。

在两个星期的假期里,达尔文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埃玛一起度过的。白天,埃玛陪他在乔赛亚书房里看书,或者到河边去钓鱼,或者到树林里去寻找标本。

当时,埃玛在父亲的影响下,对弥尔顿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弥尔顿成了她最喜爱的诗人。

这可真是非常幸运的巧合,讨论弥尔顿的《十四行诗选》,在他们友谊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天,埃玛陪达尔文在树林中散步的时候问他:“在弥尔顿的《十四行诗选》中,你最喜欢哪一首?”“弥尔顿的十九首十四行诗都写得非常精彩,我都喜欢,”达尔文回答说,“他的每一首短诗都体现了他的崇高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和不朽的艺术。这些短诗和《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几部长诗一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热爱。”“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埃玛兴奋地说,“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思想深沉的人,言语就会明白流畅;卓越的语言,自然属于卓越的心灵。’我爸爸认为,弥尔顿的心灵是卓越、纯洁、伟大的。弥尔顿为我国人民英勇奋斗了一生,双目失明以后还坚持创作和战斗。他的整个生活道路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埃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此时此刻,这位青春焕发的美丽姑娘完全沉浸在对伟大作家的崇敬之中。更确切地说,她内心交织着对伟人的尊敬和对表弟的热爱,而且她期望达尔文表弟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伟大人物。她用深情而爱慕的目光瞟了达尔文一眼,接着背诵了弥尔顿的一首诗:《赠西里克·斯金纳》。

埃玛刚背完这首诗,达尔文高兴地接着说:“埃玛,你真了不起,这样熟悉弥尔顿的诗,我真佩服你的记忆力。我过去以为你只会弹钢琴,现在才知道你还是一个优秀的诗歌朗诵者。”“在父亲的指点下,我刚开始阅读了一些弥尔顿的作品和传记,”埃玛微笑着说,“他的伟大的精神,使我无比佩服;他的作品永远是我们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达尔文兴奋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记得弥尔顿在《为英国人民申辩》中说过:‘在我们事业还处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意志消沉的表现,而当我受到恶毒攻击,甚至面临死亡的关头,也没有畏缩不前。’他的行动比他的言论更好,他可歌可泣的一生,永远是我们青年人的榜样。”

埃玛看到达尔文的神态,忍不住地笑着说:“瞧,站在我面前的人,很可能今后就是一位可歌可泣的伟人。”“埃玛,你真会开玩笑,”达尔文想到父亲和老师都说自己是个平庸的孩子,将来一事无成,不由得满面通红。

接着,他把父亲新的决定告诉了埃玛。他说:“如果我按照父亲的意愿去爱丁堡学医,今后很可能一事无成。”

埃玛非常同情达尔文的处境,可是她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改变姑父的决定。她想来想去,最后对达尔文说:“查尔斯,我爸爸一向支持你,不过他是个十分严厉的人,尽管他很疼爱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总是感到害怕。你敢去征求我爸爸的意见吗?”

暑假一天天地过去了,在假期最后一天的晚上,达尔文鼓足勇气和舅舅谈起了选择职业的问题。“舅舅,爸爸一定要我去爱丁堡大学学医,可是我对医学就是不感兴趣,”达尔文把自己的矛盾心情告诉了乔赛亚舅舅,“如果我不听爸爸的话,他就会生气。我妈妈去世以后,他老得很快,而且脾气也变坏了,我实在不愿做使他生气的事。”“嗯,我知道你想研究博物学,”乔赛亚合上手里的《弥尔顿诗集》,用少有的温和态度对达尔文说,“不过,爱丁堡医科大学也开有生物学和生理学两门课,我认为你应该按照你父亲的意见去爱丁堡大学学习,学好了这两门功课,对你将来做个博物学工作者是很有用的。”

达尔文在经过了舅舅的一番劝说后,终于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定回家以后按照父亲的意见,提前离开施鲁斯伯里中学,到爱丁堡大学去学医,开始他的大学生活。

不满大学的授课安排

1825年10月,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把达尔文送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

达尔文在还没进爱丁堡大学以前的夏天,就已经在故乡护理了许多穷苦的病人,主要是儿童和妇女。

病人多时,他甚至一次同时护理12名病人。达尔文的这些表现,让他父亲感到达尔文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不错的医生,于是,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哥哥伊拉司马斯就读的爱丁堡大学。

达尔文到爱丁堡后,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他和哥哥的卧室,另一间做客厅。

达尔文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就成了图书馆的常客。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却使达尔文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达尔文对讲授医学课的老师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枯燥乏味的讲授,简直使人难以忍受。

达尔文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8时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在爱丁堡大学里,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霍普的化学课。

由于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教师讲得单调乏味,使达尔文对这门课程十分厌恶,达尔文曾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

达尔文本来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

当时,去医院实习是学生们经常上的课程,有两次在爱丁堡医院手术中实习时,达尔文亲眼看到了糟糕的手术场面:鲜血淋漓的病人,尖厉、痛苦的号叫;满头大汗的医生,繁忙、紧张的操作。站在旁边实习的达尔文实在难受得待不住了,急忙离开了手术室。

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离病人能利用哥罗芳麻醉剂减轻痛苦的日子还远得很。那惨痛的情景,多少年后还一直在达尔文的记忆中浮现。

由于课堂学习的乏味,达尔文的目光移向了学校的图书馆。在这知识的海洋里,达尔文贪婪地吮吸着感兴趣的各种知识,他跑图书馆借书的次数是同学中最多的。

一年过去了,达尔文的哥哥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了。和相伴相依的哥哥分别后,17岁的达尔文就过着无人管束的生活。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

对于其中的自然史这门课,达尔文很早就产生了兴趣。

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罗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

罗伯特·詹姆逊教授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英国第二个博物馆,仅次于伦敦博物馆。

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

相反,达尔文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这就是常常到罗伯特·詹姆逊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几位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交上了朋友。

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达尔文的朋友中,有一个是魏尔纳派地质学家,叫恩斯瓦斯。恩斯瓦斯能说会道,对很多问题都懂得一些,但他还是学识肤浅。

另一位朋友医学博士科尔斯屈里姆则与恩斯瓦斯性格完全不同。科尔斯屈里姆笃信宗教,对人彬彬有礼,十分善良,一本正经。他对海洋生物学很有研究,后来还发表过几篇优秀的动物学论文。

达尔文还有一位比他大十多岁的朋友格兰特,他也是医学博士。他在各个方面都显得很有主见,更具有活动能力。他在无脊椎动物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曾考察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在爱丁堡附近的福斯湾海岸上对海绵动物做了大量的观察,专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达尔文经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搜集动物,而他自己也尽力去研究如何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

达尔文曾在笔记中写道,他在福斯湾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海雀鱼”,并与格兰特博士一起对这种鱼做了解剖。他们对鱼的内部器官,包括心脏和心瓣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达尔文发现,格兰特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冷淡和拘谨,但内心却极其热情。这个人对人态度冷淡而且刻板,不是相知,定会感到很难打交道。但是在这种外表下,却包含着火一样的热情。

有一次格兰特在同达尔文一起散步时,忽然热情奔放,竭力赞扬拉马克及其进化观点。他说:“我认为,这是到现在为止,关于生物进化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拉马克用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的遗传解释了生物的进化。实在太妙了!”

达尔文听了,十分惊讶。

其实,达尔文的惊讶倒不是格兰特所赞扬的进化观点,因为达尔文早就读过类似观点的他祖父著的《生物规律学》,以及其他人的进化观点和对进化观点的赞扬,而是格兰特谈起这些,那眉飞色舞的神态与平时的刻板冷淡,让达尔文觉得简直判若两人。

这一年里,达尔文主要研究了某些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和软体动物的幼虫,并简要地了解了珊瑚虫和海鳃。

达尔文同另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过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笔记本中保存有几份动物统计表,显然他是把这些统计表放在笔记本内,旅行时随身带着的。

动物统计表一份是统计福斯湾和苏格兰及其他地区的蠕虫的,另一份是统计在上述地区所找到的各种鱼类的,还有两份是用以详细说明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

对研究水生生物的共同兴趣,把达尔文、格兰特、科利茨特里姆三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经常到潮水退落的海边去采集海生动物标本,并且和纽黑文一带的渔民交上了朋友,有时候还登上渔船帮助他们捕捞鱼虾和牡蛎。惊险有趣的海上生活,不断增加的动物标本,不但把达尔文一年来在爱丁堡大学的忧愁和烦恼一扫而光,而且使他童年时代对生物学的热情复活了。

达尔文虽然比格兰特小得多,可是采集标本却不甘落后,在那架简陋的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也很认真。达尔文在解剖海蚌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由于害怕解剖人体而没有认真学习解剖学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期,达尔文还向一个黑人学习制作鸟类标本,这个人曾同鸟类学家沃捷尔通一起工作过。这些都加深了达尔文对鸟类研究的兴趣。

达尔文在同学中又结交了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自然科学的新朋友。他积极参加普利尼自然史学会的工作,拉近了他与这些朋友们的距离。他几乎每场必到地参加该学会的会议,不止一次地在辩论时发言,其中有一次他就自然分类问题和种类特征问题发了言。

达尔文最喜欢的还是打猎,他经常到舅舅乔赛亚的庄园或到奥温先生的武德高兹去打猎。有时达尔文也会去梅庄的舅舅乔赛亚那里和亲戚朋友们一起聚会。

对达尔文来说,舅舅乔赛亚这里是非常诱人的。一幢古式的房屋坐落在小湖岸边,亲戚朋友们经常聚集在这里。青年们组织游玩、演戏。

当时撰写了《英国革命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这里来做客,他经常举办的那些有趣的座谈使达尔文很难忘怀。

有一次,达尔文问他:“尊敬的梅金托什先生,您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它的任务是什么?”“你这个问题要写一本厚厚的书才能讲得清楚。”62岁的梅金托什为难地回答。“不能用几句话来概括吗?”达尔文双眼闪耀着求知的火焰。“概括地说,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的总和,是科学的科学。它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社会。57年以前,法国的塞吉埃就说过:‘哲学家们改变舆论,从而动摇了王位,并且推翻了神坛。’”

达尔文勤学好问,他从哲学、历史、政治、道德等方面向梅金托什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位哲学家谈兴正浓,越谈越起劲。达尔文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打心眼里钦佩这位哲学家的知识、勇气和智慧。

梅金托什凭着他哲学家的眼光,在短暂的接触中发现达尔文和一般人大不相同,他求知欲相当旺盛,提出的问题富有哲学意味,而且总是虚心地多听别人讲,自己却从不夸夸其谈。因此,梅金托什说:“在那个青年身上有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

后来,达尔文在自传里回忆说:

听到伟大人物的赞赏,虽然无疑地容易或者一定可以引起虚荣心,但是我想这对于青年人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帮助他们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达尔文一生中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同他善于从每一个所遇见的优秀学者身上吸取思想养料是分不开的。

在乔赛亚这里,夏天,全家人和客人们常坐在柱廊的台阶上,面前是花坛和小湖,对面那陡峭的、树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

达尔文十分喜爱和尊重舅舅乔赛亚。他十分喜欢舅舅乔赛亚那清晰的头脑和坦率的性格。

尽管大学的必修课程对达尔文来说仍然是呆板枯燥的,但他那早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和发展。

达尔文结交了一些年轻的自然科学家,考察并研究了分布在海岸边的动物群,学习并掌握了一些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参加了由大学生们组成的普利尼自然史学会,并且访问了其他一些自然史学会。

达尔文的校外兴趣——打猎,以及在游玩和旅行中所得到的锻炼,为他成为一个野外博物学家打下了基础。

这一年的暑假使达尔文感到特别甜蜜和难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和他的小表姐埃玛在一起。

每天打猎回来,吃完晚饭,达尔文只是坐在埃玛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杯红色的葡萄酒,欣赏着埃玛弹奏巴赫、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

当埃玛弹奏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热情》等乐曲的时候,达尔文简直如醉如痴,完全沉浸在贝多芬用音符所表达的激情和理想之中了。

埃玛已经19岁了。由于她出身名门、才貌双全,远近的豪门子弟都争着向她求婚。那些家财万贯、头脑简单的求婚者把她当作女神和皇后来崇拜。

他们颂扬她是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主神宙斯和仙女勒达的女儿海伦以及中古时期法国的美貌才女爱娄依沙。

埃玛断然拒绝了那些纨绔子弟的无聊追求,因为她深深地爱上了达尔文。每当达尔文坐在身边听她弹琴的时候,她总比平常更加高兴,神采飞扬,琴声也显得更加动听。

但是,每次埃玛弹完琴,达尔文像尊重表姐一样说几句客气话,就回房间休息去了,他好像没注意到埃玛的深情。

埃玛不明白达尔文内心的想法,陷入了一般少女常犯的初恋的不安和苦闷中,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想着她和达尔文的关系,联想起了他们家里举行的牛顿逝世100周年纪念会,梅金托什先生在会上讲的关于牛顿和他表妹的恋爱悲剧:

牛顿有一位漂亮的表妹。青年时代,她常到牛顿家帮忙干活。他俩常到野外散步、谈心,感情很好。后来不知道是牛顿过分专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忘记了求婚,还是表妹嫌他太穷,反正是她另嫁别人了。牛顿终身未娶,晚年是在侄女(他异父同母的妹妹的女儿)照料下度过的。

埃玛想到这些,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达尔文和我会重演牛顿和他表妹的悲剧吗?

达尔文是怎样想的呢?他自己的学业没有完成,事业没有开始,还不能考虑婚姻问题。他想的是两年来自己在生物学上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知识,也有一些小小的发现,但这仅仅是个开头。他正在制订新的计划,准备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

达尔文很喜欢狩猎,每到寒假住到舅舅乔赛亚家后,他就参与打猎活动。当时,他对打猎简直疯狂到极点,连睡觉时也要把枪放在枕头旁边,以便第二天一起床,就可以马上整装上路。

有一天,他和欧文及堂兄比尔少校一起到伍德豪斯的森林里去打猎。达尔文准备大展一番身手。“砰!”每当达尔文开枪打落一只鸟时,欧文就抢着说:“这只不算,我也开枪了。”“砰!”又一声。

但是,明明是达尔文射中的,比尔却在一旁大叫:“是我打的,是我打的。”

其他的猎人也一起笑着说:“对啊!还是比尔少校的功夫到家。”

达尔文百口难辩,他低头看看衣服上的扣子,那颗铜扣子上系着一条绳子,达尔文每打下一只鸟,就打一个结,整个早上,他开了20枪,绳子上却只有9个结,他觉得有点纳闷:“难道我的射击技术这么差?”

这时,欧文和比尔在一旁哈哈大笑说:“笨哪!我们两个根本没开枪,你对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那些枪声还有那些掉下来的鸟都是属于你老兄的!”

达尔文知道自己被愚弄了,羞得满脸通红,也有点生气。一个早上共打了几只鸟,达尔文已经没办法详细记录了。

达尔文的父亲从女儿口中知道达尔文根本不喜欢当医生,急得直跺脚,指着达尔文大骂:“整天只知道打猎,你打算一辈子做狩猎师是不是?”

达尔文低着头不敢吭声。

父亲又说:“我看你去当牧师算了!”

达尔文要求父亲给他一段时间考虑,因为他对教会的事情了解不多,何况他一向对英国教会的信条抱着怀疑的态度。

达尔文的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

达尔文开始仔细地阅读《皮尔逊的信条论》,和其他几本有关神学的书籍。

当时,他一直告诉自己:既然,我对《圣经》上的一字一句都没有怀疑过,我想,英国国教的教义应该也是一种真理,我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它。

达尔文为了慎重选择自己的专业,第二天骑马来到了梅庄,想请舅舅帮助拿主意。谁知道乔赛亚早已收到达尔文医生的恳求信,并且同意帮助说服达尔文到剑桥大学去学习神学。“查尔斯,我不是劝你绝对信仰神学,为神学献出一生,”乔赛亚一手拿着书,一手做着手势,耐心地开导说,“我认为,神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可以研究的。你应该服从你父亲的决定。”“说真的,我连英国国教的教规最多只能记得一半,”达尔文不好意思地用手挠了挠脑袋说,“如果改学神学,那么生物学,包括您教我的那些知识,不是全都要报废了吗?”“学好神学,当上了牧师,你对生物学的爱好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乔赛亚说。

为了进一步说服达尔文,他想用历史上那些著名人物的例子来开导他的外甥:“比如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牛顿,还有现任剑桥大学教授塞奇威克都学习过、研究过神学,有的还担任过圣职。不过,我希望你像哥白尼、布鲁诺和康帕内拉那样,从神学走向科学;而不是像牛顿那样,从科学走向神学。”

达尔文听说哥白尼、布鲁诺、康帕内拉这些伟大人物都学过神学,而且从神学走向了科学,这一事实启发了他,心想自己也可以走这条路。

他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决定接受父亲的安排,立刻突击补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准备考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

但是,想要当牧师,就必须拿到大学的文凭,不幸的是,离开别特列尔博士的学校以后,他就不曾翻过任何一本古典书籍,甚至在爱丁堡所学的也都忘得一干二净,连一些简单的希腊字母也记不起来了。因此,他不像其他的新生一样,10月份一开始就去剑桥大学报到。

达尔文留在家乡和家庭老师学习,直到圣诞节过后,他才赶到剑桥大学。

刚进入剑桥大学不久,他就赶上进度,能够翻译一些简单的希腊书籍、荷马的史诗及希腊语的《圣经》。

达尔文虽然从小热爱文学和科学,对神学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毕竟还是个阅历不深的青年和知识不多的学生,也是唯父命是从的“孝子”,加上无孔不入的神学势力的影响,他表示要相信英格兰教会的全部教义,一度还有做个乡村牧师的想法。

他曾经被佩利和皮尔逊的诡辩所迷惑,“毫无根据地加以信仰”,“一点也不怀疑《圣经》上每一个字表示的严格的、准确的真理”。由于他有很大的兴趣,努力学习,掌握了佩利等人著作的全部内容,因此在神学的考试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这个经历,不但给他以后的科学道路增加了困难,也是他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原因之一。“查尔斯正在按照我铺设的轨道前进。”达尔文医生为小儿子的学习成绩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可是,当他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等待小儿子稳拿牧师职位的时候,达尔文对神学已经不感兴趣了。

他感到逐字逐句地死背《四福音书》味同嚼蜡,他把《圣经》的内容同他从科学实验中得到的知识相比,觉得《圣经》是那样枯燥无味;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单性生殖和耶稣的种种奇迹产生了怀疑;他对那种一日三次、天天重复的祷告仪式越来越厌烦;他所敬仰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在神学院里还在受到变相的诽谤和攻击,想到自己今后要是当了牧师也得这样干,不由得心惊肉跳。

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和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活动上,只有必修课才去听听。

搜集甲虫,是他在剑桥大学期间最热心、也认为是最有趣的工作。他在自传里有一段回忆,就足以表明他当时对于搜集甲虫是多么热心:

有一天,我剥去一些老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就一手一只捉住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又瞧见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我舍不得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的那只“砰”的一声放进嘴里。

哎呀!它排出一些极辛辣的液汁,烧痛了我的舌头,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来,它就跑掉了,而第三只甲虫也没有捉到。

达尔文孜孜不倦地要弄清每只甲虫的名称,而且喜欢用他自己发明的一套命名方法。以后许多年,他一直都这样做。后来,人们为了表示对达尔文的尊敬,很多甲虫就用达尔文取的名字了。

长期的实践活动使年轻的达尔文越来越精明能干了。他用两种新方法来采集昆虫标本:一种是在冬季刮去老树上的附着物,另一种是采集船底下的附积物,得到了一些罕见的物种,并且受到了昆虫学家的重视。

昆虫学家詹姆斯·斯蒂芬斯还把它们收进《不列颠的昆虫图解》里去。达尔文在自传里说:

当诗人看到他的第一首诗被发表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当我在斯蒂芬斯的《不列颠的昆虫图解》里看到“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几个魔术性的字的时候,我所感到的欢欣鼓舞要比那位诗人更大。

这绝不是一般的虚荣心。达尔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会像后来那样流芳百世,更没有想到把搜集标本作为谋生的手段,他只想用这个来向父亲证明:他的爱好并不是为了玩乐,而是一项有益的贡献,并且希望父亲允许他放弃神学,让他能够为自然科学的大厦增添砖瓦。

达尔文进入神学院以后,几次利用假期回家同父亲恳切地交谈,试图说服父亲允许他另选职业,放弃那讨厌的神学,但是都没有成功。达尔文医生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固执了,他硬要达尔文继续学习下去。达尔文对此感到很烦恼和无奈。

剑桥大学也和爱丁堡大学及别特列尔博士的学校一样,在课程安排方面总是让达尔文不满意。

达尔文说:“为了那可怜的分数,我才勉强自己去上几堂古典文学的必修课,否则的话,我才懒得去学校呢!简直是浪费时间!”

进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曾想过要把数学搞通,甚至跑到巴马斯海水浴场去向一位教授请教,但是一直没有提高。

达尔文讨厌数学的主要原因是,他无法从初级代数中发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因此,他放弃了数学。

后来,达尔文发现在数学方面下过工夫的同学,在处理问题时都很有条理,他很羡慕地说:“早知道,我就多花点心血,去理解数学的基本原理,可是,我怀疑自己能不能把它们搞清楚。”

积极探讨自然课题

达尔文还积极参加普利尼自然史学会的工作,这对他同这些朋友的接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该学会是在詹姆逊教授的鼓励下于1823年创立的。学会会员们每星期二在爱丁堡大学的学院地下室里集会,宣读和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学会一共有150名会员,但是通常参加集会的只有25人。

学会秘书是格兰特。达尔文于1826年10月28日被选为学会委员,而在下一个星期选举负责人和理事会时,他又被选为学会理事会五人成员之一。这当然说明了他在同学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然史爱好者,一个对自然史感兴趣的人。

据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记载,达尔文在担任学会委员的几个月中,一共举行了19次会议,他只有一次缺席。每次开会在辩论时,他都积极发言。

1827年3月27日,达尔文在普利尼自然史学会上作了有关观察海洋生物的两项报告。这些发现都与观察海生动物有关。

首先,他在一种小群体的黏附在海生动物底部的苔藓动物所谓的“卵子”上发现有纤毛。当时人们一般都把“卵子”理解为早期发育阶段的胚胎。细胞学说是在12年以后才产生的,而要使人们彻底承认动物的性发育也是从一个细胞即“卵细胞”开始的,则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根据达尔文的发现,苔藓动物的“卵子”原来是一个周围布满了许多颤动纤毛的幼虫。

细胞学说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许多细胞或一个细胞构成的。因此,后来“卵子”的概念就缩小了,它只是关于这个单细胞阶段的概念。其次,达尔文发现被当做藻类植物发育阶段的黑色小球状体,实际上是一种卵胶囊或者是水蛭产卵的卵袋,这种水蛭经常停留在海底的那些平坦的斜坡上,靠捕食其他生物为生。

普利尼自然史学会听取了达尔文的报告后,建议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并在下一次会议上用实物说明他所论述的问题。在下一次的会议上,达尔文展示了一个带有卵袋、卵子和幼虫的水蛭标本。他在笔记中用四页半的篇幅来论述这些发现。

格兰特比达尔文早三天在学会上作了关于这些发现的报告。看来他很关心自己这位年轻朋友的发现,于是他就在玻璃表蒙子里培养了一些卵子和幼虫,观察它们幼龄菌群的形成,因此他作的报告要更为详细,并且运用了一些图画和实验标本来加以说明。

格兰特还在《爱丁堡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中论述了毛虫的卵袋,并提到了确定卵袋正是属于这种动物的,这种功劳应该属于达尔文先生,说达尔文“曾友好地把卵袋连同卵子在各个成熟阶段上所孵化出来的动物标本提供给我”。

达尔文同普利尼自然史学会主席团中的许多年轻人关系很密切,在这个前提下,格兰特为了帮助达尔文开阔视野,还带着达尔文参加了魏尔纳学会的一些其他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达尔文听到了美国鸟类学家奥久邦关于北美鸟类习性的报告,学到了很多知识。

达尔文还经常参加皇家医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议。爱丁堡皇家学会由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华尔德·司格特担任主席。他在快乐的暑假期间,经常和朋友一起游玩,有时一天要走五十多公里的路,虽然有点累,但对达尔文后来的旅行探险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和著名学者一起考察

达尔文在剑桥期间有了很大的收获。他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有关自然史的机构。他当时最大的兴趣仍是搜集各种甲虫,并创造出搜集昆虫的有效办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树上刮苔藓,再把刮下来的苔藓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通过这些方法,达尔文找到了一些罕见稀有的新品种。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了一些公共课。例如汉斯罗的植物课,达尔文常去听,他尤其喜欢汉斯罗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

汉斯罗有时会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他们会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去比较远的地方。汉斯罗常像孩子一样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足于沼泽地里拔不出脚来的人感到特别好笑。

有时候汉斯罗会在旅行途中停下来,即兴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他无论是对于植物还是动物或是化石的知识,都能够认真地教授给学生。

汉斯罗教授学识广博,对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早在达尔文进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告诉他,汉斯罗教授对各门学科无所不知,因此进入剑桥大学后,达尔文就一直想去找他。

每星期日,大学里爱好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和几位年纪较大的教职员都要到汉斯罗家聚会一次。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斯的介绍,被邀请到汉斯罗家中做客,受到了汉斯罗的热情欢迎。

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和年长的职员。他们有时静静思考问题,有时展开讨论。讨论的时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某个人发表了精辟见解的时候,大家都欢快地加以赞扬。大家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汉斯罗教授就站起来给予解答,他解答不了的问题就让大家再研究。

这种小型的学术聚会深深地吸引了达尔文。散会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汉斯罗的家,并且对福克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博学、热情、诚恳的老师,真是相见恨晚!”

达尔文自从认识了汉斯罗教授后,他对科学的热情再次迸发出来了!从此,他经常参加汉斯罗家里的每周聚会。这种聚会的性质和对他的影响,后来达尔文作了这样的描述:

汉斯罗教授每星期招待一次客人,很多爱好博物学的人都参加了他举行的交谊会,这样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在剑桥大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同一些科学团体在伦敦产生的效果一样。剑桥大学很多有名的人也偶尔参加那些交谊会;当到会人数不多的时候,我曾经倾听过当时的伟人们用很多方面的、极其卓越的才能谈论各种问题,获益不小。因为这些谈话可以启发青年人的思想,可以激发青年人的雄心。

通过这种聚会,达尔文又结识了三一学院院长、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休厄尔,教育学家理查德·道斯,动物学家詹宁士,《归纳科学史》的著者尤尔,还有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谈对达尔文都有一定的影响。汉斯罗教授同他的友谊更是深厚。

汉斯罗经常邀请达尔文到他家共进晚餐。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生活的后半时期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散步,以致学校里的几位老师谈论起达尔文来,就把他称作“那个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人”。

人们感到惊讶:这些著名人物为什么都愿意跟达尔文这个无名之辈频繁交往呢?连达尔文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些著名人物比他年长那么多,学术地位那么高,怎么都愿意同他交往呢?

他想:在我身上或许有某些比普通青年优秀的地方吧!不,我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汉斯罗教授和休厄尔博士曾经说我非常好学,不夸夸其谈,观察事物敏锐,搜集标本勤快……啊,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虽然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想去理解或者解释我所观察到的事物——就是想把所有的事实综合在一般的法则之下,可是我所做的距离这种要求太远了。

汉斯罗教授看到达尔文虚怀若谷,更加喜欢他了。不久,达尔文选修了汉斯罗教授的植物学课,汉斯罗教授每星期都要带着他和几个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个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或者进行两三次旅行。

他们坐着驳船沿乌斯河顺流而下,到那些沼泽地去作野外调查;或者坐着邮车到乌斯河上游更远的地方去采摘野百合花,在荒地上捕捉那种稀有的黄条纹的蟾蜍。

汉斯罗教授把整个大自然当做课堂,把旅途中遇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成教材,具体生动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达尔文发现“他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是很丰富的”。

汉斯罗教授笃信宗教,而且信奉的是正教。他曾经对达尔文说过,如果英国国教的39条教规被改动一个字,他都要感到悲痛。

可是,当达尔文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徘徊的时候,汉斯罗教授却在客观上把他引向了科学的道路。尤其是汉斯罗教授那广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杰出的判断能力,善于从长期不懈的细小观察中找出结论的方法,不但使达尔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通过言传身教,对达尔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斯罗对人的亲切关心,深深地铭刻在达尔文心中。他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自己在观察一块潮湿地面上的花粉粒时,看到了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迅速跑去向汉斯罗报告自己的发现。

换了任何一位植物学教授看到达尔文这种表现,可能都会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

但是,汉斯罗却表示完全赞同达尔文的发现,说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并且向达尔文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意义,很亲切地让达尔文明白了,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

这使达尔文离开时一点也不感到难堪,反而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十分高兴。不过,此后达尔文再有什么发现,就不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报告了。

在汉斯罗的影响下,达尔文开始研读地质学著作。他还实地考察了施鲁斯伯里周围几个地区的地层断面,并且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绘制了一张分层地质图。当汉斯罗听到地质学教授塞治威克打算到北威尔士去,继续他那关于古代岩石的著名地质学研究工作时,就请塞治威克带达尔文一起去。

这次考察旅行,对达尔文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教会了达尔文怎样搞清楚一个地区的地质状况。

在大学时期,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和亚历山大·洪堡的《美洲旅行记》这两本书曾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达尔文高度评价了亚历山大·洪堡的《美洲旅行记》和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美洲旅行记》中那引人入胜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达尔文,他不仅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还大段大段地抄录下来。

达尔文对特内里夫岛的心驰神往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甚至还请人介绍去找伦敦的一个商人,向商人打听出国航行的船期消息。只是由于他后来参加了“贝格尔”舰的航行,这个计划才搁置下来。

有一天,汉斯罗教授邀请马默杜克·拉姆塞和理查德·道斯去乡村旅行,达尔文也应邀参加。当他们谈到世界著名探险家的时候,达尔文从怀里掏出日记本,向他的老师和朋友高声地朗诵了洪堡关于特内里夫岛的一大段描述,并且称赞说:“洪堡不愧是一个勇敢的旅行家,人类愚昧的征服者!”

汉斯罗教授紧接着达尔文的话说:“我记得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洪堡像一个有许多龙头的喷泉,你只要把一个容器放在下面,随便一碰,那一边都会流出清澈的泉水来。可惜像洪堡这样的人太少了,到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探明的地方。”

拉姆塞先生指着自己的花白胡须对达尔文说:“像我这样老朽的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你年轻有为,希望你像洪堡那样,给人类提供更多的清澈泉水。”“谢谢您的鼓励,拉姆塞先生!”达尔文激动地说,“我一定要到洪堡所描写的神话般的境界里去游历一次。我已经托人打听到那儿去的远洋船期。”

道斯先生开玩笑地说:“美国驻柏林大使在邀请洪堡出席的庆祝华盛顿诞辰的纪念会上,为乔治·华盛顿发表祝酒词以后,又为洪堡男爵发表了祝酒词,其中有一句是‘普通的君主连替这位科学之王解鞋带也不配’。现在看来,我们的达尔文将来游历回来,英国女王大概也不配替他解鞋带了。”

拉姆塞和道斯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弄得达尔文面红耳赤。可是,汉斯罗教授却在认真地分析达尔文的自然科学基础和野外工作能力。达尔文已经详尽地调查研究了剑桥和巴茅茨两个地区的甲虫区系,在鉴定物种方面显露出他的特殊才能。

从智慧和能力来说,他和周围那些热爱自然科学的青年比较起来,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了。不过,在地质学方面,他还是个刚刚入门的青年。

想到这里,汉斯罗教授对达尔文说:“查尔斯,我早知道你有探索新世界的理想和勇气。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探险活动不是游山玩水,它需要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我认为你至少在地质学方面还缺少训练。”“汉斯罗教授,多亏您前些时候的介绍,我正在选修塞治威克教授的地质学课。”“那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或者说,还是别人的经验,”汉斯罗教授对达尔文耐心地说,“我认为,你必须用野外的地质学考察来加深你的地质学知识。”“这……”

汉斯罗教授也为难地用手挠了挠脑袋。他想了一阵说:“有了,塞治威克教授今年夏季要到北威尔士去进行一次古岩层的地质考察。”

达尔文说:“听说那将是一次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科学考察。塞治威克教授通常都和那些声望很高的地质学家一起去考察。我担心他不会允许我一起去的。”“塞治威克教授是三一学会的会员,他是汉斯罗教授多年的知交,”道斯先生安慰达尔文说,“你又是汉斯罗教授的得意门生,还发什么愁啊!”“好吧,查尔斯,你先做好准备,”汉斯罗教授说,“我负责推荐你去参加这次考察,争取能够受到一次地质学的实际训练。”

这次乡村旅行结束以后,达尔文立刻投入了地质考察的准备工作。一个人有了理想,看到了希望,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地质科学水平很差,教授们又不好好教学,他们分为水成论和火成论两派,展开论战,甚至在课堂上互相进行盲目攻击,这种情形使达尔文非常气愤,决定“终生不再学习地质学”。

离塞治威克教授考察的时间越近,他的学习抓得越紧,如饥似渴地钻研着地质学。大约1831年7月,他在给汉斯罗教授的信里写道:我本来早该写信给您,只是因为等测斜仪来给耽误了。我高兴地告诉您,我认为这个仪器是非常合用的。我把寝室里所有的桌子摆成种种可以设想的角度和方向,然后进行了测量,可以大胆地说,测量的准确程度和地质学者们所能做到的一样……我猜想第一次探险——使用测斜仪和锤子——回来,我的智慧会比出发的时候增加很少,但是我遇到的难题却会比出发的时候多得多。直到现在,我只是沉溺在一些假说之中,但是它们很有价值。

达尔文对未来的事业已经充满了信心!

1831年夏天,塞治威克教授根据汉斯罗教授的推荐,同意带达尔文去北威尔士进行地质考察。他们从剑桥出发,向西经过施鲁斯伯里的时候,在达尔文家里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达尔文和塞治威克教授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教授把这次考察的任务、计划和方法都告诉了达尔文,同时也发现了达尔文是一个不平凡的青年,表示很乐意对他多加指导。

第二天早上,塞治威克地质考察队沿着塞文河上游河谷西行,走了两天以后,就直奔北面的坎布连山区。达尔文和塞治威克教授肩并肩地走在考察队的前头,教授总是给他讲解自己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教他怎样选择岩石标本,怎样在地图上标出岩石的位置。“教授,前天我在施鲁斯伯里考察一个古老的砾坑,有一个工人告诉我,他曾经在这个坑里找到了一个热带大涡螺的壳,”达尔文像报告喜讯一样地对塞治威克教授说,“可惜,他不肯出售。要不,我就给您买来了。”“买来了也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涡螺壳一定是后人丢在那里的。”“为什么?”“如果真是埋藏在那里的话,那将是地质史上最大的不幸。因为英格兰中部各个州的砾层都是属干冰期的,”塞治威克教授说着就从地质背囊里拿出一个贝类化石来,“你看,我也在砾坑附近捡到过这种化石,可是,它是北极的贝类,不是热带的。”“教授,过去我虽然读了各种科学书籍,但是不理解科学在于综合这个事实,所以只能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或者结论来。”“这次考察就是要你慢慢地学会科学综合的方法,”塞治威克说,“搜集标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要根据标本综合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要排除一些属于明显假象的标本,否则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像考古学家一样,他们在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发现了金属用具,就能够判断出那是后人丢下的。”

他们分成两路,沿着平行路线前进。达尔文按照塞治威克教授教导的方法,采集了大量的岩石标本。

塞治威克教授一行到了卡那封郡的贾波·居利之后,达尔文为了试试自己的胆量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离开了考察队,凭着指南针和地图,独自步行,穿越了荒无人烟的斯诺登山区,再次来到风景秀丽的巴茅茨,得到了一次独立进行地质考察的训练,为他后来的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

1831年初,达尔文通过了毕业考试。

历险考察

无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达尔文

为环球远航做准备

当达尔文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英国正在走向“全胜时代”的前夜。英国由于对法战争的胜利,工商业在世界上取得了霸权地位;由于国内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运输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在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了“蒸汽机时代”和“铁路时代”。

正处于上升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和掠夺资源,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舰船和探险队,到世界各地去进行科学考察和军事探险活动;为了弄清各地的自然资源,还吸收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参加这些活动。

自然科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在客观上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地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1831年8月,汉斯罗教授想推荐达尔文去参加一次环球旅行,于是给他去了一封信。他告诉达尔文说,政府要派一艘船前往南美洲最南端做地形调查,途中将访问周边的许多岛屿,然后经印度群岛返航。

达尔文在8月23日结束对北威尔士的考察回到家中。

9月1日,他收到了汉斯罗教授的信。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如果失去这个利用船上先进测量仪器的机会,将会很遗憾。达尔文非常想接受这个聘请。

于是他带着汉斯罗教授的信兴冲冲地去征求父亲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同意。

可是,对达尔文的人生道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父亲,看了汉斯罗教授的信却直摇头。

达尔文耐心地等了一阵问父亲说:“怎么样?爸爸。”“我该把你怎么办呢?”达尔文医生叹了一口气说,“本来是为了培养你当牧师,才送你上剑桥大学,可是现在又蹦出来一个汉斯罗教授推荐你当博物学家,并且还要你到船上去工作。这对你将来做牧师是一件有损名誉的事情。”“汉斯罗教授也是牧师,爸爸。”“我认为你没有资格去,什么学位也没有得到过。你从前放弃了医学,现在又要放弃神学,连汉斯罗教授都说你还不够博物学家的资格,”达尔文医生看了一眼信又说,“他说你可以去考察和搜集一些东西,这并不等于说你受过专门教育。”“爸爸,您再看看后面的话,”达尔文指着汉斯罗的信说,“希望你不要谦虚地怀疑或者害怕你不合乎条件,因为我可以肯定你正是他们所寻找的人。”“咳,这只不过是你这个浪荡子的监护人和好朋友汉斯罗教授安慰你的话罢了!”达尔文医生武断地说,“我认为整个计划是不得体的,对你今后过安定的生活、对你当牧师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此,你不应该去考虑他们的邀请。对不起,查尔斯,凡是有见识的人都不会同意你去参加航行的。”“那要是我找到了一个有见识的人赞成我去,您怎么办呢?”“有没有见识,得按我的看法为标准。”“当然了,爸爸。”“真有这样的人赞成你去,我可以重新考虑。”

达尔文想到,唯独舅舅乔赛亚能够改变父亲的看法,也许他会支持自己的。

于是第二天一早,达尔文去了舅舅家。当他把汉斯罗来信的建议和自己的想法向舅舅一家人说了时,舅舅一家都主张他接受邀请去旅行,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舅舅和他一起坐马车赶回施鲁斯伯里去同他父亲商谈,因为舅舅认为达尔文接受建议随“贝格尔”号出海航行是明智的行为。

在达尔文父亲的心目中,舅舅是世界上最有见识的人士之一,因此,达尔文的舅舅一开口,他父亲立刻就极其和蔼地表示同意达尔文去航海考察了。

得到了父亲的许可,第二天达尔文便离家前往剑桥大学去见汉斯罗。

达尔文同汉斯罗见面后得知,自己的一位名叫伍德的熟人,是费茨·罗伊的密友,伍德也向费茨·罗伊推荐过达尔文。但是费茨·罗伊表示不喜欢和达尔文一起工作。

这对达尔文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他肯定这次旅行告吹了,但是他还是按原计划,来到了伦敦,并且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拜访了费茨·罗伊舰长。

费茨·罗伊热情地接待了他,为自己的话解释说,当时他希望他的朋友切斯捷尔先生能同他一道去。

就在达尔文来之前五分钟,他收到了切斯捷尔谢绝前往的通知。所以,这个位置还是空缺的,达尔文来填补这个空缺是再好不过了。

费茨·罗伊把自己的书籍和自己船舱里的用具及武器拿出来与达尔文共同使用,他还让达尔文同他一起用餐。他和达尔文开始讨论探险、航线,以及旅行目的等问题。

在费茨·罗伊这里,一切都很顺利。达尔文从他那里出来后,又来到了海军部,同水文地理学家博福尔特进行了讨论。

博福尔特告诉他,他已被编入了供粮名册,所以能领取和其他军官相同的费用。博福尔特还告诉他说,这次远航有希望经太平洋和印度洋返回。

达尔文对那位才23岁、矮个子、黑皮肤、长相不错的年轻舰长的第一印象很好。舰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有:尉官两名,医生一名,军官十名,水手长一名,少年见习水手八名。此外,舰上还有一个专门看管仪表、天文钟和其他仪器的人,一名美术家和一名叫斯托克斯的绘图员,一名曾去过火地岛的传教士和三名火地岛人。

在汉斯罗的推荐下,达尔文请教了几位旅行家以便购买航海用具。达尔文在准备行装的同时,还抽时间学习了如何确定某一地方的经纬度。因为每逢举行国王加冕典礼仪式时,所有的店铺一律停业,所以他们的购买工作只得中断。

由于“贝格尔”号的起程日期一推再推,于是达尔文于9月22日回到了施鲁斯伯里,与父亲和姐妹们小聚。10月2日,他离开家,在伦敦购买东西为航行做准备。10月24日,他来到“贝格尔”号停泊地普利茅斯,等待起航。

达尔文在9月份曾去参观过“贝格尔”号,那时这艘船看上去让人难以相信能够进行环球旅行,它甚至没有桅杆。而现在,被重新改造后的“贝格尔”号军舰,布局更加合理,船体更加坚固,也更便于船员使用,无论是安全系数还是方便程度都大大提高了。

当达尔文在10月份再次来到普利茅斯时,船员们正在忙着给船首部分刷油漆和装修船舱。

达尔文很快就同这些军官水手打成了一片。他还同斯托克斯在普利茅斯近郊散了几次步,一起测量太阳的高度和研究如何使用磁性仪器。

有时会碰上讨厌的下雨天,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文就待在家里读点书。在其他日子里,他有时同费茨·罗伊在一起,有时和水兵们一起用餐,或同他们在一起做一些观测,有时同博物学家们以及鱼类学家哈米尔顿·斯米特还有物理学家哈里森在一起。

勇敢顽强战胜巨浪

1831年12月27日,东风吹拂,阳光灿烂。“贝格尔”号起锚出海。克服了种种障碍和经历了苦苦等待后,环球航行终于开始了。“贝格尔”号以每小时十多公里的速度前进。

达尔文同斯托克斯合住一个船舱,这里光线很充足,除了舰长室外,可以说是最好的房间,只是有点狭窄。

绘图桌旁的那个狭窄的过道,就是达尔文工作和睡觉的唯一地方,那是刚够转身的一点儿空间。

斯托克斯在这张绘图桌的另一端绘图。达尔文的吊床就在绘图桌的上面,另一端的上面是斯托克斯的吊床。

面对这狭窄的空间,达尔文风趣地说:“一切东西都在身边,伸手就能拿到,真是太方便了!”“不过,它要求我们养成整洁的习惯,达尔文先生。否则,我们转身都会感到困难的!”斯托克斯强调说。

航行的第二天,“贝格尔”号遇到了惊涛骇浪,从此,从未出过海的达尔文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一个浪头打来,船在波涛中一上一下地颠簸着。

达尔文头晕得厉害,吃下去的东西全吐出来了,胃痛得像被撕破了一样。好心的水兵劝他躺下休息,可是达尔文却拿了一张网,一步一摇地走到甲板上,把它挂在船尾下面,搜集大海里的小动物。船行了一段时间,网兜就满了。

把所有这些小动物拖到甲板上来,当然是有碍于甲板卫生的。这使负责管理船的清洁和美观的韦尔姆上尉大为不满。

他气恼地对达尔文说:“如果我是舰长的话,我早就把你和你那堆使人讨厌的‘垃圾’一起扔到海里去了,因为只有博物学家,才会把这些玩意儿看做宝贝,用心观察、分析和研究。”

舰长经常在大清早,用他那双老鹰似的锐眼搜查可以让他的嘴叨咕一上午的事情,如果不幸让他挑出了毛病,他就会像打雷一样,骂得那些船员狗血淋头!

舰长对达尔文虽然十分友善,但是,他们住在邻舱,彼此见面聊天的机会很多,有时难免会为了各执己见而大吵一顿。

有一次,他在甲板上乘凉时,对达尔文说:“我曾经看见一个蓄奴的人,当着我的面,召来几个奴隶,问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可以自动离开,结果,那些奴隶都异口同声地说满意。”

他赞成蓄奴制度,而达尔文却很痛恨奴隶制度。他听完费茨·罗伊的话,就冷笑一声:“你以为那几个奴隶在主人面前能表达心里真正的意思吗?”

舰长一听,马上暴跳如雷,指着达尔文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敢怀疑我说的话,就不要跟我一起航行。”

达尔文默默地转过身,进舱房去收拾行李,他以为自己非下船不可了。

一会儿,舰长走进来向达尔文友好地道歉,请达尔文仍旧与他同行。

达尔文花了一整天来清理自己的捕获物。他在船里把这些动物制成标本,并用文字记录下来。他的胃实在痛极了,只能一面写,一面用左手使劲按着自己的腹部。

这时候,“贝格尔”号舰离开锡利群岛已经有100海里,掉头驶向变幻莫测的比斯开湾了。忽然天空开始阴沉下来,狂风骤起,海面上巨浪翻滚,“贝格尔”号舰剧烈地颠簸起来,达尔文渐渐觉得远方岛屿的轮廓在视野中模糊了,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再也站不住了,接着他就一个劲儿地呕吐起来。

有个水手担心地说:“航行才开始不久……”

不等那个水手的话说完,达尔文坚定地回答说:“放心吧,我一定会战胜……”说到这里,“哇——”地一声又吐开了。

大家急忙把他扶进舱房,让他躺在吊床上休息。达尔文看到水手们为他担心的样子,再次表示决心说:“请放心吧,我这次航行绝不半途而废!否则,将来我在坟墓里也不会安息的!”

其实,他有时候也在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他在给父亲的第一封信里谈到晕船痛苦的时候说: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一阵阵的干呕太痛苦了,那滋味使我感到不是肠子就是胃撕裂了。

然而追求科学的美好理想构成了达尔文在整个航海期间思想的主旋律,这种理想始终在激励着他,使他充满坚强的信心,去战胜各种困难。

达尔文咬紧牙关忍受着吃不下、睡不着、晕眩、干呕的痛苦,减轻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躺在吊床上看书。洪堡关于热带风景的描写,对于安慰他这个晕船人的心是最适合的了。“贝格尔”号舰不停地向前行驶。“达尔文先生,达尔文先生,舰长问您能不能到甲板上去一下?”一个水手跑进舱房来说。“好,我马上就到!”达尔文说着,就起身向甲板上走去。“您能站起来了,我很高兴,达尔文先生,”费茨·罗伊说,“听说您还没有吃东西,是吗?”“没有什么,舰长,”达尔文回答说,“谢谢您托人给我送去了白兰地和水,可是我不能喝,刚喝一口就吐出来了。”“等到了南美洲海岸,您的胃口就会像海军上将一样了,”舰长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那堆灰尘,“您看这是什么?”“啊,这是熔岩灰,可惜太少了,”达尔文捏起一小撮灰尘放在手心里说,“要是能够再多一些,就太好了。”“前面的桅帆顶上落满了这种灰尘。我是早晨爬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斯托克斯插嘴说。“您能再爬上去给我多弄些下来吗?”“当然可以!”斯托克斯抢着回答。

舰长说:“不行,只有为了完成比搜集熔岩灰更重要的任务,才能让我的军官冒这样大的风险去爬前桅杆。您想过没有,这样大的风,稍一疏忽人就完啦,达尔文先生。”“那么,您能允许我自己爬上去吗?舰长。”

费茨·罗伊还在犹豫,达尔文已经向桅杆上爬去。水手们个个都为他捏一把汗,惊讶地仰望着他。“斯托克斯,快点跟上去,马上他就需要帮助了,”舰长不放心地说,“达尔文先生,小心点。”

达尔文的行动,完全出乎舰长的意料。这时候,费茨·罗伊内心不得不承认,达尔文具备参加这次远航足够的信心和精力。

达尔文和斯托克斯很顺利地弄到了许多熔岩灰。舰长和他俩一道来到舱房。达尔文在显微镜下仔细寻找熔岩灰里的小生物。突然,他高兴地说:“啊,找到了,舰长,您看,这熔岩灰里含有许多小生物呢!”

费茨·罗伊闭上一只眼睛,凑近已经对好镜头的显微镜,只见显微镜底下呈现出好几种形态各异的小生物。他用钦佩的眼光扫视了达尔文一下说:“怪不得你那样不要命地爬到桅杆顶上去呢!”

舰长又问达尔文:“在这一望无际的海洋上,怎么会有这种熔岩灰呢?为什么熔岩灰里还夹杂着这么多的小生物呢?”“现在,我们在什么位置上?是靠近非洲还是南美洲?舰长。”

费茨·罗伊指着航海图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儿,离非洲海岸近些。不过,最强烈的风是从南美洲吹过来的。”“那就是说,熔岩灰是从南美洲吹过来的,”达尔文说,“可是这些小生物为什么不躲藏起来,甘愿让风把它们吹到这汪洋大海上来呢?”“为什么?难道您在神学院里白学了几年?”费茨·罗伊扫兴地说,“上帝创造了风,想吹走什么就能吹走什么。别说这种小生物,就是决定我们‘贝格尔’号舰命运的海神也得听从上帝指挥。如果激怒了上帝,我们的小舰也会翻的!达尔文先生。”“这——”“好好,好了!别谈这些了。很快就要到达佛得角群岛了。上岸以后,您会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还有什么植物,昆虫……”费茨·罗伊指着科文顿说:“从现在起,让科文顿做你的仆人,如果他不反对的话。”“要做的事情确实是很多的,不但采集标本费力,就是采集到了,还要对它们进行整理、编目录、贴标签,”达尔文不好意思地说,“不过,我自己做得了,舰长。”“我愿意试一试,舰长,”科文顿很乐意地说,“我受过一点教育,做起事来也不那么笨手笨脚的,达尔文先生,您放心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费茨·罗伊说,“科文顿,你去报告一下韦尔姆上尉,就说我调你到达尔文先生这里来工作了。”

从此,科文顿成了达尔文的专用仆人,不过他们并不是一般的主仆关系,达尔文耐心地教会了他使用猎枪和制作鸟类标本。

科文顿性格有些怪僻,达尔文一开始并不太喜欢他,后来感到科文顿的性格非常适合工作的需要,也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整个航海考察期间,科文顿一直是达尔文的忠实助手,为达尔文猎取鸟兽,制作标本,节省了达尔文不少时间。当然,科文顿也从达尔文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贝格尔”号舰乘风破浪地向佛得角群岛驶去。

在圣克鲁斯的发现

1832年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太阳从依稀可见的佛得角群岛后面喷薄而出。此刻微风轻拂,海面上泛起一道道耀眼的金光。“贝格尔”号舰正驶向这个群岛中的主岛——圣地亚哥岛。

达尔文躺在吊床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这是汉斯罗教授在他出发之前推荐给达尔文的一本新作。

赖尔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地球缓慢变化的理论,指出地球变化的原因不是由于什么超自然的外力,而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力量。地球的变化正是由于风雨、温度、水流、潮汐、冰川、火山、地震等诸多因素,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演变的。

他“试图用现在起作用的因素来说明地球表面过去的变化绝不可以和创世论相混淆”。这些观点是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感到十分新奇。

可是汉斯罗教授一再叮嘱他不要接受赖尔书中的观点,因为汉斯罗教授当时是笃信居维叶“灾变论”的。居维叶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周期性的大灾变,每次突然的灾变都把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绝了,以后又由上帝重新创造出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生物来。

究竟是赖尔的理论正确,还是居维叶的“灾变论”正确,达尔文一时也是难以抉择。

达尔文带着这个问题随着“贝格尔”号舰驶进了圣地亚哥岛的普拉亚港。达尔文早先由塞治威克激发起来的对地质学的兴趣,现在变得更加浓厚了。

有一天,达尔文和科文顿背起了背囊,拿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地质锤,沿着干涸的河流开始了他们的考察之路。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河两岸的地层。一路上他们拣到许多奇特的岩石,其中有黑色的火山岩、结晶的石灰岩。还有一块叫不出名字的岩石,上面有一束束美丽的、呈辐射状分布的细纹,看样子很像是某种化石。“达尔文先生,这些杂乱无章的石头,捡回去有什么用呢?”“每当开始考察一个新地区的时候,没有比地层中岩石的紊乱更使人伤脑筋的了。假如我们按照赖尔的方法,标明每块岩石在地层中的秩序,再把这些岩石同生物遗迹——化石或者贝壳层的分布情况结合起来,同现存的生物作比较,就可以断定那个新地区的地质年代,也可以看出那个新地区在近期里是不是发生过上升或者下沉的运动。”“这么说,赖尔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了。”“是的,赖尔处理地质学的方法,绝不是我随身携带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提到的方法所能比拟的。”

他们按照赖尔的方法,继续考察一段时间以后,再拾野外的岩石就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了。相反,他们感到岩石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尤其是河流两岸和接近断裂的地带,岩石和贝壳之类的分布,层次显得格外清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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