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引强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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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性就业：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径试读：
前言
人类社会刚跨入21世纪，便遇到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使得那些笃信宏观调控成功的经济学家、社会实践者目瞪口呆，也给世人再次敲响警钟，经济危机仍然阴魂不散，失业压力有增无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怀揣着一种忧虑责任感，促使我沉下心来，拿起笔杆，深入剖析危机根源，在揭示经济发展规律并认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中，寻求发生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法。
为了充分阐明所提观点和主张的客观性、历史性、合理性，并构建出可操作的功能，本书主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以其特有的思路、论据和方法展开了系统的论证，从而构成了具有自我核心价值的系统性的论证观点。其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生产力的两种职能为依托，并应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充分阐明了随着科技进步潜在生产就业率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生产性失业则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从而为学术界对科技进步究竟最终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还是促进就业岗位增加这个至今都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角度。
二是不仅揭示出市场分配有导致货币横向流通结构非均衡的失业危机趋势，而且还求证出货币的价值交换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制造货币纵向流通结构非均衡的固有倾向，并合乎逻辑地描述出货币纵向流通结构非均衡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演绎过程。
关于查找非均衡经济的根源，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据此给出了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经济学的经典作家马克思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认为相对过剩即非均衡经济源于资本积累特有的方式，然而却以诗人般的意境描绘了建立未来社会的远大前景，这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操作难度。另一位经济学的经典作家凯恩斯则认为，非均衡经济是由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但难以管控“看得见的手”伸向不该伸向的地方，且被“滞胀”所困惑。本书则另辟蹊径，提出利用过剩经济开展学习性就业的主张，为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缩小收入差距引入了一种“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互不干扰又相互作用的机制保障，同时也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把自由劳动梦想变成最终现实提供了理论支撑。
即便有颠覆性价值的理论也总是站在前人业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获得，对某种观点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也包含有汲取探索性价值的东西，而不是推倒重来，本书也不例外。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经济危机；针对危机，凯恩斯开创了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使用宏观调控的先河；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在认识到纯计划经济的弊端后，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经济具备了社会执行力更强更精准的宏观调整基础。这里则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为背景，为满足知识经济要求，通过开辟学习性就业的崭新事业，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寻找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可操作的宏观调控方法。
不可否认，本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有机构成等基本原理，站在人类追求自由劳动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基础之上展开论证，并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缩小贫富差距上，通过货币发行，以更加温和的、容易让人接受的、给资本发挥作用带来更多机会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本质追求一脉相承。同时还为促进新常态发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等问题提供符合逻辑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这些都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种可选方案。
引言 紊乱的经济
正当川流不息的人群忙碌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经济危机突然来袭，瞬间经济秩序大乱、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剧增……危机过后，满目疮痍，留下遍地创伤。当我们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蚂蚁始终有条不紊地行进时，智慧的人类在赞叹之余会思索些什么呢？
一 经济学的困惑
就主流经济学派而言，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三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让“看不见的手”主导经济，主要代表人物为亚当·斯密；第二是否定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三是认为市场经济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主张政府干预，实施宏观调控，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算起，在230多年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有见地、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层出不穷，所形成的流派和主义颇多。然而，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现代马克思主义等，都未从根本上脱离上述三种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皆是围绕着这三方面的主张进行深入的探讨、诠释、充实、改进和发展。
虽然三种理论主张都具有不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在实践应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当中供求失衡的最基本问题，从而影响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一）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危机《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虽然亚当·斯密不是最早提出经济学这一概念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第一次提出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理论。此后，李嘉图、萨伊、米塞斯等众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未从根本上脱离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国富论》表达出这样一种中心思想：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驱使，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1]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为了让无形的手发挥出最大作用，亚当·斯密极力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即以制度、规则为保障，通过构建市场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所形成的有机作用力，把人们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经济发展，使很多人逐渐富裕起来，这些国民财富的总和，构成了国家的富强；为实现这些财富而创造出的各种技术手段的提高则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2]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30多年年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世人惊叹。现如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推行着市场经济的做法。显然，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被世人所认可。
然而市场经济却是一把双刃剑，在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当危机爆发时，企业停产，失业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发生严重倒退。危机爆发不是偶然的现象，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一次，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
尽管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比前一轮经济有所发展和进步，从而形成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处于波动式的螺旋上升趋势。为此，一些经济学家极力捍卫自由市场，认为经济危机不是一件坏事，危机体现了竞争的充分性，能够淘汰落后产能，净化市场环境，使优胜者脱颖而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可是，危机的萧条期与繁荣期的巨大落差，超过了竞争所需的程度，这不仅使人们深受经济萧条的煎熬，严重的失业问题还会波及社会稳定，甚至演变成为政治危机事件，因而政府不可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面对经济危机，人们在分析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原因，试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任何事件的发生有其诱发原因和根本原因一样，几乎是每一次危机都能寻找出几条不同于以往的各种诱发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始终贯穿于每一次危机当中，因为危机有周期性规律，而规律背后必然隐藏着根本原因在起操控作用，诱发原因只是引起危机发生的引擎很多信仰自由经济的学者，把诱发原因作为根本原因来解释危机的发生，如监管不力、原材料短缺、自然灾害、经济政策失误等，这是概念的错乱，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作为经济学学者，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寻找出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加以解决。（二）计划经济的尝试和改革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3]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4]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进一步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寻找根源，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导致。
因此，马克思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高阶段为共产主义社会。该制度在所有制方面实行纯粹单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商品经济消亡，一切劳动产品将成为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在经济运行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也就是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
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行了计划经济，避免了恶性竞争，缩小了贫富差距，消除了社会失业，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并突出表现出了能够有效地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财力办大事的优越性。计划经济在苏联建国初期确实收到了成效，并在二战中依靠集中计划使军事工业迅速获得巨大发展，被奉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典范。于是二战后，榜样的带动使中国、民主德国、古巴、朝鲜、罗马尼亚等十几个国家相继不同程度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苏联初期取得了某些成就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偏重发展重工业，取得了一定成就，如中国的钢铁产量迅速增加、“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随着人们对新生活的热情减退，和平时期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计划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弊端便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由于没有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竞争，产权人格化模糊，便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的内在动力和活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组织生产，这是负责计划组织者们的能力所不及的；计划容易滋生特权阶层和腐败行为，各种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低下；等等。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暴露出的弊端相比市场经济要大得多，比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萧条时期还要更持久。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计划经济阵营内的国家，大都走向了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
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呢？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只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计划是公有制的必然衍生物，两者相辅相成，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有产物。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破除了这一理论信条，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5]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他看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6]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这一理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行为之间相互竞争的机制，来营造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的微观基础条件，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具有史无前例的创新意义。然而就经济体制而言，邓小平的理论给后人留下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如何体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国有经济占绝对数量优势才能真正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然而国有经济缺乏人格化，没有人真正意义上的去关心、呵护，导致效益低下，这样的主体地位意义何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以宏观调控为手段，按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所需的数量为衡量标准来布局国有经济，限定国有投入规模，从而体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但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采取同样的手段来控制国有经济又有怎样的区别呢？理论界迄今仍莫衷一是，没有明确的定论。
二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解释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7]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这段话是在中国处于经济落后，首先面临着发展问题的历史背景下所讲的。在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的驱动下，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于是开始争论继续做好“蛋糕”还是分好“蛋糕”，甚至有人借此来抢“蛋糕”。究竟以怎样一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为这是实现经济均衡发展遇到的最基本问题。（三）国家干预的滞胀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出现，使得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遭到严重冲击。此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宏观经济理论，主张国家以“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力求把经济从生产过剩和失业过高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基础上的，有效需求不足则是通过揭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倾向递减和流动偏好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依据，并以此对非自愿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做了与古典学说完全不同的解释，从而提出了摆脱危机，走出萧条的全新的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即在经济萧条时期，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预算赤字、扩大公共支出、降低税率等办法来实现充分就业，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在经济高涨时期，则以相反的方向操作，来抑制经济过热。
凯恩斯提出的一套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维定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由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经济有所起伏，但要比二战前平稳得多。如美国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4.6%，生产率年均提高3.2%；就业情况大为改善，50年代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4.7%，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率仅为2.5%。因而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盛行的时代。
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推行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所谓“滞胀”，通俗地说，就是失业率上升与物价指数上升并存。一般来讲，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发生，但在国家干预下却出现了“滞胀”，对此，凯恩斯理论受到了质疑，连一些凯恩斯主义信仰者也哀叹凯恩斯理论出现了“危机”。于是，各种主义和流派站在各自的角度剖析了滞胀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滞胀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政策，一方面使每次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使生产过剩与市场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被不断累积起来，导致失业增加，经济停滞；另一方面，财政和货币两种政策的不断刺激，又形成了货币的流动过剩，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劳工市场认为失衡的原因在于，货币工资未能在各行业间迅速展开，劳工市场上的过度供给表现为失业存在，过度需求表现为岗位空缺。失业和空位进而转化为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发生。
二元系统说把经济分为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在他们看来，计划系统通过工会的要求增加工资，而市场系统迫于工资上涨压力，减少生产，造成大量失业工人。于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上升并存。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导致开支增大，赤字增加，不得不用滥印钞票的通货膨胀办法来弥补。同时也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支持不成功的企业，导致低效率、高消费，加上政府支出增加最终还要提高税率，使生产积极性受挫，导致失业率增加。两方面原因造成经济滞胀发生。在货币主义看来，市场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只要让市场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可以在一个可接受的失业水平条件下稳定发展。为此，弗里德曼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由政府按照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的平均增长率来确定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如年均增长3%或5%。
正当政府采纳货币主义的主张时，20世纪80年代，货币需求函数日益不稳定起来。有人认为这是过分倚重货币政策造成的。到了20世纪末，美联储不得不放弃以货币政策作为单一向导的做法。虽然目前货币政策成为宏观调控中的一种重要工具，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已不复存在。
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他们面对滞胀的尴尬，潜心寻找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多方论证工资和价格的变化具有黏性的一面，坚持认为在短期内市场会偏离自然失业率，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仍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新凯恩斯主义相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他们既注重需求管理，又吸收供给方面的某些主张；既考虑短期，又着眼长期；既认为财政政策有不可替代性，又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可以说，新凯恩斯主义在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兼收并蓄，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主张。
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还是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他们不断尝试、探索和创新，不断在争论中取得某种共识，无疑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但通货膨胀仍然不断侵蚀着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危机依然如期而至，贫富差距仍在进一步加大，实现可持续的充分就业任重道远。
现代经济学似乎是在走完了它的全部逻辑演绎过程后，在原地打转，陷入迷局。
经济学理论的困惑使实际经济运行缺少理论指导，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面对经济危机难以独善其身。然而，政府盲目干预经济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引起颇多的变异现象和负面效应。在实施宏观调控中，诸多不确定因素和两难选择使政府无所适从，举棋不定，常常在无奈之中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可通过列举以下几方面问题来认识在实施宏观调控中暴露出的问题和矛盾。
二 刺激需求乱象丛生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极端化表现，为了增加需求，消化过剩，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避免危机发生，政府极尽所能地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拉动需求。于是，为了增加需求，让人难以理解的怪象，被层出不穷地创造出来。（一）战争和军备被激活起来
凯恩斯主义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惜背负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拉动需求。那么，政府在哪些方面能最大限度地将需求拉动起来呢？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于1943年提出了“军事凯恩斯主义”，并以此解释纳粹德国在克服“大萧条”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卡莱茨基认为：政府在军火生产方面的支出加强了制造业，增加了工人收入，对普通消费者支出也产生了“倍增效应”。与此同时，常备军的扩大，使得军队成为“最后的雇主”，可吸收大量具有生产技能的年轻人，从而增加了工人的收入。此外，政府和企业为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必须增加科研投入，并有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等需求，继而产生新的技术。
长期以来，“军事凯恩斯主义”已经被很多国家淋漓尽致地挖掘出来。我们以美国为例来看一下，通过战争化解危机的典型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经济还处于萧条状态，而美国参战后，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各种产品的需求迅速膨胀起来。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美国经济。20世纪以来，美国发生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危机，而每次危机的化解，往往伴随着一场战争。
1948～1949年经济危机后，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不仅缓解了自己的危机，还拉动了日本的经济。
1957～1961年经济危机，越南战争爆发，美国经济几乎是药到病除。
1990～1991年经济危机，美国向伊拉克开战，迎来了长达8年的繁荣期。
1998年经济不景气，美国又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2001～2003年美国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到来。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
美国出笼的“货币战争”，还引起一些人持发动军事战争的争议。2008年10月23日，布什政府通过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后，法国媒体爆料，兰德公司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场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理由是打仗能提高国民的士气，即设法使民众的注意力多放在外来的挑战上，而[8]少放在内部经济的低迷上”。美国鹰派主流观点甚至认为，“美国[9]要摆脱衰退，目前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军事掠夺”。
从国防预算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57年、1973年、1980年和1990年爆发了四次经济危机。这期间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军费支出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次年，各主要军事强国的国防预算也不例外地处于增长状态。
美国国防预算2009年为5154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7%。
日本自卫队2009年预算为480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了0.8%。
印度2009～2010年的国防预算为400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了24%。
德国2009年国防预算为395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了6%。
俄罗斯2009年国防预算为10359亿卢布，比2008年增加了8%。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世界各国大多数进出口产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军火生产兴旺。如美国军火支出总额达387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4.7%，创下了美国的最新纪录。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德国、法国和英国。2009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放松其施行了30多年的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其武器向世界销售。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以期望在日益火爆的军火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争取更多的需求。
通过战争拉动需求将是十分奏效的，但这需要流血牺牲，毁坏更多的财富，与其这样，还不如将产品破坏掉，再生产，再破坏，简单易行，也许文明些。
增加军费支出，不断升级军售，究竟是以戈止武，遏止战争，还是搞军事竞赛，引发战争爆发，其实是在两可说法之间转换。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把地球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社会生产力没完没了、越来越多地配置在军备和战争开支上，这无疑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思议的悲哀。而主张用战争拉动需求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则难辞其咎。如今面对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战争随时随地发生的大概率恐怖事件，有何种办法起码消除因需求因素催生的军备和战争呢？（二）乞讨来的白条
出口大于进口被称为贸易顺差，进口大于出口被称为贸易逆差。进入21世纪，中国一直保持着贸易的顺差，出口、消费与投资一起成为带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顺差也成就了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中国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生产加工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50%～60%。现今制造业劳动成本虽然有所提高，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近，但仍有比较优势。低成本生产出的廉价产品销往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大都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本来与中国有着较强的贸易互补性，有望形成贸易大致平衡。然而，美国、西欧等国家长期实行对华技术禁令，不愿把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到中国，生怕中国剽窃，使其失去技术核心竞争力。于是，导致贸易互补受阻，形成一边倒现象，造成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萧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产品实行所谓的反倾销贸易制裁事件急剧上升，使中国的出口产品一度受到严重的压制。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过来，于是四处积极呼吁贸易开放，希望其产品能一如既往地销往美国等发达国家。
贸易顺差的背后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的作风，但却由于收入低，导致消费购买力低；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大都是初级产品，资源含量高，因而出口贸易损耗了中国的大量资源，而且需要进口部分资源，受制于人。如石油、铁矿石、液化气等大宗产品，本来还可自给，甚至有余出口，结果变成了需要部分进口。
适当保持贸易顺差，有利于提高抵御各种国际贸易往来的风险能力，保持本国汇率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但过多的贸易顺差必然造成一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提高，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同时外汇占款过多容易造成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由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只是法定货币，本身没有价值。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形成巨额的美元储备，实质上是美国用印钞机给中国打了个“白条”，而这种“白条”可以在外汇市场上流通，贬值还是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说了算。
2005年5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贸易顺差使得贸易逆差的美国更加富裕。”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在其所著的《国家的破产》中讲道：“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10]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确实如此，美国人在享受着中国人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产品中，过着休闲、安逸、富贵的生活。这种奖懒罚勤的现象更让人悲情地看到，这还是中国人乞讨得来的。对于这种有悖于经济常理的现象，经济学家在伤感之余，又能给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呢？（三）提前消费的危机
近20年来，美国一直是一个高借贷、高消费的国家。提起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内容大致是：有一位中国老太太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中国老太太说，我辛勤劳动了一生，临终前终于挣够了买房子的钱；美国老太太则说，我临终前终于还清了买房的银行贷款。这个寓言故事用来说明美国人提前消费观优于中国人。
为了迎合美国消费观的需求，厂商提供的贷款消费服务无所不在。在美国拥有一张或多张贷款信用消费卡，就可以在餐饮、住宿、加油、购物、购票、购买贵重手表甚至汽车等各种大小额消费一刷搞定。而金融创新产品推出的次级按揭贷款把美国推向了借贷消费的高峰。
所谓次级按揭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人提供贷款。之所以贷给这些人，是因为贷款机构能收取比良好信用等级更高的按揭利息，并拥有更广泛的贷款群体。
在房价不断上涨时期，次级按揭贷款生意兴旺，然而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到了2008年，随着美国短期利率的提高，次贷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与此同时，也降低了住房市场的购买热度，使房价下跌，购房者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困难，造成大批次贷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波及世界各地，爆发世界级经济危机。
提前消费也要量入为出，理应控制在未来收入能够足额支付本息的范围内。这样的提前消费需求，才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出了这个可控的范围，就等于透支了未来，使经济朝着危机的方向滑去。
近30年，一边是美国老百姓不断膨胀的提前消费，另一边却是美国老百姓的收入出现下降态势。据统计，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仅仅与35年前持平，而一名30岁男子的收入则比30年前同样年纪的人低了12%。经济发展成果多数流入富人的腰包，使贫富收入差距拉大。这说明美国老百姓提前消费没有可靠的经济收入作后盾，但却大肆消费，到期偿还不了本息，使银行坏账增加，最终导致经济危机便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提前消费必须有提供贷款资金的金融部门配合，在这方面，新自由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以复兴自由，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除政府管制，放宽对金融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后，进行了一些金融法律改革，为新自由主义倡导的金融创新打开了方便之门。华尔街投机气氛日益深厚，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加上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为普通民众的借贷提前消费提供了宽松的环境，特别是通过房地产只涨不跌神话般的渲染，诱使大量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消费者通过按揭手段，纷纷借钱涌入住房市场消费。
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消费，等于承认市场需求不足，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一脉相承。但在刺激需求的方法上，凯恩斯主张通过增加投资来拉动需求，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贷款消费来拉动需求。其实，新自由主义也是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放松管制，实行低利率政策等措施来实现提前消费的目的，这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在形式上，新自由主义利用民众的贷款消费观，将原有政府干预形成的赤字变成肆意派生货币所形成的民众赤字来拉动需求罢了，本质上都是透支未来。
如果没有提前消费，需求仍然不足，经济会以原有的方式周期性地运行，到时会发生原有形式的经济危机。如果提前消费，到期偿还不了本息，因提前消费催生的金融危机只是一种变异形式的经济危机，其实质都是相对于消费不足最终导致发生过剩的危机，金融危机中美国价格低廉的房地产少有人问津，市场萧条便是佐证。这次波及世界的变异危机在人类周期性危机史上绝无仅有，都是由刺激需求引起的另类现象。
三 国进民退之殇
凯恩斯主义基于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认识，提出了通过以驱动投资需求来拉动总需求的主张。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利益的一致性，政府的刺激政策一般不会在国有部门遇到阻力，而商业银行贷给民营企业意愿不强，同时资本家在经济萧条时投资积极性不高。这样政府通过政策促进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来引导经济走出低迷，就成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目标而深入微观经济领域的可供选择的切入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了很大的扩张，在能源、交通、邮电、建筑、银行、新兴尖端产业、军事工业、具重大影响的传统产业等部门进行了布局，并取得了控制权。虽然国有化推进，在较短时间内对需求的拉动，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国家国有经济的弊端暴露出来，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对此，英国首先掀起了一场非国有化的浪潮，并逐渐扩展到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等国。英国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价值80亿美元的国有企业资产，使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由11%降至6%；西欧也对价值45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实行了私有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也启动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其中很大部分支付或贷给了国有企业，从而使航空、铁路、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资本回流的现象。民间资本被收购，被挤出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导致凡是民间资本能进入的行业，大都是产能过剩行业；凡是产能紧俏的行业，民间资本都进不去。这样政府靠国有资本拉动内需，待政府花完了钱，刺激起来的经济又会回落。
更让人担忧的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突出。2011年5月20日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17户中央企业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发现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和涉嫌犯罪案件。主要问题表现为：中运集团经营高尔夫球项目发生巨亏；三峡集团垫付2.254亿元为职工买房；中钢集团财务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大唐集团百亿元金额合同未经公开招标；中化集团因项目投资管理漏洞导致巨亏；电科院及下属企业瞒报利润上亿元；中海油830.78亩土地长期闲置。
国有大公司垄断着国家的资源，没有对手与其竞争，市场压力低；权贵交易，缺乏约束机制，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倘若能经营好，不出问题，中国就不需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个道理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可是，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面对越来越大的失业压力，政府能撒手不管，任其经济萧条下去吗？政府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国有企业就有了膨胀起来的机会和可能。
四 诸多两难选择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两难的尴尬，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左右为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样会使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起来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很难坚定地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调节。（一）宏观调控的两难
宽松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刺激经济走出危机，但宽松积极的宏观调控往往会造成市场货币流动过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紧缩的政策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生，可紧缩又很容易过头，造成经济减速，甚至停滞。如何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促进经济平衡有序发展，就成为宏观调控面临着一连串的两难选择。具体来说，两难选择的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货币松紧难以掌控
宽松的货币政策或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货币流通量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才算合适？传统货币主义认为，这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函数，然而货币函数急剧变化的实践证明这也是不可靠的。实际上，货币的流通量取决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有机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结果要根据市场运行情况做具体的分析判断，这就给货币调控的松紧度掌控带来了难度。在宏观调控中稍有不当，就会以乘数效应放大货币的松紧程度，导致货币政策调控无度。难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从正在进行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迅速转入宽松的货币政策通道，时隔不到两年通货膨胀来临，又快速回头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通道，其转换之快，令人始料不及。
2.货币结构难以合理调控
如果说控制货币供应量大小是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那么调整货币结构则是考验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程度。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用来刺激经济发展时，货币过多地流向虚拟资本当中（如股市、楼市、期货市场等投机炒作）却会造成实体经济货币需求饥渴而欲振无力；如果货币过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而很少形成消费需求，则生产资料需求急剧上升引发通货膨胀，且生产出的产品无法找到销路；如果以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失业救济标准等办法来促进消费，则会挫伤生产积极性，助长消极、懒汉思想，使市场动力减退。
制定出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同时又要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使货币政策调控无所适从，难免使宏观调控陷入微观层面，势必影响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怎样才能合理有效地调整货币流通结构，“多难”选择影响着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3.财政政策难以全身而退
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很多公共产品的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建设周期过程。当刺激经济后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时，需要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就会形成虎头蛇尾的刺激效用，造成烂尾工程等问题的发生。企业安排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有一个最低的、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倘若税收、产业规划等财政政策与利息、存款准备金一类的货币政策那样，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变来变去，那么企业就会无所适从，难以做到进退自如。
事实上，财政政策是很难适应宏观调控的快速变化而变化的，这就为宏观调控的效果增加了很多的变数，陷入欲罢不能的两难境地。
4.介入和退出时机难以抉择
宏观调控何时介入或退出自然是根据对经济运行的走向预判而定。然而在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同时政策的时滞性又参差不齐，对调控政策无法做出评估，这就造成对经济走向很难做出准确的预判。如果宽松的政策过早退出，有可能使刺激经济向好的势头发生逆转；过迟退出，则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无论过迟或过早介入，都会贻误或失去调控经济的最佳时机。
例如2009年，随着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全球逐渐从衰退走向复苏，但复苏的势头时有反复，并出现通胀、通缩并存的压力，导致各国货币政策面临难以抉择的境地。虽然2009年11月8日G20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会议上发表公报，表示继续支持经济复苏的各项措施，但澳大利亚率先加息的政策使货币政策发生了微妙和耐人寻味的变化，增添了各国货币政策犹豫不决的程度。
5.政策工具引起诸多两难
提高利率可以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又吸引境外热钱流入套利，从而冲抵了利率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若降低利率又会使热钱流向境外，冲抵利率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效果，影响经济的热络程度。
货币的升值有利于进口，却不利出口；货币的贬值有利于出口，却不利进口。在国际贸易中追求进出口平衡为最佳目标时，运用汇率杠杆调控货币的升与贬得失皆有。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人们的收入，促进消费需求增加，但企业因工资上涨，生产成本提高而削弱产品竞争力，抑制经济发展，引起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发生。
扩大公共支出力度，必然要增加财政赤字，最终赤字要靠税收来弥补。税收的提高往往选择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但税负向下游转移又会加剧通货膨胀。（二）平等和效率的两难
倘若社会制度或政策制定倾向于财富的平均所有，必然会导致社会分配的平均化，虽然能够促进分配的结果平等，但却会造成因缺少激励机制而无法调动人们内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从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反过来，强调效率的优先，给予每个人创造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虽然能通过激励、竞争提高效率，但由于每个人的能力、素质、机遇、认识等方面的条件存在着客观上的个体差异，会形成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
效率优先造成过大的贫富差距，会使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也会影响到效率。因此，历史地看，每隔一段时期，在效率发展到一定高度而贫富差距过大时，社会就会呼吁强调把平等提高到优先发展的位置。于是，政府主导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开始增加，财政负担加重，相应地税收也在增加，这样又会降低效率。当效率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时，强调效率优先又会重新抬头。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大搞社会福利，史称“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项目几乎是应有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归全民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演化成实际上的平均分配。20世纪80年代前后，面对效率的不断下滑，贫穷的煎熬，各国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分配也转向市场化效率优先的方向。跨入21世纪，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又开始逐渐拉大，增加社会福利的呼声再次响起。如此反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究竟在提高效率中，怎样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结果平等，在结果平等中又该如何促进效率的提高，在理论上仍未有效破题的今天，优先选择效率还是公平，陷入了两难境地。（三）房地产调控的两难
房地产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特殊性在于房子盖在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上。在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中，土地因逐渐被占而减少变得越来越稀缺，使房子因土地稀缺而不断增值，与其他商品在使用损耗中逐渐失去价值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在购房消费中，还能坐享其价值增值。因此，在经济条件允许和制度扶持的宽松环境中，人们便会有购买无数套住房的欲望，从而形成房地产在满足消费后演化成人们把其作为谋求资产性收入的投资品。于是，随着收入增加，房地产需求有持续旺盛的势头。
购买房产是家庭最大的一宗支出，随之房地产便发展成为刺激经济的支柱产业。从世界最发达的美国看，“在1929～2008年长达80年的时间里，房地产业占其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平均8%～9%的水平；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看，2008年房地产占全社会投资[11]总额的五分之一，对其GDP的贡献率也高达10%”。这一占比足以证明房地产无愧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称号。
每当经济低迷时，房地产的春天便会到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及时推出了废除福利分房规定，制定出促进商品性房地产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多项政策。2002年在经济低迷中，美国开始推出“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各大银行大力推行次级房贷，让没有收入保障的人都买得起房。面对金融危机，2008年12月20日中国颁布了以加快保障房体系建设为内容的刺激房地产的13条政策。
人们为了在消费中谋求增值，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双方的结合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和房价的快速上涨。然而，世上没有只涨不跌的商品，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商品，当经济不景气、房价涨到远离人们购买能力的情况下，房价也会快速回落。如美国次级按揭房贷，把房价推向了离谱的程度，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中国刺激房地产，同样也使房价飞涨，为了防止泡沫发生，2010年中国多次推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各种政策措施。
政府调控房价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既要遏制过快上涨，又要防止出现过快下跌，调控房价成为一门平衡艺术。到了2014年，中国房价由过快上涨转变为有过快下跌的苗头，新一届政府在小心翼翼地调控着房价，其中的两难选择成为政府一再斟酌的难题。
五 促进就业的无奈之举
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消费，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为此，政府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增加就业，力求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失业始终存在着，并常常出现大量的失业。面对失业压力，通常政府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决。一是通过延长法定休假时间，严格限制加班加点等非市场办法，来减少所需就业数量，达到减轻就业压力的目的，但该办法可施展的空间有限，对解决失业问题作用微不足道。二是通过不断扩张经济，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但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量级，由于资源的稀缺、环境污染的压力，消费需求的有限性等原因，扩张经济便走到了尽头，便被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代替。因而依靠扩张经济的办法拉动就业增加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显示出日趋困难的境地。三是无奈之下，通过各种办法提高就业弹性，也就是以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达到增加就业的目的。该办法纯粹是为就业而就业，并以各种形式见诸经济运行当中。（一）过分强调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中小企业单位投资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大企业。据统计，“在中国大型企业创造1个就业岗位平均需要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需要投资8万元，小型企业需要投资2万元。这就是说，在同样投资规模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大型企业的2～10倍，在吸收失业劳动力方面，1993年以来美国新增就业机会三分之二来源于中小企业，1988～1995年欧盟每年平均新增2519万个就业岗位中，绝大部分是由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提供的。1986年日本中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76.5%，2008年年底中国的中小企业就业人[12]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80%”。由此可见，中小企业相比大型企业就业弹性大，劳动密集程度高。
正是由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特点，在世界很多国家，扶持中小企业成为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措施。如对中小企业提供多种优惠政策。1998年欧盟成员国提出对中小企业降低行政管理费，消除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利于创建中小企业的障碍等政策。
安排资金扶持。日本政府在通产省中小企业厅设立金融公库，以解决中小企业投资和经营方面的困难；在一些地区，不论小企业营业收入如何，可从银行优先获得贷款；美国政府专门设立小企业局，每年拿出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扶持中小企业。
减免小企业税负。一些国家规定，中小企业在开办的最初两年免征所得税，德国在1996年《税法》中规定，将小企业最高免税额由2.5万马克提高到13.25万马克；东欧一些国家规定，只要投资500万美元创办中小企业，就可享受政府5～10年的税收减免，以及获取低价建设用地等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不仅劳动密度高，而且企业数量占到全社会整个企业数量的90%以上，其中，必然存在着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的现象。有的企业竞争实力强，产品有市场，有的企业管理松懈，濒于倒闭；有的企业创新能力强，符合产业政策，有的企业不思进取，靠投机取巧混日子。如果对中小企业不加区分给予扶持，就会伤害成功企业，纵容不成功企业，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企业并不是说越大越好，当然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妙处。企业大小是根据企业自身资本积累的情况、所处的行业特点、产品市场大小、竞争环境等条件，在市场作用下动态地形成大小不等的规模。如果我们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扶持，就会形成市场竞争的不公，使大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大企业以牺牲规模效益经营的代价来分拆成若干中小企业的可能。
大企业往往是行业的龙头，实力雄厚，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实力的体现，忽视对大企业应有的重视，也就等于忽视了抓主要矛盾。
国家对于好的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发展方向、有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不管其规模大小都应一视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然而，为就业而就业必然伤及经济发展，着眼于经济发展并由此带动就业增加，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二）过度发展第三产业
从行业的角度看就业。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创造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可提供700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可提供1000个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75%以上。由此依靠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就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的倾向。
第一、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第三产业可以反作用于第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注重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而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就会使经济失去基础产业的支撑，导致经济发展根基不稳。在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作为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得到了巨大的膨胀发展。但是，金融衍生品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使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事后美国人才注意到原本他们可以制造的一些工业产品，由于不符合美国产业政策发展方向，而迁移他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抗风险能力。英国在金融危机后也惊呼，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挤压了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如果此次金融危机发源地在英国，那么其便会步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在中国，由于重视第二、三产业发展，使第一产业的农业出现严重投入不足，如土地在迅速减少，农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等。在旱涝灾害面前，重视农业投入才被政府提到议事日程。
强调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只有三大产业相辅相成，平衡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过高的失业率面前，政府给予第三产业各种政策倾斜，就等于说第一、二产业得不到同样的倾斜，因为都倾斜了便无所谓倾斜。倾斜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失衡，这是政府为就业而就业不得已付出的代价。（三）限制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领域
科技发展表明，由于机器智能的发明和不断升级，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有向各个行业领域全面发展的趋势。机器人不仅可以应用在深海、航天及其他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也可以在农业中用来播种、收割、浇灌、插秧等，在餐饮、商业、售票、驾驶、修理等很多服务领域代替人的工作。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会逐渐被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所代替。然而，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加剧，为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服务领域的大部分和农业、工业的一部分限制和推迟自动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迫于就业的压力，这使得机器人领域放慢了发展的脚步，人为地限制了其行走的领地。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起步于劳动力的推动。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现在和将来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力参与，就可以生产出满足全社会人们对产品的需求。这本来是人类劳动力的解放，社会的进步，但却因为顾及就业，为就业而就业，我们不得不保留和保护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样的困惑，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寻找到摆脱它的有效办法。（四）通过政策措施促进就业
为了尽可能减少社会失业，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政策、优惠政策、补贴奖励等手段来促进就业。
首先很多国家把促进就业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优先目标。2001年年底国际劳工组织召开了有联合国秘书长、各国劳工部部长、工会组织、雇主组织及各界代表出席的“全球就业论坛”，在会议通过的《全球就业议程》中强调：“使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潜力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是，生产性就业被置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使充分的生产性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成为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13]总目标。”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要以促进就业为前提条件，中国在2008年10月颁布实施的《促进就业法》，十分鲜明地倾向于促进就业的优先政策目标，为了进一步保护劳动就业，同时还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该法规定了“无固定长期劳动合同”的条款，不惜以废除“铁饭碗”的代价来稳定和促进就业。
通过财政资金投入促进就业。经合组织的26个成员于1996年投入促进就业项目的资金占其当年GDP的平均比例为0.9%。欧盟拟投190亿欧元专项基金用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工人技能。俄罗斯支付420多亿美元，计划为失业人员创造100万个临时工岗位。中国财政拨付1338亿元，用于支持就业和发展社会保障工作。如此等等，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为促进就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行动。
通过就业补贴刺激就业。英国对雇用25岁以上失业青年的雇主，给予每周25英镑的工资补贴，对雇用6个月半日制的雇主，每周给予50英镑的工资补贴，对自营就业或找到工作的50岁以上长期失业者给予直接就业津贴。
通过减免税费增加就业。“芬兰为鼓励中小企业多雇用失业人员，实行减税4%的优惠政策。英国对失业人员创办小企业实行免税[14]措施的同时，还提供52周的就业津贴和一次性培训补贴。”
总之，为了就业，政府愿不惜代价，全力以赴，重拳出击，在注重宏观调控的同时，还要深入微观层面干预社会就业，实在是又忙又累又乱又无奈。
[1]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宇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第26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54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页。
[8] 《美智库建议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救市》，新华网，2008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0/24/content_10245040.htm。
[9] 刘光耀、郭琴：《金融危机中各国国防预算总体呈涨势》，《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10日。
[10] 〔法〕雅克·阿塔利：《国家的破产》，吴方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
[11] 孔庆平：《客观、全面、准确认识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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