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华学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顾红亮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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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华学谱试读：

丛书序

自序

1919年

19世纪末，传统西方哲学受到严重挑战，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努力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在罗蒂的眼里，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无疑是这一努力的杰出代表。而与后两位哲学家相比，杜威的优点更为突出。如果说实践、社会、历史是新哲学的核心关怀的话，那么它们在杜威哲学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杜威哲学还可导出科学和民主的观念。要走出西方哲学的困境，杜威可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思想资源。

但罗蒂或许遗忘了，早在杜威之前约半个世纪，受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便已经开启了新哲学的路径。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他是杜威的先驱和同道。毋庸讳言，在马克思和杜威之间存在着分歧，其中一些甚至相当尖锐。但尽管如此，我们不应模糊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分歧与他们共同的哲学目标相比，是次要的、枝节性的。当代另一位美国著名哲学[1]家韦斯特曾经有言：“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诸多西方哲学流派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最具亲和性。杜威曾被西方学者称作“孔子第二”，怀特海明确说道：“如果你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如果你想了解杜威，[2]去读孔子。”杜威伦理学的哲学立场、知行合一的哲学方法、非二元论的哲学思维方式等等，无不显示出与传统中国哲学的意趣相投。愈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愈为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出路，杜威哲学愈值得关注。

与众多西方哲学家不同，杜威不是书斋型学者。他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他的哲学影响波及众多领域，直接参与了对美国思想文化的塑造：无论是作为哲学分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知识论，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等等，无不渗透了杜威的影响。可以说，了解杜威是打开美国之门、了解美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最好的钥匙。

一百年前，杜威的来访曾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自那以后，杜威在中国命运坎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终于逐渐获得它应有的学术尊严。几乎是同时或稍早一些时候，杜威在西方学术界也重新受到青睐；随着美国人对杜威研究兴趣的复活，欧洲大陆的学术界也开始将“实用主义”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人们终于看到，杜威哲学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相反，它仿佛等在前方，为当代许多重要的哲学争论提供独特的启示。

有关杜威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的问世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中国学者的杜威研究工作进升到了全面展开的阶段。继《杜威全集》（39卷）、《杜威选集》（6卷）以及《杜威著作精选系列》（12种）的翻译、出版之后，关于杜威哲学的全面研究已经水到渠成。

由于诸多原因，在我国学术界，杜威哲学研究存在着巨大的断层。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中，杜威完全消失了。只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这一研究才逐渐陆陆续续地展开，但长期积淀下来的偏见如此之深，要彻底改变一些人对杜威哲学的偏见，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由“复旦大学杜威中心”组织编写的“杜威研究在中国”系列只是开了个头，我们期待着学术界的跟进，相信更多的成果将会不断涌现。“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一直致力于对杜威乃至整个美国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致力于为这一研究提供优质的学术平台。我们热切期待各方朋友的加入，共同努力，将杜威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出版杜威翻译及研究作品的重镇，对于杜威的翻译研究始终如一地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朱华华编辑为这套丛书付出了非常高效而艰苦的努力，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刘放桐 陈亚军2019年4月30日[1] 韦斯特：《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董山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2] 《当代美国学者看杜威》，王成兵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自序一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选择“杜威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认识到档案文献对于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开始有意识注意搜集杜威在华学术演讲和游历参观的资料，复印或摘抄《申报》、《晨报》等民国报刊中有关杜威行踪的报道和演讲稿。1999年，博士论文完成之际，副产品“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形成初稿。十多年过去了，这份初稿一直保存在电脑中。2015年，《实用主义的误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被收为该书的附录。

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实用主义的误读》为题在2000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次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再版）。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胡适、陶行知等思想家的关系。随着对实用主义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的深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新儒家之间的关系渐渐成为我的研究重点。《实用主义的儒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便是这个研究的结晶。

无论是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中国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杜威哲学衍化的研究，都需要了解杜威在中国访问的历史事实与经过，需要掌握杜威在华讲学的文献。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扎实的、翔实的档案整理。如果能以年谱的形式把杜威在华活动记录下来，形成一份学术性的断代年谱，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早年编撰的“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是编著杜威在华年谱的一个起点。我依靠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帮助，利用到美国波士顿、台北等地访学的机会，查找报刊文献，阅读多种全集、日记集、书信集，不断扩充“杜威在华讲学大事记”。渐渐地，编年的文献越聚越多，信息越补越全，从二三十页变成二百多页，一本年谱初具雏形。我把这份断代学术性年谱命名为《杜威在华学谱》。

如果说《实用主义的误读》、《实用主义的儒化》侧重于理论阐述，那么，《杜威在华学谱》则侧重于文献综合或文献“诠释”，三者构成我的实用主义研究的“三部曲”。对于实用主义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杜威在华学谱》可提供较丰富的档案文献，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从讲故事的角度看，本书将合理可靠“诠释”杜威访华的场景与面貌。学术界已经出版多部描述杜威在中国访问及其思想影响的著作，如元青出版《杜威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寿堪和王成兵合作撰写《实用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书后改名为《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

在英语世界中，Barry Keenan出版过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Jessica Ching-Sze Wang出版她的博士论文John Dewey in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多维关系。在这些研究的背后，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一直未受重视。黎洁华编写过《杜威在华活动年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2、3期），颇具参考意义。三十多年过去了，迄今未见更详尽的年谱或年表出现，不免是一种缺憾。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希望本书有助于促进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创新。用东方人的治史方法，编撰西方思想家的年谱，已经有一些成果，朱政惠编著的《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就是一个例子。用日志、年谱等传统治史的方法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讲学历程，挖掘更多杜威在华访问的“史实”和“档案”，发挥传统史学方法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积极功能，是一项值得探索的学术任务。它把哲学史的实证研究和哲学思辨结合起来，希冀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革新，给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风气。二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资料，需要考虑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设定。

第一，时间范围。

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19年4月30日，离开北京准备返国的时间是1921年7月11日，离开青岛乘船赴日本的时间是1921年8月2日，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921年9月11日。把杜威在华年谱文献所涉的时间范围设定在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的7月11日或8月2日之间，无可非议，自然妥帖。黎洁华编著的《杜威在华活动年表》采取的时间段是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

本书愿意把时间范围稍稍放宽，但又不能放得太宽。因此，确定的时间段是从

1919年1月

本书按年、月、日顺序纪事，编排档案文献和学术活动。力图记录杜威每天的日程安排，尽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杜威的学术演讲为例：首先，按杜威演讲的日子来编排；如果不能确定演讲日期，就按演讲稿在报纸刊登的日期来编排。

第二，文献范围。

本书收录的文献，类型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杜威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演讲、参观等活动的记录或报道。很多演讲稿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有的还被结集出版，如《杜威三大讲演》、《杜威五大讲演》等。当时的《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益世报》、《新青年》、《新教育》等报纸杂志都有关于杜威到各地演讲、参观的报道。

第二类，杜威发表的时政论文。杜威在中国访问期间，写下不少政论性的英文文章，讨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发展等，寄给美国的《新共和》、《亚细亚》等杂志发表。《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edit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1—1991.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并翻译出版）共收录有关中国问题的时政论文（包括回函、书评、报告等）约49篇，其中中期著作第11卷有9篇，中期著作第12卷有8篇，中期著作第13卷有24篇，中期著作第15卷有1篇；晚期著作第2卷有4篇，晚期著作第3卷有3篇。在1919—1921年间撰写或发表的中国问题文章，主要集中在杜威中期著作第11、12、13卷，共计约38篇，数量相当可观。

第三类，杜威夫妇的信函等，包括在日本和中国所写的家信。杜威夫妇刚到日本和中国时，给家里人写信，报告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这些家信被杜威的女儿Evelyn Dewey编成书信集，以《日本和中国书简》（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New York：E.P.Dutton & Company，1920）为题在纽约正式出版。在杜威夫妇的家信中，蕴藏着大量的年谱信息。

第四类，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或者批评杜威思想的文章，所作的与杜威思想有关的演讲等。陈独秀、胡适、陶行知、蒋梦麟、梁漱溟、冯友兰等都对杜威的思想发表过评论，或者引述过杜威的言论，或者吸收过杜威的观点。

第五类，中国学者写的日记、书信、自传、回忆录等。胡适、黄炎培、经亨颐、冯友兰、恽代英、杨昌济、吴虞等学者的日记，都记载有与杜威交往、听杜威演讲、阅读杜威著作的经历。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郭秉文等之间的通信，保存了不少杜威访华的资料。

根据当今标点习惯，本书对于无标点或用旧式标点的原文，酌情改动。三

整理“杜威在中国”的文献，不仅有技术层面的考量，如时间范围和文献范围的划定，而且有主导原则的考量。这涉及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资料的“全”与“不全”？如何研究性地驾驭和使用资料？如何看待日常生活的资料？

第一，在搜集“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方面，本书并不求“全”，而是求“有价值之全”，有利于掌握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的日程安排线索。搜寻杜威在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过程，是一个让文献“说话”的过程，让文献“敞开”的过程，让不同来源的文献考证校勘、相互交流、相互印证，澄清事实，更正不实记载。

例如，《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说1919年11月11日晚7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同乐会，邀请杜威和各音乐家演说，并演奏中西音乐。实际上，当天晚上，杜威因病没有到场演讲。笔者从胡适的文章《在同乐会上的演说》中得到佐证。胡适写道：“今日本有杜威先生的演说，因为病了没有来。——刚才会长已经报告——我今日[1]到会，一则代达杜威先生的歉意；一则贡献我个人的意见。”结合《北京大学日刊》的启事和胡适的文章，确认杜威因病缺席同乐会。

又如，胡适把杜威抵达上海的时间记成

1919年5月

第二，本书并不求“罗列”资料，而是求“诠释”事实。本书“诠释”的大多是关于杜威的学术行踪的事实，有出处，有评价，有对照。杜威的学术日程“安排”是笔者研究杜威在中国的课题成果。本书尽力体现研究的色彩，使之成为研究性的“学谱”。

例如，1920年1月2日，天津青年会邀请杜威在天津演讲“真伪个人主义”（或译为“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天津《益世报》的报道简要记录演讲的大意。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复述杜威此次演讲的核心思想，在真的个人主义与假的个人主义之外，引出第三种类型的个人主义，即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渗透着这种个人主义哲学。“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胡适批评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3]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本书把天津《益世报》对杜威演讲的报道和胡适的评述文章放在一起，让读者去品味胡适如何在时代的语境中发挥杜威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出“社会的新生活”观念，从而体会杜威的演讲以一定的方式介入现代中国的思想纷争与学术争论。

又如，本书把1919年2—4月间杜威访日的大致行程整理出来，读者可以对照他的日本之旅与中国之旅的异同，了解他对日本的态度前后变化的轨迹。可以说，杜威在日本的讲学经历，为他的中国之行做了充足的准备。杜威夫妇在日本学会了使用筷子吃饭，品尝了日本的料理和茶点，欣赏了日式的歌舞伎剧，领略了日本的婚礼和玩偶节风俗，这些都使杜威夫妇品味到东方文化的特有韵味。杜威在东京、京都等地考察学校，给教师演讲，和当地官员交流，体验了东方的教育理念、学习方式与制度环境。日本讲学的收获成为他迅速融入中国文化氛围的润滑剂。但是，杜威经历的“五四运动”，使他体察到日本军国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威胁、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危害。他开始检讨先前对日本的姿态。“真奇怪，在我们旅游了日本一段相当的时间之后，如今意想不到的竟会如此排斥她，这也该算是一种命定的事，你[4]应该将我这些意见转递给日本人。”

又如，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在“五四”时期，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听众踊跃，广受欢迎。人们很容易把杜威想象成演讲“高手”。一些学者把杜威描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明星哲学家。胡适感谢杜威[5]“当了我们年轻中国40年的老师”，安乐哲说杜威“有资格被冠以[6]‘孔子第二’的称号”，托马斯·培里形容杜威是“20世纪的一个世俗化的利玛窦”，“他自己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思想交往[7]的程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梁启超说：“中国人宜以杜威的哲学[8]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杜威的形象既高大又光辉。事实不尽然。当时一些人并不完全认可杜威的权威哲学家形象。

其一，很多时候，杜威的演讲既单调又乏味。

胡适对杜威枯燥的演讲风格深有体会。“杜威不善辞令。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也要慢慢想出，再讲[9]下去。在这里你可看出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1921年7月6日，在杜威离华前夕，胡适在日记中写：“罗素长于讲演，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10]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在胡适眼里，杜威实在不擅长演讲。

杨亮功对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效果也有记述：“他不善言辞，有时使用艰深字眼令人难解。不仅外国学生有此感觉，即是美国学生也不能免。因此我们这一班学生约有二十人，每人拿出美金五元[11]请一位速记小姐，由她将讲辞速记下来，加以整理，分发各人。”杜威的“不善言辞”可谓声名远播。

胡适和杨亮功提到的杜威的“笨拙”讲课风格，也体现在中国的演讲中。可是，在中国的演讲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不同，演讲现场有口译者，如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即时把杜威的演说内容译成中文。台下大多数的中国听众不懂英语，他们注意的不是杜威的英语表达，而是译者的中文内容。译者的口才调节着演讲现场的气氛，这稍稍弥补杜威演讲的不生动与不活泼。

在懂英语的青年学生中间，杜威的演讲也不一定受欢迎。潘光旦回忆他在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时说：“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12]‘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学生时代的潘光旦在杜威的演讲现场呼呼入睡，可见杜威演讲之乏味。这也许与他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不感兴趣有一定关系，但也和杜威沉闷的言语表达直接相关。

其二，“五四”时期，杜威的演讲内容遭到一些人的消极抵制。

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欣赏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杜威刚到上海不久，即赴杭州演讲。1919年5月7日，在浙江教育会演讲“平民教育之真谛”。5月9日，浙江教育会会长经亨颐在日记中写：“八时三十分，即赴教育会，与各校职对杜威[讲演]开谈话会，未有如何诚得（心），事近敷衍。即午，伍仲文[13]宴杜威于鲍乃德之寓，余亦同去。”“事近敷衍”一语，表明当时浙江教育界一部分教师对于杜威的教育演讲并不热心，也不上心。《时报》1920年11月12日报道过教师逃离杜威演讲现场的现象：“杜威连日所讲，皆‘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叫学生自动自治，注重平民教育，实行社会服务。某教员听之，大不谓然，当谓其同伴曰：请他演讲，是请他劝学生用心读书，听我们的教训；那晓得他总在叫[14]学生革我们的命，真是岂有此理！遂逃席而去。”逃席的教师无法接受杜威的让学生自治的思想，坚持教师中心论，坚持教师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这个事件反映出杜威在宣讲民主主义教育哲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一些阻力。有些教师并不愿意接纳杜威的哲学。

对于杜威哲学的传入，在教师队伍中，尚存在一定的阻力。在一部分官员中，更是如此。《申报》报道：“鲁省驻京议员延请杜威博士赴东讲演，日内即将起程。闻鲁督张树元昨有漾电到京，请政府阻止，原文略谓：顷据教育厅长呈，称闻驻京议员特请杜威博士等即日来鲁讲演，本省人士极为反对，如果实行，窃恐别生事端，恳为阻止等[15]语。”杜威的山东之行虽遇障碍，遭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反对，但在胡适陪同下，仍然成行了，在济南作“教育原理”、“新人生观”等演讲。

胡适讲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方还与杜威夫人之间的故事，该故事刊登在《每周评论》第29号上。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方还隆重邀请杜威夫人到该校演讲。在演讲前，方还请该校女教员转告杜威夫人，希望她在演讲时强调学生服从的重要性。杜威夫人婉拒方校长的意思。胡适评论说：“方还未免太笨了。他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应该用他对待女学生的办法，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狠妙？既让他进来了，又要请他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16]免太笨了。”方还对待杜威夫人演讲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官员的保守态度，即外迎内拒，表面上欢迎新思潮新观念，内地里坚持旧做法旧制度。

上述几个例子昭示出，杜威在中国固然有大受欢迎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受欢迎的一面。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杜威在中国的演讲都当作是深受中国知识分子欢迎的演讲。同时，我们也看到，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个较长的吸纳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竭力传播与吸收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一个事实并不能掩盖另外一个事实：一些群体和一些个体对杜威实用主义持逃避或[17]拒斥态度。

其三，本书作为学谱，自然关心杜威在中国的学术性日程安排。但不限于此，杜威的学术行程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思考、旅行、演讲、会友、写作、参观、聚餐，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其说我们关注杜威在中国的学术行程，不如说关注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本书中，我们关心杜威到了哪个地方，看了哪些景点，见了哪些人物，谈了什么话题，做了什么演讲，写了什么文章，给谁写了信，跟谁吃了饭。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并非无关宏旨；看起来反复杂多，容易熟视无睹，但深藏一般性结构。日常性无处不在，弥漫周遭。阅读杜威在中国的日常性，不仅可以读出中外学术交往、思想交流的“密码”，而且可以读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结构和文化心理特征。

一方面，相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杜威的访华是“闯入式”的，是非日常的，是“异质的”。用杜威的“异域”眼光来观察，可以更灵敏地发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特征。另一方面，杜威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多，他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杜威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成为解剖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现代变迁的一个生动案例。因此，总的来说，杜威在中国讲学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既体现中国哲学界吸纳实用主义合理因素的开放心态，又体现美国哲学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自身影响力的自信与实力。对杜威在华讲学故事的深入考察和总结，无疑会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哲学的“开放”形象，进一步激励中国哲学家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讲好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故事”。

查找、搜集、整理杜威在华学术活动的档案文献，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在十多年的搜集资料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线索出现，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不断有新的文献充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1] 胡适：《在同乐会上的演说》，《胡适全集》第2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页。[2] 参见《杜威博士到沪》，《申报》1919年5月1日。[3]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8、713页。[4] 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58页。[5] 胡适：《来自东方的敬意》，《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25页。[6]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7] 托马斯·培里：《杜威对中国的影响》，《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8] 《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1页。[9]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2页。[10] 《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11]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38页。[12]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1页。[13] 经亨颐：《经亨颐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5页。[14] 《杜威讲演中之趣闻》，《时报》1920年11月12日。[15] 《京华短简》，《申报》1919年12月27日。[16] 胡适：《方还与杜威夫人》，《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17] 本节相关内容参见顾红亮：《不善辞令，让杜威曾经不大受欢迎》，《解放日报》2016年6月7日。1919年1919年1月

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傅斯年的文章《人生问题发端》。该文写于1918年11月13日。该文提到Pragmatism概念，使用“实际主义”的译名。“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惟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的，有用就是真。……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1]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1月16日，傅斯年写《译书感言》。该文发表在《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1日。“实际主义不是哲姆士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耳士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2]有这主义产生。”

1月22日，杜威夫妇搭乘日本的“春秋丸”号轮，从旧金山出发，[3]前往日本。

杜威在1918年12月9日致莱文森（Salmon O.Levinson，又译列文森）的信中写：“夫人和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如果现在不去，以后就更不会再指望了。因此，最后我们决定办理护照，并预定了1月22日[4]的船票。”

杜威在1918年12月21日致莱文森的信中写：“我接受了一个邀请，在东京帝国大学作几次演讲，这些演讲会给我们带来帮助，使我们与那里的事情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若不然，它们也许只会成为我们[5]所举的事例。”

1919年2月

2月8日，杜威在《日晷》（Dial）1919年第66卷发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杜威在文章中写：“罗斯福是一个行动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时代的化身。他竭力宣扬奋力进取的生活，并加以身体力行。”“罗斯福的事业最能博得美国人钦慕的也许莫过于这一事实：他有勇气要求美国人相信他。从政治上说，至少在形式上把民众当作他的家庭成员来看待。”“他以建设性的道德热情与呆板的政客不断地进行讨价还价，与乏味的政治频繁地作出妥协。他向那些政治人物证明，他不是学究式的改革家；那类改革家声称抱有崇高的理想，却什么事也没干成。他对正义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使事情顺利过关’。……理论上的理想主义和便捷明快的实用主义的[6]二元论，仍然庇护着美国人的生活。”

2月9日，上午11点，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小野荣二郎、帝国大学负责人姊崎宏教授、伦理学教授友枝孝彦等人在码头迎接杜威夫妇。下榻帝国饭店。约一周之后，应新渡户稻造博士及其夫人的邀请，住[7]进了新渡户家。

2月11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今天是节日。因此我们无法去银行，但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全民选举和民主化的问题。……昨天早晨我们去散步，下午有车接我们出去，这样我们已经从表面得来的第一印象中恢复过来。我们看到了大学和幕府将军之墓，从车上望去，那些墓修得极好。……我能预见到我们将会很忙，接下来的几周，你妈妈将比我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各种观光活动。无法描述这是多么令人着迷，当然这很类似于书籍和图片，但从质量上来说，观光带来的感受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全方位的——不只[8]是零散的标本。”

2月13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今天，我们开始了独立购物。这里说英语的人之多，英语口语程度之高令我吃惊。……一番狂风暴雨式的社交、寒暄活动，尤其是昨晚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相比之下，今天下午显得有些沉闷。……我们每天早晨都在8点钟吃早餐，今天我们还未吃完早餐人们就开始打进电话。两位先生用车送我们去学校，我们再次拜会了校长，他是该校的绅士，我想是儒学家。……然后，我们去了我提到过的那家百货商店。……然后，我们又在这里吃了午饭，很普通的日本午饭，味道非常好，我们用筷子吃的饭。然后，他们送我们回酒店。2点钟的时候，一位朋友来带我们去拜会涩泽（Shibusawa）先生——我想甚至只住过一晚的外国人都知道他是谁，不过你可能不会知道他已经83岁了，皮肤却像婴儿一般，反应敏捷，思维活跃。……他希望保留过去的儒学标准，并使之适应现在的经济状况。……还有一位朋友邀请我们到帝国剧院去看戏剧。……4点开始表演，中场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吃饭，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今天一天相对比较平静。只有4名日本客人和2名美国客人。……所到之处，人们待人如此善良，让我们飘飘然，自觉是了不起的人物，既享受到家庭般的欢乐，又体会到身处奇特的半魔力国[9]家所产生的惊喜，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半魔力的。”

2月22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昨天，我们去看日式表演剧，下午1点开始，约9点结束。坐在包厢里，不断地有人端上茶点，两幕戏之间有丰盛的饭食。……你妈妈比我看得多，我得4点半去协和学会……约有25名日本人和美国人出席会议。我讲了30分钟话后，在旁边的饭店用餐。之后，一起逗留了一个小时左右。……除了看戏，本周的大事还包括参观女子大学……上午，我们在他们的实习小学和幼儿园度过。……之后，我们10人共进午餐，由家政系的女生烹饪和侍奉。绝妙的午餐！——配菜装饰远胜过西餐。餐后，真正的表演开始了，先是插花，分古典和现代风格；接着是示范给客人上茶点的古典礼仪，地位低者如何拜见地位高者；随后是演奏竖琴……之后，我们被带到茶馆欣赏茶道。你妈妈跪坐在榻榻米上，我基本坐在椅子上。后来，我们又去体操馆观看传统女武士的剑矛操练等项目。……我现在对被视为教养的传统礼仪和仪式极其尊敬。……出了体操馆后，我们来到位于一个花园内的学生宿舍。……我们被带到其他房间后，回到餐厅，品尝了非常精制的日式佛教斋饭，饭菜都盛于小碟，包括作为甜点的甜食，五六种各不相同，制作精美；还饮用了三种茶。……哦，我没有向你提及此次旅行的理性思考。此外，我太忙而没有时间去思考。……在上封信中，我忘了告诉你，内政大臣给了我一个可续签日本铁路头等座位的月票。这里一位朋友请[10]他给你妈妈也办一张，但他却说很抱歉，该特权无法授予妇女。”

2月25日，星期二，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关于哲[11]学含义的一些有争论的概念”。

从2月25日起，至3月21日止，杜威在东京帝国大学以“今日哲学的地位——哲学改造问题”为题做了八次演讲。《“哲学改造问题”的八篇演讲大纲》（Syllabus of Eight Lectures on “Problems of Philosophic Reconstruction”）发表于《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1919年第16卷。此次演讲的内容以《哲学的改造》为题于1920年由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正式出版。[12]

杜威在本次演说中说：“如果这个讲演，能够将哲学不是发源于理智的材料而是发源于社会的情绪的材料这个思想，作为一个合理的假说，留在诸君心里，也就能够留给诸君对传统哲学的一个新态度。”[13]

2月28日，星期五，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思辨的[14]认知与行动的认知”。

2月28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除了逛街，我们还去了电影院和一家日本料理店。这里的餐馆都是特色店。我们去的那家是面馆，我们品尝了三种面：小麦汤面、炸虾荞麦面以及海带凉面。我们俩总共花了27美分。而这个普通的小店，比任何美国饭店甚至最好的都干净。电影情节似乎比我们的复杂，当然进展较缓慢。……但即便有向导陪同帮助，我还是看不懂。这是简单的娱乐活动。[15]除白天散步，我们一般去寺庙。”

2月，《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1期发表陶行知的文章《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署名陶知行。“然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皆由试[16]验而来。……杜威（J.Dewey）之集成教育哲学也，以试验。”

2月，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街景和服装一样，看起来就像久远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东京是日本的现代化城市，但我们也应该留意它在变革时期所保留的过去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就像猴子，无法向司机说明白到底要去哪里。在街上找不到任何英文街名，除了几个英文标识，其他一个标识也看不懂。……[17]一切都是如此滑稽，好玩。”

2月，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下飞机后一个星期，我们到了一个小山上。……我们独自住在一套漂亮公寓，几乎到处都是窗户。该公寓内的窗户都是玻璃窗。一间大卧室、一小化妆间和一间书房。现在，我坐在书房里，阳光从四面的窗户照射进来。……昨天，我们参观了距此几步之遥的女子大学。……当天下午，又有来访者，其中有两位妇女。……我们已去过帝国剧院，享受过涩泽先生的包厢。这次最终安排去看歌舞伎剧，我们席地而坐欣赏真正的日式表[18]演剧，那是我非常渴望的事情。”这里提到的公寓是新渡户提供给杜威夫妇居住的公寓。

杜威女儿简·M·杜威（Jane M.Dewey）在《约翰·杜威传》中写：“在日本讲学期间，新渡户一家热情地给杜威夫妇提供了他们自己的设备齐全的住宅。新渡户是一个公谊会教徒血统的美国人。在新渡户家里住的几个月，加上与东京帝国大学的联系，使杜威夫妇接触了历[19]史悠久的日本文化，包括规模很小的日本男女平等主义者运动。”

1919年3月

3月1日，杜威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19年第28卷第2期发表《评〈乔治·西尔维斯特·莫里斯的生平和著作〉》（Review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George Sylvester Morris by Robert Mark Wenley）。《乔治·西尔维斯特·莫里斯的生平和著作》的作者是R.M.温利（R.M.Wenley），由纽约的麦克米兰公司（Macmillan Co.）出版于1917年。杜威在书评中写：“如温利教授写成的这本书，它兼备传记的因素和对重大的时代运动的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需要的、把现在和过去连结起来的、不断持续的一种纽带意识。”“莫里斯先生的转变，伴随着精神上的冲突。他本人通过将希腊思想和德国思想化为一体的方式，成功地使传统宗教和理性的智力达成调解，使古老的新英格兰个人主义和对具体可见的制度的信[20]守不二彼此互容，使道德信仰和科学主张融洽共处。”

3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三号发表傅斯年的文章《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我以为实际主义是现在思想界中最精的产物，应当导引到中国，更可用它的力量，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涯浑沌浮乱的思想。”“我们骤然便看Dewey的Essays on Experimental Logic或J.M.Baldwin的Thought and Things，恐怕不容易钻入，还是先读这本[21]书好。”“这本书”指失勒（F.C.S.Schiller）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A Scientific & Social Problem）。

3月2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今天提早写信是因为我们要去镰仓。你可能听说过50英尺高的大铜佛像吧，它就在那里。一位朋友安排我们去拜见日本最著名或学识最渊博的佛教高僧，属禅宗教派。该教派颇具哲学思想，信奉朴素生活和适当禁欲。……昨天，我第一次通过翻译向教师协会约500名教师发表演讲。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众多小学教师中，大约仅有25名女教师。晚上，我们去吃晚饭并参加了英语口语学会的招待会，有美国人和日本人，多[22]数为日本人，男人和女人都有，是少见的社交场面。”

3月4日，星期二，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哲学改造[23]的社会原因”。首次演讲有1000多名听众参加。

3月4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昨天开始是这样度过的：因为是著名的玩偶节，早晨我为一个看上去不怎么样的洋娃娃做了件衣服，它是我为一个小姑娘费劲找到的，完全是美国风格。……下午，我应邀去的一个家庭拥有全国最佳玩偶收藏或最佳收藏之一，此行真开眼界。……第二道茶点结束后，我们道别离开。……然后，我们去M教授家赴宴。……食品饮料接连不断，直到晚上近11点我们才离开。……除饮料外，我们还饮用了两种酒。……饭后，我们离开西式招待厅上楼来到日式大房间，坐在火炉边，孩子们也来了。[24]……星期天，我们在日本著名高僧面前坐了2个小时……”

3月4日，杜威夫妇在同日的另一封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朋友带我们去镰仓……朋友带我们去拜访日本禅宗教派的首领释（Shaku）大师。他通过翻译与我们谈了约2个小时，问答关于佛教的问题，尤其是他的不同观点。……其谈话主要涉及道德但颇为形而上学，多少有些不易理解，让我想起了罗伊斯。……在某方面他比罗伊斯现代，他说神是人内心的道德理想，当人发展时神道也发展。……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我们的主人似乎是位通才：参议院议员、教育权威、兰花爱好者、画家以及我搞不懂的一些才能。……不管你怎么看日本人，他们大概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也许过于有教养了。”[25]

3月5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我已举办3次讲[26]座。他们是有耐心的民族，听众仍然较多，大约有500人。”[27]

3月7日，星期五，上午，参观帝国博物馆。[28]

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现代科学与哲学改造”。[29]

3月8日，参加一个招待会。[30]

3月9日，观看日本的能剧。参加女子大学校长成濑的葬礼。

3月10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昨天，我们第一次欣赏了能剧（Nohdrama）。我们上午9点到达那里，我下午2点前离开去参加成濑先生的葬礼，而你妈妈一直看到近3点，她得去一所学校讲演。……回头说星期六，招待会令人愉快。我们遇到在教会中小学和大学任职的美国教师，在我看来他们友好而睿智。……星期二晚上，妈妈邀请X夫妇和其他一些人到日本餐馆吃晚饭，包括我们自己共有8人。……哦，对了，星期五上午，我们去了帝国博物馆，馆长带我们四下参观。我不想描述博物馆，只是想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被带到一家烟斗店，你妈妈买了3只日本小烟斗，即女士烟斗，相当[31]精巧。”

3月11日，星期二，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关于经[32]验与理性的概念变迁”。

3月12日，陶行知在致胡适的信中写：“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叫我觉得又惊又喜。为何惊呢，因为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既而又想到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想到这里，又觉得大喜了。所以即刻就把这事和郭先生谈了一下，当时就决定由他经过日本的时候当面去请。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我不久也要写一封信去。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你看如何？上海一方面[33]等写信和省教育会商量之后再看下文。”

3月14日，郭秉文、陶履恭在东京拜访杜威，邀请杜威来华讲学。[34]

3月14日，星期五，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影响逻[35]辑学的改造”。

3月14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我们刚参加过一次小规模的野外聚餐会。你妈妈有点感冒，所以，仆人把晚饭给她送上楼，以免孤单也把我的送上来。……他们当然是性情温和的民族。我观察过从附近公立学校出来的儿童，未见一例欺负人或挑逗的情况，只有特别温和的那种，没有争吵和近似于争论的情况。……昨天，我们在那个区，妈妈又去那里买了个烟斗，跟他讲了人们对礼物的赞美。……今天下午，就有人给她送来一些可爱的百合花和孤挺花，送花人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晚饭我们是去一家日本餐馆吃的。在这家鱼味餐馆里，我们自己烹制鱼和蔬菜，但这次不用炭火而用煤[36]气。”

3月14日，杜威夫妇在同日的另一封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我未能参加一所私立幼儿园举办的玩偶节活动，结果，今晨收到孩子们寄来的明信片和许多他们自制的礼物。礼物都是玩偶，很有趣，我要寄回家一些。……今天的日程是这样的：去一个传教士家吃午饭；然后参加你父亲下午3：30的讲演；之后参加为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举办的宴会。明天是我的自由日，小秘书将带我去购物。……明天，我们去邻居家吃午饭。……上星期二的婚礼是我们见过的最有趣的社交聚会。这种仪式是基督教式的，来宾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富贵和时尚。”[37]

3月18日，星期二，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伦理学[38]与教育学的改造”。[39]

晚上，参加在军械场花园举行的晚会。

3月20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星期二晚，H将军在军械场花园为我们举行晚会。……我们本来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入军械场。约有25人参加，大部分是基督教协会成员以及日本教会的牧师们，前一天晚上我在那里作过演讲。将军热衷于引入更多的民主，[40]我就民主的道德意义发表演说。”

3月21日，星期五，下午3：30，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影响社[41]会哲学的改造”。

乔治·戴克威曾指出：“杜威的讲座对当时日本大多数的哲学学者，尤其是老一代的哲学家，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受德国哲学的影响，这些思想家所钟爱的是理性的、绝对的、系统的哲学，而不是[42]杜威和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经验的、具体的、实践的学说。”

3月22—25日，《晨报》发表署名徐彦之的论文《实验主义的方[43]法论》。

3月25日，克莱斯（Scudder Klyce）致信杜威，请求杜威为他的书《宇宙》（Universe）写一个导言。“确信这会非常实用地有助于找到一个出版商来出版它，并且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来使读者阅读[44]它。”

3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适之吾兄鉴：今早到东京，午后往访Prof.Dewey于新渡户家。彼询兄之近况。恭以教授而外，复从事于新文学译剧等事。彼甚喜。彼极赞兄之论文。恭告以现著有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乃根据于前论文之研究更扩充之。Dewey夫妇定于五月间来华，拟先到广东，然后到南京、北京，可在三处讲演。并云拟不日复兄之信。在三处时，只需Local Expenses至Exchange Professorship。彼亦甚赞成。惟今年恐不能在华久留，以九月间回美授课也。顷与郭君商好，吾兄可函询梦麟及陶知行君，为一共同之举动，（蒋、陶已由郭君专函告之）函请Dewey来华。至办法经费，可由三君商量。此时彼又赴帝大演讲。彼自谓此行专为观察风景，在东京只参观女学校一处云。（下略）”[45]

3月27日，杜威夫妇在写于镰仓的家信中说：“今天上午，帝国大学的3位教授来访。他们希望详细安排我们在此的活动日程。……但他们不能明白，我们在去中国之前无法说出要做事情的准确日期。……目前反美势头正盛，似乎主要限于报章，但多少也受到人为的煽动，可能是受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的挑唆。……抨击美国是抑制自由民主情绪传播和强化军国主义政党之论点的最简易方法，就好像扭[46]住了狮子的尾巴似的。”

3月28日，杜威夫妇在写于东京的家信中说：“明天我们再去镰仓，离这里只有1小时30分的车程。我们还将做短途旅行，去山里和温泉区。……我们可能几天后返回，停留约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去京都旅行5天，参拜位于伊西（Ise）的神殿，它是日本最古老最神圣的神道教神殿，意味着它是皇家祭祖的主要地点。……我们在这里已有6个多星期了。……对他们非常不幸的是，他们成为头号强国的速度太快了，很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实现他们的声誉和地位是件可怕[47]的任务，他们可能会被压垮的。”

3月28日，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的杜威给胡适回信，此信的译稿刊登在1919年3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附张上。此信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的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可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原定讲演八次，已讲了六次，本星期可以讲完。他们要译成日本文，所以要我把讲义写出来，因此我竟不曾有很多浏览风景的机会。”“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致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担揽的地方就下来看看。”“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48]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胡适与杜威的交往很深。举几个例子，1915年10月8日，胡适在致韦莲司的信中写：“我已经在这个新大学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了。总[49]的来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教授，我尤其喜欢杜威。”1933年9月15日，胡适在致韦莲司的信中写：“今天的大事是我看到了约翰·杜威博士（Dr.John Dewey），他看起来极健康，极有精神。又极慈祥，极[50]快乐！”1949年，胡适在杜威九十岁生日庆典上讲话，“我们非常感谢你在中国居住的时间比你在其他外国所居住的时间都长。你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准确地说是两年又两个月。你曾到过中国11个省份的学校里生活过，与当地的教师和学生交谈过，为我们带[51]来了新的哲学和新的教育理论。”

3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启事，公布征集到的会员演讲题目，一共23个，请会员选择所欲研究题目和演讲月份。其中第六个题目为“何谓‘实验主义’（Pragmatism）”。[52]

3月31日，陶行知在致胡适的信中写：“今日接到郭秉文先生的信，他说到日本已经见过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并不是帝国大学交换教授，不过游历的时候带着演讲就是了。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说4月中就可到中国，打算游历上海、南京、扬子江流域，一直到北京。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留中国一年。既然有此很好的机会，这一年光阴自然不能轻轻放过。怎么办法，要等郭先生和哥仑比亚大学商量后才可定当。杜威先生到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弟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孑民先生商量推举一人，以便接洽。附上敝校所拟办法数条，请与蔡孑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蒋、沈二君现在北京）磋商，并请赐教。杜威先生来期[53]已迫，请从速进行为要。杜威先生通信地址一纸，请留存尊处。”

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他的著作当中，和教育最有关系的，一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二是《将来的学校》，三是《思维术》，四是《试验的论理学》。这四部书，是教育界人人都应当购[54]备的。”该文又载于《新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7月15日。

3月，《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2期发表郑宗海译的《杜威氏之教育主义》。“今日教育新思潮之领袖，当推约翰·杜威，兹编译自其‘予之教育主义’（My Pedagogic Creed），此虽数年前旧作，然与其近年所刊印之《民本主义教育》相较，无甚参差，近闻杜威氏正讲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想其游华之日必已不远，因亟译是篇以介绍其教育[55]学说于吾国之教育界。”该文分五节：何为教育，何为学校，教育之材料，方法之性质，社会之进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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