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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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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励志文集试读：

郑励志教授在学术上信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中坚持辩证看问题，重调查研究，讲实情、说真话。他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努力做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有几件事特别令人难忘。

1977年，刚从“文革”大难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理论界仍被“左”禁锢着。有关方面决定这一年秋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了解外国的经济形势。得知此信息，郑励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几个月，研究美、日、英、德、法、意等15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前战后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解放思想、突破框框。1977年11月29日，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是‘日薄西山’而是‘突飞猛进’”。他对400多位来自全国的世界经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战后近30年的发展速度之高，实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所罕见”、“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在战后经历了它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各国工业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全场静静地听取他的报告，并报以热烈掌声。会后，学术界的老领导、老前辈薛暮桥、骆耕漠、于光远等握着他的手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此报告以《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为题，刊登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日本的主要经济刊物《世界经济评论》也分两期全文译载，并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名师蒋学模教授在经济学科职称评审会上说：“郑励志仅凭此文早就该当教授，还评什么？”

1978年初中央再次提出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任务，郑励志又钻研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在1978年秋应邀在上海市几十个区、县、大专院校、大企业、军事院校等，两个月内做了三十场报告，很受欢迎。

1978年12月，历史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正在摸索改革开放的路子。1979年10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厦门召开了“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讨论会”，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正在兴起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是怎么搞的。当时，尽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已传达，会议组织者也一再鼓励与会者摒弃教条，实事求是；但由于长期的“左”的影响，仍心有余悸的专家学者还是言不由衷地谈“四小龙”经济的“不是”。郑励志本是应邀去协助会务的，未来得及准备论文，本不打算发言。但主办单位执意要郑发言，想听听不同的声音。郑一上讲台就直抒己见，他在会上表述了如下意见：20多年来，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相当快，由于相当一个时期的高速发展，台湾地区经济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台湾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的任务，正在向以重工业为主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发展。在分析快速发展的原因后，他对“台湾经济是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等当时在大陆颇为流行的说法一一加以分析批判，断言现在的台湾经济已经摆脱了殖民地经济的阴影。最后他说：“对20余年来的台湾经济发展，应该基本予以肯定，其中有些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如引进外资和技术，大力开展加工出口贸易，开辟加工出口区，建立出口工业基地等。”他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使400余人出席的会场鸦雀无声，而报告声话音刚落，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厦门会议经这么一个转折，空气活跃起来，真话多起来。在那以后不久深圳等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起来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郑励志特别关心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国有企业的改革。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快慢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三次作为客座研究员留学日本山一证券经济研究所，认真考察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的股份公司制。但当时国内保守的气氛还很浓，1984年5月，在复旦大学的校庆科学讨论会上，他首次提出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以提高企业效率的主张，被一些同事斥为“又在搞异端”。1986年12月，郑励志应邀向上海市党政领导班子介绍国外的公司制度时，他积极建言：要使国有企业有活力，应该将现有的企业体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表示这一改组会比50年代实施公私合营困难得多，恐怕要花20—30年时间去完成。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至90年代初，郑励志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大阪经济大学和山一证券经济研究所、大阪证券交易所等十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大公司作了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的报告。1992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郑励志作了题为《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是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书面发言。该发言再度指出，国有企业年复一年经济效益低下，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既无权自主经营，也不必负最终责任，它的领导机关亦基本如此。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机构对它的经济行为真正负责，只有国库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负真正的、无限的责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吃的是十一亿五千万人的‘大锅饭’”。“发言”指出了这种大锅饭的种种弊端，坚决主张将国有企业改组为国家股占优势，由国家、企业、本企业职工个人和社会上个人等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言”列举了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七大益处，包括可以通过国有股的减持来为国家迫切需要投资的事业筹资等等。“发言”指出国有企业的股份公司改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渐进而行，要花15至20年时间去完成。此书面发言当即被国家行政学院刊登在其学报上。中共十五大后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朝着股份公司化的方向发展。郑励志继续就建立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问题建言献计。

郑励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东京，看到外国传媒对自己祖国的误传和中伤，外国政府对祖国“制裁”，他无法平抑心中的义愤。他在与日本学者(1)渡边利夫教授合著的《展望九十年代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在对中国的抨击日渐猛烈的氛围中，我还是要站出来为自己的祖国辩护。在四十年漫长的岁月中，我自己亲身经历并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在动荡和艰难中所走过的历程，我还是坚信建国的成就是巨大的。要提高十多亿人民的生活水准，就人力而言，实在是一项过于艰难的伟业。尽管其间也有种种失误，但将中国发展到如此境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其方针和政策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郑励志1980年起多次出国进修和进行学术交流。他利用这个机会游学日本全国，广泛交流，广交朋友，珍惜友谊，在日本学术界结交不少知己。例如日本学士院有经济学科（包括经济学、商学、管理学）院士定额15名，20世纪90年代实际13名，郑励志与其中11名谋面，向他们请教或参加他们的研究会。尤其日本经济学大师大内力、都留重人、宫崎义一等三位院士，京都大学经济学名师伊东光晴教授、山口大学经济学名师安部一成教授等，郑励志每访日本都要拜访请教。郑励志与其交往甚深，得到他们的莫大帮助。他通过这种关系，终于创办了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并长期担任负责人，直到1998年辞去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获得日方个人和单位的资助已达2亿余日元，图书数万册。

郑励志还为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呕心沥血、献计献策，广交台湾朋友，以诚相待，获得不少台胞的友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余开祥原所长2010年7月2日

(1) 日本NTT出版社1990年日文版。前篇学海击棹第一部分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中国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地加快。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它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发展趋势又将怎样？这里，我们就十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1)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整理一些资料并谈点粗浅看法。一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般用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2)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尽管这些指标不很科学，但用于同一类型社会的历史的和国际的比较还是可以的。为了弄清十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发展速度在近代资本主义史上所处的地位，我们将1871年至1977年间的一百余年分成长短大致相等的三大阶段：1871-1913年，1914-1949年和1950-1977年。1871-1913年是世界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帝国主义最终确立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国政治上基本上统一，没有世界规模的大战，发生了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国际经济关系一般较为稳定。1914-1949年则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一阶段之所以划到1949年，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到这时候才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1950年起的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有某些相似之处：没有世界性大战，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国际经济关系也较第二阶段稳定。a表1　1871—1977年十五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表1表明，战后这一阶段，除美国而外，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然而，这是就国民经济的总体而言，并没有考虑到人口变动的因素。由于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国家（只有加、日、法三国例外）战后的人口增长率都比以前降低，若按人口平均计算，那么这十五国在战后的经济增长率都无一列外地比战前快得多。见表2。表2　1871—1977年十五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表2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每年是1％至2％，有的还不到这一数字，最高的也只稍许超过这一范围。而战后二十八年间，多数国家的年增长率都在3％到5％之间，日本则达到7.4％，即使以“走走停停”著名的英国的增长率也同战前发展最快的国家差不多。1953年这十五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共是6014亿美元，1976年则达41230亿美元，扣(3)除这期间的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加了2.3倍，增长最快的日本在二十八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九番以上。

各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更高。日本的工业生产从恢复到战前水平算起（1953年），到1976年为止，每年平均递增11.3％，二十四年间翻了十二番；意大利1950—1976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2％；联邦德国6.1％；奥地利、荷兰、芬兰的年增长率也都超过6％。若将十五国作为一个整体计算，战后阶段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871—19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倍半，为1914—1949(4)年的近两倍。(5)

战后阶段，各国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在2％至3％之间，这一数字就多数国家来说，也都高于战前各阶段的增长率。

总之，不论从工业、农业或是整个国民经济来看，战后长达近三十年间所呈现出来的发展速度之高，实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所罕见。

一百三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6)还要多，还要大。”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中所生产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它们在过去两百多年的统治中所生产的总和。以美国为例，它在最近二十年（1958—1977）的工业总产量比它在这以前两百年间的工业总产量还要多。日本最近七年（1971—1977）的工业生产量相当于明治维新后一百年间（1869—1968）的工业生产总量。即使是战后发展最慢的英国，它的工业（包括建筑业）在战后三十年间（1946—1975）的总产量也同18世纪(7)初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止共238年的产量的总和一样多。

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较快速度发展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看待？是否偏离马克思主义对其发展的基本论述？不，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证明列宁诊断的正确性。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寄生、腐朽性以后，紧接着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8)得多。”我们认为，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整个说来……比从前要快得多”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二十年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一次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有了较快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尽管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即将和最终确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并不能简单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停滞不前了。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就此完全停滞，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较快发展的时期。列宁的这一论断，非常科学、非常辩证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非常辩证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

可是，我们一些同志，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领会列宁对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这一论断，因而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估计不足，认识模糊。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一个论断是有一定影响的。

斯大林在1952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重要著作中，曾述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且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列宁1916年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已经失效

(9)了”。斯大林的这一论断使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战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技术方面都不可能迅速发展了，甚至一年不如一年。然而战后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斯大林的论断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列宁的论断依然有效。

还应该指出，对于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国外的大多数经济学者，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最狂热的拥护者、辩护人也是没有料到的。日本池田内阁的智囊，以设计“所得倍增计划”而出名的下村治，在他雄心勃勃的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经济计划”中也只把每年增长率定为7.2％，而且还被当时的日本舆论斥为异想天开，实际上这十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以上。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早在1963年就写道：“对于资(10)本主义来说，战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而正是在这以后的十年间，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它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代”。二

为什么在战后这一段时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过去快，甚至快得很多？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为何还会出现这种看来与“腐朽”截然相反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运动中找到答案。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11)动力。”我们应该根据列宁关于矛盾的尖锐化是当代最强大的动力这一思想，来认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使生产发展遇到严重阻碍，甚至发生倒退；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给垄断资本的统治带来了致命的危险，它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推动着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力求缩小危机和加速经济的增长。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后者的作用会压倒前者，使国民经济在一段时期出现较高速度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情况是这样，第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情形亦如此。当然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国家都有它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特殊的情形，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所不同，但在一些方面则是相同的。就战后来说，它们都着力于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以及建立有利于对外扩张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认为这是促使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取得较快发展的共同因素。（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各国经济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它总是在以往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有重大的突破，出现重大的发明创造，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从历史上看，生产力和科学都存在着加速发展的趋势。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方面垄断的统治愈益成为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桎梏，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又迫使垄断资本从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科学技术中寻找出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战后，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一道建立了大批科研机构，投入了空前的人力物力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促使战后科学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出现了被称为人类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局面。据国外科学界估计，全人类有史以来的科学家中，现代科学家占90％，现在人类所支配的科学成果，有一半产生于1960年以来的十几年中。由此，科研成果工业化的周期也比过去大大缩短。据美国资料，工业产品从孕育到普及，19世纪末平均要七十多年，战后则缩短为二十多年。如电是1708年发明的，到1800年才工业化，相隔近百年。而集成电路从1952年发明到1959年工业化，相隔不过七年。

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来源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战后的科技革命已成为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极其重大的因素。首先是美国，随后是加拿大、西欧各国和日本都争先恐后地利用这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来维持它们的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榨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削弱，从而与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很大的西欧、日本都竭尽全力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经济，实现工、农、科技的现代化，争取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因而，战后从美国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迅速波及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过去国外经济学者对这方面多有忽略。这里，就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资本积累、改变国民经济结构以及扩大市场等方面的作用作些探讨。1．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一个国家或社会，要使经济持续发展，一般就需要不断投放追加的劳动力或不断提高已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都普遍地、大幅度地提高，大多数国家超过战前七(12)八十年间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三倍甚至三倍以上。过去二十多年间，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下面作一个各国（为了节省篇幅只列一部分国家）制造业生产量、投放总工时和劳动生产率三者的年平均增长率的比较。表3　1954—1973年八国制造业的生产、投放工时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

从表3中可看出，除了发展速度特快的日本投放总工时增加较多外，其余各国增加甚少，有的则绝对减少了。毫无疑问，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这些国家工业发展较快的最重要因素。

在农业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要快些。战后三十年来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6％左右。1964—1975年间，西欧一些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的百分比如下：奥地利7.3％、比利时5.1％、英国5.8％、法国5％（1970—1975）、联邦德国5.8％、荷兰7.9％、(13)意大利6.4％、瑞典5.5％。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高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普遍现象。结果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在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1950年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有990万人，1977年已减少到400万人以下。

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生产电气化、自动化、化学化的广泛发展，不仅大大改善和提高了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质量，而且对改进交通工具、销售技术、企业管理也产生重大影响，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例如，由于设备规模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一个年产500万吨钢的钢厂职工人数，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数万人，下降到现在的数千人。再如，美国1975年拥有的15万台独立工作的电子计算机所完成的信息处理能力大约等于4000亿人的工作量。很显然，战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2．促进了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战后各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比战前快，是和这些国家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更大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分不开的。在这些国家中战前只有个别国家的个别年份的(14)积累率略略超过20％，战后则相反，只有个别国家的积累率低于20％。无论是哪个国家，战后的积累率都大大高于战前。有些国家(15)如日本，1970—1973年的平均积累率竟高达39.2％。

战后积累率之所以如此之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首先，作为积累的主要来源的剩余价值的大幅度增长，从战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是垄断资本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的。“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16)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其次，科学技术是资本积累的物质内容。积累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而固定资本的投资总是伴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管理方法的采用。没有科学技术的持续较大的发展，就不会有固定资本投资的持续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没有巨额的资本积累也就不可能持续不断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的管理方法。

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和资本愈益集中到大垄断资本集团手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财团的势力都是以前不可比拟的。这就使垄断资本有可能迅速采用耗资巨额的新技术，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3．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另一个令人注目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表4　各经济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表5　各经济部门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

上面两个表清楚表明，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结构最显著、最重要的变化，是农业地位的猛烈下降。如日本1956年就业于农业的人数为1615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9％，1975年已降到74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14％。在另一些国家，战后农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已经很小，还在迅猛下降。但这种情况并非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重要。它是在各国都相当重视农业，农业生产继续发展，并且基本上保证本国对农产品的需要（有些国家，如美、加、法有大量出口）的情况下发生的。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重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欧各国和日本都是利用战后科技的成就，从60年代前后进入农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的。而农业机械化实现较早的北美国家，在战后也继续深入实行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自动化乃至工厂化。现在一、两个人就可以顶上过去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劳动。因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从农业领域不断游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所必需的追加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猛增。所谓服务行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必须具体分析。有些服务行业专供富商巨贾、达官贵人穷奢极欲生活之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腐朽和没落性。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服务行业为组织现代化生产活动和生活所必需。例如，美国农业生产中专业化协作愈来愈发展，出现了诸如种子公司、施肥公司、除草公司、燃料公司、饲料公司、油料公司、兽医公司等服务行业。1974年美国的“农业服(17)务”企业达6万多家，雇用着50万名职工。这一类服务行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4．扩大了市场

市场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必需条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首先依靠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使得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较高速度的发展，主要的正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资料市场的急剧扩大所造成的。首先，科技的迅猛发展所引起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品种、新的工业部门、新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都需要不断地、大量地添置新厂房、新设备。其次，科技的迅速进步，导致机器、设备的陈旧化愈来愈快。据美国有关机构的一项估计，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机床的磨损平均期限是十年，至60年代则已缩短为五年。这也是扩大生产资料市场的重要因素。

科技的进步不仅促进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而且也提供物美价廉、款式新颖、效用广泛的各类消费品，为其打开国内外销售市场。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垄断资本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了庞大的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通过长期顽强斗争，他们的实际工资也有所提高，尽管这种提高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速度。据官方统计，1954年到1976年的23年间，各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a表6　1954—1976年十五国工人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

由于工人实际工资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国内消费市场有了较大的扩充。垄断资本所采取的分期付款办法，在一定时期助长了这一趋势，特别是扩大了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市场。

还应该指出，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交通运输的面貌。大型快速的运输工具，如几十万吨级的大轮船、可乘几百人的亚音速和超音速大飞机，可以大量迅速地并且较廉价地向世界各地运输物资。这些都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促使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加强，在一定时期对经济发展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

各国垄断资本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尖锐的矛盾，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对再生产的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大特点。各国政府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和其他各种政策措施，大肆干预经济生活，渗透到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方面。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表现的财政开支愈来愈大，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在战后都大大提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国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率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只有个别国家在个别年份才超过百分之二十。战后却相反，除瑞士稍低于百分之十外，大多数国家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有些国家如英国、荷兰、瑞典、比(18)利时、意大利都接近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样庞大的政府开支，对于稳定和扩大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垄断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设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各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之所以被利用，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国家的干预和帮助。例如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负担了组织科学研究的责任，据估计，1973年各国科研经费中政府负担的比例如下：美国53％、日本27％、联邦德国49％、英国58％、法国58％、意大利51％、加拿大63％、荷兰40％、比利时48％。许多国家的垄断资本利用外国资金和引进外国技术，也有赖于政府的帮助。垄断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大笔资金离不开政府金融机构的贷款，这在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日本战后每一重大的科技发展都是由日本政府推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反危机措施”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经常性工作。它们通过财政和金融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资本积累、刺激生产以及暂时缓和经济危机、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已经发展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制订计划。尽管在私有制和激烈的竞争下面，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生产根本谈不上计划性，但像法国、日本政府等不断抛出的各种经济计划，对引导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经济的扩张，也是起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的。（三）战后的某些国际经济环境，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际经济关系是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既有矛盾尖锐的一面，也有不得不互相依存，以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的一面。20世纪30年代，受到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危机冲击的西方各国，为转嫁危机、保存自己而相互进行激烈搏斗，使国际经济关系极端紧张，矛盾空前激化，破坏了各国的经济往来，各国经济因而遭受沉重打击。有鉴于此，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利用它在政治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建立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一套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固然要以此为工具，控制西方国家、称霸西方、称霸世界，但确也促进了西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1．国际贸易增长迅速

资本主义大量的生产需要广大的市场，它超过了它们国内自己能提供的，因此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愈来愈大，对外贸易成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线”。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发展都很快，不仅比战前几十年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并且大大超过了各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见表7）。表7　1954—1976年十五国GDP与出口贸易量平均增长率比较（％）

出口贸易的持续较高的增长率无疑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它之所以能迅速增长，一方面固然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推动，同时和战后的国际贸易环境也是分不开的。例如，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美、日、西欧各国经过几番较量，拆除了若干贸易壁垒，它们之间基本上实现了自由贸易。“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规定和做法，也还有稳定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秩序、稳定某些国际商品价格、稳定国际间的清算等作用。所有这些，都使西方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条件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相比，较为有利。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化，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互为市场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别是西欧共同市场的成立和发展，以至实行共同市场内部的完全自由贸易，更加强了这一趋势。第三世界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战后以来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贸易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比30年代小得多。2．美国资本输出大量增加

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大大加强了。大量的美国资本输出到全世界，特别是对第二世界的直接投资增加很快。1946年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是25亿美元，在西欧一共才10亿美元，在日本则尚无直接投资。而在三十年以后美国对这三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已经猛增到936亿美元，即加拿大339亿美元、日本38亿美元、欧洲559亿美元，其中英国157亿美元、联(19)邦德国104亿美元、法国60亿美元、瑞士57亿美元。通过直接投资，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约有7000家以上(20)的子公司在欧洲十国中经营业务，雇用了约200万职工。

美国垄断资本向第二世界大肆扩张的目的，固然是要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但不能否认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入这些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建立了新兴工业，扩大了工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3．技术贸易的发展

战后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引进外国技术来实现的。国际技术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国家，特别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与先进国家存在着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技术差距。它们利用技术贸易，大量引进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先进技术，从而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年来，国际技术贸易的规模愈来愈大。美、英、法、联邦德国和日本五国1973年的国际技术贸易，收入达47亿美元，支出为28亿美元。国际技术贸易的蓬勃发展也是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4．大量进口第三世界的廉价原料

从亚非拉地区大量进口廉价的原料、燃料，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开采第三世界的矿产资源变得更加容易。第三世界国家经过长期斗争，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后，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也得和西方国家进行一定的贸易往来。西方国家则利用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价格极其低廉的原料、燃料源源不断地从第三世界流进资本主义国家，使后者能比较顺利地实现扩大再生产。

以上三方面，我们认为是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共同的、经常性因素。此外，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日本和西欧国家经济生活上的严重创伤，美帝国主义对朝鲜、越南的两次侵略战争和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的军备竞赛，也在一定时期推动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三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战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较快发展以后已经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参见表8。表8　十五国战后各个时期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由表8可知，20世纪70年代各国的年平均增长率除挪威一国外，普遍下降极其明显。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以往推动和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较快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的作用，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科学技术革命，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后，它的波峰似乎已经过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固然作用很大，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作用带有很大局限性，只有在能够给垄断资本家带来巨大利润的情况下，其才有可能发展。这方面目前也出现了新情况。如上所述，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依靠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来支撑的。但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矛盾日积月累，虽然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候可以被掩盖，但终究不能消除，最后终于导致了1973—1975年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给各国垄断资本以沉重打击，至今还看不出“光明”的前景，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无不产生影响。此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初期存在着科学技术上的差距，现在基本上拉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次，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不可避免的代价——通货膨胀已经日趋恶化。196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数，已从上一年的3.1％猛增至4.7％，从此再也没有回到3％以下。这几年许多国家都为双位数或近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所折磨。通货膨胀已成为阻碍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由于亚非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斗争的开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廉价的原料燃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由于美帝霸权地位的衰落，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逐步瓦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更为激烈，排他性的保护贸易政策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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