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顺庆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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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文论(32)试读：
可比性与比较文学学派
曹顺庆 韩周琨摘要：比较文学学科建立的基础是可比性，同样，比较文学学派建立的基础也是可比性，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认识并不清楚。目前的国内外比较文学专著与教材对此都语焉不详。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名称中的“比较”二字在学科发展历程中引起过诸多误解和争论，其争论的实质问题实则是“比较”的含义是什么，或明确些：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哪里？因此，可以说，可比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命线，是比较文学学派建立的根本。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中国学派之所以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上得以相继确立，便是因三个学派中的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各有明确的界定和清楚的认识。
关键词：可比性 比较文学学派 学科理论
纵观比较文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由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已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即以法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一阶段，以美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和以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中国学派学科理论为核心的第三阶段。笔者将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态势形象地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一圈圈‘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这个“涟漪式”结构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以文学为中心。尽管这个“涟漪”漾出的三个圈子大小不同，框架各异，中心却是稳定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即便是平行研究下的跨学科研究，其支点也是文学，意图揭示出人类文化体系的共通性及文学的独特性。其二，已形成的三个涟漪圈由里到外逐渐增大。从最内圈到最外圈依次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三个学派的形成过程不是以外圈否定内圈式的线性发展，而是层叠、累进式的发展。其三，贯穿三个涟漪圈的主线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间的每个阶段都有来自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质疑和挑战，这些质疑和挑战类似于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比较文学学者关于学科理论及其定义的争论，引发一次次学科“危机”。而这些“危机”下的学科争论实质上都是围绕比较文学可比性的思考。围绕可比性，法国、美国、中国的学者分别以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与变异性作为可比性的依据构筑起三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厦。因此，可比性是贯穿三个涟漪圈的主线，也是三个比较文学学派成立的合法性所在。一、同源性与法国学派
比较文学在近代发端于欧洲，初步形成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虽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提出“世界文学”这一重要概念的是德国学者、著名作家歌德，他认为整个人类文学是一体的、相通的，“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创办世界上第一份比较文学刊物的是匈牙利人，1877年，匈牙利的梅茨尔在罗马尼亚发行了全世界第一份比较文学刊物《世界比较文学报》，该刊连续发行了十年，注重对边缘民族的翻译和介绍。世界上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是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于1886年发表的《比较文学》，全书包括引论、氏族文学、城邦文学、国别文学、世界文学五大部分的专题研究，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和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释，波斯奈特也堪称是比较文学的先驱。此外，1887年德国学者科赫创办的《比较文学杂志》，内容不但包括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相关内容，也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问题，该杂志在当时颇有影响，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开端。
由此可见，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英国、匈牙利、德国等国家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且欧洲早起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就已经涵盖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胸怀和正儿八经的“比较”。也就是说，在法国学派创办之前欧洲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既然欧洲的比较文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为什么后来欧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注重实证性的“影响研究”，走上一条自我设限的学科道路呢？且为什么欧洲唯独出现了“法国学派”呢？
这其中的直接原因是来自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的挑战。克罗齐攻击比较文学的主要依据是：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比较”也不足以成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克罗齐“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克罗齐的挑战一针见血地戳到了当时欧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痛处，即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尚未明确该学科的定义和实质，缺乏对可比性问题的系统性思考，不具备一门学科成立所应有的科学性界定。可以说，克罗齐是“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克罗齐对比较文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导致了第一次学科危机，引起了圈内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身份与可比性的反思。
面对圈外人的挑战，法国学者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卡雷、基亚先后提出了针对性的见解。具体而言，为寻找比较文学可比性的依据，法国学者主要在几个方面作了努力。首先是反对没有同源关系的乱比。巴尔登斯伯格在法国《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的纲领性导言《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中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其次是加强实证性和科学性。强调主观随意的比较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是因为被比较的双方缺乏有事实联系的同源关系，所以要让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站稳脚跟，则需要增强其科学性。为此，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认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最后是将比较文学精确化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在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而基亚也坚持卡雷的观点，并提出比较文学的定义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上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欧洲早起的比较文学如同原野上遍地分布的小草，一派生机，无奈在茁壮成长之前便遭到学科打击，而在法国学者的精心袒护下，比较文学寻找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使生命得到了延续和兴旺发展。“学派”一词是个学术概念，一个学派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对相关学科有明确的定义，并拥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法国学者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实证的、科学的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体系，他们摒弃了“比较”二字，成功地回应了圈外人对比较文学比较的“随意性”的质疑，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缩小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于是形成了以誉舆学（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为主要架构的“影响研究”。其中，法国学派以同源性作为可比性依据，并将之科学化、精确化。可以说，可比性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产生的根本动机和原因。
法国学派的形成受到当时历史和学术环境的影响，法国学者将同源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依据，是他们在面对学科“危机”时，进行苦苦反思和追寻后的选择。“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观点的提出，是法国学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表现出的技巧；排斥“随意”的比较，倡导科学性，也是为寻找学科存在理由的需要。尽管法国学者在回应圈外人质疑，拯救比较文学于“危机”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因这种摒弃“比较”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自我设限太多，必然会留下学科后患。“追求科学的含义”是以牺牲“全部美学的含义”为代价的，因为涉及美学性的思想、情感、心理、文学批评等是无法实证的，所以影响研究将其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梵·第根将文学研究的领域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三大部分，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进行严格区分；基亚也批评“总体文学”及“世界文学”无益、不切实际。这违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造成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此外，以“关系”代替“比较”，只研究一国对一国的二元事实关系，把比较文学狭隘地窄化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限制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可见，法国学派依据同源的可比性而建构的学科理论体系因“人为的设限”太多，无疑会引起圈内人的反对和挑战。二、类同性与美国学派
法国学者尽管将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攻击而造成的学科“危机”变成了学科理论发展的一次“转机”，并且建立了立足于同源性的法国学派，但因放弃“比较”，一味追求影响关系的方法论体系隐忧太多，随着时间推移已无法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最先站出来抵制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是美国学者韦勒克，他在1958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发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宣称，“在方法和方法论方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如果要让学科获得生机，应当把文学批评纳入研究范围，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正因为这样，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便是文学史中最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在韦勒克看来，法国学派定义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是两种文学之间的“外贸”:“比较文学如果被狭隘地看成双边关系就不可能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它就只会去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从而只有研究文学创作中的鸡零狗碎的东西。它就不会允许研讨某一部作品。比较文学就会完全沦为……文学史的辅助学科，只会有琐碎、分散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文学性”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目标和“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对象，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
美国学派的另一中坚学者雷马克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学科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该定义强调平行研究和综合研究，为美国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方法上，韦勒克补充道：“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它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在论述过程中，描绘、特性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同比较法一样经常地被应用。”从雷马克和韦勒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学派恢复了原有的平行研究，并提出了跨国家、跨学科、跨语言的“世界主义”观点。基于此，美国学派以类同性和综合性作为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特征得以确立，类同性指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而综合性则是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比较的一种交叉关系。不论是通过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来总结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越性比较来寻找学科交叉处的共通性，都是以寻找“类同”为目标。拿来比较的对象之间是否可比，就在于它们是否具有在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上规律性的类同，比较的结果是总结出“文学性”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立足于类同性与综合性，美国学派建立起了一套学科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在对影响研究已涉及的“主题学”和“文类学”进行补充的同时，开拓出了“类型学”“比较诗学”和“跨学科研究”，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对被后来学者归纳为以“类型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苏联学派”也曾有过一定影响。苏联学者将比较文学视为一门规范的学科并命名为“比较文艺学”或“比较诗学”，重在研究不同时空、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或明或隐的契合点。“类型学”的研究视域既包括文学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包括诗学品格上的平行比较，是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融合，因此也依旧囿于法国学派提出的同源性和美国学派主张的类同性的可比性藩篱内，因此不是一种创新性的观点。由于其理论特征不鲜明，方法论体系不完整，故不足以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文学学派。
当然，美国学派建立的这个体系也有其不完满之处。第一个不完满之处是体系内部存在的学科边界的扩张与收缩的矛盾。韦勒克提出要重视“文学性”，但又走向了一个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的极端，他甚至认为可以将比较文学“干脆就称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把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等同起来，无疑又会让比较文学陷入无限扩张的危机中。而韦斯坦因为了避免出现学科边界无限扩张的问题，则无意把东方文明圈的文学纳入平行研究的视野，缘由是“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在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一方面是为了追求“文学性”而把研究范围扩张，另一方面又不惜违背“总体文学”的宗旨，把研究视野局限于欧洲文明圈，这种扩张与收缩的矛盾，是学科体系内部的一大不足。
第二个不完满之处是一味求同，排斥差异的比较，特别是对不同文明之间异质性的忽视。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相似的文学发展规律。因为这种文学发展规律上有类同处，所以没有影响关系的对象之间具有可比性。平行研究的目标也就是要总结出“文学性”，探寻文学发展规律的奥秘。倘若比较的对象设置成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学，美国学者或“迟疑不决”，或赞成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但终究也是为了求“同”。比如，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说：“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他就认为东西方文明差异太大，平行研究恐怕会难以驾驭。韦勒克对此则表现得更为开明果敢，他认为“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因而也可以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相较于韦斯坦因的观点，韦勒克在承认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学有共同的可比性这一点上，和钱钟书在《谈艺录》序言中的表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观点一致，即认为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东西方文学的可比性在于共同性，这是值得肯定的。韦斯坦因和韦勒克虽然各有各的道理，但他们争论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有类同性的对象之间才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个分歧只是同一学科理论指导下的不同结论。
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理论体系不完满之处，尤其是忽视异质文明之间差异性比较的失误，为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形成留下了一个学科命题假设：差异性（或异质性）可以作为可比性。三、异质性、变异性与中国学派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崛起，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世界进入一个多元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而国际形势与学术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必然可以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上体现出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跨越性很强的学科，自然也不例外。两极格局解体后，文明的冲突取代原来两大社会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而上升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文明的异质性凸显出来，当今的比较文学也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即不同的文明是否具有可比性？
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往多是同在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希伯来圣经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圈内部的比较，对于不用文明之间的比较则鲜有观照。然而，要践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和国际化的宗旨，实现真正多元的“总体文学”，必须要正视跨文明研究的问题。“总体文学”关注各国文学的共同发展问题，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暗含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世界性胸怀和学科目标。基亚等法国学者批评“总体文学”，对“世界文学”表示了不满，美国学者则以“总体文学”突破了以实证性影响研究的停滞局面。然而，即便如此，如果说法国学派的看法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沙文主义”，美国学派这种拒绝把东西方文明的文学放到同一平面进行全面研究，忽略东西方异质文明差异性的做法则依旧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延续。
到了20世纪90年代，比较文学又陷入了“泛文化”化的泥潭，文学研究大有被文化研究淹没之势，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似乎是“一头雾水”。在这种困境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的问题，主张重视异质文化间文学差异性的比较。这一方面使比较文学从法、美学派制造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场转向一个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场；另一方面又拨开了“泛文化”的迷雾，使比较文学重新稳定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中国学者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总结西方理论得失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曹顺庆先生据此指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他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为了避免学界的误解，使跨越的界线更为明晰，曹顺庆先生将“跨异质文化”精确为“跨文明”。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关系到根本性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规则，异质性是跨文明研究的一个内在特征，因此，跨文明和异质性成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中的两大关键要素，跨文明扩展了可比性的疆界，异质性充实了可比性的内容。
变异性是跨文明研究的另一个内在特征。不同文明的文学在流传中必然会受到文化过滤的影响，会产生文学文本的变异，因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能引发文学的变异。立足于异质性这一基本点，曹顺庆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索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包含了影响研究中的变异和平行研究中的变异两大研究领域，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
其中，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或影响研究影响关系的变异性是指国际文学关系和相互影响中，由于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在译介、流传、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法国学者将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实证主义方法迁移到人文科学领域，着力于考察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并结合实际材料来证明这种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确实存在。这种实证性的影响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影响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的流传学研究；以文学接受者出发，去探寻放送者的影响的渊源追溯研究；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发生文学关系的中介过程及其产生意义的媒介学研究。影响研究的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相同的、一以贯之的同源关系。但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只看到了同源中的“同”的一面，忽视了影响中可能出现的变异情况。因为，文学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无法实证的困难，难免会发生信息的遗失和变形。具体而言，影响研究中的变异主要有由于文化模子不同而导致的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因语言差异而导致的翻译上的“创造性叛逆”、文学形象上的变异、文学文本的变异以及在文学他国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异。
平行研究的变异性是指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因文明的异质性和话语规则的不同，而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误读、误解等变异。美国学派恢复了比较文学中“比较”的方法，主张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扩展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重视文学的审美性，把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纳入学科研究范围。在不完全排斥影响研究的前提下，将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与注重审美性的平行研究整合，构筑了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但这个体系也并不是完满的，如前所述，纵然韦勒克和韦斯坦因就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看法不一，那也只是停留在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争论上，未触及东西方文明异质性层面的问题。中国学者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充分意识到了不同文明在相互交流、碰撞中产生的变异。“当我们运用平行研究时，两个毫不相关的对象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相汇了，双方的变异因子从交汇处产生了，这就是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所以，“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根本之处是体现在双方的交汇中，是文明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文明的变异”。可见，平行研究的变异主要关注的是因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在互相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这种跨文明的阐发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创造，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相关论述，曾经甚至有台湾学者认为“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的文学宝藏……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典型的以西释中，我们须进一步意识到，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由于阐发视野的差异，阐发变异是必然会大量存在的。无直接事实联系的异质文化在相互阐发过程中发生的误解、误释背后是话语的变异，包括我们今天在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情境下，因自身话语的失落而导致的“失语症”也属于话语的变异。这些阐发的变异都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的异质性和变异性的可比性研究内容，是有待深入开掘的新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在充分肯定同源性和类同性“同”的可比性基础上，变异学从差异性的视角，垦拓出“异”的可比性天地。异质性蕴含了不同文明的文学在交流中的变异性，变异学既承认不同文明的文学共通的“文心”，又承认不同文明的文学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文明的可通约性为比较创设了条件，文明的不可通约性让我们发展异质性，并在尊重异质文明文学对话平等性的前提下，达到文学的互补。须知，类同处愈多，亲和力愈强；差异性愈鲜明，互补的价值愈重大。我们研究异质性和变异性也是为了实现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达到异质互补。中国学者提出的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它强调差异也可以比较，打破了法、美学派关于可比性的求同思维，将变异性纳入了可比性的研究范围。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中，异质性是可比性的根本特征，变异性是可比性的核心内容。
从最初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到后来的美国学派及其平行研究，它们都是欧美文明圈中生长起来的，从根本上而言，它们对于可比性的探索都是同一个文明圈内的分裂和异变。但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法、美学派的纯文学研究，它从一开始就是从跨文明的角度来探索中西方的文学发展规律，在中西异质文明的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强烈的比较诗学意识。中国学派倡导跨文明研究，强调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在于变异性、异质性和互补性，其思维的假设基础是中国本土的文化模式，是中国特有的话语体系里发出的声音，因此，它是照着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规律来“讲”之后，结合跨文明的学科新问题来“接着讲”。
通过探寻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可比性内容也随着学科理论的突破而得以拓展和充实。影响研究的可比性是同源性，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类同性，跨文明研究和变异研究的可比性是异质性和变异性。与比较文学三个发展阶段层叠、累进式的形成过程一样，可比性的内容也随三个“涟漪圈”由里到外逐渐扩展。这种内容的扩展不是一种要大到“无所不包”的失控，而是在学科合理范围内，经过不断反思和追寻而来的“重新发现”和“新的开拓”。美国学派并不否认法国学派倡导的实证性的同源性，在恢复平行研究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类同的可比性；中国学派在承认同源性与类同性可比的同时，创造性地开拓了异质性和变异性的可比性。可比性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生命线，是促成三个比较文学学派建立的根本动机和原因；三个学派以其各有侧重的可比性内容共同构筑了今日宏壮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大厦。
作者简介：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韩周琨，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
被我国比较文学教材忽视的学科开拓者：约瑟夫·戴克斯特
冯欣摘要：比较文学学界普遍认为，约瑟夫·戴克斯特写出了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第一部博士论文，成为比较文学第一位学科教授。保罗·梵·第根、胡戈·狄泽林克等不少学者坚信戴克斯特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在我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中，多部教材在描述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渊源时忽略了戴克斯特的贡献，不少教材中有关戴克斯特的介绍出现了种种讹误，而戴克斯特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论述，中国大陆学者直到目前也没有对其进行翻译，使得戴克斯特的学术成就及学术观点很难被学生直观地了解。本文从戴克斯特对比较文学的贡献着手，对我国大陆比较文学教材关于戴克斯特的介绍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予以分析，同时结合其论著解读戴克斯特所提出的比较文学观念及方法。
关键词：约瑟夫·戴克斯特 比较文学教材 学科发展 法国学派
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中，约瑟夫·戴克斯特（Joseph Texte）这个名字与许多项“第一”联系在了一起：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第一部博士论文的作者；因其在法国里昂大学建立的比较文学讲座，他也被认为是比较文学讲座的第一位教授；也因为戴克斯特的努力，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走进了大学。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认为，“戴克斯特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法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的专家，而在欧洲，他也是最初的几位专家之一”。德国比较文学学者胡戈·狄泽林克也在其著作中指出戴克斯特为促进法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同样也肯定戴克斯特为比较文学的发展贡献了精彩的专著。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对学科发展如此重要的先驱学者，在我国大陆出版的有些比较文学教材却只字不提；不少教材针对戴克斯特的介绍及对其学术价值的评价存在问题；在对戴克斯特具体学术观点的介绍、评述上，我国国内已有的教材也存有不少可提升空间；在教材所列出的比较文学参考书目、拓展阅读等内容中，戴克斯特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著作也都是被忽略的。一、戴克斯特其人及其学术成果
约瑟夫·戴克斯特生于1865年，于1900年英年早逝。和编撰第一部比较文学基本工具书《比较文学书目集》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essai bibliographique）的路易·保尔·贝茨（Louis Paul Betz,1861—1903）一样，二人同是法国著名文学史家费迪南·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的得意弟子。1886至1901年，布吕纳介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首屈一指的教授，1893年还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韦勒克在其著名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介绍布吕纳介时，认为其“不仅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他的思想也具有永恒的价值”。韦勒克特别肯定布吕纳介在批评理论和文学史方面所具有的特长，尤其是他的文学史理论，在韦勒克看来更是布吕纳介平生最大的成就。布吕纳介主张用进化论来研究文学，他认为文学史家主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姻关系，他也极为肯定作品之于作品所产生的效用力量。布吕纳介将这种带有明显的比较文学意识的文学史观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从戴克斯特本人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成就来看，其几部重要的著作都很好地继承了老师的比较意识，在研究选题、研究方法上呼应了布吕纳介的文学史观念。
1893 年，戴克斯特在《国际教育评论》（Reune Internationale de 'l Enseignement）发表《法国与外国的文学比较研究》（Les étude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àl' étranger et en France）。以此为起点，戴克斯特的那部被学界普遍公认的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著作《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18世纪法国与英国文学关系研究》（J ean-J acques Rousseau et les origines du cosmopolitisme littéraire:étude sur les relations littéraires de la France et de l'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在两年之后完成。这部论著是戴克斯特的博士论文，在这部著作里，戴克斯特研究了让-雅克·卢梭之前法国文学所受到的英国影响、卢梭与英国文学、卢梭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影响、卢梭与斯达尔夫人、卢梭与英国小说等几部分的内容。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再把卢梭封闭在法国、单从本国的视角来研究其精神及著作，相反，作者关注到文学思想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流变。在行文中作者的超国界思维随处可见，在论文第四部分，戴克斯特更是借助卢梭与斯达尔夫人之间的比较，对文学世界主义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欧洲精神（L' esprit européen）。在这部博士论文中，戴克斯特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他以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依据可靠的材料，实证性地在比较文学这片尚待开垦的沃土上作出了勇敢的尝试。正因如此，戴克斯特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认定为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著作。
在这种比较文学观念的指引下，三年之后，戴克斯特又出版了《欧洲文学研究》（Etudes de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最初发展比较文学的学者们往往是站在各国之间的交叉路口上，或至少是站在一国边界上的人们”。韦勒克以贝茨和巴登斯贝格的出身经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韦勒克没有注意到，戴克斯特的出身经历同样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观点。戴克斯特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则是瑞士人。在这部题为《欧洲文学研究》的著作的扉页，戴克斯特怀着极大的敬意将这部著作献给了自己的父亲。这本书共涉及了八部分内容：文学的比较史；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影响；蒙田的继承者：托马斯·布朗爵士；济慈和英语诗歌中的新希腊主义；华兹华斯和法国的“湖畔诗”；法国浪漫主义中的德国影响；勃朗宁夫人和当代空想主义；法国的文学霸权等。在这本300多页的著作中，戴克斯特梳理了文学史家如圣伯夫、丹纳、布吕纳介，比较文学先驱斯达尔夫人、维尔曼、波斯奈特等人的比较观念，分析了法、英、德等各国文学中的比较因素，通过具体的实践案例清晰地透射出超国界的欧洲文学整体观。戴克斯特同时也为茹尔维尔（Petit de Julleville）所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编写了某些章节，因这部规模宏大的《法国文学史》重视外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戴克斯特运用其研究专长，为该著作贡献了近代法国文学所受到的18、19世纪的外国影响等内容。
戴克斯特去世前，他的同学路易·贝茨所编写的《比较文学书目集》完成并出版，这本路易·贝茨原本献给爱妻的书，邀请到时任里昂大学文学系教授、主持比较文学讲座的戴克斯特作序。法国比较文学事业的继承者梵·第根对这篇序言给予好评，认为戴克斯特为贝茨的目录索引做了一个非常充实的导言。
除了这些著作，早在1892年，戴克斯特便开始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作出探索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后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当时戴克斯特受聘在里昂大学，他以“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为题目开始在该校开设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里昂大学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比较文学教授职位，至1897年，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的比较文学讲座已经变为正式的、经常性的讲座，他也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一位教授。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所作出的教学尝试，也成为后来在法国蓬勃发展的比较文学教学事业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才会认定戴克斯特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法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的专家，甚至在欧洲范围内，他也列属于早期的几个重要专家之一。皮埃尔·布律内尔等人所著的《何谓比较文学》在介绍比较文学的历史时也提出，作为比较文学已经彰显出其科学性阶段的代表学者，戴克斯特是第一个法国讲座的比较文学教授。在这本书中，布律内尔等人也肯定了戴克斯特那篇成效显著的博士论文。与梵·第根、布律内尔等法国学者有着类似观点的，还有德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中，狄泽林克评价说：“约瑟夫·戴克斯特登上里昂大学的教席，使人们看到了全然不同的观念。”狄泽林克同时认为戴克斯特对促进法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约瑟夫·戴克斯特成了后来逐渐在法国得到巩固的这一学科的先行者。很长一段时间，法国比较文学研究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以至于人们至今还常把法国视为比较文学的摇篮”。二、我国比较文学教材中的约瑟夫·戴克斯特
在我国大陆已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中，对于这样一位给学科发展带来重要价值的比较文学先驱，并非每本教材都会关注到约瑟夫·戴克斯特这一名字。在涉及戴克斯特的教材中，编著者多会在介绍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或在介绍法国学派时提及戴克斯特或对其作百字以内的简要介绍。这些介绍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简单提到戴克斯特完成了第一篇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篇科学的比较文学学科专著）；二是提及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所进行的讲座，以及这些讲座之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拥有的意义和价值。至于戴克斯特那部以“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为题目的博士论文究竟是怎样一部著作、提出了怎样的比较文学观念、如何体现出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为何会被学界认定是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学科著作，我国已有的教材则鲜有介绍。这种只有骨架、内容欠缺的情况简介，很难让受众对这位比较文学界的先驱人物产生清晰的印象；至于戴克斯特具体的学术观点，教材使用者更是难以从中得到足够的信息。除此之外，针对约瑟夫·戴克斯特，我国已有的比较文学教材在以下方面也存在可商榷之处。（一）部分教材对约瑟夫·戴克斯特的学术介绍处于空白状况
200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文学教程》，该书是面向21世纪大学生的比较文学教科书。该书第二章第四节，编著者在介绍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时提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一阶段是以法国学者维尔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之后便直接开始介绍梵·第根及其《比较文学论》。对于戴克斯特则丝毫未涉及。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该教材在十四个章节的内容之后另附有两个附录，一是比较文学重要参考书目，另外一个则是比较文学大事年表。所附录的比较文学重要参考书目分四个部分列出，其中含12部教科书；68部理论专著、论文集；包含洛里哀、梵·第根、亨利·基弗等学者论著的译著18部；期刊、工具书、丛书、资料共15部。所列出的重要参考书目中，依然没有戴克斯特的身影。而在第二个附录中，编著者附录了从1827年到2000年间在比较文学界所发生的大事件。除“1897年，贝茨在《法国语言学与文学杂志》上发表《比较文学目录试作》；法国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比较文学教席”这一条目后，编著者简单用括号备注“约瑟夫·戴克斯特主持”外，其他有关戴克斯特的重要信息则是缺失的，就连与戴克斯特的博士论文——被学界称为“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的诞生的相关信息，在这一附录中也没有体现。
同样作为比较文学教材，2003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通论》，仅在提到法国学者巴登斯贝格时提到，“1900年，他接替法国比较文学先驱戴克斯特（1865—1900）继续在里昂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至于为什么把戴克斯特称为比较文学先驱、戴克斯特究竟为比较文学做了什么，该教材则没有说明。（二）部分教材对戴克斯特的介绍内容值得商榷
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学比较文学》，这部旨在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介绍比较文学学科的教材中，编者对戴克斯特有着简短的介绍：“1895年的法国，一位名叫戴克斯特的学者完成了世界上第一篇比较文学学位论文《让-雅克·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编者在这里并未指明《让-雅克·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是戴克斯特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在谈及戴克斯特的继任者——巴登斯贝格的时候，编者写道：“当第一篇比较文学学位论文的完成者戴克斯特于1901年去世后，他便承担了继续播撒比较文学火种的重任。”在这里，编者让戴克斯特的去世时间比实际推迟了一年，1901年这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巴登斯贝格作为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的接班人、继续主持比较文学讲座的时间。
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之《比较文学教程》。在该书的绪论部分作者讨论“比较文学的渊源与定义”时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走上历史舞台。……1897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Joseph Texte,1865—1900）作为第一个比较文学教授在里昂大学创办第一个比较文学常设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学的影响’”。2014年由电子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基础》中，作者在讨论“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时提到，“1892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开办了‘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的影响’的讲座，并于1895年完成了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学位论文《卢梭与文学世界主义之起源》”。很明显，以上两本教材中关于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开设的讲座内容出现了偏差。实际上，无论是“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学的影响”还是“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的影响”，这两个讲座题目的说法都存在问题，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讲授的，是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
同样在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比较文学教程》中作者提到，“1892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JT）在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经常性的比较文学讲座‘文艺复兴以来日耳曼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对于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正式设立经常性的讲座的时间，除了该教材作者在此处提到的1892年外，中国学界还存在一种认识，认为该时间是1896年。干永昌在《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的前言部分论述了比较文学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其中涉及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正式设立经常性的讲座的时间便是1896年。另外，在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比较文学》一书中，编者在该教材的开篇用“与大学生对话：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讲起，用“大学是比较文学的摇篮”作为第一章首节的标题。编者在强调比较文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时做出了尝试，然而在涉及比较文学真正成为高校的课程时，编者认定，“1896年，比较文学结束了在高校仅仅作为‘讲座’的历史，成为里昂大学的一门正式课程”。同样地，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比较文学教程》中，在讨论“比较文学科学建立的标志”时提到比较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另一标志是进入大学课堂：“1896年法国学者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讲座，他本人成为第一个比较文学教授；1897年巴黎大学邀请他去作了一系列关于比较文学的演讲，于是这门学科的名称及有关著作逐渐为高等学校和学术界所认可。”由此可见，关于戴克斯特在里昂大学开设讲座的具体时间，在我国现有的教材中存在着多个版本。对于这些教材中出现的时间上的争议，一直没有引起我国学者们的关注。（三）比较文学教材参考书目、推荐阅读等内容缺乏戴克斯特的身影
前文已提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在比较文学重要参考书目部分缺乏对戴克斯特的论著的推荐。除这本教材外，事实上，我国大陆已有的比较文学教材在参考书目、拓展阅读等环节基本缺失对戴克斯特学术论著的推荐。在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中，能够被教材推荐的参考书目多是与学科发展休戚相关的著作。从戴克斯特本身的学术成果而言，其博士论文被认定为本学科内第一部科学的理论著作，但是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中多数情况下却只是以标题形式出现，这本书为什么会被学术界认定为比较文学学科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这本著作的内容是什么？科学性何在？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需要比较文学学者们深入探索。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不仅戴克斯特本人的著作不会作为我国教材的参考书目、推荐阅读书目，连戴克斯特写出重要序言的、贝茨编著的那本《比较文学书目集》也没有出现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的参考书目范围内。实际上，贝茨的《比较文学书目集》对于后来的比较文学发展来说极为重要，作为研究早期比较文学的基本工具书，这本书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资料性，同时戴克斯特为该书目所作的序言也讨论了比较文学领域不少重要的问题，这一点笔者将在后文涉及。西方学术界对贝茨的书目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产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在我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无论是对该书目集还是对诸如戴克斯特、贝茨等早期比较文学学者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三、戴克斯特为何会被我国比较文学学术界忽略
戴克斯特之所以未能受到我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种可能在于我国目前对戴克斯特乃至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著作的译介工作远远不够。目前尚没有一部或一篇完整的戴克斯特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汉语，有关其学术观点的简短介绍，学者们也多是借助于二手材料。事实上，不仅仅是戴克斯特著作的译介工作有待开展，“法国学派”的许多论著至今依然缺乏相应的中文译本。借助于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干永昌等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北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等汇编资料，以及戴望舒所译的《比较文学论》、傅东华所译的《比较文学史》、黄慧珍和王道南译出的《何谓比较文学》、王炳东所译的《比较文学》、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胡玉龙所译的《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等书籍的出版，巴登斯贝格、梵·第根、洛里哀、布吕内尔、卡雷、谢弗勒、巴柔、艾田伯等法国学者的学术观点能够较为直接地为我国学者所认知，而对于尚未翻译过来的法国比较文学学术著作以及学术著作背后的主体——学者本人，我国学术界对其认知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限制的。这一现象，同样也可以解释我国已有的比较文学教科书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已有的比较文学教材种类繁多，近年来屡有新的教材诞生，但已有教材在引用材料范围、征引出处上却大致相同，缺乏新鲜的材料补充进入。
另外，在我国目前已翻译过来的比较文学理论译著或论文中，较之法国学者的学术著作，美国学者的著作成果在我国翻译得更多、相对来说也有着更为广泛的接受范围。这一点，单单《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的目录便可见一斑。以北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为例，在该书选编的三十余篇文章中，美国学者的论文多达14篇，而法国学者的论文仅收录了伽列的《〈比较文学〉初版序言》一篇。除此之外，我国比较文学教材不仅沿用了美国学者对法国学者“法国学派”的称谓，甚至针对法国学者的学术观点评述也受到了美国学者的影响。以约瑟夫·戴克斯特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中的书写情况来看，我国学者有可能受到了部分美国学者学术观点的影响，缺乏借助于一手材料而得出的客观评价。
以美国学者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为例。该书在1987年便被翻译到中国，被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界广泛接受。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韦斯坦因表达了其对戴克斯特学术观点的看法，尽管他认为戴克斯特的见解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同时肯定了戴克斯特对于比较文学方法论所作出的贡献，可在其著作中韦斯坦因并没有详细地介绍戴克斯特的学术观点，至于其中的原因，韦斯坦因的解释有些勉强：“我们不打算细述戴克斯特的见解，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梵·第根的观点十分相近。”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戴克斯特是梵·第根的前辈学人。戴克斯特去世后由巴登斯贝格接替其工作，后者于1910年起开始在索邦大学执教，后来索邦大学才又增添了阿扎尔和梵·第根两位比较文学悍将。韦斯坦因所认为的“戴克斯特的学术观点与梵·第根十分相似”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这也恰恰是戴克斯特理应得到学术界重视的证明，因为他早在梵·第根之前便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做出了极为认真的考虑。戴克斯特是被梵·第根肯定的比较文学界第一位专家，我国学术界却一直没有对他的学术观点认真地整理、反思，这对于比较文学整个学科发展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另外，韦斯坦因在其著作中对戴克斯特以下两方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在“比较文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学科”这一问题上，前者认为戴克斯特的观点是对“科学的无力的妥协”；另一层面则是戴克斯特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韦斯坦因认为其“希望各民族文学能在不久的未来消除个性，融合成一个真正的欧洲文学”，由是便认定戴克斯特“圆满完成了他的解释，也误解了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含义”。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韦斯坦因误解了戴克斯特所持有的“欧洲精神”的内涵，其对戴克斯特在“世界主义”问题上的批判有失偏颇。
戴克斯特的《文学的比较史》（L' histoire comparée des littératures）一文便是明显的证据。此文不仅指出了文学跨国界比较的重要性，梳理了斯达尔夫人、维尔曼、泰纳、波斯奈特、布吕纳介等人对于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意识，同时也通过法国作家伏尔泰、卢梭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比较”的重要性，对文学世界主义等概念作出了解释和分析。戴克斯特一直坚持文学走出国门、开展比较文学的重要性，“这些（不同国家的文学）关系研究比研究它们各自本身来说更为重要，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在于证明它不过是一种比较方法的运用。此外，国外的影响也并不仅仅是一个传递者，很多情况下，它们还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在该文章的结尾，戴克斯特意味深长地指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在考虑文学史时，或早或晚将会看到这种国际化精神。而对于目前来说，在斯达尔夫人所说的一个词语的指引下，在有限的欧洲范围内，我们应该努力发现‘欧洲精神’的存在”。在戴克斯特那里，欧洲各国文学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以欧洲精神为途径，向着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的目标前进。对于宏大的“世界文学”这一目标来说，欧洲各国寻求欧洲精神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式。这篇论文是《欧洲文学研究》一书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本文之后所收录的七篇论文作为个案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便是戴克斯特关于“欧洲精神”的具体阐述。至于韦斯坦因对戴克斯特“消除民族文学个性，融合成一个真正的欧洲文学”的质疑，后者则在其为贝茨的《比较文学书目集》所作的序言中早已作出了解释：“比较文学批评的诞生不是为了在各个国家中寻求统一，也不是以18世纪的那种方式寻求国际化，相反，它是为了保护每个国家的天资与智慧免受相邻国家的影响。”由是，韦斯坦因的质疑便不攻自破。遗憾的是，韦斯坦因对戴克斯特的误读似乎一直都没有为我国的学者所关注。四、戴克斯特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公认的比较文学先驱，戴克斯特受到的肯定除了我国学者在比较文学教材中提到的写出比较文学学科第一部科学的比较文学专著，开展了第一个经常性的比较文学讲座，成为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使比较文学学科在大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等一系列“第一”的称谓之外，笔者以为，戴克斯特更大的价值在于其在著作中提出的比较文学观念、对可比性的探讨、通过具体个案分析得出的各国文学关系之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对文学世界主义的看法、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预见等。概言之，在于其在比较文学这片尚待开发的土地上真正进行的比较文学实践与尝试，以及其学术成果中所体现出的、早期比较文学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方法的建树。
诚如韦斯坦因所言，在不少问题上，梵·第根的观点与他的前辈戴克斯特十分相似，戴克斯特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探讨，从其博士论文《让-雅克·卢梭和文学世界主义的起源》、专著《欧洲文学研究》及其为同事贝茨《比较文学书目集》所作的序言中逐一体现出来。在其博士论文中，戴克斯特以卢梭为纽带，详细阐述了法国文学与欧洲其余各国文学的联系，同时戴克斯特也肯定了卢梭对于法国浪漫主义及文学世界主义观念兴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前文所说，戴克斯特在《文学的比较史》中同样讨论了文学世界主义。除世界主义外，戴克斯特在该文中也论证了在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研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文学关系及影响研究。这里的关系关注的是邻里关系一样的连接关系，而影响则包括将我们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笼罩的所有类型。没有一种文学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作家能够向我们证明文学史仅仅局限在自己本国的疆域内”。另外，针对比较文学中使用“比较”这一方法的科学性，戴克斯特也进行了审慎的论证：“这种比较的方法也使人承认：人文学科特定的某种研究或某国文学也许并不假以科学的名义向前推进。……那么如下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是文学？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文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什么关系？什么是文学的进步？为达到审美层面，文学精神或文学作品应有怎样的基本要求？”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问题的追问是非常及时而敏锐的，如若后来的法国学派能够有效地对戴克斯特的追问进行回应，恐怕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对法国学派进行抨击和质疑时会变得小心翼翼。
除专著《欧洲文学研究》外，戴克斯特为贝茨的《比较文学书目集》所作的序言也极有价值。在这篇被梵·第根认为是“充实”的序言中，戴克斯特不仅从比较文学理论问题、大众文学比较研究、现代文学或纯粹的文学经典的比较研究、总体文学史等四个方面讨论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同时提出了文学平行研究之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戴克斯特在序言中指出，“从本世纪起，通过对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拉丁文明和它所孕育的不同形式的文学的平行研究，古代文学在比较文学范围内被大量地提出”。除了欧洲以外，戴克斯特同时也关注到了东方对于比较文学的意义所在，“开始于本世纪的、令人钦佩的东方运动促进了比较文学的极大发展，也为比较文学开启了一片广阔的视野”。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这篇序言即将结尾处，戴克斯特高瞻远瞩地指出：“19世纪是国别文学史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而20世纪的任务将无疑是书写比较文学史。”在过去的20世纪里，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工作者已经用事实证实了戴克斯特的预言。
作为19世纪末的比较文学先驱，戴克斯特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是极其超前的，他拥有极其敏锐的比较意识和灵敏的学术嗅觉。尽管只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35年，但他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贡献却是极具分量的。然而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我国比较文学学界对这样一位重要的比较文学先驱缺乏与其成就相对应的评论和介绍，国内与之相关的一手资料更是乏善可陈，这对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来说，不仅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警醒和提示：我们的比较文学发展之路，尚有不少工作需要探索和完善。
作者简介：
冯欣，文学博士，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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