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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德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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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2018试读：

我们可能来到了一个高速时代，因为真心“看不懂”。

且不说，短短几年时间，网店革了实体店的命，滴滴革了出租车的命，自媒体革了报纸的命，直播革了电视的命，微信革了移动的命，支付宝革了银行的命……无论你是多么牛掰的行业，似乎总有一款危机等着你，形势前所未有地复杂；另一方面，相对论解释不了量子纠缠，重力学想象不出摩天大楼的飞天入地，经济学阻挡不了情怀的泛滥，社会学安慰不了大众的迷茫……理论大厦顷刻坍塌。究竟，世为哪般，界为何物？

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魔方吗？六面体，赤、黄、蓝、绿、青、白。拿到时，它每一面都保持静态的统一，但是只要你一转动，就立刻变化莫测，很难将其复原。眼下，科技革命、互联网浪潮、金融危机、地区冲突等不断交织，极像一个转动的魔方。要知道，千变万化的魔方还真不是一个“复杂体”，其构成是极其简单的，即由一个连接着六个中心块的中心轴，以及结构不一的20个方块构成，当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整体。同样的道理，任何变局的“千头万绪”，都源于其“不变”的前身。眼下局势的眼花缭乱，同样也隐藏着六个基本面——

第一面：人工智能，

第二面：生命经济，

第三面：共享经济，

第四面：区块链，

第五面：二次城市化，

第六面：地缘经济。

所幸的是，“青萍之末，狂风源起”，未来大局已通过“先知先觉”悄悄来到现实世界，“大魔方”为你揭开了面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不是金星撞火星，也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新世界”撞击“旧世界”，然而我们恰好身处新旧世界交替的夹缝里。伴随着人工智能、生命经济、共享经济等对传统世界的不断吞噬，新旧体系猛烈撞击：且不说，人工智能趋势下，“人类输的不只是围棋，就连华尔街在机器人面前也节节败退”，人类的“唯我独尊”地位正在被机器人一点点攻破；生命经济揭开篇章，挑战“上帝制造生命”的恩典，“天生与人造联姻”更有望创造出“无所不能”的新物种；此外，共享经济、区块链、区域联动等都犹如龙卷风般横扫而过。

不过，大变局的来袭就像一列火车，你苦苦期盼，终于来了，然而它呼啸而过，狠狠地把你抛在身后。因为变化太快，旧理论体系、旧思维模式“纷纷倒下”，与此同时，未来值得期待，却充满不得而知的风险，譬如人工智能“大跃进”后会不会反控人类？生命经济会不会冲破伦理和宗教的底线，释放新世界的“潘多拉魔盒”？

英国音乐学家曼纽因曾说过“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作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确实，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20世纪曾被理想的太阳照耀过，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在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迷茫，因为不管是发展路径、经济理论，还是思维模式都太刻骨铭心，致使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过往中不可自拔，指望“过去照亮明天”。现实中，那些破解不了“大魔方”的人常常感到：认知是困惑的、内心是纠结的、思想是无解的、心情是焦虑的……但倘若他们能够跳出原有的认知，以未来引领今天，那么，便会深刻理解：所谓的“无解”只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20世纪的历史余晖，面对“大魔方”的炫目变化，我们所能做的是在暮色中匆匆赶路，去迎接那个我们虽不能掌控却必须面对的大变局。诗意一点说，人的自由从根本上讲就是破解复杂、穿透未来，倘若能够达到这种认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获得自由的“重生”！经济篇01　中国经济处于什么周期

一边是年年说“最困难”，权威人士定调中国经济L形运行；另一边是专家年年说拐点，学者月月拿着统计数据各抒己见，争论从未停止过。就新周期的争论，关乎两个核心，一是怎么看中国当下，二是如何预判中国未来。然而，似是而非的观点大量存在，误导着人们对形势的判断，既看不懂当下，也看不清未来，找不准方向。激辩新周期

自2008年以来，中国GDP增速一路下滑，鼓噪中国经济衰退的声音甚嚣尘上。然而，国内经济指标却持续好于主流市场预期，2016年中国GDP增速以6.7%打破崩溃预言，2017年前三季度更以6.9%的增长昭告：中国仍是世界经济最强劲的发动机。于是，中国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竟然成为最大悬疑。

这期间，围绕“新周期”的争论最为激烈。有专家以供给出清与需求复苏为由，认定中国走完增速换挡，“我们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认为中国经济真的复苏了，新产能的投资和替换或带来新周期。而反方则辩称“没有新周期，只有老故事”，“不要用显微镜来寻找经济周期拐点”，语言极为犀利。更有甚者，认为把周期股等同于新周期是张冠李戴，并呵斥其别有用心，或是券商炒题材的惯用伎俩罢了。就连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都开腔：中国经济不存在短期反弹的周期，因为当下经济增速绝非很多人认为的很差，而是很好。于是，从专家到官员，新周期之争愈发不可收拾，乃至201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专门发文，不可就“事”论“势”，特别不赞同通过炒概念、炒说法，去吸引眼球，造成不良导向[1]。总之，各说各话，吵来吵去，反而让人愈发糊涂了：中国究竟处于什么周期？

其实，十八大早就给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但也难挡专家们醉心于起点、拐点之说。究其根由，专家之所以对景气度过敏，一是太看重眼前变化，过分纠缠于表象的起伏。尤其对统计指标反应过度，且不说数据只是对过去的反映，并不代表未来趋势，仅是诸多传统指标并未涵盖新经济就已如“盲人摸象”，还偏偏一看到数字反弹就说拐点，随短期数据翩翩起舞，恰恰是对趋势的误导。二是内心纠结，既有对终极真理的偏执，又带有个人的价值取向，还烙着华尔街共识的印记，却在非典型的中国处处受挫，以致潜意识里就是批判精神，看不懂中国而只能精神分裂。于是，专家只看自己想看的，对长期问题视而不见，仅根据月度数据的短期变化就预测周期，如此肆意取舍又怎能真正描绘准中国的周期？[2]

经济周期理论发源于西方，经典的五大周期均是对西方经济史的观察总结。且不说，以过去的工业思维线性推导，早已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仅是非典型的中国，又岂是西方经典周期所能生搬硬套？毕竟，中国仅用30年就走完了西方的300年，是几重文明几重天在同一时空重叠纠缠，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国情，脱胎于计划经济，靠土地财政搞城市化建设，经典周期又怎能解释如此复杂的中国模式？更何况，谈经济周期，首先就要区分趋势和波动，趋势代表方向、斜率，波动在于过程、离散度。正因经济始终在波动，若新周期要成立，其前提就应是趋势（波动围绕的轴线）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关于周期的争论，在2016年也曾碰到过，当时就有专家以经济数据的反弹宣称中国经济迎来U型反转，但事后被证伪。因为迄今中国经济仍靠房地产、基建投资和负债拉动，仅房地产投资增速就从2015年的1%增至2017年上半年的8.5%，2016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6%。中国“调结构”的长期性、改革的艰巨性、环境的复杂性都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若简单以反弹就轻言新周期，显然将误判中国。经济起飞期还将延续2～3个年代

这场就新周期的争论，实质关乎两个核心，一是怎么看中国当下，二是如何预判中国未来。早在1998年看空中国弥漫之际，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先生参加中国50人论坛时就提出，中国将迎来长达20多年的经济起飞期，理由就在“5（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空间、区域纵深、劳动力禀赋）+1（改革）”。近20年基本印证了这一预测，即便GDP增速有过几次大波动，也未出现逆转。如今，这一经济起飞期还将延续2～3个年代，如此算来，中国总共将有长达半世纪的长周期。理由有三个：

一是二次城市化。因为中国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才57.35%，仅追上发达国家75%～80%的城市化率就足够GDP增长的。单是基建，据G20机构预测2040年中国需求全球最大，占比三成，基建投资或高达26万亿美元。加之，从特大城市扩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发展，二次城市化都将牢牢地将GDP顶在高位横盘上。

二是新经济。不单IT行业在摩尔定律催促下由加速度进至发飙阶段，仅“互联网+”就已横扫一切，中国7.5亿网民冲在了无现金社会、智慧城市的前沿，单是2016年电商交易额就高达22.97万亿元，同比增长25.5%。如此，从物联网到共享经济，生命经济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来势凶猛，未来中国显然将在创新驱动、科创如火如荼中实现新老经济的增长替代。

三是“第三条道路”。如果说1992年苏联解体代表计划经济的终结，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无疑表明自由市场经济走不下去。这意味，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势必闯出第三条道路。如在科创上就可能一手牵美国模式（金融）、一手抓德国模式（工匠）。而这些年不管是地方经营城市还是市场化改革，中国都采取“政府+市场”的模式，十八大更是明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前有“5+1”的空间尚未完全释放，后有“二次城市化+新经济+第三条道路”的接力，两者叠加基本锁定了未来二三十年高位横飞的基本态势和格局。

如此看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起飞期，局部波动又岂是新周期？所谓的年年都有拐点，正因对短期波动看得过重，才误把浪花看成浪潮。尤其十九大将从结构转型到深化改革真正落地，绘制中国未来蓝图。因此，在长周期的大势面前，与其计较上下波动，不如忘却周期，以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干到底，从2018年再出发。经济真假复苏是个伪命题

2017年三季度经济数据火热出炉，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高于去年的6.7%，如不出意外，今年全年GDP增速将会保持在6.7%～6.9%，完成年初“两会”设定的6.5%左右的增长目标没有悬念。

鉴于GDP指标持续向好，再次引发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复苏的争论。正方认为经过去库存及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在新老动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推动下动力强劲，已触底反弹，目前处于“L型”的横线阶段，即将开启新一轮上涨周期。反方则认为，看似数据喜人，但仍难掩固投拉动、房地产推动的内在疲弱，具有不可持续性，顶多只能算是下行周期中的一波小反弹，构造出一个短期“头部”，经济下行态势未变。而这一争论继续延伸，变为：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增长周期是否到头了？这下把问题搞大了，因为这就演变成了对未来经济的方向性判断。在这一点上做出不同预测，将导致对当下形势截然相反的研判。

关于形势的争论历来有之，不仅有今天的真假复苏之争，也有经济上行、下行之争，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还包括L型与倒L型之争等等，不一而足。围绕这些分歧，学界各持己见，各种理论、分析模型、实证纷纷上阵，不惜争得面红耳赤。这就苦了“吃瓜群众”，听听貌似都很有道理，可究竟谁更接近真相？最可怕的是结果出来往往是“啪啪”打脸，谁也没预测对，形势分析专家沦为“过街老鼠”，变成人人喊打的“砖家”。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不是专家们有问题，而是这些争论本身就是伪命题。

以之前争论最激烈的经济上行与下行之争为例。全民关注GDP增速，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GDP基数不断增大，早已今非昔比。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国内GDP总量3679亿元，1979年4101亿元，增长7.6%，绝对值增长了422亿元。2015年GDP为689052亿元，2016年为744127亿元，增长6.7%，绝对值增加55075亿元。7.6%的增幅当然大于6.7%的增幅，但绝对增量422亿元与55075亿元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即便1992年GDP增速进入两位数时代，总量为27195亿元，较上年增长14.2%，绝对值也只增加了5189亿元。因此，由于基数迅速膨胀，增速下降是必然规律，但同时，增量部分相当惊人，意味着经济增长大趋势并未出现明显放缓。某种意义上，这与投资的复利属性类似，由于连续增长，总体体量持续增大，回报率肯定呈现递减之势，但仍属于正常范围，毕竟世界上没有哪项投资可以始终如同打鸡血般高歌猛进，股神巴菲特也做不到。横向比较，中国作为总量世界第二，即便2016年增速“减”为6.7%，还是全球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贡献率高达33.2%，超越美国，位居全球之首，引来无数艳羡的目光。

此外，判断经济质量，不能用简单的景气度分析，重点在结构。增速看似下降，但结构优化了、产业升级提速了，经济增长质量改善，即使代表传统经济的部分景气度欠佳，甚至哀鸿遍野，也不能作为经济下行的佐证。就产业结构而言，2016年第三产业比重已达51.6%，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二产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以上，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达到了32%以上，产业升级已现端倪。

再来看软、硬着陆之争。去年一度也争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经过一段过度扩张后，中国经济将平稳回落到适度区间，即软着陆，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将出现断崖式下坠而硬着陆，以致“机毁人亡”，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即将崩溃”。崩溃论固然被分分钟打脸，但软着陆就能坐实吗？所谓着陆，意味着起飞与降落，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不断的起飞与降落？如果不存在，则软、硬着陆便被抽去了前提。实际上，福卡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期，时间长达两三个年代，支撑起飞期的有5+1个变量，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看来，尽管世界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但5+1个变量依然存在，且仍在支撑中国经济以相对高速前行。换言之，中国经济仍处在起飞期，既然如此，软、硬着陆即无从谈起，因而也是个伪命题。

不过，起飞期并不代表永远处于拉升状态，正如飞机航行一样，爬升期也分阶段，前期拉升幅度大、速度快，之后会在某一个高度有所停留，再继续往上，其间也可能遭遇气流而上下小幅“颠簸”，但总体保持向上态势，最终还会达到一定高度。纵观日韩等顺利渡过起飞期的经济体，其表现逻辑大致类似，整个起飞期斜率始终大于零，但斜率本身会有变化。目前中国就处在起飞期的后半阶段，以此为坐标来观察中国经济，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下半场特征表现为：一是经济高位横盘。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5～7个百分点的增速，相对于欧美等长达10年1～2个百分点的增速，已经算得上表现优异。二是动力切换。整个起飞期动力不断切换，从生产—消费—生产+消费，每一次动力切换，就表明经济将上一个新台阶。三是斜率向上但模式生变。虽然斜率都大于零，但上半场斜率大，属于单边上扬式，下半场斜率小，且下半场进入高空区，易受气流波动影响，更多表现为螺旋式上升。以此为坐标，回过头来看待经济是否复苏的问题，便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起飞期内中国经济的大格局未变，是高位运行状态，不存在复苏与否，因此，这是个伪命题。另一方面，进入下半场，经济波动的频率与波幅将明显趋多，数据指标上上下下，不足以成为形势逆转的判断依据。

一定意义上，“L型”走势，也只是对起飞期下半场某个小阶段的描述，若将其视作统领未来的大势，势必对方方面面造成误导。分析形势，最要紧的是格局，从不同格局出发，决定对未来不同的判断。因此，看清中国经济，首先要看清大格局，如此方能轻松穿透复杂，预测未来。新一轮金融危机不会发生在中国

金融史本身就是一部危机史。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即所谓“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标志性特征都有资产价格泡沫。以此来看，眼下遍及全球的金融资产泡沫似乎预示着“新一轮金融危机的乌云将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何况，在不少人眼里国际金融危机已陷入“10年一次、逢7必现”的魔咒——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是1987-1988年的美国金融大崩溃，第二次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眼下正到了第四次金融危机的时间节点。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一触即发？

其实，从客观的危机演化脉络来看，危机的先后呈现多米诺骨牌的逻辑关系。第一轮危机包括三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金融过度导致的次贷危机及主权债务危机，美欧等国是肇始地。第二阶段表现为市场内置与行政推手导致、市场萎缩凸显出来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是集中地。第三阶段表现为产业偏态导致的外汇炒作危机，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如今，第一轮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消弭，它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加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美国、中国、欧盟、日本都量化宽松了再宽松，利率降低了再降低，表面上制造了经济及金融稳定的假象，但大量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各种资产，经典市场经济熟透了的美国因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基本已完成、无实体的货币“储水池”更是如此，一批人大玩金钱游戏，以钱生钱，不仅不断吹大资产泡沫，也在制造着社会不平等。这种背景下，极端的民粹式政府很容易得天下，比如特朗普顺利上台。继而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经济前景改善，泡沫破裂即“有毒资产”遭到清算的前景隐现，为此，美联储加息与缩表并驾齐驱。然而，此举像抽水机开始启动一样把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猛地往回抽，股市、债市、楼市多头不保，引爆新的金融危机成为大概率事件。由上分析可见，美国缩表动作与其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灰犀牛”风险。中国经济八大红利“其兴也勃焉，其衰（亡）也忽焉”是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特征。从早期的健力宝、德隆，到无锡尚德、江西赛维，再到如今身陷增长困境而屡遭诟病的娃哈哈、联想，乃至被非议的万达、安邦、乐视等，这些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更不要说还有大量名气逊色或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同样难逃这一“魔咒”。当然，企业兴衰原本也是正常的事情，即便是世界500强企业大多也无法长青不衰，1920年的时候，世界500强的平均寿命是67岁，但到了2015年的时候，平均寿命只有12岁，说明不少曾经“贵”为500强的企业已经衰退或消亡。然而，在普遍意义上，与世界500强企业兴于市场、衰于市场不同，大量中国企业的兴衰则“另有隐情”。

几乎毫无例外，那些由盛转衰的企业在其巅峰之时，都曾标榜其有过人之处或独占鳌头的秘诀，比如，曾经被誉为“光伏界的微软”的无锡尚德，一度是政府孵化企业的成功典范，是各地争相学习、取经的对象，其创始人施正荣用5年时间成为中国首富，被英国《卫报》评选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是众星捧月的“中国光伏教父”，然而7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万达模式也一度被奉为经典，王健林曾多次对外“揭秘”万达模式的核心，宣称“良好的商业运行能力，是万达商业地产的核心竞争力。”但在“小目标”成为流行词不到一年后，万达却站在了风口浪尖，开启瘦身、变现、收缩、退出模式，“只要有万达，迪士尼10年到20年之内盈不了利”的豪言壮语随着13个文旅项目的易主随风飘散。安邦吴小晖更是自比巴菲特，标榜安邦靠创新赢得未来，并如此阐述其经营理念：“一个企业你靠关系只能拥有一个点，但你靠产品能够拥有一条线，你用平台去做事就可能拥有一个面，你用品牌去做事你可能成为一个球，能够滚动，如果你用文化去做事你就能成为一个场，无所不在的场，这是最高境界。”然而，这一切恐都将随着吴小晖被有关部门带走而成为笑谈。而这恰恰映射了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一种怪相，即一些光环闪耀、宣称手握竞争杀手锏的企业竟然弱不禁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

对此，很多分析都往往归结到人的因素，认为是企业家自身有问题。但实际上，中国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借势改革发展红利，可以说，中国企业近30多年来的迅猛发展主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制度红利（包括甚至有些人利用各种制度漏洞，各显神通进行制度套利），脱离制度红利来讨论企业的成败往往会夸大人的因素。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中国企业的发展普遍最根本的是抓住了制度红利，而不是因为企业真的手握一套在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克敌制胜的“秘诀”。就拿房地产企业来说，如今中国地产千亿军团扩充到12家，32家内地房企进入全球房地产企业市值百强榜（企业市值截至2016年9月9日），其根基显然在于中国住房商品化开启的住房需求市场，而不是因为中国房企练就了独门秘笈，能够在短短的20年间创造奇迹。所以，无论是万科还是万达，其成就的基点是不失时机地站好位，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制度红利，简而言之，“时势造企业”，抛开这个前提来谈企业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一些企业往往会夸大自身的能力，把发展的成就都归功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或企业主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制度红利发生变化，或者制度套利的空间被封堵，企业往往会“原形毕露”，特别是对于钻政策缝隙、进行各种不当的制度套利的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显然，制度红利是理解、看透中国企业发展乃至反差的基础，也是推动中国企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不过，斗转星移，随着形势的切换，似乎制度红利的空间在不断消弭，同时环境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于是很多企业开始感到迷茫，既看不懂当下，也看不清未来，找不到方向。但实际上，中国企业今后还享受着八大红利，立足这八大红利，中国企业又将迎来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大发展期。这八大红利如下：

一、政治红利。现今的中国政治稳定，反腐常态化、制度化，社会经济管控从以行政权力为主向建章立制、法制化转向，全球化导向的、积极的外交政治等，都将为中国企业发展清除政治牵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比如“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建设就是以国家之力为企业开拓的政治红利。

二、制度红利。随着过往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渐行渐远，新一轮改革似乎滞缓不前，很多人认为制度红利已经消失殆尽。但实际上，围绕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仍将持续释放制度红利，比如“放管服”改革的推进会逐渐将更多的权力交还市场，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各种羁绊，打造更为公平的营商环境等，都将为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打开新的空间。而且，前一波制度红利释放中，一些企业靠特殊途径、制度套利获得发展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更多真正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将崛起。

三、科技红利。如今，科技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并推动社会的进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由此带来的变革已从过去特定领域蔓延至更广泛的领域，并不断与新需求碰撞组合，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最强大的资本，而中国以互联网经济为契机，已经成为各种新科技实验和落地的重要战场。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大量企业依托廉价劳动力靠拼人力迅速崛起，今后科技将成为驱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将从依靠劳动力积累财富的阶段进入到依靠科技积累财富的阶段，其增长速度远非拼苦力和血汗所能企及。

四、规模红利。过去，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多意味着生产力，今后，庞大的人口规模既意味着生产力，更意味着消费力。基于13.8亿人口，中国拥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102个（Demographia研究机构的数据），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12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4个（2017年新中国城市城区人口排行榜数据）；自2000年以来，超高净值人士数量增加100倍，2016年达到1.1万人，排在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占全球超级富豪总数的9%，也仅次于美国（瑞信研究院数据）；600万资产家庭数量达到362万，每94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胡润财富报告数据）。这样的人口和财富规模全世界绝无仅有，由此衍生的不同层级、类别的消费需求不可估量，可以说，中国将成为各类企业赖以快速发展的肥田沃土，是各类创新创业实验、推广的绝佳之地。

五、趋势红利。在中国经济仍处于起飞期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还存在很多小趋势，比如，新零售、新消费等，理解趋势，把握趋势，跟着趋势走，赚趋势的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基础；反之，错判趋势则将错失红利。

六、格局红利。大到中国在全球已经构建的政经地位，小到中国企业历经过去30多年形成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在包括互联网经济在内的新经济中逐渐形成的能力、地位和优势，让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以本土为根基，越来越多地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在产业链的末端处于被动地位，毫无议价和掌控能力。这既有利于大企业巩固、拓展自己的市场和地位，也将助力新创企业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精进。

七、模式红利。过去很多企业都是借势“风大的时候，猪都能飞起来”而发展起来的，今后，这样的空间会有所收缩，但通过各种模式创新异军突起或突飞猛进的空间却将前所未有地大开，比如网红经济从泛娱乐领域向财经、动漫、体育竞技、健身、美食等垂直领域发展，网红变现模式多元化等，都将开创新的商业利润空间。

八、工匠红利。长期以来，在生存压力和增长需求的驱使下，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成了中国的稀缺资源。不过，对大工业化的厌倦以及新审美、新工艺等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需求的崛起，为工匠精神和工匠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也将由此重塑一部分企业的价值。今后类似于像日本冈野信雄那样30多年来只做旧书修复的小工匠，小野二郎终其一生经营“数寄屋桥次郎”寿司店，或者像德国双立人公司，280多年专注于制造优质不锈钢制品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将逐渐在中国大量生根发芽。

鉴此，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八大红利，今后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将进阶为全球化的大企业，更多新兴、新型企业也将不断涌现，中国企业的整体层次、实力也将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提升，从而中国企业特殊的兴衰特征也将会有所转变。02　中国引爆世界

金融危机之后，去全球化的历史逆流下，世界格局重新调整，自由市场经济竞争愈来愈多地被国家竞争所替代，各国都在强化国家力量，国际局势剑拔弩张，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恰好顶在了杠头上，面临来自“老大”美国以及周边国家方方面面的压力。中国顶在超级开放的杠头上[3]

英国“脱欧”单飞，特朗普任性“退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急速上升，而中国众望所归地成为再全球化的生力军。从现实看，中国已经开始为新全球化忙碌起来了。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发出“放眼长远、扩大开放”的强音；2017年7月，在G20汉堡峰会上中国以“推动联动增长”汇入“塑造联动世界”的激流，频频在国际场合表态亮相。具体行动上，“一带一路”基建已伸入到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欧洲、拉美多国，该倡议并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俄罗斯等国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欧盟的“容克计划”、越南的“两廊一圈”、波兰的“琥珀之路”相连相融，多圈层动态扩散。这是因为：

一、制造业支撑中国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先锋。全球化主力更迭——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并且，制造业及其活动链是一个国家能否引领全球化的依据，工业发家之后，美国遂主导了产业转移与投资，主导了全球贸易。而今，世界工业中心移至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大引资大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庞大的对外活动链，助推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多极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极。

二、中国的资源禀赋、能力外溢与“超级全球化”的机理相契合。新一轮全球化将由虚线（互联网科技、金融科技）和实线（有形贸易、物理设施）铺展开来，而中国不仅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正在突破美国垄断，区块链、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实现对美国的“弯道超车”，而且土地公有制促成了超强土地融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已使“中国基建”跃升为中国新名片，若建造世界“互联互通线路”，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国军事”成为“全球公共品”。

三、世界亟需中国贡献“超级全球化”的智慧。美式全球化退潮，实质上宣告了“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市场主义=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定式也不再成立。而中国脑子里活跃的是复合细胞，能够寻找政府与市场、集权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点，天然地接近勾兑式、更富认同感的新模式。新全球化需要基于中国基因的普世性生态。沧海横流，方显大国担当。中国聚焦了世界希冀的目光。

在“超级开放”的潮流中，世界需要中国扬帆竞先。与之同时，中国自身也有内在动因去“搏浪击水弄潮头”。

第一，从陆地挺进海洋，需要超前开放。中国扎根大陆，在综合实力持续指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向海洋扩张不可避免，因为陆权作用于海权，陆上优势要转化为海上优势。倘若与海洋隔绝，教训则是惨痛的——英国现代化的海军PK清政府的“海禁”，清军溃败，并由此进入被“狼群”反复撕咬的时代。不难想象，若不树立海权，陆权也将不稳固。这决定了中国必然将从江河扩张到近海，再从近海扩张到远洋，大开放、大联结是开拓海洋“第二空间”的题中之意。

第二，保障海外资源供给，需要超前开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粮食、石油和初级产品就相继转入净进口，这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中国能源和主要矿产的禀赋相对不足而形成的必然结果。目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正展开着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升级，对世界资源的需求量不减反增。而伴随主要大国“再工业化”及各国经济争先从低谷走向复苏，世界资源的供求格局将会转变，各国围绕资源产生的矛盾也将增多。中国打造可行的“资源走廊”便有了迫切性，也是开辟崭新的开放之路、联动之路。

第三，主动寻找担当，需要超前开放。当前国际局势暗流卷涌，地区动乱，金融市场动荡，贫富差距悬殊……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被现实证伪，前方领跑者退后了，恰给中国留了位置，中国“当仁不让”，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向“积极作为”、从“搭便车”向“创造性介入”切换，毕竟中国外交是要服务于中国崛起的。既然要“民族复兴”，就必然去追寻主体地位和责任担当，而“中国责任”、“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只有在与别国密切对接中才得以体现。中国具有超前开放的强大诉求。

综上，在新一轮“超级开放”的浪潮中，一方面中国被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有扩大开放、深入开放的动机，两个方面共同表明“超级开放——中国被顶在杠头上”。不过，中国的再全球化绝不仅是传递“中国声音”、“中国行动”，而是有着更深的内涵：1.达成新标准。全球化1.0加剧了不平等，超越旧模式，中国将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理念，消除他国对“中国威胁”、“中国称霸”的猜疑和误解，为新型全球化塑造普惠、共享的新标准。2.缔结新规则。新标准为新型全球化定下总基调，并统领新规则。中国将携手各国，树立平等、合作、共建、共赢的规则与机制。3.促成全球化新秩序。有了新标准、新规则，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不安全到安全、从排他到非排他、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新国际秩序”将隐然成型。有为将有位，中国以特有的担当塑成全球治理新版本，也将在国际秩序新格局中顺势占据主导。中国陷入战争“包围圈”？

当下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前所未有，主要的战争压力源可概括为3+2。所谓“3”，首要的压力来自于朝鲜半岛。朝鲜试射导弹一轮紧似一轮，铁了心要把核武进行到底，特朗普“嘴炮”一波狠似一波，摆出一副绝不妥协，除非朝鲜乖乖就犯，否则必将武力灭之的架势，与此前其竞选总统时赞扬金正恩“敢说敢干了不起”，希望与金正恩本人展开直接对话大相径庭。而“71岁的说话不着边际的特朗普”与“30多岁的我行我素的金正恩”斗狠，让朝鲜半岛愈发波谲云诡，局势紧张，“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舆论四起。如此局面把中国也顶到了杠头上：

一方面，朝鲜的举动不断挑战中国半岛无核化的底线；另一方面，美国对诉诸军事跃跃欲试，不断放大生战、生乱的风险，大有把中国拖入战争祸水之势。其次，台湾问题日趋逼近“不能这样拖延下去”的极限。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其在经济上采取“新南向政策”，企图减少对大陆经济依赖；政治上与大陆对峙，始终不肯承认“九二共识”；文化上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与中国脱钩等，不但导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迅速降入冰点，且让台湾在“台独”的路上越滑越远。如今，“台独”与“港独”已形成勾连之势，“三海联动”（东海、南海和台海）若隐若现，让中国如鲠在喉。如此，不但外媒有观点称“大陆将在2018年武统台湾”，国内也有军界人士公开预言“2020年前军事冲突是肯定的，2020年前后要爆发台海战争，很可能一举夺取台湾”。第三，中印矛盾冲突升级到兵戎相见的风险持续放大。虽然此次中印洞朗对峙以和平的方式化险为夷，但随着中印两国各自体量持续膨胀，竞争碰撞增多，双方的利益冲突难免升级，从而很可能在情绪的发酵中爆发战争。

所谓“2”即东海和南海。随着中国的发展，如今东海和南海已经成为牵绊、遏制中国的锁链，不但与中国发展诉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加大，而且动辄成为相关国家寻衅滋事、挑拨矛盾的抓手，不断把中国逼向战争的边缘。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军已先后三次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后，特朗普政府又批准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常态化的“航行自由”行动，让原本趋于平稳的南海局势再添变数。

可以说，中国埋头市场经济30多年，和平崛起后突然战争爆点四起，与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崛起诉求相悖。出现这种状况，首要的原因是中国持续超级式崛起带来的“应力”。过去30多年，中国急速崛起，不但在经济总量上迅速拉开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距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而且军事实力也跃居世界前列，让世界侧目。这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周边某些国家对中国心生恐慌，有所忌惮，因此，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同样很有市场，今年蒙古总统选举就拿“中国威胁论”说事，而日本更是在近20年来坚持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并借此持续增加防卫军费。当然，单是周边还不足以生出如此多的事端，把中国置于战争压力的中心，毕竟，实力对比摆在那里。更大的“应力”来自于美国，即美国老大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坚决遏制老二的心态让中国难以安宁。自美国获得“一超独霸”的压倒性优势后，在强烈的自我优越感下，美国不但警惕地在世界地图里寻找敌人，更防范任何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国家。基于此，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贯“拉一派，打一派”，目的就是让对手处于弱势、动荡和内讧，以确保美国具有相对优势。对于中国，“中国威胁论”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代言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不愿看到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中唯一有可能和美国实力相当的国家，美国不希望看到这样”。因此，尽管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在内的政界人士宣称美中非零和博弈，但美国遏制中国从未手软。可以说，无论是朝鲜半岛形势陡然吃紧，还是台湾问题恶化，美国与中国骤增的战争压力都脱不了干系。

事实上，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是系统性的，背后做局的是美国。表面上看，上述战争压力的潜在爆发点各自相互独立，各有其特定的成因和问题，似乎矛盾、冲突的症结主要是中国与周边特定国家、地区的事情，比如，对于朝鲜半岛的问题，有些人就认为是朝鲜故意和中国过不去，有学者就曾表示，朝鲜试射导弹是“‘刷存在感’，试图在中美之间制造矛盾。中美不应掉入朝鲜挖的坑。”然而，实际上，朝鲜和美国针尖对麦芒，直观上虽然表现为美朝矛盾，但根本上是中美矛盾在朝鲜半岛的折射。同样，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钓鱼岛和黄岩岛的争端，也并非简单是两岸、中印、中日或中菲之间的事情，矛盾难以化解的根本也是美国借势做局，遏制中国发展势头。也就是说，虽然中国面临的战争压力是以一个个散点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背后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系统性反应。对于美国而言，为扰乱中国的发展节奏，将中国挑战其地位的可能性灭于萌芽，促成代理人战争一本万利，已成美国战略首选。于是，利用中国与周边的矛盾，通过代理人把中国诱入战争的泥潭，拖住中国，美国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对于美国的如意算盘，中国将如何应对？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破除压力，为今后的发展打开空间显然是终极选择，但当下中国并不想打。因此，目前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来缓解矛盾冲突，比如中印洞朗对峙，虽然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还是通过外交协商沟通，以和平方式化解。对此，国内始终有声音认为中国对外表现太软弱。但实际上，面对日益增加的战争压力，中国隐忍不发，主要是中国匹敌美国的战争能力尚需一段时间。尽管近年来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在缩小，但中国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官方汇率折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GDP目前不到美国的70%，另外，根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144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名列第28位，美国名列第3位。而在军事实力上，根据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能力开展的调查以及国防智库和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单从空中力量、海军和导弹来看，中美差距就可见一斑。虽然有些数值是估算或是近似值，未必准确反映了各自的军事实力，但基本上可形成共识的是，基于各国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力量综合，根据相关推测，中国尚排在俄罗斯之后，还无法与美国比肩。这还只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一旦开战的话，中国要面对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力量对比的落差显然还要大。而抹平这一落差，单是中国GDP超过美国就需要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更不要说军事力量的赶超更要假以时日。所以，中国当下“拖”是上策，以待时机。

当然，美国不会任由中国拖下去。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在任时就放出话来，“美国对华的经济战争已经打响”，“与中国的经济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如果我们继续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在5年后，最多10年，就会达到一个拐点，那时我们将永世不得翻身。”正是基于这样认知，近年来，美国一方面维持与中国面上的友好，一方面加紧各种“小动作”，不断生事，对中国“使绊子”。如此下去，是否将把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战争前景来看，存在三种可能：1.挤压摩擦式冲突——大概率。基于核时代战争的毁灭性，无论中美，其实都对大打出手心存忌惮，但在竞争的驱使下，难免“小打小闹”，通过相互挤压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发展空间。2.局部战争——中等概率。当“小打小闹”无以化解根本性矛盾，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就被放大，比如台海问题，随着“台独”势力的猖獗肆虐，诉诸军事也将成为无奈之选。3.多国大打——小概率。对战争毁灭性的忌惮会阻遏多国动武，但也不排除一旦局面失控，相关国家身不由己卷入纷飞战火。

不过，不管哪一种局面会兑现，可以确定的是，各相关国家已开始进入疯狂的扩军备战。比如，美国就在大幅削减环保、医保等福利开支用于提高国防预算，一步步兑现特朗普的“军事优先”战略，其参议院9月18日通过了总额为692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案，较2017年的6190亿美元增加了730亿美元，涨幅超过10%。日本也已连续5年增加国防预算，其2017年防卫预算为创纪录的5.1251万亿日元。这无疑会诱迫相关国家跟进。金融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

全世界到底有多少钱？HowMuch.net网站此前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球的钱加在一起总共有83.6万亿美元，其中全球所有股票的价值总额为66.8万亿美元，实物货币价值则只有31万亿美元。而早在几年前，麦肯锡测算的数据显示：1980年，虚拟经济规模大致与实体经济相当，2000年初，虚拟经济规模是实体经济的2倍，到2010年，全球虚拟经济规模已经是实体经济的4倍了。另有机构预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量化宽松，至2020年，全球虚拟经济规模将达到全球实体经济规模的10倍以上……毋庸置疑，无论是哪一个数据，全球金融资产体量都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体量。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将不同形式的资本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倘若说，早在工业经济萌芽时期，世界经济竞争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之上并靠战争掠夺积累财富；工业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竞争则主要集中在由国民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上，如资源、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并通过国际贸易以价格竞争方式进行。那么，在金融资本化的时代，劳动力、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等禀赋皆以货币计算，货币又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金融票据化等金融集成加以实现，金融集成即成为金融化程度的体现，经济竞争则“进化”为金融化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在全球平台化背景下，掠夺他国财富根本无需炮火武器，仅仅靠股票、汇率以及股指期货等金融武器就可以轻轻松松将其他国家的增长洗劫一空。典型如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只靠着“加息”一招便通吃天下。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长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现实将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如《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逝去30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2015年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相继陷入衰退……难怪社会学家感慨“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一战、二战，也不是苏联解体，而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也就是说，金融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世界各国及各地区争夺金融中心、抢夺国际市场定价权或将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战略目标！现实也确实如此，且不说，长久以来日本一边积极谋求政治强国地位，一边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欧元已成为和美元相抗衡的世界第二大货币，英镑在梅姨“全球化英国”的战略下野心勃勃，而中国则在积极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借用当下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凛冬将至，金融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全球竞税大战开启[4]

特朗普公布“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计划，率先挑起了减税国际竞争，其他国家普遍不淡定了，法国马克龙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英国特蕾莎·梅政府宣布将在2020年前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7%，目标是G20集团中最低，就连印度也将消费税和服务税分别下调2个百分点，个税减税惠及人口占比高达52.7%。此外，德国、日本、法国等主要经济体，也均有减税计划。全球竞税成为大概率事件，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不仅将取消13%增值税税率，还提出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等。“减税潮”乍一看是国家层面的竞争，以为减税势将再度驱动资本、技术等流动性生产要素由高税国流向低税国，还能掀起新一轮的国家洗牌，恰如当年的中国，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成功地利用“两免三减半”扰动了世界格局，成为外资企业最多的国家。改革之初，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企业采取“普遍优惠”政策，尤其是实行了“两免三减半”和所得税优惠税率的特殊政策，让利外资的同时，也扩大了税基，不仅让中国飞升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还成功晋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80多万家外企入驻中国，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高达8132.2亿元。

虽然国家扛起了减税大旗，但殊不知，时代变了，当下还存在世界性漏税的五大渠道：

第一是世界贸易。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生产全球化。在增强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同时，税源流动也变得愈加频繁，又由于跨国税源涉及的经营活动跨国界、跨区域、跨行业，直接导致其税源呈现出复杂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由此也造成税源分流出国家。除了出口退税外，企业税负向外转移、境外网上购物等都是税源流失的渠道。

第二是个别“免税天堂”。部分“避税天堂”因其开放的经济环境、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和宽松的税收环境，成为企业资产“洗白白”的摇篮，让企业偷税漏税有了可乘之机。又由于各国独立行使税收主权，税制差异和规则错配，愈发便利了跨国企业在国家或地区间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全球每年有4%～10%的企业所得税因跨境避税流失，每年税收损失约为1000亿至2400亿美元。仅包括苹果和微软在内的50家美企海外藏钱就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主要通过1751家隐秘的离岸公司来逃避在美国缴纳的税款。

第三是企业投资国际化。GMP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减少，中国也已开启了这一时代的步伐。受制于经济下行、国内投资渠道的逼仄，对外投资的疯狂并进正成为中国企业家谋出路、接轨国际的重要手段，致使“离岸注册”成为许多企业的通行做法。2016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投资额猛增246%，至2210亿美元，但投资的国际化也意味着宗主国税收的削减。

第四是层出不穷的新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电商，传统税收难以覆盖。且不言，“不开发票”成为电商避税的惯用伎俩，电商刷单也造成了销售额虚增，影响税基的确定，甚至还有企业法人以自然人的名义开淘宝店，瞒报电商实际营业收入。更关键的是互联网电商打破了交易环节的界限、行业的界限，乃至国家、区域的界限，传统“以票控税”的税收管理模式，及企业税收的属地管理、环节管理、行业管理模式根本“框不住”第三方线上交易平台，电商故而成为漏税的“重灾区”。

第五是金融业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自娱自乐的独立产业，金融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往往就是漏税创新。本为鼓励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金融资源，但低利率环境下，金融系统却衍生出变异的资金链条，表外循环、资金空转、产品嵌套……金融业“自娱自乐”。加上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各种避税工具层出不穷，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投存相互混合，对征税也提出了挑战。

显然，虽然国家的力量主导了减税实施，但真正落实还得落脚于行业执行操作，竞税过程中，行业力量明显压过了国家力量。进一步而言，国家间税收失衡确有政策不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新旧经济的断层、交替导致税收结构的严重失衡。经济换挡期，旧经济秉持着“惯性思维+路径依赖”，偏态型发展免不了会陷入洗牌，旧经济的塌陷倒逼新经济崛起替代，肩担税源主体。但问题是当下新经济依然处于泡沫期、培育期，不仅难堪大任，在政策偏斜、税制约束匮乏的情况下，加剧了税收结构的失衡。尤其是劳动税负还远远高于资本税负，个人劳动所得的个税税率最高能达到45%，而资本所得税率却仅为20%，资本回报比重节节攀升，企业财富更趋于向资本倾斜，此种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使工资在国民收入结构中严重下滑，仅占六成左右，其余都是股票、投资等资本利得，与劳动有关的行业被摧残得一塌糊涂。鉴此，把税基由劳动价值转向资产价值、投机价值；由微利行业转向暴利行业，由实体转向虚拟势在必行。

实体经济由于承受了相对更多的税收成本从而形成了竞争上的劣势，税制上的不公平除了侵蚀原有的税基外，更造成了税源流失，迫切需要“暴利税”上位以平衡税收结构。因而亲劳动、亲实体的税制改革成主要方向。当下上海可谓是税源结构调整的急先锋。其税源已出现了由“四大金刚”（烟草、石化、钢铁、汽车）转为“四小龙”（租赁与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居民服务）的苗头。前者在上海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16.4%下降为2016年的13.5%；而后者则在上海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2016年的19.9%，此消彼长，既实现了结构调整，也保证了上海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税收结构调整的好处可见一斑。更何况，降实体企业税、科创企业税、降个税还是中国度过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陷阱的必由之路。毕竟，个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中产阶层，国家的课税主体也主要是实体和科创企业，而税收制度的调整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偏一次分配的税负不公、贫富扩大问题，助势中国跨越“双重陷阱”。以此观之，竞税的底牌，归根结底不在国家而在行业，其真命题还将是税收结构的有增有减。

进一步分析，税源结构有增有减，为了平衡减税亏空，未来投机型的虚拟行业势将成为新税的重镇。首先的就是金融业，特别是资本利得。资本利得以扩大财富差距的形式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所得税高、资本所得税低，投资盈利、股票获利等大笔收入基本不用课税，长此以往，无疑会加剧资本投机，扰乱资本市场。而资本利得税可抑制大额资本通过不当方式获取得利现象。因此，无论是为了规范资本市场，还是“重新引导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都意味着征收金融资本税是大势所趋。尤其是股票解禁后，还会对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限售股解禁转让征税。再者，数字科技。当下共享经济无法区分投资和消费，网约车也很难计税和纳税，但当人工智能加速数字科技常态化，数字化货币被大量使用，其背后数据能进行自动化信息归集时，数字科技也将纳税。还有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商。以往由于技术不到位，加之政策扶持电商发展，电商成为税收的“法外之地”，但如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化的加速度迭代升级，电商之类的征税已无技术障碍。况且，电商对实体的冲击也亟待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电商规模的盈利膨胀也将倒逼网络经济纳入征税范围。德国税务部门已经计划对跨境网店征收19%的消费税。总之，国际上重构行业税收规则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再将竞税底牌纠结在国家层面显然不合时宜，行业征税的调整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中美博弈硝烟四起

军事固然是中美之争的一个维度，但军事考察不出中美盛衰的总态势，这是因为：1.中美军事总体势均力敌。现在，中国有了东风反舰弹道导弹、鹰击反舰巡航导弹、潜艇鱼雷等武器及反导、雷达、声呐、量子通信等技术，但远洋作战能力和全球军力部署能力不及美国。若在周边打，中国赢；若在远洋和远离中国地区打，则美国赢。中美军力的比拼处于胶着状态。2.军事是外在、形式上的较量。军事架构、军备设施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被“基础”决定的“应变量”，并不是推导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根本。3.军事较劲不吻合客观形势。为拯救美国，特朗普推行军事收缩；而中国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宣布裁军30万。军事竞赛不代表中美发展的主流，也分不出中美之间的高低。

一、中美金融博弈

美国人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建立了一个金融殖民帝国，而美联储就像一台联合收割机，分分钟收割目标国家的财富。为此，美国只需要保住两点：1.不能让任何人动摇“石油美元”，谁拒绝就灭谁，如伊拉克。此外，为了具备这种震慑力，美国要确保绝对的军事第一，并且还要和军事第二的国家拉开距离，不能让其他国家的合纵连横威胁自己。2.美国的经济总体实力还要绝对地、远远地超越世界第二经济体，毕竟军事强大的背后是经济实力。可以说，一直以来，美国无时无刻不在查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或者地域的经济总量会挑战自己，一旦发现就“十八般武器齐上阵”，其中金融战效率最高。

显然，中国已然顶在杠头上。1.体量追赶美国。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六成，且平均6%的增速远远高于美国2%的增长。福卡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远远大于美国。2.市场潜力大。在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的游戏、健康、电影、新能源、体育等产业已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中国人的“买买买”遍布全球，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市场正在爆发。3.科技井喷。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排名从25名提升至22名，其中单项创新表现良好。神舟上天、北斗导航、量子通信、航空母舰、高铁走向全世界、核电站占领英法等国际高端市场，全部200多个科技门类中国有很多超过日本，前沿科技领域中国十几个领先世界。

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怎会坐以待毙？2011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从地缘政治、贸易规则等多方面制衡中国，此后菲律宾单方面挑起南海仲裁案、日本修宪、韩国部署“萨德”，包括之前印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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