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吕娜(译)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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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意义试读：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 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
弗兰克尔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飞机驾照。—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
这本书曾经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它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到今天.这部作品销售已达1200万册，被翻译成24种语言。前 言哈洛德·库希纳
亲爱的读者，如果在您一生的阅读体验中，能够拥有这样一本书，它其中的某个篇章或者包含的某种思想不仅能触动您的灵魂并且能引领它与之共舞，甚至改变您的日常生活与命运，那这样的书您一定要常常翻阅，并像对待珍宝一样小心呵护。而维克多·弗兰克尔的 《活出生命的意义》作为当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这是一本讲述生存问题的书。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东欧的许多犹太人一样，二战之初，弗兰克尔也自认为可以逃过一劫，但他还是没能躲过席卷整个欧洲的纳粹种族灭绝运动。不幸的是，他最终被关押到曾被称作 “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幸运的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为 《圣经》里那个 “幸免于难的人”。在此书中，他很少谈及自己在集中营里忍受的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苦难与摧残，而是更多地谈论那些让人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他很欣赏尼采的这句话，并在书中多次引用。他对那些因放弃对未来的渴望而放弃生命的狱友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人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食物或药品的匮乏，而是因为缺失对未来的渴望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弗兰克尔则不同，他心中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内心充满了思念，因而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期盼有朝一日能够活着与爱妻重逢。他还不断梦想战后能够到各地举办心理方面的专题讲座，其内容正与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种经历相关。可能会令人们产生疑惑的是：在集中营里显然并不是拥有强烈求生欲望的人就一定能够活下来，有人由于身染恶疾，有人由于焚烧炉的吞噬，最终都难逃死亡厄运。但弗兰克尔关注的并非多数人丧生的原因，而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幸免于难。
奥斯维辛的经历不啻于一场噩梦，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反而强化了弗兰克尔的核心理念：生活并非弗洛伊德所宣扬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祈求快乐，也并非阿德勒所教导的那样，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弗兰克尔发现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 （做有意义的事）、爱 （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苦难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赋予其意义。弗兰克尔指出，“在苦难中，一个人可能仍然保持勇敢、自尊、无私，也可能为了自我保护在激烈的斗争中丧失了人的尊严而无异于低等动物”。他承认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少数人可以像前者那样活，“而且，仅仅这样一个事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是可以改变其外在命运的”。
最后，弗兰克尔最具持久力的观点，正是我在生活以及无数的咨询中一直呼吁的：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在亚瑟·米勒的剧本—— 《维希事件》（Incidentat Vichy）中有一幕，讲的是某位中产阶级上层的绅士向占领他所在城市的纳粹军官出示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包括大学毕业证、杰出市民推荐信等等。纳粹军官问道：“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吗？”绅士点点头。纳粹军官立即将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告诉他，“很好，现在你什么都没了”。于是，绅士彻底崩溃了，因为于他而言，做人的尊严依存于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没有尊严，精神也随之崩溃。对此，弗兰克尔会争辩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
我在公理教会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弗兰克尔所洞察到的这个真理。我认识的一些成功人士一退休就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工作使他们的生活有意义，甚至还成为唯一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事，一旦没了工作，他们便日复一日地呆坐家中，因 “无所事事”而愁眉苦脸。与此相反，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因为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而勇于挑战持久的苦难和困境。好比有些罹患重病者，无论是为了延长有生之日好分享整个家庭的大事件，还是期待医生通过研究他们的病症找到治疗之策，任何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都使得他们能够忍受病痛的煎熬。总之，拥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让这些身患重病者能够承受这样活着的 “方式”。
我的亲身经历也在另一方面回应了弗兰克尔提出的理念。我在 《当好人遭难时》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如何在艰难的思想斗争中逐渐接纳了儿子的疾病与死亡，因而使该书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和可信度。而弗兰克尔的存在 （主义）分析治疗的理念是通过引导灵魂找到生活的意义而治愈心灵创伤，他通过积极抵抗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极度痛苦并存活下来的事实使其理念获得可信度。如果没有第一部分的经历，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由著名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为1962年版的 《活出生命的意义》撰写前言很有意义，而新版本的前言则是由牧师写的。我们逐渐认可这是一本意义隽永的宗教书籍。本书认为，生活是充满意义的，人们要摈弃环境的侵扰，学会追寻生活的意义。它还强调，生活是有终极目的存在的。另外，在原版中，附言之前还有一句20世纪使用最多的宗教 （religious）语句：
我们最终认识了人类的本来面目。切记，人类不仅指那些发明了奥斯维辛毒气室的人，也指那些唇边默颂上帝或圣母玛利亚并径直走进毒气室的人。
哈洛德·库希纳，犹太教圣殿奖得主，现居马萨诸塞州的纳提克。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出版了《当好人遭难时》、《亦真亦幻的生活事项》以及 《欲望无边》三本著作。自 序维多克·弗兰克尔
目前，这本书已用英文印刷了100多版，还以其他21种语言出版。其中，仅英文版销量已突破300万册。
这些不争的事实也是美国报业和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开始采访我的原因，他们通常在罗列这些数据之后惊叹道：“弗兰克尔博士，你的书成了真正的畅销书——对此成就你有何感想？”每到这时，我就会如实相告，我压根没有以畅销书作者的身份去看待这本书，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成就。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对我们这个时期困境的一种表达：如果数以千万的读者去购买一本标明能解决有关生活意义问题的书，那说明这个问题一定是当下最急需解决的。
当然，书中的某些其他内容可能也加强了本书的冲击力。例如，书的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 （存在主义分析治疗），浓缩了第一部分的精华。第一部分是自传部分 （集中营的经历），是对我理论存在的明证，两部分共同加强了本书的可信度。
在我1945年提笔创作这部作品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随后的九天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要匿名出版这部作品。事实上，最早出版的德语版上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但在出版前的最后关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我勉强在扉页上印上了自己的名字。起初我是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是一部匿名作品，它不会给作者在文学方面带来什么声誉。我的初衷很简单，只是想通过具体的事例向读者传递一种观点——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下。如果这种观点在某些极端的环境中得到验证，我的作品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或许对那些绝望中的人们会有所帮助。
让我惊讶而又感到非同寻常的是，在我的众多著作中，恰恰是这本我原来打算匿名的书出乎意料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我再三叮嘱我在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不要只想着成功——你越想成功，就越容易失败。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投身于某一伟大的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者是为他人奉献时的副产品。幸福总会降临的，成功也同样：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希望你们的一切行为服从良心，并用知识去实现它。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当然是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注意，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后！——正是由于这种不关注，成功将降临于你。”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后我不设法逃离险境。就让我的回忆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在美国参加二战后不久，我接到了让我去美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取移民签证的邀请。年迈的父母闻讯后欣喜万分，他们一直指望着我能够平安离开奥地利，然而我却变得有些犹豫。我真能忍心撇下双亲，让他们独自面对等待着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吗？身为儿子，我的责任在哪里？我应该移居到一块能够让我安心创作的乐土吗？是集中精力发展我的意义疗法，还是应该担负起儿女真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保护父母？我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也是一种两难境地，人们通常希望得到 “上苍的暗示”。
正在此时，我注意到了我家桌子上的一块大理石。我向父亲问起它的来历，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在被纳粹焚烧的维也纳最大的犹太会遗址上发现的。他把这块石头带回了家，因为上面镌刻了 《十诫》的部分内容。父亲向我解释那些希伯莱文字说，它代表了 《十诫》中的一条。我急忙问道：“是哪一条？”他答道：“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能得到延续。”就在这一刹那，我决定留下来，陪伴我的父母，就让美国签证过期吧。 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首先申明，这并不是对某些事实的陈述，而是有关我个人经历的记录，同时也是对数以百万的囚徒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这是由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亲口讲述的故事。故事的焦点不是大家常听到的有关集中营的恐怖遭遇，而是一些小的磨难。换句话说，就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思想中的？
文中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发生在诸如奥斯维辛这样著名的大集中营，而是一些小的集中营，事实上死亡大多发生在这些小集中营。本书的主人公不是平日里受人景仰的大英雄、烈士，也不是那些有名的囚头——就是狱中充当临时财产托管人并享有特权的囚犯——或者一些有名的囚徒。本书不是名人的受难记，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遇难者所遭受的磨难和死亡。书中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他们没有戴着表明身份和特权的袖箍，却时常遭到囚头的轻视。当普通囚徒饥寒交迫时，囚头们却衣食无忧。不夸张地说，许多囚头在集中营的日子甚至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与看守相比，这些人更为凶狠，在鞭打囚徒时更为残忍。当然，集中营挑选这一类人也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性格要适合这份工作，而且，一旦这些人没有遵照指令完成任务，那么他们的职位也会不保。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纳粹的看守一样。人们可以以纳粹看守的心理来判断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对于没有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来说，很容易对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抱有一种错误的同情心态。外人对于囚徒之间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一无所知。这是一场为了每天的面包、为了生活、为了朋友的斗争。
首先让我以一次转移为例：有时集中营会将某囚犯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通常情况下，这种迁徙就是一次死亡之旅，终点站是毒气室。转移的囚犯多半是那些基本丧失劳动力的体弱多病者，他们会被送往设有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谁将成为死亡之旅成员的选择过程，意味着囚徒个人之间或者群体之间将会为了争取自由和生存而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自己或朋友的名字从旅客名单中划去，尽管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自己或朋友的胜出就意味着另一个的死亡。
每次转移都会转走一定数量的囚徒。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有的囚徒都只是某个号码而已。在进入集中营时 （至少在奥斯维辛如此），他们所有的个人文件或财产就被全部没收，因此，所有人都有机会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事实上，出于种种原因，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监狱当局关心的只是犯人的号码。这些号码通常会刺在囚徒的皮肤上，并且还要缝在裤子、茄克或上衣的某个醒目位置。看守如果想要指控某人，只需轻轻瞟一眼对方记住号码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我们是如此害怕这一瞟吧！）。他们从不会去问囚犯姓甚名谁。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问题。每个人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为了家中等待着他归来的亲人，他必须要活下来并保护自己的朋友。因此，他会尽量设法使另一个囚徒、另一个号码来取代他在名单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挑选囚头是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能被选中 （当然也有一些让人高兴的例外）。但除了党卫军的被动选择外，囚犯当中还有一种自主选择囚头的过程。一般来说，只有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的数次转移、在生存斗争中已经无所顾忌的人才能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诸如人格，甚至还有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我们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存活，纯属幸运和上天的庇佑——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却没有我们这么幸运。
有关集中营的真实情况在各种档案和卷宗中随处可见。在这本书中，这种真实情况只是与某个人有直接关系时才具有意义。这些真实的经历正是本文所有叙述的重点。对于曾经的集中营囚徒来说，本书想要尝试用今天的视角来解释过去的那段经历。对于未曾经历集中营囚徒生活的人来说，本书将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最重要的是理解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的经历，进而意识到他们今天所面临的艰辛生活。这些幸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过去。对于经历过这场噩梦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的，而对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理解我们过去的感受，也不会理解我们现在的感觉。”
要用心理学所要求的某种严格方法来对这样的主题进行解释和陈述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如果这个旁观者本身就是囚徒，他还会具有客观性吗？旁观者可能具有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才会知道这种价值所在。其价值判断有可能不是那么客观；其评价也有可能不那么公正。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试图完全摒弃所有的个人偏见，正是此类著作面临的难题。有时在提及自己过去的经历时，人们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曾想过匿名发表，用我在狱中的号码来代替姓名。但在作品完成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匿名出版，这部作品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我必须鼓起勇气署名公开发表。因此，我没有删减任何内容，尽管我本人并没有什么表现癖。
我没有从书中提炼出任何纯粹的理论，如果有人愿意，可以尝试。这样做可能会大大丰富囚犯心理学。这种始于一战之后的心理学研究让我们知道了 “铁丝网综合症”。我们还要感谢二战，它丰富了 “大众心理学”的知识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引用由勒布朗创作的众所周知的短语和书名），因为战争引发了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
这个故事记录了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首先，我要自豪地强调一点：除最后几周以外，我在集中营里没有当过精神病医生，甚至连医生也没做过。我的几名同行却很幸运地受雇到急救站工作，尽管这些破败的急救站只能提供碎纸做的绷带，但这种轻松的工作还是令人羡慕。而收监号码为119104的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干挖铁路、铺轨道这样的重体力活。例如，有一回，我的工作就是独自挖一条大路上的排水管道。好在这样的工作是有报酬的。1944年圣诞节前夕，有人送我一份所谓 “奖赏券”的礼物。这是建筑公司专为我们这些卖身当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以每人每天为单位的固定报酬。每张奖券实际相当于50芬尼，通常在几周后，一张奖券可换取六支香烟，尽管有时会失效。手头有12支香烟，我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香烟还可以换取12份汤，这些汤足以暂时抵挡饥饿。
实际上，只有囚头狱霸才有吸烟的特权，他们每周能获得定额奖券。仓库和车间囚徒的管理员们也可以吸烟，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人为调离危险工作而行贿的香烟。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 “享受”最后几天监狱生活的犯人则是吸烟者当中的特例。每当看到狱友吸烟时，我们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勇气一旦失去，几乎就不可能再挽回。
人们在查阅依据囚徒的观察与经历撰写而成的大量死亡报告时显然可以发现，囚徒对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收容阶段、适应阶段、释放与解放阶段。
第一阶段显露的症状是惊恐，有时，这种恐惧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下面我要讲述的是自己刚刚进入集中营的感受。
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1500人最终被押送到集中营。火车的每个车厢都要容纳80人，而所有人只能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守着所剩无几的个人财产。车厢内拥挤不堪，只有些许灰暗的曙光从车窗顶部透射进来。人人都期待火车能开到某家军工厂，我们只是被送到那里从事强制劳动的，但没人知道此刻我们的火车是仍在西西里亚还是已经到了波兰。火车不断地发出怪诞的嘶鸣，像是因怜悯这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人们而发出的求助呼喊。当火车进入岔道，显然是要驶入大站时，焦虑的乘客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站牌，奥斯维辛！”霎那间，每个人都心跳骤停。奥斯维辛——这个名字代表着所有的恐怖：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火车慢慢地，犹豫地继续行驶，似乎也在尽可能地拖延乘客意识到恐惧的时间，哦！这就是奥斯维辛了！
黎明已至，集中营的庞大轮廓渐渐清晰。长长的铁丝网、岗楼、探照灯，还有几排衣衫褴褛的囚徒在暗淡的曙光中沿着笔直而荒凉的大道走向无人知晓的目的地。我们的耳边不时传来零星的传令与哨声，这些声音的确切含义我无从得知，但它们让人心中自然浮现出一幅吊着人的绞刑架的恐怖场景。除了极度惊恐，我没有其他感觉。从那一刻起，我们不得不逐渐适应这种极度恐慌的状态，直至习以为常。
终于，我们进站了，车厢里最初的寂静被粗暴刺耳的命令声打破，从那时起，这成为了我们在集中营最常听到的声音。它有时极其近似于垂死者最后的哀号，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种刺耳的嘶哑声，像是一个持续遭受砍杀之痛的人从喉咙里不断发出的惨叫。车厢门被推开，一小队犯人蜂拥而入。这些人穿着条纹囚服，头发剃得精光，看起来营养不错，说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都带着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仿佛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天生乐观的我 （乐观情绪经常主宰着我的情感，连最绝望时也是如此）常常想：这些囚徒看起来身体健康、情绪高昂，还时常笑哈哈的，说不定我也能获得他们这样好的待遇呢。
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被称作 “暂缓性迷惑”的状态。被宣布处决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会产生死刑可能暂缓执行的幻觉。我们也抱着这种希望，相信最后的结果不至于太糟。囚徒们胖乎乎、红润润的面庞就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几年来日复一日跑到车站接新囚徒的这些人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精英”。他们负责接管新囚徒及其行李，这些行李中藏着稀有物品和原本严禁携带的珠宝。欧洲战争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一定算得上一个奇特的地方，不论在大仓库里还是党卫军手中，金、银和钻石等罕见珠宝随处可见。
1500名囚徒一股脑儿地被关进了最多只能容纳200人的棚屋里。饥寒交迫的我们挤在一起，屋子拥挤到几乎无法蹲下的地步，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五盎司重的面包是我们四天里唯一的食物。然而我却听到一名负责棚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成员就一枚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一番争执得来的大部分收益将被用做购买杜松子酒。我记不清度过一个 “快乐夜晚”需要买几千马克的杜松子酒了，但我知道那些刑期漫长的囚徒确实需要借酒消愁。在这种环境下，谁会责怪他们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呢？还有一些囚徒可以得到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他们就是在毒气室和焚烧室工作的囚徒，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终有一天会被一拨新人所替代。那时，他们不再是行刑者，而是成了受刑者。
在我们这拨被转移的犯人中，几乎人人都抱着可能会被缓期执行的幻想，也总觉得事情会有转机，因此对眼前的潜在危机视而不见。我们接到通知，要将行李留在车上，所有人员排成两队——男女各一队——列队从党卫军的一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外衣里。我这一队人一个个地从这位高级军官面前走过，如果被他发现，我就危险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把我打翻在地。走到他面前，我本能地挺直腰板以防秘密被识破。我与他面对面，他瘦高个子，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跋涉脏乱不堪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的食指懒洋洋地朝左右指点。没人知道他指指点点中隐藏的险恶用意，他一会儿朝右指指，一会儿朝左指指，但朝左指得更频繁些。
快轮到我时，旁边的一个人轻轻告诉我，分到右边的是干活的人，分到左边的是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人，这些人要被送到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待着这第一次并且后来反复出现的过程的到来。帆布背包压得我略微向左倾斜一点儿，我就用力挺直腰板。党卫军军官仔细审视我，好像很犹豫，然后把双手放在我肩上。我尽量表现得很精干，他慢慢地向右转动我的双肩，我便顺势朝右转了过去。
晚上，我们了解到那位军官指指点点背后的一些重要知识。这次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挑选，也是生死攸关的判决。经过这次判决，在这批被转移的人中，大约90%的人要走向死亡。死亡判决是在进入站台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就执行生效的。分到左边的那些人将从站台直接行进到焚烧室。在焚烧室干活的一名工友告诉我，焚烧室的门上用几种欧洲文字写着 “澡堂”二字。每个囚徒进去时手里都拿着一块香皂。谢天谢地，我不用描述随后发生的事件了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之，许多书中都描述了这一恐怖的过程。
晚上，我们这批活下来的少数人才听到这个噩耗。我向待在那里时间较长的囚徒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P被送到哪里了。“他分到左边了吗？”“是的。”我答道。“那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他告诉我。“哪里？”我追问了一句。他随手指向几百码外的烟囱，烟囱里冒出的一串串火苗映照着波兰灰暗的天空，又慢慢融入幽暗的烟云。“你的朋友正慢慢地飘向天空。”他答道。起初我不太理解，直到后来有人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解释，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我不想就此多说一句。从心理学角度讲，从拂晓时分到达车站一直到在营地度过第一夜，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护送下，我们跑步从火车站出发，经过带电的铁丝网，穿过集中营，到达清洁站。在那里，我们这些初次被筛选出来能活着的人，真正地洗了个澡。被缓期执行的幻觉也得到了证实。奇怪的是，那些党卫军看起来极具友好的魅力，其中的原因不久就被我们找到了。他们在看中我们的腕表并婉言说服我们交出来时，显得极其友好。难道我们不该向这些友好人士上交那些财产吗？难道这样的好人不该拥有这块手表吗？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报答我们。
当我们在貌似消毒室的屋子里等待时，党卫军来了。他们在地上铺开一块毯子，让我们把所有的财物包括手表和珠宝都扔到上面。一些天真的人还问他们能否保留一枚戒指、一块奖牌或一件幸运物，这惹得那些老道的囚徒发出阵阵笑声，他们在嘲笑这些天真的人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财产都要被剥夺的事实。
出于想结交一位老囚徒当知心朋友的愿望，我偷偷靠近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指着自己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纸说：“嗨，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讲，能够活命就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手稿。但手稿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要相信命运，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个耗尽我毕生精力的手稿。你能理解吗？”
我感觉到他开始理解了，脸上慢慢露出一丝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随即转化成嘲讽的和侮辱的笑容。最后，他甩给我一句囚徒们常用的狠话：“狗屁！”那一刻，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心理上也达到了第一阶段反应的极点——我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
我们一直站着，面无血色、惶惶不安、绝望地争论着。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我们再次听到了嘶哑的命令声。随即，我们被推推搡搡地赶进了澡堂的前厅，按要求围拢在等候我们的党卫军周围。他命令道：“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我用表计时。两分钟内，你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服，把所有东西放在你们站立的地方。除了鞋、皮带和吊带或捆扎带之外，其他一律不得带走。计时——开始！”
囚徒们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脱去外套。随着时间的临近，他们越来越紧张，慌乱而笨拙地脱去内衣，解开皮带和鞋带。然后，第一道皮鞭抽打在赤裸身体上发出的清脆声响传来，鞭打的声音让空气中的紧张气息更加凝重。
紧接着，我们被赶进另一间屋里剃头。在那里，不仅要把头发剃光，连整个身体也要毫发无存。随后被赶进浴室，我们排着队，彼此已无法辨识。直到看到真正的水从喷头流出，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等待淋浴时，赤条条的身体使我们意识到：除了赤裸的身体，如今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前半生挣下的财富还剩什么？现在，眼镜和皮带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后来用皮带换了块面包，原来拥有一条皮带还会带来这样令人激动的结果。晚上，负责我们棚屋的高级囚徒来给我们训话，他以人格担保，如果有人敢将钱和珠宝藏进皮带夹层，他会亲手把这个人吊起来， “就在那根横梁上”，他用手指了指，还自豪地解释说，作为高级囚徒，集中营赋予他这么做的特权。
关于鞋子，事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可以穿鞋，但穿高档鞋子的人就得忍痛割爱，换来的只是一双并不合脚的鞋。一些囚徒则陷入了真正的麻烦，他们听取了接待室里那些高级囚徒的善意建议，剪去长筒靴的上部使其变短，并在剪口处抹上肥皂加以掩饰。党卫军似乎早有预料，所有剪过靴子的同谋被关进隔壁的房间。不一会，我们就听到了皮鞭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惨叫，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们抱有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开始被冷酷的幽默感战胜。此刻，我们知道，除了赤裸裸的身躯之外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淋浴时，我们尽情地开玩笑，既取笑自己也取笑别人，也为真正的水从浴室的喷头里流出来而深感庆幸。
除了奇怪的幽默感，我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好奇。在陌生环境里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在登山遇险的关键时刻，人们只会有一种感觉，即好奇。人们会好奇自己能否脱险，好奇自己将会粉身碎骨还是仅仅受点儿轻伤。
在奥斯维辛，这种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脱离了周遭的客观环境，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又怎样。比如，我们常常设想自己洗完澡后赤裸裸、湿漉漉地站在深秋的寒风中，该是什么结果。随后的几天，我们的好奇变成了惊讶，惊讶的是我们居然没有感冒。
许多类似的好奇接踵而来，不断地满足着这些新囚徒。一名医生甚至惊呼：“教科书在撒谎！”教科书上说，当睡眠时间不足规定的小时数时，人就不能生存，错！我也一直确信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没有这个我不能入睡，没有那个或别的什么我不能生存。来到奥斯维辛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上下铺，每层床铺 （约6.5到8英尺）睡9个人。我们直接睡在木板上，9人合用两条毯子，大家只好侧身挤在一起，由于天气寒冷，挤在一起感觉不错。虽然曾被禁止将鞋带上床，一些人还是悄悄把沾满泥浆的鞋子当枕头。否则，我们只能头枕着自己白天累到几乎脱臼的臂弯入睡。每当睡意袭来，我们便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忘却痛苦，解脱自己。
我还想提到关于我们究竟能忍受多少痛苦的一些惊奇发现：在这里，我们无法刷牙，且严重缺乏维生素，但与以前相比，我们的胃变得健康多了；半年来，我们穿着完全失去本来面目的同一件衬衫；有时因水管冻结，我们许多天不能洗漱，甚至身体的局部擦洗也不可能，劳动后的双手肮脏不堪，可手上的疮和擦伤从不化脓 （除非有冻疮）；再如，一些人原来睡眠很轻，隔壁房间一丝微弱的声响都有可能搅得他彻夜难眠，而现在即便是与相隔几英寸、鼾声如雷的其他囚徒挤在一起，他们也能安然入睡。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 “把人定义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的种群”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肯定会回答：“是的，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但请不要问我们是如何习惯的。”我们的心理调查还没到达那么深入的程度，囚徒的心理也没有达到能够习惯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处于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
几乎每个人都动过自杀的念头，这种念头源于绝望的处境，源于时时刻刻笼罩着的死亡危险和不断接近他人的死亡的事实。就后面提到的个人坚定信念而言，在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我发誓永远不去 “触碰铁丝网”——这是集中营里常用来描述一种流行的自杀方式的用语，即触带电的铁丝网自杀。尽管做出自杀的决定一点也不难，但自杀没有任何意义。对每个囚徒而言，存活的机会都微乎其微，人们并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成为闯过道道关口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因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在恐慌的第一阶段就已不再惧怕死亡。最初的几天过后，他们连毒气室都不怕了。不要忘了，毒气室至少可以使他们免除自杀的麻烦。
一位我后来认识的朋友评价我 “不是那种会在恐怖环境中抑郁不堪的人”。我还记得自己曾对到达奥斯维辛后第一个清晨发生的小插曲一笑了之，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当时，尽管我们有一条不准擅自离开所在 “街区”的禁令，一位比我们早几周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事还是偷偷地遛进了我们的棚屋。他希望能够安慰我们，还想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他消瘦得很厉害，以至于我们一眼都没认出他。他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幽默表情，匆忙地给我们一些提示—— “别害怕！别害怕挑选！M博士 （党卫军医疗总监）有一副医生的软心肠。” （他关于这个M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善言具有误导性。因为一位约60岁的棚屋街区医生犯人曾告诉过我他是如何祈求M博士放过他将被送进毒气室的儿子，可M博士却冷冷地拒绝了。）“我只乞求你们一件事，”他继续说， “如果可能的话，每天刮脸，不论要用锋利的玻璃，还是用最后一块面包换刮脸用具。只有如此，你才能看起来更年轻，而且，刮脸还会使你脸色红润。想活下来，你唯一的办法是，看上去能干活。如果你脚后跟起了个水泡，走路瘸了，党卫军看见你这样，就会把你招到另一边。第二天，你就肯定要被送进毒气室。你知道 ‘Moslem’是什么意思吗？那些看起来可怜兮兮、落魄潦倒、体弱有病、不能干体力活的人就是 ‘Moslem’。或早或晚，一般会比你预计的时间要早，‘Moslem’就会被送进毒气室。要切记：刮脸，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擞地干活，你就不用怕毒气。所有站在这里的人，即使你刚到这里24个小时，做到这些你就不用怕毒气。”接着，他指着我说：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得如此坦率。”他对其他人说： “恐怕他 （指我）是你们之中下次被选中的人，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笑了笑，我相信任何处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也都只能如此。
我记得莱辛曾经说过：“有些东西能使你失去理智或变得一无所有，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一种对于非正常情境的反常反应却可以被视为正常。甚至我们精神病学家还希望，人们在非正常情形下的反应与其正常状态相比是偏向非正常的。例如在收容所等环境里，以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正常的思维状态。但从客观上来讲，在这种受到限定的环境下产生这些非正常的反应都是正常的。正如我描述过的，这些反应将在几天内发生变化。囚徒开始从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一个表现相当冷漠的阶段。在这期间，他的情感进入一种死亡状态。
除了以上描述的反应之外，新囚徒还经常遭受痛苦的感情折磨，他还要抑制这些情感。这种情感首先指他对家乡和家庭的无限思念，有时强烈到足以将其吞噬。其次指对周围一切丑恶行为的厌恶，甚至仅仅是丑陋的外貌都让他感觉厌恶。
大部分囚犯穿上破烂不堪的制服，也就比稻草人优雅一点点。集中营的棚屋之间到处都是粪便，人们越是清除，就越是需要不断地接触这些粪便。新来的犯人被指派去清扫厕所和清除粪便是常事。在道路蜿蜒曲折的运输途中，粪便经常飞溅到囚徒的脸上，他们一旦表现出厌恶，或者用手擦去粪便，就会招致一顿毒打。人的正常反应受到强烈的抑制。
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某个囚徒往往不忍目睹别人被罚示众，也不忍目睹泥潭里一排排的囚徒在皮鞭的威慑下来回走几个钟头。几天或几周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每天拂晓，天色依然灰暗时，该囚徒正和他的小队站在门前排队整装待发。此时，很可能他会听见一声尖叫，紧接着看见一名囚徒被打倒，爬起，再被打倒，再爬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名被打的囚徒在发烧时没有及时报告医务室，所以被认为干活偷懒，因而招来一顿毒打。
进入心理反应的第二阶段，这个囚徒的眼睛将不再躲避这一切。由于情感已经麻木，他看到什么都只会呆呆地站着不动。除此以外，他顶多盼着自己能借受伤、浮肿或发烧在医务室看病之机，在集中营干两天轻松的活。他看到一个12岁的男孩被带进医务室，这个男孩因为集中营没有他穿着合适的鞋子，被迫在雪地里执勤或在户外干活站了几个小时之后，脚趾被严重冻伤。值班医生用镊子一点点地拽去变黑坏死的部分，而我们这位旁观者的感情却已经麻木，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厌恶、恐惧或怜悯等情感。进入集中营几周，他不断看到受难者、将死之人和已死之人，对一切已司空见惯，再没什么事情能够打动他了。
有一段时间，我就留在棚屋照料斑疹伤寒病人。他们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许多还病入膏肓。当某个病人死去后，我也能毫不沮丧地目睹那些会重复发生的情形：即其他囚徒接近体温尚存的尸体，有人夺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有人认为死者的木鞋看起来比自己的要好，就把它换走；有人换走死者的上衣；连只拿到细绳的人都会因此沾沾自喜。
我冷漠地看着发生的一切。最后，再让 “护士”运走这些被掠夺过的尸体。搬尸体时，他随意地拽着尸体的腿，任其尸首在50个斑疹伤寒病人睡的两排木板床间的过道上磕磕碰碰，就这样一直拖着尸体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朝门口走去。由于长期缺乏食物，我们的体能已消耗殆尽，哪怕只是通过空旷地带的两级台阶对我们来说都很费力。在几个月的集中营生活里，如果不用手抓住门框，我们几乎无法登上那些约6英寸高的台阶。“护士”拖着尸体慢慢走到台阶处，他自己先费力地爬上台阶，再转身拖尸体，被拖住的脚带动身躯，最后，伴着奇怪的咯吱声，尸体的头部也颠簸地被拖了上来。
我的床铺在房间的正对面，恰好靠近屋内唯一一扇接近地面的窄窗。当我正用冰冷的双手抱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大口喝着，偶尔瞥见窗外那刚刚搬出去的尸体，他直愣愣地瞪着我。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交谈，现在却阴阳两隔。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继续低头喝汤。
如果从职业角度讲，说我缺乏情感一点也不会令我觉得惊奇。现在我也许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我几乎没投入什么情感。
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在集中营里，人们稍有不慎，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就会招来一阵毒打。比如，干活的工地在发面包，我们排队领面包。有一次，我后面的人略微站偏了一点，使整个队伍看起来有点不整齐，这就惹怒了党卫军。我当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注意到周围有党卫军，头就突然被猛击了两下，这才让我发现党卫军正在身旁挥动棍棒。这时，最痛的不是肉体 （这样的惩罚对成人和儿童都一样），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对心理造成的伤害。
很奇怪，在一些情况下，不留痕迹的鞭打比留下痕迹的鞭打更伤人心。有一天下暴风雪，我在铁路上干活。尽管天气十分恶劣，我们也要不停地卖命。我吃力地铲石子修路，当然这也是保暖的唯一方法。当我停下来靠着铁锹喘一口气，不幸被恰好转过身的看守发现，他认为我在偷懒，却没有用侮辱的语言和拳打脚踢来伤害我，这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与眼前这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没有人样的家伙说话，更犯不上咒骂。他只是戏谑地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在我眼里，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吸引野兽的注意或者吆喝家禽和畜生时，人们因为没必要惩罚它们而使出的伎俩。
鞭打令人倍感疼痛是因为鞭子隐含着侮辱的意味。有一次，我们在结冰的轨道上搬运沉重的钢轨。此时，如果有一人滑倒，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其他共同作业者的生命。我的一位老朋友臀部先天性脱臼，因此能被选中干活也是让他十分高兴的事，因为一般来说，身体残疾的人在面临第一次选择时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着沉重的钢轨，在轨道上一瘸一拐地走着，好像随时要摔倒在地，拖累其他人。我当时并没有参与其中，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地想跑过去帮忙。这时，我的脊背受到重重一击，紧接着就听到有人呵斥并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而讽刺的是，就在一分钟前，打我的看守还骂我们这些 “猪猡”没有合作精神。
有一次，气温低到仅有华氏2度，我们为铺设水管在森林里挖掘冻硬的土壤。当时，我身体十分虚弱。负责监工的是一位红光满面的工头，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猪头。在寒冷的冬天，他戴着一副保暖手套。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我立刻感到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面前不大的土墩说明了我的工作量。
他开口骂道：“你这头猪，我一直盯着你！让我来教你怎么干活！你要像野兽一样死去！不出两天，我就让你完蛋！你从来没有干过活吗？猪，你是干什么吃的？难道是商人吗？”
我没在意这些，但我不敢怠慢他的死亡威胁。于是，我挺直腰板盯着他说：“我是医生，而且是名专家。”“什么？你是医生？你一定从别人口袋里捞了许多钱吧！”“老实说，我是为穷人开诊所的，大多数情况下我分文不取。”我说的太多了。他就像疯子一样嚎叫着扑向我，一拳将我打倒。到后来，我都记不清他喊了什么。
我想用这件小事引发的故事来说明：有时，似乎很老练的囚徒也会发火。他的愤怒不是由于自己所承受的残忍或疼痛，而是出自与之相关的侮辱。那一刻，我的确血脉贲张，因不得不听一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来判断自己的生活而怒发冲冠 （我必须坦白，事后我对狱友做出的评价给了我孩子般的安慰：“他看起来庸俗粗鲁，连我们门诊部的护士都不愿让他进候诊室。”）。
幸运的是，工作队的大囚头儿对我很好。他对我的好感源于在去往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洗耳恭听了他娓娓道来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烦恼。我对他的性格诊断和基于精神疗法的建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那以后，他非常感激我，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尤其珍贵。在由280人组成的宿营大队中，他还在头5排紧挨着他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铺位，这给我带来的优势可想而之。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起来排队。大家都害怕迟到或者站在后排。因为，如果有令人不快或遭人厌恶的工作时，囚头儿通常会在最后几排挑选他想要的劳动力。接下来，被挑选的劳动力必须步行到另一个地方，在怪异看守的监督下干特别恐怖的活。有时，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囚头儿也会到前5排选人。一阵拳打脚踢后，人们的抗议和哀求慢慢平息，被选中的受害者将在喊叫和鞭打下被驱赶到集合地。
然而，只要大囚头儿还有倾诉的需求，我就可以免遭这一厄运。除了有保证地占据与他为邻的光荣位置之外，我还有另一优势：和几乎所有的集中营狱友一样，我也患有水肿，双脚肿大，脚上皮肤紧绷，膝盖不能弯曲。肿胀的双脚穿着鞋子都不能系鞋带，即使有袜子也不能穿。所以，我部分裸露的脚总是湿的，鞋子里也总是有雪，这样子注定会生冻疮，因而，我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行走在冰天雪地里，鞋子结上了厚厚的冰，人们经常会一个接一个地滑倒，后面的人会压到前面的人身上。这样，整个队伍就要停下来修整一会儿，又不能太久，因为大囚头儿一会儿就要开始用枪托砸人，催促我们赶快起来赶路。而此时，越走在队伍前面，受牵连的麻烦也就越少。这样无需拼命赶时间，也不用忍受疼痛的双脚还要加快步伐所带来的痛苦。作为私下公认的大囚头儿御用医生，我稳稳当当地走在队伍第一排，同时也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这个特殊服务的额外好处还有：只要工地午餐有汤，大囚头儿就会用汤勺多捞些桶底的豌豆给我。这位囚头儿曾是一名军官，他甚至还大胆地与那些曾和我发生争执的工头交头接耳，说我会成为干活能手。虽然这样做效果甚微，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想保住我的性命 （他也的确挽救了我许多次）。例如，我与工头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他偷偷派我到另一个工作队上工。
有些工头很同情我们，在工地，他们想方设法改善我们的处境，至少在建筑工地是这样的。他们也常常提醒我们一名正常工人可以干我们几倍的活儿而且用时更短。但他们也明白，正常工人每天的饭量可不是近300克面包（我们实际上得到的还没这么多）和1公升清汤。正常工人不是生活在屈从的精神压力下，也不是生活在不知家中亲人是送进了集中营还是毒气室的担忧中，更不是在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工作的。我曾经对一位温良的工头说：“如果你能在我学会修铁路的时间内学会做脑部开颅手术，我将五体投地地佩服你。”对此，他只是呲牙一笑。
第二阶段的主要症状是冷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机制。前途渺茫，所有努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保全自己和他人的性命这件事上。晚上，囚徒们从工地赶回集中营时，常常可以听到他们长舒一口气说：“真好，又多活了一天。”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囚犯们一门心思就想活命的紧张状态迫使他们的内心生活退步到原始水平。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集中营同事经常提到集中营囚徒的 “衰退”——向更原始的精神生活的倒退。而囚徒们的希望和梦想只能在梦中被表现。
囚徒们常常梦见的无非是面包、蛋糕、香烟和舒适的热水澡。这些简单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他们只好靠梦境去寻找，至于这些梦是否有意义就属于另一个问题了。囚徒们常常会从梦中惊醒，旋即回到集中营的现实生活中，这就造成现实和梦幻间的强烈对比。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夜里，一位囚徒在梦中的呻吟惊醒了我。我看见他胡乱挥舞着四肢，很明显是在做噩梦。我一直很同情做噩梦和精神错乱的人，便下意识地伸出手准备唤醒这个可怜人。但我还是猛地把手抽了回来，一想到会叫醒他，我突然有点后怕。那一刻，我强烈意识到，不管梦有多恐怖也比集中营的现实状况要好得多。而我如果那样做，只会让他从恐怖的梦境回到比梦境更恐怖的现实之中。
由于囚徒们营养极差，精神生活的重点重新回到对食物的渴望这样的原始本能上。我们能够观察到大多数囚徒只要在一起干活且偶尔没有被密切监视时，他们就会立刻开始探讨食物问题。一名囚徒常常会问在旁边干活的囚徒最喜欢什么食物，然后彼此交换食谱，计划他们与家人重逢那天，也就是遥远的未来获释回家后那天的菜谱。他们通常反复讨论，描述细节，直到听到以特别的暗语或号码形式传来的 “看守来了”的警告声。
我一直认为这种讨论十分危险。人们在努力适应这些供应极少和热量极低的食物时，这种娓娓道来的美味佳肴对身体造成不适是难免的。尽管这样做能提供大量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幻觉对生理必然造成很大伤害。
在被囚禁的后期，我们每天的定量是一顿汤和一小块面包，外加所谓的 “额外补助”，其中包括约21克的人造黄油、一小片劣质肠、一小片奶酪和一些人造蜂蜜或一汤匙稀释果酱，每天还会有些变化。但是对我们这些每天干繁重体力活，在寒冷的天气里穿着单衣的囚犯来说，这些食物的热量是绝对不够的。那些被 “特别看护”的病人经允许可以躺在棚屋里，但这些不用出集中营干活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差。
当皮下脂肪消耗殆尽时，我们就像被一层皮和破布裹着的骷髅，不断感到身体开始消耗我们的生命。生物体慢慢消耗自身的蛋白，肌肉逐渐消失。身体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差，棚屋里为数不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我们每个人都能准确推断出下一个会轮到谁，自己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去。通过无数次的观察我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些死亡特征，而判断也几乎可以说是准确无误。我们相互之间私下议论 “那人活不了多久”或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每天夜间抓虱子时，看到赤裸裸的身体，我们就会有同一个想法：这样的躯干——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我将会怎样呢？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部分，铁窗后的一分子，挤住在几间土坯棚户里由于缺少生机而每天腐烂一部分的一堆东西罢了。
我上面提到人们一有时间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美味佳肴，这也迫使他们再次意识到自己是囚犯。可以理解的是，尽管那些最强壮的人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拥有可口食物。这不单单是为了回忆食物本身，也是为了能提醒自己，像现在这样除了美味佳肴不会再想到其他任何东西的次等生存状态终将结束。
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忍饥挨饿者曾历经的灵与肉的冲突。他们无法理解人们站在壕沟上挖土，只是为了听清楚上午9点30分或10点的哨音，那时会有半小时的午餐休息，而且有可能的话，这顿饭会发面包。如果工头不讨厌的话，人们就一遍遍地询问时间，用没戴手套冻僵了的手摸摸上衣口袋里的面包，先轻轻地敲一下，然后掰一点放到嘴里吃，最后用仅有的意志力把剩下的面包塞进口袋，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到下午。
在监禁后期，关于如何处理每天仅发一次的面包，我们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争论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赞成立刻吃完，这样会有两个好处：第一，一天至少有一次机会暂时抵挡饥饿；第二，可以防止面包被偷或丢失的情形发生。另一派持不同观点，他们主张将面包分成几份。最后，我加入了第二派的队伍。
在集中营一天24小时的生活里，最可怕的时刻是一觉初醒时。天还没亮，睡梦中的我们被无情地惊醒，三声刺耳的哨音打破了沉沉的美梦。我们一边挣扎着把浮肿酸胀的双脚塞进湿漉漉的鞋子，一边听着旁人的呻吟和叹息，发出这些声音可能只是因为发现代替鞋带的电线也断裂了这样的小事。一天早晨，我听见某人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这个人一向表现得非常勇敢和自尊，这样哭泣是因为他的鞋子已经破得无法再穿，一想到以后只能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就悲从中来。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我只好自己找点安慰。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份小面包，美滋滋地大吃起来。
营养不良和普遍关注食物的状态可能造成人们缺乏性冲动。除了初到此地时受到惊吓的原因之外，精神病学家对清一色的男性集中营发生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观察，得出如下结论：专家们反对清一色的男性组织，如军营，因为那里常会产生性变态，这样的人很少做有关性的梦，但抑郁情绪和高昂的情感可能在梦里被明确表达。
对大多数囚徒来说，保证基本生活和谋求生路是他们努力的最终目的，与此无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忽略，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囚徒的情感缺乏。当我从奥斯维辛转往达豪集中营下属的一个集中营时，居然产生了回家的感受。半夜，运载我们约2000名囚徒的火车经过维也纳的一个火车站，沿着火车的轨道依次经过我出生的街道，经过我做囚徒前居住多年的老宅子。
一节装有50名囚犯的车厢只有两个很小的带栏杆的窥视孔。车厢的空间只够部分人蹲在地下，其他人就得围着窥视孔站上几个小时。我踮起脚尖，越过其他人的头顶向带栏杆的窗外望去，不安地盯着我的故乡看。我们都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活着不如说已经死了，因为一直认为这次旅途的终点是毛特豪森，所以估计自己最多也就再活一两周。我明显感觉自己是在用阴间人的眼光看我童年生活的街道、广场和房屋，俯瞰着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城市。
几个钟头的耽搁之后，火车离开了车站，街道——我的街道！对于那些在集中营生活多年的年轻人来说，这次旅行也是一件大事。他们专心致志地通过窥孔向外凝视，我乞求甚至哀求他们让我站在前面片刻。我想解释朝外看对我的意义多么重大，但我的祈求被粗暴地拒绝了，还有人冷嘲热讽地说：“你住了那么多年，应该已经看够了吧！”
集中营普遍存在 “文化冬眠”，但政治和宗教除外。集中营的每个角落都不间断地谈论着政治，政治信息以传闻为主并迅速传播。有关军事形势的传闻常常自相矛盾，但不断传来的信息仍不时敲打着缠绕在囚犯脑海里的战争之弦。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谣言一次次地令人们失望。一些人彻底绝望了，但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可救药的乐观派实在令同伴气愤。
就发展范围和时间而言，囚犯对宗教表现出难以想象的虔诚。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初到者惊奇和感动。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棚屋角落，或在从遥远的工地拉囚徒回集中营的黑暗封闭的牛车上，随处可见临时凑在一起祈祷的情景，这些又累又饿，衣衫褴褛的人蜷缩一团，口中念念有词。
1944年冬到1945年春，集中营爆发了斑疹伤寒，几乎人人受到感染，还得干活的身体瘦弱者死亡率极高。病人房间极度短缺，也没有药品和护理人员。这种病的一些症状非常特别，即对于哪怕是一点点的食物都会恶心 （这会危及生命），同时伴有神志不清。我的一位朋友严重昏迷，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想做祈祷，但由于神智昏迷，他竟然不知道该祈祷什么。为了避免昏迷，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尽量在夜里保持清醒。我需要在脑海里用几个钟头组织语言，重新构思我在奥斯维辛传染病房里丢失的手稿，或者干脆用速记法在小纸片上记下关键词。
集中营有时还会进行科学争论，我曾见证了日常生活中闻所未闻的事——开办精神降神会，尽管这件事十分接近我的职业兴趣。我接到集中营主管医生 （也是犯人）的邀请，他知道我是精神病学家。聚会是在一间私人小病房偷偷进行的，参加者围成一圈，还来了一名党卫军军官。
降神会开始，一个人祷告祈求神灵，集中营的一名职员端坐在一张空白纸面前，但并没有写的意思。随后十几分钟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会说明祈祷神灵出现的方法失败，降神会终止），他用铅笔慢慢在纸上画线，清晰地组成 “败者遭殃”，意思是失败者的不幸。据说这位职员从未学过拉丁文，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这些词，但这真是征服者的悲哀。在我看来，他没有专门收集这些词，但一定也听说过，而且在我们获得解放和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这些词一定在他的 “心灵”（他潜意识的心灵）中出现过。
在集中营里，人的身体和思想由于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但深化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可能的。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且比较敏感的人在这里会承受更多痛苦 （他们身体也会更弱），但对内心的伤害相应也会少许多。他们能把恶劣的外部环境转化成内心丰富自由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集中营中身体羸弱的一些人比看似强壮的人生存能力更强。为了解释清楚这样的事实，我不得不讲一个发生在某天清晨人们步行去工地时的例子。
当时，有人高声命令：“各队，齐步走！左1234，左1234，左1234，排首注意，左右左右！脱帽！”直到今天这些命令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我们经过集中营大门时被探照灯照着执行 “脱帽”的命令。任何没有打起精神正步走的人都会被踢上一脚。有人因为天气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带上了帽子，则会遭到更严厉的毒打。
我们沿着由集中营向外延伸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途经大石头，蹚进泥坑，艰难前行。押送的看守还不停地朝我们咆哮，用枪托驱赶我们。双脚疼痛的人扶着其他人的肩膀前进。队列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刺骨的寒风吹去了人们讲话的兴趣。而就在这时，走在我旁边并用领子挡住嘴巴的人突然说：“如果我们的妻子看见我们这个鬼模样怎么办？我希望她们在集中营过得比我们好些，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
这句话勾起了我对妻子的怀念。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英里，在雪地里滑倒，再爬起，互相搀扶着行进。尽管默默无语，但我们都在心里思念着自己的妻子。有时，我偶尔望向天空，星星慢慢消失，清晨的霞光在一片黑云后散开。我的思想仍停留在妻子的身影上，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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