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100次变革(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戈丹,千舒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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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100次变革(上)试读：

前 言

人类的历史，犹如一串华美的项链，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连接而成的。那一个个辉煌的瞬间，便是历史链条中璀灿的宝石与珍珠，它熠熠生辉，警示着后人。

人类的历史，更像一部恢弘的巨著，是由无数千姿百态的人物呕心谱就的。那一段段精彩的篇章，便是历史天书中闪光的风云与浪花，它浩瀚如烟，启迪着我们。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充分展现了人类杰出的智慧，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灿烂文明，为今天的我们遗留下了博大精深的精粹学说、文化典籍、伟大发明；遗留下了对世界历史发展所做出的开创性的成就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遗留下了福泽后人的宝贵遗产与物质财富。即使到了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化高度集中的今天，我们仍然叹服前人的贡献，仍然感恩祖先的施惠，仍然震惊先哲的警示。

往事越千年。虽然几经沧海桑田，但不变的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类探索的脚步，是人类沿着历史的足迹再创辉煌的奋斗。当无数充满致命诱惑的新浪潮涌来时，人们更需要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正确抉择；当现代文明在疯狂地毁灭人类生存的家园时，我们更需要一种对人类历史的责任。于温故中知新，在汲古中鉴今，理应成为现代青年理性地认识历史、冷静地思考未来的当然选择。

本书对世界上下数千年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的改良与变革，进步与保守的争斗与冲突，新旧体制的毁灭与诞生，理论学说的创立发展，科学发明的艰难突破等等。几乎涉及到影响世界文明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所有重大事件。本书对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做了纵深的透视，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做了全面的阐述，它从浩瀚的历史文库中，撷取精华、汇聚经典、分门别类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介绍，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口，让他们穿越时空隧道，在历史的天空中遨游、畅想、于探幽寻秘中启迪智慧，启发思考，启示未来。

本书文字简洁，内容丰富，语言优美，叙述生动，既富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是一部精彩纷呈、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的缩影。全书一扫传统历史读物的陈旧与沉闷，让读者在阅读中享受知识的乐趣，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的真实。同时，其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剖析，也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想像空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11世纪的人类文明将会开出更加灿烂多彩的思想之花，结出更加丰富的文化科学硕果。明天的世界将是崭新的，未来的历史将更加辉煌。当代青年，正处在一个渴望求知、极具探索和勇敢追求的伟大时代。我们应当沿着历史凝结的历程，沿着前人留下的辉煌轨迹，从历史的精彩篇章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获得真理，走向成功的圣殿；以从历史中所启迪的智慧，创造卓越的人生，创造人类历史的崭新未来。

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你能找到当今野生禾本植物与我们餐桌上的白米饭和白面馒头的共同点吗？你能把我们现在常见的狗尾草、路边杂草和农业起源联系起来吗？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部分野生动物能够成为我们重要的肉食来源——家畜吗？多少年来，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在努力地从他们各自的学科出发，研究人类是如何从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并一步一步走向农业社会的。他们试图回答，人类为什么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出现农业。

据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近东地区、东亚地区以及中北美洲都能看到一些反映古老先民从事农业耕作和享受农业成果的信息，比如，在亚洲西南部的贾尔莫遗址发现了10000年前野生小麦、大麦、豆类等植物遗存和山羊、绵羊、牛等的动物骨骼，还发现工具组合包括石镰、磨石和其他耕作用工具。考古学家在我国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一些稻壳，根据稻谷壳表面双峰乳突形态的镜下分析，研究者认定它们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特征，由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过程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在中北美洲考古证实，玉米起源于一种生长在5000年前墨西哥米切肯州巴尔萨河流域的野生黍类，这种黍类变异性较强，经过墨西哥人数千年的培育，成为今天拥有数百品种的玉米。

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其生活要以当地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提供的多少为转移，缺乏一种稳定的来源。而农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生产的食品来代替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渔猎采集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农业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被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ictor Gordon Childe）称为“新石器革命”。考古学家自从18世纪就开始探讨农业起源问题，纷纷提出了各种假说和理论。这些假说和理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环境，特别是冰期后的气候变化，对农业起源的决定性作用，如绿洲说、原生地说、新气候变化说；另一类则是侧重于人口压力对农业起源的促进作用，如人口压力说、周缘地带说、享宴说。这些假说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在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农业起源的认识。

为何发生？又如何发生？

一般来说，农业起源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二是家畜的起源。

就栽培作物的起源，考古学家认为，人类试图栽培作物必须具备客观和主观两个条件：客观条件是该地必须发现有栽培作物的野生祖先种，并且当地具备适于栽培作物及其野生祖先种生长发育的气候与环境条件。野生植物资源是农业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在主观上，只有当人们在较长时间内对野生作物的习性有了了解和认识，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并且自然资源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时，人类才会有对野生作物进行人工培育的念头。比如，对现代野生稻资源的相关调查表明：与栽培稻关系最密切的普通野生稻分布在中国华南地区，特别是湖南茶陵江西东乡两地的野生稻的发现将野生稻的分布范围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有类似稻属植硅石。有学者认为中国南方即秦岭—淮河以南的腹心地区，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区。对这些地区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的鉴定、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条件可能比现在更加温暖，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这种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适宜的气候，为栽培稻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对于粟类作物，其遗存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中也并不少见，如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粟粒、粟壳或是炭化粟粒。有学者认为，栽培粟可能于公元8000年前后在太行山东侧及燕山的山谷平原地带率先发生的。植物遗传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栽培小麦起源于西亚，早在公元7000年前，当时居民就已知栽培二粒小麦、单粒小麦以及二棱有稃大麦。而玉米则一般认为起源于中北美洲，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当地的科奇斯文化的居民就开始种植玉米，玉米从一种不为人知的野生黍类成了世界第三大粮食来源。

对家畜的起源，一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在狩猎活动中逐渐了解和认识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动物的生活习性、生长发育、繁殖方式，掌握了动物活动的规律，通过接近、接触、围养、圈养等方式，懂得了动物的家化和驯养。和栽培作物一样，考古学者认为，最初的动物驯养当以人类生活栖息地周围有可供驯养的野生动物资源为先决条件，另外就是当地应当有适合于这些动物赖以生存和繁衍所需的食物来源（野生的或人工种植的植物为主），以及适宜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狗是驯化最早的动物，根据我国学者与瑞典学者最近利用线粒体DNA研究的结果推测，狗起源于广布于北温带地区东北亚的狼，狗驯化的大约年代在公元前160000～公元前12000年。早期的狗可能为人猎捕食物提供帮助。家猪起源于野猪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多年前。根据研究推测，家猪起源的野猪亚种主要为南亚地区分布的条纹猪和分布于欧洲的欧洲野猪。中国家猪的起源主要从华北野猪和华南野猪经过六七千年驯化而成。有人在属于公元前9000年的两河流域撒威·切米·沙尼达遗址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少量家养绵羊的骨头，还在同时期近东的其他遗址兽骨中发现了大量属于1岁左右的雄性幼羊的骨头，甚至还在属于公元前8000年的甘吉·达勒遗址中，在一块泥砖上发现了山羊留下的蹄印，而该遗址中90%的兽骨是山羊骨，它们都是绵羊和山羊在西亚兴起的证据。

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演变的革命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革命。它不但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动植物和生态环境操纵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口以较大规模聚居，运用集体的智慧和社会的力量改进、发明技术和促进生产力。它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地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时代早晚与其农业起源的早晚有着密切联系。农业起源越早，古代文明形成也越早；反之，农业起源滞后，古代文明的形成进程也就缓慢。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主要古代文明有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古代中国和中美洲三大古代文明，而这三大古代文明所在地，正是世界农业起源较早的区域。可以说，没有农业，后来的工业革命是不可想像的。

2.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埃及一词系由古希腊语Aigyptos演变而来，起源于古埃及孟斐斯城的埃及语名Hikuptah（意为普塔神灵之宫）。众所周知，埃及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埃及人修建的金字塔，更是尽人皆知的伟大奇迹。而这一切的创举，都是发生在几千年前，表现了人类生生不息和伟大的创造精神。（1）统一之前的古埃及

大约在一两万年前，由于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非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不毛之地。于是人们逐渐聚集到尼罗河流域，依靠河水泛滥的平原和沼泽地，过着渔猎采集生活。到了约公元前18000年，由于弓箭的使用，埃及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以后，古埃及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是拜达里文化、涅伽达文化I（阿姆拉文化）和涅伽达文化Ⅱ（格尔塞文化）。涅伽达文化Ⅱ（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通常被看成是史前文化或前王朝文化的最后阶段。社会已形成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划分。希拉孔波利斯等地已发展成为具有城市公社性质的小邦，希腊人称之为诺姆，又译为州。这些州都有自己的名称、都城、军队、政权、方言和图腾，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这一时期，古埃及实际上已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到来成为古埃及统一国家的基础。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就已经在进行着统一的尝试，并且在不久以后，诞生了强大的国家和水准相当高的文明。古埃及文明是现在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人类文明。即使从埃及第一王朝（公元前3100年）算起，埃及有国家的历史无疑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因为这些事件来得太早，以至于到了现在，还有人认为埃及的文明不是古埃及人创造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当苏格拉底所说的亚特兰蒂斯大陆沉没的时候，有大批的难民逃到了埃及，这些文明发达的移民创造了埃及文明。还有的人说是地球以外的生命建造了金字塔，并且创造了埃及文明。但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辉煌的古埃及文明确实是伟大的人类创造的。

埃及统一以前的历史是不太清楚的，根据有的历史学家分析，为了适应修筑水渠进行农业灌溉以及进行战争的需要，导致了权威力量的产生。这种权威力量，最后发展为王权。埃及的王权，相信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王权。（2）上下埃及的统一

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到了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埃及形成了南北两个王国：北部王国崛起于尼罗河三角洲，南部王国崛起于孟菲斯和第一瀑布之间的区域。这也许就是上下埃及的起源，这种划分在埃及历史中成为了一个传统。上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也就是南部，而下埃及在尼罗河的下游，也就是北部。古代埃及早期国王所戴王冠的形式，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古埃及的王冠包括红冠和白冠，红冠象征着蛇神保护着的王权，是下埃及王冠，也是最古老、最受崇拜的王冠；白冠象征着鹰神荷鲁斯保护着的王权，是上埃及的王冠。一个统一埃及的国王，应该既拥有红冠，又拥有白冠，缺一不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证据证明有一个国王拥有两顶王冠，就可以证明当时埃及已经统一了。于是历史学家们从考古的角度找到了证据，说明公元前3100年前后，第一王朝第一个法老纳尔迈（美尼斯），也许就已经或者正在完成国家的统一。而这个考古学的证据是一块调色板。

调色板是古代埃及人化妆时用来调色的石板，上面一般都会雕刻着图画。考古学家在埃及的希拉康伯里发现了一块命名为纳尔迈的调色板，这就是埃及统一的一个重要物证。

纳尔迈调色板正面雕刻的内容是头戴象征上埃及白冠的纳尔迈正手持权杖击杀一个跪在他面前的俘虏。这个俘虏显然具有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首领的含义，他的旗帜就是一把渔叉。在纳尔迈的正前方，有一只鹰（象征鹰神荷鲁斯，上埃及的保护者）站在象征三角洲地区的一束纸草植物之上，一只尖爪抓着一条绳子，套着一个三角洲居民的头颅。在正面的最上面一栏中间写着纳尔迈的名字，最下一栏刻着两个仓皇逃跑的敌人，显然是战败者。这组图画表达的意思很可能是，在鹰神荷鲁斯的保护下，纳尔迈打败了下埃及的三角洲国家。

在调色板的背面，不但雕刻着头戴红冠的纳尔迈在侍从的陪同下检阅两排已经被砍头的俘虏，而且还刻画了一头象征国王强大力量的公牛正在用两只角破坏敌人的城墙，在公牛的脚下，践踏着一个战败者。国王的前面和最上一栏都刻着纳尔迈的名字纳尔迈在不同的场合，头戴不同的红冠和白冠，这或许可以说明，纳尔迈已经统一了上下埃及。至少，纳尔迈已经在统一战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在另一件文物——纳尔迈权杖上面，也刻画了相近的内容：头戴红冠的纳尔迈站在九层的平台之上，在他前面有一顶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北方的公主。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反映了纳尔迈通过武力征服以及联姻来达到统一北方的目的。这种通过联姻使自己的统治达到合法化的做法，在埃及历史上是经常被采用的，很多王朝的开创者就是通过娶上一王朝的末代王后达到确立自己王朝的目的的。比如埃及第三王朝的开国君主涅布卡就是通过迎娶第二王朝末代法老哈谢海姆威的王后来建立第三王朝的，而这位王后和涅布卡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修建最早的梯形金字塔的乔赛尔。

纳尔迈在建立了古埃及第一王朝后死去，他的继任者叫作阿哈，意思是战士，阿哈努力对外扩张，并且安抚刚刚兼并的北方下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叫作哲尔，哲尔曾经远征现在的西亚地区，并且发动了对努亚和利比亚的战争。第一王朝在第五任国王登的时候达到了全盛，在萨卡拉发现的登王宰相海马卡的陵墓就达到1500多平方米，甚至比现在已经发现的第一王朝的国王的墓都要大得多。在登王统治时期，第一次把象征上下埃及的红冠和白冠同时戴到了自己的头上，并且第一次采用了上下埃及的双重王衔。可以肯定地说，在登王统治时期，埃及就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专制王朝。（3）强大的古王国王权

古埃及的历史发展到古王国时期，君主们的王权继续得到加强，古王国的君主们开始被称为法老。法老（nm-raoh）是古代埃及君主的尊称，是埃及语Per－o的希伯莱音译。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本意是指高大的房屋，到了古王国时期，专指王宫，并没有君主的意思，但是到了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君主的称谓。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称皇帝为陛下很相似。埃及法老有五个头衔：“荷鲁斯”、“两位女神”、“金子的荷鲁斯”、“上下埃及之王”、“拉神之子”。最后两个名称常被写在一个椭圆形图案里面，这个图案代表一个有魔力的绳圈。许多徽号的图案象征着法老的权威，如两层的王冠象征着上下埃及的联合；盘在法老王冠上面的眼镜蛇叫作虞荷斯，它吐出的火舌能够消灭法老的敌人。

法老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他通过宰相颁布各种法令，宰相须向法老负责。但是军队的指挥权永远属于法老，宰相无权过问。法老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亲自率领军队征讨出战。法老不但拥有最高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而且他还是神，也就是说，法老不用神化，他本人就是神。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臣民们的关注。一切人见了法老都要俯伏在地，甚至大臣、贵族见了法老也要吻他脚下的尘土。如果哪一个大臣、贵族被允许吻法老的脚，而不是吻法老脚前的尘土，那将是莫大的荣耀。第五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作普塔荷舍普舍斯的贵族，他不但是法老的驸马，娶了法老的公主为妻，而且曾经在宫中和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但是即使拥有如此荣耀的地位，他也因为萨胡拉法老允许他亲吻自己的脚，而不是脚前的尘土而感到非常的兴奋。就是等到死后在墓志铭中还津津乐道，说：“作为法老希望做的每一件事情的顾问，受到了萨胡拉法老的格外宠信，陛下不允许他亲吻地上的尘土，而是亲吻法老的脚。”古王国时期王权的强大可见一斑。

正是有了古埃及的统一，才有了伟大的王权，在强大的王权之下，才使庞大的金字塔工程的修建成为可能。在埃及历史上，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就是修建金字塔的时代。今天，埃及的金字塔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丰碑，也是埃及文明的象征。

3.制作礼乐，创建新制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商、周之际，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变革的结果是商朝灭亡，周朝兴建。实际领导完成这一新旧更替的，是辅佐周武王灭商兴周、接着又摄政当国的周公。周公锐意改革，制作礼乐，创建新制，确立周室800年一统基业，把我国奴隶制社会全面推向鼎盛时期。

周公，名旦，姬姓，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为他是成王之叔，故称叔旦；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又称他为周公；灭商后被封于鲁之曲阜（今山东曲阜），史书文称他为鲁公。文王在世时，他为人孝顺、仁厚、笃实，在兄弟中是出类拔萃的。以后武王继承父亲的遗业，以姜太公望（吕尚）为师，出兵讨伐纣王，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出自周公。武王东进伐纣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大会诸侯，周公全力进行辅佐。武王四年（近人根据《国语》、《竹书记年》记载，依公元推算，即公元前1029年），周公从征到达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商、周两军发生大战，商军失利倒戈，纣王登鹿台自焚而死。毛泽东称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别了，司徒雷登》）。武王灭商以后，周公建议向天下昭告纣的罪状，释放因劝谏纣王被囚禁的箕于，封纣的儿子武庚（字禄父）继续管理商的豪族和遗民，并派武王之弟管叔、蔡叔、霍叔加以监视，史称“三监”。这样，周朝的政局才初步稳定下来。

武王罢兵西归回到镐京，不久便得了重病。他想传位给周公，周公坚决不接受。武王病逝后，由儿子诵继位，这就是周成王。当时成王年幼，周公便以冢宰（宰相）身份摄政，处理军国大事。管叔、蔡叔由于嫉妒便到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谋害成王。周公向太公望、召公爽表明心迹，说明自己摄政是防天下背叛周朝，并非个人要夺权，取得了大臣们的信任与支持。他让长子伯禽代他到曲阜就封，自己留守镐京。伯禽临行，他教诫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周鲁公世家》）由此可见周公善待贤者的一片衷情。

管叔、蔡叔的中伤没有得逞，便联合霍叔、武庚，发动了叛乱。淮夷、徐戎、奄、蒲姑等邦国起来响应，叛乱在黄河南北迅速蔓延，周王朝面临严重危机。为了保卫文王、武王开创的事业，周公发布《大诰》，决心平定叛乱。他率师东征，在太公望、召公爽的协助下，经过两年的时间将叛乱平定。武庚被诛杀，管叔自杀身亡，蔡叔、霍叔被流放。到这时周王朝的政局才真正稳定下来。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山东、北至河北、南至江汉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周朝的领土。

平定以武庚部众为主力的叛乱以后，周公乘势进行改革，从制度建设方面着手，巩固和完善周王朝的统治。

首先是“封邦建国”，以诸侯国作为王室的屏藩。“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荀子·儒效》）。当时分封主要的姬姓国有管、蔡、霍、卫、郕、鲁、毛、蚺、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韩、凡、蒋、邢、茅、胙、燕、吴、东虢、西虢等。武王弟康叔封于卫（今河南淇县），领“殷民七族”，唐叔封于晋（今山西翼城），伯禽封于鲁（今山东曲阜），领“殷民六族”。总之，“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君道》）。周公除大封姬姓宗室外，又封纣王异母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封太公望于莒丘（今山东临淄），封召公爽之子于燕（今北京附近）。同时又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周公大封姬姓宗室和功臣于东西南北各地，以拱卫王室，形成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封邦建国”，是周公对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当然分封制并非是从周公开始的，在他以前的夏、商两朝早已产生。据司马迁说：“禹以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史记·夏本纪》），“契（商始祖）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史记·殷本纪》）。但是，夏、商两朝天子与诸侯的名位未定，天子虽为天下共主，必须由诸侯拥戴而立。天子相当于诸侯盟长，诸侯国各自为政。中央与方国之间，方国与方国之间，政制与文化的差异很大。周公的“封邦建国”，则自上而下，举行隆重的仪式，天子向诸侯授土授民，颁布诰命，形成比较严格的君臣关系。诸侯对周天子必须定期朝觐、述职、交纳贡物，军事上服从调动。“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可见，周朝对于不朝贡、不述职的诸侯处分是很严厉的。这样，周天子便成了诸侯国名符其实的共主。诸侯受封，不仅接受了周天子授予的土地、百姓，同时又把周朝的礼乐制度、典章文物带到全国各地。各诸侯国又仿照王室的设置，建立了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文物制度，于是便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了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诸侯的一致性，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大一统的局面。

其次是统一规划土地，普遍推行井田制，巩固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土地制度大体是这样的：京城周围的土地为天子所有，即所谓“王畿千里”。王畿之中留下千亩，称为籍田。朝廷每年举行春耕典礼，周天子象征性地亲自扶犁，算是“亲耕”，劝导百姓不违农时。王畿土地收入，供周王室饮食、祭祀之用。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公卿。诸侯在各封区内普遍推行井田制。井田划分为“公田”与“私田”。农夫“同养公田”，收入交奴隶主即诸侯和公卿享用。一夫授田百亩为“私田”，根据土地的肥瘠也有少于或多于此数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夫“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他们依附在土地上生息繁衍，没有迁徙的自由。井田制的确立，并非如孟子后来所赞誉的：“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但是，它确实适应周朝前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再次是建立宗法制，把政权与族权统一起来。周公摄政，7年以后还政于成王，以自己的行动革除了商代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确立了舍弟传子法。在周公建立的宗法制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姬姓的总族长。相对于周天子来说，分封的诸侯是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的领导和调派指挥。在诸侯国里，诸侯又变成大宗，可以分封自己的兄弟、诸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相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必须服从诸侯的领导和调派指挥。各大宗、小宗的继承人法定为嫡长子，这就是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其地位永远不变。这样便把政权与族权统一在一起，在群臣之间，在君臣、诸侯与卿、大夫之间，除政治关系外，又加上了一道血缘关系，“立嫡以长”，减少了因争位而起纷争。在实行宗法制的同时，周公又规定了同姓不婚制。这种规定很严格，同姓虽百世不得通婚。这样便使姬姓天子与诸侯，通过与异姓诸侯通婚结成姻亲，这是宗法制的一种补充，加强了政治上的相互支持。因为禁止了族内婚，人的体质大为增强，并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统。

周公辅佐成王期间，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刑政制度，以维护周王室的统治。成王四年夏，制定《刑书》9篇，这是周王朝的法典，今已亡佚。至于礼乐，则是明尊卑、别贵贱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思想方面统御诸侯，教育子民，其内容如上述宗法制的规定外，还对居室、宗庙、服饰、祭祀、乐队、宴会，甚至人死的称呼，都作了许多等级森严的规定。周公一心想把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化，力图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组织在统一的周王朝内，彼此相安无事。他主张“明德慎刑”，以缓和阶级矛盾；重礼轻物，以礼乐治理天下，巩固周王朝的一统江山。由于他的惨淡经营，开拓得力，终于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

周公归政后常居住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统治东方各国，后来退休隐居，不再干预成王的政事。临死前他留下遗言，请求归葬镐京，以表示对成王的臣服。后来成王将周公葬于镐京附近的毕（今陕西长安县西南）。为了表彰周公及其业绩，成王批准鲁国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

4.成功改革的典范

梭伦进行的改革，是世界历史中成功改革的典范。

公元前638年，梭伦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梭伦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漫游名胜古迹，考察社会风情，后被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游历中梭伦还写过许多诗篇，在诗中，他谴责和抨击贵族的贪婪、专横和残暴，赢得了“雅典第一位诗人”的美誉。

公元前7世纪，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米斯岛而发生战争，结果雅典失败，失掉了进行和发展贸易所必需的出海口。公元前600年左右，年约30岁的梭伦被任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城市居民把梭伦看成了自己的领袖和庇护者。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得到了修改或保留现有法律及制定新法律的权力。梭伦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地进攻。

首先，他废除了“六一农”，抵押了的土地归还了原主，竖在地里的柱子被拔去了，由于欠债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又回到了自己家中。这一转变使贵族后裔和古老的氏族贵族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梭伦没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度，废除的只是妨碍雅典经济发展的债务奴隶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梭伦在雅典确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改革。

根据梭伦的法令，雅典的全体公民将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意味着贵族如果财产少，享受政治权利也少，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梭伦还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构，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梭伦建立了新的陪审法庭，所有年满30周岁的公民都可出席法庭。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陪审法庭监督担负国家职务的人员活动，保护雅典人民的利益。同时，雅典的军队也根据财产分为等级，头两等的公民在骑兵服役，第三等级组成重武装步兵，轻装部队和海军由第四等级组成。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之于众。梭伦的改革获得了雅典人民的热烈拥护。

恩格斯认为，梭伦的改革与国家起源有关。恩格斯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迄今为止所有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梭伦在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力离开雅典去远游。

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谈。

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5.罗马国家的产生

塞维·图里阿改革标志着罗马由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过渡，标志着罗马国家的产生，在罗马古代的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传统说法，塞维·图里阿是王政时代的第六个王（勒克斯），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578到前534年。所谓王政时代，始自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兄弟创建罗马城，止于前509年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相传经历了七个王的统治。最近研究表明，王政时代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为前8到前7世纪，为前四个王统治，罗马人生活在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代。后期指后三个王统治时期，为伊达拉里亚人统治时期。

王政时代后期，随着铁器工具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氏族内部的平等性质逐渐变化，从某个家族选出元老的做法，使氏族上层分子成了特殊的阶层。他们利用特权，霸占公地及财产，逐渐凌驾于普通罗马人民之上。同时也出现了平民阶层。平民身份自由，可以有财产，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但他们处于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不属于罗马人民。他们没有公民权，需纳税并承担多种义务。另一方面，在罗马氏族公社之内，则出现了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分化。破产的氏族成员成为被保护人。

王政时代后期，奴隶制也发展起来，但奴隶数量不多，多为家内奴隶。

公元前8到前6世纪的罗马，阶级关系日趋复杂，斗争也日益激烈。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终于导致第六个王塞维·图里阿改革的出现。

塞维·图里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①凡罗马居民，不论贵贱，皆依财产多寡分为五个等级，并规定了各等级提供百人队的数量。第一等级拥有l万阿司财产，第二、三、四、五等级依次拥有75000、50000、25000和11000阿司财产。第一等级出80个重装步兵百人队和18个骑兵百人队；第二等级出22个重装步兵百人队；第三、四、五级分别出20个重装步兵、22个轻装步兵和30个轻装步兵百人队。无产者不入级，组成一个非战斗兵百人队。

②设立百人队大会，即森都利亚大会，凡战士均可参加，它代替了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会议的职能。每个百人队有一票表决权。

③把罗马原来的3个氏族部落划分为4个城区部落。

塞维·图里阿改革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完成了由氏族制过渡到国家的任务。它破坏了氏族的血缘关系，建立了以财产为区分的阶级关系，打破了旧氏族贵族的统治，成为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

6.奠立波斯帝国的基石

公元前558年，出身于阿黑明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二世在波斯称王，定都帕赛波里斯。公元前530年，在远征马萨吉特人之前，居鲁士立冈比西斯为共治者。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即位为王。冈比西斯残暴无比，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帝国上下的强烈不满。冈比西斯因为患有癫痫病，经常发狂，动不动就把大臣处死。弄得朝廷的大臣整天惶惶不安，他疯狂得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巴尔迪亚都杀死了。所以，趁冈比西斯在埃及的时候，大流士就联合几个大臣，另立新君，宣布废黜冈比西斯。冈比西斯听到消息后，急忙带领军队回国，两军还没有对阵，冈比西斯就因为癫痫病发作，一命呜呼。暴君冈比西斯死后，波斯的大臣们纷纷向假扮巴尔迪亚王子的拜火教僧侣高墨达投降，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公元前522年9月，出身阿黑明尼德氏族的大流士同其他六个波斯贵族一起密谋，杀死了高墨达及暴动的其他领导者，镇压了各地起义。大流士即位，史称大流士一世。

公元前517年，大流士远征印度，夺取了印度河流域。约在公元前515年，他又远征巴尔干的斯基泰人，虽遭失败，但却征服了色雷斯地区，并使马其顿向其纳贡称臣，从而使波斯帝国成为古代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庞大的版图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三大文明中心，并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希腊的边境。

帝国版图如此辽阔，民族成分极其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而波斯的统治阶级又十分年轻、国家机器十分薄弱。因此，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波斯帝国，大流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在历史上称作大流士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1）建立军政分权的地方行政制度；（2）进行军事改革，全国划分为5个大军区；（3）为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保证政令的畅通和军队的调遣，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道；（4）整顿税收制度，统一全国的货币铸造制度。

大流士改革巩固了波斯帝国的统治，促进了各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大流士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而且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波斯军队节节败退，公元前33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兵败被杀，波斯帝国灭亡。波斯帝国灭亡后，取而代之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都从波斯帝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所以，波斯帝国既为西亚、北非的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提供了借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7.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

公元前509至前508年成为古代雅典城邦国家的平民领袖的克里斯梯尼，继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之后，再一次推行了新的改革。

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建立10个地区部落以取代原来的4个血缘部落。梭伦改革没有触动原先的部落组织，贵族仍可利用自己在部落中的影响，控制选举。克里斯梯尼把整个阿提卡地区，划分为30个区，10个区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带，10个区在内地，10个区在沿海，在新创立的10个地区部落中，每一个地区部落由以上三组区当中的各一个区组成，这一措施就彻底地打破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从组织上清除了氏族制度的残余。

②建立500人会议以取代原来的400人会议，500人会议的成员由10个地区部落中的前三个等级（梭伦改革时把雅典公民划分为4个等级）的公民组成。它们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还将1年分成10个时期，轮流由1个地区部落的代表当值，轮流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500人会议权力很大，起到雅典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是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

③扩大公民权的授予范围。不仅恢复了在公元前510年贵族统治时被除去公民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公民身份，而且还将公民权授予居住在阿提卡地区的外邦人和被释奴隶，这就扩大了雅典的公民人数，使自由民（公民）与奴隶之间的对立则更加尖锐，并演化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④建立10将军委员会。成员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1人组成，1年1任，轮流统率军队，其中1人为首席将军。

⑤建立“放逐制度”——陶片放逐法。此法规定公民大会可以投票弹劾那些危害国家的分子，公民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上被弹劾者的名字，如对某人所投的票超过6000，则此人就得流放国外，10年后方准归国。有学者认为此法提出较晚，初次出现于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68年首次实行，不是在克里斯梯尼改革时建立的。

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标志着近百年来雅典城邦国家平民反抗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经过这次改革，彻底扫除了氏族制度的残余，奴隶主民主政治得以确立，这是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最后阶段。

8.战国称雄，要在强兵

吴起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个人的经历比较特殊，先后仕鲁、仕魏、仕楚，杀妻求将，出将入相，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干出一番事业，但最后惨死在楚国贵族的乱箭之下。他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中付出生命的第一人。

吴起是战国初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440年，死于公元前381年。他曾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参门下，侍奉过鲁国国君。齐国攻打鲁国时，鲁国国君听说吴起善于用兵，想起用他为将，但因他的夫人是齐国人，怕他会因妻子的关系与齐国串通，所以犹豫不决，不敢立即起用。吴起听到消息，为了不错过这一成名立业之机，便下狠心杀掉妻子，以表明自己决不亲附齐国。鲁国危机日重，终于起用吴起为将。吴起率军拒敌，大破齐军，因而声名大振。鲁国人厌恶吴起杀妻求将、猜疑残忍。这种舆论动摇了鲁国国君对吴起的信任，终于把他辞退。

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爱才，知人善任，便离开鲁国投奔魏国。魏国大臣翟璜、李悝都在魏文侯面前举荐和称道吴起的军事才能，魏文侯便重用吴起，拜为将军，并积极支持他在魏进行兵制改革。

吴起的兵制改革，首先是对士卒建立严格的选拔、训练和考核制度。《荀子·议兵》记载当时魏国考核武卒的标准：“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羸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样的标准是很高的，不是十分矫健的人虽经过严格训练也难以当选，但考核中选以后待遇也很优惠，可以免除一家的徭役，并奖给田地和房产，以鼓励士卒锻炼成为合格的战士。其次是按士卒的体质和特长，实行一种新的军队编制法。即将身强体壮、能拚善搏的编为一队；机智灵活、善于爬坡越沟的编为一队：有耐力、能吃苦的又编为一队。打起仗来，便根据战争的形势和地形的特点，分别派遣不同的队伍，使各队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经过这样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和精心编制，吴起在魏国建立起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常备军——“魏武卒”。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韩非子》、《史记》都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吴起为魏将攻打中山国，军中有一士卒生疮化脓，吴起趴下为他吸出脓血。这个士卒的母亲听到消息，便放声痛哭起来，旁人劝慰这位母亲说：你儿子仅一小卒，而吴起贵为上将，他亲口吸吮为你儿子排脓，你应该感到荣幸，为什么哭起来呢？这位母亲回答说；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往年吴公也为我儿子的父亲吸过脓疮，他父亲打起仗来拚命死战，有进无退，没有多久就战死沙场。如今，吴公又为我这个儿子排脓吸疮，我想他也会为吴公战死的。我是想到这里才禁不住而哭起来的。由于吴起如此关心爱护士卒，便培养出一些死战之士，作战勇往直前，屡战屡胜。吴起事魏十几年，与诸侯打了76次大仗，64次取得全胜，其余12次和解。魏国因此“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不仅使与它同时建国的韩、赵宾服，而且，在吴起担任西河守期间，强邻秦国不敢东向。

魏文侯去世后，武侯继位，吴起曾恃功与田文争为国相，未能如愿。田文逝世后，公叔痤继为国相，吴起受到排挤，不得已离开魏国而奔赴楚国。公元前390年，吴起离魏时曾“止车而望西河，泣数下”，并对跟随他的人预言，“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第二年，吴起的预言即被证实，秦开始反攻，攻取当时属魏的华阴以东之地。

吴起到楚国后，先为宛（今河南南阳）令，不久即升为令尹（楚相），主持变法。

当时的楚国，地方五千里，甲兵过百万，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幅员辽阔、兵源充足的大国，但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十分衰弱，无实力与列国抗衡。在位的楚悼王一心顺应形势，实行变法，便向吴起询问富国强兵之计。吴起分析说，楚国的流俗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韩非子·利义》），因此，他建议“明法审令”，实行变法革新，并勇敢地担负起这副重担。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其内容概括说来：一是“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收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即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凡已传三代的封君，国家收回爵禄，将原受封的土地收归国有，疏远的公族一律不再享受王室的特权，同时还把一些旧贵族迁往地广人稀之处开垦荒地，把从以上各方面节省下来的经费财物用来抚慰供养战斗之士。二是“叨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即彰明法制，详定律令，裁减冗官及无能的官吏，并削减留任官吏的俸禄，“以奉选练之士”，增加国家的兵力，加紧士卒的训练。三是：“要在强兵，破驰说之盲从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即斥逐高谈纵横之术的游说之士，禁止私门请托，把全国的思想和舆论统一到“强兵”的主要方面来。

吴起的变法进行得雷厉风行，大大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国力日渐强盛起来。于是，楚国向外扩张，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阻挡韩、赵、魏南进之势，西伐秦国，疆域大为扩展。公元前381年，魏国进攻赵国，赵向楚求救。楚国派兵攻魏救赵，大败魏军。这时楚国的势力已北抵黄河，南至苍梧（今广西北部），达到全盛时期。

吴起变法，逐步使楚国国富兵强，但也严重地侵犯了王公贵族的利益，“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公元前381年，支持变法的楚悼王病死，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逃至楚悼王尸体旁，伏尸躲避，最后被乱箭射死。旧贵族还不罢休，竟把吴起的尸体绑在几辆马车上，车裂肢解，以泄愤解恨。楚太子熊臧继位，又借旧贵族箭射吴起时射中悼王的尸体大做文章，令楚国新的令尹，将参与射杀吴起的70余家旧贵族夷宗灭族。吴起死于公元前381年，早于商鞅之死43年，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立志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吴起死后，变法停止，楚国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9.为一统天下奠基

商鞅，姓公孙氏，名鞅，因功被秦封于商，故又叫商鞅。卫国人，生年不可考，死年是公元前338年。他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从小拜尸佼为师，好刑名之学，后来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当过小官，一生中的主要事业是在秦国变法。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地处西方，封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因此，国力贫弱。而这时战国务主要诸侯国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把秦国看成夷狄之邦，不让它参与盟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孝公对秦国的落后状况十分不满，他想使秦国富强起来，于是下令求贤。公元前361年商鞅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魏国赶到秦国。受到秦孝公信任，封他为“左庶长”（秦爵位共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实施第一次变法。其内容如下：（1）废除世卿世禄制

商鞅针对“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旧风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笈。实行军功爵，共分二十级，按等级的不同分别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衣服等等。没有军功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为国立功的，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规定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赐爵一级，或授予50石俸禄的官。杀敌军官一人，赏爵一级，田一顷，宅地9亩。私斗的按情节轻重，受不同的刑罚。（3）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

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笈簿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如别家不告发，则十家连坐，处以腰斩；告发的人，如同杀敌一人受奖，赐爵一级。藏匿坏人的，如同投降敌人受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4）奖励耕织

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去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不让他们当兵，只为秦国提供粮草。（5）鼓励个体小农经济

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各自独立门户，不能过依赖生活。否则要出双倍的赋税。

商鞅的新法实行10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秦国开始日益富强。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相当于相兼将军）。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同时商鞅实施第二次变法。

商鞅变法遭到了旧贵族的强烈反抗。以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故意破坏，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毫不妥协，将公子虔处以劓（割掉鼻子）刑，将公孙贾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这就保证了变法的贯彻执行。

但是，商鞅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他走的是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所以当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旧贵族就疯狂报复，诬告商鞅谋反，并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然而，商鞅变法适应了秦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商鞅虽死而他的新法仍然在秦国继续推行。

10.轻徭薄赋，明法宽刑

中国秦朝末年，农民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覆灭。又经过持续5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取得天下，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王朝。汉承秦制，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加上秦末的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封建朝廷财金匮乏，人民群众更是困苦不堪。西汉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统治者积极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企图“借秦为喻”调整统治政策，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汉初总结秦亡的教训，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繁苛徭赋，二是严刑酷法。以此为镜鉴，汉朝前期的几代皇帝，秉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贯彻轻徭薄赋、明法宽刑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汉文帝刘恒做得尤为突出，因而成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开拓者。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四子，生于刘邦称帝的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生母薄太后，为人谨敬，与吕后相安无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恒被封为代王。代为汉初封国，都城先在代县（今河北蔚县），后迁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刘恒做代王达17年之久。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大封吕氏兄弟及其子侄为王，形成取代刘氏天下之势。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诸吕阴谋发动叛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大将军灌婴联合诛灭诸吕，拥戴刘恒进长安做了皇帝，这就是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至公元前157年逝世。他继续执行汉初轻徭薄赋、明法宽刑的政策，进一步纠正秦政之弊，安定人心，发展生产，使社会经济逐步繁荣。刘恒死后，其儿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刘恒、刘启两朝近40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历史，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即位以后，便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谋士贾谊上《论积贮疏》，建议朝廷“为富安天下”，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朝廷能劝百姓勤于“务本”（重视农业），好吃懒做的游民也都参加农业生产，人人自食其力，天下自然太平。刘恒十分赞赏贾谊的意见，便在当年下诏劝农，并恢复周朝建立而后长久废弃的“籍田”制度，春天“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鼓励农民勤于耕耘，不违农时，后来这项制度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恒继续执行轻徭薄赋政策，并扩大其范围。在他即位以前，朝廷已将秦时的“泰半之赋”，减为什伍税一，农民负担相对减轻。秦朝滥用民力的弊政有所纠正，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为一个月，生产时间有所增加。刘恒即位后，继续减赋。公元前178年，他下诏免除天下田赋之半，即三十税一；公元前177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山西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百姓田赋三年；公元前168年，规定只收当年天下田赋的一半；公元前167年，再次下诏，“除民田之租税”，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后10年。文帝又将口赋（人头税）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仅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在徭役方面，他将成年男子一年服役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削减三分之二。文帝的轻徭薄赋，与农民起义高潮中的无徭无赋相比，只是新王朝对农民的一种“让步”策略，但纠正了旧王朝的繁苛赋役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农民能从中得到某些现实利益，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在废除苛法严刑方面，汉初诸帝也作出了很大努力。早在公元前206年刘邦占领咸阳时，就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以争取民心的归附。汉兴以后，刘邦为了剪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三章之法不能应付当时的严重形势，便让相国萧何收集整理秦法，制定《九章律》，恢复了秦时的许多苛法。惠帝、吕后执政的16年中，由于大局已经基本稳定，先后采取过一些省刑除苛的措施，如颁行赎罪令，废除三族罪、妖言令，判处重要罪犯，不再株连父族、母族、妻族，说错话也不再当作“妖言”治罪。史称“天下安然，刑罚罕用”。

文帝刘恒即位的当年十二月，即召集大臣商议进一步明法宽刑问题。《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当时君臣的一段对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文帝说：“法令是治政的依据，目的是用来制止强暴，引导人民归向善良。如今犯罪的人既已依法论处，却还要叫他们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连坐，一起抓来治罪，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希望你们议论一下。”有关的大臣都说：“老百姓不能约束自己，所以制定法令来管理他们。实行连坐，将无罪的亲属跟犯人一起收捕治罪，目的在于牵制他们的心理，使其不敢轻易犯法。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照旧不变的好。”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忠厚老实，处罚得当，百姓才甘心服从。管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这是官吏的职责。如果不能引导他们向善，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加罪他们，便会促使他们干凶暴之事，又怎能禁止人们犯罪呢？我看不出这种法令有何好处，请你们再慎重考虑。”由于文帝的坚持，众大臣只好改口说；“皇帝将大恩大德施加天下百姓，功德之厚，非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请求颁布诏书，废除连坐法令。”文帝明令废除族诛法、连坐法以后，于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古代圣君明主治理天下，专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果设立诽谤妖言之罪，臣民不敢畅所欲言，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不能招贤任能，所以这种法令应予废除。他甚至认为老百姓诅咒皇帝，也不过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不能以诽谤朝廷治罪，并明确表示“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这实际上就是给人民以一定的言论自由。

文帝治国10余年后，还宣布废除了肉刑，事情是从一个小女子上书而决定的。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给人治病，病人服药后几天去世，淳于公被控为庸医害命，朝廷下令将他逮捕，押解长安。他有女五人，没有儿子，临行时叹气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小女缇萦伤心哭泣，跟随其父至长安，要上殿求见汉文帝。不得求见，只好上书给汉文帝说：父亲当官的时候，齐国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奉公，现今犯了法，受刑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悲伤人死了之后不可复生，受了刑罚的身体不再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做不到了。小女子愿没入官府做奴婢，以赎父亲受刑之罪，使父亲得以改过自新。上书送到刘恒手里，他颇受感动，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氏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

遵照文帝的旨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定律令，罪当黥（脸上刺字），改为男的筑城，女的舂米，罪当劓（割鼻子），改为笞三百；罪当刖（斩左、右脚趾），改为笞五百。其实笞刑也是一种肉刑，用竹鞭抽打三百或五百次，也使人大多致死或致残，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外有减轻刑罚之名，内实杀人。”不过，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强调“以德化民”，在统治实践中采取一些明法宽刑措施，慎用死刑，废除族诛、连坐之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文帝在位期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对封建生产关系作局部调整；又明法宽刑，对封建上层建筑进行一些刷新。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与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因而使天下安宁，黎民乐业。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乃父制定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曾这样描述过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情况：“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西汉“文景之治”的这一派升平景象，是与文帝刘恒的贤能和进取分不开的。

11.“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

桑弘羊是汉武帝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又是武帝临终前诏令的4位辅政大臣之一。他于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这时的洛阳，已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城市，商贾云集，富冠海内。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桑弘羊，从小就接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懂得一些理财兴利的知识。他生性聪颖，六七岁即开始从师受业，在心算计数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13岁便进入西汉朝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接近皇帝，为人所重视，是得到升迁的重要门径。孔安国，朱买臣、卫青、霍去病、霍光，都曾当过武帝的侍中，后来成长为一代杰出的文臣武将。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26年。在此期间武帝平定闽越、南越的叛乱，用武力收服西南夷，又大规模地对匈奴用兵。战争虽然开拓了西汉王朝的疆土，解除了匈奴的侵扰，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文、景以来充溢的国库变得空虚，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广大农村也不再是“家给人足”，农民要承担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富商大贾却乘机贱买贵卖，巧取豪夺，聚敛钱财，兼并土地。农民大批流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国家的巨额财政开支，汉武帝决定起用一批“兴利之臣”。“能言利，析秋毫”的侍中桑弘羊，便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升任大农丞，这是朝廷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的副手。

桑弘羊任大农丞时已39岁，长期的官场经历使他认识到，如果再向农民加重田赋、口赋，必然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他决心另辟利源：

一是认真贯彻执行武帝已经颁布的算缗、告缗法令，取利于富商大贾。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与商人瞒产偷税作斗争的方法。算缗法、告缗法最初由御史大夫张汤提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推行，但因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未能在全国认真执行。算缗法规定，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申报自己的财产，国家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税、。每价值二缗（一缗一千钱）的资产，抽一算（一百二十文），余此类推。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一算。马车每乘抽一算，进行贩运的马车一乘抽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抽一算。告缗令规定，对财产隐匿不报或漏报、少报的，除没收缗钱外，并罚当事人往边境守边一年，告发人可得没收缗钱的一半作为奖励。同时，还规定不许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违者予以没收。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以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大张其鼓地贯彻算缗，告缗令，富商大贾所缴的财产税成倍增加，非法收入收归国有。商人不得再兼并土地和占有奴婢，对缓和社会矛盾也颇为有利。特别是告缗令坚持几年后，没收的财产以亿计，正好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亏空。桑弘羊又将法令实施中所没收的大量耕地，招募贫苦农民耕种，再向他们征收田赋，这样又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流民重新依附于土地，获得了生产自救的条件，社会秩序也趋向稳定。

二是改革货币制度，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改变货币混乱、国家无法控制金融的局面。西汉前期国家对铸钱采取放任态度。朝廷铸钱无统一标准，不仅形状不一，所标重量也往往不足。诸侯铸钱以壮大割据实力，吴王刘濞就曾开铜山，铸钱币。富商大贾则用铅铁杂入铜内，铸造一些质地不纯的钱币，从中牟取暴利。武帝虽严令禁止私铸钱币，违者严厉惩处，但犯法的人多，不能全部捕杀。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因盗铸钱币判死刑而受到赦免的有数十万之众，自首的100余万，不敢自首的还不只这个数。针对乱铸钱币给国家经济和社会治安带来的严重问题，桑弘羊建议武帝进行币制改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下令整顿币制，其主要内容是两项：第一，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禁止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此后，朝廷动用10万人采铜铸钱；第二，统一货币，朝廷铸造一种“五铢钱”，作为惟一合法的钱币通行全国，并责令各地方官将原有各种形状和重量的旧币一律收缴、销毁，将铜材上交中央，由国家控制铸钱原料。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所铸“五铢钱”也轻重合适，便于流通，从而制止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私铸之风，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

正因为桑弘羊理财有功，深得武帝的信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他又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在此后的13年中，他一直掌管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继续广辟利源，以支持封建国家庞大的财政开支。

一是全面实行盐、铁官营，大大增加国家收入。盐、铁官营，春秋时管仲相齐时就已提出。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已颁令实行，并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主持其事。东郭咸阳是齐之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他们靠煮盐、冶铁获利累千金。当时的大农令郑当时向武帝荐举，任命他们为大农丞，主持盐、铁官营之事。他们在各地设立盐、铁官时，大多选用商人担任。由于用人不当，对盐、铁官营法令执行得很不彻底，而且还出现了盐铁质量低劣、价格太贵等问题。桑弘羊接手以后，大力加以整顿。他选派得力的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下到各郡国，对原有盐、铁官进行整顿、甄别，又新设了一批盐、铁官。盐官的设置增至28郡的37处，铁官增设至40郡的49处。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盐的生产销售，是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盐官供给煮盐工具和口粮，在统一督促下煮成的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再由国家卖给私人食用，煮盐人不得私自销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统购统销。铁的官营，则是在郡国产铁处由铁官组织生产，不出铁的郡国，则由铁官组织销售。铁的生产、销售主要采取国家统一经营的方式，有利于资金的筹集、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冶铁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盐、铁官营，国家控制了这两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便从经济上削弱了诸侯王和地方豪富的实力，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二是创立和实行均输法。西汉前期，各郡国向朝廷定期输纳贡物。贡物的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的需要决定的，不一定是郡国当地的特产。一些郡国要完成贡物任务，必须到别的地方采买。因为所需数量较大，商人哄抬物价，再加上长途运输，运费和损耗有时比货物贵几倍，这样便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农丞时就创立了均输法，企图解决这一弊端。所谓均输法，就是将郡国应交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缺乏这种产品的地方出售，政府便借这种产品的地区差价，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这样做有许多好处：国家所需物资有保证，减少了长途运输的困难，各郡国个必再派人四处采购，商人从中所得暴利转化成国家收入。均输法实行初期，盐、铁两项重要物资还掌握在孔仅等人手中，孔仅下台、桑弘羊代理大农令以后，均输法便在全国普遍推广，物资的流通大为加速，京城长安和边疆所需物资源源运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北狩至朔方，东至泰山，游海上至碣石，远达辽西，巡北部边境到九原，再沿秦始皇所筑的直道回到甘泉宫，“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百万计，皆取足大农” （《史记·平准书》）。

三是在推行均输法的同时，创立和实行平准法。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某种物资价格下跌时，由官府收购，上涨时再出售，以调理物价。这样，官府不受损失，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既解决了由均输官运到京师的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官府和百姓对一些货物的需求，于官于民都是有利的。

四是创建“酒榷”法，实行酒类专卖。汉代饮酒之风盛行，消耗量大，销售酒的利润也高。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少府丞令建议实行“酒榷”，由国家对酒类实行专卖。桑弘羊积极予以支持，报请武帝批准后实行。酒榷法规定：由官府向私营酿酒作坊提供原料和酒曲，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再卖给个人，设榷酒官进行管理。酒类专卖，是国家的又一大财源。

桑弘羊的财政改革，以“兴利”为目的，却带动了武帝时期整个封建经济的繁荣。据史书记载，仅山东一地漕运粮食增加到年600万石，太仓、甘泉仓堆满粮食，边地有了余粮。由于均输法的推行，各地货物流通赢利帛500万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数以亿计的军费、赏赐和朝廷费用能够满足。桑弘羊也因此得到左庶长的爵位和黄金200斤的赏赐。“轮台之诏”以后两年，汉武帝离开人世，8岁的昭帝刘弗陵继位，桑弘羊与霍光、上官桀、金日殚成为辅政大臣。辅政大臣以霍光为首。他接受“轮台之诏”的基本思想，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前期的经济政策作些调整。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他下令征求意见，问“民间疾苦”。各地反映要求罢除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政策。桑弘羊当然不赞成。霍光便以昭帝名义召集各地儒生（“贤良”、“文学”）60多人，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辩论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武帝时期桑弘羊所进行的财政改革的成绩，一方面又为昭帝时期调整某些经济政策作了舆论准备。由于桑弘羊对经济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仍如武帝时期那样一味进取，与霍光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并严重影响到两人的关系。盐铁会议以后，桑弘羊又卷入了与上官桀迎立燕王为帝的活动，阴谋败露后，桑弘羊于元风元年（公元前80年）被霍光处死。汉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当时的记录，整理出一部对话体的名著《盐铁论》，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保留了桑弘羊坚持改革的基本主张。

12.古罗马共和国走向灭亡

马略的军事改革是发生在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改革是在公元前107年到公元前101年间进行的，它不仅对罗马军队，而且还对其社会乃至罗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略的军事改革既是罗马奴隶制城邦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共和国倾覆的导因之一。

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是罗马奴隶制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兵制始自王政时代，又为共和国所继承，并一直沿用到马略改革前。传统的公民兵制在公元前6世纪塞维·图里阿改革中得以完形，主要内容有：①以财产为基准划分不同的等级，并按此等级给合格者以服兵役的权力和义务。②服兵役者须自备武器且没有报酬。③服役年龄在17岁到60岁之间。军队实行百人队编制。公民兵制的军队特点是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公民兵制的内容及特点基本保留到共和国晚期。

古罗马共和国从建立之初起就不断地侵略与扩张，到公元前2世纪时，它不但完成了对意大利的征服，而且早已把它的势力伸向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和国家，并逐渐登上了地中海霸主的地位。在此期间，公民兵制下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但到公元前2世纪，传统的军事制度已不再符合当时罗马社会及其对外战争的要求，兵源不足已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造成兵源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战事的频繁、战争中的自然减员以及士兵素质下降和士气低沉，使得对兵源的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完善，到公元前2世纪，奴隶劳动排挤并取代了小农在罗马社会经济生活中传统位置，又加上战争的沉重负担及破坏，使得大批小农破产失地，这样，传统公民兵制的主要组成者——小农已基本丧失。据统计，公元前203年公民人数约为214，000人，公元前193年约为144，000人。可见，兵源匮乏已十分严重。这两方面的矛盾促使兵源不足的问题更为严峻，因而罗马的军事制度亟待改革。在马略之前，曾有不少人尝试变革，但均未形成定制。格拉古兄弟改革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但仍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这一改革的任务就由马略来完成。

公元前111年开始的朱古达战争是马略改革的契机。朱古达战争使罗马政治、军事制度的腐败暴露无遗。由此带来的战事失利，引起了平民和骑士阶层的不满。当时罗马军团的指挥官是麦特鲁斯，马略为其副将。但在平民与骑士的拥护下，马略当选为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并取代麦特鲁斯成为米古达战争的总指挥。上任之后，为增强罗马的军事力量，改善军队状况，马略进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

马略的改革主要针对两个方面进行，即解决兵源问题及提高军队战斗力。

马略为解决兵源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是：以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募兵制包括4个方面：①取消对服兵役者的财产资格要求，并吸收志愿者入伍。②实行军饷制并由国家提供武器装备，既保障了士兵的生活又可吸引兵源。③相应地延长服役年限，一般认为是16年，以适应新的战争特点的要求。④服满兵役后的老兵将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服兵役的报偿，先前拥有土地财产是服役的必备条件，现在服役则能获得土地，这对处于破产失地境遇中的小农有很大的吸引力。

改革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军队本身在战争中所暴露的弊端。主要有：①以严明的纪律和近似残酷的方法训练军队，使原来涣散而又不懂作战技能的士兵个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②改原来由西比阿设立的中队制为联队制，每个军团分为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中队。③取消原来的兵种差别，统一为重装步兵，骑兵与轻装步兵等则主要由同盟军队提供。④通过国家供给武器辎重，使得罗马军团得以根据新的战争要求以及编制特点，统一并改良武器。

马略的军事改革发生在公元前107年到前101年，主要是在与朱古达及对日耳曼人的两大战争中完成的。募兵制是马略军事改革的第一项内容，也是最根本的内容。马略的改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而且募兵制推行不久，他就征集了足够数量的军队开赴战场。

马略的改革，不仅基本解决了兵源问题，而且给罗马军队带来了新的面目、新的特点。大量无产者入伍使罗马军队成为一支与城邦无直接关系、没有传统特权的公民所组成的队伍，其性质与作用都发生了变化。军饷制等改变了官兵之间最初由国家使命所联结的关系，从而出现了“将可私兵”的局面。同盟者在军队中的新地位有助于他们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善，而联队制的创建顺应了军队战术变化的要求。改革后的军队在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马略的改革使罗马军队职业化，它不仅被用于内外战争与镇压，同时也成为少数人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直接导致以后的军事独裁，成为国家的主要威胁。因此，马略的军事改革也是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另外，军队的职业化是罗马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当奥古斯都元首制确立以后，才最终完成由公民兵向常备正规军的转变。

13.奠定罗马帝国的基础

恺撒是古罗马的一位伟大统帅，在世界军事史甚至世界史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恺撒的历史作用，在于他为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死后不久，罗马便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恺撒毕生征战，用兵有方，其军事著作《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研究古罗马军事史的重要文献。后来“恺撒”成为罗马及欧洲某些国家帝王的一种头衔。

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正是罗马共和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这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成为西方古典时代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直接的军事掠夺和以贡赋等方式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的压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财富大量涌入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社会分化。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的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由失业小农民和被释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才能应付，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由少数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局面。从公元前2世纪30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民主改革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利益，而受到盘踞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苏拉死后不久，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孱弱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已经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到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进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做出了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了控制奴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恺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恺撒出生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没落的贵族家庭，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秦那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一开始就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同时恺撒一面也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公元前61年，恺撒出任西班牙行省总督。在那里，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军队征服了当地的一些独立部落。战争的胜利使他的士兵都发了财。公元前60年，恺撒返回罗马，却遭到元老院的漠视。但在这时，恺撒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资本，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利益的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走到一起的。恺撒在这两个人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这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罗马统治集团中无论哪一派的领袖人物，都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要掌握政权，必须先有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恺撒在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竭力设法争取到高卢行省去担任行省长官，目的是趁在高卢的机会训练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上的后盾；同时，还可在高卢大肆开拓疆土，掳掠奴隶，既为自己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取得声誉，又可乘机积聚起一大笔财富来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恺撒在公元前58年前往高卢，到公元前49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中，据普鲁塔克说，共屠杀了100万人，俘虏了100人。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将吏都发了大财。这使他能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直贿赂到要人们的宠奴身上。恺撒还利用自己的庞大财力为平民举办各种演出，发放大宗的救济款，并在意大利许多城镇兴建大量工程，既讨好了贵族，也讨好了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平民。这样，恺撒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出“三头同盟”中的其他两人，特别是他借高卢作为练兵场所，训练出一支当时共和国最能征惯战的，而且是一支只知有恺撒、不知有国家的部队。

恺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苏，他在公元前53年赶到东方去发动对安息的战争，希望在那边取得跟恺撒同样的成功，不料全军覆没，埋骨他乡。这样就使得原来鼎足相峙的“三头同盟”，只剩下恺撒和庞培两雄并立，于是他们彼此间的猜忌日益加深，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从中挑拨拉拢，庞培终于和恺撒决裂，正式站到了元老院一边，成为贵族共和派借以对抗恺撒的首领。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兵渡鲁比孔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带着全体政府人员和元老院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进入希腊，听凭意大利落入恺撒手中。次年冬天，恺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萨卢一战击败庞培主力。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杀死。恺撒在肃清了其他各地庞培余党后，重新统一全国。

恺撒一个行省一个行省地肃清庞培余党的征战，也就是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残余影响，建立新的统治机器的过程。因而，被恺撒重新统一了的这个罗马国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软弱无力、遇事拖拖沓沓的旧的罗马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已经能够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地统一指挥全国了，这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14.挽救不了的衰败

在罗马帝国经历了3世纪危机以后，为了挽救走向衰弱的帝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3世纪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使罗马帝国进入垂死阶段。在这种情况下，284年，近卫军长官戴克里先登上帝位。他建立了军事专制统治，将元首称号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这个称号的本身意义就说明了他同帝国全体居民间关系是主仆关系、君臣关系。同时，他采用君主制即“多米那特”统治，使中央政权高度集中。戴克里先撇开了共和的外衣，使罗马国家制度完成了由元首制向公开的君主制的转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并以此达到镇压人民反抗，巩固奴隶制社会基础的目的，戴克里先统治期间（284～30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戴克里先所实行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方面。戴克里先面对国家内外严峻的形势，决定实行分权统治。他把帝国分成4个部分，由4个统治者治理，实行所谓“4帝共治”。在4个统治者中，两人称“奥古斯都”为正职，两个称“恺撒”为副职，正职空缺时由副职递补，并划分各人的统治区域。另外，为了削弱地方权力和防止行省独立，缩小原有行省规模，将全国划分为100个行省，意大利也成为行省之一。每10到12个行省合成一个大行政区。行省中军权与民政权力有鲜明的区分。整个帝国分而不割，保持统一，最高权力属戴克里先。第二是军事方面。把军队分成边防部队和内部机动部队。边防军戍边，以御外族入侵；机动部队则分驻各行省，防止人民起义，用于镇压。军权亦集中于中央。军团增至72个，共60万人左右。征兵方面，实行义务兵役制，并以志愿兵为补充。他开始征募隶农服役，并吸收蛮族补充边防军队。第三，在经济方面，戴克里先改革了税制和币制。新的税制规定：全体乡村居民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一的赋税，城市则按手工业、商业等不同职业分别定税。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免税。这样，把自由民和隶农固定在土地上，把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者也限定在各自的行业中，刺激了封建因素的产生，人身依附加强。币制改革是为了改善金融流通，铸造新的金币，统一成色、兑换价等指标，改变过去滥发货币的现象。301年又颁布“物价敕令”，规定商品最高价格。第四，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对基督教的迫害，主张复兴古老的罗马宗教。同时，戴克里先强调皇权的神性起源。这引起了来自基督教的消极抵制。于是，303年戴克里先颁布反基督教敕令，禁止基督徒举行宗教仪式，以后发展成为对教徒的严厉迫害。

戴克里先的这些改革对罗马帝国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戴克里先退位以后，帝国又一次陷入混乱之中。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夺得了政权，306年他死后，其子君士坦丁被不列颠驻军拥立为“奥古斯都”，即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经历了18年争夺帝位的战争以后，于323年废除了4帝共治局面，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君士坦丁成了罗马惟一的统治者，各种权力集于一身。他在位时，管理政策基本是戴克里先政策的延续，但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

首先，君士坦丁一世在废除4帝制的同时，将帝国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4个大行政区，其下设行政区，再次为行省。由于当时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为了便于加强统治，330年君士坦丁把帝国首都由罗马迁至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号新罗马。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也移到东方。其次在军事方面，他解散了骄横的近卫军，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完全集于皇帝手中。与此同时，过去将士地授予退伍老兵的办法，现在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后代当兵的奴役手段。而且这时的军队蛮族化趋势明显，许多蛮族出身的人已在军队中担任高职。第三，君士坦丁颁布对隶农和手工业者的敕令。两次重申了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规定逃亡奴隶加重处罚，贫民出卖儿女为奴是合法的，甚至把隶农当做世袭的土地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使之奴隶化，用以维护奴隶制。第四，对宗教，君士坦丁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顺应时代的潮流，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等。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使基督教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此，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基督教已成为事实上的国教。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虽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维护奴隶制，尽管这些政策起到了短暂的效果，使国家获得暂时稳定，但它无法改变罗马帝国灭亡的命运。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社会的各种矛盾反而更加激化，从而加深了罗马奴隶制的危机。在君土坦丁死后，其继承者们重又陷入争夺帝位的混战。395年，最后一个统一的皇帝提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再也不能维持昔日帝国的统一及雄威，分裂成为东、西两个帝国，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已为时不远了。

15.欧洲历史进入封建的“中世纪”

罗马共和国在不断内乱的打击下，共和制逐渐走向没落，政权落在了独掌兵权的屋大维手中，开始了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1至3世纪，由于内战的结束和对周边民族和地区扩张战争的暂时停止，航海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和发展时期，即“罗马和平”。帝国西临大西洋，东至美索不达米亚，北抵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南及北非广大地区，成为称雄一时的强大帝国，罗马城则被称为“永恒之城”。

在公元3世纪，帝国出现了全面危机。奴隶主残酷的压榨，使奴隶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消极怠工，甚至毁坏庄稼。农业的衰败波及到工商业，城市也失去了商旅云集的繁荣景象。大庄园主挖沟筑垒，建立私人武装，逐渐演化成割据地方的豪强地主，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各行省的驻军自立首领，拥兵自重。皇帝成为地方军阀的傀儡。

公元238年，元老贵族拥立的4个皇帝相继被军人杀死。随后的15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10个皇帝。军人出身的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利用自己对军权的控制，一度强化了集权统治。君士坦丁还将首都迁到拜占庭，定名为君士坦丁堡，企图借助东方行省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帝国的实力。君士坦丁力图保持奴隶制度，强调奴隶主的特权。他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利用基督教宣扬忍耐、顺从的教义作为精神统治的支柱。但君士坦丁挽救不了奴隶制帝国的命运，帝国内部不断爆发起义，周边民族的不断入侵更加剧了帝国的危机。

公元263年，西西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273年，罗马造币厂奴隶也掀起了争取自由的斗争。大约与此同时，高卢爆发了大规模的“巴高达”运动。起义军占领许多城市和乡村，推举自己的首领为皇帝。

4世纪30年代，北非爆发了阿哥尼斯特（意为“战土”）运动，他们到处打击奴隶主和大地主，使西罗马帝国统治更加虚弱。

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又受到日耳曼人的攻击。日耳曼人骁勇善战，被罗马人称为蛮族。他们在西进的匈奴人的逼迫下，成群结队自东向西迁徙，潮水般地涌入罗马帝国境内。日耳曼人中的西哥特人迁居到巴尔干半岛北部，不堪忍受罗马官吏、奴隶主的压迫，开展了英勇的反抗斗争。

在内外交困的打击下，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的噩梦并没有结束。5世纪初，西哥特人再次大举进攻。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率领大军开进意大利，直逼罗马。出征前，阿拉里克向妻子许诺：要让罗马城里最有地位的贵妇人侍奉她，要把罗马城内的财宝都赠给她。

当时，西罗马17岁的皇帝荷拉留是个低能儿，听说西哥特人攻来，吓得手足无措。幸好他的执政官斯提里科精明强干，迅速调来军队，利用西哥特人庆祝复活节的时机，偷袭西哥特人，获得大胜，并且俘虏了阿拉里克的妻子。斯提里科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深知，西罗马决不会最终打败西哥特人的。因此，他与阿拉里克订立了和约，结为盟友。

几年后，西罗马有位将军反叛，斯提里科想借助阿拉里克的力量平息叛乱。不料此举遭到罗马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元老院贵族向皇帝进言，说斯提里科想利用阿拉里克推翻皇帝，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低能皇帝听信谗言，下令处死了斯提里科父子。罗马皇帝此举正好给阿拉里克制造了发难借口。阿拉里克以替朋友和盟友斯提里科报仇为由，率军进入意大利，直逼罗马城下。

阿拉里克率军团团围住罗马城，并切断了罗马城内的粮食供应。眼见各地奴隶贫民纷纷投奔阿拉里克，而罗马城内因饥荒和瘟疫而一片萧条，皇帝荷拉留龟缩在拉温那又不思解围，罗马城内的贵族不得已派人向阿拉里克乞降。阿拉里克傲慢地对罗马使臣说，罗马城除了居民的生命，其他的东西都要带走。罗马使臣又试探着说：“城内还有积极备战的士兵。”言外之意是罗马人不能接受太过苛刻的条件。阿拉里克大笑着说：“那好，草长得越茂盛，割起来越顺手！”经过再三请求，阿拉里克答应撤兵。西罗马为此付出的是大批财宝、释放所有外族奴隶、派贵族子弟当人质的代价。

不过，西罗马皇帝对这个结局，并不难过。他拖延时间，等东罗马援军到来后，他明确宣布，拒绝与阿拉里克签订和约。阿拉里克决定攻陷罗马。410年，西哥特人联合匈奴再次进军罗马城。奴隶们在夜间打开城门，迎接西哥特人。这座固若金汤的“永恒之城”，800年来第一次陷入敌手。昔日奢华的帝都惨遭洗劫：到处是尸体和鲜血，许多人被卖为奴隶，罗马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统帅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此后，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但它已失去了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从此，欧洲历史进入了封建统治的中古时代，被称为“中世纪”。

16.“赃满一匹者死”的惩贪之举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经过三代，传到拓跋宏为帝，便是著名的孝文帝。当他继位的时候，北魏社会上各方面的矛盾都日趋尖锐。公元471年，青州高阳民封辩起义，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第二年，有光州人孙晏等也聚众千余人起义。公元477年，更有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起义，聚众达五千余家，自称冲天王。起义一起接着一起地冲击着北魏的封建统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实行俸禄制

孝文帝以前，官吏都不给俸禄，放纵他们去贪污和掠夺人民。史书记载，“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惟取给予民”。有一次，拓跋焘要出征，向老百姓征调驴子驮运军粮，让公孙轨负责。公孙轨便公然下令，每一头驴要加一匹绢当贿赂，才能收受。当时人都说“驴无强弱，辅脊（背着绢）自壮（就算壮的）”。这个公孙轨一向贪污成性，刚做官时，“单马执鞭”而来，卸官回家时，竟然“从车百辆，载物而南”。官吏这样贪赃枉法，不能不加重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的反抗。

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对官吏实行俸禄制度，规定：“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同时，制定了严惩官吏贪污的法律——“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的实行，增加了人民的赋税，但比起以前放任官吏恣意贪污、抢掠来说，对人民是有利的。因而，遭到一部分贪赃枉法惯了的官僚们的反对。班禄以后，先后犯赃被处死的官吏竟达40多人，使北魏的吏治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2）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

北魏的豪强地主势力非常强大。他们仗势“荫附”大量民户，替自己耕种田地、驱使奴役，致使“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荫户完全隶属于豪强宗主之下。这些“荫附者皆无官役”，受“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孝文帝为了和豪强地主争夺人口、劳动力和缓和农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便在公元485年和486年先后实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

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给）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与平民一样授田。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四牛。所授的露田，如系休耕一年的，多授40亩，休耕二年的，再多授40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老不能耕种时，必须归还政府。男子还授给桑田20亩，种桑50株、枣5株、榆3株，皆为世业，不再还给政府。田地不足的地区，“听逐空荒”，可迁往他郡。

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是北魏早先实行的“计口授田”的推广和发展。它只限于在政府控制的无主荒地上实行，并不侵犯地主已经占有的土地，而且还通过奴婢和耕牛授田，肯定了地主比贫苦农民受有更多的田地。尽管如此，均田制的推行对于加强北魏中央政府的力量，开垦荒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它是北魏的基层政权组织。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通过清查户籍，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争夺人口，使向政府纳税的户口大为增加，相对地减轻了每户农民的负担。三长制实行后，北魏政府颁行了新的赋税制，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农民比起过去的赋税负担，确实减轻不少。（3）迁都洛阳和汉化政策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巩固北魏的统治，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位置偏北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

迁都问题在朝廷中引起了巨大震动，许多鲜卑贵族、官吏都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便宣布要大举南伐，却又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贵族、百官反对。孝文帝在退朝后，单独留下拓跋澄，对他说明了迁都的重要性，并告诉他南伐是假。目的是率领众人迁都中原。拓跋澄醒悟过来，改为全力拥护孝文帝的“南伐”迁都计划。公元493年，孝文帝发兵20万，号称30万，开始“南伐”。大军到达洛阳后，孝文帝仍然“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表示要继续前进。群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请求他不要再南进了。这时，孝文帝乘机说，“若不南銮（南征），即当移都于此”，并且下令：愿意迁都的站在右边，不愿意的站在左边。所有随军贵族、官吏都纷纷站到右边，高呼万岁。于是，孝文帝便乘势定都洛阳。

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都洛阳对北魏和拓跋族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孝文帝迁都前后，还颁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

①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结婚。孝文帝把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达溪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把汉族的高门世族列为甲、乙、丙、丁四等，亲自制定条例，规定鲜卑族的八个大姓与汉人头等贵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他亲自娶汉族大姓女为后宫，又给他的弟弟们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以示提倡。

②禁士民胡服，一律改穿汉装。孝文帝亲自在光极堂给群臣颁赐了汉族的“冠服”，让他们穿戴。他看见街上鲜卑妇女仍有穿“夹领小袖”衣服的，大为发怒，把群臣责备了一番。以后汉服逐渐推广开来了。

③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话。具体规定，30岁以上的人“习性已久”，可以慢慢改，30岁以下的人要立即改过来，在朝廷为官的，再说胡语，就要“降爵黜官”。

孝文帝的改革，不断遭到鲜卑族某些贵族的阻挠和反对。他们策动太子拓跋恂阴谋发动叛乱。结果，孝文帝将太子囚禁，废为平民，不久用药酒毒死。他们还在平城多次阴谋起兵，自立一国，也都被孝文帝严厉镇压下去。以后，各项改革逐渐地推行下去。

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皇帝。他的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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