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作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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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音史教程(繁体版)(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试读：
自序
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第二章“語音的發展”（1957年），是我國第一部漢語語音史。董同龢先生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大學講授《中國音韻學》，首次出版時書名《中國語音史》（1954），後來又改名爲《漢語音韻學》（1966）。“文革”之後，在王力先生修訂《漢語史稿》、出版《漢語語音史》（1985）前後，大陸出版了邵榮芬先生的《漢語語音史講話》（1979）、方孝岳先生的《漢語語音史概要》（1980）、史存直先生的《漢語語音史綱要》（1983）、黄典誠先生的《漢語語音史》（1993）、向熹學長的《簡明漢語史》上編“漢語語音史”（1993）和周祖庠教授的《新著漢語語音史》（2006）等。還有一些高校的老師多年來從事漢語語音史的教學，並寫了講義，但未出版，或已出版，而我尚未讀到。
鄙人自1954年秋隨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併入北大中文系之後，學習與工作的專業方向則由語言學理論轉爲漢語史和音韻學；名義上是做王力先生的助教，協助他輔導“漢語史”課，實際上我自己也是剛接觸這門課程，隨51級同學聽課學習，哪能敢去碰同學的問題！衹是在這學年末即1955年7月上旬，協助王先生出了一些考題（後來作爲復習提綱附在《漢語史稿》後面），舉行口試時給同學抽籤，我監督他們每位準備半小時，然後讓他們輪流到另一房間面對王先生回答問題。回答畢，王先生還可以就這一問題或另出題進一步提問，最後給他一個分數，最高是五分。第二學年（1955—1956）王先生給52級同學講“漢語史”時，我就開始進行輔導了，主要是解答有關音韻學的基礎知識問題。1956—1957學年53級和54級合班上“漢語史”，王先生大班講課，我小班輔導。1957—1958學年王先生給55級講授“漢語史”時，除了讓我做輔導，還讓我上講臺試講了語音史中的一節。我雖然課前做了長時間的充分準備，而且請王先生看過講稿，但還是很緊張。特别是走上講臺看到王先生坐在教室裏後排，並曾站起來指出我講錯了時，我更加不知所措，腦子裏嗡嗡響，就埋頭念講稿，好不容易等到下課鈴響起。1958年夏中文系也開始了教學改革運動。我們漢語教研室重點進行“古代漢語”課的改革，王力先生提出一個文選、通論、常用詞三結合的新方案。此後他就專注“古代漢語”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將“漢語史”的主講交給了周祖謨先生，讓我和研究生剛畢業留校的郭錫良兄協助。周先生爲56級同學講授“漢語史”，僅僅講了“緒論”就病了，于是讓我接着講“語音的發展”。但我也衹講了兩三堂課，同學們就“罷課”了，掀起了自己搞科研、自己編書的運動。記得當時55級文學班編寫“紅色中國文學史”，語言班編寫“漢語成語小詞典”；而56級語言班則决定編寫一部新的“漢語史”，並邀我和郭錫良老師參加他們的討論。他們到1960年終于完成了一部“漢語發展史”，但衹是内部鉛印了上册，未能公開出版。
1960年之後，錫良兄調去中宣部高校文科教材編審組任秘書，並協助王力先生主編《古代漢語》教材。此後，57級、58級和59級的“漢語史”課都由我一人講授。1961年爲58級同學開設“漢語史”時，錫良兄曾有幾次抽空回來講授“語法史”。而60、61、62三個年級，我衹爲他們開過“音韻學”。60級的“漢語史”則是錫良兄講授的。1964年秋全系教師和三年級學生下放湖北江陵參加“四清”，我的行李已上車，專職副系主任向景潔同志攔住我，要我留下來爲約十來位61級的外國留學生講授“漢語史”。我就被推遲至1965年秋分派到朝陽區小紅門公社龍爪樹大隊參加四清。1966年初夏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匆忙被調回學校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切科研和教學活動都被迫停止。直到1972年秋，漢語專業被批準招收首届工農兵學員，逐漸恢復部分專業的教學工作。後來又招收了73級學員，特别是1974年春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我們下放在東郊工廠，爲了幫助工農兵搞大批判，師生和工宣隊員合作編寫一本《古漢語常用字字典》。開始編寫初稿時，我們古代漢語教研室的老師們爲同學們講授一些古漢語文字、音韻、訓詁知識。但全面恢復漢語專業的系統課程，還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招收78級漢語專業學生之後。我除了擔任二年級的“音韻學”，仍和錫良兄合作開設“漢語史”，一般情况下我負責上學期的“緒論”和“語音發展史”，錫良兄則講授下學期的“語法發展史”和“詞彙發展史”。有時候誰另有任務，就由一人全部講下來。我們的合作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逐漸將漢語史的教學工作交給了年輕的同志。
我們在上世紀60年代就曾在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漢語史講義”，並于“文革”前油印數次發給57—61級同學。80年代以後，就衹用《漢語史稿》做教材，另發一些我們編選的參考資料。練習也是各自重新擬訂。我講授語音史部分，自爲57級開始，至90年代初最後一次爲89級與90級合班講授，初步統計一下，共約講了15次以上（包括跟校内外一些研討班或助教班的講課）。我每講一次總要做一些大大小小的修改、補訂。最初我的講稿是寫在一個32開的筆記本上，後來改寫在稿紙上；舊稿紙的天地補訂滿了，又謄寫在新的稿紙上。但這也是90年代初期的手稿，一擱就是十多年。2006年夏回湖南衡陽，和華的老同事約上衡山避暑休閑，五六對老夫婦住在半山亭小學附近山澗邊一棟三層樓的新農家，主人就是退休的鄘校長。老朋友們都喜歡搓麻將，而我不感興趣，帶了個筆記本電腦，在完成《上古漢語有五聲說》之後，就開始整理我的“漢語語音史講義”。山上没有什麽書可參考，基本上是將原來寫在稿紙上的文字輸入電腦裏。斷斷續續，前前後後，經歷了兩年半的時間，終于在2009年春節前完稿。參考書主要是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上册）和《漢語語音史》，也有一些其他先生的論著，所以每節後補了一些參考文獻。又原有的四個練習分增爲七個。這是我的上課講稿，所以和我的音韻學講義一樣，也取名叫《漢語語音史教程》。
我請蔣紹愚教授爲我審閲了綱目和部分文稿，他很認真，還特地找了一些和他一起聽課的同班同學回憶起當年我爲他們講課的情况，因爲那是我第一次獨立地系統地講授“漢語史”。也是試講性的，没有把握。由於同學們的支持，教學相長，我也得到了鍛煉，取得了經驗。我應該感謝57級和以後各級的同學們，而紹愚教授的“序言”却給予我很多的鼓勵，深感慚愧。
最後自然會想起我們的老師王力先生。飲水思源，没有王力先生的教導，没有他的《漢語史稿》，就不可能有這本《漢語語音史教程》。明年5月3日是王力先生25周年忌日，謹以此小書紀念我敬愛的恩師。唐作藩2010年10月8日于北京海淀區藍旗營小區第一章緒 論第一節 漢語語音史的對象與任務
漢語語音史屬於漢語史的一部分。人類每一種語言都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部分，漢語也不例外。但語言是個整體，它作爲符號系統、交際工具、信息的載體，對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人群，發揮着整體的作用。它在使用中又不斷發展變化，形成自己的歷史。
漢語有悠久的歷史。根據考古發現的大量材料，我們知道，早在一百多萬年以前中國這塊土地上就有了人類。1965年在雲南元謀縣發現兩顆古人類牙齒化石，考古學者認定爲直立人元謀亞種，俗稱“元謀人”，生存于距今一百七十萬前，屬更新世早期，可能是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最早的居民。早在1921—1929年間在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洞穴中發現的“北京猿人”，距今有五六十萬年，屬更新世中期。據研究，“北京猿人”的大腦發達程度表明他們已經有了語言，勞動有了分工，並有現代蒙古人的特點，是蒙古人種的祖先，而中國人是其嫡系後裔。此外在中國北方和南方還發現有“藍田人”（陝西，150萬至65萬年前）、“馬壩人”（廣東，20萬年前）、“河套人”（内蒙古）、“長陽人”（湖北）、“丁村人”（山西），（以上10—15萬年前）；“許家窑人”（山西）、“柳江人”（廣西）、“山頂洞人”（北京房山）、“左鎮人”（臺灣）、“資陽人”（四川）和“新洞人”（北京周口店），（以上生活時間約在1萬年至10萬年前）等。同時，黄河流域更發現有“裴李崗”、（河南新鄭）、“磁山”（河北武安）、“大汶口”（山東）、“龍山”（山東歷城）、“仰韶”（河南澠池）、“半坡”（陝西）等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前；南方亦有相當的“河姆渡文化”（浙江餘姚）。這些都表明以華夏—漢族爲主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已生息在這塊土地上。自然，漢語也當早已存在，雖然“漢語”這個名稱起源較晚。唐蘭先生曾據20世紀70年代初山東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圖畫文字推斷，漢字在六千年前就[1]産生了。他認爲“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這是有道理的。文字的産生是比較晚的。但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唐蘭先生所據的大汶口出土的圖畫文字僅有幾個，如：（禾）（斤）（戉）（炅）尚不成詞句。此類圖畫文字或曲綫符號，80年代初以來在河南、陝西、甘肅等地也有發現，但也衹是單個的字，都不成詞語、句子。
真正能反映早期漢語面貌的材料，還衹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約當公元前16—前11世紀。殷墟甲骨是一種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古文字。已出土的上10萬字的龜甲獸骨材料，共約有三千餘字。經過古文字學家考釋，已釋讀的衹有1千餘個。雖然如此，但它確實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漢語的基本面貌，即殷商時代漢語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至于它的語音系統則仍然不甚清楚，因爲甲骨文中没有韻文材料，形聲字也不多，約占百分之三十。另有些通假字。有學者曾據此探討“商代音系”。如趙誠先生據“登从豆聲，鳳从風聲”等，推測商代音“清濁不分”；又據“室从至聲，涖从位聲”，及“錫作易、位作立”等，斷定商代“陰入不分”；又據“（删）从册”、“丙用作匹”等，得出商代“陰陽不分”的結論，進而認爲商代音系無入聲韻，無四聲之别，陽聲韻僅爲元音
[2]鼻化。這些推斷缺乏有力的論證，難以令人置信。管燮初先生和郭錫良先生比較謹慎些，他們分别就甲骨文的形聲字與通假字，或在比較可信的周代音系的框架上，考察了已識的的千餘個甲骨文字的分布[3]特點，初步得出了殷商時代十九個聲母和二十九個韻部的結論。這與周代音系即上古音系相去無幾，值得進一步研究。
作爲大學漢語專業本科的專業基礎課，“漢語語音史教程”主要從周代《詩經》音即上古音講起。因爲這時的《詩經》所反映的語音情况是比較可靠的。《詩經》音約當于公元前11—前6世紀。同時還有其他豐富的韻文材料和大量的形聲字、異文等可相應徵。傳統的和現代的有關研究成果也比較多。
從《詩經》時代到現代也有了將近三千年的歷史，漢語語音系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詩經》用韻和形聲字的讀音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詩經·王風·君子于役》一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栖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韻脚“期、哉、塒、來、思”，不僅現代讀音的韻母不同，而且在《廣韻》裏已屬於不同的韻：“期、塒、思”屬之韻，“哉、來”屬咍韻。而在此章詩裏既然相押，就說明在《詩經》時代它們的讀音是相近的，其主元音和韻尾相同，即同屬一個韻部（之部）。
又如形聲字“江”从工聲，“義”从我聲，“暉”从軍聲，“風”从凡聲，“路”从各聲，“割”从害聲等。從現代漢字的讀音來看，形聲字與它的聲符相去甚遠，但在諧聲時代，即造字時代，它們彼此間的聲母、韻母應是相同或很相近的。
我們要瞭解漢語語音在三千年來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經歷了什麽樣的道路；新的讀音是怎樣産生的；古代的或舊的讀音又是怎樣演變、消失的；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又是怎樣形成的；就必須對漢語語音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進行研究。“漢語語音史”的對象與任務就是要研究三千年來漢語語音在歷代的發展、變化的情况，探討它的演變歷史，尋求它的發展規律，探索現代漢語語音系統的歷史來源。
歷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歷史就是經驗。總結以往的經驗，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對解决、處理現實問題有很大的啓迪，對預測未來的發展有指導作用。所以列寧說，爲瞭解决社會科學問題，爲了獲得處理問題的本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4]記基本的歷史聯繫。”。語言歷史的研究也不例外。研究漢語語音史的實踐意義就是：
一、可以更深入地瞭解現代漢語語音系統，更透徹地認識它的結構規律，從而更好地進行當前的語文建設（主要是搞好漢語規範化工作），以提高語文教育水平；
二、爲調查和研究現代漢語方言（包括世界各地華人的方言）、尋求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對應關係，更有效地推廣普通話；又漢語方音史的研究也就是漢語語音史的一部分；
三、可以通訓詁、文字之學，提高古代漢語的水平和閲讀古書的能力，以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豐富的、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産；
四、有助于漢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漢語和漢藏系其他語言的關係不似印歐語系内部那樣密切與明顯，歷史淵源比較久遠，必須對古代漢語特别是它的語音系統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的變化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進行有效的比較，得出可信的結論；從而可以豐富或改進普通語言學理論和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
注釋
[1]唐蘭《中國有六千年文明史》，載1978年香港大公報出版的《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册。
[2]趙誠《商代音系探索》，《音韻學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1984年。
[3]管燮初《從甲骨文的諧聲字看殷商語言聲類》，《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郭錫良《殷商時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又《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4]《列寧全集》第29卷450頁，人民出版社。
主要參考文獻
王力《漢語史稿》（上中下合訂本）第一章“緒論”，中華書局，2004年。第二節 漢語語音史的根據
漢字自甲骨文至現代的簡化字都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漢族人民口語的實際讀音在書面上没有記録下來。這對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産生了很大的困難。但是，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歷代保存下來極其豐富的、極其珍貴的文獻材料，爲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提供了重要的根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大類：
一、歷代的韻文。包括詩詞歌賦與散文中的韻語。後者如《老子》《莊子》及《荀子》的“賦篇”等。一般來說，歷代韻文的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口語來押韻的。例如先秦的《詩經》《楚辭》、漢代的賦、兩漢魏晋南北朝的樂府、唐代的詩歌（包括古風和律詩）、宋詞、元曲等的用韻都是比較接近口語的。宋元以後的律詩雖然比較保守，遵循傳統的“平水韻”，但是也有一些詩人並不受格律的限制，其作[1]品也有能反映實際語音的。例如蘇軾的詩。
二、韻書、韻圖。韻書産生于東漢末年新的注音法“反切”出現之後。最初的一部韻書是三國時代魏李登的《聲類》，其次是晋代吕静的《韻集》，南北朝“音韻蜂出”，但都已亡佚。現存最早的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現代也衹是流傳一些唐寫本殘卷。唐孫愐的《唐韻》也是如此。唯唐代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比較完整。宋陳彭年等《大宋重修廣韻》最爲完整，也流傳最廣。以上《切韻》系韻書是研究中古音的重要依據。宋代還有一部丁度、宋祁、鄭戩等編的《集韻》，收字空前，超過《廣韻》收字數的一倍，有五萬餘字，異讀也最多。它分韻雖然同《廣韻》，爲二百零六韻，但其聲韻系統則有異于《切韻》系韻書。其後金代韓道昭的《五音集韻》，元代黄公紹、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及朱宗文增訂的《蒙古字韻》（原作者佚名），明代樂韶鳳、宋濂等的《洪武正韻》，朱權的《瓊林雅韻》，蘭茂的《韻略易通》，畢拱辰的《韻略匯通》，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鑒》以及英人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馬禮遜的《五車韻府》，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記録了當時的實際語音，是研究漢語語音史的重要根據。[2]
韻圖産生于唐代，現存較早的是宋本無名氏的《韻鏡》、鄭樵的《七音略》、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邵雍的《皇極經世聲音倡和圖》以及無名氏的《四聲等子》。元代有劉鑒的《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明代則有桑紹良的《青郊雜著》、徐孝的《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圖經》、無名氏的《韻法直圖》、吕坤的《交泰韻》以及意大利人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等，清代有樊騰鳳的《五方元音》、趙紹基的《拙庵韻悟》、阿摩利諦的《大藏字母切韻要法》（即《康熙字典》卷首所附《字母切韻要法》）、裕恩的《音韻逢源》、華長忠的[3]《韻籟》等。其中《韻鏡》、《七音略》主要是分析《切韻》音系的，而《切韻指掌圖》以下諸韻圖則是研究近代漢語語音史的重要的參考資料。
三、形聲字及古籍（包括出土文獻）中的聲訓、通假、異文和注音（包括反切、讀若、直音等）。這些主要是研究上古音的根據，自明末清初以來已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搜集、整理和運用，取得了不少成果。第二章第一節將做具體介紹。
四、對音材料。可分爲兩類：一是用漢語言文字記録或音譯非漢語的詞語，二是用非漢語的文字拼讀或記録漢語的詞語。前者如漢末以來翻譯印度佛經的漢梵對音，後者如藏漢對音、日漢對音（包括吴音、漢音、唐音、宋音）、漢越音、元蒙八思巴字漢語對音、明代朝鮮諺文漢語對音、明清時期用羅馬字母記録的漢字讀音以及滿漢對音等。當然，這種對音會受到歷史的、地域的條件制約，特别是要受到對音的兩個民族語言的不同語音體系的制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事實證明，對音材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兩種語言的相關的音值。這特别是對我們認識和研究使用非拼音的漢字的古代讀音和該對音時代的漢語語音系統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自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對音材料的研究與利用愈來愈受到重視。
五、現代漢語方音。方言是歷史形成的，是古語的活化石。漢語方言非常豐富、複雜，一般分爲七個大區，即官話方言（包括北方官話、下江官話和西南官話）、吴方言、閩方言（包括閩南話和閩北話）、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和粤方言。現代方音的差别及方音中的文白異讀常常反映了歷代語音的特點及層次，即保存了古代的讀音。例如輕唇音“非敷奉”在閩方言裏不讀[f]，而讀[p]或[h]，這是上古無“輕唇音”的反映。又如在閩方言（如福州、厦門）和贛方言（如江西臨川）裏，舌上音“知徹澄”，仍讀同“端透定”，證實了上古無舌上音。又如宋元以前中古漢語裏有收雙唇鼻音韻尾[-m]（如“心、談、咸”等字）和收塞音韻尾[-p][-t][-k]（如“十”、“一”、“六”）都能在粤方言裏得到印證。
六、漢藏系語言。漢語是漢藏語系（Sino-Tibetain）中最大的的一種語言，烏兹别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境内的東干語[4]是漢語西北方言的變體；其他有藏緬語族、苗瑶語族、侗臺語族。有些學者提出一些不同意見，認爲苗瑶語族和侗臺語族不屬於漢藏語系，而屬於澳泰語系（Austro-Thai）。或者把南島語族也歸于漢藏語系。我們同意上述的我國語言學家的一般觀點。漢藏語系有如下一些共同的特點：1．除少數語言與方言外都有聲調；2．音節可以分析爲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其組合有一定的結構規律；3．韻母又可分爲韻頭、韻腹、韻尾，而韻腹（主要元音）是不可缺少的，韻尾的輔音主要有鼻音[-m]、[-n]、[-]，和塞音[-p]、[-t]、[-k]、[-]，一般是唯閉音；4．詞序和虚詞是表示語法意義的主要手段，實詞一般無形態變化，形容詞和動詞的性質相近，都可以重疊，可合稱爲謂詞；5．有豐富的量詞；6．語素以單音節爲主，四音節的詞語發達；7．語族之間有許多同源詞；8．語音發展趨勢是簡化，如複輔音演變爲單輔音，全濁音清化，塞音韻尾逐漸合併或脱落。詞彙演變趨勢是多音節詞特别是雙音節詞不斷增加。這些共同點表明它們之間有親屬關係。因此，漢藏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及其成果對漢語語音史，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有可能使我們獲得重要的論據，因而愈來愈受到重視。
注釋
[1]參看唐作藩《蘇軾詩韻考》，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90年。
[2]參見潘文國的《韻圖考》，
[3]還有清代江永的《四聲切韻表》和陳澧的《切韻考》。
[4]參看羅常培、傅懋勣《國内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中華書局，1954；李方桂《中國的語言與方言》，梁敏譯，漢譯文載《民族譯叢》1980年第一期。
主要參考文獻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第一章“緒論”，中華書局，2004年。
王力《漢語語音史》，“導論”第一、二、三章，商務印書館，2008年。
孫宏開、胡增益、黄行《中國的語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三節 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方法
漢語語音史是漢語史的一部分。漢語史屬於歷史學科。作爲歷史學科都有其共同的研究方法。我以爲至少有兩點是共同的：一、要有歷史發展的觀點。因爲客觀事物（包括語言）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斷發展的；同時，各種事物在歷史演變中又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質、不同的規律，衹有樹立明確的歷史發展的觀點，才能有意識地去考察事物的不同時期的形態表現，才能發現或揭示它們的内部演變規律。二、要充分占有材料。任何結論都應該是在分析研究大量的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歸納出來的，而不是先有觀點、想法，然後去找材料印證。同時，我們强調要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尤其注意不濫用材料。我們還要注意辨别材料的真僞，要確認歷史文獻所反映的實際時代。其次我們還要分清材料的主次，區别一般與特殊、偶然與必然，正確處理好觀點和材料的關係，注意將各種資料聯繫起來研究，從紛繁的材料中分析歸納出科學的結論來。
作爲語言科學，漢語語音史又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如我們在《音韻學教程》裏介紹過的語音結構分析法、反切繫聯法、數理統計法、等韻審音法、歷史比較法、對音互證法、内部擬測法，我們在研究漢語語音史的時候也都用得上。其中繫聯法和統計法，不僅用在反切的研究上，而且可以用在韻文韻脚的歸納、諧聲系統的分析以及聲訓異文通假字的集證上。歷史比較法是19世紀西歐學者研究親屬關係比較密切的印歐語系而提出來的，用于其他語系特别是親屬關係比較鬆散的漢藏語系，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不失爲一種科學方法，在語音史研究上經常被運用。有的學者針對歷史比較法的不足，提出[1]“詞彙擴散理論”，這對研究語音演變的例外現象或不平衡性是有[2]作用的。此外，構擬上古音，還要用到一種内部擬測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屬於歷史比較法的範疇。還有，現代一些音韻學者在研究《四聲通解》、《洪武正韻》、《李氏音鑒》等近代音韻文獻時發現其中往往包含不止一個層次的音系而創造的剥離法。
以上各種研究方法我們將在下面各章節中討論各個時期的語音系統及其發展變化時再做具體介紹。
注釋
[1]王士元《語言的演變》，《語言學論叢》第11輯，商務印書館，1983年。
[2]葉蜚聲、徐通鏘《内部擬測法和漢語上古音系的研究》，《語言研究》1981年第一期。
主要參考文獻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
楊耐思《音韻學研究方法》，《語文導報》1987年第3、4期。
耿振生《20世紀漢語音韻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四節 漢語語音史的分期
在歷史科學中，分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分期的目的和作用就是使歷史發展的綫索更分明，使歷史上每個大的關鍵更突出、更爲顯著，從而能使學習歷史的人更深刻地認識客觀歷史的面貌。漢語語音史屬於歷史科學的範疇，所以講漢語語音史也不能不討論它的分期問題。
歷史的分期很重要，同時也是很困難的。例如關於中國通史的分期，許多學者研究了多年，對中國封建社會是從何時開始的問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見。
本來分期是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的反映。這就是說，事物發展的階段性本是客觀存在的。客觀事物的發展既然有其階段性，那麽研究客觀事物就必須進行分期。分期的問題正確解决了，才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其演變規律。
問題的困難性就在于我們往往還不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客觀事物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没有充分掌握客觀事物發展的階段性。這對漢語語音史甚至整個漢語歷史的研究來說更是如此。但是我們也不能等到把漢語史（包括漢語語音史）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完全弄清楚了才去討論漢語史的分期問題。這不利於我們的研究。我們將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個初步的關於漢語語音史亦即漢語史的分期意見。
研究語言史分期的困難性還有一個根據和標準的問題。過去有種種不同的主張。現在國内最有影響的有兩家：一家是王力先生。他在《漢語史稿》（上册）提出，應以語法作爲語言史分期的主要根據。他說：“因爲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而語法結構比基本詞彙變化得更慢。如果語法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就可以證明語言的質變了。語音和語法有密切關係（在西洋傳統的語法裏，語法是包括語音的），都是整個系統，所以語音的演變也可以作爲分期的標準[1]。”另一家是吕叔湘先生。他主張以文體的轉變爲漢語史分期的標準。他說：“秦漢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至于太大，但漢魏以後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語，即後來所說的‘文言’。雖然在某些類型的文章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但是以口語爲主體的‘白話’篇章，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録，却要到晚唐五代才開始，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書面漢語地位。根據這個情况，以晚唐五代爲界，把漢語的歷史分成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是比較合適的。至于現代漢語，那衹是近代漢語的一個分期，不能跟[2]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鼎足三分。”
我們不同意以文體的轉變作爲漢語史分期的標準，正如王力先生指出：“文體的轉變不等于全民語言的轉變。這上頭不表現語言從舊[3]質到新質的過渡。”我們也不同意僅以語法結構作爲語言史分期的唯一標準。我們認爲語言是個整體，在發展中，雖然詞彙變化最快，處在經常變動之中，但其基本詞彙比較穩固。印歐語言有形態變化，它的語音和語法的關係密切難分，而漢語的語音系統有相對的獨立性，發展變化也比較慢。所以，研究語言的分期必須考察語言内部諸要素，即語音、語法和詞彙三部分。這三部分各有其系統性，而又共同組成語言這一統一體。這三部分的發展雖然是不平衡的，都各有新質要素的産生和舊質要素的衰亡問題，但是它們是互相聯繫、互相制約的；某一組成部分的系統發生了變化，就必然會引起另兩個組成部分的變化，並有可能破壞各個組成部分的的舊的統一而達到新的統一。因此，我們研究漢語史的分期時，既不能衹看其中一個組成部分而放棄另兩部分，也不能在其中分别主次，而應該把三部分當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即必須把語音、語法、詞彙三部分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衹要發現三部分的變化涉及到系統性的變化，而不是個别的、局部的、量的變化，就可以劃分爲一個新的時期。
原則與標準定下來了，但要對漢語發展史做出具體的分期還有很多困難，因爲漢語的發展變化表現得比較複雜，關於怎樣才算是系統性的變化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同時我們對漢語的歷史也還研究得不够系統、全面、深入。爲了教學的方便，我們現在初步將漢語發展的過程分爲五個大的時期：
一、殷商時代爲遠古時期（公元前20世紀至公元前12世紀）。這時期的漢語雖然還比較簡略，但從甲骨文所反映的情况來看，它已經完全擺脱了原始狀態，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詞彙以單音節爲主，但已經相當豐富，實詞、虚詞都比較完備，既有表具體概念的，也有表抽象概念的。語法結構也較爲完整，各類詞和各種句子成分、各種句型基本具備。這些都爲漢語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但由於文體的局限和資料的不足，這個時期的語音系統，還無法從甲骨文的材料中瞭解到全面、準確的情况。
二、周秦兩漢爲上古時期（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2世紀）。這個時期隨着社會生産力的巨大發展，漢語也發生了飛速的變化。漢族人民有了全民的共同語（先秦叫“雅言”，漢代稱“通語”或“凡語”）。這時期漢語詞彙大大豐富了，特别是先秦諸子中反映的表示抽象概念的語詞大量産生。語音系統比較繁複。語法結構也有了很大的改進和充實，爲漢語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爲中古時期（公元3世紀至公元9世紀）。魏晋南北朝中國社會處于動蕩和分裂狀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戰争頻繁，北方的人民群衆大規模地往南方遷移；漢族人民一方面和國内兄弟民族發生大融合，一方面又與國外一些國家、民族如印度、日本有較多的文化交流。這就促進了漢語的發展，加速了漢語内部的演變。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統一、繁榮的時期，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的發展，南北各地人民的交往日益頻繁，中外有更多的溝通，這都對漢語的發展發生影響。這個時期漢語的語音系統起了巨大的變化；詞義的引申和詞性的分化顯著，産生了許多新詞（單音詞和複音詞），同時也吸收了不少外來詞；還有一些新的詞頭、詞尾和新的句法形式出現了。各方面都顯示了漢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四、從唐末至清代爲近古時期（公元10世紀至公元19世紀），一般稱作“近代漢語時期”。唐末五代又是一個社會分裂的局面，漢民族與國内兄弟民族又經過一次大融合。宋王朝建立後，加强中央集權，商業經濟空前繁榮，文化發展迅速。但是北宋和南宋一直與遼、金對峙，北方漢族又一次大批南遷。這些都對漢語的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後來經歷了元代六十多年的混亂局面，明朝統一了中國。由於農業經濟得到恢復，手工業和商業又有新的發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到清代一方面漢族與國内兄弟民族再一次發生大融合，一方面隨着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西方文化也傳播進來了。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漢語的語音、詞彙、語法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所謂“官話”。值得注意的是，遼、金以後，元、明、清各代都定都北京，北京成爲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話逐漸成爲全民族共同語的基礎。這時期漢民族共同語的語音系統趨向簡化，雙音詞大量産生，新興的語法現象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一些舊的語法形式和規則則在口語裏逐漸被淘汰。漢語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爲現代普通話奠定了鞏固的歷史基礎。
五、20世紀爲現代漢語。這個時期是由清末經過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社會由長期的、封閉的封建制變爲半封建、半殖民地，到走向開放的現代化。19世紀末現代漢語語音系統已經形成；一百餘年來新詞、新語不斷湧現，還吸收了許多外語借詞（主要是歐美的），語法結構也有很大的變化，即主要表現爲句法的複雜化和多樣化。各地方言加速向民族共同語靠攏，特别是20世紀後半葉，在全國範圍内大力推廣普通話，積極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和漢語規範化工作。這對漢民族共同語的純潔而健康的發展有着重大意義。
以上是我們關於漢語史分期的初步意見，衹是粗綫條的。要細分起來，上古、中古和近古都還可以各分爲兩個階段。我們會在下面有關章節講到的。
最後還需要强調的是，語言的發展是採取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和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這一手段來實現的，又是不問斷的。所以，語言史的分期總是相對的，很難確定分期的具體年限。我們對漢語史的分期問題，也應持這種看法。
注釋
[1]王力《漢語史稿》（上册），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34頁；又合訂本《漢語史稿》（重排本），中華書局，2004年40頁。
[2]吕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序”，學林出版社，1985年。
[3]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42頁。
主要參考文獻
錢玄同《文字學音篇》第一章（2）“古今字音之變遷”，北京大學出版部，1918年。
魏建功《古音系研究》“一、古音系的分期”，《魏建功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第一章“緒論”第六節“漢語史的分期”。練習一
一、漢語史這門學科的性質是什麽？爲什麽要研究漢語史？
二、研究漢語史的主要根據是什麽？這些根據對建立漢語史有什麽作用？
三、研究漢語史的方法和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有什麽不同？
四、研究漢語史爲什麽要分期？談談你對漢語史分期的意見。
五、談談你對學習漢語史的理解與要求。第二章上古漢語語音系統第一節 上古聲母系統
漢語史的分期從遠古時期開始，而我們的漢語語音史課衹是始于上古時期，理由在“緒論”裏談過了。本章討論上古漢語語音系統。這第一節講上古漢語的聲母系統。下面分三個問題來談。
一、前人對上古聲母的研究
前人對上古聲母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晚。過去人們缺乏歷史觀點，不瞭解古音不同于今音。直到明代，陳第等人才察覺到古韻和今韻有所不同，但仍然不理解聲母也有古今的差别。清代早期有成就的古音學家江永（1681-1762）就錯誤地認爲“三十六字母”適用于古今，“不可增减，不可移易”。他還曾舉例說：“重唇、輕唇之音，方俗呼之易混。‘逢蒙’一人。而《莊子》作‘蓬蒙’，《藝文志》與《王褒頌》作‘逢門’，《七略》與《龜策傳》作‘蠭門’，終不知何者爲正？又反切家于重唇、輕唇字有隔類切之法，則尤易混。今‘逢蒙’定讀[1]爲薄工切，猶‘馮婦’定讀爲房戎切，從其相傳已久者也。”又說：“陳氏謂‘田音陳，古田、陳音通，故陳氏之後改姓爲田。’愚謂田，舌頭音；陳，舌上音。陳改田者，舌上改舌頭，非即同音也。”[2]可見，江永在古聲母問題上還相當糊塗，不清楚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歷史學家兼古音學家錢大昕（1728-1804）才開始對上古聲母進行科學的研究。他寫了兩篇文[3]章，即《古無輕唇音》和《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提出兩個著名的結論。這就是：（一）“凡輕唇之音，古讀皆爲重唇”；（二）“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床無别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錢氏用的是考據方法，其主要根據有：
1．異文。這是一個字或詞在古代經籍中的不同寫法。例如《詩經·邶風·谷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中“匍匐”，《禮記·檀弓》引作“扶服”，《孔子家語》又引作“扶伏”；而《史記·淮陰侯列傳》“俛出胯下蒲伏”，又作“蒲伏”，又《史記·蘇秦列傳》“嫂委蛇[4]蒲服”，則作“蒲服”。這些都是“匍匐”的異文。異文的産生可能是由於古代在口授、傳抄過程中未依原文寫下來，而用了一個同音字替代。這也是古人寫了别字。這種異文，現代的讀音往往不同，但在上古應當是同音或讀音很接近的。“匍匐”本是個雙聲聯綿詞，既可寫作“扶服”、“扶伏”、“蒲伏”、“蒲服”等，表明“扶”、“服”、“伏”“匐”與“蒲”、“匍”等字的聲母本相同（都屬重唇並母）。又[5]如《尚書·禹貢》：“大野既豬”的“既豬“，《史記》引作“既都”。都，端母；豬，知母。這是證明上古舌頭、舌上不分的異文。
2．古書注音。這主要指漢代人注釋先秦典籍以及《說文》中用的讀如、讀若、直音和反切等。如錢大昕文章中的引例：“方，讀如謗”；“衝，讀若動”；“無，音毛”；“毒，音督”；“蟲，音徒冬反”；“襮，方遥反；襆，方沃反”。又如許慎《說文》：“娓，順也，从女尾聲，讀若媚。”再如《尚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鄭玄注：“播讀如藩”。或輕、重唇音互注，或舌頭、舌上音互注。
3．聲訓。這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字訓釋另一字的意義。即以音爲訓，說明兩個字（詞）同源。如：“方，表也”，“邊，方也”，又如：“法，逼也”，“負，背也”，“望，茫也”，“冬，終也”，“田，陳也”。東漢劉熙的《釋名》幾乎都是以聲爲訓的。劉安的《淮南子》、班固的《白虎通》也都有不少聲訓材料。從釋義上看，其中有許多主觀臆測、荒唐可笑的東西。例如《釋名》：“棟，中也，屬屋之中也”（釋宫室）；“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釋姿容）；“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釋形體）；“發，拔也，拔擢而出之也”（同上）；“頭，獨也，于體高而獨也”（同上）；“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釋飲食）。但這些材料對考證上古音頗有參考價值。
4．形聲字。又叫諧聲字。它是由形符（或稱“意符”）和聲符兩部分組成。例如从“分”聲的，有“份芬紛粉忿吩汾氛玢酚棼鼢盆坌扮”等，它們在造字時代的讀音應當是相同或很相近的。又如从“畐”聲的，有“匐副富幅福輻蝠葍偪堛愊湢逼”等；从“文”聲的，有“蚊紋汶紊雯玟閔憫”等；从“冬”聲的，有“咚氡終螽佟”等；从“台”得聲的，有“治菭抬胎苔珆跆邰駘枱詒殆紿鮐”等。前人早已利用形聲字以考證上古韻部（見下章），錢大昕第一個用來考證上古聲母。
錢大昕主要運用上述四種豐富的材料，進行考證，認定輕唇音“非敷奉微”是後起的，古代亦讀重唇“幫滂並明”；舌上音“知徹澄娘”古代仍讀舌頭“端透定泥”。這兩個結論是可信的。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錢氏還開始利用古今方言和對音材料來進行論證。例如他在《古無輕唇音》一文中“古讀無如模”一條裏說：“《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毋，猶今人言莫也。’”他說：“釋氏書多（6）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中國，繹譯多在東晋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不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又說：“無又讀如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無’。《後漢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遺，耗矣’。注：‘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大昕按，今江西、湖南方言讀無如冒，即毛之去聲。”他還說：“古音‘晚’重唇，今吴音猶然。”這些材料更有說服力。因爲如果没有活的方言爲依據、並以對音材料做旁證，而衹有用漢字記下來的書面材料，那衹能得出古代輕重唇不分和舌頭舌上不分的結論，很難確定古無輕唇音、舌上音，還是古無重唇音、舌頭音。20世紀30年代符定一曾著《古有輕唇音[7]說》和《古無重唇音說》，要和錢大昕唱反調。他根據的也是異文、古讀、聲訓等書面材料。但真理衹有一個。錢大昕爲什麽是正確的？因爲他的結論符合客觀事實，而且他還有活的方言與可靠的對音材料做依據。
我們現在還可以從語言發生學來論證輕唇音晚于或來源于重唇音。人類語言發展的痕迹反映在兒童學話過程中，嬰兒總是先學會b、[8]p、m、d、t、n等塞音，後學會f、v、s、z等擦音。現代還有一些民族語言衹有雙唇音，而無唇齒音。例如藏語、景頗語、土家語、以及新疆境内的突厥語族語言（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塔塔爾語、烏兹别克語等）都没有唇齒音。有的後來出現了f、v，但僅用于漢語借詞或外語借詞，而且口語裏念這些借詞時往往仍將f讀作p，把v讀作b或w。
繼錢大昕之後，研究上古聲母的學者有錢坫（1741？—[9]1806）、李元（？—1816）、夏燮（1801—1875）和鄒漢勳（1806[10]—1854）等。其中鄒漢勳著《五均論·廿聲四十論》，首次提出一個古聲二十紐系統，即：
第一紐 匣喻
第二紐 見
第三紐 溪群
第四紐 影
第五紐 曉（半）審
第六紐 定澄船禪
第七紐 透徹穿
第八紐 來
第九紐 端知照
第十紐 從崇
第十一紐 泥娘日
第十二紐 精菑
第十三紐 清初
第十四紐 心山
第十五紐 並奉
第十六紐 滂敷
第十七紐 明微
第十八紐 幫非
第十九紐 邪曉（半）
第二十紐 疑
鄒氏這古聲二十紐系統顯然吸取了錢氏的研究成果，也有他自己的創見，如以“崇菑初山”併入“從精清心”，以“娘日”併入[11]“泥”。後來章炳麟（1869-1936）作《古音娘日歸泥說》，進一步論證了後一個問題。但章氏所著《二十一古紐表》却將“精清從心[12]邪”併入“照穿床審禪”，乃是一種退步。章氏的大弟子、傳統音韻學集大成者黄侃（1886-1935）訂正了章氏的不足，提出《古本聲[13]十九紐》。這就是：
深喉音 影（喻爲）
淺喉音 見 溪（群） 曉 匣 疑
舌 音 端（知照） 透（徹穿審） 定（澄神禪） 來 泥（娘日）
齒 音 精（莊） 清（初） 從（床） 心（疏邪）
唇 音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此古聲十九紐雖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從傳統音韻學的觀點來看，還是比較科學的，所以一直爲章黄學派所推崇。與黄侃同時或稍後，用傳統的方法以考證上古聲母的，還有錢玄同（1886—1939）著《古音無邪紐證》，曾運乾（1884—1945）作《喻母古讀考》，葛毅卿作《喻三入匣再證》，周祖謨（1914—1995）作《審母古讀考》、《禪母古讀考》等，都是用傳統的方法對上古個别聲母做了一些考證，提出一些問題。其中曾運乾提出的“喻三歸匣”“喻四歸定”的結論[14]已爲大多數人所承認。但是，傳統的古音研究有個共同的不足，那就是不講語音變化的條件，衹根據異文、古讀等材料考察三十六字母之間是否相通，凡相通者就加以合併，不注意研究它們爲什麽到後代分化爲不同的聲母。
20世紀初葉以來國内外一些現代音韻學家運用普通語言學理論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等新的方法，在研究上古韻部系統的同時，也着手研究與構擬上古的聲母系統。他們的一般做法就是在構擬中古音的基礎上，結合古代文獻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對上古聲母體系進行了推論，並構擬其大概的音值。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早、而且影響較大的是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Karlgren 1889—1978）。他早期研究上古音的代表作是《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15]and Sino-Japanese,1923），後來著《中上古漢語音韻學綱要》[16]（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對其學說進行了修訂，提出上古漢語33個單輔音聲母（另有19個複輔音聲母，下面再討論）。這就是：
其中括號内的14個聲母衹出現在有介音j的三等韻之前。它的突出特點是全濁聲母也有送氣和不送氣兩套。
高本漢提出的這套上古聲母系統引起了國内外學者的重視和争論。例如董同龢（1911—1963）著《上古音韻表稿》（1945）提出上古有36個聲母；周法高（1915—1995）著《論上古音》（1968）認爲上古衹有25個聲母；李方桂（1902—1987）著《上古音研究》（1971,1980）主張上古有31個聲母；陸志韋（1894—1970）著《古音說略》（1947,1985）則提出上古22聲母與若干複輔音說；蘇聯漢學家雅洪托夫（S.E.Yakhontov,1926—）著《古代漢語》[17]（1965,1986）又提出上古有28個單聲母的見解。王力先生（1900—1986）則主張上古有33個聲母（見《漢語語音史》，1985）。他們的研究方法基本相同，就是在各自認同的中古聲母系統的基礎上，主要利用諧聲字（同時也參考異文、聲訓等材料），分析歸納。形聲字非一時一地所造，諧聲系統很複雜。自高本漢起，通過研究就開始提出一些諧聲條例或原則，後來董同龢、陸志韋、李方桂等又陸續加以補訂。例如李方桂先生在其《上古音研究》中擬訂的兩條重要的諧聲
[18]原則：（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
1．舌根塞音可以互諧，也有與喉音（影及曉）互諧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諧。
2．舌尖塞音互諧，不常與鼻音（泥）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
3．唇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明）相諧。（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不跟舌尖塞音相諧。
下面是李方桂先生提出的上古聲母系統表：
李先生這個上古聲母體系在國際上有較大的影響。但他自己也承認：他所總結的諧聲原則仍有例外。
下面我們着重介紹王力先生的主張。
二、上古三十三聲母
王力先生的上古三十三個聲母系統也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這就是：
這33聲母體系也並不是没有問題的。下面我們談談它的特點和問題。（一）上古全濁聲母送氣還是不送氣。高本漢將其中古及上古漢語的全濁塞音與塞擦音聲母即：並、定、群、從、崇、澄、船等都構擬爲送氣的[b‘]、[d‘]、[g‘]、[‘]、[‘]、[‘]。王力先生認爲，從音位學觀點來看，漢語的全濁音送氣與否可以互换音位，即可送氣可不送氣。今北京話于這些古全濁聲母，清音化後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而入聲字轉入平聲也不送氣；廣州話今讀也是平聲送氣，上、去、入不送氣；長沙話則平仄一律不送氣，而客家話與贛方言相反，一律送氣；吴方言則是一般送氣、不送氣可互换音位。請看下面例字：[18]
古漢語全濁音也是如吴方言一樣。這個問題還有不同意見。[19]我們同意陸志韋先生等的意見，即古全濁聲母都是不送氣的。諧聲、異文材料也可以證明。例如：
盤从般聲。盤，並母，般，幫母。全濁並母字與不送氣的幫母字相諧。又《墨子》“公輸盤”，《史記》作“公輸般”，《漢書》作“班輸”。
鈍、頓均从屯聲。鈍，定母，頓，端母，而屯亦定母。全濁定母字與不送氣的端母字相諧。又《史記·屈賈列傳》“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索引》：“頓，鈍也。”《文選·吊屈原賦》作“鈍”。
慈从兹聲。慈，從母，兹，精母。全濁從母字與不送氣的精母字相諧。又《春秋》“公孫兹”，《公羊》作“公孫慈”。
基从其聲。基，見母，其，群母。全濁群母字與不送氣的見母字[20]相諧。……（二）關於唇音。上古衹有重唇“幫滂並明”，没有輕唇“非敷奉微”。這是可以肯定的。現代學者没有什麽不同意見。董同龢先生根據諧聲字“悔从每聲”、“墨从黑聲”、“昬（昏）从民聲”等，認爲上古應該有個聲母[]（次濁[m]的清音）（現代湘西苗語也有這種清鼻輔音）。但高本漢據同樣材料則構擬爲複輔音[mx]，而李方桂[21]先生則擬爲[hm]。我們比較同意李先生的意見。（三）關於古無舌上音，即知、徹、澄、娘讀如端、透、定、泥。這亦已成定論。例如：《禮記·檀弓下》：“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鄭注：“重皆當爲童”。即澄母讀同定母[d]。李方桂先生把知組與端組分别擬作tr-和t-兩類聲母。-r-是個介音（後來演變爲捲舌音的條件）。將二等聲母擬爲一個帶[-l]的複輔音是蘇聯學者雅洪托夫首先提[22]出來的，後來改訂爲[-r]。李先生則把它改造爲介音[-r-]。（四）關於精組的歸類與構擬，争論不多。章太炎將精組併入照組，没有人贊同。錢玄同把邪母併入定母理由也不充分。邪母的來源與現代讀音都比較複雜。例如“者”聲有“緒”，也有“堵”、“屠”、“著”、“暑”；邪母字在現代普通話裏有讀[s]的，如“似巳祀寺飼嗣俗鬆誦頌”，有讀[]的，如“邪斜徐續夕席習襲祥詳象旬循巡涎旋”，有讀[‘]的，如“詞辭祠”，有讀[t‘]的，如“囚泅”。高本漢認爲邪母在上古是個不送氣的[]，與其送氣的從母[‘]相配。其實邪母與喻四母也發生關係，如似从以聲，徐从餘聲，祥从羊聲；又邪字在《廣韻》裏有“似嗟切”與“以遮切”兩讀。所以李方桂先生認爲邪母在上古是個r-，到中古分化爲二：
r——ji（喻四）； r＋j——zj（邪母）
王力先生則認爲上古的邪母與中古一樣是個濁擦音[z]。（五）關於正齒音二等聲母“莊初崇生”。黄侃把它們併入上古精組，是有道理的。從諧聲來看，有捉（莊）从足（精）聲，創（初）从倉（清）聲，崇从宗（精）聲，莘（生）从辛（心）聲。從異文看，如《左傳·定公七年》經云：“齊侯、衛侯盟于沙。”傳云：“盟于瑣。”沙，生母，瑣，心母。又雙聲聯綿字有“蕭瑟”、“蕭疏”、“瀟灑”。都可以證明上古莊、精兩組相通。但從語音變化的條件考慮，由於照組二等與精組都可以和三等韻相拼合，條件相同，後代不可能有不同的變化，即不會演變爲不同的聲母。所以現代學者大都將上古照組二等獨立爲一類聲母。高本漢把上古“莊初崇生”擬爲捲舌音[t][t‘][d‘][]。但漢語的捲舌聲母不可能出現得那麽早。李方桂則擬爲[tsr][ts‘r][dzr][sr]。其-r-是後代演變爲捲舌音的條件。王力先生接受陸志韋先生等的意見，把它們擬爲舌葉音[][‘][][‘][23]。
至于濁擦音俟母[z]，則是王力先生接受李榮先生研究《切韻》音[24]系的意見而增補的，然後又上推到上古音。（六）關於正齒音三等聲母章昌船書禪。錢大昕在《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中說：“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他的意思是說，照組字在古代也有許多讀舌音的。他舉的例證有“古讀舟如雕”、“讀專如耑”、“讀支如鞮”等。這話是有道理的，但衹限于照組三等（其所舉例證主要是照母三等字），而與照組二等無關。而且如果認爲這些照組三等字在上古完全與知組一樣讀同端組，那就難以解釋照三組與知組到後來爲何有不同的變化。衹能說它們在上古的讀音比較相近。高本漢把照三組前四母（章昌船書）擬作[][‘][][‘]，是合理的。但他把禪母擬爲[]，而與船母相配，則有些勉强。禪母的現代讀音比較複雜，擦音和塞擦音都有。在整個聲母系統裏既與清擦音審母相配，所以王力先生等就把它擬爲[]。
照組三等字在諧聲系統中還表現出更爲複雜的情况。一方面既有“雕（端母）从周（章）聲”、“召（澄）从刀（端）聲”、“昭（章）从召（澄）聲”，與舌音發生關係；另一方面還有“箴（章）从咸（匣）聲”、“感（見）亦从咸聲”，“詣（疑）从旨（章）聲”、“稽（見）亦从旨聲”，以及“歧（群）从支（章）聲”、“郝（曉）从赤（昌）聲”等，而與見系發生關係。董同龢先生據此認爲照組三等在上古當分爲兩套聲母，即一套舌面塞音、塞擦音[][‘][][][25][]；一套舌根音[c][c‘][][][j]。這樣上古舌根音也有兩套聲母。董氏還以他與張琨先生曾共同調查的一種也具有兩套舌根音的苗語爲證。這不無道理。但我們没有採用是想在本科生的基礎課上不要把問題弄得太複雜了。（七）關於日母的問題。章太炎著《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舌上之娘歸舌頭之泥，錢大昕已證明在前。日母與泥母的關係也確乎比較密切。如“倪（泥）从兒（日）聲”、“汝（日）从女（娘）聲”、“仍（日）从乃（泥）聲”。但不能認爲它們在上古完全同音，因爲不符合語音分化必有不同條件的原則。王力先生同意高本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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