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法国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庞国雄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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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法国史试读：

前言

有位哲人曾说：“法国是欧洲的中国，中国是亚洲的法国。”中法两国有太多的相似点——拥有数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较早实现了国家统一，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农业文明，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

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各有其传统的风俗、习惯，诸如，中国人重孝道，日本人讲茶道，巴西人爱足球，英国人爱读报，等等。那么，美丽浪漫的法兰西究竟有哪些独特风情和礼俗呢？

提起法国，人们的第一联想就是“浪漫”：塞纳河边的散步，香榭丽舍林荫下的低回，酒吧里的慢酌，咖啡馆里的细语……法国式的浪漫无一例外地与鲜花、烛光、香水、拥吻联系在一起。只有你真正到了法国，才会发现其实法国人的这些浪漫表达体现了他们对优雅、精致、舒适生活的追求。浪漫已经渗透于法国人的生活中，它是一种优雅、从容的态度。在法国人的眼中，浪漫已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情调的追求，而是融入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个方面，是一种的现实的生活方式。

法国人总是精巧地设计安排休闲时间，既要新奇又要痛快，尽情享受绚丽多彩的人生，珍惜上天赋予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每周五日工作制和数不清的节假日为法国人的浪漫提供了必备的条件，而“超前享受”则是大多数人信奉和采用的手段。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人们都可通过银行贷款或以分期支付的方式购买汽车及其他大额物品，因而有可能把大部分薪水用于消遣或旅游。除去必需的生活开支外，法国人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主要是书刊、唱片或听音乐会。此外，法国人还爱好摆弄花草树木，每年购花的金额高达七八百亿法郎。

法国对我们来说好像既熟悉又陌生，也被抽象化为“浪漫”，多少国人对法国充满了向往之情，但是真正了解法国的却是寥寥无几。我们对法国的了解，或许只停留在一些具体的建筑或事物上：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充满艺术瑰宝的卢浮宫以及卢浮宫前玲珑剔透的玻璃金字塔，名扬四海的法国香水，令世界名媛为之追随的巴黎时装、醇香浓郁的法国葡萄酒……

然而真实的法国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在中国举行的为期一年的法国文化年，就试图通过法国的建筑、旅游、科技、设计等展览，以及在北京、上海举办的音乐节、艺术节、电影节、歌剧等具体的文化元素来解读一个现代的法国。

法国经济发达，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主要工业部门有矿业、冶金、汽车制造、造船、机械制造、纺织、化学、电器、动力、日常消费品、食品加工和建筑业等；核能、石油化工、海洋开发、航空和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核电设备能力、石油和石油加工技术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仅次于美国和独联体，居世界第三位；钢铁工业、纺织业占世界第六位。

在这个民族自身的发展历程中，经常弥漫着战争的硝烟、革命的狂热和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在欧洲历史的舞台上，它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很难想象，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没有了法兰西会是什么样子？当每一出历史大剧的幕布拉开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在舞台比较中央的位置活跃着法兰西的身影，它曾扮演过欧洲的第一主角，也曾以自己躯体流出的鲜血点缀胜利者的光环。

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当我们惊叹于今日法兰西文明的流光溢彩、感叹它的优雅、浪漫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之时，也不妨回溯到它文明的源头、一睹它昔日风采和其时光之中的流变吧。

本书用短短20多万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法国历史画卷，让广大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法兰西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本书中为您介绍了法国影响世界的伟人路易十四、拿破仑、戴高乐等，还有在这片神奇的沃土上爆发的启蒙运动、攻占巴士底狱、拿破仑战争、巴黎公社……希望通过读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法兰西文明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客观的认识，并从中了解到法国人独特的聪明才智和浪漫风情。

第一章 追溯法兰西文明的源头

第一节 法兰西空间

打开世界地图，只要找到了欧洲的版图，我们就能在欧洲大陆最显眼的地方发现法兰西。今天的法国地处欧洲大陆西部，北、西、南三面临海，分别为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陆上与卢森堡、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接壤，面积55.1万多平方公里。境内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留下众多的考古遗迹和文物。

最早的法国原始文明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冰河时代”，那个时候，法国的许多地方被冰川所掩盖，异常寒冷与潮湿。严酷的气候迫使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躲到西南部或者索恩——罗讷河峡谷最避风雨的地方。大约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在法国的中央高原，就有瑟纳泽(160万年)、希拉斯(160万年)、拉罗舍·拉姆贝特及森泽勒(100万年)等四处，都残存有人工打制的石器。在瑟纳泽和希拉斯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些砾石工具；在拉罗舍·拉姆贝特遗址，与破碎的动物骨骸一起被发现的还有燧石和石英石片，这些石片不是由当地材料制成，显然是人从其他地方带来的；森泽勒遗址发现的动物骨头上有人工造成的划痕和裂缝，这无疑是人类在法国大地上最早留下的遗存。

早于50万年以前的遗址，除上述四处外，还有瓦隆纳、厄斯泰弗·热松和拉·罗米厄等三处，发现有石器或人工用火的遗迹，但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这些遗址的存在表明，50万～150多万年前，人类已在法国出现和活动了。

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100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存，大多位于南北纬35度至赤道的地带。这些地区内一年中最短的白昼，每天也有10小时，这有利于原始人的采集、狩猎活动。随着纬度的增高，因冬季白昼过短，获取食物的季节性矛盾扩大。加之气候因素，妨碍了原始人向中、高纬度地区的迁徙。虽然人类在140万年前已懂得用火，但只有较普遍地掌握使用和保存火的技术后，才有可能在远离热带的地区生活。

根据现有材料，大约从中世纪的后期起，人类开始在欧洲永久性的居住。法国东南部和西南部是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生活的地区，那里发现了不少人类化石。较早的有比利牛斯山多达维附近阿拉戈洞穴中的多达维化石人，包括一些颅骨和两块下颌骨，约距今20万年。拉·捷斯洞穴中的化石人约距今15万年。从体质进化角度划分，这两种化石人都属于从晚期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较晚的化石有勒·拉扎勒特人、蒙特穆兰人、丰特舍瓦德人，以及苏阿特岩棚遗址化石人。这几种化石人的时代，都属7万～10万年前。他们是尼安德特人的祖先。根据化石所绘制的尼安德特人复原图

从更新世晚期最后一次间冰期结束至维尔姆冰期开始，即大约7.5万年前起，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典型的尼安德特人开始在法国各地出现。尼人的前额低而倾斜，眉脊粗厚形成一线，下巴颏不明显，脑容量已达1100～1600毫升，但脑形及褶纹不及现代人发达，身高较现代人矮。尼人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大多居于洞穴或岩棚内。法国西南部，尤其是多尔多涅地区，发现了许多尼人化石。较著名的有沙朗特的拉基诺人，这是在一岩棚遗址内发现的妇女和小孩；西南部拉沙佩勒—欧赛恩茨(圣沙拜尔)洞穴的拉沙佩勒人，这具近于完整的男性骨架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尼人化石；多尔多涅地区拉法拉西岩棚遗址内发现的拉法拉西人，包括一成年男性、一成年女性和一些较年幼的个体，以及多尔多涅河畔多梅附近的康贝格伦诺人。

大约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逐渐为晚期智人所取代。晚期智人的体质结构和形态与现代人已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额骨变直，出现下巴颏，平均脑容量达到1400毫升。晚期智人在法国分布较广，他们创造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梭鲁特、佩里戈尔、沙泰勒佩龙、马格德林等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晚期智人是克罗马农人，最初发现于多尔多涅省莱塞济附近的克罗马农岩棚。克罗马农人下颌有颏隆突，前额饱满，个体高大，肌肉发达。

约公元前3000～前1000年，法国进入了青铜时代。人们把铜和少量锡混合起来炼成青铜，制成各种工具和饰物。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曾出现几次部落群团迁徙的浪潮。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到东欧一带的原始印欧语系人，这时开始了一波接一波持续的迁徙过程。其中尤以公元前8000年代末和2000年代末的两次迁徙浪潮规模为最大。有的往西进入中、西欧，有的向东进入亚洲。欧亚大陆诸部落群团大迁徙促使各地居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和新民族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中，法国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局面。新石器时代末和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的各种考古文化，有的为青铜文化所取代，有的则继续存在，有的受新出现的西欧青铜时代文化影响或与之相结合，形成一些新的地区性文化。西欧和中欧早期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是钟杯战斧文化，它以钟形杯状陶器和用于战斗的穿孔石斧为特征。罗纳河流域处于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在巴黎盆地，新石器时代末的珀—里卡德文化仍继续存在。在东部，受中欧乌涅提茨文化的影响较大。地中海地区则受意大利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影响。

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经济逐渐发展为农牧混合经济，居民流动性较大，留下的村落遗址较以前为少。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金属武器和装饰品表明，氏族、部落的首领已拥有特权地位，社会分化已较明显。青铜时代中期，法国大部分地区属古墓文化的范围。至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2000年，起源于多瑙河流域的骨灰瓮文化诸部落，经莱茵河进入法国内地，后又抵达大西洋沿岸。骨灰瓮文化的居民住在村落或山堡中。山堡是四周围用墙垣或栅栏圈围起来的设防居民点，大多建立在山丘或沟崖顶上，这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山堡。骨灰瓮文化居民在父系氏族制度下生活，经济以农耕为主。他们与青铜时代中期的古墓文化诸部落以及其他部落混合，形成新的居民群体——原始凯尔特人，即后来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的祖先。

法国大地上的原始先民，不仅是欧洲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且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一系列原始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在欧洲乃至世界史前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

第二节 凯尔特人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初，来自中欧多山地区的凯尔特人侵入法国，后来的罗马人称其为高卢人。高卢人，是当今法国人最爱自称的一个称号，几乎任何一位法国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著书立说时，大都爱说：“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神秘的凯尔特文化

法国东部塞纳河、罗亚尔河上游、德国西南部莱茵河、多瑙河上游地区是凯尔特人的发源地。约公元前1000年代初，他们首次在这些地区出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凯尔特人以武装的部落联盟为单位，向周围地区扩散、迁徙，进行军事移民。他们凭借铁制武器战胜了尚处于青铜时代的野蛮部落，公元前7世纪已在法国东部、中部各地定居。公元前5世纪末，凯尔特人抵达法国南部和比利牛斯山，并与当地的利古尔人及伊比利亚人融合。

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凯尔特人的一支——具有日耳曼人血统的比尔及人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东北部，在塞纳河以北，阿尔登山区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定居。公元前500年以后，法国已成为凯尔特人主要的居住地区。古罗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把高卢人居住的地区称为高卢，面积约60余万平方公里。高卢人生性坦率、狂热和轻浮，胜时盛气凌人，败时垂头丧气。

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分为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两个前后相连的时期。作为凯尔特人主要居住地区的法国，约在公元前750年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哈尔施塔特文化期。这一时期，流行带有铃状把柄的铁剑和带有向上弯曲弧形把柄的铁剑，以及各种斧、刀、箭镞、矛头等铁器，此外，还生产青铜器皿、各类衿针和以玻璃、琥珀、象牙制成的小饰物。墓葬既有火葬高冢墓，又有直肢土葬。酋长、首领和氏族上层人物，死后常伴以四轮战车葬，尸体放于木槨墓室内的战车上随葬品有武器、马具、饰物等。

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欧进入凯尔特人铁器文化的第二阶段，即拉登文化期。这一文化因瑞士西部纳沙泰尔湖畔的拉登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奥地利、法、英等国。拉登文化以独具一格的装饰艺术著称，它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朴素无华的几何图案发展而来，又受到东欧草原斯基泰文化的怪异动物形象和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成为以曲线螺旋和圆圈图案为主，伴以希腊式花草和斯基泰动物纹样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艺术主要表现于盔甲、盾牌、铜镜等金属器物上。墓葬习俗从哈尔施塔特时期的四轮战车葬转变为两轮战车葬。

拉登文化时期，凯尔特人的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出现具有特色的铁犁铧、铁镰刀和带有精致镂花剑鞘的短剑。洛林、中央高原和勃艮第是主要的产铁区。

高卢人对罗马文化的贡献非常众多。在军法和技术方面，罗马人不仅采用了高卢人的许多发明，也借了高卢语的词汇，例如，木桶、剑、锁子甲、肥皂、马车等。

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前一个世纪是高卢文明的鼎盛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像罗马作家和西方19世纪历史学家描述得如此野蛮落后。在那个时代出现了规模非常大的城堡，也开始运用钱币，高卢人文明的水平不低于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

第三节 城市的先驱者

罗马人征服高卢之前，高卢人处在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约有60个部落，人口约在500万左右。各部落为丛林、河流所隔，彼此独立，尚未统一。由于战争的需要，各部落建有防御性的城堡，粗糙而又坚固。这时候，高卢人已有等级划分，整个社会由氏族贵族、僧侣、平民和奴隶四个等级组成。氏族贵族包括各部落酋长、各氏族长老。他们利用自己的贵族身份，占有肥土沃地和成群的牲畜。僧侣阶层既主持宗教仪式，又握有部落的司法大权，同时享受免役的特权。平民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主要是农民，也有手工业者，奴隶为贵族所拥有，但数量不多，主要是做家务。部落酋长为显示自己的权威和体面，还常常拥有亲兵和豢养众多的门客。

凯尔特人的经济以农耕和牧畜为基础。早在进行军事远征和迁徙期间，凯尔特人已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征服新的土地后，集体占有宜于垦殖的田地，并在各部落间进行分配。他们会使用铁犁，懂得在当时可谓较先进的耕作方法。高卢北部的凯尔特人以灰泥作肥料施于农田，有的地方使用带犁刃和犁壁(拔土刀)的轮式犁翻耕草地。这种犁需由8头牛牵引，耕地深度比当时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所用的轻犁要大，宜于开垦多石和难以耕作的土壤。依靠铁器工具和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加以凯尔特人懂得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选择不同作物进行种植，所以在正常年景下，高卢的农业收成是相当好的。凯尔特人主要种植大麦和小麦，辅以黑麦和燕麦，还栽培甜菜、芜青、亚麻、大麻、洋葱、蒜等作物。较为充裕的粮食产量，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客观条件，据估计，高卢的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的70万人增加到公元前400年的300万人。

畜牧业是仅次于农耕的经济部门，饲养的动物有马、羊、牛、猪等，养马和养羊尤为普遍。有的部落联盟仅饲养单一的某种牲畜，将森林和林间开阔地作为养猪的场所，有的地区流行将半驯化的猪在橡树林中放牧的饲养方法。

从公元前5世纪起，高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过着以农耕或农牧混合经济为生的定居生活。他们用木材和黏土建屋，室内在地面铺上干草或麦秆，覆以兽皮，住房旁的院子内大多挖有储藏谷物的地窖。凯尔特人的金属饰物

凯尔特手工工匠加工青铜、金、银等金属的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生产的带有装饰图案和雕刻花纹的手镯、别针、腰牌等驰名中欧和西欧。他们懂得镶嵌、镀金和镀银的方法，凯尔特人冶炼金属、加工、制造铁器和其他金属器的技术，在当时欧洲处于先进的水平。

除了金属冶炼和加工，凯尔特人的手工业还有皮革、陶器、玻璃、搪瓷、车辆制造等不同种类。公元前2世纪，高卢地区的陶器制造趋于完善，制陶作坊中不仅使用陶轮，还拥有结构较良好的陶窑。高卢人生产的陶器以高超的手工技巧和雅致的风格而著称。皮革除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广泛用于制造战士的皮上衣、佩剑的腰带、马鞍、马具、盾牌蒙皮和头盔等。

手工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哈尔施塔特时代的四轮战车葬演变到拉登时代的二轮战车葬，不仅是葬俗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手工业制作技术的进步。二轮战车的车轮带有铁轮缘，在欧洲，凯尔特人最先懂得利用铁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把烧红的铁箍套在带辐条的木轮上，使箍冷却时紧紧固住木轮的技术。二轮战车是木匠、铁匠、制车匠熟练配合制造的产物，质量在欧洲堪称上乘。

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为某些产品不再是零星、断续地生产，而是成批地生产。由于铁器普遍使用后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对铁制工具、武器以及其他铁制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那些氏族贵族攫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后为了享受的需要，不仅从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希腊等地输入青铜器皿、饰物等，也要求本地区生产更多的奢侈品。项圈是凯尔特人喜爱的饰物。在拉登早期大多为氏族贵族和贵妇人佩戴，到中期便广泛流行。已有专事项圈生产的工场，产品远销至中欧各地。

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晚期起，凯尔特人开始从事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凯尔特人各部族之间，凯尔特人与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也随之发展起来。公元前7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出现一些希腊移民地。马西利亚(今马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索恩河上的沙龙、马孔，卢瓦尔河上的奥尔良、罗昂，塞纳河上的巴黎、梅龙等都是水陆贸易的商品转口点。沙龙是当时南北高卢商业线路上的重要关卡。凯尔特语中的马古斯(magus)为商场、市场的意思，名字以马古斯结尾的地点大多坐落于渡口或桥边，是当时的贸易集散地。长距离的物品交换，也随着商路和贸易集散地的建立而出现。

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加强，从公元前2世纪起，凯尔特人开始铸造钱币，最初在高卢西部地区出现仿造马其顿腓力二世金币式样的钱币。后来，北部、南部和中部各部落群团都相继铸造钱币。钱币的式样和图案或模仿希腊，或铸造各种人物和几何图形，如布列塔尼流行的钱币，正面为戴月桂冠的头像，反面是拿着矛和盾的战士形象。

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高卢东部地区陆续出现许多较大的设防居住地——寨堡。最初，寨堡仅是部落的聚居地，在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时作为避难所。

公元前5世纪后，寨堡的数量逐渐增多，在凯尔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寨堡大多建造于人们不易到达的高地上或河流的拐弯处，占地辽阔，四周有城墙或深沟围住。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多数寨堡能贮藏较多的粮食，围栏大批牲畜，生产的武器、工具和饰物往往供应周围地区的需要。它们从最初单纯防御性质的避难地点，发展为带有手工业生产性质的部落聚居中心，其中有些成为部落联盟和部族的行政中心，或成为一个地区内的宗教和商业中心。

高卢中部艾杜依人的聚居中心毕布拉克德(今伯夫雷山)是高卢最大的寨堡之一，筑于4座山上，面积135公顷，周围城墙长7公里，内部包括居住区和手工工场区，有炼铁、炼铜、搪瓷、制陶等工场。

寨堡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起着中心作用，在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起到保持经济活动继续发展的作用。虽然寨堡还不是真正的城市，但像毕布拉克德这样的寨堡经过多次规划后翻造重建，还设有下水道，可以说已经是城市的雏形。凯尔特人选择的寨堡地点往往具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后来罗马人在原有寨堡基础上建立的许多新城镇，不少发展为今天的都市，如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贝藏松等著名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凯尔特人是创立今天法国城市的先驱者。

第四节 恺撒征服高卢

凯尔特人在高卢共分为三支，即中部的高卢人、北部的比尔及人和西南部的阿基坦人。高卢人是体质上较为纯粹的凯尔特人，居住在加龙河以北至塞纳河的广大地区；比尔及人是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混合，他们于公元前3世纪从莱茵河以东迁来，定居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人在种族上具有凯尔特人与当地伊比利人混合的特征，分布于比利牛斯山与加龙河之间。这三支凯尔特人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特征，相似的风俗习惯，但讲不同的方言，体质形态上也有差异，他们分别组成约60多个邦。这种邦从组织形式上讲，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它们拥有的人口和所占土地的多寡很不相同，人口多的可达数十万，如北部比尔及人中的俾洛瓦契邦，据恺撒记载，人口总数约近40万，比利牛斯山中的邦则不过数万人而已。每个邦下面又有几个部落区。各邦的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领土和疆界，较大、较强的邦有森农内斯、爱杜依、塞广尼、林恭内斯、阿浮尔尼、别都里及斯、桑东尼、雷穆维契斯、庇克东内斯等。

高卢辽阔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早就为古罗马人所窥视。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经过三次布匿战争，打败北非的迦太基，同时，先后征服巴尔干半岛、西班牙的一部分，并染指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征服山内高卢。此后经过几十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于公元前118年占领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了那榜高卢行省，确立了罗马对山外高卢的部分统治，控制了凯尔特人居住地区与地中海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罗马征服山南高卢和那榜高卢后，对凯尔特人的语言、习惯、文化有较多了解，军队中吸收凯尔特士兵，从而获得了一个补充兵员和进攻的基地。

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成为领有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国。原先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制度已不适应各地的发展，难以对付日益激化的矛盾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罗马统治阶级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找到了军事独裁这一新的统治形式。一些人为夺取最高统治地位，时而结盟联合，时而明争暗斗，出现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渡统治——前后两次“三头政治”。

公元前58年，罗马政治家和著名军事统帅、“前三头”之一的恺撒出任山南高卢行省总督，后又兼理那榜高卢。他带着4个军团进驻山南高卢后，处心积虑地训练、培植、扩展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部队，同时，伺机侵占尚未被罗马人征服的“蓬发”高卢广大地区。当时高卢原始社会各邦各部落内部的阶级对立、冲突已很尖锐，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正在不断破坏氏族公有制，瓦解氏族的血缘关系，“不仅……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区，并且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分成党派”。中部的一些部族甚至已产生萌芽状态的国家权力机构。为掠取土地和财富，各族间战争连绵不断。较大的邦则争雄夺霸，全高卢各邦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由爱杜依人领导，另一个由阿浮尼人掌握。高卢各邦内外矛盾激化、战事不断的动乱局面为恺撒插手他们的内部纷争，进而出兵入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公元前58年，居住在今瑞士境内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特人出发向加龙河口迁徙。高卢中部的爱杜依邦面临赫尔维特人压境的局面，遂向罗马求援。恺撒率军进入山外高卢，在毕布拉克德附近击败赫尔维特人并迫使他们返回原住地。接着他以高卢人的“同盟和友邦”的名义击败奥维斯都斯领导的一支日耳曼人，迫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恺撒借出征的机会，在战役结束后将自己的军团和冬令营留在高卢，以镇压高卢人的反抗并欲夺取更多的领土。这引起高卢人的不满，北部比尔及人的各邦首先起来行动，他们相互串联，试图结成联盟把罗马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恺撒获悉后，先发制人，率军至比尔及，利用比尔及人与高卢人的矛盾及比尔及人联军在指挥上的不协调和失策，各个击败了势力较强的俾洛瓦契邦和苏威西翁内斯邦，接着在萨比斯河大败以纳尔维邦为首的比尔及联军。此后又相继征服南部的阿基坦人和布列塔尼半岛的文内几等邦。

恺撒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一些邦，又用许愿、结盟等方法笼络、分化瓦解了另一些邦，至公元前53年已占领高卢大部分地区。恺撒在各重镇和交通要冲驻军、建立冬令营，要求各邦提供人质、纳贡、听从军事调度和服从罗马的统治。

高卢人民并不甘心臣服于罗马，公元前52年爆发了几乎席卷全高卢的反对罗马占领者的起义。起义领导者是阿浮尔尼邦的维钦及托列克斯，他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过，具有军事指挥能力和联合盟邦的外交能力。他组织起一支由各邦战士参加的军队，联合对罗马作战，采取坚壁清野和破坏敌人辎重、给养的策略，与恺撒部队周旋。恺撒倚仗自己军队的高度机动性和丰富作战经验，企图一举扑灭起义。双方军队在及尔哥维亚短兵相接，激烈交战。高卢联军战士作战勇敢又善利用地形，重创了罗马军队。恺撒损失46个百夫长和将近700名士兵。及尔哥维亚战役后，罗马在高卢的主要盟友爱杜依邦摆脱恺撒投向起义军方面。接着，除雷米人、林恭内斯人和德来维里人外的全高卢各邦，聚集于毕布拉克德，重申联合作战，摆脱罗马统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决心，共推维钦及托列克斯为高卢联军统帅。恺撒指挥军队步步为营，构筑大批工事、防堤和壁垒，把联军驻守的阿来西亚团团围住。阿德来巴得邦人康缪斯率军前去救援，两支部队奋勇作战，向罗马军队数次发起猛烈突击，战局几度成拉锯态势，但终因无法攻破恺撒的包围圈而没能会师。最后，联军主力为恺撒的骑兵所歼灭，维钦及托列克斯战败投降恺撒。一场声势浩大，几乎高卢各邦人民都参加的反罗马军事斗争，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被恺撒的10多个军团镇压。至公元前50年，高卢境内反罗马武装斗争基本平息。

恺撒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征服幅员比意大利半岛大，人口与罗马不相上下的高卢地区，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高卢各邦之间不团结，相互争战多年。当罗马军队压境，面临被征服的危机时，他们虽具有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性，能结成临时的同盟，共同对付罗马，但高卢各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单元，仍处于以氏族、部落、部族为单位的前国家发展阶段，氏族血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仍深深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妨碍了高卢各邦人民在反罗马斗争中的政治联合，也削弱了军事上集中指挥和协调行动的功能。其次从罗马方面讲，恺撒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他并不单纯依靠武力，而是把军事征服和分化瓦解巧妙地结合起来，审时度势，抓住高卢人内部的矛盾，或收买、或许愿、或安抚，又择时进行军事打击。这是罗马能征服高卢的第二个原因。第三，恺撒在征战高卢的数年中，培养、训练出一支绝对服从于他，纪律严明，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部队。这支部队擅打攻坚战、防御战，有高度的机动性。加之恺撒是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多谋善断，灵活多变，又具有与高卢人打交道的经验，几乎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高卢人与之配合，所以罗马在军事上也处于优势。

高卢被罗马征服初期，各邦所受待遇不同，他们分为联盟邦，即罗马的同盟，在接受罗马统治、罗马宪法的前提下，享有内部自治权；自由邦，即悔过邦，享有一定内部权利；以及缴纳贡赋的雇佣邦。

恺撒在高卢征战9年，约100万高卢人被杀，近100万人沦为奴隶。他以罗马士兵和高卢人民的鲜血确立了罗马奴隶主阶级对高卢的统治基础。从此，高卢纳入罗马国家的版图，开始了高卢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罗马化时代。

第五节 罗马帝国的统治

恺撒征服高卢后，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条理的政治行政制度，即被暗杀身死。公元前27年，他在政治上的继承人屋大维就任国家元首，成为没有君主称号的君主。这时罗马已是一个包括整个地中海地区，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为维护地中海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保障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屋大维实行独裁政体，着手建立帝国官僚制度。当时，各行省以其丰饶的资源、源源不断的税收和众多的人口在罗马帝国内处于重要地位。帝国初期，3/4的人口居住在行省，岁收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为此，屋大维整顿改革了行省统治制度，把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任命执政官统治，元首行省直属屋大维统治。

高卢紧靠意大利半岛，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年向罗马交纳巨额赋税。还在恺撒统治时，高卢的贡税达每年4000万塞斯提斯，财政经济上对罗马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7年，渥大维在那榜行省以外的高卢建立三个元首行省，即凯尔特行省、比尔及行省、阿基坦行省。元首任命的行政长官衔特使任总督，总督驻在地分别为卢格敦(今里昂)、兰斯和桑特(后为波尔多)。这三个行省连同受元老院治理的纳尔榜行省共辖90个左右的州，每州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府，包括几个城镇，一些村庄和庄园。地方政府仿照罗马的制度，选举任期一年的行政长官，或接受罗马派遣的官吏进行治理，向帝国交纳赋税，但在内部事务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罗马政府对高卢的上层人物实行拉拢收买的政策。高卢原有的氏族贵族在恺撒的征服战争期间发生变化，有的因反抗罗马而遭消灭，有的与罗马合作或投降而保持原来地位，并被罗马赐予土地和奴隶，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公元48年，克劳狄在位时授予高卢贵族以罗马公民权，以后又有选择地将一些贵族补充进罗马元老院。高卢爱杜依邦中某些上层分子是第一批成为罗马元老的外省人。罗马政府还培植高卢贵族，让他们担任行政机关的官员，在罗马的监督和帮助下管理地方事务，或担任由高卢人组成的罗马辅助部队的司令，高卢居民凡志愿加入罗马军团者，一入伍就取得罗马公民权，退役后能获得土地和养老金，成为当地显贵。公元73年，皇帝韦帕芗把高卢和西班牙的千余家显贵和奴隶主富户迁到罗马，将他们充实进元老院或列为骑士等级。允许他们在罗马正规部队中任军职和担任财务官、督察官等政府高级职务。

罗马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统治的同时，还竭力从文化上推行拉丁化。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就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政府官员、军人、商人都必须使用它，拉丁语也是与帝国境内其他各地通商、联系的用语。它先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接受，然后又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罗马在宗教方面也进行了渗透。征服高卢后不久，在鲁格敦建造豪华的罗马女神祭坛，以罗马化的高卢贵族为祭司。高卢原有的多神自然崇拜与罗马的多神教逐渐混合，一些高卢神慢慢具有了罗马神的性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在里昂召集高卢三行省64个邦的代表成立行省大会，进行崇拜罗马和奥古斯都的仪式，规定每年8月1日举行同样的集会表达对罗马的忠诚。虽然行省大会并不是行省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无权干预行政事务，但它以宗教联盟和宗教活动的形式加强了帝国在高卢的统治体制，有助于调整各行省内部的关系，后来成为沟通行省与罗马政府、皇帝本人的联系渠道之一。

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和行省政策，在帝国初期曾受到包括一些贵族在内的高卢人的反抗。普通高卢人遭受本地贵族和罗马政府的双重压迫，不愿做被征服的“蛮族”，部分贵族也不甘屈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常领导人民进行反罗马的斗争。公元21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高卢贵族朱利厄斯·弗洛勒斯和朱利厄斯·萨克罗弗分别带领德来维里邦和爱杜依邦起事，但起义很快为罗马所镇压。公元68年，担任行政长官和副将的高卢贵族尤利乌斯·文代克斯利用罗马皇帝尼禄统治不得人心，人民中普遍存在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不满情绪，趁机聚集10万人的义勇队发动兵变，宣称要把国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但不久即遭失败。公元1世纪高卢境内的反罗马斗争，具有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矛盾的性质，有的兼有农民、城市贫民反抗新老贵族的性质，曾使罗马统治阶级惊慌失措。然而这些斗争在帝国境内毕竟只是局部的动乱，并没有动摇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却促使统治者更多采用怀柔绥抚手段，加速高卢贵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融为一体的过程，以获取高卢奴隶主对帝国政权的支持。同时，罗马政府给高卢地方政府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授予全体高卢居民罗马公民权，以此缓和高卢人与罗马统治者的矛盾。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扩大了在高卢的统治基础，在没有派遣大批驻军，没进行直接军事移民的条件下，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高卢地区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网络后，部族间纷争不息、动乱的局面基本结束。同时，罗马废除了与奴隶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城邦共和制度。将近200年里，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高卢经济和文化获得明显发展。

为了镇压高卢境内的反抗斗争，便于调动驻扎军队，后来为对付东北边境上日耳曼人的进逼，罗马在高卢人原有的基础上修筑了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公元前39年至公元16年建成以鲁格敦为中心，贯穿全境的4条干线，并把内河运输联系起来，形成以罗讷河和索恩河为干道，联结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路运输网。坐落于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处及几条大路交叉点上的鲁格敦是高卢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些港口和位于水陆交通要冲的内地城市成为贸易集散地。纵横成网的河道和大路，为加速高卢各部的政治统一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初几个世纪中，高卢的手工业生产以小型作坊为主，带有家庭工业的性质，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作坊主使用一两个奴隶或雇少量自由劳动者进行生产。仅制陶和纺织业中有少数使用数百奴隶和被释奴隶从事生产的大工场。丰富的天然资源、方便的交通网和广阔市场所提供的良好条件，使高卢取代意大利成为罗马帝国西方诸行省中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

罗马征服高卢后，凯尔特人原有的寨堡部分已毁于战火，另一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为城市。同时，陆续出现一批由外来移民建立的新城镇。高卢城镇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吸收了罗马城市的特点。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为一大广场和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竞技场、大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周围是店铺、作坊、民房和富有者的住宅。城市筑有围墙，城门坚固宏伟。至5世纪，全高卢有100多座城镇，为当地的行政中心或手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和建筑是古罗马和古高卢文化的结晶，炫耀着高卢——罗马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许多遗迹，如尼姆和阿尔的圆形竞技场、奥朗日的凯旋门、奥顿和特里夫斯的拱门等，都成为今日法国的文化名胜。

专题：法兰西民族的基督教化

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基督教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也失去了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依托。基督教会及作为其信徒的罗马大地产主，都需要在新兴的蛮族诸王国中寻找新的靠山。而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也需要教会和罗马地产主的支持，因为日耳曼人总数不过占总人口的5%左右，如果没有基督教和罗马贵族的支持，难以在罗马帝国土地上扎下根。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3000亲兵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和罗马大地产主找到了靠山，也为法兰克王国赢得了罗马大地产主的广泛支持。法兰克贵族和罗马大地产主在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下结合起来。基督教会成为促进西欧古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结合、迅速封建化的催化剂。

基督教会也是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封建化的力量。在封建化过程中曾广为流行的“投托”、“委身”、“豁免权”等形式也是首先行之于教会地产，然后再为世俗封建主所效法的。基督教会并不反对当时奴隶制，但它反对把基督教徒变为奴隶，并鼓励释放奴隶。

教会还促进了新生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基督教的支持是法兰克王国发展强盛的重要原因。教会用“神总是把克洛维的敌人送到他的手中”来颂扬法兰克人的征服。751年，“矮子”丕平废黜墨洛温朝国王、自立为王，罗马教皇派兰斯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他行涂油礼，使王权神圣化。800年，罗马教皇又亲自为查理曼戴上皇帝的金冠。在法兰克时代，新建立的封建政权还很不完备，需要教会作为补充，封建国家的文职官吏通常都是由高级教士充任。查理曼在位时，世俗贵族和高级教士是封建政权官吏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封建化的深入发展使封建国家政权分崩离析，使封建统治手段不健全，领域不完备。基督教会又作了补充，它利用教会组织系统加强了对农民的管理。而且，基督教会的教义、理论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宣扬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谴责人民群众的极端行动，倾向于支持当局。

5～11世纪，是教会力量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教会统治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大了。首先，它的信徒不仅包括原来的罗马人、高卢人，还包括了原来的异教徒——日耳曼各族及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北方人。尽管此时基督教义对一般日耳曼人影响还十分微弱，但他们在名义上却是基督教徒。其次，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宗教，它的基本地盘在城市。蛮族征服以后，基督教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社会基层，在大多数村庄和庄园上都兴建了教堂、基督教会控制的地域范围也扩大了。

5～11世纪，也是西欧基督教会地产和财富膨胀的时代。在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已拥有不少地产。在封建化过程中，由于国王和贵族们的慷慨捐赠，教会地产迅速增加。到7世纪末，高卢教会拥有的土地已占全高卢土地总数的1/3。在高卢各地，教会往往都是当地最大的地产主。在810年的阿亨宗教会议上，依据财产多少教士和神职人员被划分三级：拥有3000～8000处领地者为第一级，拥有1000～3000处领地者为第二级，不满1000处者为第三级。地产之外，教会还积累了大量的金银珠宝。9～10世纪北方人入侵法国时，不少教堂和修道院因此而成为他们劫掠的主要对象。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会的政治权力也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当蛮族征服时，不少城市主教又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城市免遭劫掠，他们的威望迅速提高。墨洛温朝的国王希尔佩利克曾经惊呼：“看，我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送给教会了!主教之外没人享有任何权力，已没有人把我作为国王而尊崇，所有的尊敬全给予了他们城市的主教了。”5～10世纪，在高卢曾有三个王朝粉墨登场，每一个王朝都竭力谋求教会的支持，推行与教会联盟的政策。王朝不断变换，但教会却是不倒翁。

然而与封建化发展的同时，教会却走向世俗化。主教等神职人员大多拥有地产，娶妻生子，带兵打仗，放弃了神职人员的职责。在高卢地区，4世纪时有54个神职人员被推为“圣人”，其中有52人是主教，5世纪有175个“圣人”， 123人是主教，6世纪的293个“圣人”中，仅有148人是主教。高级教职和教会地产都成了世俗封建贵族逐鹿的对象，很大部分已为世俗贵族控制，影响了教会的地位和声望。

10世纪，在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首倡改革，主张僧侣严守戒律，摈弃世俗生活，强调教会和修道院直属教皇领导，不受世俗权力控制。罗马教皇利用了克吕尼改革运动，整肃教会纪律，摆脱世俗控制，提高教皇权威，逐渐建立了罗马教皇对西欧教会的绝对统治，使教廷逐渐发展为西欧世俗政治的国际中心，教皇也几乎取代耶稣基督而成了欧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第二章 高卢雄鸡最初的啼鸣

第一节 克洛维统一高卢

罗马帝国从3世纪出现危机后，原住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带的日耳曼人，加快了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的步伐。4～5世纪，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等部族举族入侵，分据高卢。

武装殖民的开路先锋是西哥特人。他们原居罗马帝国东北部，4世纪下半叶，受到来自中亚的匈奴人的威胁，开始向西迁徙。378年安德里诺堡战役，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410年西哥特人又洗劫了罗马城，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其疆域包括卢瓦尔河以南的西南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大片土地。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阿基坦，罗马高卢贵族的地产大多未受损害，他们依然按罗马帝国时代的方式生活，罗马文化所受到的冲击不大。507年图卢兹被北部的法兰克王国所占，西哥特人大多迁至西班牙，阿基坦地区转归法兰克王国，但法兰克人从未在此建立过直接统治，因而阿基坦人的罗马传统也未曾中断。6～7世纪，瓦斯孔人徙入阿基坦，后来集中居住在加斯孔尼地区，较多地保存了自己的传统。因此，高卢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北部的独特文化。

5世纪初，当西哥特人盘锯高卢西南部时，高卢东南部为勃艮第人占领。勃艮第人以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6世纪初，勃艮第王国被法兰克王国吞并，但勃艮第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却长期保留下来。

在北方，法兰克人是最强大的部族。在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人之外，还有其他部族。5～7世纪，凯尔特人的一支布列顿人从不列颠岛迁居高卢西部的阿莫里克半岛，聚族而居，这里后来称为布列塔尼。布列顿人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在高卢东部，阿勒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9～10世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诺曼人入侵法国，又在诺曼底等地定居下来。至此，构成近代法兰西民族的部族已基本齐全。这些不同的种族和部族入居高卢后，大都保持着自己的法律、语言和风俗习惯，形成了不同特点的文化传统，并被长期保存下来。“蛮族”徙居高卢，是法兰西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奠定了法兰西民族的种族基础，对法兰西民族的人种构成，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多样性，具有深刻的影响。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居住在莱茵河右岸。公元241、242年，曾与罗马军队发生战争。从3世纪中叶到6世纪，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侵袭、移民，逐渐占领了卢瓦尔河以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5世纪下半叶，法兰克诸部落中以萨利安法兰克人和利普利安法兰克人两支最为强大。481年，萨利安法兰克人的一个首领契尔德利克亡故，15岁的儿子克洛维成为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之一。这时对法兰克人威胁最大的是苏瓦松地区的“罗马人的国王”西格里乌斯。西格里乌斯的父亲艾吉第乌斯原是罗马帝国驻高卢的将军，462年，他宣布拒绝承认罗马皇帝的权力，以苏瓦松城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其疆域包括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486年，克洛维联合利普利安法兰克人和住在康布雷的法兰克人攻打苏瓦松，打垮了西格里乌斯，夺取法兰西岛，并从都尔内移都巴黎，向南扩张。

496年，分布在上莱茵河的阿勒曼人进犯河滨法兰克人。以法兰克人的保护神自居的克洛维率兵迎击。据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在他的传世之作《法兰克人史》中记载：两军交战以后，克洛维的军队连遭重创，濒临全面溃灭。这时，克洛维向耶稣基督高声喊道：“我以一颗赤诚之心向您祈祷，请您施以援助。如果你赐准我战胜这些敌人，使我从亲身的体验证实那些现身于你的人所宣称业已证明的那种力量，那么我一定也信奉你，并且以你的名字去领洗。”正当他高声祈求时，阿勒曼人突然不战自溃，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向克洛维俯首称臣。克洛维没有食言。他在凯旋后不久，在当年的圣诞节亲率3000亲兵在兰斯接受雷米主教给他们施行洗礼。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贵族失去了靠山，他们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寻找自己新的政治支柱。但是当时帝国境内的日耳曼各族都信奉阿里乌派异端。宗教对立使他们敌视这些蛮族国家。克洛维率法兰克亲兵皈依天主教，自然使天主教会和罗马贵族为之振奋。维也纳主教阿维图斯写信给克洛维说：“你的信仰是我们的胜利，……神圣的天意已赋予你作为我们时代的主宰者。”罗马教皇阿那塔秀斯二世致书克洛维，希望他成为支撑天主教会的“铁廊柱”，为此基督教会也“将赋予你对你所有敌人的胜利”。克洛维不失时机地将教会和罗马贵族的支持变为自己征服扩张的工具，把自己扮作天主教会的保护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500年，克洛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507年又将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508年东罗马皇帝授予他执政官的称号。在克洛维去世前，高卢大部分地区已被统一起来。克洛维成为高卢的最高统治者。克洛维皈依基督教

克洛维一生除开土扩疆和皈依天主教外，还一直致力于清除法兰克人内部的竞争势力，加强自己的权威。当克洛维成为一支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时，法兰克人并不统一，而是分为若干不同的部落，各个部落都是独立的，各有自己的国王(首领)。在数十年之内，克洛维努力剪除竞争对手，统一法兰克各部。他设计杀害了利普利安法兰克人和法兰克其他部落的首领，甚至将自己的亲属也残杀殆尽。晚年，克洛维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就像一个孤独的香客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我已没有任何亲属活下来，在我遇到灾难威胁时没人能帮助我了。”正是在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亲属的血泊上，克洛维完成了法兰克人各部落的统一，完成了由军事首领向国王权力的转变。

第二节 马特改革

克洛维建立的法兰西王国的第一个王朝人称墨洛温王朝，因为法兰西的国王认为自己是属于起源于神话的王族墨洛温家族。克洛维建立的王国显然与近代的国家相去甚远。在那个一切价值都是和占有土地相关的时代里，王国只是一份靠征服得来的家业。

511年克洛维去世，法兰克王国遗留给他的子孙去统治。墨洛温王朝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平均每人任期只有8年零7个月。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因而在28位国王中，仅有5位国王取得过国家的表面统一，而真有实权的仅克罗泰尔一世(558～561年)，克罗泰尔二世(615～629年)和达戈贝尔特(629～639年)3人，总共统一的时间不到30年。

克洛维死后，他的4个儿子蒂埃利、克洛多米尔、西尔德贝尔特和克罗泰尔瓜分了国土，后来克洛多米尔在攻打勃艮第人时战死，他弟弟克罗泰尔霸占了他的遗孀，克罗泰尔和西尔德贝尔特瓜分了其国土，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克洛多米尔的两个儿子，以绝后患。558年，克罗泰尔合并了其他弟兄的领地，取得了国家的统一，但561年他的4个儿子又重新瓜分了他的领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此外，还有阿基坦公爵领地，处于三国共管之下。6世纪下半叶，纽斯特里亚王国和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实权分别授予两国王后弗蕾代贡德和布吕娜奥手里，两国互相争夺倾轧，阴谋频频，杀伐迭起，政治极其黑暗。达戈贝尔特在位时(629～639年)，国土一度统一，政治稍显清明，局势也较为稳定。在他之后，墨洛温王朝的12位国王懒散成性，不视政事，被史家称为“懒王”。

为取得封建贵族的支持，墨洛温王朝历代国王把大量土地赏赐贵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培植了贵族势力。王室成员钩心斗角，各植朋党，互相倾轧、残杀，也使国王权威跌落，贵族力量趁机发展。某些当政国王或童稚登基，或愚昧无能，难理朝政，又往往为封建贵族参政篡权打开方便之门。639年，国王达戈尔贝特死后，继位的10多位国王大多手无实权，有的干脆为大贵族作为傀儡拥立，他们每日乘舆服辇，奔走领地之间，置身犬马声色之内，国家大权完全落入宫相之手。

宫相最初是王宫的管家，只是国王的一个仆人。但因其地位显要，渐渐执掌机要，不仅控制内政，也成为军队的最高首领。大多数宫相由国王亲自任命，但也有一些由贵族推举产生。宫相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些宫相积极支持国王反对贵族，也有些宫相率领贵族对抗国王。纽斯特里亚受罗马影响较深，罗马皇权至高无上的原则仍在流行，这里的宫相大多数支持国王。奥斯特拉西亚则是日耳曼人集中的地方，它的宫相往往成为封建贵族的代表。墨洛温王朝晚期，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两国不断争斗，实际上是两国宫相之间的斗争。在7世纪中叶，纽斯特里亚宫相艾布罗因居优势，他作出种种努力反对贵族，巩固王室权力。681年，艾布罗因被刺身亡，687年，他的后继者被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斯塔尔的丕平战败，丕平遂成为三国的实际统治者。

丕平家族是奥斯特拉西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贵族家族之一。自从其祖父“莱登的丕平”(639年卒)起，这个家族世袭担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斯塔尔的丕平取得整个法兰克王国实权之后，做了三件事：一是征服莱茵河右岸的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等日耳曼人部族；二是在奥斯特拉西亚恢复已废弃的五月校场游行等法兰克人的古老传统，以笼络法兰克人的民心；三是积极支持基督教传教士在莱茵河右岸日耳曼人各族中传教，以此取得教会对自己的支持。这些活动增加了丕平家族的声威，巩固了丕平家族的地位。

715年，丕平的私生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他拥立墨洛温家族的克罗泰尔四世作为傀儡，自己以宫相和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身份掌握实权。执政以后，他率军打败了萨克森人从北部，阿拉伯人从南部对高卢的入侵。715～718年，他又率军抵御莱茵河右岸佛里松人和萨克森人的进攻，并深入腹地，征服了萨克森人，迫其称臣纳贡。此时，占据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也大举北侵，占领郎基多克，夺占那旁内作为中心，并继续北侵。732年，在普瓦蒂埃，查理·马特的军队击败了阿拉伯骑兵。从732～739年，他除了继续镇压北部萨克森人的反叛外，在高卢南部多次与阿拉伯人交手，将阿拉伯侵略军赶出了高卢。

查理·马特还致力于高卢法兰克人的统一。掌握实权后，他依靠贵族的支持，同对手纽斯特里亚王国宫相展开角逐。719年在苏瓦松战役中，他击败了纽斯特里亚及其盟友阿基坦公爵的军队，此后又迫使阿基坦公爵向他宣誓效忠。734、736年，他最后用武力统一了勃艮第。在抵抗阿拉伯军队取胜后，查理又把南部普罗旺斯的许多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到741年去世时，查理·马特实际上已是整个高卢唯一的统治者。

查理·马特积极推行采邑制度，给卡洛林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抵御外侵，实现法兰克各国的统一，查理亟须建立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强大军队。为此，他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从政敌手中没收的土地，以及从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教会和修道院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作为采邑分授给他的属下，属下以向查理效忠，服兵役为条件占有和使用这些土地，此即“采邑制”。采邑制在查理以前早见记载，但只是在查理统治时期才大规模推行。对王室和大封建主说来，采邑制比无条件的土地封授更为有利，不少封建大贵族也仿效查理，向部属封授采邑。采邑制的推行，一度加强了卡洛林家族对贵族的控制。

为推行采邑制，查理曾侵害了某些教会贵族的利益，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与教会的关系。查理积极支持和庇护圣·波尼法斯等人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萨克森人和其他日耳曼部族中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教会的赞誉。查理也尽力谋求罗马教皇的好感，741年，查理答应帮助教皇解除伦巴底人对他的威胁，只是由于查理早逝，未能履行诺言。战场上的查理·马特

741年查理·马特亡故，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继承宫相职位，平分国土。丕平据有纽斯特里亚、勃艮第、普罗旺斯，并享有阿基坦的宗主权。卡洛曼则据有奥斯特拉西亚、图林吉亚和阿勒曼。北部的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南部的阿基坦人趁机离叛，以求独立，被赶出高卢的阿拉伯贵族也想乘机入侵。内部，查理·马特的私生子格利普积极网络党羽，策划阴谋，反对两位兄长，要求继承权。在内忧外患之下，丕平与卡洛曼通力合作，平定了内患，战胜了外寇。746年，丕平威逼克洛曼遁入修道院，他的领地尽归“矮子”丕平，丕平成为高卢的唯一统治者。751年，丕平得到教皇的支持，在苏瓦松称王，卡洛林王朝正式建立。

丕平是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取得王位的，联合教会是他的一贯政策。他对其父查理·马特征用教会地产而封授的采邑作了新的规定：俗人持有教会地产作为采邑，应与教会共享地产的收入，持有教会地产作为采邑的骑士死后，其采邑应归还教会；因被剥夺地产而导致贫困的教会，其土地应予归还，此举旨在保护教会利益。登基称王之后，丕平更是竭力谋求同教会和教皇的友好关系。753年，罗马教皇受到伦巴底国王的威胁，派人向丕平求救。754、756年，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伦巴底人，将从伦巴底王国夺来的意大利中部地区赠给罗马教皇。这一赠礼，奠定了世俗教皇国的基础，史称“丕平献土”。由丕平巩固起来的这种政教合作关系，在他的儿子查理曼手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节 查理曼大帝

丕平死后，按照法兰克人的惯例，他的两个儿子查理与卡洛曼平分国土。771年卡洛曼早逝，查理合并其弟的领土，成为高卢的唯一统治者。历史上也称查理为查理曼，意为“查理大帝”。

查理曼(742～814年)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查理曼即位之初，首先遇到阿基坦人的再次反叛，他发动三次战争，平息叛乱，后来立其三子路易为阿基坦国王。在平定阿基坦叛乱并统一法兰克王国后开始向外扩张。772年起多次东渡莱茵河进攻萨克森部落，最终于804年完成对萨克森地区的兼并。

773～774年，查理曼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占意大利北部伦巴德王国，自兼国王。接着进军罗马，被教皇封为“罗马人长老”。

777年，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进攻西班牙的阿拉伯国家，但未能攻占萨拉戈萨城。次年回师，在比利牛斯山遭巴斯克人伏击。

后又多次出征，于801年攻占巴塞罗那，占领埃布罗河以北地区。

787年，率军进入意大利南部，迫使本尼文托公国臣服。788年兼并巴伐利亚公国，而后越过易北河征服斯拉夫人部落。

791～796年，派兵在多瑙河中游地区与阿瓦尔人多次交战，迫其臣服。

经过这一系列战争，查理曼建立起一个西起大西洋，东止多瑙河，南到地中海，北抵波罗的海，其地域囊括今之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及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2/3以上土地的庞大帝国，史称查理曼帝国。

查理曼继续推行联合教会的政策。他对非基督教地区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往往伴以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他打垮了侵扰教皇的伦巴底王国，归还了为伦巴底人侵占的教皇领地。为报答他，在800年圣诞节，当查理曼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作祈祷时，教皇利奥三世突然把一顶罗马皇帝的金冠戴到了他的头上，集合在教堂内的群众马上高呼“最虔诚的奥古斯都、伟大的创立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查理万岁!永远胜利!”经过这戏剧性的一幕，在西欧历史上又出现了皇帝，又一次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

与墨洛温国王和查理曼的祖先相比，查理曼拥有更大的抱负，也有更多的精力和才能。他不仅仅是一个置身马背上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封建主阶级的政治家，对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与墨洛温王朝差别不大，地方上设伯爵区，由伯爵统辖。地方伯爵中有不少是查理曼的亲信，但大部分人是原来此地的地方大贵族。他们往往拥有大量地产，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和势力。有的世袭据有伯爵官职。作为伯爵，他们拥有政治、军事、司法和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具有很强的分离倾向。查理曼为有效地控制地方的伯爵作了种种努力。首先，他试图在政治体制上加强对伯爵的监督，禁止一个伯爵兼职几个伯爵辖区，规定伯爵们要经常向皇帝参觐交待，在边界地区，任命亲信担任边地侯，统领伯爵区。查理曼还定期向各伯爵区派出巡按使，监察地方，这些巡按使被称为“皇帝的眼睛”。其次，查理曼为保证伯爵们对自己的忠诚，与他们建立人身从属联系。他向伯爵们授予采地，伯爵们则向他宣誓效忠，建立起领主与附庸的依附关系。第三，除伯爵外，查理曼还向大量地方封建贵族授予采地，建立领主与附庸关系，这些人被称作“国王的附庸”，不受地方伯爵的管辖，自己享有司法、征税等权力，并对地方伯爵起监督和钳制作用。

为了巩固帝国的统一，查理曼投身于频繁的立法工作之中，试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出可行之全国的法规，不论哪个种族都必须遵守。据统计，查理曼制定的敕令共有65个，包括1151项条款，其中293项是有关政治的，130项是关于刑法的，305项是有关教会法规的，110项是关于民事的，87项是关于道德问题的，85项是关于宗教的，73项是关于家内事务的。可见，查理曼的立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查理曼通过行政上对地方的有力控制和制定统一可行的法规等手段，将具有不同的语言、法律、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的许多种族暂时联系在一块，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查理曼整肃教会，奖掖文化。他严格执行帝国内教会的纪律，清除不称职的教士，加强对教士的文化教育，关注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举办宫廷学校，招揽当时西欧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担任宫廷学校的教师，教授文化。查理曼本人带头向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责成教士在乡村发展教育事业。

查理曼还采取措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修辟道路，维护交通，建立庙会，以利工商业发展。查理曼为建立和巩固庞大帝国做了不少事情。其功业，比他的前人超之甚远，比他的子孙也高出一筹。查理曼堪称是新兴封建主阶级的英雄人物。尽管如此，他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分散落后的社会状况。随着查理曼的去世，帝国也很快分裂和瓦解了。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和瓦解是必然的。因为：第一，查理曼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在帝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意大利和高卢是古罗马奴隶制影响较深的地区，在这里封建化过程已有了很大的进展，而萨克森等德意志地区却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原始社会的残余还很浓厚。在当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各地区之间缺乏经常的经济联系，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经济条件尚不存在。除去经济的分离外，还有种族的分离。查理曼帝国的臣民由若干不同种族、部族的人们组成，各个种族、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风俗习惯，缺乏一个统一国家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从墨洛温王朝到卡洛林王朝，历代国王为了取得封建贵族的支持，都大量向贵族封授土地，或为封土，或为采邑，有时还赋予他们对土地上农民的政治统治权力。这种旨在加强王权的措施，本身便培养了贵族的分裂势力。查理曼也难脱旧俗。他向手下的贵族广泛封授采地，虽然暂时取得了贵族的效忠，却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在查理曼生前，封建贵族已开始将采地视为己有，早在806年，查理曼已发出抱怨：“那些从我们手中得到采地的伯爵和其他采地持有者已将采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了!”

814年冬天，天气极为寒冷，查理坚持外出打猎，感染风寒。1月28日，在首都亚琛宫中逝世，时年72岁。

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亦使国家统一不可能长期维持。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分土地，这一制度曾使墨洛温王朝长期陷于分裂，它同样威胁着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在世时，他的几个儿子已被封授为意大利、阿基坦等地的国王。多亏两个儿子早死，查理曼帝国才得以完整地遗传给了“虔诚者”路易。但在路易统治时(814～840年)，为了继承问题，常常与他的子侄发生内讧。路易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终于在843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查理曼帝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节 西法兰克独立之旅

814年，查理大帝合上了双眼，继承其皇位的是他三个儿子中唯一尚存的幼子路易。路易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人称“虔诚者路易”。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缺乏做君王的气魄和胆略，所以路易还有一个“软弱者路易”的称号。路易虽然生性软弱，但是也有不少值得人们爱戴的地方，19世纪的法国史学大师米什莱曾经把他推崇为圣路易一般的明君。

817年，路易在一条走廊里，突然因走廊坍塌而受伤，他以为这是他不久人世的征兆，便把意大利等地分给长子罗退耳，同罗退耳并立为帝。同时将阿奎丹等地授给次子丕平，将巴伐利亚以东地区授予幼子日耳曼路易。国土的分割，立即招来了各路诸侯的叛离，几个儿子也联合起来反对他。833年，路易被几个儿子拘禁，被迫赤身裸体卧倒在地，大声忏悔。

840年，路易去世，帝位由罗退耳继承，但又招来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虔诚者路易的私生子)的反对。843年，罗退耳、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缔结了《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莱茵河以东归日耳曼路易所有，称东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西归“秃头”查理所有，称西法兰克王国；罗退耳仍袭帝位，北意大利和介于东、西法兰克之间的地带归其所有。后来的德、法和意大利三个国家就是在这次瓜分的基础上形成的，“秃头”查理所辖的西法兰克王国就是后来的法国。《凡尔登条约》后，“秃头”查理占有西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是独立的法兰西王国的开端。从840～987年，西法兰克王国的卡洛林家族先后共有8人继承王位，但他们大多有名无实，权力不大。“秃头”查理在位时外窥帝位、疆土，内求统一，但却无力驾驭封建贵族，开始丧失对伯爵的任命权，对外又无力抵御北方人的侵略，王室的权威大大跌落。查理之后的三位国王“结巴”路易(877～879年)、路易三世(879～882年)、卡洛曼(882～884年)都平庸短命。

884年，“天真汉”查理继位，因年幼无能，由东法兰克皇帝监理国政。888年，西法兰克的贵族们把最有实力的大贵族、法兰西公爵“强人”罗伯尔的后裔厄德推上王位。厄德死后，两个家族争夺王位，虽有几位卡洛林后裔取得过王冠，但他们的统治权力和统治疆域都大大缩小。与王权衰落的同时，封建领主们的分离倾向日益发展。在9世纪末，大约有29个封建公爵、伯爵或子爵取得了独立统治地位；到10世纪末，封建领主的独立王国更发展到55个。实际上，还远不止此，这自然促使了卡洛林王朝的衰落。

9～10世纪，法国多次遭受外族入侵。诺曼人从北部、西部沿海岸河流侵掠，南部萨拉逊人(阿拉伯人)以撒丁、西西里、科西嘉等岛为中心，溯罗纳河北上频频骚扰。东部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在侵掠东法兰克南部之后，10世纪更向西侵掠洛林、勃艮第和米底以至侵入到图卢兹，而其中诺曼人入侵持续时间最长，破坏严重，影响也最大。

诺曼人意为“北方人”，是9～10世纪侵掠法国的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和爱尔兰人海盗的总称。诺曼人是北欧沿岸居民，他们习水性、善舟楫。他们的侵掠最初是小股海盗掠夺(8世纪)，9世纪40年代后发展为武装侵袭，9～10世纪，诺曼人各支对法兰西的大举入侵达47次之多。他们不仅侵扰沿海地区，而且还沿些耳德河、卢瓦尔河、加隆河等河流侵入内地。842年，他们溯塞纳河而上占领鲁昂；843年，顺卢瓦尔河洗劫了南特；845年，一支诺曼人舰队溯塞纳河而上，围攻了巴黎。“秃头”查理出高价才买其退兵。

848年，诺曼人又洗劫了波尔多。此后，他们继续沿这些河流占领和破坏了大批城乡，奥尔良、图尔、图卢兹、亚眠、康布雷等都遭到过诺曼人的侵占和洗劫。诺曼人的入侵持续到10世纪初，此时，大多数诺曼人放弃了武装侵劫，转而寻求土地定居下来。911年，法王“天真汉”查理与一支诺曼人的首领罗洛签订条约，允准这些诺曼人定居于塞纳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因此而得名诺曼底。到10世纪，萨拉逊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也被击退，至此，9～10世纪的外侵浪潮基本上被平息。

外族，尤其诺曼人的入侵，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使大量耕地息耕荒芜，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外族的入侵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诺曼人入侵之中，王室无力保疆卫国，卡洛林王朝威望日益跌落，而各地封建贵族却纷纷建堡筑坞，扩充势力，在抵御外敌入侵中扩大了实力，加速了法国政治分权局面的形成。

987年5月22日，卡洛林家族的国王路易五世死后无嗣，贵族法兰西公爵休·卡佩和先王的叔父卡洛林公爵、卡洛林家族的查理竞争王位。6月30日，法国大部分大贵族在桑利斯集会以决定主位继承人。会上，兰斯大主教率先发言，他批评了王位的世袭继承制度，主张要按是否有利于公共福利而取舍国王，他对贵族们说：“假如你们宁愿有损于公共利益，那么使查理成为君主，如果你们希望公共利益兴盛，请为休这位卓越的公爵加冕吧!”话毕，众贵族推举休·卡佩继承王位。7月3日，兰斯大主教和其他几个主教为休加冕。贵族法兰西公爵休·卡佩正式取得了王位，称卡佩王朝(987～1328年)。

卡佩王朝的建立绝非偶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卡佩先人一直是法兰西最有实力的大贵族。早在9世纪中叶，面对诺曼人的入侵，“秃头”查理已把保卫法兰西的任务交给卡佩家族先人、巴黎伯爵“强者”罗伯尔。885年，诺曼军队集结巴黎城下，罗伯尔之子厄德率众抵抗，解了巴黎之围。在贵族拥戴之下，厄德于888年登上王位。此后便开始了卡洛林家族与罗伯尔家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从888～987年，卡洛林家族出了4位国王，而罗伯尔家族也有3人登过王位。10世纪中叶，休·卡佩之父、“伟大的”休曾一身兼任法兰西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卡洛林朝国王路易实际上处于休的控制之下。“伟大的”休之后，休·卡佩继承了法兰西公爵，仍是国内最强的贵族。

985年，兰斯的一个教士写信给他的两个德意志密友说：“罗退耳(指卡洛林朝国王)仅仅在名义上是法兰西国王；休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的国王”。987年的事变只是最终将王位从卡洛林家族转到休·卡佩及其后裔手中。此后，卡洛林家族的后裔们曾多次与卡佩家族展开争夺王位的斗争，但始终未能把王冠抢回自己手中。

墨洛温家族是以其特殊的血统为资本世代为王的，蓄留长发是他们特殊地位的标志。卡洛林家族则是在教皇支持下登上王位的，涂油礼是他们拥有神圣权利的象征。休·卡佩通过贵族的选举而戴上了王冠。卡佩王朝除不断谋求教会的支持外，还长期保留选举制作为他们合法统治的点缀品。

第五节 法英百年战争

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死后，卡佩家族绝嗣。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是查理四世的妹妹，爱德华以法王外甥的资格要求继承王位。但是，在1328年的法国三级会议上，以萨利克法典中女子没有王位继承权为由，拒绝了英王的要求，并推举查理四世的堂弟、瓦洛亚家族的腓力继承王位，为腓力六世(1328～1350年)，开始了瓦洛亚王朝(1328～1589年)。爱德华三世不甘心失败，继续坚持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以法国王位继承纠纷为导火线，终于引发了英法百年战争。

然而，除王位继承纠纷外，百年战争的爆发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首先是领土纠纷，英国的两个统治王朝诺曼底王朝(1066～1154年)和安茹王朝(1154～1399年)都是来自法国的封建主，因而在法国大陆拥有大批领地。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剥夺了英王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但英王仍占领着法国西南部的不少土地。只要领地没有被完全剥夺，英国王室就仍抱有在法国大陆扩张势力的野心。法英冲突的另一个问题是佛兰德尔问题。佛兰德尔地区城市发达，各城市的毛织业当时名列欧洲之首。毛织业的主要原料羊毛，大部分来自英国，城市与英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但是，在政治上，佛兰德尔伯爵是法国国王的附庸。14世纪上半叶，佛兰德尔伯爵极力从经济上搜刮城市，政治上压制城市自由，双方矛盾非常尖锐，伯爵求助于法国国王镇压城市反抗，城市市民则在政治上倾向于英王。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持续100多年(1337～1453年)，史称“百年战争”。

1337年，英王、法王相互向对方宣战。同年英国向佛兰德尔进军，英王爱德华三世派舰队占领加桑德堡垒，百年战争正式爆发。1340年，英国海军打败法国海军，控制了英吉利海峡。1346年，在克勒西战役中主要由英国自由农民组成的弓箭手，在少量炮火的配合下，打败了素称“法兰西的骄傲和花朵”的法国骑士。在军事史上，这次战役标志着骑士制度开始走向没落。1347年，英军占领法国海滨重镇加莱。1356年，普瓦蒂埃战役爆发，由英王长子“黑太子”(因其披甲黑颜色而得名)统率的8000英国军队，打败了4万余法国骑士，法王约翰二世(1356～1364年)及其幼子和大批法国贵族被俘。1360年，两国签订《不列提尼和约》，法国承认英王以国王而非法王附庸的身份占有法国的大片领土，英王则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并规定法国须交300万克朗以赎回法国国王及被俘贵族。法英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开始后，法国骑士贵族的连连败北，引起市民、农民等各阶层对贵族的强烈不满和仇恨。1356年国王被俘后，19岁的太子查理监国。为了筹集战费和国王赎金，1356年10月召集北法三级会议。许多教士和贵族没有出席会议，城市代表达总代表人数的半数。代表们要求惩治以财政大臣罗伯尔为首的失职官吏，由三级会议选出28名代表与太子共掌大权。查理下令解散三级会议，市民更为不满。查理被迫于1357年2月再度召集三级会议。3月，代表们制定了“三月大敕令”，共计61条，针砭弊政，规划改革，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权和贵族，并要求在三级会议休会期间，选出36人委员会(各等级12人)监理国政。王太子被迫签署了三月大敕令。但不久反悔，拒绝执行三月敕令。1358年2月，在巴黎商会会长艾田·马赛领导下巴黎市民举行武装起义，22日，3000多名起义者冲进王宫，当着王太子的面杀死了为太子宠信的3名贵族，太子查理由于马赛的保护才免于一死。3月，查理逃出巴黎，巴黎掌握在以马赛为首的起义市民手中。

1348年，黑死病相继在法国各地泛滥，大约有1/3的人口死于瘟疫，个别地区死亡人数竟达半数。瘟疫之外，战乱也给农民带来灾难，战争费用和贵族赎金榨尽了农民的血汗。但使农民更难忍受的是英国侵略军和法国骑士、雇佣军的烧杀劫掠。例如，一个叫做格利费特的贵族率军四处抢掠，使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地区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起义。1358年5月，北部博韦地区农民起义，推举吉约姆·卡尔为首领。史称“扎克雷(意为“乡下佬”)起义”，起义队伍达5000多人。其他地方农民也纷起响应，毁城堡、杀贵族，以“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作为起义口号，但他们认为国王是人民的保护者，旗帜上仍绘有王徽百合花。为了利用农民起义，艾田·马赛一度支持起义，并两次派出共800人的军队援助农民军。封建贵族们推举法王约翰的女婿、西班牙的那瓦尔国王“恶人”查理率军进入博韦地区镇压起义。“恶人”查理以谈判为名，诱捕并杀害了义军首领卡尔，起义军失去指挥，内部混乱，最后为封建贵族武装残酷镇压。

扎克雷起义是中世纪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打击了封建贵族势力。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贵族集中全力围攻巴黎。1358年7月31日，巴黎街头发生巷战，艾田·马赛被杀死。8月2日，太子查理率军进占巴黎，市民政权被推翻，大批市民被镇压，巴黎市民起义也最终失败。

1364年，被俘的法王约翰病死，太子查理继位，称查理五世(1364～1380年)。查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财政上，他整顿税收，征收户口税、关税和盐税，增强财政实力。在军事上，重建城堡，加强雇佣军，发展炮兵，建立海军。他起用了著名将领杜·盖斯克林为统帅，把全国各级贵族列入军役名册，加强训练，并率军英勇抗战。经过十余年的奋战，除加莱等少数沿海城市外，绝大部分土地皆被法国收复。

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年仅12岁的儿子查理六世(1380～1422年)继位。成年后查理六世又成为间歇发作的精神病人，封建贵族乘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形成了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勃艮第派和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阿曼雅克派。两派倾轧，政治黑暗，英王亨利五世趁机于1415年恢复了侵法战争。勃艮第派投降英国，其他贵族仓促应战，在阿金库尔两军相遇，法军惨败。英军很快占领了首都巴黎和法国北部地区。1420年，英法双方签订《特鲁瓦条约》，规定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嫁给英王亨利五世，查理六世死后，由亨利五世及其后裔继承法国王位。1422年，查理六世与亨利五世先后死去，英方宣布将亨利五世与查利六世之女所生不满周岁的婴儿立为法国和英国国王，为亨利六世(1422～1461年)，由亨利五世的兄弟贝特福公爵任法国摄政，统治法国北部的半壁河山。查理六世的太子查理拒绝承认亨利六世，带领一部分贵族退居南方，以布尔日城为据点，与英军对抗，但兵缺钱乏，信心不足。1428年，英军围攻奥尔良。奥尔良扼卢瓦尔河咽喉，是通往法国南方的门户，一旦失守，法国很快将全部沦陷。城内法国戍军奋起抵抗，因兵力悬殊，形势危急。

沉重的苦难唤起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民族英雄贞德脱颖而出。贞德(1412～1431年)出生于香槟与洛林交界处的一个农庄，是一位农家姑娘。英军的烧杀抢掠，激起了她强烈的报国之情。贞德从法国东北部赶到中部，声称上帝派她来拯救法兰西。1429年3月的一个晚上，贞德在什农城晋见了太子查理，向太子表明：她从上帝那里接受了支持太子的使命。并向太子请缨，打败入侵者，解救奥尔良。绝望中的查理赐予贞德一匹战马，一副盔甲，让其率数千人的军队开赴奥尔良。4月29日夜，贞德率援军数千冲破敌军包围圈，进入奥尔良城，把粮食武器送给了受困的法国军民。她还致书英军，劝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否则就决战到底。在英军拒绝后，她鼓励战友，指挥突围，英勇冲杀，虽中箭受伤，仍镇定自若。奥尔良的守卫将士在贞德带领下，经过激烈奋战，于5月8日击退英军，奥尔良城终得解围。这是法国转败为胜的关键性一仗，为法国人民增添了胜利的信心。贞德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业绩被人们广为传颂，称她为“奥尔良姑娘”。

此后，贞德劝说太子查理在兰斯大教堂加冕称王，称查理七世(1422～1461年)。但是，在1430年5月的贡比涅战役中贞德撤退回城时，却被贡比涅守城法军拒之门外，结果被勃艮第派所俘。半年后，勃艮第公爵以1万金币的代价将她出卖给英国人。查理七世和法国贵族见死不救。1431年5月30日，贞德被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以“女巫”的罪名，判处火刑，活活烧死在鲁昂广场上。

贞德虽死，但她忠勇爱国的献身精神却更加燃旺了法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烈焰，民众踏着贞德的脚印，奋勇杀敌，光复国土，节节取胜。1453年，英法签订条约，英国除继续保留加来港以外，全部退出法国。百年战争最终以法国失地的收复和领土的初步统一而胜利结束。后来，贞德被誉为民族英雄，成为爱国的榜样。

百年战争胜利结束后，法王收复了加来港之外所有英王室在法国的领地。此时，部分法国贵族仍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年)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反抗国王。路易十一狡猾险诈，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摧垮了贵族同盟。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战死后，1482年，路易十一通过谈判从其女继承人手中收回了勃艮第公爵领和皮卡尔迪。此外，他还收回了阿朗松公爵领，阿曼雅克伯爵领、普罗旺斯伯爵领等贵族领地。1491年，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1484～1498年)又通过联姻合并了布列塔尼。至此，法国领土基本统一，近代法国版图轮廓初步确立。

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在法国封建地主制取代了封建领主制。随着地主制的确立，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有了增强，经济关系上的差异性渐渐缩小。百年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已经觉醒。法国的民族文化也在发展，近代法兰西民族逐渐形成。

在领土统一和经济变化的同时，王权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百年战争中为抵抗英国侵略的需要，查理七世建立了常备的雇佣军，由15个雇佣兵队组成，主要部分是骑兵，也有步兵，外加炮兵和海军。法国的炮兵在当时欧洲是首屈一指的武装。为了支撑抗英战争，14世纪下半叶查理五世曾建立对交易税、盐税及户口税等捐税的征收权，但死后遂止。1436年三级会议批准永久征收交易税、盐税等间接税，征收的数量由中央政府决定。1439年北法三级会议同意按同样原则对平民征收基于财产的直接税，主要是达依税。自此，国王取得不经三级会议同意而自行征税的权力。常备军和固定税的建立，为法国君权的强大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法国统一奠定了基础。路易十一当政时期，军权财权在握，独揽一切，他疏远大贵族，注意从社会下层选拔有才有识的贤能之士为官，以强化王权。他批准在图卢兹、波尔多、第戎、鲁昂、蒙彼利埃等地设立行省高等法院，强化了统治体系。在路易十一统治下，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一切都须仰承他的意志，实际上是他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正是路易十一开始了法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

专题：法国的经院哲学传统

经院哲学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欧社会的官方哲学，在本质上是基督教神学，它论述的内容和论证依据都是《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论证的方法是首先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再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概念分析来证明自己，反驳对方。经院哲学讨论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表面上没有多大联系，研究方法被批评为流于形式主义和空洞繁琐，故也称“繁琐哲学”。

经院哲学内部分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两派。10～14世纪这两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一般”与“个别”哪个是实在的问题，是两派理论斗争的主要问题。唯实论者认为，“一般”是唯一的实在，“个别”或“特殊”只是幻影。在他们看来，愈普遍的东西愈实在，上帝作为最普遍的存在，具有最完全的实在性。而唯名论者却相反，认为“个别”是唯一的实在，“一般”或“共相”只是个名词。在这两派争论中，涌现出不少法国籍的著名经院哲学家，如唯名论的思想家洛色林、阿伯拉尔、普瓦蒂埃的吉尔伯特、萨利斯堡的约翰及唯实论者圣·伯纳德等人。而且，其他一些经院哲学大师如托马斯·阿奎那、罗哲尔·培根、邓司·司各脱等人都曾在巴黎求学或任教，接受了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因此，法国对于西欧经院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洛色林和阿伯拉尔是法国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洛色林(约1050～1112年)，生于康边，曾在布列塔尼等地讲学，后因发表异端理论而屡遭迫害，被迫逃往英国和罗马等地避难。在与唯实论者论战中，洛色林指出，只有“个别的事物”才具有实在性，“一般”概念或“共相”只是“名词”，甚至只是在发生声音时才存在的声音的颤动，没有实在性。从唯名论观点出发，洛色林对“三位一体”等宗教教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既然“一般”只是嗓子的响声，那么教会、教义都不过是这类响声或名词，不是真实的存在。他特别指出，“三位一体”也是个名词，三位是“三”，不可能是一体，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个别存在才是实在的，实质上否定了基督教的一神论，他的理论被称作“三神论”。在1092年的兰斯宗教会议上，洛色林的理论被控为异端，他的著作也大部分被烧毁，留至现在的仅有一封他给阿伯拉尔论三位一体的信件。

阿伯拉尔(1079～1142年)，是洛色林的学生，他是12世纪西欧最有名的学者。在哲学上，他是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但个别事物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经过理智的抽象而形成共相，共相是人们心中的概念，因此阿伯拉尔的唯名论又称“概念论”。

与唯实物者“先相信而后理解”的理论相反，阿伯拉尔提出“先理解而后信仰”、“信仰必须建立在人类理智之上”。他的有名著作《是与否》搜集了在158个重大神学问题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启迪人们的思想。他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他的怀疑精神首先对准了教会权威，公开提出，“教父们会有错误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他们的著作，“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阿伯拉尔反神学的精神，指出：“他的主要的东西——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教会权威的抵抗，……对盲目信仰进行永不松懈的斗争。”阿伯拉尔的怀疑论对后世法国思想文化有很深的影响。由于阿伯拉尔的学说触犯了教会权威，1122年苏瓦松宗教会议宣判焚其著作，1140年教会又判处阿伯拉尔死刑，1142年阿伯拉尔死于流放中。

第三章 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一节 文艺复兴前的法国文化

法国早在11世纪，就已经逐渐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故此，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甚至还流传着“意大利的教皇、日耳曼的帝国、法兰西的文艺”的说法。

法国文学通常都以标志法兰西王国建立的第一份罗曼语文献，即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词》作为起源的标志。也就是说，它最初的形态属于中世纪文学。中世纪法国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上都是韵文，是便于行吟诗人传诵的口头文学。按类型分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武功歌)、宫廷文学、骑士文学、经院文学、市民文学等；按体裁分则有诗歌、戏剧、编年史和韵文故事。法兰西民族具有热情浪漫的天性，加上法国骑士制度最为发达等社会原因和位于南欧地中海滨的地理条件，使法国的中世纪文学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就，例如英雄史诗《罗兰之歌》、骑士故事诗中的《亚瑟王故事诗》与《特里斯当和绮瑟》、市民文学中《列那狐的故事》和《玫瑰传奇》等。

除了用拉丁文表述的基督教思想文化外，11世纪前后也开始产生了用罗曼语著述的世俗文学作品。11世纪前后，在法国产生了不少行吟诗人。他们居无定处，四处游荡、吟诗。北方的行吟诗人吟唱功业诗、英雄传奇；南方诗人多吟抒情诗。在此基础上，11世纪后兴起了骑士文学，主要包括北方的功业诗、故事诗和南方的抒情诗。

功业诗兴起较早，以《罗兰之歌》最为著名。内容是讲查理大帝花了7年功夫征服西班牙后，班师回国，他派重臣罗兰率师断后。途中，遇到阿拉伯人的埋伏，罗兰英勇战死。功业诗主要歌颂封建骑士的“美德”，即慷慨、忠诚、勇敢，为保卫信仰而战的精神。功业诗之后，北法又出现了一种故事诗，或称骑士传奇。故事诗主要有不列颠故事诗和上古故事诗两类。不列颠故事诗的主要内容是凯尔特人的古代传奇，如古代传说的亚瑟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上古故事诗一般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如《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亚传奇》。故事诗写古代的故事，但具有中世纪骑士的思想情趣。

法国南部的骑士文学主要是抒情诗，其主要内容是表现爱情，但并非夫妻之爱。法国封建社会中贵族的婚姻主要是一种政治和领土的交易，缺乏爱情，所以贵族大多都有外遇。骑士抒情诗的主题是歌颂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偷情和爱恋，这类作品以《破晓歌》最为著名，它描述了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光情意缠绵，难离难分的情景。骑士文学具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它反映了骑士的情操和风尚，具有强烈的贵族性。

随着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市民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12世纪后又兴起了市民文学。市民文学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情调。这类作品多数由民间创作，有较强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尖刻的讽刺性。

法国最重要的城市文学作品是《列那狐传奇》。列那狐的故事在中世纪法国流传甚广，在11～14世纪根据列那狐事迹写成的诗，不下10万余行，保存下来的也有27组诗，共3万多行。《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诗，它以兽寓人，用列那狐比喻市民，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暗指封建贵族和廷臣，诺布勒狮代表国王，把贝拿尔主教比作一头笨驴，把教皇代表比作骆驼，而以鸡、兔、蜗牛等小动物代表社会下层民众，故事主要讲列那狐与依桑格兰狼反复斗争。列那狐施展其机智和狡猾，最终取胜，歌颂了市民的智慧，抨击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同时，列那狐也欺压弱小动物，激起它们的反抗，反映了市民同社会下层民众的矛盾，勾画出了市民既反对封建贵族、又压迫平民百姓的双重面目。《玫瑰传奇》也是一部重要的市民文学作品。它分上、下两篇。这是一首隐寓诗，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他在爱情、直爽、慷慨、怜悯、欢迎等支持下，战胜了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终于得到了玫瑰。下篇的作者批判了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嘲笑了不劳而获，放纵于声色犬马的贵族，诅咒伪善的托钵僧人，认为根据自然，僧侣和贵族的特权都是不合理的，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布吕南》、《农民医生》等“韵文故事”亦属市民文学之类。这类作品寓意深刻、讽刺辛辣，揭露贵族和僧侣的贪婪腐败，也暴露了市民唯利是图的处世哲学。

市民抒情诗的代表有吕特博夫和弗朗索瓦·维庸，作为联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纽带，则有法国最早的两个诗歌流派：修辞学派和里昂派。

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登基，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始。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对后世的思想和文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集中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意识和教会神权的文艺复兴精神，开法国长篇小说之先河；蒙田的《随笔集》不仅创造了散文的体裁，而且以他的怀疑主义表现了对人性、理性和真理的尊重；龙沙(1524～1585年)曾经想以古希腊罗马作家为榜样，用法语写作民族史诗。以他为首的七星诗社是法国第一个有组织的诗歌流派，由杜贝莱(1522～1560年)执笔的七星诗社的宣言《捍卫与弘扬法兰西语》，主张从古代和民间的语言吸取养料，为丰富法语、使法语摆脱中世纪的贫乏状态作出了贡献。由于宗教内战等社会原因，七星诗社作家们的后继者对古希腊罗马的作品有点生搬硬套。

11世纪下半叶，哥特式建筑首先在法国兴起。当时法国一些教堂已经出现肋架拱顶和飞扶壁的雏形。一般认为第一座真正的哥特式教堂是巴黎郊区的圣丹尼教堂。这座教堂的四尖券巧妙地解决了各拱间的肋架拱顶结构问题，有大面积的彩色玻璃窗，为以后许多教堂所效法。

百年战争发生后，法国在14世纪几乎没有建造教堂。及至哥特式建筑复苏，已经到了火焰纹时期，这种风格因宙棂形如火焰得名。建筑装饰趋于“流动”、复杂，束柱往往没有柱头，许多细柱从地面直达拱顶，成为肋架。拱顶上出现了装饰肋，肋架变成星形或其他复杂形式。当时，很少建造大型教堂，这种风格多出现在大教堂的加建或改建部分，以及比较次要的新建教堂中。

法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数量很大，与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和形式很不一样。由于连年战争，城市的防卫性很强。城堡多建于高地上，石墙厚实，碉堡林立，外形森严。但城墙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城内嘈杂拥挤，居住条件很差。多层的市民住所紧贴狭窄的街道两旁，山墙面街。二层开始出挑以扩大空间，一层通常是作坊或店铺。结构多是木框架，往往外露形成漂亮的图案，颇饶生趣。富人邸宅、市政厅、同业公会等则多用砖石建造，采用哥特式教堂的许多装饰手法。

第二节 法国文艺复兴中的巨人

法国的文艺复兴受到意大利和北欧人文主义文化的重大影响。北欧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都曾在法国游历、讲学，传播了人文主义文化。意大利战争中法国国王和贵族从意大利带回大量人文主义作品、艺术珍品和古代作家手稿，深深影响了法国文化艺术界。法国文艺复兴是在吸收和继承国内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法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15世纪末，繁荣于16世纪。15世纪下半叶，法国已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对古典文化的研究，16世纪初出现了布戴·戴塔普尔·皮埃尔等法国第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古典作品的研究、考订、整理和编辑工作。在绘画、雕刻以及建筑等艺术领域中，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几乎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在文学、思想领域则是在法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法国自己的人文主义文化。例如，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保持了博学的特点，在思想领域继承和发展了怀疑主义思想，在文学表现手法上擅长讽刺，等等。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基督教会及巴黎大学的抵制和扼杀，但由于人文主义文化在某些方面符合封建君主和地主贵族的需要，也得到了某些国王、公侯的支持和庇护。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支持人文学者，1530年成立了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成为人文主义学者同巴黎大学相对抗的基地。法兰西斯一世的妹妹，那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宫廷则成为人文主义者的避难所。

1.“人文主义巨人”拉伯雷。

拉伯雷(1495～1553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律师家庭，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后来以行医为业，16世纪30年代开始转向文学创作。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拉伯雷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巨人传》共分5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主要写格朗古杰、高康大、庞大固埃三代巨人的活动史。《巨人传》是一部人文主义杰作。拉伯雷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高康大一生下来便会说话，喝1.7万多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1.2万多尺布制成。小说主人公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两代巨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体魄和力量，公正善良的品德和乐观主义的天性，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

拉伯雷提倡人的解放和自由。约翰修士在高康大支持下建立的特来美修道院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国，体现了拉伯雷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思想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在这里，男女修士来去自由、交往自由、活动自由，而且“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高康大把院规概括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表达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资产阶级争取经济政治自由的要求。《巨人传》还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欲求。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小说中拉伯雷融入了天文、地理、气象、航海、生物、人体生理、医药、法律、哲学、语言等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学识渊博，与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作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拉伯雷把“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作为作品的一贯思想，从开卷高康大降生时发出的“喝啊、喝啊、喝啊!”的喊声，到篇末神瓶发出的“喝!”的谕示，首尾相应，表达了资产阶级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作品还鞭挞了封建的经院哲学教育，认为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高康大变得“呆头呆脑”、“糊里糊涂”了，只是在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后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巨人”。

拉伯雷还以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对基督教会、对教皇、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教会的各种盘剥勒索和宗教裁判所的残暴，都一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拉伯雷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比较接近民众，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民间文学中讽刺和夸张的传统，大量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作家具有很大影响。

在法国人文主义文化中拉伯雷代表了民主倾向，而七星诗社则代表了贵族倾向。七星诗社是7位人文主义作家的团体，其中以龙沙和杜·贝雷最为著名。1549年，杜·贝雷发表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之后，杜·贝雷在《橄榄集》的序言、龙沙在《诗学概论》和《福朗西亚德》两书的序言中又分别对该派的理论和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七星诗社主张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龙沙指出：“舍弃典丽的本国活文字而向死灰里发掘上古文字的余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肯定法语可以同拉丁语一样用来表达高深的学问和思想，主张通过吸收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创造新词汇等方法扩大法语词汇，推进法兰西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但是，他们歧视劳动人民的语言。在文学表现形式上，他们主张模仿希腊、罗马诗体文学及意大利十四行诗体，摒弃民间诗歌体裁，反映了他们脱离人民的贵族倾向。

2.伟大的“思想者”蒙田。

蒙田(1533～1592年)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出身穿袍贵族家庭，曾任法院顾问，两度出任波尔多市长。后来，因厌倦仕宦生活，幽居乡间，埋头写作。蒙田的主要著作是三卷散文体的《随笔集》，由107篇长短不一的散文构成，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随笔集》的主题是讨论“人”，通过研究自我而研究人类。他的书房里挂着古罗马作家泰伦修的箴言：“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蒙田不同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他既不热衷于翻译、整理或研究古典作品，也不像拉伯雷那样热情讴歌人的伟大和力量，欢呼人的解放，而是冷静地反思与探索人和人生。蒙田肯定人生的价值，肯定人的欲望和享受，他说：“一个知道如何正当地享受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而且几乎是神圣的完善之人。”在一篇文章中他告诉人们不要怕死，应尽情享受生活。只要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都无关紧要。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崇尚古典，用古代的权威代替基督教会的权威。但作为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蒙田却对任何权威都表示怀疑。怀疑主义是蒙田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蒙田的一句格言是：“我懂得什么？”蒙田的怀疑是多方面的。他怀疑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基督教会和封建制度；他怀疑基督教神学，认为“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我们自己获得的，它纯粹是别人恩赐的礼物”，“是由外来权威和命令取得的”，“无知是我们的宗教推荐给我们的，运用于信仰与服从”。蒙田提出的见解五花八门，“天下找不出那么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完全一致的看法”，认为一切知识都不可靠。在蒙田面前，早期人文主义者顶礼膜拜的古典大师同样成为怀疑和鞭挞的对象。

漫漫三卷《随笔集》，信笔写来，似乎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几乎篇篇都是射向基督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利箭。蒙田的怀疑主义在当时也有助于打破对古典权威的崇拜，将科学和思想文化从古代作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继续发展和进步。怀疑是科学和思想文化进步的先声。

3.近代资产阶级主权学说创始人博丹。

与蒙田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博丹(1530～159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当过律师和检察官，担任过省议会的代表，后来又成为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1577年，博丹发表了《论共和国》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博丹反对当时法国政治上的党派倾轧和宗教上的新旧教派纷争，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君权。为此他号召人们服从国王，在宗教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博丹是欧洲国家主权理论的首倡者。他认为，家庭和其他经济、宗教等组织源自人类交往的本能，但这些组织又不断斗争乃至战争，胜者为主，败者为奴。为了维持秩序，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国家。国家是最高和最后的组织形式。根据罗马法理，家长在家庭内拥有绝对权力，国家对臣民也拥有绝对权力。博丹对国家和政府作了区分，认为享有主权是国家的基本特征，行使主权的制度决定了政府的形式。君主制的、贵族寡头制的、抑或民主制的政体形式取决于国家主权是授予一人、少数公民或大多数公民。他认为，在这几种形式中，排除女性继承权的世袭君主制是最稳定、最令人满意的政体，表达了此时资产阶级对法国君主制的拥戴。

然而，博丹并不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受到“上帝法”和“自然法”的制约。自然法体现为道德法。博丹对司法管辖权与财产所有权作过区分，指出统治者无权干涉臣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承认财产分配关系与政治权力分配有紧密联系，意识到公民财富太悬殊是危险的，但反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理论。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主张自由贸易。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态度。

博丹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对法国和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博丹对史学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1566年他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理论著作。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循环论，提出了历史进步的观念。他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学科，他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条件下，这些思想不失为闪烁人生智慧的精辟见解。

第三节 胡格诺战争

加尔文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他开创了加尔文教派，这个教派后来又被称为胡格诺派。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贵族。后者之所以加入胡格诺派，是想利用加尔文教对专制暴君的谴责，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同时还可以利用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由于他们信奉加尔文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故其亦被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诺”。

法国天主教会迫害新教徒，迫使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于1534年逃往瑞士。他在《基督教原理》中阐述的新教教义，否定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瑞士、尼德兰得到迅速传播。

胡格诺派贵族策划的安布瓦斯阴谋(即企图劫持年幼的国王推翻现存政府的图谋)败露后，法国掌权的吉斯家族对新教徒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562年1月，查理九世的母后卡特琳为平息宗教冲突，发布了一“月敕令”，对胡格诺派表示宽容。然而，对此举甚为不满的吉斯公爵弗郎索瓦及其支持者于是年3月1日制造了瓦西大屠杀，同年4月，以孔代亲王和科利尼伯爵为首的胡格诺派举行起义，占领奥尔良。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不断，全国大乱。9月20日，英格兰以支援胡格诺派为名，派沃里克伯爵约翰率英军在勒阿弗尔登陆。10月26日，天主教军队袭击并攻占新教徒军队据守的鲁昂要塞。战斗中孔代亲王的哥哥，查理九世的副摄政，波旁的安托万被杀。12月19日，两派军队大战于德勒。虽然此战未分胜负，但是双方的统帅孔代亲王和蒙莫朗西君为对方俘获。后来，吉斯公爵率领天主教军队围攻奥尔良时，于1563年2月18日遇刺受伤，6天以后伤重死去，同年3月，卡特琳发布“安布瓦斯敕令”，要求双方立即停止内战。两个被囚的首领遂举行谈判，并签定《安布瓦斯和约》，随后，双方携手将英军赶出勒阿弗尔地区。

胡格诺派于1567年9月27日再次起义，试图在莫城抓获王室成员，但未得逞。于是，孔代亲王将占领奥尔良等地的新教徒起义者集中起来，进军巴黎。同年11月10日，天主教军队和胡格诺军队在巴黎近郊的圣但尼展开激战，胡格诺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经过苦战守住了阵地。天主教军队进攻受挫，蒙莫朗西在战斗中负伤，两天后死去。1568年3月，双方签订了《隆瑞莫和约》，天主教徒被迫对胡格诺派作出更多的让步。

天主教和胡格诺派讲和不到5个月，天主教保王党人于1568年8月试图逮捕孔代亲王和科利尼，但阴谋败露后，内战又起。双方在罗瓦尔河谷交战多次，但未分胜负。1569年3月，天主教军队在塔瓦纳元帅的指挥下突然袭击雅尔纳克，重创胡格诺军队，抓获并处死孔代亲王。6月17日，德意志新教徒援兵到达法国。随后，科利尼率领胡格诺派军队和德意志新教徒援军围攻普瓦捷，8月24日，科利尼分兵一部在奥尔特泰兹击败一支天主教军队。10月3日，天主教军队在瑞士雇佣军的支援下，在蒙孔图尔之战中打败胡格诺军队和德意志援军。但科利尼仍坚持战斗，并于1570年4月开始发动攻势，胡格诺军队一度推进到塞纳河地区。法国王室被迫于1570年8月8日，签订对胡格诺派颇为有利的《圣日耳曼和约》。

天主教保王党人于1572年8月24日制造的圣巴托罗谬惨案，科利尼和3000余名新教徒被杀。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一场新的战争随之爆发。胡格诺派在各地进行反击，并很快控制了法国西南部地区。此间，法国天主教徒温和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极力主张为了民族团结和胡格诺派和解。除了天主教保王派军队围攻拉罗歇尔的一次战斗外，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由于胡格诺派在法国西南部占有优势，温和派对新教徒作出让步，战争于1573年停止。

亨利三世于1575年2月13日继承法国王位之后不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再次发生战争。法国各地相继发生暴乱，尽管天主教军队在吉斯公爵亨利的指挥下在同年10月的多尔芒之战中获胜，但胡格诺派在各地的零星战斗中仍占据优势。由于吉斯公爵在法国宫廷中占有特殊地位，并在巴黎民众中享有一定声望，亨利三世遂为不安，于1576年5月同意签订《博略和约》，对胡格诺派作出宗教自由的许诺，战争渐告平息。然而吉斯公爵亨利反对签订和约，并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反对亨利三世的神圣同盟，试图寻机夺取王位。

态度多变的亨利三世于1576年背弃了“博略和约”，又同胡格诺派开战，亨利三世试图胁迫神圣同盟支持对新教徒的战争，但是不甘心服从于王权的天主教派贵族却以解散同盟作答。由于胡格诺派失去天主教温和派的支持，亨利的军队遂占优势，1577年签订了《贝尔热拉克和约》，重申《博略和约》的让步条件，战争又告停止。

1580年，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即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与瓦罗亚家族的玛格丽特举行婚礼时，采取权宜之计，才得以逃脱圣巴托罗谬节大屠杀，亨利获得自由后，便开始扮演新教徒保护者角色，1580年春，亨利军队经过5天巷战后控制了卡奥尔城。然而，他那美丽的王后玛格丽特和天主教徒首领吉斯公爵等人私通，却又不愿意与亨利离异。玛格丽特的风流韵事泄露后，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法王亨利因无子嗣，其王位的继承问题与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1584年，国王之弟弗郎索瓦死去，胡格诺派首领——纳瓦尔的亨利成为王储，觊觎王位的天主教派首领亨利重组神圣同盟，企图排除纳瓦尔的亨利。亨利三世听从母亲卡特琳的劝告，撤销了过去容忍胡格诺派的敕令，以安抚神圣同盟。但是吉斯的亨利仍不满足，神圣同盟仍主张废除亨利三世。胡格诺派亦因受到限制而奋起反抗。1585年，吉斯公爵亨利的天主教军队开始进攻纳瓦尔国王亨利的新教徒军队，战争爆发。亨利三世为了削弱吉斯家族的势力，转而采取中立立场。

1587年10月20日，胡格诺派军队于库特拉之战中打败兵力占优势的天主教军队。但是吉斯公爵亨利指挥的天主教军队却在随后的维莫里战役和欧诺之战中连战连胜，迫使纳瓦尔的亨利于1588年初在巴黎向吉斯的亨利投降，德意志新教徒被逐出法国后，吉斯的亨利在巴黎居于无人敢反对的地位，遂有“巴黎王”之称。1588年5月12日，即“街垒日”，巴黎发生民众起义，亨利三世被迫逃往沙特尔，吉斯的亨利没有乘机篡位，反而出兵帮助平息暴乱。同年7月，亨利三世颁布团结敕令，顺从神圣同盟的要求，8月4日，吉斯的亨利出任王国摄政。12月23日，亨利三世利用在布卢瓦召开三级会议的机会，派人暗杀了吉斯的亨利及其弟——吉斯的枢机主教路易。神圣同盟对此极为愤怒，伺机报复。亨利三世与纳瓦尔的亨利则联合起来包围巴黎。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遭到暗杀，纳瓦尔的亨利登上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他设法平息了暴乱，受到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温和派的拥戴，但未得到神圣同盟的支持。

吉斯公爵亨利死后，其弟马延公爵查理成为神圣同盟首领，他一面诱使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参与反对法王亨利四世的战争，一面又设法压制那些企图拥立西班牙公主伊萨贝拉为法国国王的天主教极端派。1589年法国又陷入一片混乱，内战风云笼罩整个法国。尽管亨利的军队先后在阿尔克和伊夫里赢得两次战斗的胜利。但巴黎仍然在天主教军队的手中。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指挥的天主教军队与亨利指挥的新教军队在法国北部地区周旋3年，但未分胜负。1593年7月，亨利改奉天主教，消除了神圣同盟反对他的理由，使多数法国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和神圣同盟入侵法国的计划被粉碎了。

1594年3月21日，亨利进入巴黎，1595年9月，马延公爵查理归顺亨利。1598年4月13日，亨利颁布南特敕令，对胡格诺派作出重大让步。由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达成妥协性和约，历时数十年的宗教战争终于结束了，同年5月2日，法国和西班牙签订韦尔万和约，双方结束敌对行动。

第四节 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铁腕统治

16世纪基督教传遍法国，引起一系列宗教和平民战争。波旁家族的新徒那瓦尔法尔王国亨利四世取得王位，他极力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其后经过主教大臣黎塞留和马扎然的整顿，到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专制王权进入了极盛时期。1610年，亨利四世在赴佛兰德尔征战前夕，在马车上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用匕首当场刺死。亨利四世死后，由他的儿子路易十三继位。路易十三即位时年纪很小，无法亲揽朝政，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乘虚而入，红衣主教黎塞留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意志坚定不苟言笑的人，喜欢每日在房中锻炼身体。然而，也正是他，对中央集权君主制度的巩固和加强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确，17～18世纪，法国皇权日益强大，其持久的特色使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作专制时代。

黎塞留(1585～1642年)，法国宰相，枢机主教，政治家。1585年9月9日生于巴黎，1642年12月4日卒于同地。黎塞留出身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地方贵族家庭，外祖父是巴黎的一个律师。他最初本打算任军职，但是1602年，17岁的黎世留进入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专攻神学，1607年，他当上了波亚迭的一个最穷最小的吕松教区的主教，他的军事知识对他以后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此外，这个人还具有其他非凡的学识和极强的功名心，1614年，他作为普瓦图的教士代表出席三级会议，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两年后他当上了太后玛丽·德·梅第奇的指导神甫，由此便进入宫廷并挤进了掌权者的小圈子。1617年遭国王路易十三放逐。后又为路易十三所赏识，1622年任枢机主教，1624年进入枢密院。1624年8月23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炙手可热的法兰西首相。黎塞留于1624～1642年间任政府首相期间，法国专制制度得到完全巩固，并建立了著名的法兰西学士院。

黎世留既具有文人的学识，又兼有士兵的勇气和进取心，他决心在法国建立一个使欧洲肃然起敬的绝对君主制。为此，他取消了胡格诺派的政治特权，召开贵族大会，进行以捐税、预算、国王债务的赎买为内容的国务改革，取消或者削弱王公显贵们的年俸，用节省下来的钱建立现代化的行政机构，建立强大的舰队和商船队，以及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他还在各省设检察官，控制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并奖励工商，鼓励航海和殖民掠夺。

黎塞留对内恢复和强化遭到削弱的专制王权，对外谋求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1628年，他领兵攻陷胡格诺教派的重要据点拉罗谢尔要塞。次年，剥夺了胡格诺派享有的政治和军事特权。他取消了巴黎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处死或流放大批反叛的贵族；他镇压了1637年的乡巴佬起义和1639年的“赤足汉”农民起义；他向各地派遣监察官，加强政府对地方行政、司法和财政的控制；1635年，他创立了法兰西学院，扩大巴黎大学；为抗衡哈布斯堡王朝，1625年，也通过灵活的策略促成针对西班牙的法英联盟；他支持丹麦、瑞典以及德意志新教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交战，并在1635年使法国陷入三十年战争。红衣主教黎塞留

作为海军和商业部长，黎塞留还提高了法国的商业地位，扩展了它在美洲的产业。同时，黎塞留发动的战争和进行的阴谋却使人民陷于无尽的苦难中。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代价高昂，却毫无战果。黎塞留率军围攻胡格诺派的城市拉罗谢尔，使亨利四世苦心经营的宗教政策中途夭折。

黎塞留对旧制度的改革突出表现在他加强王权，重塑法国的努力上。在论文《王权至高无上》中，他以天赋权力为基础稳固地设定了王权：国王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无需中介，他只对上帝负责。在完全赢得了路易十三的信任后，黎塞留锲而不舍地打击各种分裂势力。在他残酷的统治下，王太后逃往西班牙，国王的宠臣和手握重兵的元帅被处决，朝三暮四的贵族再也不能靠出卖法国利益谋求个人私利。胡格诺派的根据地拉罗歇尔在围城一年后被收复，新教徒永远丧失了拥有军队和堡垒的权利，并发誓效忠法王，宗教战争宣告结束。国王的代表被派往全国各省，屡次否定国王任命的最高法院受到弹压，军队也直接归于巴黎指挥。在冷酷无情的独裁政策和灵活机变的实用主义原则指导下，黎塞留治下的法国迅速从四分五裂走向统一，并逐渐将目光投向陷入三十年战争中的欧洲大陆。

1618年开始的三十年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同时也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始。黎塞留上任之后发现，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之中，而一旦斐迪南二世麾下最具传奇色彩的元帅、被称作三十年战争双雄之一的华伦斯坦扫荡北德各新教诸侯，法国将彻底无力对抗哈布斯堡霸权，沦为二流国家。幸运的是，身为主教的黎塞留并没有受制于宗教观，国家至上原则再次指导了他的外交政策。黎塞留对法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战略目标洞若观火：击败斐迪南，让德国永远处于分裂之中。于是，他利用了斐迪南的宗教热情，先是资助德国及北欧的新教诸侯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将本已进入尾声的三十年战争又延续下去，并在最后阶段直接参战，从而最大限度地为法国争取利益。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结果可以看出：法国得到若干战略要地，西班牙继续走向衰落，德国仍然陷于分裂状态且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法国实际上是最大的赢家，黎塞留的政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有如鹤立鸡群般地突出。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现代人眼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外交原则，但在黎塞留的时代将其提出并付诸实践却需要非凡的勇气。黎塞留先后与天主教会的敌人新教诸侯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结盟，资助敌人的敌人，挑起叛乱，散步谣言，竭尽全力地削弱对手。同时，精确地判断各国的实力，计算权力的平衡点，根据局势调整政策和投入力量。这些与当时宗教至上的正统思想格格不入，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被当时甚至日后思想纯洁的人们斥为极不道德，黎塞留也被当作魔鬼的化身。然而，历史总是记住成功者而忘记圣人，斐迪南二世已经被人们淡忘，而黎塞留却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有利的周边环境，正是在他的基础上，“太阳王”路易十四才能大胆地实施他的天然疆界政策，把法国带上欧陆霸主的宝座。

黎塞留的功绩不仅仅是改变了法国，他更改变了整个欧洲政治家的观念。他的成功扯去了宗教观念对政治的束缚，在他之后，各国不再受制于形式上的道德规范，纷纷主动争取本国利益，强大自己，制约别国。黎塞留在《政治遗嘱》中的名言“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成为各国君主的座右铭，强权政治充斥之后的欧洲历史。同时，各国在战争与角逐之际也加强了互相之间的沟通和往来，必要的结盟和媾和必然导致对外交的重视，谈判、外交使节、外交礼仪等现代外交手段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由于法国这一时期是欧洲大陆的主角并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开创了许多外交惯例和规范，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法式外交时期。

黎塞留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政治权术，为追求国家利益至上的目标他将道德与宗教都抛之脑后。正如他在临终的病榻前所说，他“没有自己的敌人，只有国家的敌人”。为了消灭国家的敌人，黎塞留熟练地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密探、贿赂、暗杀等，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完全将手段置于目的之下。他曾说：“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在，否则万劫不复。”因此只有采取必要的手段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

作为法国的首相，如何处理好与法王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黎塞留的恩师孔奇尼给他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黎塞留完美地实践了“欲成就大事，必先接近君王”的名言，路易十三自始至终都对他的首相深信不疑，即使是在1630年的“愚昧日”，他也戏剧性地巩固了他的位置。在法王的支持下，黎塞留可以放手打击穿袍贵族和分裂分子，并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为法国创建了一支海军，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下了高达2200万里弗尔的财产。

如果说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美第奇因为玩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而为法国人所痛恨，那么同样善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达到目的的黎塞留在当时却并没有受到普通民众很大的非议，原因就是他对舆论控制的重视。黎塞留将倾向他的作家集中在一起，定期与他们讨论事务并由他们撰写活泼有力的小册子来宣传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黎塞留通过他的亲信监控处于垄断地位的报纸，确保掩盖失败，渲染胜利，并利用它来促进他所推动的事业(如海外殖民)。同时黎塞留还积极赞助戏剧创作、图书馆、大学和教育事业。作为回报，这些事业都必须赞同他的政策，服务于法国的国家利益。

黎塞留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确立自己在文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还下令成立了索邦大学并促成了法兰西学院的建立。1635年，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旨在吸纳法国文学和思想界泰斗加入，以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这座著名文化殿堂一直只保留40把椅子，即40位终身院士，只有院士辞世空出名额方能投票补选，入选的院士也因此被称为“不朽者”。法兰西学院创立后，为世界各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拉辛、拉封丹、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梅里美、小仲马等先后登堂入室，成为“不朽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兰西学院已将弘扬法兰西文化与追求文化多样性相融合，逐渐发展成超越政治制度和时代局限的法国最高荣誉机构。

作为一名政治家，黎塞留取得了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的伟大成绩。在他奠定的基础上，他亲选的后任马扎然主教继续了他的事业，两位红衣主教为日后的路易十四乃至拿破仑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内政和外交上的基础。同时，黎塞留独树一帜的国家至上思想和行动为他带来了无数的追随者，在他开启的时代里，国家利益便是最大的善，是统治者唯一应该追求的目标。各民族聚集在国家的旗帜下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争权夺利，一方面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战火和无数的民族悲剧，另一方面也将国与国联系在一起，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国家不再仅仅意味着内部统治，外交开始上升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枢机主教黎塞留不愧被称作现代外交的鼻祖。

第五节 路易十四时代

法国人在缅怀法兰西昔日的强盛与荣耀时，往往会首先充满自豪地提及被尊为“路易大帝”、“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确实，正是在这位发现并热衷于“国王的职业”的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统治时期，法国一度空前的强盛，并得以首次称霸欧洲。更有甚者，此时的法国，由于它不仅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且提供了近代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的一个典型，所以还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专制君主争相仿效的榜样。

1643年5月，路易十三在黎塞留死后不到半年驾崩。由于其子路易十四继位时尚不足5岁，故由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不过，掌握实权的乃是黎塞留的忠实接班人，同样身为红衣主教的意大利人马扎然。马扎然接手朝政之时，恰值法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临近决胜关头。

为了筹措确保战争胜利的款项，马扎然明知民间早已怨声载道，仍硬着头皮横征暴敛，结果不仅使自己很快成为众矢之的，而且还引发了一场动摇法兰西专制王权的严重政治危机——“福隆德运动”(一译“投石党运动”)。福隆德是法文“fronde”的音译，它原为一种儿童游戏的投石器，曾为当局明令禁止。在此，它带有破坏秩序，反对当局之意。

路易十四从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时开始亲政，时年23岁。由于当年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而这位年轻的君主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当马扎然刚一去世，他就向其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他亲政的54年时间中，路易十四从未委任过首相。在其亲政前期，路易十四可谓是日理万机，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亲自处理。对此，他曾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而他的那句“朕即国家”的名言，则时至今日仍在世人中广为流传。“朕即国家”意味着他的意志就是法律，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都不过是使其旨意付诸实施的工具。无疑，路易十四使法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极盛。为了体现“太阳王”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路易十四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兴建了富丽堂皇、至今仍让世人惊叹不已的凡尔赛宫。

虽然路易十四精力过人，但他在治理国家时仍少不了得力助手的辅佐。在几位能臣中，最为路易十四信任和重用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柯尔伯。柯尔伯出生于兰斯一个生意兴隆的呢绒商人的家庭，原为马扎然的家产总管，并由马扎然在其去世前举荐给了路易十四。柯尔伯在受到路易十四的赏识后，先是担任财政总监，后又因为功绩卓著被任命为王室国务秘书和海军国务秘书，可以说，他被赋予了事实上的首相权力。柯尔伯认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大小。法国的富强，在于从其他国家获得货币，而外贸的顺差是把别国的货币吸引到法国来的唯一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减少输入，增加输出。为此，他在任内积极进行财政改革，大力改进交通、修筑道路，大力兴办王家手工工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法国经济一度再次呈现繁荣景象。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发展外贸，柯尔伯还竭力鼓动路易十四建立海军。故此，在路易十四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的海军颇为强大，甚至可与英国及荷兰海军比肩。不过，由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重重困难，法国海军随即走了下坡路。

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是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利用其统治前期日益雄厚的财力物力，在法国建立起一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人数最多、最强大的常备军，并在其亲政的54年中，让法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战争状态。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亲政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是针对西班牙的“王后权利战争”。1665年，路易十四趁其岳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去世之际对西班牙提出领土要求。他的理由是当年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嫁给他时，其岳父曾允诺了一笔可观的嫁资，但由于西班牙后来长年战乱，民生凋敝，这一承诺从未兑现，因此，他要以其王后的名义继承在西属尼德兰的遗产。在该要求遭到西班牙拒绝后，路易十四在1667年御驾亲征，连克里尔等城市。由于英国、瑞典、荷兰三国缔结了反法同盟，公开干预此事，路易十四才同意言和。1668年，双方签订了《亚琛条约》，法国归还了弗朗什—孔泰，但仍保留了新占领的12处要塞。

初试身手便获大胜，使路易十四更为好战。由于渴望得到荷兰的领土与财富，更为了报复荷兰在“王后权利战争”中与自己为敌，于是他在1672年亲率大军攻入荷兰。刚刚上台的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见本国军队无力阻挡法军的进攻，被迫下令掘开阿姆斯特丹海堤，放海水阻遏法军。其后不久，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丹麦国王以及包括勃兰登堡在内的数位德意志诸侯亦派兵与法军交战。最终，法国竟在这场持续了7年的战争中以独家之力大败了众多对手。根据在战后签订的《尼姆维根条约》，法国不仅重新获得了富饶的弗朗什—孔泰，而且还把南尼德兰的一些城市也并入了自己的版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条约还首开了用法文代替拉丁文拟订外交文件之先河。从此，法文逐渐成为主要的外交文字。在法国以独家之力大败众多对手后，“太阳王”威名远播，法国在欧洲的威望显赫一时。

此时的路易十四可谓是更加恃强蛮横。他下令设立“属地收复裁决院”，专门调查落实以前历次条约中割让给法国的领土，并以武力强行兑现。更有甚者，路易十四还在1681年9月无端出兵，将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市”斯特拉斯堡据为己有。路易十四过于咄咄逼人的扩展势头使得其他欧洲列强极为不安，而他在1685年断然废除“南特敕令”则更使新教国家惊恐万状。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针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1688年，荷兰执政官奥兰治亲王在“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于是，英国也加入了这一同盟。同年，联盟开始与法国交战。在战争进行了近10年之后，路易十四自感取胜无望，更何况法国确实已难以与几乎整个欧洲继续对抗，被迫罢战求和。根据1697年9、10月间在荷兰里斯维克签订的条约，法国退出在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据的所有土地，不过，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首次在国际舞台大失颜面，它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盛极而衰的征兆。然而，路易十四依旧以执欧洲牛耳的霸王自居，并在18世纪初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这场战争于1701年3月爆发，共持续了13年之久。在这期间，英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在北美发动了史称“安妮女王之战”的对法战争。如果说法国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在欧陆稍有所得的话，那么它在北美的海外殖民地的大部分却为英国所夺。

纵观路易十四的统治，虽然在其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较为繁荣的局面，国库也一度大为充实。但这位“太阳王”的好大喜功，尤其是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不惜穷兵黩武，不仅很快使得国库再度空虚，还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不仅法国的工业发展落后于英国，贸易和航运远不及荷兰，而且不少法国人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农民的暴动与城市贫民的起义在这一时期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702年爆发于塞汶山区的“卡米扎尔起义”。路易十四在内政方面的一大败笔是废除了“南特敕令”，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持久的。与之恰恰相反，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却因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来的一批又一批既有技术又有资金的信仰新教的工商业者而受益良多。例如，定居英伦三岛的法国新教徒巨富，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添加了可观的资金；而大批法国胡格诺工匠和商人涌向勃兰登堡开设纺织工场以及生产铁、丝和纸的作坊，则大大促进了近代工商业在大庄园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北部的诞生。

专题：现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

勒奈·笛卡尔，1596年3月31日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笛卡尔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尔就进入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2年到普瓦捷大学攻读法学，四年后获博士学位。1616年笛卡尔结束学业后，便背离家庭的职业传统，开始探索人生之路。他投笔从戎，想借机游历欧洲，开阔眼界。

这期间有几次经历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次，笛卡尔在街上散步，偶然间看到了一张数学题悬赏的启事。两天后，笛卡尔竟然把那个问题解答出来了，引起了著名学者伊萨克·皮克曼的注意。皮克曼向笛卡尔介绍了数学的最新发展，给了他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

与皮克曼的交往，使笛卡尔对自己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探寻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数学的、具有普遍使用性的方法，以期获取真正的知识。据说，笛卡尔曾在一个晚上做了三个奇特的梦。第一个梦是，他被风暴吹到一个风力吹不到的地方；第二个梦是他得到了打开自然宝库的钥匙；第三个梦是他开辟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道路。这三个奇特的梦增强了他创立新学说的信心。这一天是笛卡尔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有些学者也把这一天定为解析几何的诞生日。

然而长期的军旅生活使笛卡尔感到疲惫，他于1621年回国，时值法国内乱，于是他去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地旅行。1625年返回巴黎，1628年移居荷兰，并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

1621年笛卡尔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尔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尔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他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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