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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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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言论(三)试读：

翁文灏坚辞教长

新任命的教育部长翁文灏氏坚辞不就，据他打给友人的电报，说个人昧于教育行政，盲人瞎马，决难胜任，已电政府，请另简贤能。截至记者草此文时，翁氏尚无愿就的表示，就他这几句话看来，昧于教育行政而做教长，便等于盲人骑瞎马。其实照现在流行的风气，“昧”于什么，正可大做什么，“盲人”专喜骑着“瞎马”乱闯，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惭愧，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该，翁先生独斤斤以“昧”字为言，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要怪他思想落伍，不足称为识时务的俊杰了！

在北洋军阀时代，我们常见当时“北京政府”的阁员大人们几于都是万能的人才，今天长外交部，明天可以忽而调任财政部，过几时又可调任内政部，往往以一人而轮长各部，他实际是无所不“昧”，而却满不在乎“昧”与不“昧”！其秘诀在乎能做官，能做官则“昧”而不“昧”；不能做官则不“昧”而“昧”。现在北洋军阀当然已成为博物院里的古董，但万能的现象，似乎流风余韵，犹有存焉，而翁先生独“自视欿然”，可谓“过人远矣”。

我们知道翁先生是一位学识湛深的地质学专家，他所主持的地质调查所的成绩斐然，久为国人所推崇。以这样一位高尚纯洁的学者，决非专以做官逢迎为能事的政客所能望其项背，叫他做教长，我们未尝不可开个欢迎会，但是想到我国的真正的专家既若凤毛麟角，弥足珍贵，便把他拉去做官，他的官未必做得好，而专门学术上却遭了一个大损失，这般一想，记者虽绝对没有和他抢做教长的资格，却很不欢迎他离开地质调查所而踏入教育部里面去。

我国不但阔官僚无一不自视为万能，而社会上的所谓名人，也往往有人把他看作万能。其实万能必一无所能；或原来不无一二专能，亦因强作万能而并失其原有之一二专能，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实亦社会的损失，自爱爱人者对于此点似都应加以相当的注意。

民心背离中的胡佛

美国每届选举总统，总有一胜一败，“胜败兵家常事”，原不足奇，不过历届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其景象之狼狈，此次胡佛可谓开了一个新纪元，可谓触足了霉头！

他尤其狼狈的一次要算十月二十二日赴第特罗作运动选举演说的一次，他的专车刚到车站时，就有二千余人对他作示威运动，大呼“打倒胡佛！他使一千五百万人失业”，致胡佛被困车内二十五分钟，由大队军警出来弹压，始得离站赴奥林匹克运动场会所。自车站至运动场开会的地方，路长四里，两旁满立民众，总统车过时，或悄然无语，或发怨骂之声，无一作誉词者，胡佛总统在车中欲强作笑容，但终不能掩其情感，总统夫人坐在他的旁边，则双眉深锁，默然不语，其窘态可以想见。

据路透社纽约电讯所传，有人以为胡佛总统之不复获选，原因有二：一为数百万美人之感受时艰者之盲目愤恨；一为共和党宣传布置不若民主党之完善。其实在野的民主党还用得着宣传，在朝的共和党在事实上已有的表现就是它的最有效的宣传，在事实上既弄得焦头烂额，引起国民一般的“愤恨”，虽欲有所宣传而实难自圆其说，即“布置”得再“完善”，亦难引起人民的信仰，虽在文字上嘴巴上吹上了天，还是白吹！不过我们却未曾听见胡佛刮过地皮，未曾听见他引用满山满谷的狐亲狗戚，平心而论，他在数年中还是苦心孤诣的很勤苦的干，美国经济的不振是资本主义末日的自然趋势，是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罗斯福来，也是无可如何的，就此义而称美国人民“愤恨”为“盲目”，尚有几分意义。但此事至少可以令人愈益深刻感到经济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如对大多数人民的经济问题无法作实际上的解决，不管你在嘴巴上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大多数人民仍感到切身的痛苦，结果还是奉送你一个“愤恨”，倘大多数人民的经济问题搁置脑后，而少数狐亲狗戚的腰包问题反大解决而特解决，那“愤恨”更说不上什么“盲目”了！

招商局收归国营

我国唯一最大的航业机关招商局——也可以说是腐败最著名的航业机关——最近已以“收归国营”的名义在报上长篇累牍的供给新闻材料而吸集世人的特殊注意了。本刊对于过渡期间的财政，原主张逐渐增进国营生产事业的收入，务使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国营生产事业的收入能占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减轻人民对于国家财政上的直接担负，一方面以所得利益公诸全体人民共享。但是我们对于“国营”，须先注意怎样的“国”？怎样的“营”？社友新生先生在《中国财政的症结》一文里（见《生活》七卷第四十期双十特刊），认为此事“有一个大前提，即须先办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而后国营生产事业始可得到充分发展而不致蹈官办事业先肥私囊之覆辙”。现在我们做国民的对于“国营”能存有多少希望，须先问这个大前提解决了没有？

据招商局新总经理刘鸿生氏对人表示，谓该局历年来性质不清，厥为国有商有商有商办及商办官督等问题。“商办官督”诚然和所谓“国营”者不尽同，但“国营”和“官”既脱不了关系，“官督”的成绩和“官办”的成绩至少有相当的象征作用。该局全体理监事于本月十四日宣誓就职的那一天，交通部长朱家骅氏在所致的训词里，说起“不料监督制度实行至今，迄已五年，不但毫无成绩，而该局营业之崩败，如狂澜既倒，莫可挽救”。前监督陈孚木氏甚至有受贿七十万圆的嫌疑，躲在香港打着电报装腔作势不肯出面，大替《官场现形记》增加了一页光荣史！

而且国营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将所得利益归全国民众共享。现在的铁路算是“国营”的了，头等车亏本而三四等车赚钱，加起价来却是三四等活该倒霉，至于乘三四等车挤得好像装猪仔一样，那是民众的当然权利，也可以算是“共享”的一种！阔人要看风景，花车少不得！火车既有花车，将来轮船大可特设花舱，俾得相映成趣！“国营”两字怪好听，但是我们要注意怎样的“国”？怎样的“营”？

趣剧

近来我国军阀们之勾心斗角，颇能造出有声有色的滑稽好戏给民众赏鉴赏鉴。例如川中两位刘大军阀残民以逞，刘湘不但堂而皇之的大发通电，而且于告捷电中大撒其谎，说什么“我军达到地点，人情欢跃，如饮甘露”，老百姓的心理被军阀们猜得这样准确高明，“废止内战大同盟”非赶紧把招牌放下，急将“废止”改书“欢迎”不可，否则“欢跃”没有机会，“甘露”又“饮”不着，岂非不胜瘟透可惜之至！本月二十日汉口来讯，谓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以陆海空军大举进攻泸洲，驻沪之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悉力拒战，实行主力之接触，旬日以来，大小数十战，双方损失奇重，他们的勇敢真不在东北义勇军之下！尤奇的是两刘同时通电告捷，不知道他们俩互相火并，于他们之外什么人打了败仗了！两刘打给军事委员长蒋中正氏的电报，各称“我军”，不知自蒋委员长看来，两面敌对的军队都“我”起来，究竟谁是真我，谁是假我，俾得论功行赏，传谕嘉奖！刘文辉致蒋电说起“其最惨者莫如飞机，弹落则血肉横飞，房屋灰烬，然伤亡者无辜之良民，残破者精华之地方”，电内并未指明是谁干的，难道以此表功吗？可谓莫名其妙！

最近刘珍年因在山东做了一出好戏，中央先要把他调驻安徽，安徽反对；改而调驻湖北，湖北又反对；再改而调驻浙江，浙江亦正在反对中。上海全浙公会于二十日电蒋委员长，行政院及军政部，谓“胶东刘师不容于鲁，调皖皖拒，调鄂鄂拒，兹闻调浙，群情惶骇，浙境安宁，无驻重兵必要，请另指防地，以安人心”。无处无“人心”，何处最便于政府安插卫国保民的军队，确是一个很费研究的问题！

听说刘珍年在胶东虽号称一师，竟扩充至三万余人，可见他志在做大军阀，鸿鹄之志未达，所以弄得东拒西绝，与其说是他因为做了军阀而受人拒绝，不如说他是因为未做到完备而倒霉，倘说民众真已有了拒绝军阀的力量，那我们真该雀跃三百，中华民国早该太平了。

卧着拿薪水

据报载最近冯玉祥氏对新闻记者谈话，有“国家将亡，应卧薪尝胆，但他们正在卧着拿薪水”等语，末了一句颇饶幽默意味。我们做老百姓的看惯了当今所谓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时干得乱七八糟，下台后却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我们对于大人先生们的高论，常觉得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但像冯氏说的这句话，对于国难中老爷们的泄泄沓沓醉生梦死好像已倒在棺材里的心理形态，似乎描摹得颇有几分似处。拿应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么罪过，可是一定要不客气的“卧着拿”，那撒烂污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们如略再仔细的研究一下，便觉得仅仅拿薪水的仁兄们，就是“卧着”拿的，大概都是藉此勉强糊口活家的可怜虫。讲到国家民族的元恶大憝，却是那些不靠薪水过活，所拿的远超出于薪水，你虽求他们仅仅安安分分的“卧着”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宝贝！

诚然，现在有一班全靠着显亲贵戚，在衙门里挂个衔头吃现成饭的官僚老爷们，拿着薪水无事可做，只须“卧着”就行。他们只要靠得着封建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资格以及能和这种资格发生直接间接关系的人们，都有便宜可搨，都只须“卧着拿薪水”！但是他们不得不求生存，这样的社会既不能容纳这许多求生者，他们只得往比较可以糊口的路上钻。对这种人我们仍只觉得怜悯，认为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罪恶。

至于上等的贪官污吏和搜括无厌还要打着玩玩的军阀，那是“卧着拿薪水”并非他们所屑为的。“捐税名称之繁，既已无奇不备；勒借预征之酷，复又遍及灾区。”（见国府请求川军停战命令）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万倍了，但他们却不愿安分的“卧着”，却要“罔顾国难，藉故交兵，军旅因内战而损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锋镝”。就是客客气气的请求他们“引咎互让，立止干戈”（亦见上令），他们仍充耳不闻，玩得起劲，这就请求他们“卧着”而不可得了！

临死不忘义军的徐君

沪江大学被车撞重伤殒命的学生徐焕棣君，据他的阿兄所述，徐君因肝部破裂三寸许，不能医治，致于上月十三晨五时一刻逝世，临死时念念不忘者乃东北义勇军，遗嘱阿兄将他的衣袋内所余的二十余圆捐助为义勇军军费。肝部破裂三寸许是何等痛苦的病症，临死是何等紧急的时间，乃能于此痛苦呻吟之中，即将瞑目之际，念念不忘东北义勇军，其意义不在二十余圆的物质数量，乃在其一片至诚——令人感动的热血肝胆！他的这种精神，足以代表终必复兴的中华民族的青年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精神！记者对徐君的不幸夭折，敬表无限的惋惜，对于徐君临死时的念念不忘民族前途安危的纯洁高尚的精神，尤表无限的敬意。

为民族生存奋斗而视死如归的东北义勇军，其可歌可泣的事实，常传入我们的耳鼓，使我们感愧，使我们奋发。据齐齐哈尔电讯所传，谓“日军占领道镇后，谷部队于十七日（上月）上午十一时与义勇军一百五十人冲突，该军队长为妙龄女子，骑白马单身冲入日军中激战，遂战死”。又据北平电讯，“救国军女队长陈春波，十日（十一月）率队攻绥，与敌战一昼夜，被敌机炸伤左腿，当退韩家沟待机，大部刻已移集热边凌源一带”。以弱质闻于世的中国女青年，有这样慷慨赴义的决心和精神，谁谓我们的民族没有光明的前途？陈女士还有人能举其名，若单身匹马战死的那位女杰，并其名而未宣于世，牺牲一身为大众福利奋斗，但求其心之所安，名固身外物，无足轻重，但是这种无我的精神，愈足令人悲慨感奋。

最近有在广州某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的某君来沪过访晤谈，据说他所遇着的在广州就有数百青年，均表示苟有裨于民族的拯救，虽死无憾。以效死的精神为民族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我们于悼惜纪念徐君之余，连念及此，不禁于黑暗中好像望着了前途微露着的曙光，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奔前程。

无名英雄墓的创建

最近看到创建无名英雄墓委员会送来的一份“募捐启”，略谓“‘一二八’之变，我军苦战三十余日，其间抵抗最久，炮火最烈，伤亡最多者，实为庙行镇一带。庙行一村落耳，居民仅百余户……敌攻闸北，久不能下，乃续调大军，改设主攻点于此……我军因屋为营，掘壕死守，在炮火机弹狂轰猛射之下，村屋全毁，士卒死亡山积。然于我军总退却前，敌未能越雷池一步！呜呼，此非我民族精神之表现耶！……而当时粉身碎骨之大多数士卒及义勇助战人民，遇害而不知姓名者，仅余荒冢累累……爰于抵抗最久，炮火最烈，伤亡最多之庙行镇东南隅，度地营阡，表曰：‘无名英雄之墓’……墓之周围，遍栽花木，藉以供护侠骨忠魂……而二十一年来所受至惨至酷之外侮，可以于后人脑海中，永留一深刻之印象，用以奋起我民族之观感……”

为民族大众的生存而奋斗，死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自顾其身的无名英雄，诚值得我们的顶礼膜拜，永志哀思，所以我们对于无名英雄墓的创建，很愿乐观厥成。当日帝国主义的暴军掠夺东北入寇淞沪的时候，实际奋起抗敌的，在东北仅有马将军（后来才有李杜、丁超、苏炳文等健将），在淞沪仅有十九路军（最后加入一小部分的第五军），而当时负有守土抗敌的军事长官固不止此，都明哲保身的不知滚到那里去了！所以这座墓的建设，除“募捐启”中所举的两点效用外——供护侠骨忠魂与永留深刻印象——还有一个很大的效用，就是愧死只知对国民耀武扬威，只知在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的军阀们！

可是我们如再进一步想想，却还有一点很可痛心。世界大战后各国也盛行所谓“无名英雄墓”，因为他们在实际上不过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所以只可怜而无可敬。我国的“无名英雄”抗的诚然是帝国主义了，而实际所保的是什么？保了同胞大众呢？还是保了军阀官僚们的地盘饭碗？这个答案是应由后死的同胞负责回答的，因为死者不能复生，要使得死者不致白死冤死，全靠后死者的努力，这却不是仅仅创建一座墓所能了事的了！

国府迁回南京

距今三十二年前（即庚子，公历一九○○年），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直破京津，前清西太后挟着光绪奔到西安逃难，壬寅（一九○二年）见无逃难必要，才一同回銮，换句话说，也就不过是逃难逃回来罢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很可痛心的故事。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日舰威逼首都，政府于仓卒间“乃徙洛阳”，并宣言长期抵抗，在洛阳“长期抵抗”了足足十个月，最近“以适应环境，东返首都”，已于十二月一日迁回南京，宣言“持续长期抵抗之策略”，并举行异常隆重的“回京典礼”，由全体官员迎主席入城，至国府礼堂受贺，极一时之盛。这次政府的“徙”来“徙”去，和庚子祸乱之“逃”来“逃”去，其受帝国主义暴军之协迫虽同，而不可相提并论者，因庚子祸乱，当道者自言是逃难，前清西太后在行在时还下诏罪己，这次却大大的不同，因为“乃徙”时是为着“长期抵抗”，“东返”时又是为着“长期抵抗”！可见只要有“长期抵抗”的决心，“徙”也这样，“返”也是这样；这样看来，“抵”不“抵”和“抗”不“抗”，在实际上和一“徙”一“返”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却令人越想越糊涂了！有位王复鼎先生在《申报》上登着“闻国府迁回首都感赋二绝”，其第二“绝”是：“幸得将军不顾身，河山半壁挽沉沦，洛阳道上元勋驾，重入金门拂路尘。”这却是一件不必想而决不致糊涂的，因为这明明是一件切切实实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

说到这里，想起吴稚晖先生说过几句妙语，他说：“行政院譬如土地堂，有土地堂，老百姓还是吃饭睡觉；没有土地堂，老百姓也是吃饭睡觉，故无焦急必要！”这话如果真说得去，我们做老百姓的真乐得高枕而卧，但是国都搬来搬去虽似乎和老百姓的吃饭睡觉不生关系——因为和“长期抵抗”寻不出关系，而是是否真能“御侮图强”，老百姓却无法不焦急。

追悼殉难四童军

当暴日蹂躏淞沪，忠勇的十九路军及一小部分的第五军血战抵抗的时候，有中国童子军第五十团团员罗云祥，鲍正武，毛征祥，应文达四君，因眼看着无数同胞被暴敌无辜残杀，乃根据童子军第二条——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的训词，随着战地服务团奔往战地辅助红十字会，救了不少受难的同胞的生命，乃竟遭暴敌掳掠惨杀，以身殉难。上海童子军理事会特于本月十一日在市商会举行追悼典礼，并举行殉难四团员纪念碑揭幕典礼。四君年龄最幼者十六岁，最长者不过二十一岁，都是英俊有为的青年，为我们这个正在挣扎奋斗的民族效力之日正长，遽遭非命，曷胜悼惜！但舍身救同胞于危难，为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残暴而牺牲，这是有意义的死！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死！

举行四位烈士追悼的《大会宣言》里面有“抚念忠烈，益惭后死”之语，我们反复诵读这八个字，尤不胜其感慨系之。但记者于追悼四君之余，还有一点要和全国有志青年提出，加以郑重的解释者，即我们所以“扶念忠烈，益惭后死”者，其注意要点绝不在“死”字，而在乎他们四位所以死的意义。每见爱国青年，动辄想到死路，报纸传述，屡见不鲜，即在记者执笔作此文的前一日，即有一位十六岁青年学生严世英服毒自杀于旅舍，遗书有“东北失陷，国事蜩螗，愤慨异常，生不如死”等语，这就只想到一个“死”字，以为只要一“死”，便足以风世，而不知道无意义的死，和死一只猫一只狗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有人说他为忧国而死，何谓“无意义”？其实所谓“有意义”，不仅指动机，尤重行为，像四君的死，所以有意义，不是他们躲在房间里自裁所造成的，乃在舍身救济危难中的同胞和抵抗帝国主义的残暴的行为上表现出来。

人间地狱

记者最近在一个午夜里偶然看到有位吉云先生作的《关中见闻纪要》（见《独立评论》第二十九号），描写陕西的无辜农民受着当道“逼款”的惨酷，辗转反侧，一夜睡不着。据说该省“每县每年派‘烟款’若干万，再由县政府按全县田亩分配，无论你种不种鸦片，派给你的‘烟款’总是要缴的！”“一方无力缴，一方想法逼他缴”，故有“逼款”这个新名词的产生。至于“逼款”所用的方法，第一步派许多公差到欠款的人家，把他可以变卖的东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将官里来，先打五百“画板”，限三天缴款！过三天没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两天，限满没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镣，改限一天，如此演进下去！该文作者尚有一段至惨极酷的叙述：“我记得我们从盩县向西到了一县，因为那个地方荒僻得很，没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县政府借宿。我们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边的西厢，东厢是收发处。我们因为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觉。刚要入梦的时候，忽然听到那位收发先生大声叫传人。不到一刻，果然听到脚步和铁镣杂乱声，差役呵喝声，‘堂上’拍‘惊堂’呼打声，杖责声……哀求声，号哭声，呜咽声！我起初想被讯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杀人罪，不然决不会带镣打板子的。跟后又听出‘堂上’怒骂，限张三一天内缴五十，李四两小时内缴二十，方才明白……是‘逼款’！他们这样闹到半夜，才慢慢沉寂下去。”该文作者第二天因下雨再留一夜，到了夜里还是照样这一套！还是听到那种“号哭哀求，凄惨的哽咽”！据说他后来走的县份多了，看见各县差不多一样！经不起毒刑的人只有卖妻子赎命，不愿卖妻子和没有妻子可卖的人便只有待毙。

篇幅有限，介绍的话说得长了，不能多加评论，但国人看了这种事实，也必能自下结论。我要问这是否人间地狱？闭目设身处地想想，谁能不痛哭？有国无国，和这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民众有什么相干？我更要问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

一年一度的新年

每过了三百六十五日，都可遇着一年一度的新年，这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常人总喜欢在这新年里结束旧帐，开拓新机，怀着种种新的希望。不过这也要看什么人。像欧美各国便有好几处有成群结队的失业者，乘此机会举行“索食示威”，受着军警的严厉取缔，未过年没得吃，过了年还是没得吃。例如我国关中一带的苦百姓，被当道逼缴“烟款”的时候，带着手镣脚铐在大老爷堂上被杖责得惨呼痛号，未过年缴不出“烟款”要挨打，过了年缴不出“烟款”还是要挨打。又例如甘肃一带的老百姓吃树皮草根，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未过年这班老百姓吃的是树皮草根，过了年这班老百姓吃的还不过是树皮草根。未过年这班大姑娘的裤子发生问题，过了年这班大姑娘的裤子还是不免要发生问题。总之过年这回事在他们是“有若无”的，没有旧帐可以结束，没有新途可以开拓，当然没有什么新希望可给他们怀着。此不过随手拈来，略举数例，此外大多数劳苦民众未过年是救死惟恐不赡，过了年还是救死惟恐不赡的，更不胜枚举。至于东北受不抵抗主义的恩赐，热血义民因反抗日帝国主义而死于非命的；闸北，吴淞，江湾，浏河，太仓一带，抵抗日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忠勇军士和无辜良民；较近在抚顺附近之千金堡，栗子沟，平顶山三村，暴日军队因探悉有大刀义勇军三人至平顶山探路，即将三村男女老幼三千余人，用机关枪扫射惨杀；凡此种种在未过年以前，都已送了生命，都来不及过年了。此外就是勉勉强强可以过年的人，在这种呻吟号哭的环境中，虽欲强颜欢笑，亦不可得。

这样看来，要过个比较的心安意得的年，似乎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但是也和民族的整个出路脱不了关系。民族的整个出路，在政治上的领导者能以大众的意旨为意旨，能以大众的力量为力量。《申报》上有位穗先生在《新年献词》里说过这样的几句话：“在一种严密计划之下，使大众能各尽其力，各尽其能，而且人人是为社会尽其力尽其能，才能获得大效。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不能运用民众的伟力，这恰为自取灭亡之道。”这诚然不错，但是要民众能为打成一片，要民众的伟力能为所运用，这种“严密计划”必须能代表大众的意旨，然后才能获得大众的力量。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至少要希望过了年以后，在御侮方面，在内政方面，在建设方面，和未过年以前的空调儿烂调儿有些不同。

民权保障同盟

最近宋庆龄、蔡元培诸先生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上月二十九日在本埠华安大厦招待本埠中西各报社记者，记者亦承邀列席，略贡管见。据该同盟《宣言》所述，目的有三：（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并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该《宣言》劈头就说：“中国民众以革命的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据蔡先生谈及，孙夫人自谓她所知道的这种青年被非法拘禁，身陷黑暗境域，而为世所不闻不问者，即不在少数。孙夫人致词中对于“非法拘禁与中世纪遗迹——秘密军法审判之存在”（孙夫人语），尤有痛心疾首的表示。

我们对于诸先生的意旨和热诚，敬表示无限的钦佩，惟在目前的实况之下，民权是否仅靠文电之吁请力争所能保障，实属疑问，该同盟《宣言》里亦曾提及“我辈深知对此种状态欲为有效与充分之改革，惟有努力改造产生此种状态之环境”，诸先生也许亦有见及此，不过未便明言罢了。也许以宋、蔡诸先生身负党国重望，益以精诚热血，力争正义，为暴戾恣睢者所未敢横加摧残，收效或非平常民众团体所可同日而语。我们当然希望该同盟之积极进行，并愿竭其绵力所及，实践孙夫人所谓“对于共同之使命应有联合之战线与忠实之合作”。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便知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不过依统治者的程度之高下，这种努力奋斗争取亦可有两种途径之分别。一种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一种则为流血革命。前者为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所能容纳，后者则为冥顽不灵者所终必自招，所谓自掘坟墓者是。且就历史上的事实看，总是到前法用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时，第二法不待敦请而自己要应着环境的需要而强作不速之客。孙、蔡诸先生所发起的这个“民权保障同盟”当然是属于第一法，为中国计，我们当然希望该同盟的成功——希望之能否成为事实，那要看对象如何了。

木炭代汽油的发明

我们愿竭诚对我国发明木炭代汽油的青年发明家汤仲明先生致敬礼。

汤先生河南孟县人，现年才三十六岁，曾于民国八年赴法，专习机械工程，并入汽车火车飞机厂实习，在法研习七年，民国十五年回国后担任陇海路开封修械厂厂长，陇海第三段段长，现任该路机械工程师，公余仍悉心研究，并以月薪所得作试验费，数年如一日，鉴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品几于十八九均仰给帝国主义的国家，即就内燃发动机原动力所用汽油一端而论，全国统计，每年外溢的金钱便在三万万圆左右，漏巵之大，至可惊人，且筑路声浪，充满全国，汽油消费必随汽车增多而俱增，一旦国际间发生战事，汽油来源断绝，于交通及工业生产，影响尤大，乃于民国十六年开始秘密研究木炭代油炉之制造，屡次改造，到民国二十年始告成功，现已在实业部立案。在陕西试验代油汽车，屡作长途旅行及爬坡，平均速度达二十五英哩，更无汽油臭味，且价值与汽油相较，为一与十之比，其价廉物美可见。听说山西阎锡山氏已和他签约，在太原设厂制造，以应社会需要。倘能精益求精，普遍利用，于交通及农工业上的机械都有很大的贡献，果能由此以一人的心血发明，为本国岁省数万万圆的漏巵，对于国家社会的功绩为何如？这是就对外的一方面说，讲到对内，是否不致仅为少数军阀官僚装腰包，而真能将实益公诸大众，那又是另一问题了。

我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逊于他国，往外国学习工程者亦不在少数，但回国之后，不是做尸位素餐的官僚，以消磨志气；便是做仅仅捧读外国书本原文为能事已尽的教授，以虚掷光阴。此外余暇往往尽瘁于饮食征逐的无谓应酬，埋头于麻将扑克的伤神把戏，能有或能用其实际的学识经验以成事功者已少，能对所学继续刻苦研究以期有所发明而贡献于社会者更少。我们希望这班老爷们和教授们都能闻风兴起，不要把从外国得回来的衔头文凭作敲门砖，把门敲开了，便把砖抛到不知去向！

中国又多一处王道乐土

据天津电讯所述：“日将铃木六日宣言，决不由榆关城退出一步，又在榆关发布告，劝人民安业，则可成与‘满洲国’同样之王道乐土。”中国承蒙日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恩赐，又多一处“王道乐土”了！

我们试闭目想象这块“王道乐土”的惨景，便可知道暴日的大陆政策倘若完成，将全中国沦为“王道乐土”的时候——我深信这个“时候”是可由我国的努力奋斗避免的，但如像现在的变相屈服的“长期抵抗”却没有希望——中国人所享得到的“乐”趣！山海关失陷之后，城内外大火，燃烧三日三夜，尸骸遍地，血腥狼藉，呻吟待死者不可胜数，日军藉口扫清战场，挨户搜查，浪人流氓，从而助虐，诬犯嫌疑，任意惨杀，对青年学生，仇视尤甚，死于非命者前仆后继，青年妇女，任被强奸轮奸，莫敢谁何。这种惨酷的遭遇，一部分同胞及身先受，实为全民族先尝苦楚，先被侮辱，时间虽有先后，祸难终将遍及，我们要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祸福，团结全民族的力量，起而抗敌。蔡廷锴将军致中央请缨电，有“不忍牺牲国土以博个人苟安享乐”之语，东省由不抵抗主义而拱手奉送之后，平津是否可以“苟安享乐”，当前事实，已足证明，即欲“牺牲国土以博个人苟安享乐”，也只能做到前半句，后半句还是终成泡影。张学良到了最近，也有“对日暴行只有血肉一拚”的话，未尝不是他亲身阅历得到的教训，虽嫌太晚，果有诚意，我们未尝不许人自新。在民众方面，在下级军士方面，实早有奋身抗敌不畏牺牲的决心，这只须看全国民众对于拚死抗日的马占山、苏炳文，东北义军，及喋血淞沪的十九路军第五军的态度，以及在忠勇奋发的领袖所领导下的抗敌战士之视死如归，便可不言而喻，此次山海关三昼夜之抗战，安德馨营长全营三百人力战殉难，无一生存，其义烈尤可感泣。问题全在手握国家大政者能否放大眼光，速决大计，勿为个人保实力，但为民族辟生路。

又一王道乐土的消息

有友人某君新自东北来沪，一群朋友见着他，便围着殷殷询问关于已被日本在前年九一八攫去的那块“王道乐土”的近况，他报告了许多事实，我现在要撮举一二转告读者。

据说在这块“王道乐土”里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无时无刻不在日人任意支配中，即无时无刻不在危殆中，只要他觉得你有些微反日的嫌疑，尽管毫无证据可言，可以随随便便的结果了你的生命，由此含冤而死者无数。日人则叱咤风云，华人则朝不保夕，常常死得莫名其妙！

有一个乡女进城，有几个日兵问她是哪一国人，她脱口而出的说是中国人，被他们痛打耳光，这个乡女吓呆了，想起他们是日本兵，便改口说是日本人，不料他们打得更厉害，说你那配做日本人！这个乡女最后只得说“不是人”，他们才哄笑一阵，饶她一命。这是中国人在“王道乐土”中所受的侮辱的一斑——也许就是“王道”的待遇吧！

在这块“王道乐土”内，关内的报纸当然是一概不准看，虽有“日本汉奸”（即日本人自己做日本的汉奸）以重价偷售《大公报》以图利，但看到究属不易，西文报纸因有洋大人保镳，取缔很松。这位朋友有一天带了一份西报，到一家店去买东西，店里有好几个中国商人见他看西报，便围着问他关内的情形，问他张学良是否还想不抵抗，问他中央政府是否有出兵收复失地的计划和诚意，如有几时可到，盼望得什么似的。据这位朋友在东北民间所得的印象，一般民众都恨极了张学良的不抵抗，都盼望关内能出兵收复失地，说他们的身家财产都可不怕因此而牺牲。我说关内的民众和中央政府实愧对这一班患难中的关外同胞。

又据这位朋友说，在沈阳的西侨舆论，固不直日人的暴行，但有的西报社评却认为日人固然野蛮，但对付中国民族却只配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并谓日人的暴行，任何西方国民均不能忍受，而中国人却能忍受，所以该受！我们听了这样的论调，作何感想？

不便发表下的管见

据《申报》所载，军政部长何应钦氏对访者答语谓：“中央对日真正态度，事关军机，不便发表。”又据《新闻报》载：“军界息，某要人谈，政府对抗日早具决心，并有相当布置，国人可以安心。”上海市长吴铁城氏最近由京回沪，对新闻记者谈话，也说“中央对榆关事件，经迭次缜密讨论结果，已决定军事外交逐步应付方针，详细内容，未便宣告”。我们民众自从听见榆关关不拢，九门口又塞住了，虽性子极和缓，素来惯乐观的人，都苦于无法“安心”，要想知道一些我国对付暴敌究竟有了什么锦囊妙计，又碍于“军机”之“不便发表”，“内容”之“未便宣告”，这其中的“不便”和“未便”，固然不能说没有相当的理由，因为抗御敌人的打算，诚有秘密的必要，不过我们这班“阿斗”所惴惴不安者，自九一八以来，“镇静”迄今，沈阳失后继以锦州，锦州失后继以黑龙江，黑龙江失后继以山海关，山海关失后九门口又在岌岌可危之中了，恐将“继”着下去的还有热河和平津，依照田中政策，“继”的地方尚多，“继”的日期正长。讲抵抗，则马占山、苏炳文以及淞沪十九路军之自动抗敌，局部应战，或以援绝弹尽而忍痛退却，或以援兵过迟而力竭声嘶，责任何在，至今未明。此次榆关之战，最初仍奉令不准开枪，直至军士见敌迈进而愤激不能再自抑制，始自动开枪还击。此种事实，各报均有详载，早成公开秘密，记者非有意于国难方殷，犹作诘难之辞，惟惩前毖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倘所谓“军机”，所谓“内容”，在事实上的表现，仍不外乎但求幸免的心理，缺乏整个的计划，虽有少数忠勇奋发的将官军士在前敌作殊死战，为民族争回几分人格，但无主宰，无联络，无增援，徒成为敌人所“各个击破”的各个“孤军”而已。他人以整个计划，全国力量，侵略我土地，断绝我民族生路，而我们却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忌疾讳莫如深，对内勇于对外，这是何等惨痛的现象！

幸免心理所得的反应

我国应付国难的方针有吗？有！在文电上所宣布的，当然是说得天花乱坠，在事实上所表现的是怯懦，怯懦的背景是始终抱着幸免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是以平日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国，竟始终死心塌地专想倚赖帝国主义的集团——国联——就是后来明知国联决无可靠的希望，所谓“要人”也者，也还是口口声声说国联必能替我国主持公道。其先国联还唱着“空城计”，挂羊头卖狗肉，据最近的形势，索性在“城楼上”下令欢迎“司马懿”，索性把“羊头”抛掉，老老实实的公开“卖狗肉”了。据日内瓦电讯所述，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先和日本杉村（任国联副秘书长）商定所谓“新的妥协案”，并未与中国代表商量，所以该案全文已由松冈洋右电达东京政府，而我国代表在十四日尚谓对于此项建议内容，毫无所知。中国向国联乞怜，国联并未把中国放在眼里，已极明显。据十五日电讯所传，此案内容“既无一字语及满洲伪组织，亦未提及美国与苏俄，仅暗示有若干非会员国加入调解之可能而已”。所谓“无一字语及满洲伪组织”，何异默认日在东北掠夺的行为？但在日军阀仍不满意，尚要求修改：（一）宣言文中，关于尊重《李顿报告书》一节，则无异认“满洲国”之组织，出诸日本之手创，此点应削除；（二）五国委员会职权，应限在促成中日直接交涉之范围，不能当作解决中日纷争之机关；（四）国联尚未明确放弃邀请美俄之参加。日本不但要国联默认她掠夺东北的行为，而且还要承认她的行为正当——即须承认伪组织非出于日本之手创。此外要求“直接交涉”，在她是自以为看透了中国只有望屈服的一条路上跑的，所以斤斤于“直接交涉”，有恃无恐。国联之必始终迁就日本，这是摆在眼前的，我国自己作何打算呢？

为国捐躯的安营长及士兵

榆关抗敌血战，以南门之战为尤激烈，守南门的安德馨营长，奋勇杀敌，苦战一昼夜，负伤临阵，敌冲进时，率众三百人与敌肉搏，全营殉难。安为清真教徒，尸身由山海关回教友冒险抢获，灵柩于本月十八日运送到平，各界代表及民众到站迎接者万余人，十九日在北平清真寺开吊，官民纷纷冒雪去行最后敬礼者络绎不绝，将运往他的故乡保定安葬，报名送葬者已逾万人。我国民众对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牺牲者的崇敬与哀思，又有了很显明的表现。

据安营长的阿兄德明谈，说他的弟弟于国难严重时期，即将家眷送往故乡，以备尽忠于国，后又致函家中，谓外侮日亟，我已准备为国守土，置生死于度外，家中诸事可请大哥（即安德明）负责照管云云。又据上海回教同人接北方电报告安氏抗敌经过，谓于日军寻衅时，曾对他的士兵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骨上过去。”并于上战场时，大呼“中华民国万岁！”士兵听了，无不奋勇当前，慷慨授命。于此可见安营长为国殉难，早具决心。呜呼！“日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骨上过去！”这种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我们后死者应该含泪承受，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我们所沉痛悲愤者，倘我国果有整个的抗敌计划，通盘的联络布置，以安营长及其部属的忠勇奋发，所得结果，必不仅此。此次榆关抗战，将官因奉令不准使事态扩大，有碍交涉（？），不准开枪还击，敌部爬城进攻，只掷砖石，后敌猛攻前进，才于愤激中开枪抗御，此中戎机，已有出入。又据北来通讯，当敌方援兵涌进，炮火最烈之时，我方守兵不但无法换班进膳，即补充子弹，亦不可能，可见布置单薄，原无充分准备。在这种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而士兵犹能百折不回，死守不去，从容就义，尤令人闻之泣下，而所以致诸将士于如此环境中效死者，其责任何在，我们愿于愤慨哀痛之余，提出一问！

自援式的逃命

在此国难日迫，听说北平有大学校的学生向学校当局要求提前放假，停止考试，作“自援式的逃命”，很引起各方面的愤慨责难。据路透社北平电讯所述，谓“此间血魂团因有许多学生深恐日军攻入，纷纷离平，斥为无耻，谓若人人如是，则日军可安步而入，扬言拟以对付卖国贼之手段对付此辈学生”。北平市民陈学渡等三百六十五人，亦因此事，愤然呈请中央移用教费充军费，谓在此停课时间，学校实不应再领国家以人民血汗得来之教费，理当移充抗日之军需，以保国土而光民族。北平各界于二十二日开会追悼榆战阵亡将士，童子军挽联亦有“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之愤语。这种怯懦的自私的表现，我们诚无法为这班青年辩护，但是记者却不因此而就走到绝对的悲观方面去，至少有两个理由：（一）这种行为不是可以代表全部分青年的心理。即就北平采取“自援式的逃命”政策的大学生而论，听说燕京和清华也在内；但据一月十四日《申报》北平电讯，燕京大学即有一部分学生于当日赴热河参加抗日工作，又谓该校女生亦将赴热，参加救护工作，现正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又二十三日该报北平电讯，说“清华制造烟幕弹成功，定明晨全体参加工作”。可见他们也不尽是“逃命”专家！（二）怕死是人类本能，淞沪抗日血战中，日军降兵有叩头求饶一命的，说中国人一定比外国人怕死，殊不尽然。只须有真能有计划有决心有真诚信仰而为民族奋斗努力领导的中心力量，必定有多数人自愿抛却身家性命一同向着前程迈进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不顾九死一生的革命活动，不是青年肩负的吗？同是中国的青年，何前勇而后懦？无他，领导的中心力量有勇懦而已。路透社十三日有一北平专电，谓“北大学生昨晚开排日会议时，警察莅场拘去七人，内有女生二人”，民气消沉，青年裹足，症结何在，可以想见。

《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枪决案

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君于一月廿一日被江苏省政府当局枪决一案，据一月三十日《申报》消息，监察院认为“此举显属破坏法治精神”，“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全国律师协会“决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即将提起控诉，以维法律”；首都

新闻记者

听说刘君的罪状为“宣传共产”，据本月廿五日《时报》所载苏省主席顾祝同氏在纪念周报告此事，谓“最显著”的证据乃在该报副刊“铁犁”中所登的几篇文字。但依监察院的呈文，则谓该副刊中所登载的各篇小说，“仅描写社会生活状况之作品，此类文字，京沪各报，时有揭登”。退一步说，即假定刘君果有共产嫌疑，但如牛兰、陈独秀各案尚且移送法院依法审查办理，刘君何为独被糊里糊涂的枪决？

此案就法律的手续和罪名的内容言，政府都有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的必要。民众的信任是要用守法的事实来获得的。遇着这种事实的问题，结果如何，又是政府能否获得民众信任的一种试金石了。最近常听到起草宪法的谈话，如有法而不能行，起草何用？又何能引起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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