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和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未完稿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稿／陈思和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7
ISBN 978-7-5473-1442-5
Ⅰ．①未… Ⅱ．①陈…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②小说评论－中国－当代－文集③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Ⅳ．①I206－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3414号未完稿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mm×1240mm 1/32字 数：180千字印 张：8.75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442-5定 价：58.00元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021-62597596联系。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代序）——答《新京报》记者问
问：陈老师，你是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寻思”的发起者之一。时隔二十年，你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现状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答：就现在的上海都市生活状况而言，知识分子虽然还是不富裕，但是比上世纪末的那些年要好多了。悬置政治领域不谈，我觉得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主要出现两个新的现象：一是对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是回避的。二十年前市场经济新兴的时候，学者是不回避现实生活的，我们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就是觉得可以为避免市场经济带来负面因素而有所作为。二十年前我们很清醒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在带来生产力发展和人性解放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物欲横流、人欲过度乃至道德滑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那一套，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是可以在总结资本主义经济两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当时的“人文精神寻思”就是这样的努力：希望国家和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市场经济对社会风气和道德理想可能带来的伤害，并且有意识地去避免。
当时我做“火凤凰”系列丛书，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人一定要用一种精神理想来抗衡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负面的文化因素。但是很不幸，市场经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恰恰就是在人文精神这方面陷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全面崩溃的状态。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更需要人文传统，对人世的走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可是为什么最终人文传统还是淹没在商海之中，受到社会的集体唾弃？过了二十年，人文精神非但没有发展，社会上还出现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今天媒体报道和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社会案件、负面新闻难道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没有联系吗？
问：为什么二十年后我们物质上富裕了，可是人文精神的现状更令人忧虑了？
答：这正是我们要反思的。人文精神不是国家法律也不是天外来客，它就是你我心中的“宗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信念。人要相信自己，首先就是要相信人是有良知的。我们今天看见路人为抢道打架、老人被撞无人相助等不良社会现象，内心深处会感到有压力，会有自我谴责，只是良知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被各种利益博弈所压倒，陷入自我麻痹的状态。现在网上越是对各种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渲染，人心忏悔的恐惧就越是强烈。其实个人对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内心是有恐惧的，但是负能量转换为一种集体行为以后，就变成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等等似是而非的观念，以此来麻痹自我的良心。一个人要逃避自我谴责，要寻求心理解脱，他就会强调：“现在社会人人都是这样，我这样做也就没什么关系。”这种观念与人文精神的衰败是有密切联系的。
问：你曾说“如今我们的文化生活、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革命性转型”，可否谈谈其中的相似性？你现在对于“社会转型”有什么新想法吗？
答：二十年前“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时，我觉得“转型”、“过程”等等都是一种社会正在发展的动态的未完成状态，但经过这二十年后，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社会转型”是一种假设的目的。现在我们都在嚷嚷社会转型，但其实“转”到哪里我们并不清楚。1980年代百废待兴，社会转型总方向明确，要走向一个积极正向发展的新世界，可是到了199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大家的意见反而分歧了：要“转”向哪里去？所以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惑和问题。我开始觉得，当下，就是我们的现代性所在，社会永远处于这样的发展变化状态，如果真的达到完美状态，社会就停滞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的“社会转型期”，不过是每代人都遇见了自己当下独有的社会和个人问题，而社会一直都在“转型”，知识分子在其中必须发挥功用。所谓“知识分子”，通俗地说，一是要有知识，二是要有担当，这是一种缺一不可的组合关系。
问：但现在，其实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知识分子无法发挥社会担当的因素。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知识分子可能主要集中在学院里，学院是有墙的，和社会是隔离的。人在学院里，可以不看报纸不上网，照样做学术研究，学院可以给你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环境。但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做就不行。知识分子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索和当下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一定要把当代人的立场呈现出来，这就需要你去对学院体制作思考。这种体制总体上说是有碍人文学科的个性发展的。比如论文考核、职称评级、课题数量等等，对人文学科的伤害是值得注意的。体制把一切人文研究都转换为量化的数字，但是人文学科是最不能量化的东西，它是跟人走的，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这个学科。
问：当年你与王晓明主编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后，又与李辉等人相继推出《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你曾说这一套“火凤凰”系列是要重返“五四”新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怎样的新文化传统？
答：我是一个生命意识很重的人。当年的“火凤凰”系列一共编了四套丛书：从给孩子看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到青年批评家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从论述知识分子思想的《火凤凰文库》再到为老年知识分子保存学术成果的《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我为什么要编这四套书？我要体现的是一种生命循环的精神，实践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生涯中，也是要贯彻这个旨意的。今天我很开心，现在活跃在出版界批评界的许多青年朋友，他们不一定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生，但通过当年我写的、或者编的书籍而有了某种传承意识，这就像火炬传递一样。我现在可以不做什么了，因为已经有人在做我原来想做的工作。如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周明全，这些“80后”的青年才俊，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们主动来找我，对我说起当年的“火凤凰系列”怎么激励他们，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续小强希望我来策划一套新的青年批评家文丛，就用“火凤凰”这个品牌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周明全也着力编辑出版了“80后”批评家的丛书，为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工作的影子。
问：你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是你为当下人文精神复苏开出的一剂药方吗？
答：我所说的岗位意识如果能普及到普通人，这个社会就会好转，比如我出门乘出租车，司机开车不小心违反交通法规被罚钱，我就会主动把罚的钱给他。其实我与他并不认识，没必要给的，但是如果我给了，也许会在这个司机的心里加上一点温暖，他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他会在某个时刻心存善意，不再怨天尤人，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只是普及到知识分子，那这个社会还有希望，起码有人会呐喊，有人会呼吁社会不要往下沉。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放弃了，整个社会只有沉沦在道德滑坡里了。
问：你说自己的岗位就是教育、学术和出版这三位一体的实践，而这是你在40岁以后找到的。你40岁时是1994年，是第一次“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发生以后，这是否就是你找到自我道路的转折点？
答：我是从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寻思”开始有这种自觉的。但丁（1265—1321）是在1307年（即42岁）左右开始写《神曲》的。但他把《神曲》的叙事时间定在1300年复活节周，他35岁那年。所以就有开篇的“拱门之顶”之说，但丁也陷入过精神危机，他在《神曲》一开始就说，在人生中途的自己迷失了路。而我在35岁到40岁这五年内的经历，却让我收益很多。新世纪以后，我的人生观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改变。新世纪以前，我是从文学入门，探讨的是知识分子独立人生的道路选择。进入新世纪以后，我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开始为学院体制工作，需要担当起一个系的发展重任。从前我是闲云野鹤，作为一个旁观者，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对学院是采取疏离的态度。可是从做了系主任以后，个人与学校的关系、中文系和学校的关系、学科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关系等等，我都要去沟通协调。但即使这样，我也是带着自己的生命意志进入体制内的，尽量想让一切事宜都处理得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实际上并不能如意，比如我一方面反对学院体制的僵化，一方面也必须执行这个体制决定的工作任务。我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要保护中文系的人文传统和知识传承，尽量维护其中的学术自由环境；另一方面我又要融入体制，去保证各种评估顺利通过，获得各种发展资源。这样的工作我做了十二年，和体制打交道十二年。直到2012年我辞去了系主任的职位，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新世纪这十五年来，我的人生经历了变化，对于现实中的那些“潜规则”，我内心都有一份自觉，我知道自己现今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无法回避那些现实的东西，为了学科的发展，需要去妥协去周旋。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的现实岗位是可以移动的，但是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年轻时我受过存在主义影响，提倡站在当下的立场去做实事，而且不能一个人单枪匹马，一定要通过群体的努力带动一批人去向好的方向努力。编“火凤凰”也好，“人文精神寻思”也好，我从来都是团队作战的。我也想过有一天要“独善其身”，但起码现在，我还是要继续在藏污纳垢的社会上，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采访者：柏琳）修订于2015年5月14日初刊于《新京报》2015年5月16日辑一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概述(1)(2)
在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内，中国现代文学是独立的二级学科，规定开设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设置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较长的学科史和具体的学科内涵。如果我们追溯它的学术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学”的研究阶段（1917—1949）；
第二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阶段（1950—1985）；
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的研究阶段（1985— ）。“新文学”、“现代文学”和“20世纪文学”三个概念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对这门学科的不同认识。第一阶段：“新文学”的研究阶段（1917—1949）“新文学”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同仁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发起的一个强调白话为主要语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各类文学样式为主要形式，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落后现象，提倡人的自觉和人性高扬的文学运动。“新文学”的对立面，一是表现传统士大夫阶级没落情绪的贵族文学及其形式（旧体诗、骈体文、桐城派古文等），二是新兴于文化市场的以(3)消遣为主要功能的市民大众文学（鸳鸯蝴蝶派以及各类通俗文学）。“新文学”的“新”，代表了以世界先进自然科学与先进社会科学为标志的现代人的追求目标（科学与民主），也代表了中国人以世界先进国家为参照系努力发展未来的方向。新文学运动因为紧接着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1919年）而得到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它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最终也获得国家教育部门的认可和采纳（1921年）。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郑振铎等都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他们在“五四”时期都发表了许多批判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的激烈主张，这些主张可以看作是“新文学”最早的理论。
关于“新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上(4)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次系统汇编了新文学最初十年（1917—1927）的主要成果，分成建设理论一卷，文学争论一卷，小说三卷，散文两卷，新诗、戏剧、资料各一卷，编选者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各人撰写的长序，总结新文学各个领域的成就，并由蔡元培写总序。这些执笔者大多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主将，他们的地位和眼光决定了这套书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各卷导言，从不同分类和不同认识层面上总结了新文学的十年历史，合订在一起，形成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文学史的雏形。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国内若干高等院校设置了新文学的课程。现在能够找(5)到的两种文献：一种是王哲甫撰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作者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授课讲义；另一种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授(6)课讲义，讲的是“中国新文学研究”。这表明了一个信息：在1930年代初，“新文学”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文艺批评中脱离出来，作者有了文学史的研究眼光，并且让“新文学”进入了高等院校课堂，虽然是少数的高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标示了新文学研究已经具有学科(7)的雏形。
新文学运动早期涌现许多文学批评家，他们都属于一些新文学团体，宣传自己团体的文学主张，攻击别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创造社的成仿吾，语丝社的周作人，新月社的闻一多和梁实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他们的文学批评成为新文学理论的重要遗产。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们介入新文学批评，尤其是新诗理论的探讨，朱光潜、梁宗岱、叶公超等文学批评家引进西方文艺理论，形成比较学理化的文艺批评。当时最杰出的书评家李健吾，用“刘西渭”笔名对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进行精湛而独到的艺术分析。刘西渭充满感悟、抒情的文艺批评，不仅摆脱了作家圈子的狭隘意识，也摆脱了意识形态化日益严重的批评阴影，对以后的作家研究产生了良性的影响。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阐释了抗战期间文学艺术与政治、战争以及人民大众生活的关系，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并对于投入抗日实践的知识分子如何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具体的途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对敌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以后获得的集体思想结晶，作为执政党的文艺工作纲领，对1949年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阶段（1950—1985）“现代文学”研究阶段是中国政治局势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以后开始的。这里指的“现代”，不是世界意义上的modern，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contemporary，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1919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现代文学也曾经被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相衔接。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史普及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抗战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文化范式，在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内战阴影与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世界两大阵营冷战思维都继续支配了研究者的文化心理。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在大陆，其特点更加明显。在大陆，出自巩固新政权和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研究被置放到重要的教育位置，通过高校设置二级学科来保障学科经费、研究队伍以及教育途径。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文学在学科建设中也表现出许多局限，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也相当明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框架以外的，或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排斥的作家以及相关文学现象，都无法进入文学史的视域，或者得不到正常的研究。
这一期间的“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纳入了学术体制，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鲁迅研究队伍的建立。为了配合高校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而编写的教材，代表著作有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唐弢等学者分别主编的现代文学史，这些著作对现代文学的性质、意义以及作家作品评价的描述基本一致，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文学史模式。第一部作为学科建设而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是王瑶撰写的(8)《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书名还沿用了“新文学”的概念，但已明确地将1919年到1949年划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研究中古文学的专家，他在治学方法上延续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传统。《中国新文学史稿》完成于1955年（胡风冤案）之前，受到政治干扰还比较少，资料搜集比较齐全，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大致的基础和框架，成为后来几代人学习现代文学的入门书。这部著作放到今天来读自然有许多不足，如作品分析比较粗疏，缺乏理论的深度，对于非左翼作家的文学成就也未能给以应有的评价，但依然代表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
与现代文学史编写成绩相匹配的，首先，是关于鲁迅的研究。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和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之一，生前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1930年代鲁迅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盟主”，瞿秋白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鲁迅的阶级定位、鲁迅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化、鲁迅杂文的意义等问题，体现了鲜明的党派立场，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去世以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使鲁迅的声誉在中共党内越来越高。1949年以后，鲁迅亲炙的弟子冯雪峰、胡风、李何林等在1950年代初期的鲁迅研究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把鲁迅的精神传播开去；另一批鲁迅生前的朋友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在台湾光复（1945年）后迁居台湾，把鲁迅和新文学的精神火种也带到了经历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但是在1949年后的白色恐怖下，台湾左翼文化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整肃，现代文学也成为一个被禁止的话题。而在大陆，1955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胡风、冯雪峰、萧军、黄源等鲁迅的学生都受到迫害，李何林的学术也遭受批判。但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仍然在高校里进行，出产了一批以资料文献为主的研究成果（代表性成果是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两次编辑、注释的《鲁迅全集》）。其次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有贡献的学者是丁景唐，他主持修订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人的传记资料，并且搜集影印了五十多种左联以及其他宣传革命文化的刊物，为学术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此外，薛绥之曾编撰全国第一套大型现代作家研究资料（1960年），奠定了这个学科最初的文献资料基础，后来薛绥之又主编《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共11册，惠及后学。那一时期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成果有曾华鹏、范伯群关于郁达夫的研究、钱谷融关于曹禺的研究、扬风关于巴金的研究、叶子铭关于茅盾的研究，等等，在他们的文章里，对研究对象抱有同情的理解，比较客观地论述了现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特点。
在“文革”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极左路线的摧残，成为“重灾区”。在“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因为与当代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成为1980年代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沿学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王瑶、严家炎、樊骏等学者的领导下，积极推动了全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两套大型国家社科项目的编撰工作：一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种和乙种的丛书囊括了新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以及文学社团、文学运动等资料汇编；另一套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着重于1949年以后从事创作的作家创作资料。两套丛书出版数量相加大约有几十种。这是动员全国学术力量参与进行的集体项目，规模巨大，内容繁复，所搜集的资料大多曾经被封存在政治禁区中，逐渐被人遗忘，现在重新搜集整理这些资料并公开出版，有力地支持了研究者恢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出土，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两套大型资料集的编撰者，主要来自高校的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通过翻阅报章杂志、辨析材料、采访相关人士等等，掌握了某一领域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第三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阶段（1985— ）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规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范围和规模，梳理出1919年至1949年间的“‘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后的延安解放区文艺”的文学主流。这种以三十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文学学科很快出现了内在的局限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走上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左路线得到清算，一些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被允许出版并获得关注，这就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区都被取消了。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出现一个高潮，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新的文学状况，原来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定义显得过于狭隘，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都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中国现代社会研究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能被看作孤立的现象。如果把它封闭在三十年的时空范围，上不衔接20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1949年以后文学的发展流变，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的生长因素。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万寿寺）举办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联名发表了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取代“现代文学”的概念。他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是这样解释的：“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指1900年前后——引者按）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9)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空泛而乐观，体现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取心态。1985年距离20世纪的真正结束还有十五年，后来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走向完全越过了这三位作者对文学发展所寄予的乐观想象，出现了无法预测的“无名”状态(10)。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文学研究视域的开拓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其一，这个概念把清末民初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是整体的概念，突出了文学内在发展的一致性，淡化学术界(11)把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为三个不同性质的学科的差别，消解了原来意义上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从而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其二，它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突出了文学的现代性转型而淡化原来把文学依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扩大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与范围，许多原来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容纳的文学现象逐步得到客观的评价。其三，这个概念强调了“进程”一词，在提倡者的描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充满动感、包孕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流动体。它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密集的信息沟通，凝聚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中不断增长的新的民族意识。它不仅经历文学自身的变化，也用艺术形式折射出时代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信息，在当时，20世纪并没有结束，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没有设置下限的文学史运动的叙述，给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多种可能性。《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作者们说，他们是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事实上，1985年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的气氛鼓励了更多的研究者想到这个文学史命题的生长性意义，尤其是把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相联系、把1949年前后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相联系并视为一个文学史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在当时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当人们把晚清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指1949年以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对文学史的整体研究获得的信息要明显大于对各个时期文学的孤立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沟通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而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某些既定结论，现代文学史的许多现象可以在晚清文学中找到源头，也可以在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检验其生命力；反之，当代文学发展中层出不尽的新现象也可以从历史源流上考察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整体观的方法导致了研究者对以往文学史固定模式的质疑，也导致了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发生。
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不是为了重新写一本反映当今学术水平的文学史著述来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而是提倡一种新的理念，提倡一种新的治学风气，即文学史应该如何写，如何处理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多元并存的，不必有定于一尊的观念。1988年上海一家理论刊物开辟一个“重写文学史”栏(12)目（1988—1989），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评价作家赵树理、柳青、郭小川、何其芳、丁玲等人作品的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跳出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围，但因为“重写文学史”的栏目名称而引起争论，也因此推动了文学史的深入研究。199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十年期间，文学史研究（包括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步，学术界出版了多种有新意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可以视为“重写文学史”所获得的成果。
这个阶段的学科史研究也注意到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后来传到中国大陆，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夏志清的政治立场与内地学者有着深刻分歧，但他用西方经典文学的标准来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梳理出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代表的左翼文艺传统，沈从文、师陀等代表的乡土民间文艺传统，张爱玲代表的现代都市文艺传统，以及钱锺书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讽刺文艺传统，这四大传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比起内地学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独尊左翼文艺传统，显然是更加全面和符合历史真实。此外，以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与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著作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史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和新的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目前我们的文学史编写以及同时期的相关文学史著作，是否仍然属于这个研究阶段呢？
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学科经过1990年代的沉稳发展，学者的人文激情被实实在在的资料发掘和边缘拓荒所取代，原先的研究空白被逐渐填补，学术地图被重新描绘，学术视域进一步得到开拓，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已经超越了当年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期待和想象。但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期发现并提出讨论的所有文学史问题，都没有离开时间范围的20世纪文学现象，包括：如何看待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民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如何评价民国时期旧体诗词、文言文的创作，如何评价市民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价值，如何评价从乙未割台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内的日据下台湾文学、伪满文学、沦陷区文学，如何整合中国内地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戏曲、影视文学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领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也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如果归结起来，这些问题在学术视域上都已经逸出了新文学的范畴，主要集中在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本来不属于新文学范畴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内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也是重写文学史的根本问题。
当然，新世纪的文学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发展，并且产生出许多难以用20世纪文学的概念范畴去概括的新现象，如新媒体视野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但是这些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还不足以进入文学史层面的研究。相反，新世纪文学中最令人鼓舞的现象，是1980年代崛起的作家群体，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坚持和努力，取得了足以骄人的成绩。这一批作家都是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起步于1985年的文化寻根文学，逐渐在创作中摆脱文学为时代精神传声筒的局限，克服了新文学传统中某些狭隘的意识观念，恢复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种种阴暗面的恢弘气象，以及多方面吸收世界文学中表达现代精神的艺术技巧，在新世纪创作出辉煌的新文学实绩。我们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新文学从发生、发展、沉沦而后获得飞跃拓展的完整历程。他们具有个人风格的成熟作品可能是在新世纪最初十年中完成的，但是他们创作的累累硕果却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的完整意义。
因此，现阶段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的发现，还是从当下文学创作立场而言，都还没有摆脱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阶段。唯有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理解，应该从特定的意义角度改变为常态的时间意义，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精神历程的发展和追求。这种追求必然也是多样性和多元价值的追求，如马克思所呼吁的，要求每一滴露水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再到“20世纪中国文学”，内涵在不断扩大，意义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核心价值得以坚持和发扬，同时还将吸收更为宽广的文学力量，多层面地表现和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新文学运动早期批判过的被视为敌对力量的文学，也要对其进行甄别和研究，发扬其精华，保留及理解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反映的复杂的感情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文学史的时间下限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门学科，是中国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相应发展而来的“现代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将会长时期地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20世纪一百年，仅仅是其启程的第一步，“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特定概念，它完整地涵盖了晚清文学、民初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文学等所有的文学信息与文学潮流，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把我们带向新世纪的未来。修订于2015年9月10日初刊《同济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1)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在1950年至1979年期间主要是指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期间的新文学；以后内涵逐渐扩大，从晚清到当下的中国文学都包括在内。现行教育体制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称作“当代文学”，教育部设定的学科全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笔者认为，目前学界流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一个与实际内涵不相符合的概念。contemporary含有“当下”的意思，当代文学应该是指当下文学，即在进行中的文学。所以本文中提到的“现代文学”主要内涵是20世纪文学，而新世纪（21世纪）开始的文学，作为当下文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2)中国教育部设定“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其下属8个二级学科：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3)“市民大众文学”是范伯群先生提出的概念，他建议以此取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文学”或“民国通俗文学”的概念。本文采用范先生的观点，参见范伯群《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自序”《请为他们戴上“市民大众文学”的桂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年。(4)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全十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影印本。(5)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初版，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影印本。(6)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刊于《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初版。(7)据胡楠最近发表的《文学教育与知识生产：周作人在燕京大学（1922—1931）》，周作人在1922年由胡适介绍进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建立现代文学组，开设新文学课程。起初是文学通论、习作以及讨论等，后逐渐扩大，添设了近代散文、日本文学、新文学之背景等课程，近代散文课程里包括了新文学作家的散文作品。应该说，这是新文学进入课程的最初雏形。（胡楠的文章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1期，第39—50页）(8)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10)“无名”状态是笔者对20世纪某几个阶段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描绘。“无名”状态指的是中国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开放、多元的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以往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再也拢不住民族整体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存的状态。但“无名”不是没有时代主题，而是多元并存，文学创作只是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统一的状态，如上世纪10年代、30年代（1937年以前）以及90年代。关于“无名”与“共名”，可参考拙作《新文学整体观续编》第六章《共名与无名相交替的文学状态》，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11)“近代文学”是中国学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按照体制化的提法，也叫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12)“重写文学史”栏目刊于《上海文论》杂志（徐俊西主编）1988年第4期到1989年第6期。主持者陈思和、王晓明，栏目每期都有主持人的话，表达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每期栏目都发表两到三篇论文，最后一期整本杂志为“重写文学史”专号。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被视为一种常态的时间意义，从而能够包容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复杂的文学形态。“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阶段都含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斗争性（“新文学”反对的是传统的“旧文学”；“现代文学”含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属性，排斥了特定政治立场下的“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学）。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构筑起常态的时间意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要避免各种排他性的内耗，搭建一个多层面的平台，将各类不同观念和形态的文学现象并置于同一个文学史平台之上，比较客观地来评价其价值得失，以此来阐释20世纪文学发展中悬而未决的各类问题。
这当然只是一种文学史的理想。现代文学的内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排斥形形色色的旧传统文学的论战中发生的，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在维护“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在要淡化历史形成的鸿沟，把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学现象并置在一起给以客观评价，必然会构成文学史叙述的困难。因此，如何克服价值观互相矛盾的拼凑式的文学史叙述，建构新的文学史理论话语，是文学史写作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文学史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展开学术争鸣，这不是本教程所能够完成的任务。本教程只能以编者研究文学史的一得之见，通过本教材的思路与结构，尝试回答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一、在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文学传统与整个20世纪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核心价值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它既是现代文学史螺旋型发展的起点，也是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新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对立面的文学，均受到排斥和批判，现代文学史叙事正是围绕这些批判斗争而展开的。但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核心价值，晚清西学东渐思潮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发生起点。海外汉学对于晚清接受西方影响的文学翻译、通俗小说、戏曲改革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文化因素，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晚清到民初文学之间构成了新文学以外的另一个文学场域，它一直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市民大众文学和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文学。这个文学场域与新文学场域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和互动，彼此消长，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比翼双飞和谐发展，而是在不同审美观念的冲突中向对方转化，达成部分的融合。如：民国时期市民大众文学不仅继承了晚清文学中的许多现代性因素，而且也从新文学那里认同了反对强权、尊重人权等因素；而新文学在排斥通俗文学的同时，也努力采取大众化的手段来吸引市民读者。到了抗战发生、民族危亡之际，新文学排斥通俗文学的倾向逐渐收敛，在民族形式讨论以后，这两个文学场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在这样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新文学的一方始终占据话语的主导权。这是不容怀疑的。
那么，当文学史叙述放弃了昔日的批判思维和斗争模式，以客观的态度把以往不见诸文学史或者仅仅扮演了被批判角色的某些文学现象，诸如传统旧文学形式（旧体诗、文言文等）、市民大众文学与新文学一起展示于现代文学史，人们不禁要问：新文学当初的斗争意义在哪里？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承担了怎样的意义？新文学运动与从传统自然发展而来的文学现象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这是本教程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本教程引入两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1)关键词：先锋与常态。“先锋”，指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产生先锋意义的文学因素，首先是体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先锋文学是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意大利首先出现未来主义（Futurism）文学思潮，后来又蔓延到俄罗斯；紧接着，法国出现了达达主义（Dada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等先锋诗歌，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文学，等等。先锋文学区别于19世纪末流行的后期象征主义（Symbolism）、唯美主义（Aestheticism）、颓废派（Decadence）等文学思潮，更加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斗争，企图通过对文学自律的调整来达到文学推动社会生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先锋文学不惜采用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强硬态度，以及夸张变形的现代艺术手法。先锋文学的政治态度是激进的，往往自觉地与现实中的激进政治团体相结合，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在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的特定环境中，西方的先锋文学思潮必然是短暂的，它很快就会发生分化，其最激进的部分融入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从中国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政治环境来看，一方面是晚清激进主义革命余波的回荡，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颟顸混乱、乌烟瘴气的共和政治，两者冲撞激荡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先锋思潮，有其必然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包含了先锋性，它起先来自社会下层的激进主义思想力量，与主流政治团体和权力阶层没有太深的联系，所以才能够形成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然否定。新文化运动是不完全的先锋运动，它的思想内涵具有复杂的知识渊源和文化背景，但是其主导思想，尤其是由此派生的新文学运动，体现在语言革命、文体形式革命以及思想内容的尖锐性和批判性，构成了先锋文学的主要成分。“五四”新文化的先锋性决定了：现代文学史发展进程不再是依据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渐进演变，它是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省和历史追问，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从而把被认为是先进的外来文化揳入其间，建立起一个文化发展的新坐标。新文化运动中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引进，迅速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一般社会主义思潮在内的西方先进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革命，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文学运动不仅仅普及了现代世界文化知识，而且以其自身的先锋性，通过欧化语言改造了传统中国人的语言模式和思维习惯；通过引进西方文学新形式，激活了现代汉语的表达和抒情能力，营造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审美观念；通过崭新的为人生的文学内容，使文学批判与社会生活的进步紧密相关。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一面英姿飒爽、猎猎作响的风旗。“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是由各种社会进步力量组合起来的统一战线，它以先锋性因素为核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树立旗帜、引领风气、推动进步，成为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的核心力量。新文学的先锋性因素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非先锋性因素）的关系，构成一种先锋与常态的关系。所谓“常态”的文学，也就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而逐渐发生演变的文学现象，它包含了传统文化因循沿革的传承（如旧体诗词、古典白话小说、文言文、骈体小说、传统戏曲的改良等等）、相随现代器物更新而出现的新文学形式（如电影、新剧、副刊、翻译等等），以及与大多数市民农民的审美习惯相符合的通俗文学，甚至包括这些文学所隐含的权力运作下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常态的文学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文学，因为常态文学的对象包含了多层面的接受者。常态文学也是多层面的，它的最高层面与新文学是同一的。这也就是说，新文学与作为一种先锋的新文学运动还是有所区别的。新文学的核心是超前的先锋文学，但它也包含了常态的文学因素，如新文学也追求大众性和普及性，也有一部分新文学创作并不是那么激烈和超前，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锋文学逐渐被社会的主流体制所接受，或者被都市时尚文化所容纳，新文学的先锋性渐渐地为大众性所取代。这时候，要么出现更加激进的文学思潮来更新先锋的意义——譬如左翼文艺运动，要么就使原先的先锋因素消融于常态的大众文学。永远站立在先锋立场上不断击进的大勇者，终究是少数的先驱者，譬如鲁迅。鲁迅参与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场文学先锋运动，并且发挥了引领的作用。
常态文学表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常态，它是以多层面的形态出现于文学史。除了最高层面的常态文学属于新文学的一部分（如市民文学的杰出代表老舍的小说，抗战时期无名氏、徐的言情小说，沦陷区张爱玲的小说，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小说等）外，大部分常态文学还是与新文学保持了距离，有的还相去甚远。虽然在现代性框架下，各类文学都有可能展示于文学史体系的不同层面，但是从内涵来说，毕竟还是五花八门、百鸟齐鸣、丰富而复杂。民国都市通俗文艺和新媒体文艺（如电影广播、报刊连载、说书、戏曲改编、连环画等等）代表了市民大众文化市场的主要产品，是常态文学的主体部分；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包括伪满洲国、日据下台湾等地区）体现统治者权力意志的官方文艺也是常态文学的一个特殊层面；还有距离新文学更远的如前清遗老遗少的旧文学创作（旧体诗词、笔记小说等），多样的文学内容，构成了常态文学的多层面性，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形态。
20世纪前半叶，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两千年帝制被推翻、民国刚刚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其自身内部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力量。西方先锋文化正是产生于欧洲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之中。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矛盾的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大战的结果给中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公理胜过强权”的自信，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信仰。于是，中国的先锋文化思潮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这是作为亚洲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现代化道路。“五四”先锋文化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既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隐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中国革命的双重意义和前沿性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国民党）始终无法不受挑战地单独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革命目标（三民主义）。先锋文化的彻底批判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进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弥漫着激进主义的爆发力，吸引了大量热血沸腾的优秀青年投奔到时代的革命潮流中去。这种作为核心力量的先锋性的存在，就成为常态文学的明显或者潜隐的榜样，凝聚了常态文学中最高层面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市民阶级抒情文学的理想性。由于激进的社会批判包含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即使受到猛烈批判的市民阶级及其文化也不能不受其正面影响，逐渐地发生自身的蜕变，以迎合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中国市民大众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进步性。现代文学以新文学的先锋性为核心，来批判、吸引、影响常态文学的多层面发展轨迹，带动了现代文学的整体发展。
本教程以先锋/常态模式来描述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是以先锋性因素与社会先进文化的结合为前提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背景而言的。从一般的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言，常态文学是最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里，发展稳定而正常，文学所呈现出来的都是常态，只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环境里，政治革命与文学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建设和文学运动才会被一波又一波的先锋运动所刺激和激活，形成了动荡相激、新旧更替、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但先锋性因素给现代文学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由于强烈的政治情结和过于迅速的新旧更替观念，现代文学始终停留在青春文学的热情伤感以及二元对立思维的粗暴状态里，很难产生真正的伟大创作。何况先锋性因素也不是天然与思想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在强烈批判传统因袭的社会弊病时，也可能滑向另外一些反理性的社会思潮。欧洲未来主义思潮的分化，以马里内蒂（F．T．Marinetti，1876—1944）为代表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便是著名例子。这些问题，我们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深入探讨。二、晚清到民国的文学大潮中，如何看待中国大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与日据下台湾的殖民地文学之间的关系？
由于以往现代文学研究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处于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对峙状态，两岸的文学经过短暂交往后又被隔绝，这就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1949年以后的文学）中台湾文学始终不在场。近三十年来两岸关系日趋缓和，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文学史著作尝试拼接两岸文学。但是文学史体系的建构是需要文学史理论支撑的，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范畴的现代文学史理论，则无法把台湾文学完整纳入现代文学史体系和框架，只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视域下，才有可能梳理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此，本教程需要引入一个理论视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殖民地文学。
本教程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设定在甲午战争后的乙未割台事件（1895年）。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而且每一次军事抵抗失败总是伴随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香港被迫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还在更早时期，北方大片土地被沙皇俄国所掠夺。但是所有这些失败都不如甲午战争的失败那么强烈地在中国人（尤其是士人阶层）的文化心理上构成刺激。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与清政府正式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在日本的强势压力下被迫签署割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台湾、澎湖列岛，形成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特有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由此派生出特殊的殖民地文学。
甲午战败和乙未割台让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受到了极大震惊，紧接着发生了在京举人“公车上书”事件，维新救亡的思想广为传播。1898年光绪召见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颁布“定国是诏”，宣布新政变法，开始了总共才103天却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流亡者（梁启超为代表）逃亡日本，创办《新小说》等刊物，鼓吹新思想和文学改良。同时，一批被变法所牵累的官员相继南下，毅然放弃传统仕途，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严复闭门翻译，陆续译介《天演论》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张元济加盟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建设，开创了现代出版媒体的发展道路；蔡元培先后进入绍兴中西学堂、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等处从事教育，提倡新学等等，现代思想传播、现代出版、现代教育等一系列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开始被确立，一部分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以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学运动也由此滥觞。
从中国的社会性质而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就一直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中国屡蒙军事侵犯，国土和主权一再沦丧，直到1900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清廷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中国最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其结果一方面导致半殖民地体制下丧失主权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民心，从此革命、立宪两股政治力量此起彼伏，直接动摇了爱新觉罗氏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破坏了闭关锁国的自然经济，外资不断投入中国市场，促使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上蒙受列强的剥削与掠夺，但因为打开了国门，思想文化上开始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因素，以此批判自身落后的封建文化。在日本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脱亚入欧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则是由一批被迫与庙堂分离、凝聚在民间的思想启蒙者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封建专制的政治秩序由此动摇，一场与传统的替天行道、取而代之的农民起义有着根本区别的革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势不可当地产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产生的新文化思潮及其重要一翼新文学运动，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殖民地文化及其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史视域下的巨大张力。两者有相通的一面，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构成的环境下，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差异，甚至是紧张的对立。本教程要描述的两岸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半殖民地社会与殖民地社会的两种不同文化、文学思潮双重变奏的发展过程。
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殖民地社会还是半殖民地社会，都是殖民主义者全球扩张和野蛮统治的产物，都同样面对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侵略和奴役，因此，两种社会形态下的文学在本质上都具有反帝性质，但是在表现形态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在中国大陆，随着半殖民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半殖民是促进半封建的直接原因，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的“双重的使
(2)命”。所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从西方先进国家学来的现代文明，是摧毁封建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的启蒙使命。而在被日本强行割让、受其殖民统治的台湾，反帝反殖就成为文学更重要的主题。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