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模式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陆小成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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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模式研究试读：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集群演化在传统经济理论看来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因为按照传统贸易理论中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当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越来越强时，不同区域之间的产品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按照这一逻辑推论，经济全球化势必削减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替代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地区间的竞争将变成“持久力的比赛”或者“投标战”，因而世界经济中将不存在产业集群普遍发展的理论逻辑［1］。全球化使人们质疑产业集群演化的重要性，甚至许多学者发出“地理已亡”（O’Brien，1992）、“距离已死”的感慨（Zhao，2000）。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更加明显，世界经济的布局并未均衡化发展，经济中心更趋向于地理集中，出现了产业更加集聚的地理现象——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

产业集群演化在世界版图的大量存在，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经济马赛克”。波特（Porter，1998）曾指出，集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地区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显著特征。产业集群主导的区域经济，为所在地区培育了大量优势企业，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2］。产业集群不仅主导了世界经济地图，而且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吸收了稠密的经济能量，成为世界经济的聚集地。尽管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自然资源、市场空间位置对生产活动约束的减少，出现经济活动区域因素弱化的现象，但是生产的本地化特征并没有消失，在流动的空间（Slippery Space）内依然存在着一些粘着的地点，在吸引着生产活动的地方聚集［3］。如在国际上出现许多知名的产业集群，如下表1－1所示［4］。表1－1国际部分知名产业集群一览表

对于我国而言，“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脉”，产业集群导致的经济集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发动机［5］。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围绕某些相同或相关产业的集聚，构筑区域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如浙江省创造了上百个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特点、年产值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的产业集群，2003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浙江省制造业总量的50％；其中，产值50亿元以上的有35个，100亿元以上的有26个，200亿元以上的有6个。从专业化类型考察，有绍兴的轻纺产业群、海宁的皮革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永嘉的纽扣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桐庐的制笔产业群、诸暨的袜业群等等，这些星罗棋布的产业群已经成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重要生产和创新基地［6］。广东省目前具备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已经达到123个，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金属制品等行业，从集群规模看，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有91个，年产值50亿元以上的有45个，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有24个，约有1/3产业集群年产值占集聚地工业产值比重50％以上。顺德、东莞、中山及潮州的枫溪区、汕头的澄海区等地，产业集群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在70％以上［7］。在我国其他地区，如安徽高沟的电缆业、河北唐山的钢铁业、福建晋江的制鞋业、河北清河的羊绒加工和文安的木材加工业、湖南长株潭地区的工程机械制造业、浏阳花炮制造业等都呈集群状分布。

产业集群演化现象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时间还比较短，其概念、内涵和机理还不十分明确，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我国许多地方以发展开发区和产业集群为战略，大量引进外资和企业，建设许多的开发园区和产业集群，这些战略的实施，由于企业之间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的“扎堆”和“地理接近”，缺乏密切的内在联系，较多的产业集群发展采取的是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线性发展的传统工业演化范式，忽视了集群内部各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能源和信息的传递、迁移、循环等规律，致使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集群内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集群创新不够，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引发生态位重叠与恶性竞争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入反思，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探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仍然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的存在，自然生态位理论可能对产业集群演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与分析工具。自然界生命体在其动态演化中学会了独特的竞争与生存技能，利用生态位错位与互补，不仅能找到各自的生态位空间，而且能通过生态位资源的更新与整合，生物群落的共存与互利，使得不同物种都能长期共存，相同物种在竞争中亦能持续发展，更好地适应和影响环境，构建更好的生态位空间与成长环境。借鉴这些自然生态位理论，产业集群系统如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群落一样，经历着出生、成长和逐渐衰老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与集群环境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将集群系统整合成有机的“生物链”，形成“产业生态群落”，实现产业集群的协同演化与可持续发展。这种“产业生态群落”模式从单纯的恶性竞争与线性发展范式走向竞争与合作共存，同供应商、顾客，甚至与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建立战略联盟，通过生态位整合构建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基于此，本书试求从生态位整合的视角出发，探究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问题及其解决路径。1.2国内外研究现状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载体，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学者们对产业集群、演化经济学、组织生态学以及生态位理论等相关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书试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进展、生态位理论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层面进行综述。

1.2.1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显著，成为全球经济演化的重要范式。产业集群理论随之得到迅速发展，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有关产业集群研究涉及众多的内容，回顾集群理论发展历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1）产业集群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地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生产和贸易方式、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内容，而对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影响是造成经济空间分布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学领域内，产业集群研究越来越深入和丰富，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甚至有人认为产业集群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内容（Overman，Redding and Ven－ables，2001）。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早在《国富论》中谈到的分工与市场范围的关系，行业发展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关系等等都包含着与产业集群有关的一些经济地理思想。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认为产业集群是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形成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空间维度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系统地引入了经济地理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交融促使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他以传统的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克鲁格曼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地区，有两种生产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地区将会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地区产业集群。克鲁格曼首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Pacione认为，新产业、非标准化、为顾客定制的制造业以及生产过程连续性的产业更需要地方上的联系和地理上接近，这种联系和接近增加了企业之间的合作机会［8］。Storper和Walker首先提供了解释某些区域集群发展成功性的方法［9］。Ratti认为，产业集群发展需要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这三种空间支撑［10］。（2）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机制研究。学者们对于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市场自发性、地区禀赋性、外部环境与政府政策影响等问题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市场自发性。该观点认为产业集群完全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集群空间结构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性，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与发展机制选择都是偶然的，很少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他将外部经济归纳为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和信息交换与技术扩散规模效应，并认为前两者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克鲁格曼分析认为，地区集中和专业化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并产生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将带来更大规模的企业集中，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由于即便是同质空间，也可以因为专业化而产生规模经济，所以在什么地方集聚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即产业的专业化和空间分布有较大的偶然性（Krugman，1991）。因而，克鲁格曼在其集群理论和贸易理论中都强调产业发展的自发性，强调历史和偶然因素的作用，并且引入诺斯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解释集群的特征和贸易的演进。但是实证的分析基本上不支持这一理论，正如马丁和萨利（Martin，Sunley，1996）所指出：现实却未必如此简单，因为现实世界的“历史”和“偶然”中可能包含着确定性的关键的决定因素。

第二，地域禀赋性与政策引致特征。该观点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地区特殊的比较优势、供给和需求结构、文化氛围，甚至是政府政策所引致的（Kaldor，1989；Scott and Storper，1992a，1992b）卡尔多认为要素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特点在规模报酬递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区要素禀赋的特点成为集聚经济形成的重要基础。卡尔多也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但与克鲁格曼不同，他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特征会导致内生性的产业集群并决定其发展过程（Kaldor，1978，1985，1989）。库普曼斯也指出了要素的不可分性在区域产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如果看不到不可分性——居民、厂商、设备的不可分性——产业空间集中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释（Koopmans，1957）。库普曼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进一步发展（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刘军国，郭文灵，2001），因为除了物质要素的不可分性之外，某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而且受地区文化的影响很大。一些经济地理学家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消费文化的多样化需求和柔性专业化是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地理学中最有影响的产业组织方法，已经从福特式的大批量生产转变为更为柔性的专业化生产方式。

斯科特和斯特普尔（Scott and Storper，1992a，1992b）等指出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已经被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变化所削弱，产业对此的反应是水平和垂直的非一体化（non－in－tegration）以及生产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面对多变的需求和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该观点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主要由地区要素特点、技术及其扩散性质、地区消费偏好和市场变化以及地区政策文化引致和决定，那么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就相对弱化，而且产业集群的区位和模式中的偶然性也将被这些确定性所冲散。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该观点又忽略了产业集群演化中的市场机制作用。

第三，折衷主义观点。波特既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过程必须有市场竞争的参与，但他又强调地区禀赋的作用和地区政府政策与战略的影响。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关键在于其竞争优势的获得，而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市场自发作用（如竞争），也有禀赋因素（如距离成本），还有非市场因素（如政府政策）（Porter，1990）。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王缉慈等指出，产业集群一般主要由市场自发形成，但受地区比较优势和其他因素影响，特别是政府可以通过各项措施来调控、影响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王缉慈，童昕，2001）。魏后凯认为虽然产业集群大都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但是，在引导产业集群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产业集群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魏后凯，2003）。梁琦（2004）指出，一个特定的产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是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累积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或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有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区［11］。从现实经济来看，折衷主义的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虽然这些理论很难模型化，作用机制非常复杂，但毕竟最有解释力，比较准确描述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3）产业集群的竞争特点和竞争优势研究。关于产业集群的竞争特点与优势研究，最早存在（完全）竞争与产业集群不能共存的看法。思德瑞特（Starrett，1978）曾经提出著名的空间不可能定理（Spatial Im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指出由于在同质空间内任何竞争均衡都不可能存在远程贸易，因而在空间经济学中竞争市场机制就会失效。反过来说其意义更为明确，即在非均质空间的产业集群中，完全竞争是不可能的。克鲁格曼（Krugman，1991a）借鉴张伯伦（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思想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的消费偏好多样性会导致垄断竞争的思想，构建了产业集群的规模报酬与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群观点基本上是以垄断竞争为基础的。与此相反，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柔性专业化是对完全竞争的归附（Phelps 1992；Markusen，1993）。消费的多样性和柔性专业化使得集群内的企业生产更为专业化、分工更细致、企业规模更小、企业竞争更激烈。

产业集群竞争关系可以从集群内和集群外两方面来解释：认为产业集群与竞争不能共存的观点主要是着眼于集群与外界的竞争，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有机地整合为一体，自然有相当的垄断力和规模经济；而认为产业集群加剧竞争的观点着眼于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由于地理集中它们之间的竞争自然激烈。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垄断力、规模经济和内部竞争共存，正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另外，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学习。关于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学者们认为产业集群的优势在于它拥有非集群企业无法比拟的竞争力。J.R.Meyer（2003）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来自微观、中观、宏观、兆观等四个层次的竞争力，微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地域分工、知识共享、交易、创新、协同等机制的作用；中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协同机制、政府行为机制的作用；宏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激发动力机制的作用，如政府行为；兆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区域品牌机制、外部竞争机制的作用［12］。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系统的发达而日益增强，产业集群犹如“平滑空间上的粘滞点”（Makusen，1996），吸收聚集了稠密的经济能量，培育出世界级的产业和企业，极大地促进了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少国家“通过增强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来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波特，1990，1998），这已成为“国际竞争优势的一个共同特征”（王缉慈，2001）。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对产业企业竞争是高度重要的，这可以使企业更好地接近劳动者和公共物品以及相关机构的服务，同时有利于企业创新和产品出口［13］。魏后凯（2003）指出，在集群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地理集中（集聚经济）、灵活专业化（社会网络）、创新环境、合作竞争和路径依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产业集群的驱动力与影响因素研究。在最近的产业集群研究中，突出的转变是从宏观水平的分析到中观水平和微观水平的地方过程分析进行诠释（Malmberg，1996）。这种转变源于市场经济中集聚区形成的作用力的两个研究方向（Martin and Sunley，1996）。第一个方向是由Allen Scott在从事地方灵活性的专业化研究中提出的，其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空间分工结合起来。第二个方向是由Paul Krugman在从事国际贸易和竞争的研究中提出的，其在广泛的领域内改变了马歇尔式外部经济的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化国家区域经济中心的转换和再形成方面的新发展，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

根据Scott的观点（1988，1992），在西方经济中新产业区（集聚区）的主要驱动力，是增加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福特制方式的挑战。这导致所谓的“灵活的专业化”的新分工，大量的地方公司在相联系的部门中群集、竞争和合作，这样就可集中培育创新，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需求变化和市场冲击的快速反应，降低交易成本。Taylor和Le Heron（1977）区别了五种促进集聚的力：即创造性的产生——机会的暴露；企业家能力的产生——雇主的模仿；容易识别消费者——地方观念；容易识别供应者——经纪人的应用；成长到更大规模的潜力。Palivos和Wang（1996）提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主要向心力包括：知识的溢出效应；地方公共货物的供应；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消费和生产结合的外部性；从与不同代理商的贸易中获益。

学者对于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马歇尔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产业集群即空间外部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城市增长、生产率和投资关系的基本理论基础。马歇尔认为，产业空间集聚（即所谓的地方化）的原因主要有：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了集中的市场；使公司从技术溢出中获益。集聚经济根植于生产过程，某一地理区域中公司、机构和基础设施间的联系引起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专业化技能的集中、地方供应者和消费者间增加的相互作用、共享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地方化外部性等（Dicken ＆ Lloyd，1990；Enright，1994；Hoover，1948）。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第一个原因集中在产业集群出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关系；第二个原因强调地方联系对相联系的活动的集聚绩效的重要作用；第三个原因认为正是集聚学习机制才是最重要的，将集聚与地方环境在促进创新中的作用问题相联系。在产业活动的定位和组织中外部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即集聚经济或地方化经济的出现（Thomopson，1968；Walker，1989）。集聚经济指的是正外部性、与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相联系的生产机构的共定位（Smith and Florida，1994）。Krugman（1991）阐明建立在递增收益和简单的金钱外部性基础上的集聚和产业活动的集中。由于主流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的发展，企业外部性和集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溢出效应方面。Lucas（1988）认为，空间中接近的经济主体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学习，是新增长模型中溢出效应的重要来源。（5）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研究。对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个是从集群的整体角度来探讨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一个是从构成集群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个体角度，通过考察企业等组织的进入或新建、发展、衰亡或迁出来研究集群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Garofoli根据意大利的经验研究将集群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区域生产专业化阶段、地区生产系统化阶段、区域系统化阶段。他指出，在区域生产专业化阶段，企业只是集中于某一地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的特殊优势（如低成本的劳动力）造成的，各个企业争夺共同的市场，企业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到了地区生产系统化阶段，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多了，同部门企业之间合作加强，不同部门亦构建趋于稳定性的组织架构；而在区域系统化阶段，产业集群完全成熟，内部结构复杂而完善，集群内企业和组织联系紧密而稳定（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2001）。

Ahokangas和Rasanen（1999）曾提出一个演化模型，将区域集群的发展过程分为起源和出现、增长和趋同、成熟和调整三个阶段。在产业集群演进的起始阶段，由于地区的优势或其他原因，一批快速增长的新企业在某一地点集聚，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最初利用其独特的私人关系和社会接触，建立并加强企业间的必要联系。随着各种新企业不断进入集群，大量企业的群集可以获得集聚经济效益，集群将逐渐进入实质增长阶段。但许多企业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将导致各种思想、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由此促使企业经营活动出现模仿和同构化（homogeneity），在成熟的集群环境中，迅速增加的资源竞争将导致成本增加，出现集聚不经济问题。如果这种集聚不经济现象持续下去，随着模仿和同构化的增加，集群内企业的数量将出现下降，创业和创新开始出现在集群以外的地区。这时整个集群将出现衰败，严重时甚至会走向毁灭。Ahokan－gas等的这一演化模型分析了集群演化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对集群发展过程的研究。从企业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的迁入与迁出与集群发展阶段的关系（Thomas，1999）。产业集群演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可持续的，只有那些能够成功地进行战略调整的集群，才能始终保持较高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这些产业集群来说，具备一个完善的自调整机制，是它们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魏后凯，2003）。（6）产业集群的战略与政策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人们提出不同的集群战略与政策建议。产业集群创导（Clusterinitiative）已成为提升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有效战略［14］。产业地理集中的这种广泛出现和不断发展的经济现象备受地方、区域、国家甚至国际机构的关注，近年来大量的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通过鼓励企业集中或者自觉建立产业区或集群来发展区域经济［15］。在国外，产业集群政策主要有两种名称：即集群政策（cluster policy）和基于集群的政策（cluster－based policy），如波特经常用“clusterpolicy”来概括政府在发展集群方面的作用；OECD则在多次会议、出版资料和研究文献中同时出现以上两种用法，从他们各自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两种名称的内涵相差无几，概括来说都是由政府或其他公共主体制定和实施的，以集群为服务对象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总和［16］。

对于集群的诸多好处，西方国家政府都把集群当作一种政策工具，取代传统产业政策来刺激集群所在地区的技术创新和提升区域竞争力，使之成为繁荣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新动力。应对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问题所造成的致命创伤可能是集群的脆弱性（vulnerbility）、锁定、僵化、竞争压力减弱、自满综合症（self－sufficiency syndrome）和内在衰退（inherent decline）等一系列陷阱和风险，需要制定必要的政策干预措施。对此，Roe－landt和den Hertog（1999）列出了应对集群系统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的集群政策反应，如下表1－2所示。不过，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政策基于弥补市场失灵而进行的适度政府干预，也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应当鼓励和巩固企业的联系和互动，而不是仅仅以自己的意愿行事（胡艳曦、陈雪梅，2002）。表1－2应对市场和系统失灵问题的政策

资料来源：Roelandt和den Hertog（1999）；参见刘恒江、陈继祥.国外产业集群政策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11）：36－43.

对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战略与政策选择，美国学者Jay Mitra在2001年欧洲中小企业集群调查的基础上，对欧美等国家20世纪后期以来常用的集群政策进行了整理归纳，如下表1－3所示［17］。表1－3欧美国家常用的产业集群政策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可能更取决于集群内部的创新结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创新能力主要由企业的创新和扩散来实现，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发展中政府服务体系的改善、公共服务主旨的政策完善就更为重要（Martin Bell and Michael Albu，1999）。许多国家的集群政策与该国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紧密相关，实际上各国、各地区针对每个集群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很难进行归类，但比较成功的集群政策基本上是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各自面向集群的内容所组成的有效系统（Jerry Paytas，2004）［18］。

有较多学者认为，政府适当有效的政策安排有助于促进产业集群升级，但是关于政策所侧重的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主要认为，政策应该在加强与集群外企业的联系和提高集群内知识创新和投入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地区产业集群必须集中在创造一些项目及机会，加强集群内企业网络和全球企业之间的联系［19］。John Hum－phrey ＆ Hunnitz（1995）介绍智利政府SMEs机构SERCOTEC在1990年引入了PROFO（Proyectos de Fomento），举例说明加强SMEs集群升级的目标中，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创新和知识驱动发展方面加大力度。也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培训投入，目的在于加强本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要求人力资源和政策在较高层面相结合，获得升级必须的知识，以促进集群的升级［20］。

1.2.2生态位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生态位理论（niche theory）在种间关系、群落结构、种的多样性及种群进化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位（niche）这一概念在生态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生态位理论研究热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对生态位的研究与应用已成为现代生态学的重要内容。（1）生态位概念及其演变。1910年，Johnson最早使用了生态位一词：“同一地区的不同物种可以占据环境中的不同生态位”。Grinell（1917，1924，1928）在研究加利福尼亚长尾鸣禽的生态位关系时使用生态位术语并首先给以定义。他把生态位定义为“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ultimate distributing unit）”，人们称它为空间生态位（space niche）。Charles Elton（1927）给生态位下的定义是“一个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即所谓的营养生态位（trophic niche）或叫功能生态位（functional niche）。20世纪50年代后期，Hutchinson（1957）认为生态位是每种生物对环境变量（温度、湿度、营养等）的选择范围，因为环境变量是多维的，称为超体积，所以把生态位定义称为超体积生态位（hyper－volume niche）。May（1976）把生态位概括为“某物种究竟怎样生活在地球上的诸生态因子”。Pianka（1983）认为：一个生物单位的生态就是该生物单位适应性的总和。

近年来许多动物学家和理论生态学家则将生态位与资源利用谱等同，而有的植物学家（如Grubb，1977）视生态位为植物与所处环境的总关系。还有人试图把生态位看成是环境的特质，而不是物种的特质。王刚等人仔细分析上述各生态位的内在涵义，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机体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二是生物群落中的种间关系。如果把群落中一个种与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包括竞争、捕食—被捕食、寄生—寄主、共存互惠等关系）看成广义的种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给生态位的广义定义。种的生态位是表征环境属性特征的向量集到表征种的属性特征数集上的映射关系，种的生态位是该种在生态学上的特殊性，即该种与群落中其他种及生境之间的特殊关系。（2）生态位测度。生态位的概念是抽象模糊的，所能给人们具体了解的是一些刻画它的数量指标，即所谓的生态位测度（niche metrics），如生态位宽度（niche breadth）、生态位重叠（niche overlap）、生态位体积（niche volume）及生态位维数（niche dimension）等。其中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是描述一个物种的生态位与物种生态位间关系的重要数量指标，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指标的估算与分析上。

生态位宽度是生态位测度的重要定量指标。生态位宽度又称生态位广度（niche width）、生态位大小（niche size）。Slobodkin、Levins、MacArthur所给的定义是：在生态位空间中，沿着某一具体路线通过生态位的一段“距离”。Hurlbert则将其定义为物种利用或趋于利用所有可利用资源状态而减少种内个体相遇的程度。Kohn认为，生态位宽度是生态专化性的倒数。1965年，Van Valen定义“生态位宽度（niche breadth）”为“在有限资源的多维空间中为一物种或一群落片段所利用的比例”。E.P.Smith（1982）认为，生态位宽度是指“在生态空间中沿某些直线生态位的全部距离”。S.D.Wratten（1984）把生态位宽度定义为“有机体利用己知资源幅度的测度”。在现有资源谱中，仅能利用一小部分的生物称为狭生态位，而能利用其大部分的生物，则被称为广生态位。余世孝等在n维生态位空间分割为分室的基础上，定义物种生态位宽度为物种在分室上分布与样本在分室的频率分布之间的吻合度。王刚认为，生态位宽度是指种y和n个生态因子的适应（或利用）范围。此后，Levins将生态位宽度确定为“任何生态位轴上包含该变量的所有确定为可见值的点组成部分的长度”。

关于生态位重叠，目前有各种不同的定义。研究生态位理论的许多生态学家把两个种对一定资源位（Resource State，即n维生态因子空间中的一点或一很小的体积）的共同利用程度作为生态位重叠（Abrams，1980；Colwell，1971）。生态位重叠是两个种在生态位上的相似性的量度，两个种对一种资源的共同利用程度作为生态位重叠。Hurlbert（1978）定义生态位重叠为两个种在同一资源位上的相遇频率；Pielou（1972）提出了资源位上平均生态位重叠的概念，并视之为资源位上种的多样性。王刚等定义生态位重叠是两个种在其与生态因子联系上的相似性。（3）生态位重叠与竞争的关系研究。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与竞争的关系一直为生态学家们所关注。最典型的是生态位重叠被借用作为著名的Lotke－volterva竞争方程的竞争系数。但实际上生态位重叠值绝对不能与竞争程度等同。这是由于目前种间生态位重叠值基本上只是某个或几个生态因子梯度上的度量值，而影响物种的生长发育的生态因子众多，很难对所有因子进行生态位重叠的测度。例如，种A和种B在X维度上完全重叠，但在Y维度上可能分离而避免了竞争。然而，如果在n维空间上均重叠的种群，必定或多或少有竞争，其生态位重叠值可以基本与竞争程度等同。生态位重叠作为种间竞争的度量，种间生态位重叠越多，生命体间在某一维度上的竞争就越强烈。生态位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物种的生态位的宽度、重叠度等计测，进而研究物种间的竞争关系。

生态系统中竞争的结果是促使物种选择相适应的生态位。俄国生物学家Cause于1934年研究了两种草履虫的竞争结果后发现，生态学上接近的两个物种是不能在同一地区生活的，如果是在同一地区生活，往往在栖息地、食性或活动时间等方面要有所分离。换言之，生物群落中两种生物不可能占有相同的生态位，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排斥原理。可见，生态位概念与竞争排斥原理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种内竞争促使两物种的生态位接近，种间竞争又促使两竞争物种生态位分开，这是两个相反的进化方向。但是，关于能否用生态位重叠来估计竞争还是有争议的。Colwell和Futuyma、Hes－penheide、Heck、Hurlbert、Abrams等认为生态位重叠与竞争无关，而Pianka等认为竞争与生态位重叠是密切相关的。但至少认为有生态位重叠就一定有竞争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在自然界中，生态位经常发生重叠，但并不一定表现有竞争排除现象，生态位重叠本身显然并不一定伴随着竞争，如果资源很丰富，两种生物就可以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彼此并不给对方带来损害。生态位的大范围重叠常常表明只存在微弱竞争，而邻接生态位反而意味着有潜在的激烈竞争（如种间领域现象），只是由于竞争回避才导致了生态位的邻接。资源量与供求比以及资源满足生物需要的程度，对研究生态位重叠与竞争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理论生态学原理，利用性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态位重叠，但重叠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竞争是在资源供应不足且生态位重叠条件下形成的（孙儒泳等，1980）。由于生态位重叠比竞争系数更容易测定，所以常常用生态位重叠值等同于竞争系数（当然是在资源短缺，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根据机会均等原理，沿着任何一个特定的资源梯度，需求与供应比应当是一个常数，因此，竞争强度应当与在特定资源梯度上所观察到的生态位重叠值成正比。（4）生态位构建与更新理论。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与其进化动力学机理的研究属于生态位理论的最新进展。Laland等人（1996）从进化生态学角度提出了生态位构建概念，并运用种群双点位基因模型作出了一些重要推断。所谓生态位构建是指在可变资源环境中物种通过其新陈代谢来确定其自身生态位（包括部分的创建、部分的毁灭）的生态学现象。Odling、Smeel等认为生态位构建对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进行了有规律的修补与改变，不仅影响自身产生的遗传源地，而且也改变或建造其遗传源地，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反馈形式。李自珍等人应用生态位构建的理论研究沙漠植物生态位构建的数学模型，建立了包括光照、温度、水分与土壤养分等在内的生态位构建数学模式，表征沙漠植物生态位构建过程中，对千早环境胁迫反馈作用的强度生态位构建的动力模型。

生态位更新概念由Grubb（1977）最早提出，他认为在有限空间内，具有相似的生态学、生活型及其它特征的种，通过向小空隙的分化更新而共存，这种小空隙起着更新生态位的作用。不同种子生产、传播和萌发所需要的条件不同，营养体竞争不利的物种可以通过有利的繁殖条件得到补偿，这样竞争优势在不同的生活史阶段发生变化，从而促进共存（Lavorel and Chesson，1995；Nakashi－zukz，2001）。物种共存取决于其竞争能力的相似性，或取决于扩散与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生态位构建和更新都是生物体对原有生态位的重新修改和对环境的回应，体现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意义及其改造能力，也反映生物体通过生态位的变化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自然界的生物生态位构建与更新均是被动的非理性思维下的选择，是基于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机制作用，因而这种构建与更新的内涵是局部性的变迁，是微观环境下的适应性调整。因此这一特征引发学者对生态位的适应意义考察。（5）生态位的适应意义。生态位（niche）是既抽象又内涵丰富的生态学名词，已经渗透到现代生态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农业、工业、教育、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并促使教育生态位、产业生态位、发展生态位等系列专用名词的产生，形成强有力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工具。

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生态位适应于特定环境而形成彼此关联的特征，在生态学上称为适应组合（Adaptive suites）。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食物、栖息地等），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生态定位。特定适应性的生态位是其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之间恶性的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获得比较生存优势。李自珍（1993）、唐海萍（1994）提出生态位适应度的概念。他们将生态位适应度（Niche fitness）定义为，一个种居住的实现环境条件与最适生境条件之间的贴近程度，即对种和环境之间适合性的一种测度。目前，生态位理论已经在工业、农业、生态规划、建筑设计、经济、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借鉴生态位理论，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1.2.3产业集群生态位理论的研究现状

对于产业集群生态位理论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企业生态位分析。国外较早提到企业生态位的是Burns和Stalker（1961），他们研究了市场生态位选择产品或服务的空间开发。Aldrich（1979）、Britain和Freeman（1980）、Freem和Hannan（1983）等人提出识别和定义可行的市场生态位的问题。Eric Flamholtz（2003）等认为组织生存和成功的第一个挑战是为适于销售产品或服务识别市场需求。这种挑战不仅识别市场，而且争夺“市场生态位”。如果能争夺到“市场生态位”，即企业庇护所（栖息地），就可以为公司提供可持续竞争优势，如果不能确定一个生态位或者错误地放弃已有生态位的组织，可能遭遇困难甚至失败。Peter T.（1996）等提出企业生态位分离的概念，在描述一般制造商获得的竞争优势途径时，提出四个基本的战略配置：生态位分离（niche differentiator）、广泛的差异（broad differentiator）、成本领先（cost leader）、竞争者跟随（lean competitor），并将生态位分离视为竞争策略之一。他们定义生态位分离为：对有差异的产品和服务存在一组广泛可能性。但被限制于产品属性，诸如定制提供特殊的性能或可靠性，吸引某些局部消费者的额外服务和不能由大企业提供的某些地理覆盖。

Theodore W.Schlie（1995）等提出多种生态位竞争（Multi－Niche competition）策略，认为灵活的CIM（the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制造应用于多种生态位竞争同时，特别是跨生产线或行业，企业可能同时获得成本领先和差异；先进制造技术的灵活性使得企业能够在CIM系统参数内，生产出具有成本小的多种产品，如果发现市场或新形成的市场重视某种定制化产品，灵活的制造商可以比任何竞争供应商更快地提供这种定制产品，获得顾客关注的差异性。

从以上学者研究成果看来，国外对企业生态位概念的界定相对狭窄，企业生态位一般是指企业事先识别或者确定的市场分割或者差异，在该市场分割上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竞争策略。先进而灵活的制造技术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低成本与广泛差异之间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企业采用生态位竞争策略的基础。此外，技术创新是确立企业生态位的重要方面，而先进灵活的制造技术、产品的多样性设计以及企业间的合作是巩固企业生态位的重要手段。企业生态位理论处于借用自然生态位概念的应用阶段，甚至还没有比较确切的企业生态位概念。从目前来看，国外有关企业生态位的内涵要比国内的内涵要小的多。国外企业生态位的内涵就是指市场的局部“小环境”、“工业化生产的补充”、和企业的“局部优势”，国内企业生态位的内涵要比国外企业生态位的内涵要广泛一些，其主要表现在应用更广泛一些，更接近自然生态位的内涵。

我国学者对于产业集群与企业生态位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林晓（2003）借用生态位理论对中国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企业生态位的概念，认为引起企业过度竞争的原因在于其生态位的重叠，并借助生态位的概念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企业的竞争战略进行探讨［21］。

万伦来（2004）在阐明企业生态位内涵的基础上，将企业生态位解剖为生存力（反映企业“态”的属性）、发展力（反映企业“态”和“势”界面的属性）、竞争力（反映企业“势”的属性）等3个层面及其相应的6个维度：生产制造能力、核心技术能力、界面管理能力、战略管理能力、营销管理能力、学习创新能力，并建立了企业生态位综合评价的方法［22］。

许芳、李建华（2004）运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原理研究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企业生态住，推导出了企业生态位、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等的数学模型，阐述企业竞争策略的生态学基础［23］。该作者还借鉴生态学中生物物种的生态位理论及模型，建立并分析了企业生态位模型、企业多样化模型、企业生态位分离度模型及企业竞争排斥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模型［24］。

赵红、陈绍愿、陈荣秋（2004）从企业种的角度出发，引入数学模型以阐述企业种生态位拓展模式，并进一步探讨企业种在种内和种间竞争力作用下的演替规律，企业种生态位则是指其所提供产品能满足的消费者需求的时间（产品生命周期）、空间（地理位置）、类型（需求的性质）及其与相关企业种（直接或间接发生生产协作联系的企业种）之间的功能关系［25］。

邢以群、吴征（2005）论述了企业生态位的基本概念以及影响企业生态位跃迁的环境因素。通过分析比较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和江门建生电讯有限公司这两家在创业之初具有类似生态位的企业不同的生态位跃迁过程，阐述了技术变迁对企业生态位跃迁的影响，并据此对企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26］。

闫安达庆利（2005）研究认为，构建适合自身的生态位，要从内环境因子分析中寻找自身优势与劣势，从时间性因子（业务发展、经济阶段发展、企业自身发展）与社会性因子分析中寻找生态对策和发展机遇，从空间性因子（价值链、地理位置、行业领域等）和资源性因子分析中寻找生存机会和企业生态位，并利用系统思维及子系统分析探求企业生态位的可行性［27］。

许箫迪、王子龙（2006）研究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生态系统内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占据的相对地位、企业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经历长期对市场环境的适应，分别形成K策略企业和r策略企业以及K－r策略连续系统［28］。

颜爱民、刘媛（2006）在企业生态位的基础上，界定出了人力资源生态位的概念，并通过调研给出其完整的评价体系及测算方法［29］。颜爱民（2007）还在评述国内外有关生态位和企业生态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位的态和势两个方面设计了企业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法和突变理论分别建立了中国情景下企业生态位的态和势评价模型［30］。

钱辉、张大亮（2006）运用生态位分析框架对企业演化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寻找出企业和生态位环境的构成要素，然后建立相应的匹配模型，最后根据匹配模型进行企业分析，并由此对企业演化进行解释［31］。

武晓辉、韩之俊、杨世春（2006）以生物种群和区域产业集群的相似性为基础，借鉴生态学中的生物种群的生态位理论，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区域产业集群规律和特点，提出建立在生态位理论基础之上的区域产业集群生态位模型［32］。

杨蕙馨、刘璐（2007）借助生态学中生态位的相关理论，分析企业在集群中结构位置的不同对企业成长的不同作用，探讨企业优势生态位与企业成长的内在机理，构建企业优势生态位，为集群中企业成长提出对策建议［33］。

李玉杰（2007）认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企业生态位状况决定着企业间竞争的起因、变量、过程和结果。优化企业生态位战略，关键在于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最适生态位、最宽生态位和最优生态位，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34］。

刘晓燕、阮平南（2007）对战略联盟的形成与现状进行了分析，结合生态位的相关理论给出了企业生态位和战略联盟生态位的集合定义，指出企业生态位的选择会对联盟的稳定性起到决定作用，企业间的合理竞争能够帮助战略联盟实现进化，对联盟的稳定也起到了辅助作用［35］。

李勇、郑垂勇（2007）提出了企业生态位的概念，并运用生态位理论对企业生态位宽度和企业生态位重叠的内涵、测度作了尝试性的探索，企业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来实现生态位共生，从而避免由于生态位的严重重叠而引起的过度竞争［36］。

1.2.4相关理论研究的主要局限

以上研究成果对于深入探讨中国产业集群演化与生态位整合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因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实践应用的滞后性，这些相关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1）对产业集群问题很少从协同演化与生态位层面进行研究，相关的模式研究涉及也较少。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传统制度的弊端、文化观念的滞后、经济基础的薄弱、政策设计的偏差等影响，产业集群内没有形成有效的生态位整合机制，产品同质化和产业结构趋同严重，没有形成基于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人文关系网络，制度上障碍和组织效率的低下，影响了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存在产业集群支撑体系弱、环境污染严重等生态位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困境。（2）对于产业集群演化层面的生态位基本理论、运行机理、策略选择等研究不够。学者们对产业集群演化的系统、环境、模式等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基于生态位理论对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影响、理论基础、模式设计等考虑不多。学者对产业整合与产业链整合研究比较深刻，但是基于资源、技术、制度、市场需求层面对生态位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不多。（3）分析区域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的学科视野比较单一，跨学科的研究较少。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竞争和区域的竞争日益加剧，竞争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的高低和区域产业集群生态位扩展与整合的程度。很多研究表明，创新常常来自国家或区域内部产业集群的互动之中，但创新机理较为复杂，在国际学术上是研究热点。近年来，尽管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展开了对区域产业集群生态位的研究，但研究的程度还不够深入。学科视野比较单纯，综合管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公共政策学、经济地理学等跨学科研究较少，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比较缺乏。1.3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研究的基本思路：本书以生态位理论为视角，对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问题及其成因解读，提出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概念，并分析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模式的协同效应及其序参量，研究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共生性、协同性及创新性等运行机理，以突变级数评价法对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绩效进行评价研究，最后以“长株潭一体化”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为实证分析，提出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需求、资源、技术、制度等生态位整合策略。

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相关理论分析。对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进行比较，探讨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进展；研究演化经济学与协同论对产业集群演化的相关性分析；研究组织生态学、生态位理论与产业集群演化的内在关联。这些理论为产业集群协同演化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和分析工具。（2）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学模型及其生态位问题研究。首先，对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与生物演化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学特点。其次，分析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Lot－ka－Volterra模型，对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捕食与竞争关系进行研究。再次，考察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结构模型，对产业集群生态位宽度、重叠、分离等模型进行分析。最后，探讨了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主要生态位问题及其成因。（3）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模式的内涵及其序参量分析。对生态位整合与生态位构建、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与产业整合、产业链整合等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模式；研究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中的序参量及其因子关联模型，研究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主要动力机制。（4）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机理研究。主要基于Lo－gisti。模型的分析，研究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的共生性机理，分析产业集群演化中的合作型、寄生型、依存型等三种生态位整合关系；基于演化博弈分析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协同性机理；基于知识溢出模型分析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创新性机理。（5）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绩效的突变级数评价研究。根据突变级数评价法对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的代表性企业综合绩效进行评价，对生态位整合因子突变进行界定，以中国六大工程机械制造业集群的代表性企业作为评价对象，构建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因子突变模型。（6）产业集群协同演化的生态位整合策略研究。针对长株潭地区产业集群生态位问题的分析及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内涵、机理、评价等的研究，以长株潭产业集群协同演化为实证分析，探讨产业集群生态位整合的策略选择问题。

本书研究的基本构架与技术路线，如下图1－1所示。图1－1研究的内容架构及技术路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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