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增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湖州文献考索试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做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评介《湖州文献考索》
来新夏湖州为我浙大邑，以经济富庶、文化兴盛驰誉海内外。其文化传统与线索，历历可寻。我曾亲赴湖州数次，多识其俊才硕彦。王君增清即为我在湖诸挚友之一。十数年间，书函往返频仍，相与商量探求。并应王君之邀，在湖州师范学院讲学。于湖州地方文献，略有所知，感其地方文献遗存丰富，可资汇集，成一方文献武库，以益士林。增清历时数年，不废朝夕，从事湖郡陆氏皕宋楼遗留文献之研究，既见成果，又多留心乡邦文献。近邮来其主编之《湖州文献考索》一书，命题卷首。我虽致力于地方文献，而于湖州一地文献，尚乏条分缕析之研究，固难措词；惟以与增清之友情难却，爰受而读之，粗有所得，略题数言以应。
地方文献为当地人文行事之总汇，一地所聚，虽囿于一隅，设各地皆能仿行，则可成一国之大观。前有《海宁文献丛谈》、《古海盐文化实录》开启其事，继有《湖州文献考索》推波其后，行见地方文献事业，将蒸蒸日上，其成果亦指日可待。惟湖州为历史名城，传代既久，文献积存丰盈，难免有杂乱无序、混淆不清之弊，有待梳理，而能条理编次，考镜辨章者几希。增清久居湖州，于版本目录之学深有造诣，而于乡邦文献更多关注，乃集同仁，各就所长，考索文献源流故事，使湖州文献研究更进层楼。历年所得，积稿盈尺，遂纂定《湖州文献考索》一书，此成书之缘由也。《湖州文献考索》共分七章，上起汉、魏、三国，下迄20世纪40年代末政权易手止。历朝历代均依经、史、地方志、子、集分类，作史的叙述，脉络清楚。至民国文献则立专章，按学科分类论述，而殿[1]于湖州刻书、藏书诸事，以见文献之流布与庋藏，论述可谓完备。手此一编，则湖州古往今来之文献状况可一览而得，实为地方文献增一大宗。《湖州文献考索》之收录范围，今古相贯，颇得汇通之义，令人有完整历史之认识。其人物取舍标准，约为四点，即：一、湖籍人士；二、寓居湖州或在湖著述之人士；三、非湖州人而有关于湖州著述之人士；四、出嫁湖州之女性。文献取材依据，不出新旧方志所著录，按四部分类，甚便检读。至民国时期，因时代发展，旧有四分法已难概括，作者不作削足之举，而以现代学科分类，与时俱进，颇便归属。《湖州文献考索》以书类人，对文献作者履历及有影响之著作均作简介与评说，使读者知湖州有关地方文献之著作根由。对于有关著作，著其书名、著者、版本及藏者等项，使读者追寻原书，亦较方便。所据资料亦多有注释，极便读者穷原究委，无形中增长全书学术含量。
积累编次，仅为整理文献之起步，而考索方见功力。《湖州文献考索》于书于人，皆能各书始末，而记存记亡，较为完备，于佚书则多加表列，使人一览而得。书末附有人名索引，合乎今人著述要求，惟仅分列名字而不著所见页码，则难应翻检之需。甚望付梓前能补足各著者所见页码，并能将众多文献著作，亦编入索引，则使用时可无憾矣。《湖州文献考索》书成众手，难免大醇小疵，其值得注意者，为义例之是否统一，各章编次尚称有序，而章内各节则义例相乖，诸多歧异，尚望能划一体例，则更为全书增色，所言是否有当，尚祈作者、读者鉴察！2012年4月写于南开大学邃谷[1] 初稿呈来新夏先生请序时，原有赵红娟教授撰写的第七章《湖州的刻书与藏书》，定稿时因篇幅容量限制，无奈割舍。
编者弁言
文献是记录人类活动信息、传布人类思想和智慧成果的载体，自从书籍产生以后，它就成了文献的主流形态。人们依赖书籍与古人交流，与未来对接。对一个区域来说，文献数量的多少及其影响的大小也是反映该地区文化厚重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湖州是江南文化重镇，自汉代以来史志记载的湖籍作者数以千计，文献数量数以万计。但在悠悠岁月中，由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等原因，损毁、散佚和史籍漏记的文献远多于存世文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的进步必然会激发对文化的需求。区域文献是宣传、传承、研究与建设地方文化的基础，梳理和描述区域文献的基本面貌则是查阅和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基于此，我们选择了“湖州文献考索”这一课题，并且被纳入了“浙江省文化工程”，经年努力，有了今天的初步成果。《湖州文献考索》著录时限上起汉魏三国，下迄公元1949年。以湖州新志和历代旧志的著录为依据，民国时期的湖州文献则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甄选。著录对象以图书为主，《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了一部分杂志的抽印本，一仍照录。民国以前的文献按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法著录，每一部分再按时代分节。其中湖州地方史志从史部分离，独立成章，并且以州府县志、乡镇志等方志类别分节，每一类别下再以时代先后著录。民国文献除保留“经部”一节外，其余按现代学科分类。著者对象首先是湖籍人士；其次是寓居湖州或在湖州著述的人士，如《茶经》作者陆羽、《数书九章》作者秦九韶等；三是写湖州的非湖籍人士，如《西吴支乘》作者谢肇淛等；四是随嫁湖州人与夫君共同生活、著述的女性，如《癸卯旅行记》的作者单士厘等。民国期间不以个人著者署名，但记录湖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状况的文献也在收录范围之内。《湖州文献考索》对湖州文献按类别作了概述，对作者履历和有影响的著作作了简单介绍和评述。文献特征的基本信息按书名、编著者、版本、出版时间等著录，为节省篇幅，行款、页码、附录等一般省略。存世文献能考索馆藏地点的尽量予以交代，馆藏单位以国家图书馆（国图）、上海图书馆（上图）、浙江图书馆（浙图）、重庆图书馆（重图）、湖州市图书馆（市图）、湖州师院图书馆（师院图）为主，兼及其他馆藏地点。凡辑入四库文献和《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民国丛书》、《民国籍萃》等大型丛书的，大多也有注明。《湖州文献考索》共分六章，第一章“经书部分”和第六章“民国时期的湖州文献”由王增清编写，第二章“史书部分”由张传峰编写，第三章“地方志部分”由蔡一平编写，第四章“子书部分”由高万湖编写，第五章“总集别集部分”由龚景兴编写。王增清在统稿过程中又作了补充和修改。
要完整地收辑历代湖州文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辑入本书的湖州作者和相关编著者共有930余人，著录文献近3000种，其中亡佚文献或者未见文献630余种，但仍然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不仅还有许多遗漏，而且必定还有许多错误。抛砖的期望是引玉，祈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读者和专家学者给予纠错正误、拾遗补漏，以期今后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面目。第一章经书部分第一节概述
经者，经典之谓也。中国古代人的著作被尊为“经”的，是春秋末期经孔子编撰加工的几部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以前，儒家学说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并没有特别显要的地位，一直到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以后，儒家思想才被抬到了至尊的地位，《诗》、《书》、《礼》、《乐》、《易》、《春秋》、《乐》已佚，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乐谱，本来就没有书）被列为太学的教科书，设立“五经”博士教授弟子。从此，儒说的核心思想也就成为士人信奉的道德、伦理标准与必修课。围绕着这几部书作传、作注、作解、作疏、作笺的人趋之若鹜，延绵两千多年，造就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体系，也形成了在中国古代图书的“四分法”中位居部首、体系庞大的“经学”门类。
儒家学说在秦代曾经受到沉重打击，到了汉代，儒家著作不仅被解禁，而且还被尊为“经书”，但历经秦火后，五经原著一时成为稀有之物，被用作教材的几种书有了古文、今文的区别，产生了今古文两种学派的争论，两派的争论不唯是经书的真伪、文字异同和篇章结构的不同，而且还在于对经书内容的解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古文派重名物考据，今文派主经世致用。古今文之争互为消长，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对中国的哲学、史学、伦理学和政治、文化影响深远。经学史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源于今古文之争。第二节三国至南北朝的湖州经学著述
经学滥觞于齐鲁，发展于中原，东晋南渡之后，文化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因此，据湖州史志记载，迄今最早对经学著作有明确著录的始于三国，但三国两晋时代，作者寥寥，所见著录者仅姚信、吴商两人而已。
姚信，字德袥，号元直，武康人，三国吴太常卿。有《周易注》，《七录》作12卷，隋唐志及《经典释文》叙录均著录10卷。《续修四库提要》柯邵忞云：“信为孟氏易学，极为张惠言所推。”《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1卷。另有《士纬新书》10卷，已佚。
吴商，字彦声，东晋故鄣人。通五经，征为东宫校书郎，官至侍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隋志云，梁有晋益寿令吴商《礼难》12卷、《杂议》12卷，又《礼杂议记故事》13卷、《丧杂事》20卷，并以为亡。唐志有吴商《杂礼仪》11卷。马国翰辑存《杂礼仪》1卷，玉函山房本。
梁、陈时期，湖州的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五胡之乱，东晋偏安，政治上的南北对峙造成了经学的南北分流，北学宗郑玄，南学宗王肃。《北史·儒林传序》云：“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就总体经学成就而言，南不如北，[1]“南朝诸儒无足以领袖群伦者”。其间，武康沈姓诸儒的经学造诣虽然不甚显要，但在南朝却颇负声名，如沈重，身历梁陈两朝，而被北周聘为经师，名重当时。他们的义疏之学和其他南北朝学者一样，对于前承汉人注经、后启唐人疏注所起的桥梁作用，仍有功可论。
沈麟士（419～503），字云祯，齐武康人。少时家贫如洗，以织帘为生，但好学不倦，人称“织帘先生”。宋、齐、梁三朝都有名宦举荐，均不就。隐居德清吴羌山（又名乾元山）讲经授徒，从学者近百人，营宅居其侧，时有“吴羌山中有奇士，开门教授居成市”之誉。一生著述甚丰，撰有《〈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丧服经传义疏》、《周易两系训注》、《庄子·内篇训》，均佚。《玉函山房辑佚书》存《论语沈氏训注》、《周易沈氏要略》各1卷。《周易沈氏要略》1卷，辑入《续修四库全书》。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录麟士所注“潜龙勿用”条，称其“说颇精赅，能补崔憬、马融、干宝、荀奭诸家之所未备”。《提要》谓，可见李氏采辑之精，然只此一条，他无所取，得毋其说多华而不实，以王弼为宗主者欤。不然，李氏不能遗美，若是之多也。见《续修四库》第1201册。
沈重（500～583），字德厚，南朝梁武康人，幼孤，谦逊好学，博览群书，对儒学造诣较深，尤通《诗》、《礼》及《左氏春秋》。初仕梁，为五经博士。后被北周武帝厚礼聘至周都，诏令讨论五经，校定钟律。不久，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北周建德末，坚辞回南朝陈，任通直散骑常侍、太常卿。隋开皇三年（583）卒，年八十四。
沈重学业精深，撰有《周礼义》31卷、《仪礼义》35卷、《礼记义》30卷、《毛诗义》28卷、《丧服经义》5卷、《周礼音》1卷、《仪礼音》1卷、《礼记音》2卷、《毛诗音》2卷，均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毛诗沈氏义疏》2卷、《周官礼义疏》、《礼记沈氏义疏》、《乐律义》各1卷。
另有王谟从《经典释文》抄出49条，并采《初学记》13条、《史记正义》1条，辑为《毛诗义疏》1卷，《续修四库提要》伦明称“视马国翰所收较严”。有清嘉庆刊《汉魏遗书钞》本。《乐律义》1卷，《续修四库》著录，《提要》称：“重此书当为校定钟律时所作，可借以窥见六朝人论律大概与云。”是书《隋志》著录作4卷，《唐志》名《钟律》，作5卷，原书久佚。《隋书·律历志》载其《钟律议》1篇及360律名目。清马国翰从中辑出，为1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太史叔明，吴太史慈之后，南朝梁乌程人，官国子助教。少善庄老之学，兼通《论语》、《礼记》，尤精三玄。每讲说，听者常500人，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故江州人士皆传其学。《隋书·经籍志》载太史叔明有《集解论语》10卷，亡。唯皇侃《论语义疏》引有两节。清马国翰辑存1卷，题为《论语太史氏集解》，《续修四库全书》著录。其说夫子之文章一章，误解何注云，夫子死后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圣师平生之德音，难可复值，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续修四库提要》云：叔明之说“既违经旨，又非何意。故皇侃论之曰，何注似不如此。且死后之言，凡者亦不可闻，何独圣乎？举此一节，他则可知。使其书全存，所取恐亦寥寥也。”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沈峻，字士嵩，南朝梁武康人。家世事农，至峻好学，师事宗人沈麟士，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仕为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荐峻精于《周官》，大开讲肆，群儒刘嵒、沈宏等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寻补四省学士。奉敕助贺琛撰《梁官仪》，书成，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于官。天监四年（505），梁武帝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沈峻受诏补博士。
沈峻的著述，史志未见记载，唯《续修四库提要》有马国翰辑《论语沈氏训注》1卷，题沈峭著，并引马序云，梁有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史称其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江左经师唯峻名最著。峭疑峻字传写之误，否亦峻之族也。《提要》曰：“马说似为近理，然以意推测，终无实证，且仅有一节，难以追寻也。”
沈文阿（503～563），字国卫，南朝梁武康人。沈峻子，少习父业，精于章句，博通经学。曾采先儒各家异同，撰《三礼》、《三传》。察孝廉，任梁临川王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侯景举兵反叛时，梁简文帝遣文阿招兵援京，兵败，逃入山野之中。侯景之乱平定后，任原乡（今安吉县孝丰北）令，监江阴侯。
梁绍泰元年（550），入为国子助教。不久，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陈武帝登位，文阿去官还乡，武帝派使者诛杀，郡守沈恪请恕其罪，被赦免。文帝时累官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在东宫讲《孝经》、《论语》。天嘉四年（563）卒，年六十一。著有《仪礼》80余卷，《经典大义》18卷，《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等70余卷，并行于时，诸儒多传其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25卷，两《唐志》著录则作27卷，未详孰是。其书自李唐以下已不见征引，则五代之世，其书已佚。清马国翰据《正义》、《释文》及《集韵》所引，辑录成书，都凡61条，勒为1卷，《续修四库》著录。唐陆德明《释文》叙录云，文阿撰《春秋义疏》，阙下帙，王元规续成之。则其书本非完本，抑或原书即至襄公也未可知。孔颖达《正义》序云，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刘玄。然沈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提要》称：“今考其书，虽零篇断简，不足于窥全豹，然就其存者观之，大抵意在发明义例，而疏于训诂。则孔氏之言为不诬矣。”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清光绪十年（1884）楚南湘远堂刊本。
齐明帝时期，吴兴人姚方兴作有《孔传舜典注》1篇。齐萧鸾建武四年（497），方兴表上孔传古文尚书《舜典》，称于大航头购得。《舜典》篇首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24字，经明代梅考辨，系姚氏作伪。第三节隋唐至宋元的湖州经学著述
公元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九年以后，南朝陈亡，中国在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分裂以后，重新走上了统一道路。隋代儒家学者力图通过整合南北经学来为统治者服务，但由于国祚短暂，来不及做出更多的贡献，却为唐朝的儒学统一并向理学的过渡作了重要铺垫。
经过唐初统治者的努力，至唐太宗时，以孔颖达主持修定的《五经正义》为标志，完成了南北经学的统一。然而，学术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也就失去了学术的争鸣及其活力。又由于唐代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唐代的释、道两教和文学创作比较活跃，而有影响的经学家和经学成果北方远胜于南方。在长达380年的隋唐时期，湖州出现了如姚察、姚思廉这样的史学名家和孟郊、皎然这样的大诗人，却没有产生一个有地位的经学作者。
但是，在唐太宗统一经学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的湖州学者仍有其后续影响，孔颖达受诏修撰《五经正义》时，曾吸收了沈重疏《礼[2]记》、《毛诗》和沈文阿疏《礼记》、《左传》的成果。唐代李鼎祚所撰的《周易集解》，是一部集前代易学研究成果的专著，收录了自先[3]秦迄隋唐《易》说35家，其中有姚信、沈麟士两家。
中唐以后，儒学滞碍，佛学大盛，尤其是安史之乱引发的社会动荡，致使一些学者对当时作为道德与价值标准的注疏经学开始怀疑，并产生了重建儒家道德、重振儒学精神的动因与实践。刘知几、啖助、陆淳、韩愈、李翱、柳宗元已不满《五经正义》对儒家经典的现成阐释，为宋代学者开创了疑古改经的先河。在这股疑古风气中，今人学者注意到一个声名不彰的湖州人所写的一本书，题名为《兼明书》，作者叫丘光庭，乌程人，生活在公元10世纪初，已属五代时期。《兼明书》是一部笔记体著作，在性质上属于子部杂家类，虽然不隶属于经部，但是却记载了许多经学方面的论题，涉及《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等经书。《兼明书》的作用在于对注疏之学产生质疑；逐渐脱离文字训诂等说经旧方式，而着重于经书义理的探求；意识到经书记载可能包含了不可信的成分，从而开始了“疑经”、“改经”、“补经”以及探究经书真正作者的活动。虽然丘光庭的表现不能作为五代时期经学研究者的代表，但是《兼明书》的存在，却证明了自韩愈与啖赵学派以来的新学风在[4]当时的延续与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自立称帝，建立了宋王朝，推行的是重文抑武的政策，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宋初学者传承了中晚唐以来的疑经学风，推动了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远祖世居安定（今甘肃泾川以北），学者称其为安定先生。胡瑗经学闻名当世，与孙复、石介一起被后人合称为“宋初三先生”。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迁知苏州，创建“苏学”，聘胡瑗任教授。庆历二年（1042），应滕宗谅之邀出掌湖州府学。他在湖州府学创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因材施教，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其所订学规为朝廷太学取法。其弟子遍布朝野，北宋理学大师程颐出其门下。胡瑗博通五经，尤长于《易》学，程颐的《伊川易传》明显受到胡瑗《易》学的影响。因此，胡瑗一直被理学家尊为“宋学”的先驱。胡瑗殁后葬于湖州。存世而又被《四库全书》收录的著作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等。《周易口义》12卷，《四库全书》采自浙江吴玉犀家藏本。书非胡瑗手著，而由其弟子倪天隐根据记录整理编著而成，故称“口义”，后人又称《易解》，《宋史·艺文志》误以一书二名为二书，而两皆著录。此书重在阐明人生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以教人修身治国之方。《总目提要》称其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也”。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安定先生周易口义》14卷本，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吉水李氏白石山房所刊。《洪范口义》2卷，是书《文献通考》作《洪范解》，《宋史》作1卷，已佚。《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校定字句，析为2卷。此书为解释《尚书·洪范》而作。《提要》云：“其说之存于经文各句之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另有清嘉庆《墨海金壶》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胡瑗著作除《周易口义》、《洪范口义》外，今存者尚有《皇祐[5]新乐图记》3卷，其他诸多著作都亡佚了。
在《四库全书》中收录经学著作较多的另一位湖州作者是叶梦得。
叶梦得（1077～1148），南宋经学家、文学家。字少蕴，号石林。原籍吴县，其曾祖元辅徙居乌程。梦得绍圣四年（1097）进士，南渡后官至崇信军节度使，绍兴十八年（1148）卒于吴兴，葬于卞山南岙太阳坞，《宋史》有传。梦得治经精于《春秋》，有《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等，皆收入《四库》，见上海古籍版《四库全书》第149册。《春秋传》20卷，《提要》称：“梦得以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主于废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主于从左氏而废公羊、谷梁，皆不免有弊。故其书多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更相发明，颇为精核。开禧中，其孙筠刊于南剑州，真德秀跋之，称其辟邪说，黜异端，有补世教不浅。”《四库》采自朱彝尊曝书亭藏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小草斋抄本。《春秋考》16卷，叶梦得为攻驳《左氏》、《公羊》、《榖梁》而作。《提要》云：“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辨定考究，无不精详，殆不诬也。”是书与《春秋传》、《春秋谳》于宁宗开禧中同刻于南剑州。元程端学作《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则当时犹有传本。自明以来，藏书家皆不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四库全书》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春秋谳》22卷，其说主于信经不信传，于《公羊》、《榖梁》多所驳诘，于左氏事迹亦断其有诬于经义。词辨纵横，翻澜不竭。可谓长于议论。是书《宋史·艺文志》著录30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参以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辑成，厘为《左传谳》10卷，《公羊、谷梁谳》各6卷。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国立北京图书馆藏传抄本《春秋公羊传谳》6卷，系从《四库》本《春秋谳》抄出的单行本。《提要》云，其书于公羊之说，昌言排击，持论颇称博辨，但其间亦不免矫枉过直，流于偏驳。
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湖州作者还有张大亨、沈该、沈棐、章冲、张有、陈友仁等。
张大亨，字家父，吴兴人。登元丰八年（1085）乙科，尝官司勋员外郎，终直秘阁。有《春秋五礼例宗》7卷、《春秋通训》6卷，《四库》著录，见上海古籍版《四库》本第148册。《春秋五礼例宗》7卷，《提要》云，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10卷，注曰存。而诸家写本皆佚其军礼3卷，已非彝尊之所见。《永乐大典》引此书亦仅吉、凶、宾、嘉四礼，则军礼3卷久佚，彝尊偶未核检也。该书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各为总论。义理赅贯，而无诸家拘例之失。陈振孙称为考究详洽，殆非溢美。丁氏《八千卷楼书目》云，有抄本及《粤雅堂丛书》本。《春秋通训》6卷，《宋史·艺文志》和《经义考》均作16卷。竹垞云，其书已佚。《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病其繁碎，合为6卷，并谓“其文则无所佚脱也”。是书自序谓，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提要》云，考“和仲”者，本苏轼字，又考苏氏族谱，系出赵郡。因而，大亨之学出于苏氏，议论宗旨亦近之。
沈该，撰《易小传》6卷。该，字守约，一作元约，归安人。重和元年（1118）登嘉王榜进士，绍兴中官至左仆射，兼修国史。《易小传》6卷，《四库》著录。《提要》云，宋人称是书为“沈丞相易传”。尝札进于朝，高宗降敕褒谕，尤称其每卦后之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于卷末，今本无之。见上海古籍版《四库》本第10册，近有刘氏嘉业堂刊本。
沈棐，撰《春秋比事》20卷。《四库提要》称，棐，始末无可考。惟是书前有陈亮序，称其字文伯，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为常州倅，忤秦桧，贬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陈亮字）何以云然？《四库》以陈亮去棐世近，姑从所序，仍著棐名。《宋史·艺文志》亦仅题沈棐《春秋比事》，而不注里居。此书本名《春秋总论》，陈亮更其名。其书前以诸国类次，后以朝聘、征伐、会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为之说。持论颇为平允。元至正中尝刊于金华。其版久毁，世罕传本，故朱彝尊注曰已佚。《四库》本前有中兴路儒学教授王显仁序，应是从元刻本传录所得，见上海古籍版第153册。
章冲，字茂深，章惇之孙，长兴人。淳熙中尝知台州，叶梦得婿。撰《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四库提要》云，梦得深于《春秋》，故冲亦颇究心于《左传》。取诸国事迹，排比年月，各以类从，使节目相承，首尾完具。该书作于淳熙三年（1176），踵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义例而作。见上海古籍版《四库》本第349册。《四库》著录列入史部记事本末，清纳兰性德以其书刻入《通志堂经解》，兹故改入《春秋》类。
元代乃蒙古族入主中国的朝代，和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需要借助儒家思想来巩固其政权，但元朝享国不足百年，文治不如武功，经学的承传路向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思想贡献不大。元代湖籍经学作者屈指可数，存世著作寥寥，有陈友仁、敖继公、钱义方的著述因《四库全书》赖以传世。
陈友仁，撰《周礼集说》12卷。友仁，字君复，湖州人。是书《四库》著录，前有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得此书于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提要》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辑也。序题丙子后九岁，而不书至元年号。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凡例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以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原佚《地官》2卷与《春官总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莫友芝《郘亭书目》云：此书有明初及成化闽抚张瑄刊本。附有元俞庭椿《复古编》一卷。阁本缺11卷，张金吾从成化本补录明按察副本，祥符田勤甫刊本。见上海古籍版《四库》本第95册。
敖继公，撰《仪礼集说》17卷。继公，字君善，元长乐人，家于吴兴。通经术，动循礼法，赵孟頫尝从受业。宋咸淳擢进士。元大德中，浙江平章高彦敬荐于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仪礼集说》，《四库》著录，是书成于大德五年（1301），于郑注有所去取，而无所攻击。于郑注字句隐奥者，爬抉诠释，较贾疏颇为分明。其知《丧服传》当改附记后，而不敢移其旧第，亦汉唐诸儒笃实之遗，非悍然移易经文者比。见上海古籍版《四库》本第105册。
倪渊，撰《易卦说》1篇，《周易集说》序例1卷。渊，字仲深，用荐除本州儒学，迁当涂主簿。《两浙著述考》著录，未说明版本。
钱义方撰《周易图说》2卷。义方，字子宜，湖州人。尝举进士，仕履则不可考。是书成于至正六年（1346），上卷为图者七，下卷为图者二十。《四库提要》称，大抵衍陈、邵之绪余，所谓陈抟因《易》而演图，非伏羲据图而画卦，皆为笃论。朱彝尊《经义考》及《湖州府志》均误作1卷。上海古籍《四库》本第26册。南京图书馆藏有精抄本2卷，较《四库》本为佳。第四节明代湖州的经学著述
明代开国君王朱元璋深知天下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因此，他倡导尊儒重教的风气，崇扬程朱理学。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使程朱理学取得了官学化地位，《五经大全》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学术依据，严重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明代中期，陈献章标举陆九渊的学说，打破了程朱理学统治学界的沉闷空气，其后，由湛若水、王阳明承其绪，开启了以心学为特征的明代中后期思想潮流。诚如黄宗羲所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湖州经学与有明一代的学术潮流相契合，一是经学作者大多集中在嘉靖以后，二是风气所向，著述内容多不离“心学”藩篱。明代存世经学著作较之前代大为增加，仅《四库》著录的就有18人30多种。明代心学，湖州无重大影响的学派领袖，但衍甘泉、阳明之学者，有陆澄、顾应祥、唐枢、许孚远，在明代学术史上尚有一定地位。
陆澄（1485～1563），字原静，又字清伯，归安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议大礼不合，罢归。后悔前议之非，诏复原官，遂又被斥不用。王守仁入室弟子。王阳明《传习录》卷上由徐爱、陆澄和薛侃三弟子辑成。
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父昶，因喜长兴山水而家长兴，遂为长兴人。应祥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饶州府推官，历广东按察佥事，累迁刑部尚书。尝受业于阳明先生，尤精算学。又能诗善书，著述颇丰。所撰《传习录疑》1卷、《致良知说》1卷、《惜阴录》12卷反映了顾应祥的学术思想。顾应祥早年对阳明心学深为契合，于“致良知”说颇有心得，然家居15年后的晚年顾应祥却回归程朱理学，在他撰写的《静虚斋惜阴录》中对阳明心学作了严厉批评，成为浙中王门的“修正”派。《惜阴录》现有《四库存目丛书》本，见子部第84册，题《静虚斋惜阴录》。《传习录疑》、《致良知说》未见。
唐枢（1497～1574），字惟镇，初号朋垣子，后改一庵，归安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刑部主事。以疏争李福达事，斥为民。隆庆初复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事迹《明史》有传。
唐枢少年游学于湛若水，注重实践，又留意经世。唐枢被贬后讲学于湖州东门，知府张邦彦择地筑“唐一庵书院”为其讲习之所。三吴之地不少名人出于唐枢门下。唐枢著作甚多，《四库》著录与存目者，就有15种，但篇秩都不大。《易修墨守》1卷，《四库》著录，《提要》谓其书以《连山》为文王八卦图，以《归藏》为伏羲方图，于义颇疏。有齐鲁书社《四库存目》本，子部第162册。丁氏八千卷楼藏有明万历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周礼因论》1卷，《四库》著录，《提要》云：是书以民极为《周礼》本原，驳夏休《井田谱》之妄，亦卓然有识。然其文如语录，寥寥数条，未为详备，不足以言诂经也。明隆庆刻本，辑入《续修四库》第78册。《春秋读意》1卷，《四库》著录，《提要》云：“其论《春秋》，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盖以救宋儒穿凿之失。然谓《春秋》字字褒贬，固为偏论，谓《春秋》竟无褒贬，则数十特笔，亦灼然不可诬也。读者知其矫狂之意可矣。”《八千卷楼书目》著录，有《木钟台集》本。《四库》存目的唐枢著述尚有《宋学商求》1卷附录1卷、《一庵杂问录》1卷、《嘉禾问录》1卷、《疑谊偶述》1卷、《辖圜窝杂著》1卷、《酬物难》1卷、《咨言》1卷、《景行馆论》1卷、《积承录》1卷、《一庵语录》1卷、《因领录》1卷、《唐集辑要》4卷等12种。唐枢治经大旨宗王守仁，但常援儒入墨，以禅机立论，大抵空虚幻杳，“盖沿[6]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学术贡献不大。有《四库存目》本，第162～163册。
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累官至南京大理寺卿，迁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儒林》。湛若水的再传弟子。《四库总目提要》谓孚远之学虽出于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在姚江末派中最为笃实，冯从吾、刘宗周等传其学者，皆能有所树立。章太炎称：“湛、王学问，晚年已不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7]传至刘宗周。”孚远著作有《大学古本》、《大学述》、《大学述问》各1卷，《续修四库全书》著录，另有《千顷堂书目》载《周易述》、《明史·艺文志》载《论语学庸述》4卷，均未见。其《敬和堂集》，《四库》存目。《大学古本》、《大学述》、《大学述问》各1卷，《续修四库全书》合为一种，采自明刊本，首有自序，提要撰者伦明称“盖本姚江之学，而又参以禅理者也。末附《答问》一卷，以申其未尽之意，说多微妙，但非经旨”。《提要》又云：“曾见他本，多《支言》、《杂著》二种，是本缺之，盖初印本如此也。”
明季湖州传姚江之学者，还有施儒、蔡汝楠等。
施儒，字聘之，归安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广东副使。曾游余姚王公之门，撰《中庸臆说》2卷。《经义考》著录，云未见。《千顷堂书目》作《学庸臆说》，误。
蔡汝楠（1516～1565），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汝楠少尝从湛若水游，晚更友邹守益、罗洪先。史称汝楠以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讲求经义。其学本于良知，欲以治经为治心之功，故所说多如语录，罕博考之功。有《说经札记》10卷，明天启三年（1623）蔡武刻本，浙图有藏。《存目丛书》影印本，见经部第149册。
明代有一位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经学作者姚舜牧（1543～1622），字虞佐，乌程人。万历元年（1573）举人，历官新兴、广昌二县知县。舜牧著述颇多，但学术价值不高，《四库提要》称“其学从坊刻讲章入门，门径一左，遂终身劳苦而无功耳”。姚舜牧撰著被《四库》辑录1种，存目6种，迻录如次：《诗经疑问》12卷，《四库》著录，《提要》略云：舜牧于诸经皆有疑问，惟此编说《诗》为差善。自序称所疑凡经数十年，重加订问，前此误解，亟与辩正。盖其用力较深也。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五经疑问》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万历刊本《重订诗经疑问》12卷。上海古籍《四库》本第80册。《易经疑问》12卷，《四库》易类存目，《提要》云：“其《五经疑问》皆年过六十所撰，迨年过八十又订《诗》、《礼》及此书，其序并载所著《来恩堂集》中。计其一生精力，殚于穷经。此书敷衍旧说，实无可取，间出己意，亦了不异人。”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经堂刻五经疑问本。见《存目丛书》经部第12册。《书经疑问》12卷，《四库》书类存目。《提要》云，是编于经义罕所考定，惟推寻文句，以意说之，往往穿凿杜撰。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五经疑问》本。《存目丛书》辑入经部第51册。《礼记疑问》12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书依文训义，多作语录之体，间有新说，多与经义违背。”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五经疑问》本。《存目丛书》辑入经部第91册。《春秋疑问》12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书不尽从胡传，颇能扫诸家穿凿之说，正历来刻深严酷之论，视所注诸经，较多可取。而亦不免以意推求，自生义例。”有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经堂刻《五经疑问》本。《存目丛书》辑入经部第120册。《孝经疑问》1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书以《孝经》语意连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又谓经文多汉儒附会之言而宜删削。《提要》称：“《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谓舜牧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斥其所为乃“变乱古籍”。有上海图书馆藏明来恩堂刻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本。是编《四库》续修本同时辑录，伦明撰提要，因“其行事无可考”，而推“舜牧当为清初人”。并谓舜牧拾朱子余唾，“不求根据，徒于文理语气之间，轻决去取，又陋妄之甚焉者也。近代注家日盛，古义复明，其疑问诸条，不足复烦研讨矣”。取光绪元年（1875）三月舜牧十世孙觐元咫进斋重校本。《存目丛书》影印明来恩堂刻清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本，见经部第146册。《四书疑问》11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编各章总论其大旨，不复逐句笺释，立说多与朱子异。”有见地处，亦有穿凿附会、以禅理诂儒理者。前有万历丁巳自序。《存目丛书》取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六经堂刻本，经部第158册。
被《四库存目》与《续修四库》辑录的其他著述还有：
张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官福清县教谕。《麟经统一篇》12卷，是书为科举应试而作，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无思想价值可言。《四库提要》云：“其体又在讲章下矣。”《存目丛书》经部第121册。
凌濛初（1580～1644），字稚成，乌程人。《圣门传诗嫡冢》16卷、附录汉申公培《诗说》1卷、《言诗翼》1卷、《诗逆》4卷，三书《四库》诗类存目。见《存目丛书》经部第66册。《圣门传诗嫡冢》16卷附录1卷，是书辑诗序及毛诗郑笺，又以丰坊诗传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异同。附录1卷，则丰坊所作汉申培《诗说》。《四库存目丛书》采自中科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明万历间凌氏刻本。《言诗翼》6卷，《提要》称：此编仍列诗传诗序于每篇之前，“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锺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锺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解经，真可谓无所不有。”《四库存目丛书》采自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题《孔门两弟子言诗翼》7卷。《诗逆》4卷，其诠释亦多穿凿。《四库存目丛书》采自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题《诗逆诗考》。
凌稚隆，字以栋，号磊泉，乌程人。父约言，以史学著。稚隆博览群书，雌黄铅椠，未尝一日去手，辑校刊刻书籍甚多。《春秋左传评注测义》70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以左氏不合者，亦间有辨正。然皆冗碎不足观。《经义考》作70卷，雍正《浙江通志》作30卷。《四库存目丛书》采自湖北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亦为70卷本，知《浙江通志》传写有误。清华大学图书馆有明刻70卷本。《存目丛书》经部第126～127册。凌稚隆尚有《吕氏春秋》26卷，此书由（秦）吕不韦撰，（宋）陆游评，凌稚隆批。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凌氏刊朱墨套印本，辑入《子部珍本丛刊》第144册。
王震，字子省，乌程人。《春秋左翼》43卷，《经义考》不著撰人，亦不载卷数，有焦竑序。《四库》存目定为震作，《提要》称，其书系传于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四库存目丛书》采自山东省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存目丛书》经部第122册。
陈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四年（1525）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有《周礼训隽》、《十三经解诂》两种，《四库》存目。《周礼训隽》20卷，《提要》称：“是书略无考证，而割裂五官，归于冬官，则沿俞庭椿辈之谬论，无足录也。”《四库存目丛书》采自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见《存目丛书》经部第82册。《十三经解诂》64卷，《提要》称：“其《易》惟取程传及《本义》，各标其名；《书》惟取孔传、蔡传，不复分别；《诗》取《小序》及朱子《集传》，亦兼采子贡《诗传》；《周礼》分序官于各职之前，使长属相统，用王应电本，称曰古本；《礼记》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问》前；《左传》主夏正之说，谓用周正为诬。《论语》、《孝经》、《孟子》俱无注，惟《孟子》加以评点，用世所称苏洵本，余亦钞录旧注，无所发明。”《四库存目丛书》采自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见经部第147～148册。
沈珤，字林珍，德清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兵部郎中。《周礼发明》1卷，《四库》存目，《提要》云，是编于六官之后各为总论一篇，冬官一职，则杂取司徒之属补其阙，盖用《三礼考注》之本，所录经文颇多删节。所谓发明者，寥寥数叶，亦仅如乡塾之讲章。《存目丛书》未收。
茅瑞徵，字伯符，归安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解官后自号苕上渔父，又称淡泊居士。有《虞书笺》、《禹贡汇疏》两种，《四库》存目。见经部第52册。《虞书笺》2卷，自序云：“南局多暇读唐、虞论治之书，辄次数语。”盖官光禄时所作。《提要》称其“殆闲曹无事，姑以遣日，本无意以著书，而其子漫付剞劂耳。”《存目丛书》采自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见经部第52册。《禹贡汇疏》12卷图经2卷别录1卷，是书作于崇祯五年（1632），《提要》云：“征引浩繁而无所断制，动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滥。至其附录一卷，尽摭杂家之言，侈谈灵异。则非无与于经义，亦并无关于时事矣。”《存目丛书》采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见经部第52册。
唐元竑，字远生，乌程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明亡，不食死。有《大易心印》，《经义考》著录，云存，未见。
夏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有《麟传统宗》13卷，《四库》存目，《提要》略云：其书饾饤成编，漫无体例。端绪茫然，猝难究诘。“文震孟序，乃称其得于经术者深，亦可异矣。”《存目丛书》采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见经部第127册。
潘士遴，字叔献，号青莲，乌程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官至大理寺寺副。有《尚书苇籥》21卷，《四库》存目，《提要》称，是书大意欲囊括汉宋诸儒，而执中己见。然博引繁称，卮言多而经理少。其凡例高自标置，其华而不实亦可概见矣。目录止21卷，而分编则为58卷，盖以篇数为子卷也。《存目丛书》以58卷著录，采自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见经部第53册。
凌义渠（1591～1644），字骏甫，号茗柯，乌程晟舍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大理寺卿、赠刑部尚书，明亡殉国。有《凌茗柯先生传稿》4卷存世，此书选段释《四书》，阐凌氏己意。由师兰皋重订，清乾隆八年（1743）启美堂写刻本，稀见之本。
董说（1620～1686），字若雨，号西庵，乌程人。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并自称槁木林。中年出家苏州灵岩寺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黄道周弟子，精研五经，尤邃于《易》。有《易发》8卷，《四库》易类存目。谓其“论《易》专主数学，兼取焦、京、陈、邵之法，参互为一，而推阐以己意，其根底则黄氏《三易洞玑》也。其研索具有苦心，究不免失之杂”。《存目丛书》采取东北师大图书馆藏清初刻本，见经部第26册。
施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有《春秋三传衷考》12卷，是书《四库》存目，《提要》云：“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存目丛书》采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见经部第128册。
闵远庆，闵珪曾孙。字基厚，号宁台，乌程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江西建昌知府，四川按察使佥事。撰《左传集要》12卷，明万历间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总目录第2册。
明代湖州学人中还有归安人张睿卿、长兴人金镜、德清人唐达及其受业弟子潘谷等，有多种经学著作见诸《经义考》或史志和方志目录，但存世情况已难于详考。
明末清初有闵齐伋的《六书通》，因闵是由明入清的人物，他的一部分著述已在清初问世，但从学术传承角度，仍以列入清人著作为宜。《六书通》在“小学”章里另述。第五节清代湖州的经学著述
宋明理学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思维表征，对活跃中国知识界的思辨空气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发展也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宋明理学被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清王朝的统治阶级用作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理论体系，但是，王学末流空谈心性良知之说，并不钻研实际学问的空疏学风已显现出于事无补的弊端，从姚舜牧等湖州籍作者臆说经文的陋习也可以窥见明代风气所向。明末清初已有学者对这种“游谈无垠”的浮夸习气提出批评。在清朝统治者一手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一手钳制思想自由的双重政策下，于是出现了以辨伪、训诂、考据为主流的清代“汉学”的复兴。
明清时期江浙和徽州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才集中，因此这些地区清代经学最为繁荣，学术派别众多。湖州的清代经学虽然仍未产生杰出的学派领袖，但出现了多位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由于明清两代刻书、藏书事业迅速发展，湖州又是私家刻书和藏书的集中地之一，所以，清代的存世文献比前代大为增加。据见诸史志目录、《清经解》、《续清经解》、地方志书和《贩书偶记》、《书目答问》及其补正等著名私家目录的不完全统计，清代湖州的经学作者有120多人，著作在300种以上。乾隆朝以前被《四库全书》著录和存目的有7人12种，被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8]提要》辑录的有29人116种。
为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在明末清初学者中已出现了疑古的端倪，如严启隆所著《春秋传注》，“其意盖深厌说《春秋》之穿[9]凿，欲一扫而空之，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于偏驳也”。《春秋传注》36卷、提纲1卷。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彝尊家钞本，齐鲁书社据此辑入《四库存目丛书》经部第131册。又常熟图书馆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抄本，列入“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
从考辨伪书入手，引起清初思想界革命的则是胡渭。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德清人。曾乡试屡次不第，遂绝意科举，潜心治经，又善地理，著述颇丰。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胡渭被延聘入馆，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人同任撰辑。胡渭的经学研究，对《易》、《书》尤为精深，影响最大。主要著作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诗笺辨疑》、《大学翼真》等。
胡渭的《易图明辨》论证了宋儒所谓《河图》、《洛书》并非来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与唐末五代道士陈抟的渊源极深，他以实证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始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原则区别，梁启超称“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10]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因而，梁氏对胡渭评价极高，认为在清初“思想界影响之巨”，除了顾炎武、戴震之外，“独[11]推阎（若璩）、胡（渭）”。《易图明辨》10卷，《四库》及《清史稿·艺文志》均著录，万斯同序云：“友人德清胡胐明先生，精于《易》学。庚辰仲夏，示予以《易图明辨》十卷，则《本义》之《九图》，咸为驳正，而谓朱子不当冠于篇首，予读之大喜跃然，曰，至哉言乎！何其先得我心乎！读先生此书，一一为之剖析，洵大畅予怀。而其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于人间，《易》首之九图，即从此永可废也。”上海古籍影印《四库》本第44册。另有《守山阁丛书》本、粤雅堂本、《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禹贡锥指》20卷图1卷，《四库》著录。《禹贡》本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成书于周秦之际，记载九州山川、交通、物产、贡赋等，历代学者对《禹贡》的研究，往往忽略其中的地理部分。胡渭广泛收集前人研究成果，将古今异同考证详明。又据历代《地志》和《水经》等资料，绘制地图47幅。《提要》称“其生平著述甚夥，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为表彰胡渭撰《禹贡锥指》有功于经学，特赐“耆年笃学”匾额以示嘉奖。有清康熙四十四年漱六轩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著录。影印《四库》本第67册。另有道光九年（1829）《清经解》本。《洪范正论》5卷，《四库提要》云，是书大旨以禹之治水本于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