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卫红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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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李叔同 右手南怀瑾试读：
前言
道是殊途同归李叔同和南怀瑾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多才多艺，都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都是半路学佛以至于精通，都被誉为“大师”，都领风骚于一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两位大师的出身、修行方法、做人风格、处世态度等方面却有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李叔同出身于高官巨富之家；南怀瑾出身普通耕读之家。
李叔同从小喜好文艺；南怀瑾从小喜好武艺。
李叔同学佛出家；南怀瑾学佛不出家。
李叔同对自己、对别人都严格要求；南怀瑾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宽容。
李叔同斩断亲情，心无挂碍；南怀瑾重视亲情，齐家有道。
李叔同凡事认真，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南怀瑾无所偏执，在有心无心之间，通达大道。
李叔同性格内向，不苟言笑，说话惜言如金；南怀瑾性格外向，和善可亲，说话滔滔不绝。
李叔同不喜应酬，常独居静处，“知心无几人”；南怀瑾喜欢热闹，常高朋满座，“相识满天下”。
李叔同生活清苦，常以自苦求清静；南怀瑾生活恬淡，常以自乐怡性情。
李叔同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业；南怀瑾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如果一一列举，两位大师的不同点还有很多。他们既是不同的两种人，修行方法也不同，为什么能取得比肩的成就呢？因为他们的目标相同：为众生忙——这是古今中外的伟人、大师们共同的价值观。只要目标相同，无论哪一类人，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发，无论借助怎样的工具，无论采用怎样的行进方法，必然走到一起来。这就叫殊途同归。
在生活中，多数人都想创下伟业，想在这个世界上“立德，立功，立名”，想证明生命的不凡价值。尽管有的人宣称自己只想活得开心一点儿、平凡一点儿，但多少有点儿言不由衷的味道。假如他能立功名于后世，一定不会拒绝的。
佛家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儒家说：“人人可做尧舜。”道家说：“人人皆有仙缘。”这就是说，每个人天然是一座宝库，一旦发掘出来，价值何等惊人！然而，多数人身怀异宝，却庸庸碌碌了此一生，最后埋于荒丘之下，这又是何等浪费！
为什么多数人不能充分实现生命价值呢？其中一些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命有巨大价值，根本没有发掘意愿；其中一些人，只想为自己忙，不肯往“为众生忙”那个地方走。同理，古今名家、大师总结出了很好的成功之道，不知借用，一味“跟着感觉走”，岂能超越他人呢？
李叔同、南怀瑾两位大师的人生经验中，亦有很多可借鉴处。当然，我们在借鉴时，还须依自己的性情、学养、潜能而选择，不必勉强为之。
上篇 左手李叔同
做事要学李叔同
摘要：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林语堂上篇 左手李叔同01
佛缘：悲喜交集悟人生
李叔同是“出家”还是“回家”？这是一个问题。在一个大家认为很荒凉、很偏僻的地方，其实也可以是某些人的幸福家园。传说中的佛国，是荒漠还是绿洲？没有游览过的人，难得真切感受。那么，李叔同是否找到了他精神的“桃花源”？
李叔同小传
1.翩翩少年，特立独行
光绪六年（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商家庭，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后来名号屡改，一般以李叔同为世所知。出家后法名演音，字弘一，晚年号晚晴老人，后人通常尊称他为弘一大师。
李家世代经营盐业和钱庄等生意，广有资财。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曾于同治年间中进士，官任吏部主事，这样，李家的声势更显赫了。不过，李世珍为官不久，即告老返乡，经营商业。他晚年笃信佛教，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人称“李善人”。李世珍正妻生有两子，长子文锦早死，次子文熙体弱多病，李世珍担心他养不大，所以又将丫环王凤玲纳为小妾，生下李叔同。其时李世珍已68岁，而王氏年方20岁。那时候，在官宦人家，妾的地位低微，而李叔同作为庶子，身份也不能与嫡子相比，所以，他从小便感受到了封建等级制度带来的压抑。
李叔同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这样形成了。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据说，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他的大娘（即李世珍的大姨太）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大悲咒》、《往生咒》。他的长嫂信佛，曾教他背诵佛经。叔同小时候，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他后来的出家，与幼年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不无关系。
李叔同六七岁时，开始跟着年长自己12岁的兄长文熙读书，并学习日常礼仪。文熙对他督教甚严，日常功课不得马虎，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貌。他小小年纪便受到如此严格的教育，无疑会使他的天性受到压抑，但对他养成严肃认真的习惯却大有好处。他日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好习惯。
李叔同8岁时，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同时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到了十三四岁时，他的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后来又师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填词，跟唐静岩学习书法，进步甚快，功力非同一般。为了考功名，他还受过八股文的严格训练，曾以“文童”进过天津县学。
李叔同十五六岁时，已小有才名，曾留下“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等传诵一时的佳句。而且，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内心“反叛”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不那么热衷了，却对唱戏这种“贱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戏园子看戏，成了铁杆票友，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他对伶人杨翠喜很是欣赏，每天晚上都去“天仙园”为她捧场，散场后，提着灯笼陪她回家。他还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大大提高。跟杨翠喜交往，或许是他的初恋，可惜，这个女子后来被卖入官家，几经周折，又嫁作商人妇。李叔同一片痴情，化作闲愁万种。
对李叔同的不务正业，兄长自然不满，家里其他成员也会有些闲话，但李叔同并不在乎，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依然故我。
李叔同很看不惯兄长文熙待人接物的风格。当时文熙已是天津有名的中医，但为人比较势利，对地位尊贵者，礼貌有加；对地位低微者，不屑交往。李叔同很讨厌这种随贵贱接人的作风，为了表示不满，他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对贫贱者礼敬有加，对富贵者不屑一顾。而且他很爱养猫，往往敬猫胜于敬人，对人反而不敬，别人都觉得他“疯癫”，他也不以为意。从这些小事来看，李叔同的个性还是比较偏激的。
大凡能够成就大器的人，往往从小就养成了特立独行的风格，行事不同常人，所以往往被人视为“傻瓜”或“疯子”。但惟其不同常人，才能在常人中脱颖而出啊！
大部分人年轻时都会有一定的“反叛”倾向，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反叛”的力量，所以多数人挣扎一阵，复归于沉寂，从此淹没在世俗的大潮中。只有勤于修炼心性、培养能力者，才不为流俗左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2.风流才子，畅游艺海
李叔同18岁时，奉母亲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
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不料，“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海外，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来。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他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
当时，袁希濂、许幻园等名士在城南草堂组织了一个“城南文社”，每月悬赏作文，李叔同三次投稿，三次名冠其首。许幻园叹为奇才，请他一家移居城南草堂，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赠送给他。不久后，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等名士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在居住城南草堂期间，李叔同还跟张伯迟、张小楼、许幻园、袁希濂等，成立了“海上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书画界最早出版的报纸。不过这个公会不久就解散了。
李叔同除了跟众多文士过从甚密外，也与名妓李苹香、谢秋云、高翠娥等时有往来，相互间诗词酬和。这段花花公子的生活，是他屡遭后人诟病的一段经历。在他诗酒风流、逍遥快乐的日子里，也有过一次惨痛经历：他的长子葫芦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对性格敏感的他，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01年，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就读，主攻经济特科，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第二年，他以捐监的方式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名落孙山，于是仍回南洋公学就读。
1903年，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先生同情学生运动，自动辞职，全体学生相继退学。李叔同也退学了，不久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沪学会”，开办补习班，举行演说会，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他创作了新戏《文野婚姻》的剧本，写了大量诗歌，还谱写了《祖国歌》等广为流传的歌曲，他的艺术才华如同天上的新月，放射出夺目的光芒。就在这一年，他的次子李准降生。两年后，他又有了三子李瑞。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王太夫人不幸病逝，他的心灵再次遭受重创。多年来，他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无疑是李叔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尽管他有着特立独行的个性，对母亲却百依百顺，甚至愿意接受母亲安排的并无爱情的婚姻，仅仅是为了让母亲开心。如今他们母子阴阳两隔，情何以堪？伤痛之中的李叔同，按母亲的心愿，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以尽最后的孝心。随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自己东渡日本留学。
李叔同留学日本的生活多彩多姿。他首先考入上野美术学校专攻绘画，这个学校是当时日本美术的最高学府，分别用英语和日语授课，他的指导老师是曾经留学法国的知名画家黑田清辉。李叔同的求知欲十分旺盛，除了学习绘画外，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研究新剧的演技。他在日本读书时，“早浴，和服，长火钵”，过着道地的日式生活。他有专用的侍从，日子过得相当阔绰，与一些穷留学生不可同日而语。
但李叔同并未沉迷于优裕的生活享乐中，他的表现欲和创造欲非常旺盛，除了忙于学习外，他还与同学曾延年等人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饰演茶花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引起了比较大的关注。
春柳社第二次演出《黑奴吁天录》，李叔同扮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他演唱俱佳，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等人的好评。
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叔同还娶了一个日本女孩做他的第二个妻子。对一个富家公子来说，三妻四妾本属寻常，但作为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有为青年，纳妾仍是他诟病的地方。
1910年，李叔同学成归国，由日本回到天津，在天津高等专门工业学校当教师。当时，清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受时局影响，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李家在天津的“义善源”、“源丰润”两家票号相继倒闭，李家的资产大部丧失。自此，李叔同再也不能坐享祖辈余荫，过那种豪阔的生活了。
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初建，李叔同应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之邀，赴沪担任教职。不久后，又受上海《太平洋报》之聘，任文艺版主编。同时，与柳亚子、陈无我等组织“文美会”，编辑名家书画印稿，并拟创办《文美杂志》。不料，过不多久，《太平洋报》被查封，李叔同丢了工作。不久后，他应聘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
在此期间，他的工作热情甚高，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洋文学、艺术方面的新知识。他教的图画课，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史上是一大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歌曲，同时又自己作词作曲，对学生灌输新音乐思想。他还利用假日组织“于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提倡艺术。他还组织了一个金石篆刻研究会，名为“乐石社”，自任社长，校长经亨颐、教员夏丏尊都是该社的会员。对学生中有绘画或音乐天赋的，他特别加以鼓励和培养。如后来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都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
除了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外，他还受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也是教绘画和音乐，所以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忙碌，也很充实。
很显然，李叔同已从一个风流才子渐变为一个专心事务的干才。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大凡人的情欲，如同煤矿，可以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转变的迟速，因人而异。有的人如一炉小火，燃烧一生；有的人迅即引燃，爆发出惊人能量，随后便热情退减，只见灰烬，余热无多。李叔同显然属于后者，年轻时，有如火山爆发，感情生活颇多放荡、艺术创作也极为丰富，但这样的大爆发是不可能持久的。
此外，将情欲转变的能量用在什么地方，也因人而异。有的人用在纵欲上，有的人用在事业上。西哲有云：一个人的成功程度，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将情欲转移到了更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上。李叔同多情但并未纵欲，这是他在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3.浊世公子，遁入空门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身上的名士习气已将脱尽，生活渐趋平淡，刻意于道德修养。和他交往比较密切的同事有夏丏尊、美丹书等人，校外常往来的有马一浮、林同庄等。马一浮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是一位著名居士，对佛学颇为精通。李叔同对马一浮十分佩服，以弟子礼跟他交往，学到了不少佛学知识。但他那时并没有出家的打算。
李叔同打算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杭州西子湖畔创建“中华艺术师范学校”，并决定聘请徐悲鸿、陈师曾、夏丏尊等艺术界著名人士来校任教，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不料，李家最后一家银号——“桐达银号”彻底破产了，他不仅失去了创办艺校的财力，从此还不得不靠薪金养家糊口。
尽管家逢变故，他的出家仍然令人意外。以他的才力，不难成为一派宗师，他的名声也蒸蒸日上，受到广泛赞誉。他正宜激流勇进、更上层楼。不料，他却突然跑到杭州虎跑寺进行断食修炼，又突然在虎跑寺受了具足戒，从此成为一个“比丘”，即和尚。他的转变之快，几乎令所有了解他的人瞠目结舌。他的好友夏丏尊在一篇文章中，对他学佛、出家的经过记录得很详细：“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
约莫经过了一年，他竟独自去实行断食了，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他的断食共三星期。第一星期逐渐减食至尽，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汤逐渐增加至常量。据说经过很顺利。不但并无苦痛，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像。他平日是每日早晨写字的，在断食期间，仍以写字为常课。三星期所写的字，有魏碑，有篆文，有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他说断食时，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恐出毛病，终于不敢作文。他断食以后，食量大增，且能吃整块的肉（平日虽不茹素，不多食肥腻肉类），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并没有什么和前不同的情形。据我知道，这时他还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
转瞬阴历年假到了，大家又离校。哪知他不回上海，又到虎跑寺去了。因为他在那里经过三星期，喜其地方清静，所以又到那里去过年。他的皈依三宝，可以说由这时候开始的。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老和尚了悟法师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
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宋元理学书偶然仍看，道家书似已疏远。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为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有一次，我对他说过这样的一番狂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我这话原是愤激之谈，因为心里难过得熬不住了，不觉脱口而出。说出以后，自己也就后悔。他却仍是笑颜对我，毫不介意。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个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起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他笑说：‘昨日受剃度的。日子很好，恰巧是大势至菩萨生日。’‘不是说暂时做居士，在这里住住修行，不出家的吗？’我问。‘这也是你的意思，你说：索性做了和尚……’
我无话可说，心中真是感慨万分。他问过我父亲的病况，留我小坐，说要写一幅字，叫我带回去作他出家的纪念。回进房去写字，半小时后才出来，写的是‘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且加跋语，详记当时因缘，末有‘愿他年同生安养共圆种智’的话。临别时我和他作约，尽力护法，吃素一年。他含笑点头，念一句‘阿弥陀佛’。
李叔同出家不久，决定到新城闭关修炼。他跟平日的知交好友饯别时，指着夏丏尊，对大家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实际上，李叔同早就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并向学生刘质平透露过此意。他并不是因为别人一句话就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李叔同出家的时间是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他皈依的师父是了悟和尚。了悟给他起法名演音，号弘一。不久后，他又到江南名刹灵隐寺，由大和尚慧明法师开堂，受具足戒。
李叔同出家后，便断绝了一切世缘，在此后二十几年，再也没有跟妻儿见过面。他的日籍妻子千叶子（一说诚子、福基）获悉他出家的消息，来到杭州，想劝他回心转意，却未能如愿，大哭一场，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孩子和一颗落寞的心，返回日本。
自此，一代才子，遁入空门，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后来，他曾采用一音、一相、演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但仍以弘一最为著名。
李叔同的出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日后仍争议不休。的确，由一个翩翩佳公子，骤然变为佛门苦行僧，这种反差未免太大了！对他出家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各种猜测，有“家庭影响说”、“理想破灭说”、“经济破产说”、“性格变态说”……种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又似是而非。实际上，这种猜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李叔同出家时的心境，只有他自己清楚，那些把出家看成“受苦”的人，哪能体会？好比鲁迅小说《药》中，革命党人夏瑜被俘后，别人都觉得他可怜，他反倒觉得那些在混沌中过着愚昧生活的人可怜。山下的人看不到山上的事，李叔同是站在山上的人，我们站在山下，哪能猜度到他的心境呢？
4.精研律法，中兴律学
李叔同出家后，虽行踪不定，但多数时间，都选择寂静之处，不是闭关阅读佛经，就是从事著述，或为大众讲解戒律持。他对佛教的律学可谓情有独钟，不仅毕生研究，而且自他出家后，直到圆寂，前后25年，自始至终过着持律守戒的生活。
最早影响李叔同接触律学的，是马一浮居士。据李叔同《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序文中介绍，马居士在他出家之初，曾赠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他用心研读后，“悲欣交集”，因此发下学戒的大愿。《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是明末高僧蕅益大师的律学著作，而《宝华传戒正范》是明末清初的见月律师为宝华山传戒制定的标准程序。李叔同细读两位大德的著作后，深感佛门戒律废弛，僧种难得，僧人如果不守戒，必将导致佛法陵夷、僧格扫地，这是他发愿学戒的原因。他在《律学要略》一文中说：“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日且举出一点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如受沙弥戒，须要二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亦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间，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他所谓“僧种断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僧人，而是说，不守戒律的僧人，不是真正的僧人。
李叔同最初在西湖玉泉寺研究律学，因他在杭州的师友太多，慕名来访者不断，日常应酬过频，难得清净，因此他于1921年3月，到温州庆福寺闭关安居。
我国佛教的律学，古译有四大律，即《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唐代义净留学印度回国，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简称“有部律”，后人称之为“新律”。李叔同最初研究的就是“新律”，他很下过一番苦功，还写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自行钞》和《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等论文。
后来，受友人之劝，李叔同改学南山律。该律是唐代道宜律师所撰，他住持终南山，专习律学，其撰述最著名者，为《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随机羯磨疏》，世称为“南山三大部”。
自宋代以后，因禅宗大盛，律学渐渐无人问津，因此唐宋诸家的律学著作，大都散失了。到了明末清初时，南山宗曾一度复兴，但由于研究资料不全，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清雍正年间，度牒试僧制度无形中废弛，天下丛林都可随时受戒度僧，于是各色人等混迹在佛门中，龙蛇杂处。所谓戒律也就徒具形式，难以实行了。幸而律学自唐时传至日本后，各种著作保存尚称完好，清朝末年，这些著作又“回流”到中国，使人们有了研究对象。李叔同发现，南山律比较适合我国的环境，所以他选择此宗作为研究目标。
李叔同在西湖玉泉寺，穷四年之功，从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著作，并亲自以工楷书写。该书出版后，部分寄赠日本，很受日本佛教学者的重视。此书和他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是他精心撰述的两大名著，也是研究律学的重要作品。
李叔同的佛学思想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也就是说，他研究的是华严，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李叔同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关键不在于学习和研究，而是身体力行。1931年2月，他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了专学南山律的誓愿，并写了一篇《学南山律发愿文》——“时维辛未年二月十五日，本师释迦如来涅槃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疏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
1933年，他又集合学者十余人，于泉州开元寺尊胜院研究律学，称为南山律学苑，根据日本请回的古版律书，圈点南山三大部并到处讲授律学。
由于李叔同在研究和弘扬律学方面的贡献，使南山律出现了“中兴”局面，因此，他被佛门弟子尊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李叔同初入佛门，就选择律学作为毕生研究的课题，其敏锐的判断力令人敬佩。古人云：“乱世用重典。”在一个混乱的年代，想整顿风气，往往只能从法律入手。俗界是如此，僧界也是如此。民国初年，僧界一片混乱，欺世盗名者数不胜数，“假和尚”比比皆是，此时提倡律学，可谓正当其时，功莫大焉。李叔同出家未久，便被奉为宗师，不完全因为才气和名气，关键在于他走对了路。
5.以戒为师，弘法度人
李叔同25年出家生活中，律己极严，过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终其一生，不化缘、不盖庙、不剃度徒众、不做住持或监院，甚至于不接受一般人的供养。如有供养推不掉，便转赠给寺院。他的个人用度，主要由几位旧时的朋友或学生资助。他认为，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即使是施主心甘情愿，也是犯了盗戒，因此他在金钱方面，一丝不苟。例如，他出家后第三年，上海有个名叫丁福保的居士赠钱给他置办僧衣，他把钱退回去，并回信说：“承施禅衣之资，至可感谢，但音今无所需，佛制不可贪蓄，谨附寄还，并谢厚意。”他在闽南时，性愿法师寄给他大洋十元，他回信说：“承施十金，却之不恭，谨以受收。惟来函云：‘备作邮笺之需云云。’后学现不需用邮笺，拟以移作他用，想为慈意所允也。”实际上，性愿法师赠钱给他作“邮笺之需”，就如乡下人赠钱时说“送你买茶吃”一样，不过是客套语，受者怎么花这笔钱，可以自便，李叔同却要特别去信说明，可见他的认真。
李叔同出家期间，行踪不定，前后二十余年，曾住过杭州的玉泉寺、嘉兴精严寺、衢州莲华寺、温州庆福寺等数十处寺庙，其中以温州庆福寺住得最久，前后达十一年。其次为玉泉寺，住了两年，其他寺院，长不过半载，短不过逗留数天而已。
后来，夏丏尊、经亨颐、刘质平、丰子恺等，募款为李叔同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盖了一座精舍，命名“晚晴山房”。后来又成立一个“晚晴护法会”，在经济上支持他请经和研究佛经。他从日本请来了古版佛经一万余卷的费用，就是由晚晴护法会资助的。
除了精研律学并从事著述外，李叔同的主要精力用于弘法度人。1928年，他在上海偶然遇到旧友尤惜明与谢国樑二居士将赴暹罗（今泰国）弘法，在上海候船，李叔同一时兴起，便参加了他们的弘法团。船到厦门时，受到巨商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居士的接待，介绍他们到厦门南普陀寺去住。李叔同在这里认识了性愿、芝峰等法师，受到恳切挽留，后来尤、谢两居士乘船继续南行，而李叔同就独自留在厦门了，这是他初次和闽南结缘。他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住了三个月，当时，闽南佛学院刚开办不久，没有教学经验，开设课程门类太多，学员负担很重，学习成绩很不理想。李叔同坦然向院方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建议将英文和算术从功课中删掉，把腾出来的时间用来教授佛学。院方接受了他的建议，调整了课程，学僧的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1929年春，李叔同由苏慧纯居士陪同，自泉州经福州至温州。在福州候船时，他和苏居士游了鼓山涌泉寺，在寺里发现了几部未入大藏的《华严疏论纂要》和其他善本经论的经版，叹为希有，因此发愿印刷了25部，并将其中12部赠给了日本各大学。
1930年，因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李叔同二下闽南，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这次在厦门的日子里，主要时间还是花在帮助闽南佛学院整顿学僧的教育上。但是，这次跟上次偏重于课程的整顿不同，他特别注意思想整顿。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约有六十多位，学佛之心都不坚定，管理方面颇感困难。李叔同亲笔撰写《悲智》训语，教导学僧。训语云：“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可惜，这些学僧积习已成，很难改变，虽经整顿，学风仍然疲软，真是枉费了李叔同的一番苦心。
1932年，他三下闽南，抵达厦门，一住就是十年之久。据说是因为他体质较弱，而闽南的气候特别适于他的身体，而且闽南民风纯朴，也很合他的性情。他的整个晚年，主要往来于泉州和厦门之间，随缘居住。
李叔同晚年定居闽南的十年，其佛学思想已臻于成熟，他的主要佛学著述绝大部分是在这时期完成的，如《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华严集联三百》、《药师如来法门讲述录》、《净宗问辨》、《盗戒问答》、《晚晴老人讲演录》、《晚晴山房书简》等。他的这些著述，大部分是先写后讲或先讲后写，把著述和弘法结合起来。
李叔同在闽南的十年，也是他弘法利生的最重要时期，他每到一处，都要大开讲席，听者云集。前后亲近他学律的有性常、义俊、瑞今、广洽等十余人。他住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时，常定期出题，令学律的弟子们各写心得，他亲自阅卷并批改。他还曾两次受闽南佛学院邀请，帮助整顿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
他认为，人到晚年，更应该勤敏精进，努力弘法。他在1938年10月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年所以往闽南各地弘法者，因余居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遇，今余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谢世，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耳。”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经常出现“在闽南各地弘法甚忙”、“近在泉州讲经，法缘甚盛”、“于厦门变乱前四天，已至漳州弘法”、“朽人近来漳州，弘扬佛法，十分顺利”等。
大师在闽南弘法成功，为众人所钦慕，主要是由于他能身体力行地遵行佛教戒律，能够严于律己、行不言之教，其嘉言懿行具有感化人心的力量，因而受到僧众们的崇敬。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丁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饮食往往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们供养他香菇、豆腐之类较贵的菜肴，他都谢绝不受。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意思大致是：作为一个学道的人，心中自有春意，用不着世俗的享受愉悦自己，倒是要想一想世上还有很多受苦的人，应该努力弘法，把他们救离苦海。
李叔同在闽南的10年，书法艺术的成就也很高，日益精进，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他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与众生结缘的媒介，因此，演讲再忙，他也要抽空写字。1938年，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他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当时，正值日本大举入侵我中国，李叔同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他居厦门万石岩期间，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还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来，厦门遭到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还撰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歌颂。
1942年秋，李叔同身染重病，世缘将尽。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书二偈与诗友告别，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年10月13日，李叔同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享年63岁。弥留之际，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一面欣庆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悯众生的苦恼。灭后，他的遗骨分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这两处都分别为他建了灵塔。
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为自己提倡什么，先作出表率，让他人乐于跟从，就是最好的教育。普通人会说不会做、能倡不能立，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李叔同说得到、做得到，提倡什么就遵行什么，表里如一不掺假，堪称“善知识”。马一浮居士有诗挽悼李叔同云：“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此诗可谓李叔同出家25年学佛弘法生涯的最好总结。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李叔同自述）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按：本篇所记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为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原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做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需先想一想，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看的人回来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是关起来，游客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喜欢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我即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了。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庙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便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对着它是很欢喜的。我出家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去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忠厚笃实的容色，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仍回到虎跑寺居住。到了十二月底，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记得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他穿的衣服毫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大寺院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种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吃白饭）去。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饭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有时也对他们说几句佛法，以资感化。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李叔同出家之谜破解
李叔同于盛年出家，当时曾震惊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
人们纷纷猜测他出家的原因，并提出了诸如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等种种说法。但这些说法，无非不明内情的人根据表面现象做出的推断，很难触及李叔同的精神内核，难以采信。倒是一些了解李叔同的人，或者对他作过深层研究的人，提出的一些看法，或许能揭示某些真相。
李叔同的得意弟子丰子恺，追随老师多年，对他的了解无疑比一般人深。丰子恺是这样评价老师出家的原因：“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听到许多人发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极的、暴弃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这僧腊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创作不少的作品，这才有功于世呢。
这话，近看是对的，远看却不对。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远看，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须加重要声明：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经念佛做道场为营业。居士大都想拿佞佛来换得世间名利恭敬，甚或来生福报。还有一班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以佛门为避难所。于是乎，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丰子恺先生的话，颇有替老师辩解之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李叔同出家，是为了寻找一条精神出路，寻找一个安顿心灵的家园。由此可以推断，他在现实中看不到这条理想出路，看不到这个美好家园。在当时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下，要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看到一些合乎艺术家审美眼光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李叔同想到宗教中寻找一个清净的世界，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佛教是否就是清净世界呢？能否作为安顿心灵的家园呢？答案并不确定。人类任何的活动，是否高尚、纯洁，都跟人本身的素养有关。好比一个环境，它是否清洁，取决于经营这个环境的人是否爱清洁。如果人的素养不佳，再好的环境，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脏乱差”。李叔同所处的时代，众多“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混迹于佛教之中，佛门怎么可能是清净之地呢？
那么，李叔同是否走错了路？答案仍不确定。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自度、度人”，“度人”或许很难，要帮助别人提升素养，本身就不容易，如果对方没有提升的意愿，“度人”者就没有着力之处，更是不易。但对李叔同这种高境界、高素养的人来说，“自度”并不太难。“心净则世界净”，无论周边环境如何，只要一心清净，自己的世界也是清净的。“天堂地狱皆是心造”，只要一心向善，眼前便是天堂。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李叔同从佛教中，找到了他心向往之的清净之地，找到了他流连忘返的天堂。
学者赵大民先生对李叔同颇有研究，他提出的“文化说”，似乎也颇接近李叔同出家的本质。下面是赵大民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综观李叔同的一生，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遍走天涯’，但他走来走去也没有走出文化天地。他始终是一个文化人。就是出了家以后也还是一位文化和尚（见黄福海《弘一法师与我》）。他用文人的才情与习性接会前人，啸傲当世。如果我们抛开他的一些烦琐身世，着重从文化传统和文化站位上来理解他的出家，是否更接近客观实际呢？”“文化铸造了他的人格，而成熟的人格又推进了他对深层文化底蕴的探求。他从儒到士到佛，在心路历程上始终伴随着传统文化的轨迹。他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他中年以后顿悟前非，处处避世绝俗，又无处不近乎人情。他对美术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的培养和造就，为师为友，都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典范。由于他性格内向，过分追求自我完善，所以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自然不为世俗所见容。他的大彻大悟，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他在虎跑寺一绝红尘，恰如广陵绝响，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切嘉言懿行都出自他的善良的本性。我曾经注意他晚年讲经和开示佛徒的讲稿，这些，同他当年的讲课一脉相承。尽管所讲内容和对象不同，但他作为一位宣讲者，要把自己的知识和义理传授给世人，在这一点上佛堂和课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讲到书法艺术时，他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要从佛法中得来，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所以诸位学佛法有一分地深入，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地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有十分的进步。’这里他干脆把书法与佛法、学书与学佛完全看作一回事了。难怪当时的人们总是带着三分佛陀七分艺术的眼光去看他。他说禅时往往借助艺术的手段把禅境延伸到艺境，使听者感到既生动又容易理解；说艺术时又借禅的玄机妙理把艺境提高到佛境。综观李叔同的一生，似乎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之音，向世人召唤救世之道。两只话筒对接，传出的是同一个旋律，同一个宗旨。”“从李叔同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发现世上的文人与艺术家，是最容易与佛法接近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因为这两种人都富于智慧和感情。富于智慧便容易参透人生、了事如幻；富于感情便容易体物多变、悟世无常。所以编《文选》的昭明太子精通佛法；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后来出家当了和尚。善书的王右军，善画的顾恺之，擅诗的贾岛，工诗擅词的苏轼……都与佛学有很深的渊源。以此看李叔同的出家，似乎也不难找到一条必然而不期然的轨迹。一个人在个人奋斗的鼎盛期突然收下风帆，或许更能体现他的生命的辉煌。”
用“文化说”分析李叔同的出家，无疑是不错的。因为佛学也是一种文化。他舍弃种种“俗文化”，而追求佛文化，跟一般人由文科改学理科，或者由理科改学文科，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人们不会对班超投笔从戎感到诧异，也不会对鲁迅弃医从文感到惊怪，却对李叔同弃艺从佛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叔同居然抛妻别子、舍弃了世俗的享乐生活，这正是人们最热衷也最难舍的。所以，真正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不是他为什么学佛，而是他为什么能舍掉大家都不能舍掉的东西。这是否正好能证明他的超凡脱俗呢？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只是能不能做好的问题，很难判断它绝对有意义或绝对没有意义。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跑到那么恶劣的环境，忍受强烈的高原反应，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辛苦而做这件事，真的很有意义吗？很难说。它无非证明，有的人能成功登顶，有的人不能，仅此而已。
反过来说，能把一件事做到登峰造极，意义自然就在其中。所以，不能登顶或者不敢登顶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嘲笑那些能站在最高处的人是在做傻事。
李叔同无疑是一个能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他至少向世界证明了，一个人能把世俗的享乐舍弃到什么程度。我们这些站在“珠穆朗玛峰”的脚下还感到“缺氧”的人，只需为他鼓掌喝彩就行了，至于他为什么要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哪是我们能测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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