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只工作3小时：押井守的角色学（日本动画大师、《攻壳机动队》导演押井守教你从电影中体会职场法则、工作之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押井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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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只工作3小时：押井守的角色学（日本动画大师、《攻壳机动队》导演押井守教你从电影中体会职场法则、工作之道。）试读：

我的本行是电影导演，但不知何时起，我开始论述起组织管理中的“胜败”。例如在我2006年出版的《为了胜利而奋战吧！》一书中，除了电影与游戏外，也谈到了足球比赛的胜败。

对于足球，我原本只知道像是“除了守门员，其他的队员都不可以用手”这类的简单规则，但渐渐地，比起赛场上的胜败，我开始对“足球俱乐部这种组织的目的为何？又具有怎样的风格？”“当球队处于哪种状况，或是在哪种条件下，主教练会接连换人呢？”等方面产生了兴趣。

在抱持上述想法后，我慢慢发现“原来足球队主教练与电影导演在某些基本想法上是如出一辙的”。那些在我近三十年电影导演资历中发现的事，套用在足球主教练身上也相当吻合，这让我感到饶富趣味。

是否能够引领球队走向胜利，就看主教练是否能够理解自己是在与谁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许多做主教练的人都没能理解这一点，因此搞错了方向。所以这类人无一幸免地败下阵来。

电影导演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商业角色，若是不能持续思考自己是在与谁比赛，那么别说要让执导的电影大卖特卖了，在那之前工作就会干不下去了。不过出人意表的是，在我周遭有不少电影导演都对这件事不甚明白，特别是年纪越轻的人，就越不懂这个道理。

客观来讲，这方面与观众、总观影人次、DVD销售额，抑或是在戛纳电影节获奖、获颁日本电影学院奖，甚至是得到好莱坞的合作邀约，都截然不同。当一名导演仅为数字与评价而战时，最后几乎都会以失败收场。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之所以能够担任电影导演长达三十个年头，正是因为拥有一套“胜败观”的缘故。当我发觉自己拥有一套相当优异的胜败观之后，我便很注意此事，以此展开胜负。我于六年前开始练习空手道，而在摸索出武道上的胜败观之后，这个想法变得更为强烈。

简单来说，在电影导演的胜败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输”。我本人将这称作“不败的构造”。胜利本身并没有多重要，人生的胜败也不止一次，仅仅一次的胜败根本无足轻重。

电影导演与上班族之间当然存在着极大差异，不过我认为将这套胜败观再解读成“工作观”并非难事，因而决定着手撰写本书。没朋友的乔治·卢卡斯

因为工作所需，我经常去位于旧金山的天行者牧场，该处建有乔治·卢卡斯创办的音效工作室，许多名声远播的电影都在此进行配音工作。总之，那里极其辽阔，根本无法搞清楚占地范围有多广。

询问工作室的员工也仅得到“这整片山头都是的”之类的答复，各工作室零散地坐落其中，还有鹿四处奔跑。如果发生火灾时才请求消防队前来灭火，肯定来不及，因此天行者牧场内也设置有私人的消防局。这里就是如此辽阔。

在这宽广的工作室当中有一个秘密小房间，据说卢卡斯本人偶尔会待在那里。那是一个类似阁楼的房间，外界完全不知道如何前往。音效工作室的某面墙可以像忍者机关般突然打开，里面设有电梯，那是通往秘密小房间的唯一路径。

想必各位会好奇我为何知道这件事。那是因为我曾经与卢卡斯在那里见过面。之前我在天行者牧场进行《攻壳机动队2：无罪》（2004）的配音工作时，有工作室员工跟我说：“卢卡斯说他可以跟你见个面，但是你不可以带任何人。”那扇通往秘密小房间的门打开后，我从卢卡斯的直属员工，也就是“卢卡斯亲卫队”工作的房间旁边走过……真有种“谒见”的感觉。

就这样，我见到了卢卡斯本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提到乔治·卢卡斯，这位很可能是现今日本年轻一辈影像从业人员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不过那天他除了脸色欠佳之外，说话口吻也很阴郁。在谈话过程中，他也没提到任何会让人对未来抱持梦想的内容。我当时不由得怀疑眼前这位大叔真的过得幸福吗？

除了乔治·卢卡斯之外，我也遇过其他被归类为“人生赢家组”的人，但是看过这些人的生活，即便他们想跟我交换人生，我也没那个意愿。他们实在都不像是人生赢家。老实说，就我的胜败观来说，把这些人当成目标没任何意义。

也许这听起来有点酸葡萄、不服输的感觉，不过就某个意义来说，他们是在自己的人生中，把自己给毁了。不管是谁，只要没事先预约就见不到他们，因此他们连朋友都没有。除了自己之外，就连家人身边也都随时配有保镖保护。

詹姆斯·卡梅隆随身带着一名身形魁梧的黑人保镖。曾经我们一行人事先与他敲定时间，前去与他见面时，就被那位黑人保镖给拦下来，并质问说“你们是干啥的？”“我们是来见卡梅隆的。”结果得到的回应是“咦？你骗人！”（笑）。

成功总是需要连带背负着许多负担，譬如每天会接到两百通以上的推销电话，或是长年被数百件抄袭剽窃方面的官司缠身等，着实无法感受到丝毫自由。

或许有人会对此欣羡不已，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人生。虽然我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可是每当看到或是听到上述情况时，就会让我认为“这不正常”的想法更加坚定。

常常会有日本的电影导演或是演员将“我的目标是好莱坞”这句话挂在嘴边，而我对将进军好莱坞作为最终目标一事持保留态度。难道只要前往好莱坞工作，就可以称之为成功吗？或许就演员的角度来讲，比如像渡边谦、浅野忠信那样，在好莱坞拍过一两部电影就已经算是成功了吧……

在执导《攻壳机动队》（1995）之后，我也曾经在好莱坞待过两三年的时间。但是老实讲，作为一位日本导演只身前往好莱坞，在那里几乎没啥好事。因为日美两国的体系可谓是截然不同。

即便在好莱坞制作过电影，也没什么好拿来说的。平常在日本，我制作一部电影的经费大约都落在两三亿日元，而地点换到好莱坞，其实也就是将经费提高到五六十亿日元，或有时提高到一百亿日元罢了。如果能以如此庞大的经费来制作电影，我当然也会想要一试，不过若因此把在好莱坞拍电影当成目标那可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与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取金牌的意义完全不同。的确，对运动员来说，在奥运会夺金，乃至于刷新世界纪录会是他们的目标。但是换成一位电影导演，是否获颁好莱坞的最佳导演奖，与他是否实现了身为导演的目标全然无关。

即便是获颁了金棕榈奖、奥斯卡金像奖，之后是否还能继续拍“自己的电影”将会是个问题。虽然我没有仔细统计过，但是我想那些受奖人当中大约有七成都销声匿迹了吧。

比如以流星之姿横空现世，因《性、谎言和录像带》一片获颁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史蒂文·索德伯格，在那之后也转任制片人，并成为全好莱坞最会赚钱的人之一。但是为什么他非得要接拍《十一罗汉》不可呢？那根本不可能会是他想拍的电影啊！

对我来说，所谓“导演的胜利条件”若是要为了赚钱而勉强自己去拍一些符合好莱坞口味的电影，就没有任何意义。在本书当中我将会大量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曾经，我被外界称作“小众的帝王”，譬如在我执导《天使之卵》的时期，完全没有必要去思考何谓“导演的胜利条件”。但是当我执导的《攻壳机动队》于美国《公告牌》杂志夺下录像带排行榜第一之后，可说是举世哗然，也开始会有许多人跑来找我，跟我谈许多事情。我的生活因此大大改变，开始飘散着一股纸醉金迷的味道。

虽说如此，我在做的东西本身还是没有任何改变。自那时起，我开始会去思考，自己身为一介导演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什么又是导演的胜利条件？等等。世人所谓的“胜败”皆为虚幻

而我也开始觉得，拍摄一部电影就像是发动一场战争。之后约十五年间，我都会在拍摄电影时思索“有需要准备战略储备”、该从哪里开始发动攻势、攻势的极限、后勤该如何运作等方面。

换成是过去，我甚至不需要思考这些方面。因为世人已经为我贴上小众的标签了。而在那世人为我贴上的标签倏然改变时，我的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丝冲突，或说是一股违和感。但也因此作为契机，让我产生了“再不认真考虑这方面，真的会完蛋啊！”的想法。即便不会真的完蛋大吉，我想还是会被逼着从事并非自己本意的工作吧。

当然啦，我并没有打算违背自己，可是既然有许多人抛出橄榄枝了，我也就从善如流地陪着他们谈谈啰！其中甚至有人捧着金额高达数十亿日元的制作费要让我拍电影呢！像《加尔姆战记》就是如此。当时以七十亿日元的制作费开始了这个企划案，但是三年过去了，却没做出任何东西来。

也因为上述经验，让我深刻地思考到自己该以怎样的标准与目的来拍摄电影，攻势的极限在哪里，撤退时又该优先考虑哪些方面，是金钱还是时间呢？

除此之外，我也开始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大约十年前，我就开始感觉自己的身体衰弱了不少。而我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自从感觉身体有衰弱的迹象，我便开始练习空手道，因为我的年龄已经需要与身体对抗了。

所谓的对抗，为的不仅是保持年轻，而是要掌握与自己的身体和睦相处的方法。

与身体对抗的方法有很多种。事实上，我也曾经抱持着想要练出更多肌肉的念头，并对改造肉体一事产生了快感，于是就开始前往健身房做重量训练。其实当时根本不该去的，因为我反而伤到了身体，而被家姐一顿臭骂。

家姐的职业是舞蹈家，她已经持续与自己的身体做斗争有三十个年头了，“身体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她说。简单讲来，我不应该仅仅为了追求成就感而去锻炼自己的身体。我的空手道师傅也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别再使用健身器材”。“只可以做靠自己的身体就做得到的事情”，这是他的观点。

至今为止，我仍然跌跌撞撞地在错误中学习。如果各位误以为现实里我是轻松获胜的话，这可会令我感到很困扰啊！

我只知道世人所谓的“胜败”皆为虚幻，而每个人所需的胜利条件也各有不同。原本我们就不可能找出一套方法，说什么“只要跟着照做，任谁都可以获得胜利”啊！因此根据职业类型、立场、性别等因素，每个人获得胜利的条件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从来不会对别人说“如果你想要胜利，就要做这件事！”之类的话。我只会说“你要为了胜利奋战不懈！”而已。

也就是说，既然都要战斗了，那就为了胜利而战吧。有些人就是会知道这件事。譬如家姐在身体方面就已经顿悟了解其构造，我的空手道师傅亦然。

在电影导演方面，我的师父所讲的话果然没错。曾经执导《科学小飞侠》的鸟海永行先生，他是我的师父，于2009年谢世。时至今日，我常常会对他过去所说的话语感到恍然大悟。人类无法战胜失败所带来的诱惑

在本书中，我不仅会以自身在胜败方面的论点作为基础，同时还会通过具体的电影作品，向各位介绍一些思考与言行方式，这些可以作为上班族在企业组织当中存活下来的参考。越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其中越是蕴涵着迫近人类、社会本质的教训。而在本书中，我将向各位一一剖析。

首先就让我们看看《江湖浪子》这部年代颇为久远的美国电影吧。

或许会有人想说“什么？一部讲台球的电影？”，但其实这部电影几乎包含了完整的“胜败观”。在很久以前，我曾经为培养自己身为电影文青的内涵，而看了这部电影。时间拉到距今约十年前，我又偶然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电影时，受到了极大震撼，几乎是瞠目结舌，没想到这原来是一部如此厉害的电影。

电影中伯特（乔治·C·斯科特饰）对以赌博师（hustler）为业的埃迪（保罗·纽曼饰）说过，“你是个输家”。这句台词便是电影的全部。

埃迪在比赛途中听到这句“你是个输家”，脑海中完全无法理解其含义，以致接下来兵败如山倒。简单来说，伯特以培养赌博师为业，他的地位等同于电影世界当中的制片人，而像我这种导演的地位就等同于埃迪了。

也可以将埃迪与伯特的关系理解成足球运动员与教练，或是其他相似的存在。无论是赌场、演艺圈，还是做生意，在这些必须与他人相互竞争的世界当中，一定就会产生输家。也就是说，这部电影是在阐述“人为什么会失败”的来龙去脉。而答案则是“人类无法战胜失败所带来的诱惑”。

没有比失败更令人感到舒适的事了。失败后，个性变得犹豫不前，一辈子都在回味失败的苦楚中度过就行了。这种舒适的日子，让人无法抗拒。反之，若是胜利了，接下来就要去持续获胜才行。所谓“胜利”二字，系指不断获胜直到永远；但只要失败一次，周边便会被不断的挫折环绕着，一辈子都沉浸在自我怜悯的情绪中。败北的蜜汁便是如此甜美。

此作品又以剧本最为出色。当时好莱坞的编剧可以说是身处于水深火热的世界。

他们既须面对因“猎红”所带来的背叛及毁谤中伤，也需要与制片人周旋角力，同时更需要想方设法去让电影卖座……而这些斗争，衍生成商业行为且继续存在。身处这种世界的编剧所写出来的剧本自然是非同小可，与日本人那充满自我怜悯的文字是全然不同。剧本的表现极其强烈，果然是以实用主义立国的美国所推出的剧本。《江湖浪子》这部电影的不同凡响，从此也可见一斑。

偶尔我也会和年轻人提到这部电影，但是大家都没有看过。所以有时我也会想，为什么想要拍电影的人，却连《江湖浪子》都没有看过？可想想也是，我甚至还认识许多连让-吕克·戈达尔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呢！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对经典电影兴致索然。

无论是跟着我工作的副导演，或者跟我有交情的年轻导演，大家都对近期推出的电影如数家珍，却都完全不去看经典电影。有时我真想叫他们去茑屋书店的经典电影区逛逛，或是有空的时候，每天看一部经典电影。

因为看时下的电影其实没什么用。如果对过去的电影弃若敝屣，那么不管看再多现在的电影也没什么帮助，因为其中完全没有可供学习的地方。顶多就是能掌握最近的趋势罢了。而大家都一窝蜂地追求这股趋势，并欲借此一决胜负，这真是天大的错误。在考高中或是考大学时还可以借由趋势与对策来获胜，但是光凭趋势与对策不可能成为人生的赢家。

我将以这样的形式，将自己感觉值得玩味的电影以及从中推导出的上班族处世之道推荐给各位。我几乎没有上班族的经验，但是从一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发现现在的上班族既要去烦恼全球化，又需要去挂怀绩效提升之类的事情，所处的世界可说是越来越严苛了。

虽说如此，无论时代如何演进，组织都不会出现变化。而组织的本质大多存在于电影当中，因此希望各位能够陪我看到最后，进而掌握属于自己的胜利，并度过毫无悔恨的人生，如此一来我将感到不胜荣幸。《凤凰劫》（The Flight of the Phoenix）于196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导演：罗伯特·奥尔德里奇编剧：卢卡斯·赫勒主演：詹姆斯·斯图尔特、理查德·阿滕伯勒、哈迪·克吕格尔等。

别人没问，就不要随意回答！

——失败得再漂亮也没有意义一架货运兼载客机飞经沙漠时，因遭遇沙尘暴而紧急迫

降。机上十二名乘客侥幸地大难不死，并于原地等待救援队

前来。但由于飞机大幅偏离寻常航道，故未被救援队发现，

此时就连机上搭载的饮用水也所剩无几。其中有人耐性磨尽

而欲徒步前往绿洲，几天后再次被发现时，已成为一具死尸。年轻的飞机设计师海因里希建议从双发动机中取下未损

坏的引擎，利用现存机体改造为单发动机飞机，借此从沙漠

逃出生天。虽说资深飞行员弗兰克对海因里希的计划不甚信

任，但是觉得再怎么样也比坐以待毙要好，因此带领所有人

开始机体改造工作。最后将完成的改造飞机命名为“凤凰

号”，幸存者将乘上它挑战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飞行。电影中完全没有女性角色登场，而是由诸位个性派男演

员挑大梁。按照押井导演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极致的“男性

电影”。登场角色在人性上各有弱点，诸位男子汉将在电影

中上演一段段充满汗臭味的纠葛与争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罗伯特·奥尔德里奇执导的《凤凰劫》吧。这部电影在近年被翻拍重现大银幕（2004年上映的《凤凰号》，导演为约翰·摩尔［John Moore］）。感觉近年来好莱坞常常会翻拍“猎红”时期之后推出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作品的剧本非常扎实，而《凤凰劫》更有不少奇观与动作场景，算是一部最适合被翻拍的作品了。

如果光看好莱坞各时期的话题电影，可能除了当时的潮流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但好莱坞毕竟具有绵密完整的历史，其中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便是“猎红”。

时值“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西方诸国政府皆对共产主义者加以清洗。在美国好莱坞不少知名人士也因此受到排挤，许多导演、编剧、演员相继成了“猎红”的对象。曾执导《码头风云》的伊利亚·卡赞就因为在听证会上泄漏出其他抱持共产主义的电影界人士姓名，而被指责是转向者与叛徒。“猎红”的惨烈之处，在于大家都迫于无奈而相互背叛。如果自己不先背叛他人，可能就会被其他人先给出卖了，无论是好友、老师、下属，还是枕边人都无法信任。电影界人士同样也是互相猜忌。即便身处此般局势，电影编剧达尔顿·特朗勃仍然不肯转向，因此受到电影界的长期孤立。之后他虽通过导演《无语问苍天》，重返影坛，但当时他已经有十多年都未能堂堂正正地工作了。在“猎红”时期，既有像他这样子的非转向派，也有像卡赞一样的转向者。

奥尔德里奇是“猎红”之后的一代电影人。“猎红”时期他尚未晋升为独当一面的导演，因此侥幸未陷漩涡当中。但是他像一部电影的助理导演一样，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前辈们如何面对“猎红”，又如何度过了那段时期。

既有出卖者，亦有被出卖者；有人因此身陷囹圄，也有人被搞到无法正常工作。彼时的奥尔德里奇持续观察与思考“人如何对抗外压，并贯彻自身信念”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成了其日后拍摄电影时的主题。人如何在逆境当中守护自身信念，也就成了他的导演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说明书”吧。

奥尔德里奇曾经拍摄过以监狱、军队为背景的电影，试图通过表现此类特殊组织，向观众传达如何贯彻自身信念的方法论。若是正面迎战逆境，只会头破血流，崩溃消亡；因此其电影中的角色常常面对强权，为了贯彻自身信念，不惜用尽暴力、骗术、欺诈，甚至找关系等一切手段。奥尔德里奇的电影就是关于这些为了贯彻自身信念而不择手段的人的，像讲述女子摔角手的作品《加州玩偶》便是其中典型。

奥尔德里奇拍摄过各种题材的电影，战争、运动、历史等等。通过这些电影，他想传达给观众的，就是其一直坚持的胜败观。

或是在监狱的橄榄球比赛（请参考第九章《最长的一码》）中如何取胜，或是在严峻的战争中如何生存，又或是如何在上级乱七八糟的命令之下守护自己与下属的性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胜败观。

宁愿为了胜利而赌上自己的性命，也不想作为失败者而活下去。因为无法实现自身信念的话，苟延残喘的人生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或许与强权妥协也是一种人生策略，但他并没有选择。无论对方是强势的举办方，还是国家机器、军队上级，他都是如此。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在《凤凰劫》当中，剧情一开始飞机就在飞经撒哈拉沙漠某处时遭逢沙尘暴，导致飞机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的美国飞行员弗兰克（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同时也颇具有领导气质。

众人必须设法自沙漠脱身，移动至距离最近的绿洲才行。双发动机（两侧机翼各有一具引擎）飞机的单侧引擎以及主机翼尚未损坏，因此其中就有人提出“改造成单引擎发动机，飞回去”的想法。

接下来自然会出现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角色。他认为不该为了改造飞机，浪费珍贵的饮用水与食物，而要徒步去寻找绿洲。最后众人分歧成“徒步寻找绿洲”“原地等待救援”“改造飞机”三派观点。虽说主张各异，但也各有其道理。

此时德国男性海因里希（哈迪·克吕格尔饰）提议，“我是一名飞机设计师，所以就由我来发号施令，由各位提供劳力，一起来改造飞机吧！”虽说是要改造飞机，也只是先飞至绿洲就行了，因此无须飞得太高，同时也不大需要转向性能，只要能保持平衡飞过沙漠上空就绰绰有余了。这个方法比徒步走过灼热的沙漠要好上许多。

众人与绿洲之间尚存在一段距离。究竟是徒步前往绿洲合理，还是该原地不动，最低限度地消耗饮用水与食物，静待救难队前来？又或是该赌一把，改造单引擎飞机飞往绿洲呢？不过这些的目的皆是在于“活着回去”。飞行员自尊心极强、脑袋又死板，一开始认为改造飞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最后也屈服；其他人也就跟着勉强同意了。

于是众人终于开始改造飞机了，但是某天飞行员却不小心发现德国人的行李中放着飞机模型公司的广告单。“你说你在做的飞机，该不会是飞机模型吧？”他问。而当德国人理直气壮地回说：“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他所设计的其实都是飞机模型。他那“我是做飞机模型啊，那又怎样”的态度也是这部电影中最为有趣的部分。

他的态度顿时令飞行员陷入一阵错愕，毕竟一开始是因为对方说自己是飞机设计师才会相信他的啊！这开始令身为现实主义者的美国人产生了“这样子做出来的飞机能载人飞起来才怪”的想法；德国人却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理屈，认为一个人既然可以制造出飞机模型，自然也就能做出能载人的飞机。“我是飞机方面的专家，飞机模型与真正飞机在原理上并无不同。我既知道飞机怎么飞，也明白如何增加扬力，以及如何与重力对抗等。我做出来的飞机不可能会飞不起来。”他觉得自己制造的飞机能飞是理所当然的，并非是处于什么信念还是韧性，完全只是理论方面的就事论事而已。

的确，模型与真正飞机的飞行原理并无二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过去在开发全新飞机的时候，研发团队也一定会先做出缩小版的模型机来试飞。虽说现在已经可以改用计算机仿真，无须再先以模型机来试飞，但是在过去，则必须要通过模型机的试飞来确认机翼位置以及操作性能等方面，如果不试飞就不能确定是否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忽视模型机。

德国人强调自己是位一流的模型机制造者，但飞行员仍是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并回说：“你不就是卖玩具的吗？”怀疑归怀疑，此时也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因为众人之前已经以搭乘飞机到绿洲的选项作为分配食物与饮用水的依据了。

我们可以说飞行员是一位受到蒙骗的领导者。不过，德国人的确没有说谎，他毋庸置疑地是一位飞机设计师，错的是飞行员自己没有去确认“设计的是不是模型飞机”啊！

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手段。

我不会对制片人或工作人员说谎，也未曾对客户扯过任何一次谎。我只是不会去回答没有被问到的问题罢了。这就是所谓“导演的诚意”。

这也是奥尔德里奇所要传达的思想。若是通过瞒骗或是欺诈，在西洋镜被揭穿时那可就无力回天了，因此不可以这么做，而是要“预留不小心穿帮时可供强辩的证据”。

这是要身经百战，才能够得到的教训。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在“猎红”时期的审判过程中亲眼看见过这些手法。

在听证会上要求有问必答。首先人们会被强迫宣誓，若是撒谎就要进监狱。无论是上议院议员，还是总统，在听证会时说谎同样得进监狱。在当时只要被听证会传唤，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了。

无论是家庭生活、性事，当事人都得对被询问的内容知无不言。无论是在宗教信念、政治理念上，还是是否有情妇或私生子等问题上，都不能撒谎。而且这并非寻常的打官司，因此也不能有律师随侍在旁，只要被传至听证会几乎就已经凶多吉少，可说是比军事审判还要恐怖。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听证会戒慎恐惧的原因。

在此过程当中，奥尔德里奇总结出一个教训，他发现逃出生天的方法就是“别人没问，自己就不要回答”。人们对被问到的问题绝对不能说谎，但是没有被问到的问题也就没有回答的义务了。

导演亦然。导演常常会收到来自发行公司、赞助商、制片人等方面的各种询问。譬如“你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呢？你要怎么去制作呢？”之类的问题。金主会问这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自然也会有许多问题了。譬如“要怎样去演”“上什么颜色”等等。回答诸如以上的问题便是导演的工作所在了。无论是做动画，还是拍真人电影都是如此。弗朗索瓦·特吕弗也曾经在《日以作夜》一片中说过“导演的工作就是回答。导演就是要持续地去回答问题”。即便已经回答到很厌烦了，但这就是导演的工作。

只要前往电影拍摄现场，我每天至少都要回答五六十个问题。而在电影完成后我也同样需继续回答。到电影公映前，会有堆积如山的采访邀约，一两百次的访问，只要被问到问题我都要去回答。但是，只要对方没有问到的，我也就不需要回答了。我从不会说什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一决胜负

让我们将话题拉回电影。且说之前众人已经决定要“改造飞机”了，这可让美国飞行员陷入纠结，毕竟现在可不能跟众人说“其实这家伙只是个做玩具的，我们还是别继续了吧”之类的话。改造飞机到现在这个阶段，众人已是精疲力竭，加上决定好了速战速决，因此水也喝了，食物也吃了，早已没有退路可走。

于是飞行员决定对众人保守这个秘密。虽说德国人保证“飞机绝对能飞”，但是美国人心中对能否起飞仍是没谱，深感不安。如果飞机无法起飞，那么此时弹尽粮绝，乃至体力都消耗一空的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众人已经无力徒步前往绿洲，也没有足以支撑到救援来临所需的物资。电影就这样渐渐走向尾声。

众人完成飞机的改造工作，并勉强起飞。飞机摇摇晃晃地在离地二三十米的高度飞行，终于有惊无险地抵达绿洲。最后众人欢欣鼓舞地冲向绿洲并高喊着“太棒了！太棒了！”而美国人与德国人则是看着彼此，微笑不语。大致上这部影片是以喜剧收场，但是看着电影的我，想的却是其他事。

美国人明明就知道德国人未曾制作过真正的飞机，但是却仍对众人隐瞒这件事情，不停鼓励众人说“没有问题”。这其实就很像是站在基层之上的中层管理人员，在管理下属时所使用的方法。

以我们导演来说，那就是在拍一部电影；以上班族来说，那就是中层管理人员接下了一个项目，两者都需要想办法让下属努力干活，所面临的状况并无不同。说到底，下属尽是些无可救药的家伙，既有只会抱怨、发牢骚的家伙，也有人只顾自己轻松。但是没有他们同样无法工作。不管是怎样的战争，手边没有军队就没办法打仗。

美国人在这里其实有着一个“骗人的构造”，那就是“德国人他其实是做玩具的，只是你们没问所以我就没说罢了”。而众人全都对德国人是飞机设计师一事深信不疑，就结果而论，美国人还是欺骗了伙伴。不过欺骗的结果却是成功生还，他就像是一位项目的领导者，或是一位电影导演，面临若不起飞就不知道前景如何，因此必须做出选择的局面。虽说有轻重乃至于规模上的差异，但是只要从事一份需要让下属做事的工作，则不管立场为何，都扮演着与美国人相同的角色，居酒屋店长、便利店经理皆然。

在想办法让他人做事时，就需要给予其希望。因为如果不通过某种保证给予他人希望，对方就不可能照自己的命令做事。但是当所给予的希望其实全无根据时，各位又会如何做呢？

我想奥尔德里奇应该也有构想过其他种结局，那就是飞机最后无法顺利升空。

时隔数月之后，救援队终于找到飞机迫降地点，但是现场只剩下一架外形诡异的飞机，以及散落于四周的人类白骨。仔细一看，美国人的手正掐住德国人遗骸的脖子不放……

就我个人而言，结局要是这样的话，可就有趣多了，但这绝对不可能会是奥尔德里奇的策略。毕竟若是真的拍出这种结局，他或许直接就被开除了吧。即使公司表示“好吧，拍都拍了，那就还是照常上映吧。”他也不会再有执导下一部电影的机会了。那么各位认为一位导演会如何选择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最近的美国电影常常都会有两三个结局。制片人会要求导演拍好几个结局，并从中选出最有可能大受欢迎的结局。至于最后到底要选择哪个结局，导演可就没有发言的权限了。

奥尔德里奇除了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制片人，因此自然也有选择坏结局的权限。但是他最后仍是选择让这部电影以众人成功飞抵绿洲的美好结局收束全片。他之所以会这样做，乃是为了要有下一部电影可拍。毕竟即便通过坏结局让《凤凰劫》在艺术方面大获成功，之后也不会再有下一部电影可拍了。

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玩味的电影，因此反复看了好几遍。“因为你又没问”可真是个厉害的情节。之后，我也尝试将这样的桥段设置在自己的作品里。《福星小子2：绮丽梦中人》、《机动警察剧场版2》都是以“因为你又没问”的桥段来结尾。结果虽然让上述作品都变成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宛如论文一般的电影，但大致上仍是成功了。也就是说它们都成功抵达了“绿洲”。

这恐怕不是制片人所期待的方法，而到达的也不是他们想去的那片“绿洲”。虽说如此，我仍是成功让这两部作品抵达“绿洲”，所以谎言也不再是谎言了。因此没有必要诚实地向众人揭穿德国人其实只是个飞机模型设计师，只要谎言变得不再是谎言，美国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欺瞒了。

应该连对方没有问的问题也去如实回答，而导致失败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讲出没必要讲出的话而走向覆灭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啊！虽说保持沉默时，此行为就已经形同欺诈了，但是只要让电影得以完成，或是努力让众人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以结果论其实没有被欺骗不就行了。我们应该朝着这方面努力。

这正是所谓的“一决胜负”。与强敌正面冲突而被击倒，这可不能叫作一决胜负啊！日本人很喜欢那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调调儿，但是就我来说，就是因为有这种“男子汉即便知道会输掉，仍是要昂首阔步去一决胜负”的观念，最后才会输掉。

说什么输得漂亮，根本就烂透了。“即便知道自己会输仍是要做”，这在一开始就不构成所谓的一决胜负了。既然都要一决胜负了，当然就要以胜利作为目标。因此我才会说“为了胜利而战吧！”只要是能够获胜，即便是像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决斗时那样，故意以严重迟到的方式来打心理战也没关系，就算骗了全天下人也没关系。身为一位导演，我们不仅要与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战斗，更是要与自己的雇主战斗。

在我也当上导演之后，对这部电影的情节可说是感同身受。也是在当上导演之后，我才终于理解奥尔德里奇是一位何其伟大的导演。通过阅读文字叙述来理解，以及当场亲身体验，两者可说是截然不同。或许在各位看来，我做起导演工作是既快乐又轻松自在，殊不知我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呢！当然在心中也务必要做好受挫时转变心态的准备。电影导演不是独裁者，而是“中层管理人员”

若是没有获得胜利，一决胜负就不具任何意义。因此只要是为了获胜，即便是诡辩也能使用。例如当自己执导的电影评价不好时，可绝对不能说“这部电影失败了”。我是在宫崎骏先生身上学到这件事的。他跟我说：“你不可以自己说出‘失败了’，这话就算嘴巴裂了也不能说！”

即便别人说“这部作品很难懂”，身为导演也要持续说“那些搞不懂我的作品的家伙才是蠢货”才行。的确，当一位导演拍出晦涩难懂的作品时，有可能会被贴上标签，以致今后发展较为不利。但这同时也会是一种优势，外界或许会认为“这位导演拍的东西很难懂，可是技术却是超一流的，做出来的电影相当有内容”。反之，若是连导演本人都说“这部电影失败了”，一瞬间整部电影就真的变成失败的作品了。

所以此时只要强辩就行了，毕竟强辩也不会让我们少一块肉。而为了让自己得以强辩，我们可以事先准备几种“成功的定义”。究竟是票房大好，还是佳评如潮呢？又或是“在十年之后会被誉为一部杰作”呢？怎样都好，至少就是不能说自己的作品是部失败的作品。

我的师父也曾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在影片首次试映之后，大家一定都会聚集至会议室，召开一场名为“检定会”的会议。在看过首次试映之后，我们要确认作品是否可以最终交付给发行公司发行。因此在会议当中，制片人乃至是来自发行公司的高层都会齐聚一堂。能够与会的只有执行制片以及导演，其他的员工都要止步。

在首次试映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很不安。我们的担心包括：不知道这样子是否足够？结局这样子好吗？那位演员真的好吗？那部分插入音乐的方式好吗？还是应该重新剪辑会比较好呢？诸如此类。

当然了，若是重头来过就得再烧掉以千万日元为单位计算的资金，但或许冒着如此大的风险重头做过，就能够防止以数亿日元为单位的金钱损失。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是平白放掉到手的成功……在此阶段，任谁心里也都没有底。

而我的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在这种时候，谁先出声谁就能掌握局面。在我的处女作《福星小子：只有你》（以下简称为《只有你》）首次试映时，因为我还是一名菜鸟导演，所以师父他老人家也以监修的身份出席，在众人都还没出声时，他就首先“开炮”说：“哎呀！太棒了！”由于每个人心中都还没有底，所以大家都在等着谁先起头。事后师父跟我说：“作为你的师父，我也只能为你做到这样了。”对此至今我仍相当感谢。然后，我也仍会感慨原来就是要这样做啊。

最近我也会在检定会上使用诸种技巧，譬如看着与会人的脸，反过来问对方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因为都已经说是一个“问题”了，回答者在反驳我时就得要给出解决方法，否则就不构成反驳。如果对方仍是做出反驳，我就会以“这笔以千万日元为单位计的花费，你打算负责吗？”这类问题来回答，此时大部分的人都会默不作声。在某种意义上，这具有恫吓的效果。

我还没有遇过那种能够说什么“就算要我再申请一次预算，也绝对要修改”的伟大人物。基本上大家都是上班族，而上班族说话可是要负责的。身为导演，此时的工作就是让这群上班族照着我的想法做事，因此我也只能把他们逼往绝境了。最后大家都会屈服，并对我说：“好吧，那就照你的方法了，可是你要负责哦！”

而在个人对个人的场合，这种说法可就行不通了。如果对方不是在有许多人的场合听到就没有意义了。反之，若有许多人在，甚至连对方的上司都在场就最棒了。

在执导的过程中，我可说是一党独大，因此对各个工作内容都得说上话。换作是上班族或是公务人员，同样也需要面对上司以及下属说话，情况各式各样，有时必须对上司辩解、改变自身态度，乃至于追问上司等。

面对下属时亦然。譬如要如何说动下属、如何攻破下属的反驳，等等。而光是攻破下属的反驳，反而会搞得没有任何人肯再跟着自己做事，因此有时候也要打圆场、换话题、听下属的意见等。不论是身为中层管理人员，还是电影导演，对下属必须糖果与大棒兼施的道理都没太大不同。

常常会有人以“独裁者”“暴君”等词汇来形容电影导演，而这可是天大的谎话。在日本的话，顶多就是晚年的黑泽明可以称得上是独裁者吧。他之所以在电影拍摄方面能完全专制，是因为他“黑泽明”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传说。他也对此传说鞠躬尽瘁了……

宫崎骏以及高畑勋在动画世界可说是绝对的君主、暴君、独裁者。但我觉得，无论是黑泽明，或者宫崎骏的人生都过得不太快乐。他们没有朋友，往往处于孤独之中。在我看来，当一个人不快乐的时候，他就没有满足所谓的胜利条件，因为他的人生完全不快乐啊！像是宫崎骏只要跑去搭电车，就一定会造成骚动，所以他连电车都不能搭，更别说是劈腿搞外遇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导演庵野秀明亦然。他自己创办公司，并自行投资拍摄电影，过程当中花费大量资金，更别说他拍的还是一部绝对不可能会大卖的独立电影……

这样子他会快乐吗？对此我不由得感到疑惑。

我的个人主义乃是绝对不花自己的钱去拍电影。我都是花别人的钱来制作电影，同时基本上也会让手下的工作人员自由发挥。即便如此，我想到的还是只有一点，那就是如何做，才能让这部电影“带有我的味道”。我完全不会想要自负风险去搞新花样。

若就本章介绍的电影《凤凰劫》而言，我既不会想当那位飞行员，也不想仅仅成为机上的乘客之一。我的立场就是那位德国人，会为了让坠毁于沙漠中的飞机重生而认真绘制设计图。“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只是在逃避责任罢了《凤凰劫》的主题也包括每位组织成员要如何发挥各自作用，并让组织整体成功生存。每位上班族皆是如此，另外也可以将组织代换成家庭。老公、老婆，还有那茧居于二层足不出户的棘手儿子，究竟谁该负起维持家庭的责任呢？其实任谁来做都没关系。无论是儿子、女儿，甚至是家里毫无收入的吃闲饭角色都行。日本也有一部电影是在讲述身为外来者的家庭老师毁灭了整个家庭的故事（《家族游戏》）。

只要是一个由人类形成的集团，那么无论是血缘集团、地域社会、国家社稷，还是成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公司、志同道合的游击组织等，要让整个集团活动的力量一致，组织成员必须要能一致地朝向相同方向，否则面对任何战役都不会有胜算的。

在组织当中都一定要有一个人，能以最后“帮助组织战胜敌人并成功生还”作为主题，并为了此目标加以权衡取舍才行。组织成员必须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要成为那位进行取舍的人，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像电影所演的那样，成为一名垂吊在机翼上的肉体劳动者了。也就是说，此时自己的生杀大权全都抓在别人手上。

如果不喜欢这样，那就要做好背上大坏蛋的骂名，并被众人弹劾的觉悟，任凭被讲成独裁者也得站在人前骗人。而《凤凰劫》就是一部在论述“你是否有这份觉悟呢”的电影。若是想要贯彻自身信念，并让自己获得幸福，同时也要连带对他人负责才行。如果想活得自由自在，自然就得要下定决心，将责任一肩扛起。

许多年轻人都不明白这份道理，总想要从这种组织构成的人际关系中逃脱，以获得自由。那可是个天大的误会，那不过就是在逃避责任罢了。

以“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作为目的本来就是错的。所谓自由，如果不是为了完成某件事所使用的手段，则这份自由并没有任何意义。

重点在于“自由”本身就不可能是个主题。像那种“从某种事物当中重获自由”的想法，其实就与前言部分《江湖浪子》那种“成为输家（丧家犬）的自由”没两样。

我们不可以把“自由”当成逃走时的借口啊！

自由是美国电影永远都拍不腻的主题之一。但是在美国电影当中，绝对不会说这份自由是为何而生。根据社会阶级、人种、性别等条件差异，自由的内涵应当也各有不同，而美国电影所描绘的仅是最大公约数的自由。这也可说是应某种高压政策而生的自由。

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自由又是如何呢？其实美国内部并不自由。有的只是一种“让人变穷的自由”。美国在具有让人可以尽情赚钱的高度自由之余，也具有让人可以尽情变穷的自由。换言之，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不过就是可以去践踏他人的自由罢了。因此什么自由根本不足以作为电影的主题。

那又该将什么东西当成电影的主题呢？

就我来说，“胜败”就是个很好的主题。这就已经足够作为电影的主题了。明明事实就已经大半证明什么自由、正义、幸福等根本就不足以作为电影主题，但是描述这类主题的电影却仍然四处横行。另一方面，却完全没有人提到“胜败”这个永远都能拿来拍的主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让我们将内容拉回《凤凰劫》上，假设电影中的飞行员是一名日本上班族，我想他应该会诚实地向众人指出：“我们的飞机坠毁在沙漠正中央，虽说之前将修复工作交由自称能修复飞机的德国人全权负责，但是我发现他其实只是个做玩具的人。”语毕再继续表示：“我知道这个人只会做模型飞机，但是他本人已经说他能成功修复飞机了，因此我倾向于采用他的意见。”这样才是日本上班族式的领袖风范，同时也是一种最做不得的类型。

或许有人会觉得众人一起讨论后再决定才是理想做法，但这其实糟糕透顶了。也因为这样，日本的上班族都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结果也导致没有一个人肯扛责任。

现在整个公司由上到下，大家都只想着如何去规避风险，这就像是时下蔓延至日本全国的安全神话，或许所有日本人现在的心中都只抱持着一个主题，那便是“安全”。

考虑事务时也以安全与否作为唯一的价值基准，不管是政治家，还是市井小民，大家全都只将安全挂在嘴边。无论是鱼鹰（Osprey）战机进驻冲绳基地一案，抑或是核电站，每次只要一有人提到“这真的安全吗？如果出事了你会负责吗？”在场众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但是飞机至今为止都坠毁过好多架了，也没任何人会说：“不要再让飞机起飞了！”汽车亦然，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死于交通意外，却也没看到任何人跳出来说：“来禁开汽车吧。”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不管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风险啊！就原理面而言，不管使用哪种技术都不可能做到什么绝对安全、零危险性。那危险性该低到0.1%呢，还是该低到0.001%才行呢？我说这又是谁在决定的啊？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决定，总是奢望让其他人帮忙做决定。像是日本现在的辐射值亦然，常有人会说啥“即便每年的铯量只有这个值不会危害人体，但是谁又能负起责任说两三年后当地人不会罹患癌症呢”，全日本就是充斥着此般狗屁倒灶的事情。

如果众人真的听到“其实德国人只做过模型飞机”这件事，那么说到众人是否能够接受，我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要改造飞机了”，就这样原地等待救援，或是徒步前往绿洲等。如果众人因此被灼热的阳光给晒到脱水而死，那么又该由谁负起责任呢？如果是让飞机起飞，或许那会是一场赌注，但也或许能让众人因此得救。

每种方法都有其风险存在，而所谓决断，就是一一排除其中较无可能性的方法。这也是经营者与领导者之所以要存在的理由。

电影导演可不能说出“演员太烂”“那个动画师（animator）根本是蠢货”之类的话。此外像是“预算太少”“没有安排好时间表”也是一样。

经营者亦然。

若是一名经营者因为接纳公司员工全体一致的意见，害怕风险而终止某个计划，但另一家公司却愿意负起风险展开同一计划，最后大获成功，结果导致自己公司的股价下跌，竞争对手的股价则大涨，此时该怎么跟股东们解释才好呢？

基本上，一家公司不可能只做一种业务，因此当别家公司成功，对自家公司来说就只能是一种损失。因此公司组织必须不断地去一决胜负。对于汲汲营营于经营获利的组织而言，旁人占便宜，自己可就得吃亏了。因为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

核电站也是如此。拥核好，还是废核好，政府不管怎么做，总是会有另一派的声音在旁边喧扰不休，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个人肯负责。此时也只能跳出一位像是飞行员一样的角色来做决断了。

或许飞行员是真的相信德国人，才因此打舵的。无论结果如何，飞行员也只能负起责任了。如果飞机起飞后只滑翔个五米远就坠落，即便此时将德国人给掐死，结果也不会改变了。而在此之前，即便诚实地将德国人其实是模型飞机设计师的事实告诉给在场众人，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不管是人生，还是工作，都会有成功或是失败，难免都要经历顺境与逆境。

有时无论多么努力仍是诸事受挫，但是重要的其实是谁肯负起责任。我们可以说，唯有那些肯负起责任的人，才是在这件事上真正有一决胜负过的人。

风险与胜败是一整套的，因此当事人也会获得与责任轻重程度相符合的成就感，同时也能掌握到某种自由的感受。若是不喜欢扛责任，也就只能选择当一名垂吊于机翼上的肉体劳动者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其中之一的自由，也就是说，不做决断也是一个选项。只是相对地，之后也只能将自身命运交由他人摆布了。各位认为这是否能称作曾经活得自由自在？又是否能称作有好好活过一段人生呢？

无论是任何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不停做微小的决断。譬如“这男的跟我求婚了，该怎么办呢？”“我怀孕了，该生下来吗？”之类的。不可能有人的人生完全无须做任何决断。姑且不说过去的公主陛下，我们如今生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个人都需要“自行做决定”。

各位可以自行判断，若是觉得安全的话，也可以去吃日本福岛生产的食品，像我本人也是照吃不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这些食品吃起来也完全OK啊！《点球成金》（Moneyball）于201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导演：贝尼特·米勒编剧：艾伦·索金、史蒂文·泽里安主演：布拉德·皮特、乔纳·希尔等。

别相信那种说话全凭经验与直觉的人——布拉德·皮特的优先级比利·比恩在高中时期是位明星棒球队员，但在走上职

业道路前就引退了。现在他是名年轻的球队总经理，隶属于

弱小的奥克兰运动家队。这支球队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就连增强球队阵容都很困难。某天比利前往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的办公室，遇见了毕

业自耶鲁大学的青年人彼得·布兰。彼得使用一套独特的棒

球统计学来分析每位球员的表现。比利对彼得的理论颇感

兴趣，因此就将他给挖角至奥克兰运动家队。根据彼得重视

数据所分析出的球员评价，比利集结了一群年薪低廉的队

员，再加上逐渐制定出一套独特战略，打造出了一支能获胜

的队伍。但也因为比利那打破业界常规的方针，以及其独断专制

的做法，导致球队主教练、工作人员的反弹，让球队前期迟

迟未能有佳绩。最终他通过独特创新的球队经营手段，把原

本在大联盟积弱不振的小球队——奥克兰运动家队打造成

了百战百胜的劲旅。本片成功再现了原型人物生活过的充满

苦闷与荣耀的岁月。

在美国，以职业运动为背景，将体育俱乐部的管理作为主题的电影已经形成一个类型。为什么日本几乎没有类似的电影呢？我常常会有自己也去拍一部的想法。

谈到体育管理，最近日本倒也有《如果高中棒球队女经理读了杜拉克的〈管理学〉》，只是在《点球成金》当中可就没有任何“萌”要素了，此外也几乎不存在女性元素。顶多就是主角那大约上中学的女儿会出来串串场罢了。这样来看的话，《点球成金》可以说是美国电影的异类，因为这部电影“只论述方针策略面向”，鲜少有人与人之间的戏码。

领衔主演的布拉德·皮特同时身兼制片人一职，我觉得他对原作可能也是相当喜欢。就连导演也是布拉德·皮特亲自去找来的呢！贝尼特·米勒这位导演在日本的名气较低，但是在导演技巧上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别信任完全不迷惘的人所说的话

剧情由布拉德·皮特饰演的比利·比恩担任弱小球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球队总经理（GM，General Manager）后，大幅改变球队方针，大力改造球队开始。由于有名的球员全都会被有钱的球队给签下，因此他打算集合起一些默默无闻、年薪低廉，且能马上出场比赛的球员。这过程中他还要想办法对抗以老板为首的反对势力。

有趣的是，比利在实行崭新方针时最为抗拒的竟是利用球探一事。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不信任球探挑选出来的球员。

事实上，现为总经理的比利在学生时期也曾是一名棒球球员。那时他听信球探的吹捧，就连原本已经申请上的大学奖学金都踢到一边不管，直接进入大联盟打球。而直到球员生涯结束，他也未曾有过什么出色的表现。退役后，他自愿踏上球探之路。

电影当中省略了他从球探成为球队总经理的过程，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中间他发生了什么事，但可以知道他至少是一名能力不错的球探；毕竟换作是一名无能的球探，在成为球队总经理之前就会销声匿迹了。

比利不顾自己曾经是一名球探的经历，决定在改造球队时完全不要信任球探。相反地，他选择与自己偶然结识的小胖——彼得·布兰（乔纳·希尔饰）联手。彼得是比利与其他球队谈球员交易时，偶然在对方球队发现，并挖角至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这位曾在耶鲁大学修过经济学的精英从未当过棒球球员，却是一名棒球统计学的实践者。

这套理论本身是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是一种大量搜集资料数据，无视棒球界常识以及直觉的做法。身为球队总经理的比利与彼得结为知交，并仰赖量化的数字数据，网罗搜集许多名声不显但似乎派得上用场的球员。这种做法相当于与所有最看重棒球界常识、直觉等方面的球探为敌。电影中也有一幕比利与和自己关系恶化的资深球探对话的场景。“你是因为个人的恨意才决定不要相信球探的吧！做那种事可是会自取灭亡的。我们有经验与直觉，你光靠数据、统计是不可能赢下比赛的。”

听完资深球探的话后，比利什么都没有回答。

或许对方的话有一半是讲对了；但也或许因为自己有过被球探相中的经验，才能够秉持坚定信念去否定对方的观点。这是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关键点。

当听到资深球探那句“我们有经验与直觉，你光靠数据、统计是不可能赢下比赛的”的台词，我不由得想到“啊，我也曾在某个地方听过类似的话呢！”那当然是在制作动画的现场。

所谓的职人讲的话到哪里都一样。无论是球队球探、电影导演、动画师、编辑皆是如此。电影中的球探们也都只相信自己作为职人的经验。而他们所仰赖的都是自己所谓的经验，但这些无法转换成言语，乃至是技术的体系。

正因为经验无法转化为言语，自然具备有效与无效的两面性。而那无效的一面就是那些无法形成体系、被理论化的部分。

结果在需要判断一位球员是否前程似锦，乃至于判断一部作品是否会票房大卖时，最后大家全都只会仰赖直觉，而没有能够转化为言语，去向他人解释说明的根据。譬如电影制片人就是其中的典型。

常常会有制片人对我说：“我都经手过好多部电影了，自然有足够的经验知道电影需要有哪些元素才会大卖，也能够指出这份脚本哪里不好。”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位将上述说法挂在嘴边，却仍然值得去信赖的制片人。

我认为日本有许多全凭经验与直觉做事的制片人。同时美国的制片人又有过于重视市场调查的倾向，这让他们只听市场调查员的话。我就曾经因此吃尽苦头。《阿瓦隆》在美国发行时，曾进行过所谓的突击试映（sneak preview）。这是一种市场调查的手段，调查员将刚好路过电影院的年轻人叫住，给他们放映《阿瓦隆》，然后请对方填写观影问卷。一天时间，调查员就已经搜集了不少问卷，不过其中过半数都是“很难理解”“意义不明”等类似的回答。

在看到问卷结果之后，市场调查员也对我表示“这样下去可不会大卖啊”。与我合作的制片人全都无力反驳，最后的结论就是对《阿瓦隆》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剪辑”。于是我问市场调查员，只要“彻底的剪辑”，电影就会卖座吗？但市场调查员是一脸迟疑不定。

我属于那种比较不在意自己的作品让他人操刀剪辑的导演类型。因此我就交给制片人，随他们去折腾吧！但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那就是要让原版的《阿瓦隆》在美国同期上映。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接受这个条件，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剪辑就都随你们高兴了。”

结果，《阿瓦隆》最后没有能够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的上映地区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独缺北美，只发行了DVD而已。也就是说，无论是仰赖制片人自身的经验，或者偏重于市场调查，结果并无不同。身为球队总经理的比利可能也因此类原因决定不要信任球探的经验。

这部电影最为有趣的地方就是“不要相信职人所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在说不要跟那些“笃信自身经验与直觉的人”以及“对自己抱持有绝对信念的人”合作。

比利的女儿喜欢唱歌，电影中有她为父亲歌唱的桥段。歌词是在讲“我正感到迷惘”“我无法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今天就先忘掉这些事情快乐度过吧”等内容，而比利就在车上听着这首歌。女儿的歌声就像是一种象征，代表每个人都会感到烦恼迷惘，就连比利的宅男搭档彼得也无法幸免。

反过来说，这也代表“别信任完全不迷惘的人所说的话”，而是要在烦恼的过程中做出决断，这部电影可说是叙述了这其中的微妙处。

而这也并不代表其中某种理论就是正确的。无论是尽信职人的直觉及经验，还是以统计学来打棒球，电影并没有肯定其中哪一种是正确的。事实上，奥克兰运动家队也在当年的分区季后赛输掉了。

在赛季结束后，波士顿红袜队向比利抛来了橄榄枝，但根据电影最后的字幕显示，比利婉拒了一千两百五十万美元这史上最高的棒球队总经理签约金，决定继续留在奥克兰运动家队。他说，“我希望带领这支球队获胜。”

然后电影也通过影像搭配字幕的方式，指出“至今比利仍在带队挑战世界大赛”。电影结束在球队尚未取得冠军的地方，这正是这部电影值得玩味的部分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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