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群明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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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论新闻出版试读：
前言
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与韬奋有缘。 1981年，我从上海市出版局机关的理论研究室“划”到新成立的学林出版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编写一本《韬奋与出版》的书。当时局里对此十分重视，局长宋原放同志、副局长吉少甫同志和生活书店的老同志方学武等亲自给我布置任务，联系作者，并且参加提纲的拟订和讨论。在韬奋夫人沈粹缜和女儿邹嘉骊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采访过的胡愈之、徐伯昕、仲秋元、张锡荣、许觉民等30多位生活书店老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本由我和生活书店老同志钱小柏写作、我兼任责任编辑的书，终于在1983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当时的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同志为此书作序，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出版学的命题。承蒙读者的厚爱，此书不仅印发了软精装和平装本1.4万册之多，而且得到社会好评，1989年11月，全国首届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此书还获得了“优秀图书奖”的荣誉。作为初出道的笔者，内心的高兴是毋庸言说的。 1999年，因为年龄关系，我从学林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改任总编辑。2002年，承蒙局领导关心，在我已过退休年龄的情况下，让我到韬奋纪念馆去任馆长，使我得以有机会继续学习和宣传韬奋思想。在局领导的支持下，纪念馆于2007年确定了由我编写一本《韬奋论新闻出版》的研究课题。 20多年后，能够有机会再在这一领域耕耘，自感无限荣幸。但是，究竟如何编写这本《韬奋论新闻出版》，却使我犹豫再三。曾经有过想法，就是在《韬奋与出版》的基础上，简单地加上“韬奋与新闻”的内容，但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一来，20多年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大为改观，大有进步，而且韬奋研究的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是1995年《韬奋全集》的出版，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较之当时仅靠3卷本的《韬奋文集》和一些报刊作为立论的依据来，研究条件已大为改善，研究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原来《韬奋与出版》的框架和内容不能不作出改变。二来，这几十年中，有关韬奋的研究着作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并且读者的心态和口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适应这种变化，也不能不另辟蹊径。三是《韬奋与出版》的合作者钱先生已经去世，我如果擅自使用其中的内容，还有一个着作权问题需要解决，也够麻烦。最后，真要在原来的框架下，加进去新闻部分，操作起来也决非易事。 经过自己反复的考虑并且征求了几位好朋友的意见，最后决定采用现在的编写法： 即按照新闻出版的基本内容，将韬奋的有关言论摘录出来，并按年代先后编排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主体，使之与“韬奋论新闻出版”名实相副。这样，既突出了韬奋的思想，又可以看出韬奋思想的发展脉络，也便于读者的查找、使用和研究，同时还可避免因为笔者理解的不同而造成的误差，等等。在此基础上，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接近和了解韬奋，另外增加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领导人对韬奋的题词、名人对韬奋的评价和由我撰写的对韬奋的生平着重从他的新闻出版经历方面所作的简单介绍，以期让读者对韬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原来还想在每一部分韬奋言论后面，再适当作些说明或补充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由于篇幅的关系，最后还是决定取消。作为弥补，选了几篇我以前发表的有关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研究文章附在后面，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既能吸取《韬奋与出版》的优点，保留其主要内容，又与它有较大的区别，同时也能显示出本书的新的特色，那就是： 为读者和研究者集中提供有关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对于在市场经济下忙碌而不大有时间读韬奋书的编辑记者和他们的领导者来说，也许倒会有些许帮助。附录还全文收录了王子野同志的序言和该书的目录，不仅意在为该书留一点历史痕迹，作为一种纪念，而且我认为，王子野同志序言中的基本观点现在一点都没有过时，仍值得新闻出版工作者认真听取。 如何将韬奋有关新闻出版方面的论述进行归类，也是一大难题。因为一方面，当时新闻与出版的分工并不像今天这样严格，韬奋自己更是集记者、编辑、主笔、主编于一身，可以说是横跨新闻出版两界，很难分得清楚。另一方面，韬奋有关新闻出版的言论很少是专门的论述，绝大部分都是他在不经意之间的流露，要归类也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只能按照新闻出版的实际情况，勉强作了划分，其中有些难免有所重复或交叉。对于韬奋的言论，除明显的错字外，均照原样摘录，个别有疑问的，以括号注出，供参考。在韬奋语录的摘录方面，笔者虽然力求完整和正确，但是，由于时代的隔膜和理解水平的限制，仍可能难免不当之处。这些都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笔者使用的有关韬奋的材料，除了《韬奋全集》之外，还旁及了一切可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包括韬奋纪念馆编的《韬奋手迹》和《邹韬奋研究》、邹嘉骊编着的《韬奋年谱》等着作，韬奋家属和生前友好回忆中提到的韬奋言论也酌量收录了一部分。因此，本书所收录的韬奋有关新闻出版言论，在目前来说，应该说是最为集中和完整的了。 为了读者查找的方便，本书在选摘韬奋的言论时，以邹嘉骊主编的“走近韬奋丛书”中的《韬奋新闻出版文选》为主，凡是此书中所载的文章，均注明所在的页码；此书中没有的，则分别注明所出。所有韬奋的言论，均注明写作或发表的时间（《患难余生记》没有确切的写作时间，我根据韬奋夫人沈粹缜同志等人的回忆，定为1944年4月）。为了节省篇幅，对出处尽量作了简称，如《韬奋全集》简称《全》，卷名则以#代替（如第1卷简为#1，余类推），《韬奋新闻出版文选》简称《选》，《韬奋年谱》简称《年谱》等，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等除在参考书目中注明外，其他地方均予以省略。这种做法如果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希望能得到鉴谅。 本书编辑出版，得到了韬奋纪念馆的全额资助，并得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和纪念馆同人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的感谢。对于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的所有已去世的老同志、老领导，谨表示深深的怀念！ 对于本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论爱岗敬业1
吾意以为吾侪任事之时，一方面知其为一家之分子，一方面尤当知其为社会之分子，一方面忠于其本身事业，一方面尤当热心协助社会上之公益事业。其目光当深远，其度量当宏大。如此则各人所以贡献于社会者虽因其能力之不同而不能一致，然此种人愈多，则社会所得福利之总量必愈大，是乃可断言者。地位高者，能力大者，固易偿其志，而展其怀抱；地位及能力之寻常者，苟有是志，亦可在其分内竭其绵力，尽其一分子责任，即目前处于不可能之境域，苟心目中有是鹄的，一旦有此地位与能力，亦不至流入贪官污吏或贪酷残忍的资本家。 （《全》#1， 219页，1921年6月） 讲到我个人将来到社会上去任事的方面，有两个宗旨可以预先奉告你老先生，第一，必选择性情所近和自己学识所宜的职务；第二，既就一事，必聚精会神做去，一扫社会上因循苟且敷衍的恶习。因为倘若所择的职务不是性之所近及自己学识所宜的，于职务固然没有益处，反而把自己的天赋和所学的知识糟蹋；倘若已择定了职务，心不专一，这正是我国各界——以政界为甚——人浮于事而事不举的大根源，也是社会腐败之大根源，所以我立意和他奋斗，并愿我的同志都和他奋斗。 （《全》#1，229页，1921年） 人人要有职业，职业不但是为谋生，并是尽量发展特长以服务社会。 （《全》#1，309页，1924年8月） 我们择业好像要择一条路走，要走那一条路，最好先研究明白那条路比较的适宜，如果没有目的，或有目的而不明路径，就很危险了。 （《全》#1，356页，1925年） 我们如说人有天才，听的人或者要客气；但是无论何人总有一种特长，就是不能比别人有特长，在本身几种长处里面，总有一种比较的特长，这是无疑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发现自己的特长，使自己对社会能因此作最大的贡献。所谓最大的贡献，不是指必在最高地位。如有一个人的特性，近于担任小学教育（员），他因此成一小学教育专家，为社会改进关于小学的问题，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不是要做到教育总长，才算有最大的贡献。一个人的职业如能适合他的特长，不但易有最大的贡献，也是终身享乐的事。 （《全》#1，357页，1925年） 在社会里做事也是如此，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有实在的本领，不患无立身之地。 （《全》#1，358页，1925年） 无论何种职业，各有他的优点，也各有他的短处。适于某业的人，就是要能利用他的优点，而同时又能自信可以抵抗他的短处，不因此畏难却步。 （《全》#1，369页，1925年5月） 普通的人总常常以为职业的唯一目的不过是混饭吃，所以有遗产可以坐吃的青年就不想到职业，必使人人明白自食其力与服务人群的责任，才能打破这种谬见。 （《全》#1，370页，1925年5月） 青年初入职业界服务，其所常遇之现象有二： 一为所任事务之较属平常；一为所受酬报之较属微薄。盖事务之性质愈重要，其范围愈广大，则其所需之学识经验亦愈高深；主其事者固不敢贸然以重要事务委诸少不更事之青年，即在初入职业界之青年，阅历既浅，亦实无以应此重任。至于酬报，则常与所任事务之性质与范围为比例： 在用人者固不肯以厚薪用无甚重要之人，在任事者亦难安于无功受禄之讥，故就事实言之，则服务于社会者，几于人人不能不经过此一时期也。 （《全》#1，420页，1925年12月） 吾人当知在社会服务，一方面固在处理事务，一方面即在从中学习，经验随闻见而增进，学识因应用而愈深，日积月累，乃能蔚成大器。 （《全》#1，420页，1925年12月） 盖在普通青年之心理，往往因此厌事务之平常，以为不足措意；嫌酬报之微薄，以为不值尽心，由此所发生之流弊，其上焉者对于职务只望奉行故事，每日其身虽在办公室，而心中实盼办公时间之速满，以得离此令人憎恶之办公室为大乐；其下焉者，苟且偾事，信用全失。要之其心目中对于所料理之事务，全视为属于他人之事情，一若与其自身毫无关系者；基本观念既误，则对于所事不免因循苟且，敷衍塞责，亦固其所，而夷考其症结所在，盖由于不明服务之主要用意。 （《全》#1，420~421页，1925年12月） 吾人必先明澈职业所含蓄之重要意义，然后始觉忠诚服务中自有无上快乐，有此觉悟，始知不可限其眼光于利己方面，但注其全副精神于职务之改进，于此处用其心力，在职务上必有其相当之优良成绩，决不至于徒劳无功也。 （《全》#1，421页，1925年12月） 吾人启迪学生对于职业之正确观念，亦以服务人群及为己谋生并重，切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古训，非仅谓足以解决面包问题而遂尽其能事也。 （《全》#1，545页，1926年10月） 我总觉得“为己”是有限的，“为人”是无限的。 （《全》#1，591页，1927年1月） 我以为一个人最大的愉快与幸福，莫过于寻出自己的特长，依着特长的倾向，加以发展，从事特长所宜的事业，津津有味的向前猛进……（《全》#2，58页，1928年3月） 无论做什么事，能实事求是的切实做去，使用你的机关觉得在事业方面少你不得，就是你要走，也要把你拉住，用不到“拍”！ （《全》#2，332页，1928年10月） 继续不断的努力和继续不断的研究，是事业成功之母，是可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的人对于他所做的事情才能有心得，才能使自己的学识经验一天比一天的进步，才能使他的事业发挥光大，与时俱进，不是那些因循敷衍，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人所能梦见。 我们常觉得社会上从事各种事业的人缺乏这种精神，所以遇着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特别的敬重，特别的高兴，希望各业里面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多起来，便是社会事业发展前途的福音。……这种继续努力继续研究的精神，当然不但是服务新闻事业的人所应有，在社会上从事任何职业的人，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都应该有的。 （《选》，3页，1929年1月） 一人总要有所精；要有所精，须有极浓厚的兴趣，把自身和所喜做的事融合为一。 （《全》#2，471页，1929年1月） 多多阅读有益的书报，融化他人的学术修养和经历思想，亦可受其伟大人格及渊博学问之感召，借以开拓心胸，砥砺品性，获得无数卓识，振作自己志气，在实际上也可以由此收到良师益友夹持的结果。 （《全》#2，593页，1929年5月） 办事当然不得不吃饭，但如仅仅为吃饭而来，对于本身事业不感兴趣的人也就永远弄不好……（《选》，286页，1929年12月） 讲到这个花匠（按： 指韬奋自己）的自身，一无所长，却自信把人生看得很穿，依他的直觉，以为我们这样由十四种元素凑成而终须归化于大地的躯体，只有在寄存于此世间的数年或数十年中，各就个性尽量为人群努力，使人多少得点益处，尚有一些意味，此外实一无可恋，何苦争名夺利攘权，扰个不休？试问一旦“归化”，究竟能带着什么去？他在这个花园里努力，只不过觉得这个小小花园尚能应社会上一部分的需要，他在这里面做个小小花匠，觉得在他个性还算比较的近些，觉得还有兴趣，所以愿以全副精神竭尽棉薄；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长途中，寻得一花一蕊，贡献给诸君；倘诸君觉得在有些趣味的材料中，随处得一点安慰，得一点愉快，得一点同情，得一点鼓励，便是他暗中在精神上所感到的无限的愉快。他并无意要把本刊做成什么“导师”，只希望把本刊做成读者诸君的许多好朋友里面的一个——一个诚恳同情欢悲与俱的好朋友。至他个人，只愿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但知尽其心力为本刊干去，干到没得干时——无论是“跷辫子”，或是被“开除”——便滚；不过在未滚之前，总是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尽其心力往前干去。 （《选》，286~287页，1929年12月）论爱岗敬业2
“痴干”两字极宝贵……我深信无论什么事业，非干到“痴”的程度，决干不好。 （《全》#3，69页，1930年4月）名誉心未尝不可成为督促上进心的一种要素，但是骛名如上海人所谓死出风头者，在个人往往落得有名无实自欺欺人的结果，而社会上的青年乃至一般人之歆羡其表面上的虚声者，亦易酿成虚浮浅薄的风气，不肯埋首做切实工夫，不耐埋首研真切学问，但以窃得虚名，铺张虚场面为得计，其害尤大。摇笔弄舌者对于社会的贡献之不切实，我在上文已说过，而犹有缺憾中之缺憾者，即办刊物最易钓名沽誉，最易为个人做死出风头之工具。我的愿望是要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故力避出风头主义，但愿《生活》读者知道有笔名韬奋其人者肯负全责为《生活》努力，肯不顾一切不避嫌怨保持《生活》的公正独立的精神，绝对不受任何私人任何团体的利用或唆使，直到韬奋死后，并不知道此所谓韬奋者究竟姓甚名谁，究为何许人，则我愿望已达，而罪戾可以减少，心神可以安泰。我近来常觉得各依个性所近，以出世的精神，遁世的心愿，不计成败不患得失不顾毁誉而埋首尽其心力死干所能干的入世事业，工作的本身即含有至乐，此外不必存心求得“酬报”，兹因梁先生之诚恳鼓励，敢略道所怀，也可以说是我个人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 （《选》，204~205页，1930年7月）以服务社会为职志者固不拘拘于物质酬报，惟生活费的需要固亦事实上的问题……（《选》，208页，1930年8月）陈布雷先生曾经和我谈起下面的几句话，使我永不能忘，他说个人对于社会应当多少有一些贡献，但是最大的贡献须是最适的贡献。他说他不愿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不愿勉强担任超过自己能力的职务；他觉得世间最浪费的事是勉强担任与自己性质不相宜的事情。我希望有意应征求的同志对此点要特别注意。社会的事情是要于合作之中分工的，分工的最要标准是各人应依各人的个性兴趣才能而分途努力，这样才能兴会淋漓，把自己和所做的工作融合为一。 （《选》，208~209页，1930年8月）我非资产阶级，我是工读苦学生出身，现在不工作即须饿死，但我除编辑外，还能做教书匠（我原是一个教书匠），在两方面都不过吃一口苦饭，所以可以随便。就主张言，我愿提倡力求实际工作而不必拘拘于名义与地位之争；就我个人言，去就且无所容心，名义更非所挂意，苟有贤达愿为本刊努力，“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选》，213页，1930年8月）有的能干而也许不愿干，有的愿干而也许不能干，要“能”与“愿”合得起来，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选》，209页，1930年8月）我以为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 （《选》，214页，1930年8月）知识增进不限于读书，而读书实为增进知识之一重要途径。 我国往昔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读书好像是士的专利，农工商就好像无须读书。现在的世界潮流是无论你往那条路走，都有读书的必要。 （《全》#3，593页，1930年12月）我个人更无患得患失之心；我目前日夜聚精会神处心积虑于生活周刊社的业务，不过吃一碗苦饭，不办本刊而干别的事，也不过吃一碗苦饭。我不想富，不想贵，本来是穷苦的无名小卒，死去时也只愿是个穷苦的无名小卒，有得为本刊干时，便尽我心力公正无私不避嫌怨的干，干到没得干或不许干时，我坦然欣然滚蛋就是了。 （《选》，298~299页，1931年2月）我常以为人人应该立志作最大的贡献，我所谓“最大的贡献”，不是说人人要做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各人能就各人自己特性所长作尽量努力的贡献，便是他的最大的贡献。 （《全》#5，276页，1931年2月）假定一个人对于他所办的事，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技能，他在职务方面能否胜任，至少还要看有无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 第一是肯切实的负责，第二是有细密的精神。 （《全》#4，733~734页，1931年4月）鄙人现负全责主持《生活》周刊业务，全副精神尽瘁于此，日夜栗六，犹虞陨越，实无精神时间再参加其他任何机关或团体之事务。诚以凡事不担任则已，既已担任，必须负责，不愿干无力顾问之事而徒拥虚名也。 （《全》#3，662页，1931年12月）我们聚精会神于一种事业，做一年有一年间的贡献，做十年有十年间的贡献，这种贡献便是功效。有了这样的信心，便有向前的勇气，绝对没有灰心的时候。 （《全》#5，477页，1932年8月）不过愿意不愿意干是一事，能不能干又是一事。倘若虽为我愿干而实我所不能干的事，结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没其所能而败事自败，徒然落得个损公害己而已矣。 （《全》#5，414页，1932年9月）其实做工要吃饭，原是当然的事情，用不着表示羞愧。不过“社会服务”，也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无疑的。 （《全》#6，695页，1936年6月）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 （《全》#7，132页，1936年10月）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和现实联系起来的读书——这是大家努力求进步的重要途径。 这个途径是大家应享的权利，也是大家为社会为自己应尽的义务。 （《全》#6，724页，1936年11月）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作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全》#7，164页，1937年1月）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全》#7，166页，1937年1月）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 （《全》#7，167~168页，1937年1月）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这里指的当然是有益人群的事，不是残害人群的事），做得尽量的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为着这个职务起见，不肯让你走开，或至少觉得你的走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同时我又深信有名无实的事情终于不能长久的。 （《全》#7，176页，1937年1月）我深信一个人的工作的效率，同他的特长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能善用他的特长和经验，比较地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抛弃了他自己的特长和经验而另外去干别的事情——与原有的特长和经验不相干的事情——那在个人是自暴自弃，在国家和社会也是一种损失。这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改业。有些人觉察到自己的能力更适宜于某种新的事业或职务，于是抛弃原有的事业或职务，这是对的。我们各人都该求得最大的贡献。所谓“最大的贡献”，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什么夸大狂的心理，不是说要和什么别人比大小，却是说自己对自己比。你自己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这样的贡献，比不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当然是要大些；你如能尽量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那在你便是最大的贡献了。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是依这样的意义说起来，无论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业外（倘若这可称为事业），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贡献。竭智尽力求得这种“最大的贡献”： 这是人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 （《全》#7，260页，1937年1月）我向来觉得脑子不大够用，总希望多吸收少发表，除在自己所干的刊物外，不敢在别处多噜苏。 （《选》，231页，1937年9月）凡事要做得好，必须是自己愿意做的事。 （《全》#8，176页，1937年11月）怎样献身于国家？……献身于国家是要各人尽各人的能力来贡献国家，而能力的大小与部门的殊异却是各人不能完全相同的。大概说起来，我们要努力使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需要配合起来，客观的需要有种种，但是各人的能力却有一定的限度与类别，我们只能选定其中为我们自己力所胜任的做去。当然，有时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力宜做某事，而在选择上却不一定就能得着某事的机会，那只有选定其次的去努力，同时常常留心更适宜的机会。……倘若自己觉得自己的能力是近于这类的工作，就应该努力做去；即使自己想改业，在未得到更适宜的工作以前，还是要负责任地干，等到找到了更适宜的工作再辞去。 （《全》#8，14~15页，1938年2月3日）徒有空泛的大志而不肯认真做切实的事情，或虽做而不肯用心，不肯细密，认为小事不足为，不屑为： 这是一般青年的毛病，而有待于时常纠正的。 ……简单说起来，在切实做事方面，不要忽略小处近处；在诚恳做人方面，却要常常看到大处远处，胸怀要扩大，眼光要深远，才不致终日钻在牛角尖里，把力量分散于鸡虫之争或个人意气的小事上去。 （《全》#8，566～567页，1938年5月）研究自己的特长所更为接近的专门学问，当然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有更大的贡献。 （《全》#9，17页，1939年1月）不论是站在任何岗位上的工作者，他决不能放弃进修的机会。时代是进步的。如果抛弃了进修而专事工作，工作的效能就会逐渐降低而至于落在时代的后面。论爱岗敬业3
（《年谱》下卷，961页，1939年2月）我们要以学习的态度来参加细胞组织。人非生而知之者，最重要的是要虚心学习，参加讨论，参加决议，参加想办法，参加批判，参加检讨工作……这种种的参加都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经验，增加我们的干事的才能，增加我们的思考与判断，增加我们对事对人的认识……这种种的增加，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最可宝贵的学问！ （《店讯》#43，466页，1939年4月8日）人生的过程，本来就是一部奋斗史。随时随地必须准备应付外来的阻挠和打击，我们不能等待有优越的环境让工作顺利地开展。 （《年谱》下卷，979页，1939年4月）凡是有志的青年，谁都不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不平凡的事业，必须从平凡的工作入手。累积许多“平凡”的成就，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年谱》下卷，998页，1939年5月）工作本身如有意义，虽目前稍感痛苦，还是应当耐心地留下来，尽力争取有利的工作条件，反之，如实在毫无意义，便应毫不顾惜地转换环境。 （《年谱》下卷，1050页，1939年9月）如果是为了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最好转换工作的环境，但是没有转换之前，仍要克尽厥职，从工作中寻出兴趣来，否则，懒洋洋地从事工作，不仅影响工作的效率，而且妨碍了你自己……有的人认为，工作不过是为了吃饭，不必多卖气力；有的人看到人家敷衍，便认为自己也犯不着过于勤劳，因此，就得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结论，而使得工作永远停留在某一阶段上，甚至向倒退的路上走，这种观念，实在是要不得的。……必须对于工作的意义有正确的了解： 要认清工作决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要使社会进步，人类享受幸福就非每一个人加紧努力不可。 （《年谱》下卷，1054页，1939年9月）一个愿意献身工作的青年，最要考虑的是参加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全力以赴。假使考虑的结果是值得的话，便当毅然以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面，周遭的环境如何，可以不必顾及。 （《年谱》下卷，1058页，1939年10月）我们要在事业上能有更大的贡献，也都离不开职业修养。 （《全》#9，612页，1939年11月）本店是事业的机关，不是单纯的学校，当然是应该“工作第一”。……我们这一群文化工作者的集合，不是靠任何封建的关系，也不是大家聚拢来做“饭桶”，我们是为着文化事业而集合的，我们当然是要重视工作，我们如果对工作不负责，如果对工作马马虎虎，拆拆烂污，我们这一群的集合便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工作第一”不但不反对学习，而且要提倡学习，尤其是我们都是青年工作者，青年工作者要常在进步的途程上向前迈进，因为我们要使青年工作者能由学识经验的增加而渐渐加重他们的责任，非常在学习中求进步不可。学习是进步的源泉，进步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这两方面是应该相成相辅而不应该相妨相碍的。与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学识技能，对于工作效率的增进，固然有着密切关系，即业余对于其他方面学识经验的培养，对于工作效率的增进，也是有着间接的关系。 （《全》#9，701~702页，1940年3月）事业的发展是靠全体同事的共同努力，职业修养的增强是发展事业的发动力……（《全》#9，611页，1940年4月）努力向正确的理论学习，可以使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认识工作的意义，预见光明的前途；可以使自己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致为暂时的挫折而消极颓丧。所以，正确的学习，对于一个青年实在是太需要了。 （《全》#9，412页，1940年5月）找职业，最好是能够适合自己的能力与兴趣，以及前途的发展种种有利的条件。但这种机会是不能强求的。如果能够求得这样适当的机会固然很好，否则，就得作退一步的打算。退一步的打算，那就是说，把工作的意义提到第一位，而把自己的兴趣等等放在次要的位置。只要工作本身，对于抗战建国确能直接或间接有所贡献，即使兴趣方面稍微差一点，也不妨勉力担任下去，从实际的工作中，逐渐培养自己的兴趣。这是择业者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全民抗战》第122号，《研究》#3，368页，1940年5月11日）既不可能升学，有即就业的必要，一时又得不到适合自己志愿的机会，那也只有暂就，同时留意其他更适宜的机会。不过在改业以前，在职一日，即应忠诚负责一日，也还是可用学习的态度来努力工作的。这不但是服务道德上应该如此，而且对于自己也是有益处的。 （《全》#9，459页，1940年7月）学习的机会多得很，只须自己有决心利用。 （《全》#9，514页，1940年7月）随时当然可以注意有无更适宜的职业机会，一面努力充实自己，遇有更适宜的机会，尽可改业，但在未改业前，对现职仍应尽其在我，努力做去。 （《全》#9，535页，1940年9月）一定要坐在学校里读书才算是读书，这是应该纠正的不正确的看法！而且所谓学习，读书这件事只占其中的一个部分——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工作中的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全》#9，570页，1940年10月）我们知道社会的事业也有全恃实际的学问而不恃文凭的，那末能如愿入校求学固佳，否则自我教育坚持不懈，也不是就没有光明的前途。自己的光明前途是操在自己的手里的。 （《全》#10，29页，1941年1月）论服务对象
2. 论服务对象 什么是民众？这虽没有一定的界说，我以为搜括民膏摧残国势的军阀与贪官污吏不在内；兴波作浪，朝秦暮楚，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无耻政客不在内；虐待职工，不顾人道主义的惨酷资本家不在内；徒赖遗产，除衣食住及无谓消遣以外，对于人群丝毫无益的蠹虫也不在内。除此之外，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都在内；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 说到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我们以为“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都是根本要策。 （《选》，270页，1927年3月）本报（按： 指《生活日报》）旨在力求普及于一般平民，更不得不极力设法减轻读者负担，故应以日出一张为原则，以期成本大大减轻，售价特别低廉。其实编法新颖精审，有一大张，重要消息并不致有所遗漏。 （《选》，80页，1932年3月）其实以中国人口之多，在出版事业的种种障碍排除之后，服务于出版界的人们将要忙得转不过气来！区区十几万份的出版物算得什么！ （《选》，142～143页，1933年4月）文字是推广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文字大众化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文字的艰难，是大众文化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去年冬，教育部积极推行简体字，在这方面不可说不是一个好现象。诚然，简体字还只是改良的办法，大众所需要的还有更彻底简便的文字，但是无论如何，能使字体比较简省一些，比保守着艰难字体总胜一筹。 ……中国文字要适应大众文化的需要，非有一番改革不可。 （《全》#6，333页，1936年2月）我以为我们办任何文化事业，都要特别注意广大的群众，都要极力使我们的工作能深入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文化界有个很大的危险，那便是“关门主义”，守着千篇一律的宗派的方式，隔膜的理论，不顾到中国大众的现实需要和容受的力量，因此把它的影响范围越缩越小，简直和大众不相涉。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 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 （《全》#6，653页，1936年6月）柳湜先生的文章有个最大的优点，那便是文章的内容充满着实际的“生活经验”，他的这本《街头讲话》就具有这样的优点。解释社会科学的人往往犯着一个很大的毛病，满篇文章里堆满新名词，而内容都很贫乏，尤其是和现实离得十万八千里，使读者感觉到研究社会科学仅是硬着头皮多记些和现实不相干的名词原则，是所谓学者的专利品，不是一般人的事情，甚至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神秘的东西。柳先生这本书可以打破这个误会，是研究社会科学入门的一本好书。 （《全》#6，376页，1936年6月）我深信这个新文化必然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广大。 （《全》#6，652页，1936年6月）所谓大众文化，必须领会“大众”这个名词的重要，必须时刻注意到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接受性，同时不要徒然高唱大众文化的空洞名词，必须设计种种具体的方法促进大众文化。民众歌咏会便是很能促进大众文化的具体方法的一种。 （《全》#6，655~656页，1936年6月）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 （《全》#7，210页，1937年1月）中山先生所谓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舆论界实亦负有此种责任。 （《全》#8，179页，1937年11月）我们一方面需要各部门的学识技能都有人在努力，作深刻的研究，一方面也需要大众化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食粮。这两方面须兼程并进，相辅相成而不相碍的。……因为我们要培养专家，同时也需要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 （《全》#8，617页，1938年6月）在抗战期间，前方的战士与后方的大众，尤其是内地农村中的大众，都深刻地感到精神食粮的饥荒，所以我们对于精神食粮更需要加以积极的爱护，减除它在生产上及流通方面的困难，不但减除困难而已，更要进一步给与种种的便利。 （《选》，237~238页，1938年8月）我们大家所共同努力的这个文化机关，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这是同人们所知道的，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出版方面，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就是落伍群众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也要尽心力使他们得到相当的满足，我们深信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与普及，这对于整个国力的提高是有着很大的效力。所以促进大众文化，是我们的第一个口号。 （《全》#9，696~697页，1939年1月）务使每一知识分子深知此事（按： 指扫盲工作）重要，除原有之本身职务外，必须对此事有所贡献，始觉对得起国家。 （《全》#9，56页，1939年3月）讲精神生活，当特别注重于文盲的迅速肃清，一般国民教育的迅速普及，通俗化的书报刊物大量编行。国家民族的基本力量，无疑地是建立于最大多（数）人民之上。我们不但要努力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而且要做到“有知识者出知识”。提高最大多数人民的物质力量与知识力量，也就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物质与智慧。 （《全》#9，64~65页，1939年3月）我们服务的广大对象应包括整个民族的各阶层。 就另一意义说，我们应顾到最大多数的落后群众。我们是信仰群众的伟大力量的，因此我们深信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的基础是建在最大多数的群众。这最大多数的群众，就目前文化水准方面说，是比较落后，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我们要希望群众伟大的力量能得到充分的发扬光大，是要使最大多数落后群众的文化水准尽量提高。 （《全》#9，674页，1939年5月）我们事业的第一个目标是促进大众文化，这里面应该包括供给多数落后群众在精神食粮上的需要，倘若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努力得不够，在出书方面自觉地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加强，这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与目标配合的工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地必须注意加紧多数落后群文化水准的提高与普及。这是中国革命加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多尽一些力量，就是对中国革命多尽一些力量。尤其是像生活书店向来的发展是建筑在一般的读者（不仅是少数的前进读者）的广大范围的同情与信用之上的文化机关，对于这个任务尤有努力的基础，也就是中华民族对于我们的书店有提出这个要求的权利。这样看来，即就最大的原则说，扩大服务范围的作风，在本质上即是原则上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技术上的应付问题。当然，我们同时不能忘却对于少数前进分子的服务，可是因为少数与多数的数量上的差异与需要上的广狭的差异，我们在供给的比例上却应该有通盘筹划的打算。 ……我们不是因为环境困难，才顾到多数人的文化需要，而不以少数人的文化需要为唯一的对象，就是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鉴于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文化需要，我们也还是应该对这方面特加注意的： 所以这并不是消极的应付，而是积极的开展。 （《全》#9，131页，1939年6月） 诚然，我们是前进的书店，但是在上海和我们同时或先后成立的前进的书店不止一家，何以我们的书店会比较有更广大的发展？这固然有赖于全体同仁的努力，但也在乎我们从开始及过程中就有着广大的社会信任与同情，这是我们的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个性。所以我说，我们在作风上不仅顾到少数的前进分子，同时要更充分地顾到落后的群众要求，要更充分地顾到各阶层的文化需要。这不但不致消灭本店的个性，而且是更能发挥光大本店的个性。 （《全》#9，691~692页，1939年6月）学校周报的内容必须适合大多数同学的实际需要，反映大多数同学的意见和要求。例如关于大多数同学所要知道的消息，无论是个人的或团体的，只须大多数同学所感觉有兴趣而在他处所看不到的，或虽看到而不知其详的，都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又例如有关于大多数同学在求知上可供参考的材料。又例如替大多数同学解释或解决他们所需要解释或解决的各种困难的问题。又例如登载反映大多数同学意见的言论。总之要注意搜集大多数同学所最关心的消息和最需要的材料。 （《选》，68页，1941年7月）通俗化的重要，我们也时常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希望关于各部门的重要知识，不但要选择精华，配合时代性，而且要能写得深入浅出，人人看得懂。我们的目的虽如此，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时常注意和继续努力。 （《选》，249页，1941年9月）论舆论导向1
什么是批评？简单说起来，批评就是鉴别一件事情（一物或一人）的优点或劣点。抉出优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优点能够永久保存，并且使得别人知所观感。抉出劣点的本旨，是要使得这个劣点不至无改良的觉悟和机会，并且使得别人不至蹈其覆辙。……要知道批评的本旨无论在积极的方面或在消极方面，都是心存好意，欲求存善去恶，不可藉为攻讦之工具，以泄私人的仇恨。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够得上说批评的真精神。 ……失了批评的真精神，便失了批评的真价值。 （《全》#1，201~202页，1920年12月）韬奋在本刊上所发表的言论，署名韬奋者，由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文字，除“读者信箱”向来声明由投函者负责外，亦由韬奋负连带责任。这种原则本是很普通的，很寻常的，原无声明之必要。但近来有人无端把自己索隐为文字中的人物——尤其是韬奋所发表的文字中居多——直接和创办本刊的同志噜苏，使他们怪麻烦；韬奋又生性戆直，不肯迁就，更使他们怪麻烦。老实说，不佞既负责办本刊，对于言论，当由自己完全负责，每次所发表的言论，并不经过任何人的审查或鉴定。创办本刊的同志有随时叫我滚蛋的可能，但却绝对没有叫我在言论上屈伏的可能。如不佞在言论中有过失，请直接向本人交涉，如有更正之充分理由及必要者，当依言论界的惯例照为更正，否则便请恕其不必多此一举。倘有违法之处，尽请依法起诉，如有应受的法律制裁，愿泰然承当，决不躲避。 （《选》，14页，1929年12月）发了财的舆论机关，号称民众口舌，只要极简单的做几句模棱两可不着边际不痛不痒的社论或时评，所沾沾自喜者，每年老板可有二十万三十万的赢余下腰包，以不冒风险为主旨，拆穿西洋镜，亦不过明哲保身而已矣！ （《全》#3，51页，1930年3月）我常觉得有许多人立于可为的地位，对于国家社会可有较大贡献的地位，却辜负了那个地位，未免可惜，对于《新闻报》的“新评”与和《新闻报》“新评”相类的《申报时评》 （稍为比“寥寥数语”长些好些）也常有这同样的感觉。这不仅是记者一人的私言，就平日见闻所及，似乎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所以我敢说这篇出于善意的批评可以算是“舆论的舆论”，想主持舆论的大主笔先生见了不至吹着胡子勃然大怒吧？ （《选》，16~17页，1930年5月）其实要利用自己或他人信誉而干不正当事情的人都未免太蠢。信誉的根源是平日令人敬重的行为所构成，行为一旦破产，信誉的根源立绝，信誉也随之破产，平素敬重的人可一变而为鄙视，那得利用？故利用人者其心诚不可问，任人利用者尤愚不可及。 （《全》#3，239页，1930年11月）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可分为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批评者，一方面是受批评者。请先言第一方面，即批评者。记者以为就批评者方面言，有两点最为重要，一为动机要纯洁，二为是非要清楚。昔贤有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人，也无绝对完全无疵的事，如果存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来寻衅，吃饱饭专门骂人还来不及！所以批评者宜视所欲批评的问题与社会大众福利有何关系，其目标非对受批评的个人或一二事实的本身存何挑衅的意味，乃全因此人或此事有关社会大众福利而不能已于言。由此作出发点，则意在为社会造福，或为社会除害，其最终目的在此福之得以造成，或此害之得以除去。必有如此之纯洁的动机，方无愧于所谓“民众喉舌”，否则徒成其为私人的喉舌，或私党的喉舌而已，其成败纯属私人私党问题，与“民众”何与？故动机要纯洁，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一要点。 批评与谩骂不同，谩骂者可不顾是非，批评者则须顾到是非之分明；好像一架天平秤，一斤还你一斤，八两仍是八两；好像明镜一面，西施现出你是西施，嫫母现出你是嫫母。谩骂徒养成刻薄浮躁之风，而真正合理的批评则可使人养成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与辨明是非的能力。故是非要清楚，实为批评者宜注意的第二要点。 其次请就受批评者方面言，记者以为批评者是否出于诚意，只须一读完其文字内容，无论其措辞为和平为激烈，无有不跃然纸上而无可逃避者。受其批评者如觉其动机出于诚意，而所言复能搔着痒处者，则自当虚怀容纳，愈益奋励；即觉其动机不纯，苟其所言不无可取或不无可以节取之处，仍不必以人废言，但求其有裨于我之趋善改过，则亦有益而无损。倘发觉批评者全属无理取闹，则值得解释者不妨酌加说明以释群疑，不值得解释者尽可置之，听社会之公评。我国俗语谓“公道自在人心”，西谚亦谓“真理虽被压倒至地而终能升起”，无理取闹者决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自问无所愧怍者尽可处之坦然，不足计较。 此虽就个人地位言之，若处于为党国服务之职位者，则对于民间批评，在原理上亦有相通者在，而态度方面尤当注意者，则为在野之言论为民意之反映，虽无斧钺之权，实为众志所归，在当道者往往以有权在手，便可任意摧残，以为何求不得，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宜利导而不宜强压。当局者宜细察批评者所言内容之为正确与否。苟认为正确，则当局应在事实上予以改正的表示；苟认为错误，则当局应以文字予以解释，或辩驳，在党治之下，党报与党的宣传机关，即负有这样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莫愚于用武力压迫，或以盛气相凌，消极方面徒使全国暮气沉沉，民意无从表现，政轨何所遵循，积极方面反为真正反动者制造民间悒郁愤怨之心理，以为混乱之导火线，则又何苦？ （《选》，18~19页，1931年2月）记者自己也常觉空言无补时艰，常以自己没有实际的贡献为大憾。固然，言论界有言论界的相当功能，言论刊物上所建议的方策有种种方面，乃供有实力或相当地位者的采行或参考，倘建议什么就须自己做什么，那各国报馆都须“一身而百工为之备”，失其所谓报馆的天职和本位了。不过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反映于舆论的民众意见，常为当局所虚心容纳，措诸实行，所以有人论现代政治，谓君权政治蜕化演进为议会政治，议会政治复蜕化演进为舆论政治，其意即政治设施须视舆论为转移，视言论为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这是在政治上了轨道的现象之下的情形。在政治未上轨道的国家里，言论虽亦有其相当的功能，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于是乎使人觉得“实际”的功能比“言论”的功能大得多，使人觉得仅有言论之为不满。 （《选》，20页，1932年10月）窃以公正言论非有相当之法律保障难以自存。 （《选》，106页，1932年10月）记者深感言论的效力有其限度，其自身亦不能有超限度的生存，例如公开的代表民意的言论，在一方面必须有相当法律的保障，在一方面必须有具有制裁实力的民众的拥护，两者倘均缺乏，尽可朝出版而夕封闭。 （《选》，110页，1932年11月）记者觉得，与其说英国舆论之能得到自由是由于“政府或执政者之大量”，毋宁说是英国政府对舆论机关尚比较的知道守法，而民众制裁力之可畏，使政府不敢违法妄为，当然是尤其基本的要素。记者学识浅陋，绝不敢自比拉斯基教授，但在中国法律敌不过枪尖，民众又苦无实力，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麻木不仁的言论或胁肩谄笑的文章，都难以自存，报的效用等于零，多一报少一报和民族前途民生福利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选》，111页，1932年11月）在这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空调尽管唱得响彻云霄的年头儿，看书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语谓“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书中”大可引出“铁窗风味”来！什么时候没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举动，便是什么时候望见了社会的曙光。 （《全》#5，498页，1933年1月）一般所谓统治者的心理，他们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伏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多么舒服。其实新闻纸上的议论，不过是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它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当前大众的意志和要求。社会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心理？大众何以有如此这般的意志和要求？这后面的原因如不寻觅出来，作根本的解决，尽管把全国的言论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应声虫，“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到来！ 固然，各种事业有光明的方面，往往难免也有黑暗的方面……不过报纸的权威并非出于主笔自身的魔术，乃全在能代表大众的意志和要求，脱离大众立场而图私利的报纸，即等于自杀报纸所以能得到权威的唯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选》，21～22页，1933年2月）思想而发生犯罪问题（倘若是为大众谋利益的思想），即为黑暗时代的特征；用暴力压迫思想的统治者，实为自掘坟墓的至愚极蠢的行为。 （《全》#5，251页，1933年4月）其实统治者的最笨拙的行为，莫过于想“收买”言论机关，他们不知道别的东西可“买”得来，言论机关是绝对无法“买”得来的，因为言论机关的命根在信用，“收买”就等于宣布它的信用的“死刑”，就等于替它鸣丧钟！ （《选》，161页，1933年12月）当此外患内忧交迫，国事乌烟瘴气的时代，我们的感触只有愤慨；虽有积极的思考和建议，无由实现，等于白说，所余剩的仍只有愤慨，即得这样愤慨下去，于实际上已无裨益；况在如今言论绝无自由可言的时代，即欲公开表示愤慨而不可得。我们徒有空论无用，徒作愤慨无用，乃至即空论与愤慨亦无继续之可能，所以我们此后果欲对民族前途有所努力，必须从实际方面干去。 （《选》，326页，1933年12月）我觉得英国和法国的“民主政治”，倘若比专制国家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可以说人民的确已得到“纸上自由”了。这所谓“纸上自由”也可以说是“嘴巴上的自由”。 （《全》#5，760页，1934年1月）谈到新闻业，我们很自然地要连想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少数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这少数人威迫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多数人为中坚的政权统辖之下。这两方面不同之点便是一方面是少数，一方面是多数。论舆论导向2
（《全》#6，176页，1935年3月）关于言论自由，就各国的现实情形说，大概不外三种现象： 一种是在法西斯的国家，其作用是替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制度挣扎，实际只替少数特权的阶层说话，在大多数人方面看来固然是绝对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即替少数特权阶层作传声筒的人们也说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一种是在号称民治主义的国家，尤着的是英法两国，这些是多党政治，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当然也在少数特权阶层中人的掌握，但在某范围内还许一小部分替大多数人发表的言论有出版的可能，在表面上，似乎稍为宽容，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还有一种便是政权已在勤劳大众自己的手中，言论自由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而因为尚未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仍有少数人不能享得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它的相当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 （《全》#6，178~179页，1935年3月）所谓言论自由，就新闻业的观点看来，最简单的是真实的消息要让民众看得到，正确的评论要让民众听得到。照现在的实际情形，民众很关心外交消息，而在报纸上就老实找不到这种消息；民众很关心到底当局对于时局有何办法，而在报纸上也得不到要领。诚然要民众“共赴国难”吗？那至少要让民众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民众却好像蒙在鼓里，透不过气！结果中国人对于本国报纸的信用简直完全丧失，反而要设法从别方面探听消息，你一句我一句地乱猜一阵；在中国的外国报纸是享有特权的，说来可怜，中国人要寻点真消息，反而要看在中国的外国报上的消息或评论，因此中国报的销路往下跌，而在中国的外国报的销路却突然大增。闭塞中国人民的耳朵眼睛的负责人，徒然间接地替外国报增加权威。当局希望人民“以常识判断谣言，以镇静观察时局”，其实只有“开放”真确的消息，才能使人民知道什么是“谣言”；只有知道真确的策略的人，才有“镇静”的可能。 严格说起来，与事实符合的真消息，和确能反映大众公意的言论，是无法终于压迫下去的。例如德国，对于压迫言论和钳制新闻方面也煞费工夫，但是民众究竟不是可以欺骗到底的，德国的报纸“现在存在的销数，大都跌落过去的一半或不到一半，因为德国的数百万读者，已经不愿阅读那种除掉登载些屡次重复的奴才化的字句别无他物的报纸。现在德国的人民自己都不信任在德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见奥国Neues Wiener Tagblott《德国新闻业的衰落》一文）。记者不久以前在德国亲听德友说起，要找真消息，只有看外国报。可见任何国的民众对于真确的消息和正确的言论是无孔不入地寻觅着，要把无法压迫下去的东西硬要压迫，这是劳而无功的。 （《选》，221~222页，1935年11月）我们的第三个原则，是恢复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受着压迫，大众成了一大群瞎子聋子，国事虽危迫万分，他们在报纸上所知道的是平静无事，或谣传纷纭，不知所从，大众的力量又从何起来？ （《全》#6，505页，1935年12月）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更不忍抹煞最近各地轰轰烈烈爱国运动的事实披露。我们认为言论自由，纪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在整个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阶段上，报纸应该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压迫的唯一武器，要这个武器发生运用的功效，只有先争取言论自由！因此，我们坚决地主张： 一、 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 二、 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我们固然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但对徒利敌人的消息，如关于外交国防军事之类，当然不愿轻率披露。……（《选》，41~42页，1936年1月）美国号称“德谟克拉西”的国家，但是资产阶层为着本身的利益，仍然不肯放松愚民的政策，在许多比较小的城市里，根本就只有当地的资产阶层所包办的或指挥的本地日报给当地的民众看，外面的报纸不许进来，等于我国军阀割据地盘的局面！我到过不少美国的小城市，乃至小村落，无法看到较大的日报，如《纽约时报》或《芝加哥论坛报》，只有各本地的简陋不堪的日报可看；看不看随你，要看就只有这样简陋的报可看！当然，在这种包办的日报里，你能看到的只是歪曲的事实和偏见的言论。 （《选》，185~186页，1936年6月）这里所谓言论自由，就一般的意义说，只是指民众对于政府当局要求的。这种要求在民众救国运动方面是有绝对的必要，那是不消说的。 但是关于言论，还有一方面也是我们所不可忽略的，那就是在民众里面，彼此也要互相尊重彼此的言论自由权。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